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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件营销：为奥巴马竞选
Facebook是总统在全美国范围内巡回演讲中的一站，其目的是宣传新的经济政策，具体内容与减少财政赤字、保持投资增长有关。
生命中总有些时刻，所有的一切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时候你完全没有任何预料，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晕头转向；而有时这些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并不感到吃惊。
还有一些时候，变化的发生如此随机和意外，令你目瞪口呆，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这就是我在2011年4月20日那天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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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完全想不到这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甚至从很多方面对我的理想、职业以及我对技术和社会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已经预料到那一天会很特别，至少那一天很反常。
那时我刚刚短暂休息了一下，重新回到办公桌前。通常早上我都不会感到疲惫。大多数时候，我都喜欢早起——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做事很积极，甚至在享用早餐咖啡之前就已经开工了。但当时我怀有35周的身孕，肚子里的胎儿约莫有50磅那么重。个子小小的我，看上去身体的一大半都被肚子占据了，两只脚几乎站不稳。
除此之外，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大约80个小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我的桌子上铺满了工作计划表、楼层平面图和外卖餐盒。我重重地坐在椅子上，花了好大一会儿让脑子恢复到清醒状态。
突然桌子上的这堆东西开始震动起来。我急忙拨开文件找到手机，按下接听键，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兰迪！!!”一个热情洋溢的声音传来，“是我啊，我是罗恩！”
打电话的人是罗恩·康韦，硅谷非常传奇的风险投资人。罗恩是我的好朋友，我对他从来都有求必应。当然，是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这一次我在椅子上缩了一下。现在时间太早，我又很疲惫，对我来说他这句问候实在太吵了。
“早啊，罗恩。”我尽可能让自己听起来有活力，而不是事实上那样无精打采，“找我什么事儿啊？”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以一贯的认真口气说：“是这样的，兰迪，我需要你在总统旁边给M·C·哈默安排一个位子。”
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大脑还在消化刚刚听到的内容，这实在很荒唐，而且不可能实现。接下来我笑了，突然觉得疲惫感减轻了很多。
总统的车队正在前往Facebook办公大楼的路上。这一天我期待很久了，我的职业生涯达到了目前为止的最高点。
所有这一切始于两周前白宫打来的一通电话。
在Facebook，经常会有人联系我，要我们帮忙承办活动，发来视频短片叫我们审核，或者为公司管理人员提供工作机会。大多数时候，这些请求我们没办法实现，所以我习惯于每天礼貌地拒绝几十个电话。
但是，这些电话中有一通来自白宫新闻办公室。他们看过几期我的“Facebook直播”节目，想问我有没有兴趣在两周后为奥巴马总统举办一次与民众交流的市政厅式会议。
接到白宫电话这种事，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所以，尽管我知道为了这项工作我们要动用所有的力量，尽管我们只有一间空的仓库和几台相机，我还是做出了唯一明智的选择——我答应了。
总统来到Facebook除了问候员工之外，还打算参与“Facebook Live”的活动，在网站上回答民众提出的问题。活动将进行直播，人们可以打开Facebook的活动页面观看并提问。这并不是一个老套的公关噱头。Facebook是总统在全美国范围内巡回演讲中的一站，其目的是宣传新的经济政策，具体内容与减少财政赤字、保持投资增长有关。对于总统本人来说，在政治上他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现在还不知道他能否击败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
