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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学生与军警(1)
学生与军警
五四运动的发生,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军阀正处于裂变时期,当家的段祺瑞和他的亲信们,志大才疏,自不量力地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激化了国内包括北洋团体内部的所有矛盾,危机四伏。但比较起来,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于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不仅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在民元国会因张勋复辟而垮台之后,组织设计了第二次国会选举。固然此番国会选举,遭致诟病颇多,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操控以及贿选行为,但比起后来的军阀对代议制的无情践踏--曹锟公然贿选,张作霖和冯玉祥扶植相关人搞没有代议机关的执政府,张作霖的军政府,还是要好得多。当时的政府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会的自由,还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固然北洋政府的背后站着的是北洋军人,但这些军人却没有用军人的方式来君临天下,控制社会。北京政府如此,各地的军阀也如此,握有实权的军人,是发言权最大的人,但省议会都在运作,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记者批评当道,学生们表达意见,一般不会有军人前去干涉,即便人家骂到了自家头上,最大的惩罚,也无非是查封报馆。这边查了,那边人家再办。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军人政权比较弱,北京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省甚至省下面的地方,军人割据,各行其是。其实,即便这些当家军人实力不强,若想压制舆论,干预教育,也是足够用的。就像1926年之后的奉系,控制北京之后,干涉大学,捕杀记者,硬是蛮干,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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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在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间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行进的。袁世凯的帝制,原本无非是力图解决辛亥以来的政体骤变、致变乱相的一种努力,增强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削弱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地方势力坐大,积重难返的情势下,反而成了导致自己脆败的由头。因为这种帝制自为的做法,严重违背进化的道理,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然而,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挣扎以及脆败,却进一步强化了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些武夫,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