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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婚姻与另类婚姻
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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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圣公会公祷书《婚仪词》（Solemnization of Matrimony）（1549）
即使是最私密的性行为，也不是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有它的社会背景。这个背景下最重要的内容是“制度化”（institutional）。我们通常认为制度是为社会服务的组织，如学校。社会学家把制度定义为：“一系列社会过程和活动，包括它们所表达或体现的集中在一些主要社会目标上的标准或价值。”（Goode，1982）家庭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婚姻是和性关系直接相关的。多数异性性活动发生在婚姻内；即使是不在婚姻关系里发生的性行为，它们的定义也是与婚姻相关的，例如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因此，要了解性行为的制度性内容，我们需要从婚姻开始。
家庭模式的改变
除了人口的变化，每个人都认为美国的婚姻和家庭也在改变，这令一些人高兴，也令一些人沮丧。这些改变有些是错觉。例如，撇开其怀旧的影像不说，过去的大家庭（即好几代成员都住在一起）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普遍（Reiss，1980）。核心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现象。
代际转变的意义在于现在对婚姻选择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在过去，父母权威地指定他们的孩子将与谁结婚，现在他们更多地是使用劝导或间接的策略。因为年轻人获得了社会和地理上的更大的变动性，家庭缔缘的机会也就更少了。
妇女运动和性别角色的转变给婚姻带来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权利已经增加；丈夫和妻子间更大的平等性是当今中产阶级婚姻的特征。这些改变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也使很多人感到不安。
另一个兼具进步性和破坏性的转变是对个人幸福的强调的增加。过去的婚姻价值观赞美以忍耐和自我牺牲来维持家庭完整。不幸福的家庭也不应破裂，要在最坏的情形下做到最好。现在我们则期望人们把个人的幸福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此外，对终身幸福的期望已经将爱的战场从年轻时扩大到整个剩余的成年期。预期寿命增加了几十年，人们如果仍然维持结婚状态将会生活在一起更久。一个50岁的女人现在能期待再活个30年；一个男人可能要少活几年。
这个结果使人们对待承诺时更谨慎和挑剔。许诺已经变得不再天长地久；它不再是“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而是“只要我们快乐”，也可以转变为“只要我快乐”。婚姻和其它亲密关系相结合而变得代价更高。尤其是职业女性，现在可能认为拥有一个丈夫比拥有一份资产负担还要大；在男性方面，则认为现在有一个妻子并没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
所有的这些改变致使一些人得出结论，即婚姻正在“死亡”或至少是一个有严重弊病的制度。海蒂1987年的调查样本中女性觉醒的呼声在其它研究中得到回应。1986年，由《健康之友》（Woman’s Day）杂志主办的对60，000名女性进行的调查中，38%的女性说如果重新来过，她们不会选择同一个配偶；39%的人感觉自己像丈夫的管家，27%的人感觉像他的母亲，仅有28%的人喜欢她的爱人。同一年由《新女性》（New Woman）杂志主办的对34，000名女性进行的调查发现，41%的独立女性并不渴望寻找一个关系或关系未定。因此25~34岁单身女性比例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女性不仅仅是延迟结婚，而是完全避免结婚（Wallis，1987）。
其它资料与这个观点相矛盾。1986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45%的应答者“非常满意”他们的家庭生活，93%至少“大体满意”；两个数据都比1980年相似的测验结果要高些。此外，53%的人认为作为一个总体原则，他们所认识的人的家庭生活已经在最近15年里变得更好；33%的人认为它在恶化。在1987年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中，总共95%的女性认为如果重新来过，她们还会与当前的配偶结婚。
女性角色的改变是毫无疑问的。一系列婚姻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3%受调查的女性希望能够将婚姻、孩子和职业结合起来（10年前是52%）；只要家庭不要事业的女性比例下降到26%，而10年前是38%；多于50%的男性和女性认为照顾家庭和孩子是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15%的女性认为这些活实际上是分开的（41%完全由女性做家务，41%的女性在家务上得到帮助，只有2%在家务上男性做得多些）。青少年，作为一个团体大体上相信两性在家务上应该平等。