对于Facebook来说，这又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总统可以通过任一渠道与全美国人民进行沟通，所有的网站、电视频道、电台都由他任意支配，但他唯独选择了Facebook，他认为这是与全美国人民直接沟通的最佳方式。
权力、戏剧性、技术手段，所有的一切使这次的营销活动具有历史性意义。即便我对活动的细节已经熟记于心，但我的大脑仍然迅速过了一遍未来两周接待总统时我们能做些什么、需要做些什么。
我们连续工作了13天，中间没有休息。这段时间的忙碌工作如暴风骤雨般疯狂而令人兴奋，每天都以工作开始、以工作结束，整天充斥着电话会议、会谈和各种提神饮料（因为我怀孕了，只能喝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草药茶）。我们要跟白宫理清有关后勤和安保的问题——这些可都不是小事，容不得半点儿差错。我们要研究出一套宣传方案，以便人们知道何时收看节目、快速找到节目的地址。我们还要确定谁能够参与活动、如何收集问题，以及是否有必要保证对话不偏离主题。
我们已经有了一位现成的活动主持人，他就是我的弟弟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的创始人和CEO（首席执行官）。但接到白宫电话的那一天，我们只有这么点儿资源。我们甚至没有场地。有一处场所可以用来举办市政厅式会议，但那只是办公区域内一个空仓库，要拿它为总统举办活动，这个仓库既没有像样的装修，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设施。
我们必须把仓库变为一个专业的录音室，并设一个观众区，因此要找一个人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我们还需要摄像师。事实上，我们连摄像装备、灯光和音响都没有。我们还需要快速而稳定的网络，能够将总统的讲话向世界各地直播。
这天已经是第14天了，我已经连续工作了80个小时，中间只是趁着偶尔的工作间隙打个盹儿或迅速塞点儿东西吃。椅子都已经摆好，安保小组也完成了最后的检查，所有的摄像机测试了一遍又一遍。在活动当天的早上，我终于回了一趟家，为迎接总统的到来梳洗打扮——我就住在距离公司大楼仅几个街区的地方。但这一次我没有穿光鲜的西装。这里是硅谷，牛仔裤和上面用小水钻拼出“Facebook”的T恤衫才是我的标准装束，能让我在镜头前展现出Facebook的标志性形象。
换好衣服以后，我又迅速回到工作中。我的同事安德鲁·诺伊斯来到我家，跟我一起最后检查了一遍当天的工作计划，然后一同走到活动现场。他对于我们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贡献不小，有他的协助我很高兴。尽管我好几天没睡过觉了，但现在是关键时刻，我必须保持清醒和警惕。
走到办公大楼附近，我们看到停着几辆卫星通信车，天线伸出车外，随时准备将信号传到遥远的四面八方。在屋顶，狙击手的黑色身影几乎看不见。到处都设置了安全路障和巡逻车，还有很多安保人员戴着很酷的墨镜。一架警用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螺旋桨发出阵阵轰鸣声。
我走到办公桌前停下来，疲惫不堪却又很兴奋。解决了最后关头的几个问题之后，我望着窗外乱中有序的场景——就在这时，罗恩的电话打来了。
“听着，兰迪，我需要你帮忙在总统的旁边给M·C·哈默安排一个位子。”
听到这个请求，我笑了一下：“稍等一下，罗恩。”
我掏出别在腰间的对讲机，呼叫负责售票和入场券的同事：“马洛里，莫琳，进来一下。我们能不能给M·C·哈默安排一个位子？”
对讲机那边停顿了一会儿，我收到了回复：“收到，我们已经为M·C·哈默安排了一个位子。”
我又拿起电话对罗恩说：“都安排好了，罗恩！哈默有位子了。”
接下来我又赶去处理无数个最后关头的危机事件，现在该“抡起锤子了”[1]。
几个小时以后，我坐在了观众席。所有的观众都保持安静，期待总统的到来。大家都在等候总统进入会场。我用眼角的余光逮到M·C·哈默正在用手机拍照。
我紧张极了。为了这个时刻，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对它的期待也是相当高的。如果活动进行得顺利，胜利的果实当然很甜美；但如果搞砸了——后果不堪设想。不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你认为会是什么时候？”一个声音小声说道。
坐在我后面的是满脸笑容的南希·佩洛西：“嗯，下个月吧。”
南希开始热情地谈论起自己的孙辈们。我很喜欢她，为了准备这次活动，我之前在直播节目中也采访过她。但此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她身上，所以一直是她一个人在说话。我期待活动赶快开始，等待太折磨人了。
这时总统终于到了。人们纷纷起立鼓掌。现任总统来到硅谷，为一群不算光鲜的技术人员做演讲，这种事可不常有，所以非常引人关注。
马克向总统问好，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各自的高脚凳上，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
