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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乱说台湾那些年(1)「劳改」的故事
2014-04-27 22: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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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篇文章單純地寫寫一些從前在台灣的小故事。
希望可以讓大陸朋友看到更多的台灣。
每個人經歷不同,寫出的東西不同。我的願望很簡單──希望大家能喜歡。
我这一年多来和大陆同学聊天的内容,谈到台湾的,不外乎就是珍珠奶茶盐酥鸡诚品书店,有时谈谈两岸关系,偶尔谈到民主和选举,再偶尔聊聊蓝绿。这些大概就是大陆人对台湾比较有概念的地方。
上回和一个大陆同学吃饭,迎面走来几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台北女孩很「必取」地吐槽,看看我们学校附近那些高中的校服,松松丑丑的体育服套在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学生身上,多扼杀青春期的贺尔蒙!
人家要唸书啊,谁像台湾高中生没事化妆谈恋爱!
话题后来不知怎地转到了教育上,大陆朋友问,台湾的教育是不是比较西方化?学生是不是比较轻松?台湾的教育制度怎么样呢?
对头脑简单又不学无术的我来讲,这些问题实在太大也太复杂了。我这八零末的年轻人看着现在九零后的孩子,总觉得「唉你们真幸福,哪像我们以前怎样怎样...」这似乎是我妈和我姐常对我说的话,俗话说一代总是不如一代嘛!
我受到的教育,在高中前严苛得让人想哭,到了高中后又大大解放。每次回想起自己的求学史总觉得心里有点复杂,对老师更是又爱又恨。
不过,有一点我到现在还是念兹在兹,觉得「当时老师真是做得对极了!」那件事就是──「劳动改造」,简称劳改。
我会用引号标注就代表那当然不是真正很恐怖的劳改,只是被我戏称是劳改,因为当时伟大的老师,真正是透过「劳动」的方式把我们「改造」一番。这篇,讲讲台湾从前的教育,讲讲以前那些我经历过的劳改故事。
话说十...多年前,台北女孩对老师是敬畏有加。那时的台湾不像现在一样崇尚西式教育,而是「挨的教育,铁的纪律」。
你问挨啥?挨板子啊!
那时是可以体罚的,家长可不像现在一样会哭着大吼「你怎么可以打我的宝贝?」而是会给老师按好几个赞「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太棒了~」
我妈在学校里工作,和所有老师交情都很好,一有风吹草动老师都会跑去找我妈打小报告。这实在是很讨厌,所以小时候本性很贱的我不得不装乖。
不过,装乖是很烦的,所以偶尔会破功。
从前的台湾小孩有两种坏习惯,第一就是把吃过的口香糖黏在地板上,第二就是用修正液在书桌上、椅子上画「王阿花喜欢蔡小明」的爱情小雨伞。
第一次被劳改,是在阳光金灿灿的一个下午。
我看见一个男孩子蹲在走廊偏僻一角,不知道在干啥,我走过去,他抬起头来,对我灿烂一笑。
好死不死,是隔壁班的运动健将。在我那时代,跑步跑得快、球打得好、五官长在该长的位置上,就容易被女生暗恋。
「你在干嘛?」
「黏口香糖啊。」那位同学一边讲话一边把口香糖黏得扁扁的,很淡定...帅毙了!
「我也要黏。」
「拿去啊。」他抽出一条口香糖给我。
我学着他,把口香糖咬几下,然后吐到地上,用手指很用力地又黏又压。
其实那画面很不卫生也不好看,但那时才小学三年级的我认为「喜欢一个人就是和他一起做任何事。」
「欸,我们以后什么事都一起做,好不好?」我用肩膀撞撞他。
「喔。」他依旧很淡定。
「什么都一起喔!」我再度强调,那时很迷还珠格格的我已经会两个成语── 生死一起、患难与共。
「好啦,我答应妳。」他用黏完口香糖的手拍拍我。(脏死了!但那时多陶醉啊!)
浪漫不到几秒,我当时的班导踩着高跟鞋站在我们面前。那时学校正在教导生活伦理,首要的大罪就是「在走廊黏口香糖」。
「你们在做什么?」老师微笑问。
「我...」我下意识地看向旁边。
那位五秒前承诺要陪我患难与共的尔康已经溜得不见踪影。
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女人会傻傻地相信男人的承诺── 男人的承诺如放屁,我可是小学三年级就领悟了!
老师微笑地拿出一把尺,命令我把那两块口香糖抠起来。我在心里一面痛骂那位男人,一面把沾满口水的口香糖抠起来。
「顺便把整条走廊的口香糖都抠起来。」老师悠哉地说。
大家可能对整条走廊没概念── 那时我们有近十个班,很多人爱乱黏口香糖,以最少两个班就会出现一个口香糖的比例来看,至少有五个以上。不要以为五个很少,多数口香糖是已经变古董的那种,又黑又恶心。
「不抠完我就告诉你妈妈。」又补了一句威胁。
对那时的台湾小孩而言,「告诉你妈」和「告诉老师」这两句话最恐怖。
直到十多年后的现在,我已经忘记那个负心汉的长相,但我清楚记得那天下午我从一点多抠到快四点,试了无数方法,看见午后的太阳不断移动,而且阳光该死地耀眼。
后来,当我坐在走廊哭得乱七八糟时,老师才放过我。
「你记得,一口槟榔汁、一块口香糖、一点垃圾没什么,但你破坏环境,就会麻烦别人来清理。你累,别人不累吗?你有比别人高等吗?凭什么你的破坏要别人负责?」
待在学校十年,我书念得乱七八糟,成语会张冠李戴、理论背不出几个、秦岭淮河线画了五十遍还是记不得它在哪。
但这段话,十年后我还记得。
大家都知道,第一次的劳动改造是因为我被男人骗了,第二次呢?
