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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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各种困难，但考察大臣们还是大有收获的。他们回国后向清廷复命的时候，提交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在报告中，考察大臣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并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

这个报告写得观点鲜明，气势宏伟，后来有人怀疑这不是出于五大臣的手笔，而是托人所作。据说，当时考察大臣将奏折的任务交给随员熊希龄，熊希龄则找到日本的杨度来帮忙，而杨度后来又找梁启超代写一部分。这事只是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不管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但终究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把立宪的要求正式提出来了。

考察团在考察期间，多方搜集采购外国的相关书籍，“多多益善，购盈巾车”。采购回国的书籍，光书目就有好几册，购书一项的费用是两万多两银子，在后来结算的考察费用占了一个不小的比例。回国后，戴鸿慈、端方等人委派随员熊希龄在专门机构“考察政治馆”里主持编译图书的任务，这就是后来的《欧美政治要义》（4册18章）、《列国政要》（32册132卷）、《续列国政要》（32册94卷）。这些书籍将欧美各国的政体和相关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法律、经济、教育等情况，分别作了详细的介绍和比较，“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一部戴鸿慈和端方署名编着的《列国政要》，端方的后人也曾将他的文书档案献给故宫博物院，有几册是戴端团从国外带回书籍、报告、图表的目录，其中就包括了“学堂教育书目”、“实业书目表”、“美国政治书目表”、“政治书目表”、“教育书目录”等。

另外，考察大臣在考察期间，还做了大量的日记和笔记，并将一路所见所闻都记载了下来，现在读来也颇为有趣。比如戴鸿慈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出使九国日记》（1906年出版），载泽也有一部《考察政治日记》于1908年夏面世。

细读这些大臣的考察日记，很难想象是当年熟读圣贤书、经历封建科举考试而走出来的官员们所写的。在当时传统文化气氛如此浓厚的环境下，这些人在考察后的见识，即使放在现在，也未必落后。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早已束之高阁、满是灰尘的书籍，在经过前一百年的战争和动乱的喧嚣后，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仍旧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考察团这次出国考察，首要目标是宪政，每到一国，必然要去议院参观并考察其议会制度。由此，考察团对对各国宪政记载最详，也引发了颇多值得借鉴的思考。比如当戴鸿慈等人看到美国的议员们在国会中为议案而争得面红耳赤，“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这种公私分明（公事和私人友谊）的议事方式，让考察团的成员们十分惊奇，也大为叹服。

考察团在英国时发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这里说的政府党，其实就是执政党；而非政府党，指的是在野党（反对党），这种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看似吵闹，其实更加稳定。

在意大利考察时，考察团甚至发现议会有权决定国王所任命大臣的去留，“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这种议会和君主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下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