总统开始发言：“首先，非常感谢Facebook主办了这次活动。我是巴拉克·奥巴马，是我让马克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
观众当中爆发出一阵笑声，但我竭尽全力克制自己，憋着不笑出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工作，而且效果非常好！从最开始到这一刻，整个过程非常过瘾。
Facebook诞生于一间宿舍，在一群非常有远见的学生的努力下，在艰难的环境中迅速成长，随后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被Facebook的理想和理念所吸引而加入其中。我们的理想和理念是：通过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声音传给数百万人听，转变个人与机构的关系模式，帮助每个人与他们关心的人走得更近。每天早晨醒来，我们都努力改善全世界的社交生活，每一天都为这个愿景而生活和呼吸。
而现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总统也来到了Facebook，为自己的竞选活动造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职业机遇，而且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我还不知道，有一个更大的转变正在发生。
马克在台上显得冷静而沉稳。总统则是话语坚定有力，魅力超凡，而且充满了激情。当天早些时候还有人怀疑总统能否赢得观众的支持。当时他正处于第一任期的低谷，很多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对他感到失望。但直播活动一开始，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
总统征服的不仅仅是现场的人，他还有更大的目标和更广泛的受众。他是来与Facebook的每一位用户交流的。尽管他跟马克开着玩笑，并认真回答现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但他的眼睛时常盯着房间内各个角落的摄像机。摄像机背后的力量决定着有关美国经济政策的辩论究竟谁能获胜。在全美国各地的起居室、办公室、宿舍和咖啡馆，人们都在观看市政厅式会议的现场直播，在与这些人交流的时候，总统的语气十分坚定。
总统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在2008年参加了竞选投票或者曾经对竞选结果充满期待，现在却感到沮丧……要记住，我们之前经历过比现在更为艰难的时期。每一次我们都在进步，并始终处于最强的位置。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一人是做不到的。”
人们开始欢呼，包括我。
尽管我对总统的观点表示赞同，我却不仅仅是为他欢呼。我为房间里的摄像机欢呼（那是我布置的摄像机），正是它们刚刚将现场的情况直播给全世界的人看。我也为所有优秀的同事欢呼，他们与我一道将一个落满灰尘的仓库改装为一间能为总统安排活动的会议室。我也为我们的勇气欢呼：我们接受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通过努力和发挥创意实现了它。
活动结束后，总统和观众已经离开很久了，我才意识到这是Facebook举办过的最大规模的直播活动，接待人数创下了新纪录。
当天早上的疲惫感已彻底消失，巨大的成就感和成功的喜悦向我袭来。Facebook的所有员工利用技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当然，我始终认为这里的工程师和产品设计师会改变世界，但这次的成就实实在在就发生在眼前。我们利用Facebook庞大的网络为美国公众提供了一次与民主党人接触的机会，同时为上百万人举办了一场政治讨论会。
那天在Facebook的对话与硅谷的孤军奋战、工程师圈子里最流行的笑话甚至接下来的产品计划都无关，尽管这些也很重要。所有人都在谈论国家大事。在Facebook内外，我们创造了一个影响了很多人的时刻。
到这时为止，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90个小时。会议房间的设施已经拆掉了，我的团队放了一天假，我也该回家休息了。
我沿着帕洛阿尔托的街道缓慢地走着。我没有开车，之前安保人员已经封闭了所有的街道，所以开车是不可能的。
我慢慢恢复了意识：“哦，等等！那些都是我做的啊。”
我走在路上，有点儿心不在焉，还有一点儿焦虑。这一天太匆忙了，在连续两周不间断的工作之后，终于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但在快乐袭来的时候，我也察觉到回报当中掺杂了一丝挑战。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的大脑开始像齿轮一样快速旋转。我走上门前的台阶：“布伦特？”我推开门，呼唤着丈夫的名字。
