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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第一次遇见海伦·本杰明是在一九三八年。当时我们俩都在哥本哈根出席国际人类学及民族学协会的代表大会。我听了她参加的关于优生的小组讨论会。她是会上唯一一个反对优生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让人觉得说得在理的人。她说话的神态及手势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内尔。讨论一结束,我便立刻起身朝门口走去。也不知她怎么那么快就从台上下来了,反正她赶在我前头到了大厅的入口处,让我没能顺利溜走。她似乎知道我全部的感受,没多说,只是对我能来参加讨论会表示感谢,还递给我一个大信封。这种事近年来我见得多了,总有人想让我为他们出版自己的手稿助一臂之力。可这样的举动来自海伦,委实令人费解。她的《弧形文化带》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的网格理论,我写的关于基奥纳部落的书,以及二者为我赢得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她那本著作所赐。
直到上了回加来的火车,我才打开那个包裹。我把手漫不经心地伸进那个信封。里面不是手稿,而是一本小册子,白色打印纸对折,沿着中缝订起来。封面是树皮做的。册子上还有海伦用曲别针别着的一张字条:“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做一本这样的册子,然后把它们悄悄塞到箱子的布衬垫里,不让别人看到。其他的册子我都留下了,但我觉得这本应该给你。”那册子总共不到四十页,最后几页还都是空的。它记录了她在那三个半月里的经历,最早是从她刚刚抵达塔姆湖那段日子写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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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日
一月四日
昨天刚把这个新本子订好。但这么多空无一字的崭新的书页又让我望而生畏,连一个字都不敢往上面写。我本想写写班克森,又觉得不该那么做。所以就改成给海伦写信,强忍着没在信里提到他。我的身体感觉好些了。说来可怜,有人稍稍对我的伤上了点儿心,我的痛苦便大大减轻了。
他们给我们安排的临时住处叫“赞本(Zambun)旧居”。我或许该把它写成Xambun,因为它的发音更接近希腊语的发音。每提到赞本这个名字,他们都会流露出谦卑和憧憬之情。我由此断定,赞本一定是他们的某个神或祖先的名字,尽管我并没有从这儿感觉出其他地方常有的那种祭奠死者的氛围。而且,倘若它真的是神灵,他们又怎么肯让我们亵渎它的居室呢?
我本想再写点什么,可是百感交集,那些感觉全卡在脖子里出不来。我碰上写作瓶颈了。
一月六日
我干吗为他神魂颠倒呢?曾经的他也许冷淡、高傲,唯恐别人抢他的地盘,可在基奥纳独自度过的那二十五个月已经让他彻底变了。据他自己说,在英国的时候他也曾伤过好多姑娘的心。我真的不敢相信。连芬都说他是个另类。我看见的只是一个步履蹒跚、头发凌乱、脆弱得让人莫名其妙、长得像船篙一样的男人。他在我身边就像座摩天大厦。此前我还从未遇见过这么高又这么敏感的人。那些特别高的人往往给人一种距离感,并因此而被疏远(威廉、保罗·G.等都是如此)。我正戴着他死去的兄弟的眼镜。
昨天,我们站在浅滩上朝他挥手道别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我八九岁时的一件事。那是一个秋日,我弟弟和我同刚搬到我家附近的几个小孩玩得正开心,这时家里人叫我们回去吃饭。我们和那些
小孩站在一起。园子里,忽然降临的夜晚凉气逼人,因为之前一直在跑,我们身上依然暖和。我生出一种很深的恐惧,唯恐我们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在一起痛快地玩耍,再也不能重温今天这一幕。我不记得我这个预感后来是不是真的应验了。我唯一记得的是,当我沿着园子后面的台阶往上走时,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沉重。
今晚我已经很累了。我又在学一门新的语言,在过去十八个月中,这已经是第三门了,全都是为了研究这个新的部落。幸亏我们送了他们一些火柴和剃须刀片,不然他们才不会搭理我们,他们更想自己待着。我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气馁过。B(指班克森)怎么说的来着?他好像说过,我们看到的全是土著人为了取悦白人而故意装出来的,即便不是完全虚假,真实的部分也是少之又少。他已经完全绝望,因为这项工作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是这样吗?难道我一直在骗自己?难道这么多年都白费了?
