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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多数会将自身业务之实际的方面认真考虑过的人，对于一行管制经济便多少会走上独裁路线这件事，是很少怀疑过的。我们大都知道，经济这件体系是这样复杂，而且各部门的活动又是相互关联着的。如果我们要有意予以管制，势必仰仗一群专家。这么一来，最后的责任和权力，必至落入一个总司令之手。这样的一个总司令，如果要认真执行其职权的话，他的行动一定会遭到民主程序之掣肘的。他为了要行得通，必须消灭民主程序。演变所及，不是民主程序阻碍着管制经济，便是管制经济消灭了民主：在一长远过程中，二者是不能并存的。凡此等等，显然皆系实行中央管制计划所造成的结果。中央管制计划背后所依据的思想，至少在西方世界，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西方许多人却又纵容中央管制计划之施行：他们是吞食了有毒的果实，然而他们还不知道哩！若干年来，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也会给我们一点安慰。他们说，官方管制“只”适用于经济方面的事情，而不涉及别方面的事。琦斯（stuart chase）是一位最有名的计划经济者。他向我们保证，在实行计划的社会中，“如果只限于在经济方面从事计划，而不在别的方面从事计划，那末便可保持政治方面的民主。”他之所以作这种保证，是由于他有另一种想头。他以为，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生活中不甚重要的事情，或者放弃我们“应该”认为不甚重要的事情，那末，我们便可在有价值的事情上得到较大的自由。许多人因着这种理由，在一方面极其憎恶政治上的独裁制度及独裁思想；可是，在经济范围中，却常为着独裁者而喧闹。（结果，大上其当。其他方面亦莫不然。——海光）
拥护经济管制的说法，并非诉诸我们的理智，而系诉诸我们的求生本能。这类说法，常常吸引着一些最优秀的头脑。假若计划经济真的可因吾人牺牲较小的享受而获致良好的生活与高尚的思想，那末谁能小看这种想头呢？如果经济生活所关涉者真的只是我们生活中卑不足道的一面，那末我们自然要用一切方法来使我们自己免于注意到那些烦琐的物质生活，让一些经济机构来管理好了。果能如此，我们的心灵便得以自由解放，来努力实现一些高尚的目标。
但是，不幸得很，许多人所相信的这种说法，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些人以为控制我们经济生活的权力只是控制着次等重要事物的权力。他们因为抱持这种想法，于是对于威胁我们经济自由的制度，也掉以轻心，漠漠然无动于衷。（译者按：世有若干非知识论方面的唯心论者亦系如此。这一类的人，专门注意一些socio-psychological accidents，甚至于一些fantastic constructions。彼等以为主观思构的秩序即是或即应是甚至或必然是外在世界事物发演之秩序。依次，彼等以为大家赖以正常生存的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等制度为卑不足道之“形而下的事物”，而不一思，设此“形而下的事物”不存，则所谓“形而上的事物”亦将忽焉而亡。当然，我们不能说，有了形而下的事物即必有“形而上的事物”。在此，译者只说没有形而下的事物即不能有所谓“形而上的事物”。个中分寸，极其严格，不可丝毫逾越也。如其不然，译者将成十九世纪的唯物论者。十九世纪的唯物论，如作为一纯哲学学说看，固粗鄙可笑，但无好坏之可言；然而，其所发生的实际心理效应，尤其透过经济事物所发生的实际心理效应，为当前世界大祸之一源。但是，与之相对立的唯心论，其所发生的心理效应，专门叫人高高玄玄，在云端里御风而行。结果，高处不胜寒，一跌下来便跌进地狱里了。最坏的唯物论遂得以乘之。世之严禁寡妇再嫁者，常等于鼓励其多找外遇。这两种“哲学”，不是叫人在云端呵冷风，便是叫人跑进地域受硫磺火烧。害莫大焉！今后吾人所需要的“哲学”，如其有之，其效应须是使人在平地上过日子的“哲学”。此点容有机会详析之。因若干唯心论者以为思想的建构秩序即事物之发演秩序，且视政治经济制度为卑不足道的“形下事物”，于是，除提倡玄门以外，一任千万人众，此身水煮火烧，麻木而不自觉。今日欲反极权以救世界，有而且只有鼓舞，翻新，并充实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之精神请注意：译者所谓“精神”，其意谓与唯心论者所谓之“精神”不同：为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叶启蒙时代之实征精神。这种精神，指向知识领域，已促起其时之知识革进；指向政治领域，促起大家实实征征地为人权与自由而奋斗。请注意：人权不是民权或“公民权”，二者大不相同，一字之差，切不可混为一谈也。至少，人权先于（prior to）民权。一个人是否必须有民权，兹姑无论，但绝不可无人权。人而无人权，则根本活不下去，遑论其他？有而且只有救住了人权与自由这一层次，其他一切努力才实征地可有着落处，人文价值才可有安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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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为大多数人抱有纯经济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与我们生活的其他目标无关，那末，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吾人须知，除了守财奴的病态心理以外，就一般人而论，并没有与我们的生活之其他目标毫不相干的经济目标。有理性的动物的行为，其最后不是为经济而经济的。严格地说，在一般人的行为中，并没有“经济的动机”，而只有经济的因素。这些经济的因素，决定我们为些什么目标而奋斗。如果我们为金钱而努力，这是因为金钱能给我们最大的选择机会来享受我们努力之果实。可是，在现代社会，由于我们有金钱收入，而大多数人的金钱收入又有限制，于是我们才感觉得到或多或少的贫困。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憎恨金钱，说金钱是限制我们收人之符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系出于倒果为因。（东方则历来更有一奇特现象：在一方面，有些人高谈心性，对于金钱货利亦若不足挂齿者；在另一方面，许多人则以不可告人之手段在阴暗中搞钱。一在云端，一在地狱，很少正视金钱货利问题而构成一正确观念如英美经济思想家之所为者。一些道学先生调子悬得高入九天之上，罔顾人众实际生活之实际需要，于是一崩溃下来，若决江河，不可收拾，遂成今日之“金钱世界”。其他许许多多建构之崩溃，至少有一面系由同因所致。有些地方之所以糜烂至此，这类空谈心性的道学先生，是要负一方面责任的。当然，从学术眼光或思想品质方面看，理想主义的唯心论，较之经济的唯物论，其品质之高，实不可以道里计；但是，就效应或影响来看，在历史的长远演程中，二者之实际距离还小于其理论距离：绝非如理想主义的唯心论者所想象的，二者落入现实之距离亦若其理论距离之远。喀尔文之极权如配备现代统治技术，与斯达林之极权相较，二者所加于人众切肤之痛，初不因前者标尚宗教理想后者标尚唯物史观而有以异也。如谓理想主义的唯心论在现实中坏的影响与唯物论的有何不同，大体言之，前者之危害人类系阴柔性的，而后者系阳刚性的。当然，现代极权主义者如斯达林之流，深悉个中窃要，常将二者综合而运用之：心灵与物质一齐利用，一齐统治，两个极端“统一”结合，于是亘古未有之大乱临头焉。世之乱谈理想主义者，可不冷静反省哉？——译者）
金钱是人类所发明的自由之最大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里，金钱为穷人大开自由选择之门。此一选择范围较之许多年代以前为富人开启的范围为大。许多社会主义者特别认为，我们在“金钱上的动因”，已经大为“非经济的激力”所代替。果真如此，而且我们考虑过金钱的真正意义为何，那末我们就比较了解金钱的作用何在。假若我们工作所得的一切酬报，并不以金钱偿付，只以社会地位或特权之形式偿付，或超越他人之权力来偿付，或以较佳之住宅及食物来偿付，或以旅行机会或教育机会来偿付，那末就意味着一点，即不复允许受酬者有选择之自由，而且给予酬报者不仅能决定报酬之大小，又能决定了受酬者享受酬报时应取何种形式。（译者按：以苏俄为模范的一切极权地区系以各种不同的程度这样办的。这种办法，叫做“包办”。未有极权而不“包办”者。但是，饥者易为食，渴为易为饮。当人被逼至一种境地以致失去生活之一切资据而饥极渴极时，也就顾不了许多，只有接受这一套办法，甚至唯恐求之不得了。多数不得不接受这一套办法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几乎定型的生活方式：其中有许多“资深”者离开这一套办法便无以为生。这么一来，这一套办法，逐渐成为统治纽带之一环，或支持统治之一面。这套办法一与统治结不解之缘，势必逐渐扩大。扩大之结果，不是吞没整个社会，便是斲（zhuó）丧整个社会之生机。于是，社会日渐丧失其独立性，步步走向非依赖统治机构不能生存之途。社会如此，遑论个人？个人之准备受酬者，只得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人的尊严，岂不扫地以尽？所以，今日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并不是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的现实权力得失的问题，而是“人之所以为人”受到挑战的问题。只有从这一基本处着想，我们才能摸到对抗极权制度的痒处。如不此之图，其他恐是表面文章。）
在有关经济的事务中，我们应能自由决定什么事物对于我们比较重要，什么事物比较不重要。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说，在现存社会中，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的，正是我们自己。但是，如果经济事务受到管制，那末除非我们为求达到一项特殊的经济目标，否则必须处处受到管制。或者，当我们宣示我们的某项特殊经济目标为何时，如果我们必须使此项目标为官方所赞同，那末我们的经济行为便是处处受到官方控制了。
这样看来，由计划经济所引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能否以我们所选择的方法来满足我们认为多少有些重要性的需求之问题而已。计划经济还引起别的许许多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从事选择时，决定何者对于我们比较重要，以及何者对于我们比较不重要的人，是否就是我们自己，或者竟是执行计划者。吾人必须明了，一切经济活动如悉由官方管制，则所管制者不仅为我们生活中一部分卑不足道的事物，而且还管制着我们藉以达到我们的目标之一切方法。任何人，只要控制着我们藉以达到我们的目标之一切方法，也就足以决定拿什么东西来满足我们，决定不拿什么东西来满足我们。任何人一旦控制着我们藉以达到目标的方法，那末不独可决定我们应该达到什么目标，甚至可更进而决定什么价值高尚，什么价值低劣了。不独此也，他可以进而决定大家应该信仰什么，以至于应该怎样努力。（译者按：俄式极权统治就是这么办的。这种统治已经藉着控制住一切基本生存工具——“下层建筑”，来翻造人的灵魂，并出产“真理”。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斯达林等应须说：“权力即知识”。有了权力，即有了一切。有了权力，可以制造一切。有了权力，无知识可以变成有知识，凡夫立刻可成神圣，当然可替大家决定生活方式，是非标准，以至于人生目的。这就是“欲与天公共比高”。极权统治者不独要夺尽人间的一切权力，而且要僭取上帝的权力。何其狂妄至此——这类人物一天不休，天下大乱一日不止。）
若干年来，计划经济者亦尝应允吾人享受若干经济自由。但彼等所谓应允我们享受若干经济自由，其意义恰好是说，我们必须放弃自行解决经济问题之权，并由彼等代吾人作种种选择。因为，在现代社会组织与结构之下，我们一举一动，几乎都有赖乎他人供给的工具。计划经济一行，则吾人之生活势非全部遭受统治不止，在计划经济之下吾人从原始需要到我们与亲朋的关系，从吾人工作之性质到空闲时间之利用，几乎很难找出一事不受计划者之“有意识的”控制。（这就连蜂蚁都不如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味？——译者）
吾人须知，主持计划经济者，即使不直接控制吾人之消费，也不见得不能全部控制住吾人之私生活。计划的社会大概在某种程度以内采取配给制和相似的办法。可是，主持计划经济者对吾人私生活之控制并不一定限于这些办法。如果消费者不过只是在名义上得以自由消费其收入的话，那末便是在实际上受官方控制。无疑，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官方具有控制一切消费之权力。
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自由系基于一项事实之上，即是，如一人拒绝满足吾人之希望，则吾人可转而求诸他人。可是，如吾人面临一独占者，则吾人惟有任其摆布。时至今日，管制全部经济体系的官方，实乃吾人所可思议之最有权力的经济独占者。（译者按：在事实上，此种独占者所造成之桎梏与灾害，并不因其藉标榜“经济平等”或“社会正义”起家而稍减。恰恰相反，因此种独占者握有全能且无与之抗者，其所造成的桎梏与灾害之普遍与深入，远非私人独占者所可比拟。极权暴政与经济统治者，互相表里之现代灾害也。可不惧哉！）即令吾人或不需惧怕官方滥用此一权力亦如私人独占者之所为，且官方之目标或非强夺最高限度的财政所得，官方依然有全权决定吾人需在何种条件之下拿出些什么。握有独占权的官方，不仅能决定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用品和接受任何种服务，并且可以决定得到多少。不仅此也，官方还可以决定将这些东西分配给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团体；而且，如果官方高兴的话，还可以分配给不同的人，它高兴给谁就给谁，高兴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
吾人须知，从控制生产和物价所产生的权力往往是没有限制的。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我们购买一物时所需付之价格，系基于其他相关的东西之数量而定。且价格之高下，从不依任何人之意志而决定。复次，如吾人发现一物之价格太高，吾人即得自由找别的地方去买。吾人此类选择设遇阻碍，那末并非由于有人不予同意，而系因在别处价钱也系如此所致。在管制经济下，若官方有权监视个人追求的经济目标，则一定会利用其权力以助私人达到某些目标，并阻止私人达到别的目标。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我们不能依自己的看法来决定我们应喜欢什么，或不应喜欢什么，以便决定我们应该得到什么；而是别人代我们作这些决定。既然官方有权阻挠任何人规避其所强制加诸大家的规定，于是它可以控制住我们的消费。其控制之有效程度，亦若其直接规定吾人必须如何花去我们的收入然。（译者按：这就是百分之一百的经济的父权主义（economic paternalism）。在历史的过去，政治的父权主义（political paternalism）盛行。到了现代，二者紧密结合于俄式极权统治体系以内。于是，受其统治者，虽亿万人亦不能动弹矣！世人欲免此浩劫，须及早清醒预防。若待其势已成，天罗地网撒下，便万劫不复矣！）
