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政治

　

克伦邦人生活在泰国北方和缅甸，他们没有邻居巴东人那样著名，因为巴东人有一个极其独特的习俗―用黄铜圈把脖子神得又细又长，但对人类学家来说，他们是一个极其迷人的民族。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截然不同。在世界各地，700/0以上的社会实行从父居制，在这样的社会模式里，财富由男性控制，继承权是在男性血亲之间传递的。一对男女结为夫妻后，妻子要跟随丈夫生活，在丈夫的家族里获得新的身份。在欧洲，妻子婚后改随夫姓的习俗，正是从父居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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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居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男性保持稳定，而女性要加入新的家庭或部落。这似乎与人的本性相反，比起女人，男人难道不是更愿意过动荡的生活吗？但这就是大多数社会的规则。而克伦邦人的习俗恰恰相反，在这里，控制财富的是女人，有继承权的是女儿，男女婚后，男人会住进女人的村子，为她们耕田种地。人类学家称这种社会模式为从母居，即女性保持稳定而男性迁居。这一社会模式仿佛一部有趣的机器，它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文化对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影响。就像一个有预谋的实验，它为我们提供了与大多数社会模式相反的例子。

　

在多数有关人类迁徙的研究中，我们使用的工具是Y一染色体。这是因为，比起其他的基因标记，人群与人群之间Y在频率上的区别更明显。正如迪克·莱文廷在研究中发现的，人类的大多数基因的多样性是共有的，只有10％一15％的多样性可以用来区分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但对Y来说，用以区分不同的多样性为30％一400/0。多样性越多，提供的信息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通过Y，我们得以描述人类迁徙的画面。

　

最早用Y来研究人类的彼此关系时，反复多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它把一群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联系起来。要知道，用极少的几个DNA多态性，就能够不可思议地回答出一些人类迁徙的地理问题。你可以这样想像，人类的基因就像是一个“回答20个问题”的游戏，大多数遗传系统，包括血型和线粒体DNA，它们需要问上20个问题才能得到一个大致粗略的答案，比如得知一个人来自哪个大陆等。但对Y一染色体，它只需要问几个问题，就能分辨出那个人来自次大陆的哪个地区。因此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Y一染色体是一个地方化的谱系，它可以用来定义人们来自哪一个特别的区域，是一个研究人类迁徙完美工具。但是它为什么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呢？要解释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98年，马克·希尔斯坦德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解读Y之谜的论文，他此后成为路卡·卡瓦利一斯福扎和迪克·莱文廷的研究生。他研究了14个非洲人群的Y一染色体标记，发现有一小部分基因变异，在对人群进行区分时，它比其他的基因标记突出得多。在欧洲的情况同样如此，被地理距离分开的人群之间，Y一染色体频率的变化比线粒体DNA等其他遗传系统都要高。希尔斯坦德这样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女人比男人的流动性大，把她们的线粒体谱系分散到了邻近的人群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相似的mtDNA分布图谱。同时，由于男人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他们的Y一染色体在不同的人群中各自独立，向下繁衍。对这一发现，卡瓦利一斯福扎风趣地用妙语评价为：“威尔第写过‘女人善变’，看来他是对的。”

　

希尔斯坦德的论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吸引了像格洛丽亚·斯泰纳姆那样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似乎一夜之间，它要颠覆男人是好色游荡之徒的古老观念，男人的角色是固守一地，而不是四处游荡。但是，事实上它强化了这样的观念，即女性在形成一个群体中的作用较小。在一个从父居的社会里，你的母亲是谁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你在家庭和部落中的从属关系、你的继承权都取决于你的父亲。希尔斯坦德所发现的，是文化对人类基因变异图谱有着重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一个地区如何处理婚姻和财富，经过数百代的累积后，在男性或女性一方，便会产生重大的基因变异图谱的不同。印度的种姓世袭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证据，这里Y一染色体的频率差异比mtDNA高出得更多，表明女人能够在种姓之间移动，而男性完全被限制在种姓划定的界线之内。

　

真正能检验希尔斯坦德的理论的，是对从母居的社会的基因模式进行研究，看是否能得到与从父居社会相反的模式，即Y一谱系具有较大的一致性，而mtDNA的差异频率较高。2001年，马克·斯通基与同事发表了对克伦邦人的研究论文，同时他们也研究了与克伦邦人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从父居部落，他们的研究结果，为希尔斯坦德的理论提供了证据，证明在大多数从父居的社会，会产生以地理区域为界的Y一染色体变异模式。

　

这一研究证实了Y一染色体谱系的地方化，它同时解开了另一个奇怪的谜，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看到，我们的共同祖先Y一染色体“亚当”，比mtDNA“夏娃”要年轻的多，难道“亚当”从未见过他的“夏娃”？从父居可以解释在两个人群之间，为什么Y一染色体是最容易将他们区别开的基因系统，但是它无法回答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出现的时间不一致。事实上，地球上每一个人群的Y一谱系，都能回溯到一个大约巧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共同祖先“亚当”。但是，研究那些谱系发展保持着清晰脉络的人群，他们的基因历史回溯到非洲时，很快，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基因显示非洲“亚当”在非洲生活的时间只有几千年，之后就离开了那块大陆。该如何解释这一结果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基因的漂移率―数量少的人群引起的不规则的标记频率变化―决定于一个人群的人口数量。在人口数量大的人群中，基因漂移是可以忽略不记的，但它在小数量人群中的影响十分显著。在最小的人群里，比如最早通过白令海进入美洲的人群，极少的人群数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基因变化频率达到了100％。这就是为什么美洲原居民几乎全部是O型血，A型和B型在他们穿越西伯利亚的迁徙过程中已经“漂走”了。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为什么Y一染色体“亚当”比mtDNA“夏娃”年轻得多。如果在一个人群中，男性的数量少于女性，那么Y一染色体谱系的丢失率更高。也许你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男女出生的比率是50:50。”你能肯定在一个人群里男女的数量大致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在数量上是相同的，但是在基因传递时这一平衡就被打破了。从遗传的角度，不繁衍后代的人不在计算之中，而且应当被排除在总数之外，因此，遗传学所关注的只是有繁衍能力的男女数量，性别比率的变化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Y一谱系的丢失率更高，这是因为少量的男人在部族中占有大多数的异性，而且他们的儿子，因为继承了父亲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同样会在下一代中占有大多数异性，经过几代之后，这一社会形态就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Y一染色体图谱：它数量少，与邻近的谱系区别大。这一原因导致了Y谱系比它实际的年龄年轻许多，它已经无法回溯到巧万年前了，它最早在非洲生活的信号早已丢失了。数百、数千年中社会运行着同一个模式，通过对传统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将会找到更清晰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理论。语言寻根、寻找语言的“亚当”和“夏娃”曾风靡一时，我认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研究文化对人类基因变异的影响，会是人类学领域里最大的热点。不幸的是，在下一章里我们会看到，我们正在丧失祖先写在我们血液中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