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文化中的性

社会如同空气，为我们的呼吸所必需，却又不足赖以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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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西班牙哲学家、作家

 

上一章的内容已经将我们引领到了现代社会的门前，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进一步窥探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性，然后我们将探讨所有其它的社会是如何应对性行为的。

 

无论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性——以及它的衍生物，如性别角色——无时无刻不包围着你：家庭、宗教机构、法律系统、人际关系以及无数其它的人类联系都包含着性的因素。性别、婚姻状况、社会阶层、民族背景以及其它变量，反过来也在塑造和规范着你的性行为。同样地，艺术、文学和流行文化（如电影、电视、广告等）则是处处流露出性的主题，而这些既反映也影响了你的性态度。

 

社会（society，源自拉丁语，意为“同伴”）是一个以共同的文化将若干组人群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关系和机构的网络。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语，意为“耕作”）是一个社会的成员所特有的行为模式，包括他们的语言、习惯以及他们在智力、艺术和物质方面的成就。这两个词汇常常互换使用，而有时它们会被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涵义更为宽泛的词，社会文化（socioculture）。

 

社会总是在频繁地变动和进化，但是变化的频率却不是固定的。有些时期没什么新的事物出现，而另一些时期，社会变化之快简直让人措手不及。对我们的社会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主要的分水岭，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经历过如“二战”后的世界一般这么多这么剧烈的大变动（Bailey和Kennedy，1979；Degler，1974）。当代社会的性文化主要就是在战后这几十年的时间内形成的。

 

21.2性革命的起因

 

性革命的根源必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中去寻找，正如道德观和性行为的上一次突变也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样。

 

政治事件的影响

 

战后的美国是一个变革了的社会。战争带来的社会巨变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战争造成夫妇分离，现实环境又使得单身者难以成婚，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婚外的性生活。战时人们所面临的巨大焦虑及未来生活的不可捉摸，进一步促使人们趁活着的时候寻求所能得到的任何形式的感情慰藉和性欲满足。另外，军队又将许多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拥有不同性观念和性经验的男男女女聚到一起；尤具冲击力的是，当他们被送到海外作战时，他们又切身接触到了许多别的形式的文化。崭新的环境，战争的威胁，远离家乡而又置身于茫茫人海之中，这一切都会促使士兵们采取一些他们以往通常会拒绝的性行为方式。一旦超越了这些界限，他们的性观念也就常常不可逆转地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带来了其它几个深远持久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大量妇女进入了劳工队伍，这件事对妇女传统的性别角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点以后还要在谈到女权运动时加以讨论。再就是，战后美国所充当的超级大国的角色使它深深卷入了越南战争，正是这场战争使得众多的年轻人陷入一种普遍的幻灭感中，这一点等我们论及反主流文化的兴起时再加以详述。

 

民权运动也同样为动摇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成见作出了贡献。自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宪行为以来，民权运动便积蓄了更为巨大的力量。尽管其目的是消除种族歧视的残余影响，与性问题并无多大关系，但是民权运动却引起了对少数人的权利问题的广泛关注，并使举行政治示威游行的斗争策略流行起来。这些都大大刺激了日后的反战运动，以及随后妇女和同性爱者追求他们的人权和自由运动的产生。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民权行动主义者导致了以后链式反应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事实应当是，各式各样的自由化运动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这个影响深远的激进的文化巨变时期。但是，这场巨变是有选择的：并非每一个反叛者都有其追随者，也不是每一个受害者都起来反抗。工人没有接管工厂，教会也没有被无神论者颠覆（Harris，1981）。

 

经济因素的影响

 

事实证明，经济困难时期，人们的性欲受到限制，而经济繁荣时性欲的表露则受到鼓励。当面临经济萧条时，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必须投入到经济复兴和重建这一首要任务中去；而性生活，尤其是那些与生育目的无关的性关系，与其它的娱乐和无聊之事一样，都注定与当时那样一个节俭的时代不合拍（Schmidt，1982）。

 

西方社会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就存在这样一场经济挑战，由此导致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性生活的诸多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经过一场动荡之后，国民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大批大批的美国人步入了富裕的中产阶层；美国也变成了乐园式的消费社会。此刻，不但“自我限制”已无必要，而且勤俭节约也会损害靠消费维持其繁荣的经济；而满足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以及不断生产出更多更新的东西已成了标准的社会期望。在这种大趋势下，性需要的满足也同样得到了默许。

 

由于社会变得愈加宽容，广告商更肆无忌惮地利用情色主题和影像做广告（第18章），性成了商业密不可分的伙伴。不仅性作为商品以情色电影、黄色书刊和别的娱乐形式赚钱，而且整个工业都借助于性的“魅力”兜售它们的产品。化妆品、服装、烟酒、汽车，以及更多甚至不沾边的商品的制造商们，都宣称自己的产品可使使用者变得更性感和更有吸引力，以此来推销产品。一旦性被商业化了，商业也同样变得“性化”了，其净效应是使得居社会主流地位的一大批正派的中产阶级美国人在性方面变得更加自由、开放、容易得到和可以接受。正如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在20世纪20年代说过的：“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现在性已成了商业的一部分，而且美国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把性记挂在心上。而通过商业开发，性也开始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D’Emilio和Freedman，1988）。

