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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刃镰刀
无论是发明农业的人群(比如东亚人),还是适应了农业的人群(比如欧洲人),人口的数量都显著地增长,这一结果表明,农业给人类带来的是好消息。农业人口剧增标志着随着新石器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生活有了极为显著的改善。其实,成功被过分地渲染了,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表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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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农耕者决定定居一地时,他们要冒着一系列的风险,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可耕地的减少,气候的变化也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对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来说,干旱、严寒(如在上一个冰川期的结束期)和水源变化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对这些变化最直接有效的反应,就是迁居到另一个生存条件更好的地区。正像我们在第4章和第7章中看到的,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迁徙,几乎都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但是,人类一旦适应了农业生活,他们很难再像从前一样四处漂泊,这就会导致饥荒的发生,事实上目前在一些不发达国家,饥荒依然经常性地出现。在冰川时期的结束期,气候变得极不稳定,因此那一时期的农耕人群,很可能遇到了大规模的严重饥荒。新石器时代的第二个问题是疾病明显增加。尽管狩猎采集的生活异常艰苦,人们能依赖的只有简单粗糙的工具,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他们所面临的只有死亡,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具有良好的身体状况。与他们新石器时代的后代相比,他们更容易发生骨折、受伤这些意外事故,但他们的寿命并不短。事实上,考古证据显示,早期的农耕者比与他们相邻的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寿命要短,这很可能是因为疾病增加的原因。
传染性疾病并不是自然现象,它是定居生活方式的副产品,因为患病的有机体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得以从一个个体传染给另一个。大多数疾病只存在于大的人群里,只要少量的人口被感染,疾病很快就会在整个人群中蔓延开,这些疾病被称为地区性疾病,比如天花、伤寒等。一种疾病得以传染开来,传播它的人群必须具有数十万以上的人口数量,否则它不可能在大的范围内发病。只有在农业社会,才会出现这样数量庞大的人群。另外,动物也传染疾病,尽管狩猎采集者也与动物接触,但只有在新石器时代,当动物被驯化为家畜后,这种密切接触才导致了动物疾病的传播,比如麻疹很可能是1万年前牛传染给人类的。历史学家威廉·米尼尔认为,《圣经》中出现的多次瘟疫,很可能是在当农业开始于欧亚大陆时,几次爆发的一些传染性疾病。
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最后一个负面作用是形成了社会阶层。总体而言,狩猎采集部落是平等主义的,几乎没有社会等级的区分。直到现在,闪族和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仍然保持着这一模式。部落有一个首领,由他来决定部落里的各种事务,但部落里没有农业社会中的等级差别,这可能是由于部落成员之间分歧较少的原因(在财富积累方面)。狩猎采集社会尽管也有内部的冲突,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大范围的战争。而在新石器时代,人口的大量增长必然产生社会差别,这种差别一旦出现,王权的出现也就指日可待了,与王权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它间接地推动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意味着死亡,而且在战时,疾病、农田毁灭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恶果。民族之间不断的冲突,形成了一条相互仇恨的锁链,使战争间断性地爆发。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依然抱着这个新的生活方式不放呢?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这种新的方式,直到近代,在世界的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小的部落依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闪族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生活在很难进行农业耕种的地区),另外他们也有意识地要保持这一古老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重返狩猎采集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经过几代人后,虽然有上述诸多的负面影响,但人们思想上的转变,保证了农业的不断发展。一旦狩猎采集的记忆被粮食的产量所代替,一个时代的背影便永远地消失了,开始了农业生活的人们不可能再回到狩猎采集的过去。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了一顿晚餐,你愿意先拿起武器出门打猎吗?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