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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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留学日本前曾在岳麓书院等新式学堂中学习,后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日本期间,他曾积极组织并参与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随后,陈天华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风行于世,影响甚大。两书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痛斥清政府是“洋人朝廷”,并认为唯有革命是“救世救人之圣药”。在书中,陈天华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

陈天华后来回到长沙参与组织了华兴会,并与黄兴等人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随之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此期间,陈天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一周后,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时年三十岁。

第三个是来自浙江余杭的章太炎。说起章太炎,得先说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康氏在流亡海外后,反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俨然一政治明星,至少在华侨圈中颇受欢迎。不过,康有为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依旧在海外大弹特弹他的保皇老调调,鼓吹“中国不能革命”。康有为自命是国学大师,邹容、陈天华等人徒有激情而缺乏理论的文章可能还真驳不倒他。

这时,出身书香世家、具有深厚国学背景并从学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康有为和他比只能算伪大师)的章太炎发飙了。他在1903年发表了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驳斥可谓是痛快淋漓。

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胡说“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立马给予当头棒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乃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在文中不无讽刺的说,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那为何“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随后,章太炎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的光绪皇帝不过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你康有为还谈什么狗屁立宪,不过是为了骗钱罢了。

康有为的文章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其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对此,章太炎驳斥道,“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既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他认为,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一句话,行动胜于空谈,革命人人可行。

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他还用“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来恐吓革命者。对此,章太炎反问,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要有必要的“流血”,这种流血是有价值的。

康有为认为,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至于立宪就不同了,可以避免流血而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对此,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章太炎的“不为外国干涉”之论,倒也保持了一份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