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学生与军警(13)

上海如此,别的地方也差不太多。

五四发生的时代,是个军人当家的年月。按理说,但凡军人政权,都有几分强横,但是,当时当家的段祺瑞更多以为自己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比起他的老主公袁世凯来,他更乐意尊重民主体制的一些规矩,在议会不听话的情况下,不是简单地废掉它,而是另起炉灶。因此,尽管段祺瑞推动了武力统一,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但他所掌控的北京政府,跟袁世凯时代相比,毕竟是个弱势政府,武力统一所用的武力,基本上要靠金钱购买,钱花出去不少,但效果不佳。各地的军头,有钱的主儿,不肯出兵,肯出兵的,不是地盘差,就是散兵游勇,像曹锟、吴佩孚这样别有怀抱的主儿,非常少。到了前线,个个都要饷积极,打仗消极,出工不出力。即使皖系的嫡系,也未必真心拥戴其武力统一的政策。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这种委屈,不仅学生有,多数上层人士也有,甚至部分军头也难以无动于衷。普遍的委屈汇成爱国主义的洪流,在这个洪流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公然对抗,尽管手里有枪,但绝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敢于自甘被人扣上卖国的帽子。但是,在运动当口,只要有所举动,就难免背上卖国的黑锅。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个军头背上这样的黑锅,不仅意味着得罪了当地的绅民,而且意味着在日后可能的战争中,丧失了生存的合法性,在战前的电报战中,自己先失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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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北京当局特别想把运动压下去,但却始终不敢用强,各地军头皮里阳秋,首鼠两端,而且个个都积极地跟曹、章、陆划清界限。所以,运动不仅没有在各地军警的阻拦中消退,反而如火如荼地越卷越大,直到运动中人自家没了热情,才自然退潮。唯有作为嫡系的嫡系的参战军师长马良,有了一点强硬镇压的表示,也很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抗议声中,被诬为主张中日合并的卖国贼,不得不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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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第3页。

2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页。

3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8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

4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上册,第184-185页。

5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7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6 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95-496页。

7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页。

8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