厨房那边传来一阵窸窣声。一个熟悉的毛茸茸的脑袋从拐角处冒了出来。
“‘野兽’!”我大声叫道，它是马克的狗。
另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是马克。早些时候我弟弟那身非常不协调的衬衫和领带已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标志性的T恤衫和牛仔裤。
“嘿！”马克说道，“我带‘野兽’出来遛遛，顺便过来看看你。”马克的住所距我家只有几个街区，晚上他遛狗的时候常常经过这里。
我把公文包重重地丢在地上。肚子里的胎儿猛地踢了一下腿。“今天干得不错，”他继续说道，“你真的是帮了大忙了。整场活动相当精彩，每个人都在谈论它。真不敢相信你在两周之内能做得这么好。”
真正的高潮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马克……我慢慢开始说道，“这是我在Facebook经历过的最棒的一天。”我停了一下，在想接下来怎么表达。随后，我的想法脱口而出。
我快速地说了出来：我很爱现在的工作；我认为直播节目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给上百万人提供最前沿的网络信息；过去两周不间断工作的日日夜夜让我明白了自己真正的激情在哪里，但已经不仅仅是现在的职位，甚至Facebook本身所能提供的了；我找到了能让我真正快乐的事情，而且知道我一直想做这样的事情；我需要做些追随激情的事。
所有的话一下子脱口而出，我还来不及反应。
最后我总结道：“我想辞职。”
这几个字悬在半空。我停住了，突然清醒过来，被自己吓到了。我从来没有大声说过类似的话。在说出这句话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站在自己家的门厅里，有点儿想收回刚才的话。
马克盯着我，“野兽”也盯着我。我忍住笑：毛茸茸的“野兽”太可爱了，实在不适合参与这么严肃的对话。
如果马克愣住了，那也绝对不会超过一秒钟。
“你确定想辞职？”他冷静地问道，似乎已经料到我会这么说。
我迟疑了一下。我想到了过去5年半来在Facebook过山车般疯狂的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人、经历的所有时刻，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情五味杂陈。
我感到如此焦躁，甚至说出来自己都没想到的话，这是有原因的。这些想法和感受已经在我的脑海中酝酿很久了。
我会想念Facebook，但我并不害怕离开。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抓住机会尝试去走不同的路。
人生旅程的开始
1982年，我出生于纽约的多布斯费里。我在一个非常普通（至少总体上来说比较普通）的中上层家庭长大。我是四姊妹中的老大，下面是马克、唐娜和最小的阿莉尔。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母亲卡伦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她还在医学院读书时就生下了我和马克，在实习期日夜颠倒的工作中设法照顾我们两个淘气的孩子；我父亲爱德华是一名牙医，他的办公室就在我家一层。（这么近是不是很令人羡慕？）
我们居住的小城位于曼哈顿北部，距曼哈顿40分钟的路程。这里很安静，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错层式房屋排列在宁谧的街道两旁，街边种满了树，经常有家长推着婴儿车从这里经过，把车里的婴儿打扮成橄榄球运动员的样子。多布斯费里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郊区小城。
从儿童时期到青春期，再到读大学，我的生活都是非常普通的。冬天我们去滑冰，夏天我的父母将我们送到夏令营。我会央求他们带我去“尖刺公园”，一个全部都是树木的公园，尽管每次从那里回来我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用镊子将木刺从手中拔出去。我还将水痘病毒带回了家，并与所有家庭成员“慷慨地分享”——包括当时只有6个月大的阿莉尔。我还上了阿德斯里当地的公立学校，每天早晨都很尽责地唱教会的圣歌，直到后来转学去了霍瑞斯·曼高中。
我猜你们会说我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我上钢琴课时跟老师讨价还价，最后决定大部分时间由他来弹钢琴，我则负责唱歌。我会进行越野跑，让父母在旁边开车，这样我就可以感受到以多快的速度能进校队。在学校、社区和夏令营（几乎所有地方）的戏剧活动中，我经常参与演出并唱歌。到了高中，我扩大了兴趣范围，对于研究并亲自演唱歌剧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同时我加入了学校击剑队，并最终成为队长。我在学校里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也很优秀，所以在1999年，尽管没什么特殊关系或优势，我仍被哈佛大学录取，成为家里第一个考上常春藤盟校的成员。到了今天，我仍然是家里唯一一个正式大学毕业的人。