报告婚姻是否幸福的取决于你所问的人。杂志调查和问卷调查这类调查的回应率很低，作出回答的人有可能比随机的全国性样本中的人更不幸福（Reinisch，1987）。
此外， “幸福”不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也不是一个全有或绝无的问题。多数的婚姻在某段时期是幸福的，但在另一个时期就不幸福了。实际上，如图17.3所示，婚姻的满意度有一个相当可预测的模式。认为自己幸福的人的比率在结婚时上升，在孩子到来的时候下降，而在之后又经历了更多的转化。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两组男性调查数据，相隔19年的两组女性数据有着更大的差异。
配偶选择
我们选择进行性行为或爱上的人并不总是我们选择作为配偶的人。这种出入有其实际的原因，问题不仅仅在于选择，也在于被选择。
在选择上有两个相反的看法。第一个是浪漫的方式：你相信你的心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其它的一切自会变得清清楚楚。第二个是实际或实用的方法：你相信你的头脑会作出最好的处理，希望你最终能够喜欢这个决定。
多数人意识到一个纯粹浪漫的行动方针是不现实的（尽管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会经常采用它），而纯粹实际的选择则又太过无情和世故（尽管一些情感冷酷的成年人并不在意）。所以他们结合了心和头脑的判断，希望能作出最好的选择。
我们假设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配偶。然而，你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有更少的独立性。即使不顾父母、同胞、朋友或其它人实际或预期的影响，我们选择结婚对象也要受实际和社会原因的支配，而这些原因常常是我们意识不到的。
一个明显的因素是“邻近性”（propinquity），它意味着与某人靠近或进入与他同样的社会环境。你不可能跟一个因纽特人结婚，除非你也是一个因纽特人。
现在人们在地理和社会上的流动性比过去更大了，但是你结婚的对象可能还是更多地来自你长大的城镇，你念的大学，或你工作的城市。由于现在有大量的女性参加工作，办公室变成了新的配偶地带（Ingrassia，1986）。像教堂这样的机构，以及文化、社会或休闲场所为遇见合适的配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机会。纯粹偶然的碰面而产生的婚姻是罕见的。除了实际上你不能得到你够不着的东西之外，邻近性本身就产生了吸引力。住在同一宿舍的学生相互间会认为对方比住在学校里其它地方的人更有吸引力（Nahemow和Lawton，1975）。
一个相关的因素是同质婚（homogamy），它的原则是“相似的跟相似的结婚”，即所谓“门当户对”。就人口统计特征像年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及宗教信仰而论，人们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相像的人作为配偶（Murstein，1976）。在某种程度上，这对个性特征来说也适用（Autill，1983）。因为两个伴侣间的相似性被认为能够促进沟通、理解和分享价值观，伴侣的门当户对被描述为关系美满的一个良好的预测器。这个观点看来似乎是正确的，不仅对已婚的夫妻，而且对同居者、同性爱者来说也同样适用（Kurdek和Schmitt，1986）。
邻近性和门当户对相互加强，因为来自相似背景的人更容易把自己人与他人分隔开来。这两条规则有时候会被非常规的配对所打破；但即使那样，如果仔细观察，你仍然会发现他们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例如，跨国家或种族的人们仍然有可能来自相似的社会阶层。很少有纯粹的个人吸引超越所有其它因素的情况。
此外，我们个人选择的局限性来自“婚姻市场”（marriage market）的支配，这个看似粗鲁的称呼，却描述了一个选择配偶的重要内容。
如果你仔细想想你所知道的已婚夫妻（或仅仅是订婚的夫妻），你可能会注意到两个人之间除了相似的背景之外还有某些相似性。例如，他们可能有大致相同的身体诱惑力，或相近的教育水平和智力水平。如果你将这些因素和社会因素如阶级背景结合起来，你得到的将不是一个完美而匀称的配对，而是一对互补组合（parity）。换句话说，尽管有价值的特征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作为平衡，这对夫妻恰好相当。互补性缺失的夫妻在别人眼里看起来会是不般配的，人们会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结合在了一起。互补性不是自发发生的。它决定了是什么使两个人相互吸引；并且作为“市场力量”的一项功能，它决定了你能得到的与你能提供的息息相关。
在更正式的术语里，配对用强调交换（exchange）或公平（equity）的理论来解释。交换包括资源的公平交易，有些常常被认为具有相似的价值（如健康），其它的则更不均衡一些：例如，女性传统上指望她们的外表，男性则在意他们工作上实际或潜在的成功。这个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具有身体诱惑力的女性容易与高地位的男性结婚（Elder，1969）。更普遍地，在社会地位、教育和职业成功性等方面，女性容易跟社会地位高的男性结婚，而男性容易娶社会地位比他低的女性，一些研究支持这些观点，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与它们相矛盾（Walster et al.，1978）。