当然，即使在社会最好的部分，我们要自作决定与选择还是会受到种种限制的。在这个社会中，很少人有充分的选择行业之自由。但是，问题之重点并不在此。问题之重点，在我们是否能主动地自作选择。我们不能绝对束缚于别人替我们选择的行业之上。我们应该保有改行之自由。我们应须可以牺牲当前的利益来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我们无论作何努力都无以改变这些情况，那是最令人无可忍受的事情。（在特殊遭际之下的人，多失去此种自由。此固可悲，但如忘记或竟不知人应有此种自由，一若生而盲目者不知太阳之美，则尤为可悲。——译者）
一个政府可以做许多事情使大家消息灵通，让大家具有选择行业方面足够的知识，并且令大家因此容易找到从事其愿意选择的行业之机会。但是，吾人必须明了，政府此类行为能增加个人从事某项事业之机会，但往往与现在普遍赞同的和实行的“计划经济”刚好相反。虽然，最大多数的计划经济者允诺我们，在新的计划社会里，将会小心翼翼地保持个人择业之自由，甚至增加这种自由；但是，他们所作的诺言常比他们所能兑现的事实为多。（在若干政治范围中，尤其如此。甚且有专门出产“诺言”以作政治资本者。此固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颇足为奇者，为出产诺言成为习惯，而听信诺言亦成为习惯。当然，人穷至极时，即持假钞，亦聊起象征作用：望梅可以止渴也，悲夫！——译者）如果他们从事计划，那末他们必须控制住各门商业及行业之关卡，控制住酬报之条件，或者二者都予控制。几乎在一切已知的计划经济实例中，此类控制是必须首先实施的方案。如果此类管制系普遍由一单一的官方机构执行，那末我们就不必胡思乱想，以为官方所允诺的“自由选择行业”之说会兑现。在计划经济成熟的社会，“选择行业之自由”势必消减无余。在计划经济之下，大家所能希望的唯一“选择”，就是一任政府包办“选择”。（亦如由其包办选举然——译者）政府从事“选择”时，他们认为在客观上需要那种人，就派遣那些人去。（其尤甚者，更依据这一原则来调配青年的，代定其志愿。结果，被其调配之人，都变的“身不由主”。身不由主者，就是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己的了。人生之可悲，孰甚于此？——译者）
在计划经济之下，即使主持计划的官方之行动限制到规定雇用条件，并且藉此试行管制行业人员之数目，结果也好不了多少。若事先规定酬报数量，则此种办法之足以有效限制许多人之从事某些行业，几无异于把许多人从某些行业中排斥出来。因为，这两种办法所产生的实际结果相差无几。假如官方又规定全部酬报之种类，并且选择雇员时还要举行考试，则求职者希求得到职业之欲望，几乎不在考虑之列。（问题只看你要不要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被折磨得志气全消。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志气全消，则生力从何而来呢？生力无从而来，又怎会有大的作为呢？从反面去看，有而且唯有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个人才有选择之自由。个人有选择之自由，才能保持其志节。个人保持了志节，才会放射出各自的光芒和力量。所以，有而且唯有自由的社会才能产生真正的力量。有了真正的力量的社会，才可能有大的作为。所以，有而且唯有自由的社会才可能有大的作为。——译者）俗语说，人上一百，种种色色。有的人不喜欢做刻板的琐事，而喜欢做一些无定时的工作。这样的人，也许乐天安命，襟怀豁达。他只希望得到一点点收入，或不定期的收入就满足了。显然得很，这样人是无害于人的。但在计划社会之中，他便无法生存下去。在计划社会中，一切力求标准化，划一化，和简单化。这样一来，个人置身其中，一举一动都得受规定，被控制。这真是无所逃出于天地之间了。执行计划的官方为要把这种巨大的工作易于管理，必须将各个人之个别差异归约到几种简单的范畴以内，而且这几种范畴又是易于互相改换的。（例如，驾驶汽车者可以改换为驾驶坦克车。反之亦然。——译者）至于各个人之间精微的个性差异与能力差异，官方必须有意予以忽略。因不有意予以忽略，则计划碍难行通。
虽然，实行计划者有时宣言实行计划之目标是使人不复只成为一种工具；但是，在事实上，个人在计划社会中必至成为工具，且其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之程度，为前所未有者。因为，在计划之中无法顾及个人之好恶。而个人之好恶，在人之所以为人方面，只要其无损于他人，又是如此之重要。在计划社会中，个人常被官方用来为一些空空洞洞的口号而献身，例如，“社会福利”，或“社群之善”，等等。（无论如何，这些玩意儿都是近代的“大谎言”。这类好听谎言，至少在东方世界，不知骗苦了多少天真的好人，害得他们肝脑涂地，暴骨原野，搞得天翻地覆，祸乱相寻，结果却便宜了唆使他们“为理想而牺牲”的少数“先知”们，筑成了权力的宝座，万人却更遭奴辱。这一条路，无以名之，姑名之曰，“好人作乱”之路。至少在东方世界，如果再走这条“好人作乱”之路，那末将会应验圣经上所说的“没有一块砖头砌在一块砖头上”。——译者）
许多人在经济问题上常抱种种如愿的想法。其中有一种如愿的想法，以为我们现在忍受贫困于一时，将来则可发挥社会“潜在的富力”。照我们看来，这种说法是不足信的。自有社会主义以来，社会主义者会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来宣讲“发展潜在富力”。显然，这种说法是假的。其为假也，与百年前固无以异。自有社会主义以来，没有任何主张“发展潜在富力”的人弄出一个可行的经济计划来增进生产，并藉此使欧洲免于他们所谓的“贫困”，遑论整个世界？所谓“发展潜在富力”之说，倡之者或不诚实，或不知其究为何意。然而，这一虚妄的希望却把大家驱上计划经济之路。（可不戒哉？现代共产主义者有一特色，即鼓励人牺牲“现在”以为“将来”。而彼等所谓之“将来”，又从无一定之界说，颇类街头彩票铺之市招“明日开奖”。彼等所谓之“明日”，并非大年初一，而系无穷无尽之岁月。尝见有跑狗者，置一假兔于狗前，以电动之，假兔奔驰不已，真狗则穷追不已。操纵者则因之博利焉。今之“未来主义”之于群众，与假兔之于真狗，奚何以异哉？——译者）
然而，计划经济运动依然利用这一虚妄的信仰而发展。计划主义者以为计划经济，较之自由经济，确能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可是，这种说法，近年以来，不断为大多数研究此类问题的学人所驳斥。时至今日，即使采取社会主义眼光的许多学者，如果已经认真研究过中央管制计划问题，他们就会承认，计划经济之效率如能与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相等。则感心满意足。这类经济学者之所以主张主张计划经济，不复因计划经济有较为优越的生产能力，而系因他们以为在计划经济之下财富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认真来说，此种说法，是主张计划经济之唯一有力的论证。无可否认，如果我们想要依照某些预先规定好了的标准来分配财富，如果我们有意要决定何人可得何种酬报，那末我们确乎必须将整个经济体系加以计划与管制。但是，吾人须知，问题之所在，仍在我们实现某些人所标尚之“社会正义”的理想时所须偿付之代价，是否制造更多的不安和更多的压迫。（推广言之，凡社会发生激剧而巨大的人为变动，从中获利者总是少数野心人物及其亲近的附随之众；而最大多数的人，无论在变动之前夜或变动漩涡之中，悉沦为牺牲品，其惨痛必数倍于昔，至少从未有蒙其利者。东方世界数十年来之变乱可证此言为真。劫后余生，何不三思之耶？——译者）
有许多人对于“以集体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要”之事抱有热望。社会主义者则利用此种热望为极权政治铺路。（千真万确——译者）吾人须知，如以集体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要，我们就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和预先规定好了的方式以内来满足需要。（这与来亨鸡用膳有何不同？——译者）自然，这种热望，有一部分是被用来作政治教育方式的。（一针见血之语——译者）
有人常说，如无经济自由，则所谓政治自由便无意义。这话是确实真的。这话之为真，其意义与计划主义者用此语时之意义几乎完全相反。在社会生活中，经济自由乃任何其他自由之必要条件。然而，经济自由只能在某些条件之下解放个人，并且让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之自由。我们既然保有经济自由及选择的权利，当然同时负有种种责任，并且无可避免地要冒些风险。这是不在话下的。
译者附志：本章有所删节。
迷妄的平等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八章
上帝给人的最佳机会被人错过了。因为，许多人渴念平等，这么一来，自由便失掉了。
——阿克顿勋爵
译者的话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话是阿克顿（acton）过火之言。阿克顿是英国博学淹识的大史家，饱经事变。吾人须知，失去了自由的平等，便是毫无价值的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这样的平等，静坐可得，何劳流血争取？
社会主义者用以鼓动人心的基本意理，就是实现经济平等。但是，不幸得很，就近数十年的许多事例观察，藉“革命流血”手段而实行社会主义的结果，反而招致了较原有经济制度下更大的不平等。在原社会中，因有独立于政治的纯经济活动，所以原有经济制度常较富于弹性。既常较富于弹性，个人改善其经济生活之可能性远较在社会主义之下为大。在美国，以及在中国清末民初之际，赤手致富者比比皆是。而社会主义一旦普遍实行，由官方统制经济，则经济就倒过来变成政治之附庸。苏俄等地区所表现者，社会主义的经济之僵固无情，远非西欧及美国人士所能想象。在这类地区，贫者从生到死永远赤贫。如不靠政治关系，赤手绝无致富之理。
这样实行社会主义稍久，一定产生若干层级的政治性的经济贵族。千千万万平民，则一辈子沦为可爱的“国家”之奴工、奴农。任何时候，这可爱的“国家”基于政治的理由而停止配给，则奴工、奴农就得停止呼吸。在这样的“国家”，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基于政治的考虑和需要而严格制度化了的。
多少年来，由于世界共党过分强调经济因素之重要，形成经济至上的社会心理。许多赞成政治民主的人为这种社会心理所慑，于是提出“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两个口号。这种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有理，因而颇能动听。但是，稍一分析，便可看出这种说法的毛病。这种说法，从情感的原因观察，是想作调人；从思想方面观察，是由于思力未能劈入此问题之里。
“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二者之相对地位有三：一、“政治民主”高于“经济平等”；二、“经济平等”高于“政治民主”；三、“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并列，即等量齐观。“政治民主”与“经济等平”二者底这三种相对地位之不同所产生的结果，重大地影响甚至于决定着大家底现实生活。如果我们视“政治民主”高于“经济平等”，那末所形成的社会便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如果我们视“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同等重要，那末所形成的社会也许就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如果我们视“经济平等”高于“政治自由”，那末社会便走向“奴役之路”。而照许多经济学家底解析，将“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同等看待的办法，如英国工党底措施所例示者，只是从“自由社会”走向“奴役之路”的一个过路走廊而已。所以，剩下的可能，不是“自由社会”，便是到“奴役之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抉择呢？
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得确定：是人来要求“经济平等”呢？还是猪来要求？如果是猪来要求“经济平等”，那末就根本不发生要否实现“政治民主”的问题。美国猪营养丰富，宿舍清洁，照料周到，“经济”可谓“平等”矣！所以未闻猪群暴动以要求实现“政治民主”之事。如果是人要求“经济平等”，那么必须首先自觉要求改善生活乃系基本人权之行使。在极权地区如苏俄者，统治机构配给你好多你就吃好多，你是不被允许有要求改善生活之权利的。否则就说你藉端要挟，请你进集中营。因为，这种行为，照统治者看来，是对他权威之挑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苏俄极权地区，即使有所谓“经济平等”，也是喂猪式的“经济平等”。而在自由民主的邦国，如有工人要求改善生活之事，资方常谋与之商谈协调。从来没有听说要求改善生活就是藉端要挟。这就是因为自由民主的邦国不否认改善生活为每一个人之始基的人权。这样实现的“经济平等”，是人的经济平等。两相比较起来，俄式之不从人权出发而谈的“经济平等”，与自由式之从人权出发来谈的“经济平等”二者况味之别，结果之差，岂可以道理而计？
这样分析起来，可知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一个人而且要求实现“经济平等”，那末必须从人权出发以谋其实现。如果从人权之肯定以谋其实现，那末就是已经预先假定“政治民主”先于“经济平等”了。因为，有而且只有在“政治民主”中人权才得到明确的承认和切实的保障。在“政治民主”先于“经济自由”的这一大前提之下，要求实现“经济平等”既被看作基本人权之一项，谓之为“经济人权”可也。
以上所说的是一逻辑结构。当然，在经济特别发生问题的情形之下，我们不妨特别重视经济人权。但是，无论怎样重视，我们都不能忘记，经济人权系人权之一次类（sub-class）。它无论怎样重要，绝对不能高出一般人权之上。这道关隘如不死守，那末，就算我们有口可怜饭吃，也就一齐走向“奴役之路”了。
从上面所说的来看，可知对于“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底相对地位之这一番解析是何等重要。但是，西欧许多人士，由于享受惯了人权亦如享受惯了空气而不复警觉人权之下不可须臾离，于是，一听到马克思之徒高嚷面包问题，便丢下祖宗奋斗数百年所得的人权保障而不顾，一起忘乎其形，争着抢面包，险些儿作了马克思主义者底俘虏。至于东方人众呢？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没有人权之自觉。这些人，于贫困之余，一听到共产宣传家“解决吃饭问题”之煽动，便以为天国降临人间，趋之唯恐不及。结果，都被关入地狱。所以，我们要提醒世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忘记了人权。失去了人权，一切都会落空的。
许多主张社会主义而却又不反对民主的人，一听到有人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不由得心里老大不舒服。他们在直觉上就想不通：社会主义提倡大家有饭吃，这并没有错，你们为何要拼命反对？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作怪吗？