经常有人问我：“跟你的弟弟马克一起成长怎么样？你起初意识到他要开一家大公司了吗？”答案很简单：没有。我们这个家庭非常普通，也很快乐。另外，不要忽略家里的其他人。我有一种感觉，某一天我们都会为最小的妹妹打工。
时间快进到了2003年4月。大学期间，我把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研究心理学，以及在我钟爱的阿卡贝拉清唱社团“Harvard Opportunes”唱歌——当时我的大学生活快要结束了。
我的朋友和同学们向我展示了最后这段时间应该怎样度过。在春假过后的最后几周疯狂的日子里，哈佛广场上到处都是脸上洋溢着快乐和兴奋的人——这些人都有很多的规划。他们远大的理想和重要的下一站都可以归结为几个名字：麦肯锡、高盛、摩根大通、德勤等。似乎每个人都打算去华尔街或者K街 [2] 投身银行或咨询业。那时和朋友们聊天时，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未来履历的总结。
也有人问我：“兰迪，你打算去哪里？”
我会充满歉意地笑一笑：“我还没有计划好呢，也许会去创意产业吧。”
通常他们听到我的话，都会感到很茫然。当时开展校园招聘的单位大多是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所以我的同学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工作，要么认为其他的工作回报太低。（这太令人震惊了！）
不管怎样，我都没有退缩。我对量化分析或者统计学没有什么兴趣，整天盯着电子表格也让我感到无聊。
在毕业前的几周，我开始在纽约的广告和市场营销公司中寻找机会。有一次，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他的一位病人在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工作，愿意推荐我去参加面试。我父母都是医生，却乐于在我追寻自己的职业理想时提供帮助，真的很贴心。他们在广告或营销领域没有任何人脉，却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我。
几周后，我走进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的办公楼，自信地与面试官握了握手，并进行了友好而坚定的眼神交流。
他微笑着冲我说：“引荐你的人对你的评价可不低哦。”
我同样以微笑来回应他。正当我开始认为这次面试会成功时，我看到放在桌子上的简历上贴有一张便笺纸：“牙医的孩子，礼节性面试就可以了，谢谢！”
我没有得到那份工作。
在投出的几份简历均石沉大海之后，我得到了奥美集团曼哈顿广告公司的面试机会，应聘数据和统计团队的职位。没错，我知道自己刚刚说过不喜欢统计学。但是我喜欢表演，我想也许可以表现出自己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的样子给别人看看。
当然，我在这次面试中的表现棒极了。
面试结束后，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正走到门口，一个面带笑容的男人出现在走廊里，他是入门级项目的招聘经理。
他对我说：“兰迪，很显然你的兴趣不在统计学上。”
我决定放弃粉饰自己的长篇大论，小声地同意了他的话。
“但是，”他继续说道，“你看起来很有创造力，最近客户与创意团队空出来一个位置，我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又经过了几场面试和几天的等待，我收到了录用通知。我有了一份工作。
我曾经幻想毕业以后到工作之前有几周的休息时间，但当奥美公司打电话问我能否马上开始上班时，我没有拒绝。毕业之后的第一个周一，我开始工作了。
起初我住在家里，乘火车通勤。每天能与父母和正在上高中的阿莉尔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但长距离通勤很快让我感到疲倦。另外，我也想早一点儿在市里展开新生活。我用一个月的积蓄在曼哈顿找到了一处住所，准备踏上新的璀璨旅程。
在奥美，我被安排在一个非常新的团队，叫作“互动与数字媒体”。当然，我之前想象的工作环境要比这个有趣得多，周围都是电视和杂志照片。过后想一想，那次安排是极偶然的。随着互联网的力量逐渐强大，团队的实力大大加强，我的职责也更多了，而此时我那些有着更加光鲜工作的同学还在为别人跑腿买咖啡——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
我心里很清楚，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创意工作。我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复印和装订文件、打孔、起钉、检查法律文件中的拼写错误等事情上了。
