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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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留学日本前曾在岳麓书院等新式学堂中学习，后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日本期间，他曾积极组织并参与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随后，陈天华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风行于世，影响甚大。两书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痛斥清政府是“洋人朝廷”，并认为唯有革命是“救世救人之圣药”。在书中，陈天华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

陈天华后来回到长沙参与组织了华兴会，并与黄兴等人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随之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此期间，陈天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一周后，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时年三十岁。

第三个是来自浙江余杭的章太炎。说起章太炎，得先说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康氏在流亡海外后，反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俨然一政治明星，至少在华侨圈中颇受欢迎。不过，康有为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依旧在海外大弹特弹他的保皇老调调，鼓吹“中国不能革命”。康有为自命是国学大师，邹容、陈天华等人徒有激情而缺乏理论的文章可能还真驳不倒他。

这时，出身书香世家、具有深厚国学背景并从学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康有为和他比只能算伪大师）的章太炎发飙了。他在1903年发表了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驳斥可谓是痛快淋漓。

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胡说“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立马给予当头棒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乃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在文中不无讽刺的说，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那为何“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随后，章太炎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的光绪皇帝不过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你康有为还谈什么狗屁立宪，不过是为了骗钱罢了。

康有为的文章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其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对此，章太炎驳斥道，“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既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他认为，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一句话，行动胜于空谈，革命人人可行。

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他还用“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来恐吓革命者。对此，章太炎反问，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要有必要的“流血”，这种流血是有价值的。

康有为认为，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至于立宪就不同了，可以避免流血而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对此，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章太炎的“不为外国干涉”之论，倒也保持了一份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