这些人之所以有这种误解，照译者分析起来，是由于没有把“社会主义”一词底两种意义分辨清楚。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一词已经演变出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作为改善大家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另一是“作为统治手段的社会主义”。这两种意义的“社会主义”之性质与归趋是大不相同的。在第一种意义之下的“社会主义”系社会主义之理想的一面。社会主义底这一面，是在千千万万人心中荡漾的。既然如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根本要不得，他们如何不心头火起？然而，他们却不明了，在许多实际情况中，社会主义之改造大家经济生活的理想尚未实现时，已经被用作基本的统治手段了。有眼光而又爱人者见到这一危险趋势，怎能不起而大声疾呼，说：“这条路太危险，小心上当！”
也许有人问：“我们可不可以保留作为改善大家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这一理想原则，而排斥作为统治之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之解答，只能求之于经验，不能求之于观念的游戏，更不能求之于名词的玩弄。近百余年来，许多强有力而又标尚社会主义的人，把社会主义之实现，与政权争夺，尤其以暴力争夺之事，紧密地联繁起来。于是，演变所及，所谓“作为改善大家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就变成“作为改善少数人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了。这里所谓的“少数人”，意指夺得政权的任何人，或任何政治组体，或任何阶层。这样一来，对于多数人而言，社会主义，就不折不扣地变成“基本的统治手段”。这个样子的“社会主义”，难道还不应该彻底反对吗？
假若有人再进一步追问：“如果不经由所谓‘革命’，或暴力夺取政权等手段，而经由民主程序，实行计划经济，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之理想的一面，那末，会不会演变到这种不幸的结果呢？”海耶克教授在本书中所进行的解析，一部分就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的。依照他底解析，计划经济就是经济的独裁。经济的独裁与民主的政治，在内部结构和实际的发展上，是不相容的。经济独裁底结果，一定是挖空民主底实际内容。这种制度之消灭民主，与暴力革命之消灭民主，虽有缓急之分，可是，结果很少不同。
吾人常知，多言“根本改革”有关众人之事，常招莫测之祸：继所谓“根本改革”而起者，常为更较惨酷之独裁极权的统治。急切求变，便是自造地狱。
迷妄的平等
一
我们最常见的反对自由竞争的论调之一，是说自由竞争系在一种“盲目状态”之下进行。无论这种批评对或不对，就古代的人而言，这种“盲目状态”乃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之一属性。虽然，自由竞争与社会正义二者共同之处不多，但二者都是值得赞美的。因为，无论是自由竞争也好，或是社会正义也好，其建制也，并非预先为了对于谁何人等有利，亦非预先为了不利于谁何人等。在自由竞争制度之下，我们简直无法确知谁会获利，谁会遭受损失。在自由竞争制度之下，酬报与罚款，并不依照谁认为某人底工作是否与他人有好处而定，而系依照个人底能力和幸运而定。在吾人定立法治建构时，既然不能确知谁会因此条文而获利，谁会因此条文而蒙受损失，这么一来，就可造成机会之均等。自由竞争正需机会均等的。因为，在自由竞争制度之下，机会和幸运，在决定各人底运气时，其重要往往不下于各人底技巧和远见。
我们假设有这两种制度：其一是每人依照某种绝对的和普遍的利益标准来各取所值；而另一是各个人所应得的一份一部分系由偶然的机会所致。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抉择，并非在这两种制度之中任选其一；而是在下列两种制度之中任选其一：在一种制度之下，少数人底意志可以决意定谁获得什么；在另一种制度之下，每个人能够获得什么，至少有一部分系凭其能力和企图心，而有一部分则由于不可预见的机会所致。后者便是自由竞争制度。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私有财产和遗产常具有影响作用，因而，在竞争场合，个人所有的机会并不完全均等。可是，只要各人的先天的差异存在，机会之不均等可以逐渐设法减少。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人总是自以为他们底看法正确。如果没有任何人能够拿他底看法强使人同，那末，消除机会不均等之事迟早总是可能实现的。在消除机会不平等时，消除之方式，必须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打算的，而须是超乎人身的。（译者按：依苏俄这一典型来观察，在现代的一党制度one-party system下，旧式的不平等固可消除，依政治考虑而形成的新式的不平等则取而代之。而新式的不平等之令人难以忍受之程度，较旧有者大千百万倍。因为，旧式的不平等之造成往往需要经过漫长之岁月。在次漫长之岁月中，经济制度往往混杂有若干风俗习惯之成分。风俗习惯，除对极少数头脑优秀的人以外，对最大多数人恒能收安之若素之实效。一党制度兴起后，随之俱来者，常为以“拥护”为专门职业的新式政治贵族。这种新式政治贵族，当然因着酬报的理由也就为新式经济贵族。踏在此一党与此新式贵族脚下的，便是千万被治人畜。这千万被治人畜，在经济上，倒也可以得到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此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系彼等“努力革命”换来的宝贵的“果实”！）
在自由竞争的社会，无庸讳言，穷人发展的机会，远较富人为少。然而，即使如此，穷人在自由社会中，比之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那些获致较大物质享受者远为自由。（例如：苏俄工程师不及美国小工自由。——译者）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穷人致富之机会确较承继遗产者致富之机会为少。虽然如此，在这种社会中，穷人毕竟有致富的可能。自由竞争制度系建立于想获致财富的人身上。而非建立于权势之上。（译者按：这一点重要之至。因为，在以政治目标来支配经济发展的地区，有权有势斯有财有富，无权无势斯无财无富。因此，在这类地区，一人如不循权势之路，则无论如何克勤克俭，亦必不能致富，甚至无隔宿之粮，度过着寄蜉蝣于天地的无根生涯。）同时，在自由社会，没有人能阻止谁发财致富。今日有许多人不知失去自由之滋味为何，因此，也就常常忽略一项事实，即是，在西方自由国家，一个收入不丰且又技术欠佳的工人，其得以自由处理其生活之自由，较之收入远为丰厚的苏俄经理为大。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这个工人如要改变行业，或迁地居住，或表示何种意见，或以何种方式消磨其闲暇，凡此等等，都没有限制与障碍。他个人人身之安全和自由没有危险，没有任何人藉着暴力来强制他做些什么。（译者按：做一个人最起码须要这些自由，否则至多不过等于动物园里的猴子。）
二
有人以为因私有财产而获致的收入废止了，各种不同的人收入上的差异依然保持原状，那末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抱持的社会正义理想便可实现。然而，这些人却忘记了一项事实，即，将一切私有财产转变为政府财产时，政府底行动在实际上便决定着大家一切其他的收入。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将“生活权利”交给政府了。（这是“完全缴械”！——海光）
我们如果以为政府底那些权力不过就是我们所授予的那些权力，那末便大错而特错，我们必须明白，政府底权力乃系新产生来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在一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任何人所不曾掌握的。吾人需知，只要财产为各个人分别享有，则谁都不能具有决定的力量来决定某人该收入多少，决定谁底社会地位该如何。在自由社会，一个雇主，除非肯出比任何人较多的价钱，否则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干一辈子。（但是，在现代极权统治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于是，你只有两条路可走：跟着他干一辈子；或者，死亡。——译者）
我们这一代有许许多多人竟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系保障个人自由之最重要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保障了有财产者底个人自由而且也保障着穷人底个人自由。之所以如此，因为，生产资具分别为许多人所保有，而且各人独立从事生产，没有谁能完全支配谁，于是各个人得以自行决定谋生之道。穷人也可以生息于这些空隙之间。（译者按：海耶克教授之所言，实关联乎人生底根本问题。财产私有，不仅为个人生活之所资，且为保障人格、气节、志趣、兴味、情操底必须条件。陶渊明之所以能赋“归去来”辞，之所以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因他尚有“将芜”之“田园”。今日中国非全无陶渊明，但几无将芜之田园，于是，不得不在拗逆志趣与夫大打折扣之条件下苟延残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高调“精神文化”，虽至地老天荒，亦必无人理睬。那些不懂得怎样思考现代问题的玄谈“心性”流者，可以少息矣！）反之，如果所有的生产资具都归一人控制，那末，无论此君在名义上是否代表整个“社会”或系一大独裁者，只要他操有这种权力，便可以对吾人施行全面的控制。（这真是经验之谈——译者）
自昔至今，少数极端分子，或宗教信仰者，虽家无恒产，可是，其志同道合者如富有资财，能照顾彼等所享有的自由，常较他们只在名义上系社会财富之所有者为大。这类事实，无人可以置疑。（译者按：苏俄之类的极权地区，工人只是财富在名义上的所有者。马林可夫及高级党要为财富在实际上的所有者。结果，尽义务的是工人；享权利的是马林可夫及高级党要。）在自由社会，一个百万富翁，即使是我们的邻居或雇主，他们对我们底支配力一定远较那握有政府镇压权力的人为小，远较那能详细规定我们生活与工作细节的人为小。吾人须知，一个财富比较发生力量的世界，较之一个人握有权力即能财富的世界，毕竟要好得多。（译者按：这真是真知灼见。谋致财富，固难免诈欺与投机取巧之事，但是，大致说来，究竟要凭真实本领，才智，与毅力。洛克菲勒，卡尼基，和福特之财，除共党以外，无人能说系“不义之财”。然而，在能藉政治权力而取得财富的地区，权力者常可拿财富作为政治诱饵。这么一来，不特耗竭社会财力，且政治圈子里所诱聚的，很少不是趋饵之虾的。于是，反淘汰作用发生，社会被拖紧向下沉沦，以至于不可救药。）
伊斯脱曼（max eastman）是一位卓越的老共产主义者。他重新发现了这类事实。这真是可悲的。不过，同时也令人欢欣鼓舞。他说: “照我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虽然，我得到这项结论，已属太迟——私有财产制度乃给人带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之一主要制度。马克思希望藉着消灭私有财产而无限获致自由与平等。真够奇怪的，马克思是看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他首先告诉我们，叫我们往后看。他说，私有资本制度之演进以及与之俱来的自由市场曾经是我们一切民主式的自由之先决条件。可是，他却从来不向前看。如果他所说的不差，那末，设若废除了自由市场，则这些自由便会一起消失。”
三
有些赞成计划经济的人说，我们并没有何种理由要计划者来替我们决定个人底收入。计划者在决定各种不同的人究竟应该分得国家岁入之多少时，会遭遇到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种种困难。面对这种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令是最顽固的计划者，在行使其权力来处理这类问题时，也必感到棘手，以至踌躇不前。所以，认识个中困难的人，也许毋宁只将计划之事行之于生产方面，只期藉计划生产来实现“工业之合理的组织”；而将分配收入之事尽可能地委诸社会力量。虽然，欲管制工业而不影响分配乃不可能之事，而且没有计划者愿意将分配之事完全委诸自由市场；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也许只看到分配符合公平原则时，消除了极端不公平之事，他们却不知道，这么一来，在社会内部会造成特殊人物的。
我们已经稔知，一切经济现象系彼此密切关联着的。既然如此，计划者极不易将计划之事刚好做得适可而止。自由市场底功能一旦因计划而受到某种程度以上的阻障，计划者为了其计划行得通，便不得不扩大其统治范围，一直到无所不包为止。
在一个受管制的计划社会之中，一旦大家普遍认识个人地位不是被制度底力量所决定，同时，又非由许多人自由竞争所致，而是由实行管制的官方精心刻意谋划所造成，那末，一般人对于他们在社会所处地位的态度必随之而变。这么一来，社会上一定常常发生不平等的事。这些不平等的事，在身受者看来，是不公正的。于是，失望之事，遂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社会，善良的人，常得无妄之灾。（译者按：在受管制的地区如苏俄者，这类结果之发生，真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因为，在这类空间，“效忠（offer servitude）”权力之泉源为人生第一要务，犹如“德意志高于一切”然。这样一来，无心无肝而有效有忠者，则常爬到大家肩上。所以，在共产制度统治之下，大学未卒业者可当大学校长，高级中学课程没有读完者可以向大学教授作“哲学”训话。凡此等等，不能视作怪事。因为，行一党制度的地区，常常发生这类现象。权力即是一切，遑论知识？）
无疑，在人类社会中，不平等之事在所难免。如果不平等之事系出于社会因素所致，而非出于人为的计划，则对于个人尊严打击尚小。在一自由竞争社会，如任一公司对一个人不再雇佣或不能给他较佳的职务，这对他并非轻视，亦不冒犯其尊严。同时，在自由社会中，有比在中央管制制度里较佳之方法来防制失业之厄。失业之事，如在一计划的社会中发生，则远较在自由社会中所发生者情况恶劣。吾人须知，在一计划的社会中，个人所决定者并非他是否需要某个特殊职务，而系他对于任何职业是否配得上，并且他怎样才有用。（亦如一零件是否配得上一部机器然——译者）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怎样，全由别人来决定。（人生至此地步，辛酸极矣！——译者）
