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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2）
不管怎么说，反正中国政府这一宝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记录着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给庚子时死掉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国式的石头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园，把原来的字迹磨掉，成了“公理战胜”碑。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踌躇满志地得到了政府发的大勋章。虽然明知道这战胜国是搭车搭来的，但中国的知识界，还是一片欢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一战的“公理战胜”。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1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来听讲是当课上的。这个演讲，后来见诸文字，大概出于巴黎和会的缘故，调子已经低多了，但仍然认为，一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2这是一次学生在天安门的欢乐的聚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过后，同样聚集在这里的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了血书。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这么多年，终于看到有位强国领袖，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头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一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