更糟糕的是，我的老板非常刻薄。她经常把我称为她的“项目”，还会做出一些很残忍的事。有一次，她邀请我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半为部门主管做一场正式的演讲。我很兴奋，终于等到露脸的机会了！那天晚上我准备演讲稿到很晚才睡。第二天，在会议开始前10分钟，老板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
“兰迪，你跑到哪儿去了？会议20分钟前就开始了！”
她更改了会议时间并通知了所有人，唯独没有告诉我，这样她就有机会在部门主管面前指责我开会迟到、不负责任，强化自己冷酷、严厉的形象。这简直是我人生中最耻辱的经历。（小贴士：如果这时候你躲在卫生间隔间里，你可以小声哭一场，然后用冲马桶的声音掩盖过去，没有人会发现。）
但是我感谢她让“裸体牛仔”出现在了我身边。
“裸体牛仔”是公司新员工成立的关系亲密的团队，我也是其中一员。团队取了这个名字，是为了向一位举止怪异、头发很长的吉他手致敬，他每天都在时代广场转悠，身上只穿一条白色小短裤和一双牛仔靴。他靠摆姿势与游客照相来养活自己，赚了不少钱。他简直是一位低调的营销天才，当时轰动时代广场的恐怖角色“影子球艾尔默斯”和“噩梦海绵宝宝”就是以他的形象为灵感创造的，纪念他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裸体牛仔”的目标是在日常工作时间之外为非营利性组织举办真正的营销活动。这是奥美为新员工设计的非常有名的职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我的老板推荐我参加了这个项目。它对各方来说是共赢的。非营利性组织获得了免费的广告宣传，而新员工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奥美要求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所以连续三个月我们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刚刚完成一天的工作，马上投入另一个项目，直到晚上10点多才休息，这实在是太累了。在获得为特奥会做推广的机会以后，我们要工作到更晚，通常到第二天凌晨一点以后才休息。但这份工作非常棒，我也很喜欢成为团队的一员。所有共同经历的熬夜时光和紧张的工作，让团队成员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将生活从郊区转移到城市，我丝毫没有犹豫。我在租房网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找到一处被改成四居室的房子，这意味着我只能租住卧室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用帘子隔开。虽然公寓有点儿简陋，但我很喜欢我的室友，她们也成了我的团队成员。现在我已经有很多朋友了，我们共同度过了好多愉快的时光。
那段时间，我在奥美的后院与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也是我的哈佛校友）进行了第一次约会，还喝了几杯酒。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会成为我现在的丈夫，他就是布伦特·特沃雷斯基。
当时是2003年，我22岁。纽约城很热，也充满了活力。我的工资刚刚够过生活，没有任何存款。但我还年轻，周围有很多朋友，而且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纽约打拼。我很快乐。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隐约知道马克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Facebook。这个网站在哈佛做得非常成功，并开始向美国其他几所大学推广。
我偶尔会问起身边的同事有没有听说过“Facebook”，跟我同龄的人对它很了解，但24岁以上的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马克还在为这个网站付出努力。他直接飞到加州为公司筹资，还问我是否愿意随他同去。
尽管我对在奥美公司的生活心生怨言，我还是礼貌地拒绝了他的邀请。我还没打算离开纽约。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思考未来的规划。
以上就是我在纽约的生活。我原以为自己所有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快乐、抱负、担忧和困窘都只有我一个人经历过。但很明显，不光我一个人是这样。那些敢于只身一人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每年有上万名毕业生、实习生以及为生计奔波的艺术家和嬉皮士来到纽约体验这种新鲜的感受，在纽约附近长大的人也不例外。我的生活跟别人的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但这就是纽约的特点，大多数人来到这儿都想变得与众不同——我也一样。
我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什么人脉。我没有得到理想中的工作、住所或职业发展，但我仍然怀有理想，尽管它没有那么清晰和明确。
