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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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炸弹袭击事件，第二次大臣出洋考察决定分批出发，低调出行。

1905年12月7日，迎着凛冽的寒风，端方和戴鸿慈带领首批考察团（以下简称戴端团）进入正阳门火车站。鉴于上次的教训，“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为了保护考察团人员的安全，当时车站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巡警们也在车站外来回巡逻，闲杂人等不得进入车站内。

这一天，戴端团的成员大都一大早就起身，他们在各自家中的祖宗牌位前祭拜后便陆续出发，来到正阳门车站会合。中午时分，考察团的成员都已到齐，当时也不像第一次有大量的人前来送行，整个登车过程都在静悄悄的气氛中进行。不过，令他们放心的是，从北京到天津，沿途早由袁世凯派兵精心保护，周密布置，倒也没出什么乱子。

戴端团乘火车到了天津后，随后又转到秦皇岛，由从德国购买回来的“海圻”号军舰护送前往上海。不过数日，“海圻”号便到了上海的吴淞口，考察团在上海稍做休息，人员也有所增加，最后计有正式团员33人，各省选派考察人员4人，赴美留学生11人（一说8人），听差2人，杂役4人（因为辫子的缘故，考察团还特意带了一名剃头匠，也算是天朝的特色）。

12月19日下午2时，在众多国民的殷殷期望中，戴端团的几十名考察人员登上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S.S.Siberia）。随着邮轮汽笛的拉响，“西伯利亚”号收锚启航，缓缓驶离上海，向日本驶去。几经周折的出洋考察团终于算是正式离开国门，出发了。

在戴端团离开北京的十日之后（12月11日），由载泽、李盛铎和尚其亨率领的第二路考察团（后称载泽团）也从北京低调出发，同样前往上海搭乘外国邮轮出洋。在上海，载泽团也会合了各省选派随团出洋考察者6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1906年1月14日，一行人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他们的首站也是日本。

遥想当年，日本也曾在1861年派出了福泽谕吉等人前往欧洲考察，他们当时搭乘的是英国的军舰，途径香港、新加坡，绕过好望角前往欧洲，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访问。福泽谕吉等人回国后，对日本的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了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他们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外交使团前往欧美各国，尽管西方列强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但日本使团却利用这次机会，由外交团变成考察团，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乃至产业技术等，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考察。考察团回国后，在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的重大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沙鸥点点，白浪滔天。此时的戴端团成员在“西伯利亚”号凭栏远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在二十多年前，北洋舰队的很多将领也曾经前往英伦等国负笈求学，可如今都已成了哀伤往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甲午战争中便已为国捐躯。令人心情复杂的是，这次考察团的第一站，正是甲午战争的胜利者和向西方学习的成功榜样：日本。看来，洋务运动单纯的学习西方技艺，是不能挽救中国的。抚今追昔，考察团成员的心里，何尝不是感慨万千！？

考察团没有想到的是，国外舆论对清廷派出考察团一事的反应十分热烈。早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外国的一些报纸便登载了大清帝国将要派出考察团的消息，英国的《泰晤士报》还在1905年的9月3日和4日，连续发表评论《论中国之前途》，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选派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很高的评价。

五大臣正式起航后，1906年2月12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文章。作者布兰德满怀热情地评论道：“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2月25日，德国着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的文章。在文章里，福郎克写道：“来自纽约的消息：一个中国访问团为了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已于2月15日离开纽约向汉堡驶来。”为此，他还兴致勃勃的全文翻译了光绪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并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在文章中，福郎克不无乐观的说，大清考察团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这将有极大的可能把西方的宪法和制度移植到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