很不幸,又是男人!
和我同龄的台湾孩子应该都玩过「不准过界」这个游戏── 国小时,老师排坐位常常是男生和女生一起坐,乖乖牌和坏坏牌一起坐,希望可以改造那些坏孩子。
而那时男生和女生一起坐,分享同一张桌子,两位小屁孩就会开始玩「这是我的地盘喔,不准过界」的游戏。这会造成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是会产生暧昧,一个结果就是会打架。
一般都是女生拿红笔,在桌上画一条楚河汉界,通常自己的地盘很大,别人的地盘很小。如果臭男生的铅笔盒越界,一律收入女生荷包;臭男生的手越界,一律狠狠打下去。那时我们班一个男生就因为喜欢班花,一逮着机会坐到她旁边就故意不断越界,被打到手都破皮了,还是笑得像傻子。
爱情的道理很简单,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当然,那是漂亮女生的特权。如果是长像平凡的女生,通常男生被打后会爆粗口,「干,我要去报告老师!」
「去啊去啊。」另一方都会这样回答。但其实没人敢去,因为两方都会被骂。
在我们当时的班上,要嘛你书念前三名,当模范生;要嘛你念最后一名,当不务正业的小霸王,这两种人在同学眼里都很酷。
那次换位置,我身旁就坐一个小霸王,某次我惹恼了他,他拿起修正液在我的「地盘」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爱情小雨伞;我不甘示弱,画了一个更大的小雨伞回敬。
当然又被看到了,我们温柔的音乐老师微笑递给我们两张砂纸,命令我们把「整间」教室木头课桌椅上的修正液都磨掉。
磨到一半,我累个半死,又哭得乱七八糟,都是你啦、都是你啦地哭个没完。
那个男生是班上的小霸王,会打同学会欺负女生会顶嘴,妈妈会告诉你「不要靠近他喔」的那种人,考二十分还可以洋洋得意。但那一天,他默默把我的砂纸拿起来,让我在一旁哭得唏哩哗啦,自己默默地磨呀磨呀磨。
从此以后我们超痛恨用修正液乱画课桌椅的人。只要看到同学用修正液乱画,那位小霸王就会冲上去揍人,「你再画!你再画!你知不知道清这个有多累!」
手指太酸痛,记忆太惨痛,从此不管是到此一游还是小雨伞,我们两人在有生之年应该都不敢画了。
现在想想,那时觉得他很「坏」,不过是因为他「成绩不好」罢了。为什么成绩不好就是坏?为什么老师总是只听「成绩很好」的同学的话?
我们伟大的填鸭教育,就是又塞又洗脑,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
国小五年级,我们正式被分配到一个光荣任务──打扫厕所。
不用怀疑,在我国小、初中、高中时,厕所全部都是学生清扫。每天下午会有二十到三十分钟打扫时间,全班全校每位同学总动员,有人要清教室,有人要清走廊,每条走廊的厕所每周由不同班级负责。
如果这周本班负责厕所,就要抽出一组同学去扫厕所。而我敢保证,如果你打扫过许多人使用过后的公共厕所,绝对、绝对不会犯那种不冲水或乱扔纸的低级错误。
喔对了,别以为只是扫扫,国小时我们扫厕所还要比赛!比赛看哪一班扫的厕所最让人舒爽!所以当时一边扫还要一边搜集风景图片或乱七八糟的「博君一笑」,贴在厕所墙上,再洒一堆芳香剂。这一切努力,不过就是为了一张小小的奖励卡,现在想想真是廉价童工。
扫厕所的记忆伴随着我的求学增长,印象中高中时厕所基本上很好清理,因为很干净!扫过厕所的后遗症就是,只要看到扔在垃圾桶外的纸,绝对会很想揪出那个傻逼把纸塞到他嘴里!
等到大学后,我才体会到有清洁阿姨的美妙。上了大学最轻松的一点,就是不用再做打扫工作了!某次在学校待到晚上九点多,打扫婆婆要下班了,见两个傻子拖着疲惫的身躯晃进厕所,就很直接地将拖把递给我、夹子递给我同学,吩咐「上完厕所顺便扫一下啊,再见。」
哭笑不得的两人还是扫了。那天晚上的对话就是干啊靠啊满天飞──
「干,这间好脏,这纸是不是你扔的?」
「靠,这把便当扔进厕所的?我要杀了他!」
后来的后来,我来到从前想都没想过的北京。
每当和大陆朋友谈起从前的读书史,听着谁谁谁在初中时没有周休二日、谁谁谁高中时差点抑郁症、谁谁谁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猫头鹰晚,讨论到最后,总会有几个人眨着闪亮亮的眼睛,问:台湾的学生,是不是轻松多了?台湾的老师,是不是开明多了?
回顾我的求学史,完全就是坑坑疤疤的道路。我不聪明,那时的台湾填鸭教育让我喘不过气,很多道理不明白,很多老师很讨厌,只能疯狂发誓「等老娘以后有钱了,就去把这间学校买下来,然后要你跪在我脚下哇哈哈!」(这是我人生中最有事业心的一段时间。)
如果要问我,台湾的教育,什么让我学到最多?
我可能要想很久,因为本人的求学生涯都是在「如何让老师死得很难看」以及「如何赚大钱以后雇个世界最好的杀手干掉老师」中渡过。
直到现在,我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烂答案──
口香糖、修正液和扫厕所。
因为那让我真正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