我知道我要在有生之年做有意义的事。我想做一些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事，会影响到很多人生活的事。我想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我在奥美的经历平凡得乏善可陈，我仍然希望做一些与艺术和娱乐有关的创意工作。
几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奥美。我已经做好了下一步的打算，但还没准备加入Facebook。
我在《福布斯》杂志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制作一档气氛非常紧张的电视节目：《福克斯的福布斯》（Forbes on Fox）。每周五早上5点，我们都会邀请4位专家做嘉宾，在节目中针对经济状况讨论60分钟。坐在导播间里，我很担心有人会突发心脏病，尽可能忽略他们的叫喊。但对于有机会与史蒂夫·福布斯共事，我仍然非常兴奋，我想这将是一次有趣的体验。
当时找到这份工作似乎很偶然，但我没有想到这次进军电视和视频制作行业的机会将为我开启很多扇大门，并奠定了我未来的职业方向。
在我制作的第一期节目播出以后，史蒂夫·福布斯提出带我出去吃早饭。离开录音室，我拼命克制着，让自己不要表现得过于兴奋。超级大富翁史蒂夫·福布斯会去哪里吃早饭呢？事实证明，我不必兴奋太久。他带我去了最近的一家餐厅——47街地铁里的一家温迪汉堡（Wendy·s）我很快发现这是他在录完一期节目以后经常去的地方。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大号汉堡也可以。”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了纽约扬基棒球队，我记得当时自己一直在感慨，如此成功的一位商人竟然这样平易近人。
几个月过去了，马克再次打电话邀请我加入Facebook。公司当时在加州门洛帕克市的一处房子内办公。很不错，我想。它不再是那个无人知晓的Facebook了，马克正在不断地进步。
“为什么不过来看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他问我。
我犹豫了一下。“我不太确定。”我说，“我得先看看能不能买到打折机票。”
马克非常坚决：“我给你买机票，直接过来吧。”
于是我过去了。
在加州最初的那些日子
跟马克通过电话没几天，我于周末飞到了旧金山。他遵守了自己的承诺，给我买了一张捷蓝航空公司深夜抵达的机票。旧金山机场到达大厅出口处有一位司机来接我，他举着一块写有我名字的牌子。接下来我坐进黑色轿车里，司机开车沿着门洛帕克市的街道飞速行驶。这种待遇让我受宠若惊，我之前还从来没有享受过接机服务呢。
半个小时以后，我停在一条黑暗的、远离喧嚣的街道上，离家上千里，眼前是一栋简单而又温馨的郊区住宅，看起来丝毫不像未来科技巨头的秘密总部。
我沿着小路走到门前，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马克：“嘿！你来了！过来见见大家。”
我们走到旁边的房间。屋子里非常温馨，很适合一家人居住，再配上有品位的装饰和高档家具就太完美了。但一看到起居室，所有这些想法都消失了。
房间内很暗，没有开灯。屋子中间有一张拥挤的桌子，周围有一圈计算机显示器，这是唯一的光线来源。在堆满了空饮料罐和外卖食品包装的桌子周围，4个衣冠不整的年轻人在认真地工作。
“各位，这是兰迪。”马克向大家介绍我。
4个人咕哝着向我问好，挥了挥手，然后继续投入地盯着屏幕，头上戴着耳机。直到晚些时候去“荷兰鹅”（一家休闲餐厅）吃晚饭时，我们才有机会相互认识。
我记得第一眼见到马克和他的团队生活如此混乱时，自己有点儿吃惊。房间和餐馆环境足以说明一切。“荷兰鹅”提供的食物勉强可以吃，但那个环境充满了活力和乐趣，而且啤酒可以无限畅饮。
当天晚上，马克开始向我介绍团队的所有工作，我只记得他表情非常严肃，而且充满热情。
“我们将连接每一个人。”他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更具体地给我讲了项目的特点和校园推广计划。马克的语速总是很快，他帮助我迅速掌握了所有的细节，团队其他成员大多数时间都在听他讲话、喝啤酒以及私下交流当前的编程工作。
马克彻底颠覆了我的想法，我很快了解了Facebook令人惊叹的发展前景。如此几天，我开始对团队混乱的生活心生敬意。起初，我认为几个年轻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整天不停地编码非常无聊。但这些人对自己的工作有着坚定的信仰并全心全意地投入，我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在一瓶又一瓶的红牛下肚以后，“美国梦”正在我的眼前慢慢实现。
他们将连接所有人，我想。我会坐在一旁看着他们编程。他们很疯狂，也很出色。
直到被邀请参与讨论Facebook的核心营销材料时，我才真正产生了兴趣。讨论的主要目的是确定Facebook的设计图标，包括整体视觉效果和配色。这项工作棒极了。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搭建让500万人参与的网络。大家展开了辩论，我向前倾斜着身体，以便更好地参与其中。
