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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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军机处是皇帝亲管,所以它的地位在清朝政治中非同小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如果不挂个军机的话,说话一点分量都没有(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但是,皇帝亲管军机处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弊端,这就是皇帝做错了事情不用负责。有宰相的时候,宰相做错了要负责;有内阁的时候,首辅做错了也要负责。正因为有下台甚至杀头的风险,办事的人才会有责任心。但是,宰相废了,皇帝兼任了宰相的职责,设立了军机处又把内阁架空了,这导致皇帝对所有的事情负责,但皇帝做错了,他又是可以不负责的---谁胆敢去指责皇上甚至取而代之呢?所以说,唐宋诸代的诏敕要由宰相盖章,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制度的力量。

叨咕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端方和戴鸿慈提出的责任内阁制很厉害,因为他要在制度上限制皇权。不仅如此,实行责任内阁制还要牵涉到各方政治势力的切身利益,等于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而权力的分配终归是有利于规制的制定者,因此不能不遭到那些潜在利益受到侵害的政治力量的反对。改革中出现阻力,从来都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

和端戴方案中的责任内阁制紧密联系的另一个变革便是朝廷改设九部。虽然前两年的新政在传统的六部之外设立了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和政务处、练兵处和财政处等中央直属机构,而且新机构设立首长时实行满汉不分、一尚书二侍郎的官制,但看来终归是有点不伦不类。这次端戴方案提出在原来机构的基础上加以裁撤归并,改设九部,即内务部、财政部、外务部、军部、法部、学务部、商部、交通部和殖务部,并在九部之外设立若干独立的机构如会计检察院、行政裁判院、集议院、宫内部、枢密院、典礼院、翰林院和都裁判厅。

乖乖,这个变动大了,不知道多少原首长会因此而觉得寝食难安,要知道,很多人的职位可是花钱买的,你一纸方案,就要撬掉人家的饭碗?

这次风暴的中心便是设立在原恭王府朗润园的编制馆。初步方案的编制负责人是提调孙宝琦和杨士琦,外加曹汝霖、陆宗舆、钱能训等委员,他们在端戴方案的基础上,酌定了一个这样的办法,那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内阁为首,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成员,参加政事;设立十一部七院一府,即外务部、民政部、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学部、农工商部、交通部、理藩部和吏部,外加资政院、典礼院、大理院、督察院、集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这个初案的出台,和袁世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两个提调官孙宝琦和杨士琦,前一个是最先倡议立宪之人,后一个则是袁世凯的私党,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而袁世凯本人此时对官制改革也非常的热心。但不出意料的是,方案一经公布,立即在官制编纂会议上遭到铁良等大臣的强烈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