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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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载沣便去见慈禧太后，报告会议过程，有慈禧来决定是立宪与否。据野史《齐东野语》上说，会议结束后，奕劻和袁世凯面见太后并弹劾铁良，说“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慈禧太后晚年精力不济，很多事情都要依仗这两人，但铁良又是她用以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也很烦恼，甚至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而会议结束后，京城里谣言纷纷，说什么两派人不但动口，还动上了手，“朝市之间莫不皇皇如，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一时间北京空气十分紧张，仿佛要再次发生政变云云。

政变之说，当然是过于夸张，这次廷前相争，也只不过是两派人马的锋芒初试，好戏还在后头。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慈禧太后调和了双方意见，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诏旨。在诏旨中，既不否定立宪，也宣布马上立宪，而是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操切从事，涂饰空文。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之基础。”

其实，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上倒没有人公开反对君主立宪这种制度，关键问题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另外，在承认当时“纪纲紊弛，百弊俱生”的前提下，两派人对实行速行立宪的结果也有完全不同的推论。

反对速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有如荣庆在会议上的讥讽之语。

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会陷入一种两难境界。正如萧功秦先生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中所作的“重症病人”的比方，医院里的有一个重症病人，医生们在讨论治疗方案上时，“激进派”医生认为，由于病人的病情恶化，危在旦夕，要挽求病人的生命就必须立即进行大手术，否则病人就没有生存可能；而“保守派”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人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在病人根本不具备进行大手术的条件下，任何大手术只能使病人加速死亡，因此只能进行小手术，大手术既使必要，也只能在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事实上，这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政治选择两极化在戊戌变法时期已经初见端倪，当时康梁等人“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大变则强”的立论何尝不是一种“危机论”？而反对康梁变法的那些守旧派其实只是“条件论”的拥护者，倒未必是反对变法本身。

可惜的是，清末的民族危机越是深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两难抉择就越为的急迫和尖锐。就当时而言，双方都有道理，但抉择只有一个，哪一方能取得优势地位呢？从近代历史来看，在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其引发的往往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一旦民众被发动起来，相对理性温和的保守力量将被历史的洪流彻底冲垮（正如本书有意无意提示的），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