当任何人对可以打击他的苦难低头时，有时甚至欲向苦难低头，亦不可得。因此类苦难乃官方造成者。此类苦难，如果我们不能远离它，则其为害也势必靡有止境。如果我们被束缚于一地，并且屈从高高在上者之意志，则其为害亦势靡有止境。如果大家意识到大家之苦难系出于人为精心刻意策划所致，则不满之情，势必与日俱增。（译者按：类似苏俄之地区之苦难，十之八九皆非必要，而系出于握权者人为的策划所致。然而，人众即或不满，亦莫可如何，因为在现代统治技术之下，人众不满之情，只似地下水，不能汇合成为江河。）吾人必须明了，如果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之解决全靠行使镇压权力，则所谓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无一而非政治问题。（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极权地区之以苏俄为典型者，内部如有问题，归根究底只算作一个问题，即是政治问题：举凡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土地问题，宗教问题，无一不被看作政治问题，因而无一不以政治为基本着眼点而解决之。这就是泛政治主义。泛政治主义是了解极权统治的一锁匙。——译者）
四
在俄国苏维埃统治初期，俄国人之间流传这个笑柄：“谁来管，谁被管？”我相信这个有名的成语是列宁自己介绍到俄国来的。当时的俄国人藉着这个笑柄来总括所谓“社会主义的社会”里的一般问题：谁替谁计划？谁指导并且支配谁？谁规定一般人底生活方式？谁应该负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在苏俄，成为只能由最高权力单独解决的中心问题。进来，有位美国习政治的学生，把列宁所用的这一成语扩大说，一切从事计划的政府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并且怎样得到”一切政府都可能影响不同的人民之相对地位。在任何制度之下，我们底生活很少不受政府行动之影响的。不过从事计划的政府为尤甚。
在统制经济之下，承担起统制经济事项的政府，有一项最关切要的问题，即是必须运用其权力来实现公平分配的理想。但是，他怎样运用这种权力？他依据什么原则来运用？对于因此而可能引起的重要问题，他能否切实解答？是否有一种价值标准能使有思想的人赞同？他所定价值标准是否能证明社会新阶层制度的合理？并且是否可能满足公平分配之要求？
照社会主义者看来，只有一条普遍原则，只有一条简单的规律，可以确定地解答所有的这些问题，即是：平等，一切个人在所有藉人为管制而形成的那些条件上完全而且绝对平等。这条原则，是否能够付诸实行。这一问题我们且不讨论。我们现在所要表明的是，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条原则是可以接受的，那末便对“公平分配”这一模糊概念可以得到一个清楚明白的意义，而且从事计划者也可以得到一个确定的指导原则。但是，一般人却不认为这种机械式的平等是要得到的。自古至今，凡以实现完全的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未得到实质的支持。
我们所有的公平标准，是从我们已知的自由竞争范围内衍生出来的。一旦自由竞争制度消灭了，这些标准便立即随之而消失。我们所谓的公平价格，公平的工资，或为习俗的价格与工资，或为大家依据过去经验而希望得到的酬报。如果没有独占式的剥削存在，这样的价格或工资也会存在的。
从事计划的官方，必须决定何者为公平价格，何者为公正的工资。如果计划者决定少数建筑师或制表工人为必需者，而他可以雇到愿得较低酬报者，那么较低工资即为“公正”的工资。在决定不同的工作之相对的重要性时，计划者又得决定不同的集体与个人之相对的重要性。他如不愿只把人当作工具，那末他就得考虑这些后果，并且有意来平衡不同的结果之重要性。这么一来，计划之事便无可避免地直接控制着各种各色的人之生活状况。计划的方式又会影响到各个人之相对地位。其影响到各个人之相对地位，无异于影响各个不同的职业团体之间的相对地位。
五
只要社会主义一天在一个有限的和同质的团体中发生激动作用，上述困难还不致引起公开的冲突。只有当社会主义的政策在实际上要求得到许多不同质的团体来支持，而这些不同质的团体又占人口中的大多数时，上述困难才会表面化。显然，如果要计划经济成功，必须大家对于许多措施底基本价值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可是，无论如何，限制我们处理物质生活之自由，会直接触及我们心灵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所制造出来的野蛮后裔之文明的祖先。（妙语惊人！——译者）社会主义者一贯地希望拿教育的方法来制造大家底价值判断，使大家有共同一致的价值观，以解决实施计划经济时因个人的价值判断不同而引起的困难。但是，这样一来，教育就不成其为教育了。知识不能创造伦理价值。知识不能导致各个人对于道德价值采取相同的看法。道德价值之厘定，乃所以安排社会关系。但是，在计划经济之下，如欲证明某一计划措施合理，吾人所需依据者，并非一理性的论说，而系社会主义者所规定的教条。社会主义者明白，要他们底“理想”行得通，必须大家普遍接受一个共同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接受一组确定的价值观念。这个单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念可以支持一个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创造了许许多多说教底工具。纳粹和法西斯曾经有效地利用过这些工具。（译者按：在这些事上，唯心主义者，泛道德主义者pan moralists，又显得与泛唯物的社会主义者同其“意识型模”：都要人接受其“世界观”，都提倡“空大哲学”，都盛行“思想之走私”，都从一个单一的观点看事事物物，都要制造群众心理，都是全体主义的，也都可以历史主义为经。就思想底型模来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同出一神之源。就思想底建造来说，至少在近代，唯心主义是师父，唯物主义是徒弟。就思想底实践来说，唯心主义是阴影，唯物主义是形具。达尔文之流，果生当今之世，谁能担保他不走上列宁之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最易泛滥的两股洪水。欲从思想上挽救世界，必须请大禹治水。今日的大禹，就是新实证论，或哲学解析。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事涉专门，容有机会详论。）（我现在看这还不够——海光）
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发明。在徳意两国，纳粹和法西斯所采用的弥漫个人全部生活的新政治运动，是社会主义者老早介绍过了的玩意。他们想组织一个囊括个人一切活动的党。这个党管制着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这个党要指导个人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看成党底世界观问题。凡此等等，社会主义者俱首先予以实践。一个奥地利底社会主义作家，提到奥地利底社会主义运动时，很骄傲地说:“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底特徽，就是为工人和雇佣底每一方面之活动都创造了特殊的组织。”（这就是全体主义的统治之雏形——译者）
虽然，奥国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比在别处的社会主义者走得远，可是，在别的地方，情况也并不见得相差太远。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者，把人从最小的年龄起就纳入其政治组织。这样，他们长大了以后，就变成了好的“普洛阶级”。社会主义者首先坚持党员必须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认为党员必须穿制服。社会主义者组织党底“细胞”，并且永远监视私人生活，于是产生了极权政党底原基型式（prototype）。
社会主义运动是直接为了某一特殊集团之利益而掀起的，并且是想把此集团之利益提得比其他的集团高。可是，在朝社会主义趋近的历程中，如果每个人都逐渐明白，他的收入和地位是被政府底镇压机构所决定的；而且，如果他成了那能控制政府机构的政治组织之一员，他也能保持他底地位，甚至改善他底地位，那么，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了这一步，就变质了。（译者按：近数十年来几个“革命运动”亦莫不如此。这些“革命运动”，在其初期，系以改变大家不满之政治现状为号召。可是，等到现状改变，“革命”成功，获得“革命果实”以后，所谓“革命”遂成维系盲人幻觉的咒符，尤成巩固并增进少数人底权利之资具。在此少数人圈子以内“革命”者，占尽一切便宜；否则，就吃尽一切苦头，“革命”而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于是治理机构也，邦国也，阶层也，民族也，组织也，悉沦为此一小圈子掩饰与运用之工具。此势一成，整个社会只有睁着眼睛任其耗损下去，而莫可救药。）
六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战术，即使不为马克思底独断论所支配，也是在每一部分系从一项观念出发。这项观念就是，把社会分为两个阶层。这两个阶层底利益互相冲突。这两个阶层即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社会主义之建立，有赖于旧式的中产阶层之迅速没落。但是，社会主义者却全然忽视新的中产阶层之兴起。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意指不计其数的书记、打字员、教员、和小文官、等等。在某一时期，这一阶层的分子往往做工人运动底领袖。但是，当着他们一天一天地明白他们底地位堕落到不及产业工人时，则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对之不复具有支配力。固然，中产阶层分子在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时，并且希望依照他们底公平观念来分配财富时，他们可以说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观念与旧式社会主义党派底种种设施中所表现的观念毕竟大不相同。
老式社会主义者用来获得一个职业集团支持的种种手段，并不能用来获得所有集团之支持。这样一来，必定发生许多彼此抗争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企求获得那些地位被降低了的人之支持。我们常常听到人说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是一种中产阶层底社会制度。这话也不无道理。近代产业工人运动产生了工人贵族。于是，许多利益遭受损害的人起来反对工人贵族。法西斯运动遂得趁机而起。
旧式社会主义者总以为他们底党是将来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之矛头。他们不知道，他们多用一次社会主义的方法，穷苦人众便对他们多失望一次。（译者按：在许多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赞成“实行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系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吏及卫士。而大多数穷人，久而久之，则厌弃这个“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类国家多采“政权第一”主义。既然知此，一切好处自然归居于统治地位的分子享有。被统者只能分得残粒。这一对照，是社会主义底一大讽刺。）工人运动中比较得到利益的部分，与其说是属于被剥削的阶层，毋宁说是属于新的剥削阶层。（至理！——译者）
由于中下阶层分子之怨望社会主义，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遂因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而得到力量。
附记：本章有所删节。
安全与自由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九章
译者的话
社会主义一经实行，则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单一的机关，和一个单一的工厂。在这单一的机关和工厂里，所实行的是同工同酬。
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政府是唯一的雇主，那末，谁要反对这一雇主，他就得准备慢慢饿死。古老的原则是说：不工作者不得食。可是，时至今日，这个原则却为一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凡不服政府者，即不能得食。
安全与自由
许多人往往认为，经济安全，像虚拟的“经济自由”一样，是实现真实自由之不可少的条件；并且更较公正。这种看法，在一种意义之下，是真的，而且颇为重要。凡不能确实自主自立的人，其心灵很少能够独立，其人格亦难发挥何种力量，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在这种场合，所谓“经济安全”这一名词，其意义之含混，较之大多数其他名词，或尤过之。正因如此，一般人对于经济安全的要求，可能就威胁着真正的自由。（可见语意是否清楚，与实践利弊底关联之大，此理不独于经济为然。同样，世之不明语意学semantics而高谈“文化”与“哲学”者，鲜不制造胡涂语言。以胡涂语言临胡涂界域，岂有不越弄越胡涂之理？——译者）的确，当着我们把经济安全一词底意义看得绝对狭隘时，那末，我们为经济安全所作的奋斗，并不能增进自由的机会；恰恰相反，这类行动反而会重大地威胁着自由。（对极了！——海光）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的时候，最好将经济安全分作不同的两个种类：第一、有限度的经济安全。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这种经济安全。在这种经济安全之下，谁都没有特权可言，大家只能满足合法的物质需求。第二、绝对的经济安全。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绝对的经济安全，而且这种经济安全不应视作一项特权——当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子以外；例如，法官可以享有绝对的经济安全。在自由社会中，最重要的事，便是各人底经济完全独立。上面所列举的两种经济安全是具有不同的作用的。第一种经济安全，可以抵抗严重的物质贫乏；第二种经济安全，是规定生活水平，或者规定一人或一个团体与另外一人或一个团体之相对的生活地位。或者，简单地说，前种经济安全乃保障各人最低限度的收入之安全；后种经济安全乃规定一个人所应享的特殊收入之安全。话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安全之间的区别，与下面所说的两种经济安全之间的区别，大部符合。有一种经济安全，可以给市场制度以外但却对于这种制度有所帮助的一切人以经济维系。另一种经济安全，只能维持一部份人底利益；而且这一部份人底经济安全之获致，只靠着控制市场，或者消灭自由市场。（所以，如果说自由竞争不够经济公平，那末控制经济则是以人为的方法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公平。——译者）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家获致了一般的财富水平，那末，我们便得到第一种经济安全。我们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也可以在不危害普遍自由的条件之下，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得到这种经济安全。当然，至于我们大家应该得到经济的安全之精确的标准是些什么，这是有许多困难问题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特别信赖社群。这些人是否应该像其余的人一样，也无限制地享受同样的一切自由，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如果我们不小心处理的话，也许会产生严重的政治问题；也许甚至产生危险的政治问题。当然，无论怎样，最低限度的食物，住宅，衣服，换句话说足够保持健康和维持工作能力的经济条件，是应能确实保证给予每一个人。
