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示

　

在文化的传播中，语言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扩散或改变。不幸的是，在考古学的领域里，从人群的迁徙之中寻找文化变化轨迹的研究已经过时了，现当代的考古学家关注于本土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或本土文化如何借鉴外来文化，只有老一辈的文化传播论者才会为一种文化寻根。但是，从基因数据中显示出，在有些情况下，文化的确是随着人群的迁徙而扩散的。如果基因变化图谱和文化传播图谱相一致，像在德内一高加索语系中出现的情形，那么很有可能，有些文化是随迁徙的人群得以传播的。相反，文化传播也可以完全不依赖人群迁徙，农业扩展到欧洲西北部的过程，正是一种纯粹文化传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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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遗传学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是受到限制的，当我们用我们的声音叙述历史时，我们必须借助考古和语言的帮助，事实上我们最独特的贡献是追踪谱系的发展形成，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为人类的迁徙提供证据，比如M17和游牧文化的传播，同样，我们据《圣经》记载．亚当和他的子孙本来说的是一种语言当他们打算造一座塔直通天弯时．上帝便下来把他们的语言搞乱．使他们彼此都无法文流．这座塔于是被命名为’巴别塔也可以据此反驳一些文化传播的假说。研究文化，语言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它有文字记录；即使没有，也可以通过系统的研究找出语言之间的彼此关系。大部分语言都具有书面语言，少数口头语言的精确性程度还是一个疑问。

　

直到20世纪中期，种族的观念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它认为世界各地人们肤色的不同，是由于根本的生物性不同所决定的。这正是卡尔顿·库恩所坚持的观点，据此他把人类划分为几个相对没有联系的人种。正如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所指出的那样，在早期对人种的划分中，种族的定义中包含着许多文化上的歧视。比如列沃斯这样描述美洲的“亚种”土著人：“顽固、自满、散漫，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红线’”。很显然，这一描述不是以人类的生物性为基础的，否则，今天所有的美洲原居民都会感到他们的脸上画着遗传“红线”。混淆种族与文化在人类历史上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尤其是在优生学的全盛时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纳粹迫害犹太人时找到了什么样的“科学根据”。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有些情形下，文化的传播和基因的变化是相联系的，也许那些已经作古的优生学家们，会遗憾他们当时没有基因的武器来证明种族差异。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只会使他们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