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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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1904年），在当年的战场上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国土上大打出手，而主人却很是无奈又颇为无耻的挂起免战牌，宣布在这一场令国人蒙受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无论谁是这个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愧。

不过，这场战争的结果却意外地为突破当时新政的瓶颈提供了契机，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国人亲眼目睹这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令人惊诧的结果，不免让国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被中国人看不起的东洋小鬼子，究竟是从哪里获得的力量呢？假如说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是“以国运相搏”，还有点运气成分的话，这次日本击败强大的沙俄，算是让国人彻底无语，并且心服口服了。

长期积压的危亡意识和变革要求，终于在这场令人蒙羞的战争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不出意料的是，日本的这种胜利，很快被当时的人归结为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战争刚一结束，当时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便立刻发文称：“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大力宣传立宪胜于专制，“20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

据当时的《东方杂志》称，当时人人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这种万民交议的气氛也影响了朝中的大员们，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的驻外大使们也纷纷奏请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这些上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后难免也有些动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发了一道谕旨：“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着外务部、户部议奏”。

清廷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及欧美等国家进行政治考察的表态，立刻成为当时的重磅新闻，让国人兴奋莫名。就在第二天，当时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道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全文。不仅如此，各报刊还纷纷组织人手针对“考察政治”一事做连续的专题报道和评论。对于这次大臣的出洋，舆论和民众更是翘首以盼，寄予厚望。

对于出国考察的官员名单，清廷也颇费了一番脑筋。最终确定下来的五位官员，分别为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人的身份和官职不一，有皇室成员，有地方大员；有负责财政的，有负责军事的。当时舆论评价说，载泽乃“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在京竭力运动”；端方则“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