在人生的过程中，我们常可遇见许多困厄的事件。这类事件，其来也恒起于不意之间，于是很少有人能够应付裕如。如果有人以为政府不应协助私人解决这类事件，我们实在是想不出任何理由。假定我们碰上疾病与意外之事，并且想要避免它，或努力克服它所产生的恶果。在这种种情形下，如果政府予以协助，并不见得一定会削弱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努力底程度，也不见得会妨害我们底基本自由。事实上，对于这类底情况，我们极其需要设立一种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
时至今日，有些人想保存自由竞争制度；有些人则不同意自由竞争制度之下的某些细节，而想别立制度来超过自由竞争制度。关于这些问题，有许多细节尚待讨究。不过，无论怎样，在目前所用社会保险制度的名义之下，采用了许多计划与方法；而这类计划与方法使用起来，可能使自由竞争日趋失效。但是，从原则上来看，政府借着这类方法给个人以较多的经济安全，这与个人自由之保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的。同样，如果籍政府底力量来帮助私人免于像地震与水灾这类的灾祸，个人底安全固然因之而增加，但也无妨于个人自由。假若只有靠集体行动才可减免灾害而个人则无能为力时，那末，毫无疑问，这样的集体行动是应须采取的。（可见集体行动并非在一切情况之下有害。问题主要在把集体行动看作目标还是看作手段。如果把集体行动看作目标，那简直是现代的人为灾祸。如果把集体行动看作一种手段，那末也得明文规定集合人众底方式以及所须从事的种类。如其不然，三弯两拐，也很容易变成极权统制。“集体”与“极权”，乃如影随行之两亲家也。如遇保障自由，吾人得随时防制二者之结合。——译者）
有人常说及经济行为之一般的波动，以及这种波动一再引起大量失业现象。关于这类问题，一直引起广泛的论战。这些论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和最紧逼的问题之一。虽然，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在好的意义之下的许多计划行动，但是却不需照着许多人底想法，拿别的制度来替代自由市场制度。有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在货币政策范围里来求此问题之最后的解救。这种解救办法，与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不相冲突。另外有些经济学家相信，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以高度的技巧大规模地调整公共事业。这种办法，也许会严重地限制自由竞争制度；并且，在实验这种办法时，如果我们要使一切经济活动免于日趋倚赖政府之管制与津贴之弊，那末我们就得寸步留心。不过，照我看来，这种办法，既非解决对经济安全之威胁的唯一办法，又非有成功希望的办法。谈到这里，我们底讨论就归到一个重点：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一方面要采取种种措施来防御经济波动；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得设法防制这些措施，使之不致引起那些威胁自由的计划。（这也须在一民主的建构上才有实行之可能——译者）
我们不难看出，有许多经济安全计划足以徐徐危害自由。这种安全计划所要实现的经济安全，实在是另一种经济安全。这种经济安全计划，系为了保障少数人所不应享受的特权。在这种经济安全计划之庇护下，有许多人底享受和收入，在自由社会中，是不配享有的。（所以，在自由世界以外，高谈“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多为官方。这与强调“计划教育”，如出一辙。“计划”一词，只是文饰的字眼而已。一究其实，不过是蛇缠蛙罢了。统治机构借着“计划”把社会缠着动弹不得，供其徐徐吞食。“计划教育”则为蛇口里放出的毒液。贻祸百代！——译者）他们底享受，在自由社会中，得不到道德上的证明。而这种道德上的证明，又与自由竞争制度是不可分的。认真说来，像这个样子的经济安全之要求，不过是要求酬报底另一形式而已。这种酬报，系由其主观的功绩而定，而非依各人底努力所产生的客观价值而定。（译者按：在泛政治主义的建构之下，经济安全，更明文地作为政治酬报之一。例如，共产党徒在所谓“革命成功”以后，一切衣、食、住、行，甚至配偶，都由“组织上照顾”。“高级官员”，更是享受超凡。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这些人配吗？一点也不配。因为，他们只会阴谋、捣乱、煽动、破坏、呼口号、讲符咒、搞组织。这些玩意，在自由社会中，一点价值也没有。大家避之有若蛇蝎，谁还会予以酬报？但是，从共产组体看来，这些玩意，大有政治价值，所以干这些玩意的人得到经济安全作为酬报。）
在各人得以各依自己底志愿从事行业的任何制度中，各该行业内各人所得酬报，系依其工作对社会其他分子的用处而定。即使他们底酬报与主观所要求的功绩无关，也是如此。大致说来，我们工作所得酬报往往依努力之程度而定；可是，并非在一切形式的社会中皆系如此。吾人需知，在许多情形之下，某种行业，或专门技术，其用途系依不能预见的情境而定。在这样的社会，我们底努力之酬报为何，颇不易定夺。如果某种发明新出，并对社会其余部分的人大为有利。但是，这样一来，却使科学训练极好的人原有的高强技巧立刻失去价值。在这种情形之下，此人处境之悲惨，实不难想象。过去百年来的历史，充满了这类事件。有许许多多人底发明，曾煊赫一时，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但时过境迁，后来居上，便显得黯然无光了。
在社会上，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犯什么错失，但其收入锐减，而且因而陷入失望的深渊；即使他工作勤苦而且技术优异，他还是不能逃出这种厄运。这类情况，无疑是我们底正义感所不许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受苦难的人之需要，合法利得之保障，如由政府来协助解决，当然会获得大多数人底同情和支持。政府之采取这类行动，不仅保护了生活艰困的人，并且助使他们继续得到从前的收入；同时又保障他们，使他们免于因市场波动而遭受损失。
吾人须知，即使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行业，并不足以保证他们底收入稳定。如果政府设法保证这些人底收入稳定，那末他们底收入之稳定就变成一项特权了。而此项特权之获得，难免建立于他人底损失之上。这样一来，他人底经济安全便为之减少。如果我们希望大家获致收入稳固不变之安全，那末只有在选择就业时牺牲一切个人自由。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不过，这件事只是常常被当作一项理想来看待，并没有认真地全面尝试过。在一般情形之下，许多人以枝枝节节的办法来获得这种安全，即从这一部分做到那一部分。结果，大家所得到的这种安全，是枝枝节节，顾此失彼的。这么一来，难免有一部分人得不到安全，而暴露于风寒之下。暴露于风寒之下者，其不安全，必与日俱增。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为安全所需付予的代价时常增加，而安全之需要也就日趋迫切。驯至到了后来，支付任何代价以求安全，亦在所不惜；即使付出自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了。（由此可知，在这样的情境以内，宝贵的个人自由可能于不经意之间溜走。真是危险！——译者）
在人底社会中，许多人底用处系起于那既不能预见又无法控制的情况。这些人底用处是须受到保障的。因为，如果不予保障，便会遭受损失。可是，在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底用处也是由同样的情况而得到。但是，他们却常常没有受到相同的保障。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这两种人所得到的酬报，与他们底实用价值便是毫不相干。于是，酬报之给予，及其价值为何，全凭官方底看法而定。官方认为一人应作什么，他底动机是好是坏，乃决定酬报之条件。
我们必须明白，官方作这些决定，大部分不过是行使专断权利而已。运用专断权利底结果，必至同工者不得同酬。如果同工者不得同酬，那末就不复能激励大家作有益于社会之事，甚至使各个人不能判断作什么事才会招惹官家底麻烦。（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官方实行专断权利——什么事都是自作自主，则地无分东西，结果都是如此。在官方底专断权利束缚之下，人人如坠入蛛网之蚊，动弹不得，做任何一件小事都是碍手碍脚的。如果说这个样子的社会真会发生什么力量，来从事什么大的作为，那等于说月亮光会晒死人！——译者）
金钱方面的酬报和惩处，与各人主观的功绩没有必然的关联。任何社会常需变更不同行业的人之分配情形。但是，这种变更，如不复能藉金钱方面的“酬报”或“惩处”来实现，便须直接出于命令。饥不择食者流，常希望得到有稳定收入的职位。然而，他不知道，当一个人底收入有了保证以后，他既不能仅因他喜欢其职业而被允准长留其位，也不能因他喜欢别的工作而自行选择别的工作。这是因为，他移动其位置或不移动其位置时所造成的利益或损失并不由他负担。既然如此，那末，他是否可以转业，其权当然操之在控制分配的人之手。（译者按：在苏俄等等实行所谓“计划经济”的地区就是如此。）
在这个样子的世界里，事实上，除非一项工作与我们自己底利益直接悠关，否则很少人愿意在这项工作中贡献全部的力量。至少，就大多数的人而言，如果要他们在工作上作最佳的贡献，那末也需要某些外在压力。因此，在这种意义之下，外界的刺激问题，无论是在寻常的工作范围里，或者是在经理部门中，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般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将工程技术应用于整个国家。假若将工程技术应用于整个国家，便会引起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对于工作人员和工人的训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美国工程师描写得很好。这位工程师在政府部门中工作，对于实行计划之事很有经验。因此，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说：“为了要实施一项工程，必定有许许多多未曾计划到的经济行动为围绕此项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留出一个地位，使工人源源而来。可是，当一个工人被开除时，他便失掉工作，并且得不到酬报。如果没有种种自由的旋回余地，那末对待工人就必须像对待奴工一样，要施以体罚才行。否则不能维持工作纪律。”
在行政工作范围里；惩戒怠忽工作者的问题，形式虽有不同之处，但究都属严重。有人说，自由竞争经济之最后的归宿是执行吏，计划经济之最后的制裁便是绞刑吏。任何一种经济中，经理部门所掌握的权力仍然是很大的。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中，经理人员工作所获盈利或所遭风险都不关他自己的事。既然如此，他个人不能判断采取何项工作方针才好。他所面临的问题，只是他是否应依既定规律行事。至于他“应否”避免某项错误，这就不是他自己底事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个人自作主张，乃违反团体之事。他只要谨守本分，就可以较在资本制度的企业之下能保牢他底地位和收入。因为，真正的失败，对他所引起的危险和威胁，比在自由社会宣告破产要严重得多。在一个被管制的社会中，只要他把上司逢迎得好，他在经济上总归可以得到安全的。当然，他这种安全所付代价，乃自由与生命之安全。（这一番话，说尽了管制的社会内层之辛酸。在世界任何角落，凡依照这种方式来导演社会活动者，迟早一定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标准的奴役社会。——译者）
从一种角度看来，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作两种。一种社会可以叫做商业性的社会；另一种社会可以叫做军事性的社会。我们现在要对于这两种类型底社会之间的冲突加以研究。的确，这两种类型底社会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兼容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基本冲突。大体说来，商业性的社会是自由社会；军事性的社会是被管制的社会。我们今日确乎面临一项选择，即是，不选择自由制度，便是选择管制制度，此外别无他途可循。在军事的社会组织之中，工作为官方所规定，工作者为官方所派定；而且，如果官方行事时所可选择的便利之余地很少的话，那末就把大家置于困窘之境。（此言的是千真万确。因为，一个不受人众控制的管制机构，其行事也，当然以便利一己为基本着眼点。在事实上便于官者常不便于人众。所以，人常被置之于困窘之境。在情势不利或经济不丰时，水落石出，此点尤易显露。例如，增发纸币，对官有力对人则为横征；再如，官家要出国旅行，易于反掌。人要出国旅行，则难如上青天，就东德情形即可知晓……。——译者）当然，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中，个人是具有“经济安全”的。可是，大家即使得到这种经济安全，各人底自由一定大受限制。所谓“阶级服从”的军事生活，就是如此。这种安全，乃兵营式的安全。这种办法是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中保证获得某种程度的收入之唯一的方法。可是，这种办法一行，固然可使特殊行业得到安全，却减少了别人收入之机会。如果生产者必需受到保护，以免受到别人杀价的影响，那末，这就无异于说，处境不利的人，在管制的工业中不应享受较大的利益。（在所谓“国有”与“国营”的经济中亦然。——译者）吾人须知，对于加入任何行业的自由之每一限制，便是减少所有在这行业以外的人之经济安全。复次，由于限制政策而得到收入的人数增加，则因不被保护而没有收入的人谋生的机会便愈来愈少。（这种现象，在一个实行统制社会中，只有愈来愈加严重。——译者）如果某一行业所享条件日趋优良，而且其中分子可以排斥他人以便自己获得优厚的利益，那末其他行业之营业不振者，势必走头无路；并且，每一次变动便产生大量失业者。无疑，这些结果，乃近年来用限制政策这一类底办法以求经济安全所弄成的。
