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2）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他本来也是被选派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后来因为正阳门火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徐世昌被袁世凯举荐为巡警部尚书，因而没有参加后来出发的宪政考察。徐世昌很早就和袁世凯结为拜把兄弟，早年得到袁世凯的资助参加科考，后来中举并选了进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便邀他加盟，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由此，徐世昌在官场上一帆风顺，他当时不仅是巡警部尚书，还同为军机大臣之列。

当时奕劻和袁世凯、徐世昌是主张立宪的一派，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学部大臣张百熙。张百熙是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和吏部尚书，是老资格的大臣了。张老年纪虽大，但思想却“咸与维新”，当时也是主张立宪。

和奕劻、袁世凯等人站在对立面的则有孙家鼐、荣庆和铁良三人。孙家鼐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他是文渊阁大学士，曾经与翁同龢一起做过光绪的师傅，当时也已近八十高龄。当然，孙家鼐的思想也和年纪一样老化而守旧，他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表明了他对维新的异议，更别说搞什么立宪了。

大学士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他出生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家庭，虽然他后来科举入仕，但早年仕途坎坷，因此其为人一向持躬谨慎，稳健随和。荣庆一直到1899年当上了山东学政，结识了袁世凯后仕途才开始出现了转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荣庆协助庆亲王奕劻办理抚局事宜，从而受到奕劻的青睐。按理说他本应该站在奕劻和袁世凯的一边，但偏荣庆做人太讲原则性，他和奕劻和袁世凯等人并非是同道中人。荣庆一向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廉洁，他做了高官后，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但他始终不为所动，被拒之人偷偷的讥讽他为“纯臣”。看得出，这样的传统楷模对立宪肯定是没有好感的。

至于铁良就不一样了，他出身满洲亲贵，对于任何削弱王权的建议都是持反对意见。铁良为人刚愎，又喜好军事，是满人中少有的“知兵”人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袁世凯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对于这点，想必两个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事实上，清廷也有意无意的用他来牵制权势日重的袁世凯，譬如袁世凯觊觎已久的兵部尚书一职，清廷就有意授予了铁良而非练兵出色的袁世凯。兵部后来改为陆军部，连袁世凯掌握的练兵处也被并入，但依旧是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就这点而言，袁世凯心里不可能不加以嫉恨。在立宪这个问题上，铁良的反对声是最激烈的一个。在他眼里，立宪可以“内乱渐弭”简直就是胡扯谈的事情，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练新军，军队练好了，什么革命不会被镇压下去？

当时还有一个重臣就是瞿鸿禨，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八国联军的时候随慈禧太后西逃，忠心耿耿，又承担了撰旨之责，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当时一身三职，兼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和政务大臣。当时他的观点模棱两可，他不反对立宪，但反对过快立宪，似乎有调和两派冲突之嫌。

在这次廷臣会议上，奕劻先开了个头，他说从考察大臣所拟的奏折来看，立宪之事有利无弊，而且是民心所向，符合中外舆论，因此“似应从速宣布立宪，以顺民心而副圣意。”

孙家鼐首先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说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完全不同，从君主制到立宪制，从用人到行政，一整套的制度全都要跟着变，要是变动太大又太快的话，恐怕会乱成一团糟。如果这样的话，倒不如先革除目前的弊政，等到政体清明，慢慢变更也不迟。

听起来孙家鼐好像并不反对立宪，他的理由是重大的变革必须建立在政府控制力相对强大的基础上，不然难免会埋下失败的根源。对此，徐世昌起而反驳。他虽然也认同孙家鼐关于目前国势虚弱的现状，但他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那就是“渐变有年，未有成效”，要是再这样支离破碎的渐变下去的话，既不能改变国民的观念，也无法扫除的历史惰性，结果还是重走老路，恶性循环永无休止。因此，中国只有大变，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才能“发起全国之精神”，对国民的观念起到冲击性的作用，并真正摆脱多年累计下来的危机，这才是救国之道。

其实这个争论是个老话题了。孙家鼐当年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没少做口水战，说来说去，还是“速变亡国，渐变有治”的老一套。徐世昌当年和康有为等人过往甚密，自然是反对这种老调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