一月十日
我觉得我交到了一位朋友,是个叫麦伦的女人。今天她给我们拿来了一些椰子壳做的可爱的小水杯,还有几只锅,以及满满一网兜山药和熏鱼。她能讲好几种当地语言和很少一点儿洋泾浜,所以我们俩就一边用胳膊比画一边笑着聊了起来。她比我年长,已过了生育期。她和这里所有已婚女人一样剃了光头,看上去健壮有力,表情严肃,除了咯咯笑的时候,那时她像换了个人似的。在这趟登
门拜访结束的时候,她还试穿了我的鞋子。
下午我去察看我们正式的房子进展如何。我喜欢那个位置:正好处于女人路和男人路的交叉口(最好的湖景当然都被男人们占了),所以什么样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此刻大约有三十个人在那里干活。芬操着他仅会的几句塔姆语,指手画脚地支使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时不时还会提高嗓门,冲人吼上几声。真高兴他不是在吼我。
慢慢地,有孩子被我们吸引过来。我朝女人们睡觉的房子后面的空地走过去。那里有几个孩子在玩,有的还跳到下面的湖里游泳。我蹲在地上等着。我今天带来了一列红色的玩具火车,我把它放在沙滩上来回推,火车发出隆隆的声响。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恐惧,他们纷纷走过来。这时,我突然开口发出“嘟——嘟——”的声音,他们被吓得四散跑开了,我被逗笑了。最终,他们还是被火车吸引回来了。和他们一起坐了一会儿,我又往我的小词典里添了起码五十个新词。孩子们给你讲解的时候比大人耐心多了,他们喜欢被人当成专家。这些小孩三到八岁,已相当独立,这和所罗门群岛上基拉基拉部落的小孩大相径庭,后者总是被他们的家长看得死死的。而在这儿,女孩似乎九到十岁就开始钓鱼和织网,而男孩则会去学习制作陶器和涂漆。年幼些的孩子则无拘无束地跑来跑去。啊,你瞧小皮娅和阿米尼,她们圆鼓鼓的小肚皮上系着用郁金香树皮编的腰带。我真想过去把她们搂起来,抱着她们四处转转。然而,
她们暂时还与我们保持着几米的距离。她们仍然心怀警惕,时不时往沙滩方向瞅上一眼,以确保有大人在附近。
一月十一日
今天下午,芬带回来三个男仆:一个做家务,一个打猎,还有一个做饭。都是他从盖房子的工地上挑选的。打猎的那个看上去太过羸弱,估计也就能给我们打回几只鸭子或鼩鼱什么的。做家务的叫万吉,他把洗盘子用的毛巾缠在额头上,便冲出门向他的朋友炫耀去了,再也没回来。只有做饭的那位一看到山药和鱼,便一声不吭地干起活来。他的名字叫拜尼。他做事认真,而且很安静,我甚至觉得和其他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塔姆男人待在一起有点难为他了。假如他年纪再大一点儿,倒是个很不错的消息提供人。可我估计他还不满十四岁。在挑选消息提供人一事上,我和芬尚未起过争执。不过今天我已经告诉他了,可以让他先挑。但他却说,挑谁并不重要,因为最后他想要的一定是被我挑中的那个。我于是说,让他先挑,然后我挑,之后他还可以再挑一回。最后我们俩都乐了。我还告诉他,我下一本书会叫《如何在丛林中对付你的男人》。
我找了一位语言老师,叫卡鲁。他童年时曾在设在安本蒂的巡逻站附近生活过,因此学了几句洋泾浜。多亏了他,我小词典里的词汇现在已超过一千个了。尽管从早到晚都在拿这些词汇考自己,可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时间不用说语言。因为不使用语言的时候,
交流双方相互间的观察更为谨慎。今天,我新结识的朋友麦伦带我到一栋女人们住的房子去了一趟。那是她们编织和修补渔网的地方。我们和麦伦已怀孕的女儿萨利坐在一起,旁边还有萨利的姑姑和她的四个已成年的女儿。我正在熟悉她们断断续续的谈话节奏,她们的笑声,还有她们歪头的样子。我能感受到她们之间的关系,感受到屋子里人们的好恶。如果我开口讲话,就绝不可能体会到这些。只有真正丧失了语言能力,你才能体会到,对你和别人的交流来说,语言其实是一种干扰,它像超显性的感官一样,妨碍你们的交流与沟通。因为当你不明白语言中字词的含义时,你自然会花更多的精力去观察事物的其他方面;而一旦你听懂了语言,其他的一切你也就无心顾及了。于是,你会变得完全依赖语言,而语言这东西往往并不是最可靠的。
一月十三日
刚刚花了四小时把这两天的笔记全敲完了。今天完成了人口调查,总共有十七栋房子,二百二十八口人。为了获得男人的数据,我逼着一直在工地盯着的芬替我到男人住的房子里跑了一趟,因为那儿我进不去。
我偶尔会想起班克森。每次想到遇见他的第一天夜里他为我包扎伤口的情景,我都会心旌摇曳,那感觉会持续短短数秒。他并没有像他许诺的那样,很快就来拜访我们。这也许是件好事。
一月十七日
今天麦伦带了个大篮子过来,脸色特别严肃。她解释说,赞本是她儿子的名字。她打开篮子,里面是一条由几百片棕榈叶联结成的绳子,上面的结代表他死后的每一天。为了听懂她的意思,我恨不得能有四只耳朵。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明白,原来赞本并没有死,而是被黑奴船骗到矿上去了。我猜是埃迪河附近的矿井。她告诉我,他是个魁梧的男人,长得很高,人也聪明,跑得还快,还是个游泳高手和出色的猎人。拜尼和万吉后来也都证实了她的说法。在他们口中,赞本俨然就是集保罗·班扬、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亨利于一身的人物。麦伦想知道我们是否认识把他骗走的那帮人。我不由得想,他们之所以这么痛快就同意我们留下,一定是以为我们知道赞本的下落。我们要真的知道就好了。像他那样的人该是多么宝贵啊!有了他,这里的人将会有多么光明的前途啊!麦伦一直坚信他很快就会回来。但以我对那些挖金子的矿井的了解,我实在很难用言语——也不忍心——把实情告诉她。我没敢跟她说,不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的。唉,她抚摸着装满叶子结的篮子时眼中饱含着的爱和恐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