在英国，诸如此类的限制，尤其是那些影响社会中层结构的限制，其全般的后果何如，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在一个日趋严酷的社会中，职业无着的人最后失望之情，只有切身经历的人才能领受。这样的人，与因受到保护而不从事自由竞争的人之间的距离之大，也只有身历其境者才明白。所以，实行限制政策，统制政策，一究其结果，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大家在不肥彼而瘦此的条件之下获得经济安全，并且又能够徐图改进。有些人以为他们底“生活水平”应该受到保障，出品底价格和职业收入也应该受到保护。果真如此，就业问题和生产问题便会起激烈波动（一点也不错——译者）。吾人需知，对自由竞争一行“管制”，则一群有势力的人便得以借机剥削一群弱小的生产者。一个阶层之剥削另一阶层，从无如此之残酷者。（译者按：实行统制经济，就是一群人借着政治力量剥削他人的制度。这种制度一行，则昔日游离性的经济反抗行动，弹性的改善办法，将一扫而光。谁说实行统制经济能实现公平经济？）
所以，我们愈是想籍干涉自由市场制度来获致全般的经济安全，则所得结果愈不安全。尤为恶劣者，官方给予特权者之经济安全愈多，则未给予特权者之不安全益愈多。于是，这二种人之间的不和将益愈大。经济安全之事，如愈成为一项特权，则得不到经济安全者底危险将益愈增加。（在极权暴政之下，经济安全与政权构造有直接的关联。在类似苏俄的地区，有而且只有拥护或至少不反对共党政权者才获有经济安全。共党政权拿拥护其政权作为唯一而且最高的尺度，来形成一个经济安全底级序：经济安全底程度与人对共产政权底效用价值之大小成正比——愈是对共产政权底效用价值大者，其经济安全愈大；反之则愈小。至于对于共产政权稍示不满或反抗者，则剥夺其生存权，打入奴工营，榨尽其仅余的体力，折磨以死。在苏俄，大党务工作者，大“历史博士”，大将军，对其政权之效用价值最高，因而待遇最好，有最豪奢的享受。中等人物次之；小人物更又次之。其间级序分别之明，俨如北平天坛之石阶，历历可数。这样看来，统制经济，是现代极权暴政最厉害的对内武器。凡属不接受共产制度的人，都应毫不迟疑地弃绝这种经济制度。——译者）这样一来，安全之代价，势将益愈增高。复次，如果享有特权者之数目增加，而且他们底安全与别人之不安全二者间的距离增加，那末就有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慢慢成长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地位之获致，并不靠着自我独立，而系有赖于安全。因此，一个年轻人想要结婚，并不靠他有否为社会谋福利的能力，只问他能否得到赡养费。（此法一行，天下皆然——译者）
在许多地方，借着管制方式来获得经济安全的办法，为政府所容忍，或为政府所支持。这一类底办法，在时间过程中，可以逐渐改变社会结构。这种改变社会结构之发展，因社会主义之推动而加速。驯至今日，年青的一代大都唯选择安全是务。很少人愿意去冒经济活动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年轻的一代选择安全，我们是不能加以责备的。当他们从前一辈的人那里获悉拿薪水比自己从事企业稳当时，而且拿薪水又并非自利自私之学时，他们当然不肯去冒从事企业的风险而选择有薪给的职业。时至今日，年青的一代，是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里。在这种世界里，无论在学校中，或报章上，都流行一种空气，认为商业上的进取精神是不名誉的，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事，雇佣许许多多的人是剥削的行为。但是，在另一方面，对千千万万的人下命令，则又认为是荣誉的事。（妙哉！——译者）大学教授们凭其日常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由于反资本制度，结果在社会上原来的价值观念已经大为改变，因而社会建构也就朝着与原来不同的方向发展。
社会结构变化，安全的理想获胜，独立自由生活的观念失败。这一变化，与三四十年前英国或德国型式底社会比较一下，便最足以说明。自由精神是否在任何地方可被暴力扑灭，这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但是，任何人不易抗拒曾在德国慢慢施行的那一套办法，则为无可置疑之事。（作者所见，较之玄谈“心性”与观念世界中的“人格”者流之所玄谈者，切合实际得多。过去散漫社会的道德律令及依之而决定的行为准则，已经有些不适用于今日之世。今日犹要个人以血肉之躯而与“魔斗”，或如过去时代之本着“气节“与”良心“与现代极权统治技术作以卵击石式的周旋，这完全是在观念构成的云端里唱高调。这种高调之不适于今日之世，从唱之者个从无一人能够亲身实行可得证明。人不是为观念活着。观念是服务人生的工具。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适应新情势的新价值观念，和可行的道德伦理标准。——译者）当着一个人只有做政府底薪给仆役才能得到社会地位时，他做政府所指派的事，较之做对自己有用处的事，要来得受人称许些。反之，如果他所做的事未得官方承认，那末便被认为没有价值，甚至是可耻的。这样一来，一般人就更谈不到选择自由而不选择安全了。如果我们大家过着这种俯仰随人的生活，那末只有少数人才不去牺牲自由以换取安全。一旦事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则所谓自由也者，不过成一笑柄而已。因为，到了这个地步，所谓自由，只有牺牲世上许多美好的事物才能购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无怪乎一般人越来越觉得，如无经济安全，自由是“不值得有的”东西，而且必须牺牲自由以获安全。（这是人生底大悲哀——译者）
毫无问题，实行适度的经济安全以免除过分的物质贫困，并且设法减少经济范围中那些可以减少的错误因素，以及令人失望的结果，凡此等等，仍为我们所应采取的政策之主要目标。但是，假若我们要使这些努力得到成功，而且又不致牺牲个人自由，那末，实现经济安全的措施，必须在不破坏自由市场制度的原则之下行之；而且同时应该听任自由竞争制度继续发生其作用。现在，知识界有许多领袖人物赞扬牺牲自由换取安全。事之可悲，孰甚于此！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坦白面对一项事实，即是，自由之保持，必须我们各个人准备牺牲相当的物质利益。如果要保持自由，我们必须记取自由国家赖以建立的信念。这一信念，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得很明白：“凡出卖基本自由以冀获得暂时经济安全的人，既不配享有自由，又不配享有安全。”自由邦国及自由个人，应三复斯言。（至为重要啊！——海光）
附记：本章有所删节。
坏人为何得势
————海耶克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十章
权力趋于腐坏，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趋于腐坏。
——阿克顿（acton）
译者的话
在“坏人为何得势（why the worse get on top）？”这一章里，海耶克教授对于极权统治底形成提出许多看法（visions）。我们从他所提出的看法，可以对于极权统治底形成得到原则上的了解，依照海耶克教授底解析，至少从一方面看来，极权统治底形成是顺着“恶货币驱逐良货币”这条法则而发展的。凡极权统治之形成，无不籍助于人性之丑恶的一面。因而，它拿坏人制服好人；拿愚人来管辖明白的人；拿阿附的人排斥骨梗的人；拿黑良心的人对付善良的人；拿应声虫来掩没谔谔之士；拿短视之徒来阻抑远见之士；拿无志气的人来挫磨有志气的人；拿流行的官腔来堵塞智者之口；……。凡此诸般“美德”，俱可自苏俄类型的社会分析出来。极权统治是最原始野蛮险恶的思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推行的统治。试想虎狼如能使用原子武器，其危害将为何如？今日自由人所遭逢的厄运是空前的，因而自由人所需之振奋程度也应是空前的。
坏人为何得势
当今之世，有许多人以为极权主义之来临，乃一项无可避免的事情。既然极权主义之来临无可避免，因此我们只得逆来顺受。这种看法，系从一项信仰里产生的。这项信仰，却严重地削弱了许多人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抗勇气。如果许多人充分认清了极权主义底真面目，那末他们会出全力来反对极权主义的。可是，既然有一种信仰很严重地削弱了许多人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抗勇气，因此我们必须对于这一项信仰加以考察。这项信仰就是说，极权统治最可恶的地方，在于历史上偶发的事件；而与极权制度底本身无涉。所谓历史上的偶发事件，即极权统治迄今乃由流氓恶棍和刺客凶手建立起来的。有许多人说，极权统治之在德国建立，如果致令像希姆莱这一流的人当权，这只能证明德国人底品质恶劣，不足以证明极权制度恶劣。如果有的政治制度与极权制度相似，而且它又是达到吾人重要的目标之所须者，那末为什么因噎废食，不可让那些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的君子人来实行呢？（这是最幼稚而且最危险的想法——海光）
然而，我们不要自欺，我们不要以为一切好人必定是民主思想者，（对！——海光）；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是想在政府中占有一个地位的人。毫无疑问，有许多人无宁要把这种达到良好目标的极权制度付托给比较胜任的人。虽然这种办法也许是不智之举，可是，赞助一个好的独裁或极权制度并非一件坏的或不名誉之事。我们老是听到人说，无论把极权制度用来行好事或行坏事，极权制度乃一种强有力的制度。至于行极权制度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完全唯独裁者是赖。（危险就发生在这里。任何种类底政治机构，如果不受人民底控制，则将如脱缰之马，它高兴跑到哪里就跑到哪里，甚至把主人扔下来，踏于脚下。——译者）有许多人以为极权制度本身并不可怕，只怕它落入坏人之手。他们甚至怕这种制度将来操诸好人之手时也会发生这种危险。所以，他们要抢先一步，垄断这种制度。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美国或英国实行“法西斯制度”，那末将会与意大利或德意志型模的“法西斯制度”大不相同。无疑，如果从民主制度过渡到极权制度而且不经过那施用暴力的阶段，那末可望出现一种较佳型式的领袖人物。而且，如果我们被注定了不得不生活于法西斯制度之下的话，那末我们无疑一定选择由英国人或美国人所建立的法西斯制度，而不愿生活于任何其他的人所建立法西斯制度下。（妙！——海光）然而，无论我们是生活在英美人士所建立的法西斯制度之下也好，还是生活在任何其他的人所建立的法西斯制度之下也好，从我们现在所定立的标准来看，二者俱不足以表示，一旦我们实行法西斯制度时，到头来比法西斯制度底原基型式有什么大的差异，或者更较富有宽容精神。（是！——海光）许多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目前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极权制度之种种恶劣的特点，并非极权制度偶然发生的副产物，而是极权制度迟早必至发生的结果。吾人须知，即令是民主的政治家，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为一般人底经济生活而实行计划，那末，演变所及，他必至面临一项抉择，即是，要么他僭取独裁权力，要么他放弃计划经济。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实行极权统治，他马上也会面临一项抉择，即是，他要么不顾通常的道德肆行无忌，他要么坐待失败。（但是，没有实行独裁极权的统治者自愿选择失败的，所以他铁定地要选择败坏道德或一切伦理建构这一条道路。因此，只要极权制度一行，无论以什么政治组织底形式出现，社会道德一定日趋败坏。推广来看，极权统治与社会自发的生机也是不相容的：社会自发的生机洋溢，则极权统治枯萎。所以，只要极权制度广行，则社会生机一定日趋枯萎。风俗习惯常为极权统治之障碍。因此，只要极权统治一行，也必至破坏该地风俗习惯。独自的思想判断与极权统治下之毒格码dogma尤能并存。所以，只要极权统治一行，独自的思想也一定归于消灭，至少不能发展。……总而言之，极权统治犹如癌症。癌症靠着破坏人体良好体素而扩延。同样，极权统治靠着对社会处处败坏与毁灭以维持其存续。所以，任何社会开始让极权统治者统治的一天，即是败坏与毁灭发端之时。癌症致人于死才止。同样，极权统治必置社会于败尽毁绝之境才止。这由共产统治得到证明——译者）因着这种理由，所以，在一个趋向于极权制度的社会之中，鲁莽粗放和肆行无忌的人比较容易得势。（真是一语中的。近五六十年来许多政治的激变中所表征者，地无分东西，几乎全系如此。这等人物，固可造成煊赫之声势，掀起巨大之波澜，甚至树立巍峨之殿宇，然而，一究其实，多为个人之勋业，及团体之荣枯盛衰。彼等从来不知如何妥善解决问题。恰恰相反，彼等之得势，只有加深并扩大原有的病疾。不仅如此，彼等自身不旋踵又成为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巧说竞立，势力竞张，旗帜竞树，覆雨翻云，祸乱不已，如何得了？——译者）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便不能了解极权制度与自由制度之间的鸿沟,也不能了解在集体制度之下的整个“道德”气氛与个人思想盛行的西方文明中道德空气二者之间的基本差异。
所谓“集体主义底道德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过去曾有热烈的讨论。但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不是集体主义之道德基础，而是其道德的实际结果。一般人对于集体主义之伦理的层面之讨论，涉及一个问题，即集体主义是否为现存的道德信念之所需。或者说，如果集体主义可以产生大家所希冀的实际结果，那么我们所需要的道德信念是些什么。时至今日，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集体主义组织的社会可以产生什么样的道德观；或者，什么样的道德观才能够维系集体主义组织的社会。道德与制度是交互影响的。（一点也不错。“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德，只是藉抽离作用而得到的道德观念而已。这种不受任何实际情况染色与分殊的道德，在实际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如果以为它存在，那末就是把“道德的先验”与“逻辑的先验”混为一谈。有而且唯有具经验事实基础的道德才可为大家浸润于其中的道德。如其不然，便是唯心玄谈者之呓语。当然，呓语并非全无用途。至少，唯心玄谈者可以自我逍遥于其中。——译者）道德与制度之交互影响，使集体制度所产生的伦理，与引起我们需要有一集体制度的那些道德理想，二者完全相异。（此处吃紧——海光）有许多人常常以为，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集体制度系出自一个高尚的动机，于是这种制度可以孕育出最高的德目。然而，在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来证明任何制度必定跟着我们底理想走。（世之唯心玄谈狂人昧于此理。彼等喜驰幻念，以为世界——非地球——系精神发展之形迹。既然如此，吾人可依照一理想图样或线索以建构一实际世界；或者，实际世界可依其单一的幻想曲而发展，亦若建屋者之依据蓝图然。这种玄想之形成，系昧于所谓“历史文化”乃过去主、客、内、外交互决定、反应、影响所成之实际，而单只把“精神”元素在思维中抽出以构成一单一的解释体系所致。当然，这种蜘蛛网之编成，既可省事，又可自我陶醉于其中，收娱乐心身之效。惜乎不情之词，或可以之愚愚众，但无补于时艰也！——译者）