突然大家都盯着我看：“嘿，兰迪，你是做营销工作的，你有什么想法？”
之前10年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这种会议，更别说能做决策了。我清了清喉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在我说话的时候，没有人打断我，也没有人嘲笑我的观点。我提出用蓝色做底色比较好，也给出了其他的营销建议，我说完以后团队恢复了辩论——这次我也加入了辩论。
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次辩论是如何结束的了，只清晰地记得我的心快提到嗓子眼了。在那一刻，我意识到Facebook是一个绝佳的职业机会，我必须抓住它。
在我飞回纽约之前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在餐馆或酒吧里消遣，也没有在其他人编程时试图帮忙，而是坐在Facebook位于帕洛阿尔托市中心一家中餐馆楼上的办公室里，跟马克讨论我的起薪。我们面对面坐在餐桌旁，他在思考该给我多少薪水和股权，并写在了一张餐巾纸上。
“你看这个待遇如何？”他把餐巾纸递给我。
股权份额不小，但有现金谁还要股票呢？我划掉了这部分，增加了薪水的数字，又把餐巾纸递了回去。
马克盯着数字想了一会儿，然后做出了一个很坚决的动作。他在纸上快速写了几笔，再次递给我。
他拒绝了我要的数字，又回到最初的提议上。
“相信我，”他说，“你不会想要你以为自己想要的待遇的。”
当时我还没有理解他的话——我只有22岁，只想得到一个比其时900美元双周薪赚得更多的机会——但我现在完全理解了。
几年之后，我站在自己家的门厅，向我的弟弟吐露内心的想法，跟他说我已经准备离开Facebook。但在2005年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夏夜，在Facebook安静而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我人生的新篇章即将翻开。
现在经常有人问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想回到当初，做些什么改变吗？”这个问题挺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想找我传授经验智慧，还是期待我承认这一路走来犯下的严重错误。通常我会开玩笑地回答：“我会找我弟弟要更多的股权。”这时其他人都会哈哈大笑，但每次这样说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跟马克谈薪水的那天晚上，想到他如何为我着想，而当时年轻又天真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们在那张餐巾纸上讨论并确认了合同的重要细节，然后我开始设想新生活了。在飞回纽约的航班上，我一直在偷笑。
“你看起来很开心啊。”旁边一位跟我同坐豪华经济舱的老妇人说道。
我转过身去看着她，满脸都是笑容，我想我可能有点儿把她吓到了。
我对于这个新的生活方向和职业道路感到欣喜若狂，以为纽约的朋友们会为我感到高兴，也许会在纽约长岛的拉瓜迪亚机场迎接我，为我开惊喜派对。
但现实却有点儿残酷。奥美工作团队的同事们认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白白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我的男朋友布伦特刚刚放弃在旧金山的工作陪我来到纽约，他也不太高兴。我们在曼哈顿的“K先生”中餐馆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伤心地讨论着我的决定对我们的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我的母亲为我感到高兴。有哪位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一起工作呢？她鼓励我抓住这次绝佳的工作机会，支持我追寻梦想。但她也指出我跟布伦特的关系进展得很顺利，让我在长距离的异地恋中多付出一些，不要让他跑掉。我母亲对布伦特的印象非常好，第一次见到他之后，她给我打电话说：“兰迪，别给我搞砸了。”
这时，我准备加入Facebook，前往加州开始新的生活，我母亲打电话来，给我提供了友好的职业建议：“兰迪，别给我搞砸了。”
[1] 这里的M·C·Hammer和Hammertime是一语双关，前者的Hammer是姓，后者是指“锤子”。——编者注
[2] K街指的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西北区的K街”，这里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民间组织、国际总部等。——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