 

性与生育的分离

 

长期以来，性行为就不仅仅以繁衍后代为目的；但是直到不久之前，避孕措施一直不是很可靠。避孕药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市场，从而开创了一个普遍使用高级、较为安全的避孕药的史无前例的时期。蒙塔古（Montagu）（1969）把避孕药的社会意义与火的发现、学会制造工具、都市化进程、医药的进步，以及核能的利用相提并论。

 

避孕药的广泛应用对性观念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观念的改变本身又是新型避孕药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由于性行为的道德和法律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私生子问题的关心而制定的，所以性与生育相互分离的可能性使得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有关性行为的社会禁律。如果没有避孕方法的重大突破，随后出现的性行为的诸多变化能否发生是令人怀疑的。例如，倘若没有最低限度的保证，即婚前性行为不会导致怀孕，那么要使这种性尝试在更大程度上被认可，可能会特别困难。同样，假设怀孕的风险仍是婚外性关系中的潜在危险，这种关系会受到更大的非议。

 

最重要的是，有效的避孕药使得妇女，尤其是未婚妇女，能对她们生活中的关键要素作出更大的选择。能够推迟或全然避免做母亲而不至于缺少性生活，这为妇女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选择职业的可能性，并因而凭借随之而来的对性观念和行为的冲击成为妇女解放运动复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女权运动的复兴

 

近期以来，对人们性观念和行为的一些最重大的影响来自性别特征和女性的性别角色（以及男性的性别角色）等方面的观念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些观念的变革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大批男子被驱上战场，在美国有500多万妇女从事各种各样的甚至包括重工业在内的职业。她们当中许多人在战后仍留在自己的战时工作岗位上，以后又有更多的妇女加入了就业的行列；这期间妇女就业的人数比例从20世纪初的不足20％，上升到70年代的60％。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重要事件，因为，与其说妇女解放运动造就了大批职业妇女，不如说这些职业妇女，尤其是外出工作的家庭主妇，创造了妇女解放运动（Harris，1981）。人们常常将职业女性（working women）与工人阶级女性（working-class women）混淆。女性运动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的景象。一旦这场运动开展起来，它便反过来促使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寻找工作。

 

早已摆在妇女面前的工作机会和报酬的不平等，在大量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时变得愈发明显和难以忍受。在家庭外工作还给许多妇女带来心理负担——一种背离了女性贤妻良母式传统角色的负罪感，用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和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女性的神奇魅力”（feminine mystique）（1964）。

 

女权运动是妇女反抗性别歧视的先锋。如果将女权主义（feminism）定义为寻求男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的理论或呼声，那么我们在历史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活动。但若是定义为一种目的更明确且更具政治色彩的奋争，现代女权主义的起源还只能回溯至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早期。

 

美国的女权主义浪潮，即众所周知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发展出了两个主要分支。1961年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对妇女地位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CSW）的任命，开辟了通向性别平等的一条基本上属于改良主义的途径。弗里丹在1963年创立的全美妇女联合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NOW）支持这一倾向，主要在现有的政治秩序下开展工作。但是，从新左派内部的行动主义集团发展出来的妇女运动的另一翼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态度。总之，女权运动的主流仍是寻求男女在异性爱和婚姻关系中的性平等，但其中一些激进分子更倾向于（两性的）分裂主义（separatism）态度。

 

在女权主义观点的大众传播方面，有几位作家作出了很大贡献。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年在法国出版）为日后新女权主义意识的兴起建造了一个舞台。通过研究宗法社会对妇女生活的影响，波伏娃发现在这种社会里，男人们发号施令，而妇女们则言听计从，实际上已被降至“第二性别”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贝蒂·弗里丹指出了那些处于“家庭主妇陷阱”里的妇女们的困境——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和“成功的贤妻良母”，即达到“女性的神奇魅力”的标准，她们不得不放弃了许多得到更高的教育、更好的职业和更强的政治力量的机会（Friedan，1964；更多新近观点见Friedan，1981）；70年代初，凯特·米莱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集中讨论了当代文学中的性与敌意问题（1970）；而日尔曼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则在《女阉人》（The FemaIe Eunuch）中认为，文明社会已经把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女人“阉割”成了一具清心寡欲的泥胎（Greer，1971；更多后继观点见Greer，1984）。此外，还不断出现了许多对这些题目重新或深入探讨的著作。

 

女权主义者的反抗主要是指性别革命（gender revolution）而不是性革命，即主要集中于有关性别认同和性角色的问题。尽管在女权主义者们的思想意识里，对性自由的要求和反对将妇女视为男子的玩物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其更为基本的兴趣在于社会，其努力的目标是消灭性别歧视（sexism，这是从种族歧视racism一词类推出来的）。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妇女不仅是教育和职业待遇等方面的习俗歧视的牺牲品，而且也是文化歧视的受害者。文化歧视表现在带有性别歧视的语汇、个性模式、流行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理论，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形象之中（Kando，1980）。女权主义者的词汇库中最关键的术语是“选择”、“自主”和“真实”，其中心目标是“妇女在与男子真正平等的同伴关系中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就是全美妇女联合会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