现在，有许多人贬抑民主制度，并且实际在提倡极权制度。这一路底作为，是从另一种主张出发的。我们现在要把这种主张讨论一下。在现阶段中，大家最具决定性的看法，是要求政府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许许多多人不耐烦看那迂缓而笨滞的民主程序。若干人以为，实行极权制度的个人或政党当强而有力，判断果决，足以“迅赴事机”。因而，这种人或党受到大家欢迎。这里所谓的“强而有力”，不仅意指拥有数量上的多数而已。在议会政治中，众口嚣嚣，效率低落，大为一般人所不满。大多数人所渴望的，是出现一个获得有力支持的人，他能鼓起大家信赖，使他能遂行他所要做的事，这么一来，依照军事形势而组成的新型政党，遂崛然而起。
在中欧许多国家，社会主义诸党拿半军事性的政治组织来训练人众。他们要用这类方法，尽可能地打消党员底私生活。（译者按：凡极权性的组织无不干涉私人生活。）在这类制度之下，一个团体掌握着掩盖一切的权力。（于是，大家只有两条路可走：反对，或者任其摆布。——译者）之所以要如此，就是为了把军事化的原则更加推行。这种团体不在选举时经大多数人底支持而得到力量；只藉着较小的团体之毫无保留的绝对支持而得到力量。这种较小的团体是经过彻底的组织和训练的。这类底团体一经建立，必定把它底力量科诸全体人民头上。极权的首领首先集结这群效忠于他的人在身边，然后作为统治工具，大家底灾难就会临头。这样，极权统治就形成了。（人为的灾祸也就形成。——译者）
旧式的社会主义政党会为其民主的理想所固蔽。他们没有具备那些实现他们底目标所需要的狠气。在德国和意大利底法西斯成功以前，社会主义诸政党不会掌握到政权。这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他们不愿全心全力地采用他们所指责过的那些不光明的方法。他们依然希望出现一个奇迹，大多数人会赞同他们组织整个社会的特别计划。另外有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则已经得到一项教训，即是，在一个从事计划的社会中，组织社会的问题已经不复是大多数人是否同意的问题；而是一个最大的单一团体中之分子是否同意并且立足采取统一的步骤来处断一切事情之问题。（译者按，前者即西欧早期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后者就是自列宁以来所取一党专权的办法。）
吾人须知，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强而有力，并且具有统一看法的团体，并不常为社会中较好的人所组成，而常为社会中较差的人所组成。之所以如此，有三种主要的理由。我们现在分述如下：
第一、一般说来，各个人底教育程度和理知愈高，则各人底看法和品鉴力也愈不相同，因此各个人也就愈不容易产生一项共同一致的价值观念。（所以，许多人讨厌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海光）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要求大家具有高度齐一的意志和相似的看法，势必降低道德标准。这样便合乎一般人比较原始的和“寻常的”本能及品鉴力。我们说这样话，并非表示，大多数的人只有较低的道德水准，而只是说，价值标准相似的最大多数人底道德水准是较低的，而且品鉴力也是较差的。（所以不得了也！——海光）如果推行集体制度时所需要的是多数人，并且要把这些人底人生观科诸别人头上，那末这类底人永远不是品鉴力极高和极特殊的人。这类底人往往最缺乏原创能力，不能独立思考和行动。他们实在别无所长，只是以人多取胜而已。（这可以说明共产赤魔所采取所谓“群众路线”为何得以横决大地。在实际上，非自由民主的地域，常常是较无思想和远见的人跨在较为优秀的人肩上。所以，这种社会难以进步，只有日渐沦落腐坏。——译者）
如果一个潜伏的独裁者必须完全靠着某一群人才能取得他底力量，而那一群人又都头脑简单，只有些原始的本能，并且可巧他们底头脑和本能都是极相类似的，那么他们在人数上虽占优势，实不足惧。彼等人数虽众，不过被此独裁者玩于股掌之上而已。此独裁者不难藉着使更多的人信仰同样简单的教条来增加其徒从之数量。（所以，凡实行极权统治者，必加紧制造同一型模及同一内容的信念，藉以制造清一色的信徒。——译者）
第二、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自己并没有坚强的信念。因此，如果有一个现成的“思想体系”，一再有人对他们灌输，他们就会信以为真。这一类底人多半是驯良的，易受欺弄的。所以，相对于这类底人而言，独裁者之计易于得售，因而也就易于得到他们底支持。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观念模糊，而且充满了耳食。这种人底思想最易动摇，同时其情绪最易被激动。独裁者利用这些弱点，可以扩大政治组织，并且提高其个人地位。（不独现代极权统治者是耍弄这套手法;在历史上，有许多乘势创“教”的人也是利用人众这些弱点的。甚至到了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原子时代，还有人想利用一般人常有的这些弱点来创“人文教”。照有科学头脑的人看来，不如把它叫做“新白莲教”更适合。——译者）
第三、手法精炼的政治阴谋家之处心积虑制造一个组织严密和头脑一致的团体来支持他，这也许是使坏人抬头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垄断权力者为达到巩固权力之目标而选择分子的标准，逻辑地，当然只问是否“忠诚”，而不问贤愚。贤智而不“忠诚”，反为其死敌。于是只要对他或“组织”献效“忠诚”，常可随他或“组织”之“成佛”而“登天”。这样一来，满天飞者，尽是鸡犬。到了这个地步，人众要求活命，只好奉鸡犬为神仙。最显著的例子，是写一本宣传册子“大众哲学”便可当“哲学教授”。其他依此类推。——译者）就一般人底心理倾向说，比较容易支持反面的方案，而较少支持正面的方案。仇恨敌人，嫉妒比我们境遇较好的人，种种等等，也都是我们平常易于发生的心理倾向。极权的首领常常强调“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鸿沟，鼓励大家仇视团体以外的人。凡此等等，都是为了把自己底团体紧密联系起来，以从事一个共同的行动。政治阴谋家往往在群众面前强调“敌人”如何如何可恶。他们所说的敌人，是一个变数，早晚市价不同。因此，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富农”也好，或外来的人也好，对于极权的首领而言，似乎都是不可少的武库。
在德国纳粹当权的时期，希特勒提倡排斥犹太人。于是，德国许多人把犹太人视作仇敌，直到犹太人底地位被德国财阀取代才罢手。这种行动，与俄国共党之憎恶资本家因而选择富农为打击之对象，如出一辙。在德奥二国，犹太人被看作资本制度底代表。德国人在传统上不喜欢大部分人经商。因此，如果有人反犹，这种想法很容易被那些得不到较高位置的人所接受。德国人之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和反资本主义系起于同一根源。这一方面的知识，对于了解德国当时的情形非常有帮助。可惜，国外的观察家很少把握到这一方面。
在许多地区，集体主义的政策成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且集体主义的趋势又日渐国家化。我们必需研究，如果撇开任何形式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集体制度能否实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特殊主义，也许是国家主义，也许是种族主义，也许是阶层主义（classism）。（近之历史主义者之提倡“历史文化”，在思想路数上，也是一种特殊主义。这类做工，也许可替某类人打强心针；但其效果却与红灯照类似。——译者）
假若有人相信集体底目标和利益与个人底目标和利益一致，那末似乎是预先假定人与人之间的看法和想法相似之程度较大。在实行极权的地区，如果支持独裁的团体内有的分子不是独裁的首领所亲自熟悉的，那末独裁的首领便从事训练，使这些分子与一天到晚跟随他的人是一样的：一样地想，一样地说，并且所想所说就是同样的题材。这样，独裁者便可使这些分子与他自己同化，使他们都和他自己一致。当然，这类底办法，要施之于精选的干部是可能的；如果要在世界规模上来施行，则似乎不可思议。同样，要在世界规模上实行集体制度，势必困难重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认为，资本不应属于个人，而只应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彼辈不知，在实际上，这类所谓的“国家”，常为一个专政的党所垄断，或为一个独裁的人所劫持。结果，所谓“财产收归国有”无异于收归党有或私有，例如现代共党。——译者）即使在国家以内，很少社会主义者敢于主张，应须剥除比较富有的区域之一部分资产，来帮助比较贫困的区域。复次，社会主义者对于国内人民所提出的诺言，并不能施诸国外的人。（英国就是如此——译者）
集体主义的哲学有一项内发的矛盾。这项矛盾就是，当集体制度以人道主义为根据时，充其量只能在比较小的团体以内实行。因为，人道主义的哲学是从个人主义里发展出来的。（严格言之，一强调集体，就无人道可言。有而且只有从个人出发才能讲人道。——译者）直到现在为止，在理论方面，社会主义是国际思想的。然而，一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无论是在苏俄或是在别的国家，社会主义立即蒙上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色彩。当最大多数西方人士想象“自由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纯理论方面的东西时，在实际上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都是极权主义的。一行极权主义，当无人道主义可言了。为什么如此，理由之一，乃如前述，吾人须知，集体主义不能容忍自由主义的广泛的人道主义；而只能容忍极权的特殊主义。（特殊主义，乃今日世界各部分隔膜、误解、猜忌之一源；对内而言，则为进步之一大障碍。——译者）
如果有人认为“社群”或邦国先于个人，如果有人认为社群或邦国有其自己底目标，而且这一目标独立于个人底目标，并且又超越于个人底目标，那末，只有为与社会或邦国底目标相同的目标而作工的个人，才能被认为是这个社群或国家之一分子。如果有人对人采取这一种看法，那末一定得到一种结果。即是，只有这个人为政府所承认的共同目标而工作时，那末他才被尊重为团体之一员，而且，他整个的尊严，并非因他仅仅是一个人而得来，而是因他乃此团体之一员而得来。（这就是个人在极权邦国中的适当位置。这，在思想背景上，与黑格尔底邦国理论若合符节。黑格尔在此所提暗示，对于极权统治之建立，诚有不可没之功也！——译者）人性底概念，以及各种形式底国家主义，几乎全为个人主义的思想之产物。可是，在集体主义的思想系统里，是没有这种思想容身之地的。一个社群要实行集体制度，只能扩张到各个人目标都相同的那一范围。我们又须明了，助使集体制度扩张的因素，都是特殊主义的因素，而且这种因素是具有排他性的。（所见深刻而透彻——海光）
一个人在伟大的团体之中，往往感到自卑。所以，只要在一团体中有些分子于某些方面比团体以外的人优越，他便感到满足。一人加入集体性的团体之中，有许多本能是必须抑制的。可是，在以集体行动来对付团体以外的人时，则某些本能可以尽情发挥。这么一来，一个人底人格便在集体性的团体中淹没了。尼波（reinbold niebuhr）写了一本书，叫做《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尽管我们不太同意他底结论，可是，在那本书里，尼波把这一方面的真理表示得很深刻。尼波在另一处又说：“在现代人之间，有一趋势与日俱增。现代人总以为他们自己是合乎道德的。因为，他们一天一天地把他们自己底过恶往大的和更大的集团头上推。”（真是至理名言。凡推行集体制度的地方，一定都产生这类现象。因此做残暴的事而无动于衷。许多谈玄说幻者不明此一基本事实，还要“遵古炮制”，寄扭转劫运于抬起一颗一颗的“心”。彼辈不知一颗一颗的心早已给集体制度压扁了，如何抬得起来？这样叫下去，再叫一万年，还是白费力气。——译者）事实的确是如此的。在集体的名义之下，我们似乎可以不负许多道德的责任。
计划主义者常常心胸狭窄。大多数计划主义者缺乏一种国际的普遍怀抱。之所以如此，因为在现存的世界中，一个团体对外的一切接触都足以阻碍其有效地执行计划。最大多数的计划者都是军事性的国家主义者。这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所以，实行计划者必须组成幕罩，尽可能地阻绝内外交通，避免外力碍手碍脚，以便好“关起门来干”。在另一方面，又用种种麻醉和阻塞工具来防制“开放的心灵”之成长。——译者）
社会主义者在实际上普遍具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倾向。这是远出一般人想象之外的事。虽然如此，其罪恶之昭彰，尚不若韦氏夫妇及早期费边社若干分子之甚。彼等之醉心于计划经济，尚有与众不同之处，即崇敬强权，轻视弱小。历史学家哈维远在五十年前即对韦氏夫妇有所了解。他说韦氏夫妇底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反对自由的。他说：“韦氏夫妇并不厌憎王党（tories）。”的确，韦氏夫妇对于王党格外宽恕。同时，他们却不同情格兰斯顿式的自由主义（gladstonian liberalism）。当波瓦战争（boer war）时，进步的自由分子，和开始组织工党的人在自由和人道的名义下都慷慨地同情波瓦人，以对抗英帝国主义。但是，韦氏夫妇和萧伯纳则袖手旁观。他们是态度矜夸的帝国主义者。弱小民族底独立，对于自由的独立分子而言，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对于像韦氏夫妇这样的集体主义者却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们依然听到韦布先生向我们解释，“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伟大的行政邦国的。在这样的邦国以内，官吏控制一切，而警察则维持着秩序。”哈维又在别的地方引萧伯纳底话说：“世界必然属于强大的邦国；弱小的国家必须兼并到大国里，或者被消灭掉。”（狰狞面目，暴露无遗——海光）
在我们所征引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者怎样赞美权力，因为社会主义者如此赞美权力，所以易于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国家主义。这一发展，深切影响到一切集体主义者底伦理观念。关于弱小邦国底权利问题之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其他大多数集体主义者好不了多少。他们偶尔对于捷克人或波兰人所表示的意见，与现代国家社会党人相似。（可怕！——海光）