公平的观念有助于解释交易是怎样使双方平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高度重视一些东西，但是最终每一个人都会就某个特殊事项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作出个人评价。由于这种原因，事实上可能存在无限量相互满足的结合，同样有时也会有得不偿失的恼人的感觉。
公平性理论不仅从一个简单的关于得失的等式里扩张了交换的观点，而且也解释了一些交换理论没有解释的行为。例如，尽管人们尽量夸大他们的优点，但是他们乐于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的高度。认为双方关系公平合理的伴侣拥有最满意的夫妻关系。那些对伴侣的评价比自己要高的人满意程度更低是因为他们感到心虚，或他们的自尊承受着感觉不如别人的痛苦（Berscheid et al.，1973）。
这整个关于“资产”和“交易”的概念，在我们对应该爱和珍惜的人进行成本利益分析时违反了我们细腻的情感理路。女性可能明显地被这种方式所烦恼着，因为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她们都被用做实物进行交易和交换，总体上女性对她们婚姻选择的自主性仍然比男性要小。因此，尽管交换和公平原则的确影响了我们，我们依然可以努力使婚姻市场更自由和公平。我们能尽力尝试更少看重身体和社会地位，这些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而更看重个性方面，那才是定义我们人之为人的因素。我们可以选择温柔和庄重的个性品质而不选择贪婪和放肆，即使后者意味着有更多的钱。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去作出反映我们价值观的选择。
专题17-1我不是一个“重要的另一半”
我觉得有一种被贬低、被霸占、被剥夺的感觉。前几天我收到一份友好的邀请，要求客人“带上你重要的另一半（Significant Other）和孩子”，这样说并不是有意冒犯而只是表达某种内涵。
使用“重要的另一半”这个措辞，不仅仅是个孤立的事件，现在这种说法能在很多地方找到：杂志、报纸、学校公文、公众意见调查、广告等等。
当妻子和我去我们固定去的医院看产科时，一个非正式的标记提醒我们：“每个产妇可以有一个重要的另一半在产房陪护。”
我是一个丈夫。我知道丈夫的角色，至少我知道在我接受这个角色时我所立下的誓约。我熟悉丈夫的社会关系、人们对他的期望和一些理想的角色模范，包括文学作品中的角色。
而且，对于我妻子来说我不仅仅是一个“一半”或是一个“重要的另一半”。实际上，我期待或者希望我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要素，就像我把她当做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样。我希望我们能够完全符合丈夫和妻子概念的内涵，也就是我们必须了解彼此。但是我没有选择，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我已经被简化为仅仅是一个“另一半”。尽管没有我的承认，我发现自己已经加入到“一半”这个无组织的团体中了。
我的新角色有一些特别的义务吗？一些规定的社会关系？一些典型？一些必备的特征？如果我不同意，也没有宣誓，那它是怎么成为我的身份的一部分的？通过别人的选择吗？
我作为丈夫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角色已经被取走了，因为我已经被吸收进人类的整体。我仅仅是通过我的“重要”（significant）来区别于他人，但是这无疑也被其它“他人”分享——兄弟、父母、男朋友、情人、良师益友、室友、生意上的搭档、科学合作者等。
不要误解，我并不是一个希望恢复田园牧歌式的往昔岁月的保守派。实际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像我们的下一代一样不拘泥于形式。我是我女儿的主要“看管者”。我做饭、洗碗、打扫房间的次数比我妻子还多。我发现这些改变是进步的和正面的。但是我拒绝别人剥夺我的身份、我所接受的角色以及我所肯定的关系。
可能我对这种语言上的小变更要求得太多。毕竟我们生活在20世纪，各种传统的关系随社会实践的改变都已经要么发生了改变，要么被重新定义，或者干脆销声匿迹了。所以传统的婚姻，不管它原来是什么样的，都必定要被各式各样的同居关系所取代，我们的语言也必须做出能够具体表现这些改变的发展。
如果我们都是“重要的另一半”，那么就没有人是妻子、丈夫或者其它的什么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自己选择的角色。被剥夺了部分身份特征后，我们将变得彼此更加雷同。
毫无疑问，不久以后语言的力量将完成社会转变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仅仅很少的一些人，可能是一些历史学家、文学系学生和一些语源学家，能够回忆起“妻子”和“丈夫”所代表的意义。字典里面将把“丈夫”和“妻子”列为古老而陈旧的词。失去代表丈夫和妻子的特定词语后，我们这些说话的人将随之忘记婚姻这种独特的关系。
所以，正如除了在19世纪的小说以外不再有淑女和绅士一样，也将不再有丈夫和妻子，它们将变成老古董。 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将被混进“重要的另一半”之中。
Ezekiel J. Emanuel，New York Times，Nov. 15，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