从十九世纪伟大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家，像阿克顿爵士（lord arcton）和波哈特（jacob burckhardt），降至现代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像罗素，都因袭了自由的传统。这些人认为，权力本身往往是一种最大的罪恶。可是，对于严格的集体主义者而言，权力本身却是一个目的。正如罗素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之亟求依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活动，这不仅是出于获取权力的欲望而已。这类行动，毋宁系由于为要达到实行集体制度之目的。集体主义者必须增加其权力，才能达到他们底目的。且集体主义者所获权力之大，在许多地方为前所未有者。
许多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有一项悲剧式的幻想。他们以为剥夺个人在个体主义制度之下个人所有的权力，并且把这种权力转移到社会去，这样便可以使权力归于消灭。所以，即使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往往也要从事获取权力，想藉权力来消灭权力。不过，许多社会主义者忽视了一件事，即是，集中了权力固然能够完成一个单一的集体计划；可是，权力不仅是转移了就算数的，它还要无限地扩张的。吾人须知，一旦把从前分散于许多人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则此项握权力较之从前在分散状况下时，势必不断地扩大。权力扩大的结果，简直不独使此权力与从前在分散状况之下时有程度之不同；而且有种类之别。（权力多元化时尚可互相制衡。权力一元化时，横冲直闯起来，何法可制？——译者）有人常说，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所握有的伟大权力，“并不比私人机构集合起来运用的权力为大”。这种说法简直完全错误。吾人须知，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任何人想保有社会主义的计划机构所掌握的权力之一部分都不可能。如果私人的机构并非在一个指挥系统之下齐一动作，而我们还说“私人机构底权力之集体运用”，这不过是玩弄名词而已。分散权力必可抵抑权力之绝对总和。自由竞争制度，乃分散人吃人的中央管制权力之惟一的良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分散,乃保证个人自由之必要的措施。当经济权力成为一项压制工具时，所谓经济权力也者，如果握在私人手中，便不致成为绝对的和完全的权力，也不足以控制人底全部生活。如果经济权力中央化，并且变成政治权力底工具，那末任何人都得靠它才能生活。经济权力发展到了这一步，其去奴役也已不远矣。
在集体主义者之间流行一项“道德原则”，即是目的使手段成为正确。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这条原则，照个人主义的伦理学看来，简直是一切道德之否定；可是，在集体主义的伦理学看来，则是一切行动底最高准则。照集体主义者看来，如果我们底行动是“为全体谋福利”，那末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应该做的。（这就是现在万恶之源。——译者）
集体主义者觉得“为全体谋福利”是一切应为之事的唯一标准。“一切为国家（raison d'état）”是集体主义的伦理学中最明白的教条。依据这个教条，集体主义者之所作所为，除了权宜之计以外，任何条件都不能限制之。（一针见血。苏俄底一切行为，都可依这一条来解释。一切极权的政治组织底做作，也无不如此。——译者）在集体主义的邦国里，公民应该预备做些什么，并没有什么限制。（所以，今天要人这样，明天要人那样。花样层出不穷。好像耍猴把戏一样。主人要猴子耍什么戏，猴子就得随鞭子动作。——译者）所以，团体要他做什么，或者上级命令他完成什么，他就得照办。他底良心不能阻止他这样干。（在这样铁的制度中，如果还空谈古道德，叫人如何“正心诚意”，如何行“仁义道德”，这不是唱高调，就是不明事理。凡言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荒谬。而此等荒谬，多饰之以人众“不懂”之“哲学”外衣。结果，越谈离题越远，越唱越虚伪。嗟乎！乱世出妖道，岂仅古代为然哉？——译者）（正因如此，更要真道德——海光）
集体主义的伦理学中没有绝对形式的伦理规律。自然，这并不是说，在集体主义的社群中，个人并没有养成许多有用的习惯，吾人须知在集体主义的社群中生活的人，较之在个人主义的社群中生活的人，更需要某些生活习惯才能生存下去。而这些生活习惯，以及某些品性，必须常常练习，才能巩固和增长。（这话才算搔着痛处。在权威控制之下的人众，必须能逆来顺受；视谎言为真理；视苛烦为当然；视强颜为欢乃人生义务；说不愿说的话，做不愿做的事；只问利害，不管是非；俯伏于既存势力之下，若野草之习于生存在石缝中者然；随时调整心理角度，以适应各种政治变化；掏空自己底头脑，一点自己底认识见解也不能留，以便随时让人注入红蓝白黑各色染料；除政令与政治教条以外，绝对不认真抱紧任何自然律和人文律。总而言之，只要能够活下去，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视为手段。所以，在极权统制之下生存的人，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人生哲学，即是“唯存主义（raison d'étre）”:只要能够活下去，其他一切在所不计。——译者）
照我们看来，极权制度是否定一切道德价值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人民，看起来似乎是对于极权制度无限支持的。可是，如果我们因此以为在极权统制之下的人民没有道德上的热忱，那是很不公道的说法。因为，最大多数在极统治权之下的人民并非如此。吾人须知，在像纳粹主义之类的运动背后所隐藏的道德情绪，其程度之强烈，也许只有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才可以与之比拟。在极权制度之下，只承认个人不过是为达到像邦国或社群这些较高层次的东西之目标底工具，因此令人恐怖的那些事物也就随之俱来。（千真万确。非亲身尝试者，不知个中滋味。但是，有的社会则患“道德冷感”。悲夫！——译者）从集体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于持异议者不宽容并施以暴力压迫，完全不顾个人底生命与幸福，俱属以社会与国家为至上而个人则为其工具之无可避免的结果。集体主义者对于这些结果都予承认，同时并且认为极权制度比“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制度优越。他们以为，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之下，个人系为其私利而活动。这么一来，便妨害社群公共目标之充分的实现。许多德国的哲学家一再宣称为个人幸福而努力乃一不道德之事；只有完成邦国所赋予的义务才值得称赞。这些人作此类论调时，出言完全是诚实的。当然，在不同文化传统之中生长的人是不易了解这一点的。 （但诚实的人不一定不狠刻——海光）
吾人须知，一个邦国如果有一个超乎一切的共同政治目标时，那末任何普遍的道德便无容身之地。（例如，在苏俄，所谓“实行共产主义”高于一切，于是所有道德、宗教、伦理、艺术，都得退避三舍； 最低限度，也得编入这一政治目标之下。海耶克教授此言所表现的识见，较之那些闭起双眼来捧颂“仁义道德”的泛道德主义者高明万倍。弄不清病势而妄投药石的江湖郎中，鲜有不盲目杀死病人者——译者）在某种程度以内，即使是民主国家，在战时也难免发生类似的情况。不过，在民主邦国，即使在战时或遭逢最大最大的危机，其采取极权主义的方法之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民主邦国为了达到一个单一的目标很少把其他一切置诸不顾的。（极权邦国视讲自由为捣乱，动辄借口“紧急需要”而剥夺个人自由。共产国家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彻底。——译者）吾人须知，一旦少数几个目标支配着整个社群，则人民之忍受残暴便成为一项无可避免的义务。在集体主义者看来，为了达到社群底共同目标，个人底权利和价值都是可以牺牲的。（这是人间最大的罪恶与诈欺。现代的大悲剧，主要由此诈欺造成。究其实际，倡此说者，以纳粹和共党之流为例，不是一人，便是一党。彼等于夺得权力以后，置全社群于其铁掌控制之下，为所欲为。这样一来，所谓“社群底共同目标”，不过彼等利用之一借口而已。——译者）
如果一个人在极权统治底建立中想有所效劳，那末他必须准备接受那些为卑鄙行为而设计的虚伪辩护之词。在极权统治之下，只有最高的首领一人才可单独决定政治目标。而作工具的人，本身不能坚持道德上的任何信条。（可悲之至！ ——海光）总而言之，他们必须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首领。除此以外，最关重要的事，就是他们作人必须完全没有原则（unprincipled）；并且，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必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作人，必须没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因为，是非善恶观念如果横在他们心里，便可能搅乱首领底意图。（一语道破。欲行极权统治，必须破除人情，破除道德，破除风俗习惯，而不顾一切。——译者）权力者能满足的口胃，只有权力的嗜好，以及别人对自己服从时所得到的快乐。
依照我们底标准看来，品格比较完善的人便不能在极权政治中居于领导地位。（巨眼观透——译者）在极权统治之下，许许多多坏事都是假较高的目标之名而行的。极权统治者做这些坏事时，所用的技术同样专门，而且也很讲求效率。存心做坏事，乃增进权力的一条大路。（此语有至理存焉。直可媲美马基威尼也！——译者）在极权主义的社会中，爪牙们必须凶暴，长于威吓，巧于诈伪，惯于侦伺。无论是盖世太保（gestapo），或集中营底管理，无论是宣传部或相似的组织，一概都不是训练人道主义的场所。然而，这些场所却是到达最高位置的门径。（制造人间地狱乃成就极权统治之捷径。——译者）
这一类底问题，与极权主义底特色相关，也与所谓的“真理”相关。极权政治对于“真理”底影响为何，这个题目是很大的。我们必须另开一章来讨论。
海光附记：海耶克对极权主义认识的深彻实非罗素所及。海耶克对自由主义的了解之正确亦非罗素所及。罗素虽极崇尚思想自由，但其经济思想受费边社诸君子的影响，以致走入边沁式的道途。于是，他的自由主义不是维格式的纯种自由主义。海耶克所持自由主义才是纯种的自由主义。请进而阅读《自由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
论思想国有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十一章
译者的话
国家，在与其中的个人相对的关系上，以或多或少的程度，是权威之一种。绝对的极权国家绝对地把思想国有化。既然如此，可见思想之国有化，是思想之权威化（authoritarianization）。思想权威化，因时代、社会、或地域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形态。在部落社会，酋长底想法是部众行动底准绳。在东方的君权时代，常有自称或被称为“圣君”者流底念头立为天下法。有冒犯之者，被目为“大逆不道”；士人进身之阶永被斩绝。这，在西方，相当于宗教除革（excommunication）。在西方教权盛行时期，僧侣底经典是支配思想的“大经大法”。到了现代，反民主自由的党权崛起，共产党化思想则强天下从同。这些形态固然各不相同，起因各不一样，说法各有千秋，有的标尚唯心，有的强调唯物，有的自命实现“历史使命”，又有的口称“代表人民”，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思想之权威化。
思想一经权威化，人间就惨祸大作，黑暗就笼罩大地！古往今来，为了所谓“信条战争”，牺牲了多如生灵！又多少睿智之士在权威思想之前遭受迫害！洛杰培根（roger bacon）,伽利略（g.galileo）,不过是其中的显例而已。（请参看bury: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2）时至今日，在稍有实证态度（positivistic attitude）的人看来，人类在这条旧路上走，何其残酷，何其愚昧，又何其浪费！所以西方自宗教改革以至于知识革进，三四百年来，无日不与权威思想抗争，以至于有了启蒙（aufklaerung），有了科学。有了科学，人类从此可以平视这个真实世界，不再为那些幻觉（illusions）白白流血，冤枉性命。这本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条大的趋势。史迹斑斑可考，明显到差不多不值一提。然而，现在居然还有人歌颂“中古精神”，拿玄思默想所幻构出来的“道统”强人顶礼膜拜；捡拾被若干西方学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铺陈其玄思心理（speculative psychology，借用prof. quine 底字眼）之恍惚产品而不许加遗一词（请参看k.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收纳信徒弟子，俨如创救。这种狂愚的行径，令人不知何以为词。
吾人须知，将历史人格化，系一pathetic fallacy。这一谬误，系由pathetic muddle所生。这是原始人思想中常有的毛病。思想上这一类底原始毛病，正被现代哲学解析家、及语义学家批析之不遗余力（请参看h. feigl: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9; m. black: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h.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a. pap: element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co., 1949; feigl and brodbeck: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4; richard von mises: positiv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如果我们对于哲学上这些新近的成就之对于玄学的洗刷茫然无知，而只说一声“这是哲学之堕落”，殊不足以抵偿学知之固陋。
所谓“历史文化”一词，如果有意义，系指由主、客、内、外、自然、与人交互作用而在时空中形成的一组可经验的复合事实。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历史文化”主义者却单独把ethos凸提出来视作历史文化之“基本（fundamental）”（此名称系借自hempel，并从其用法。）这种想法，多少系出自“体系癖”。任何体系，如构造周密，常给人一种融贯感（sense of coherency）。而确然感（sense of certainty）又常伴随融贯感以俱来。于是，不善造体系者，面对似善造体系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实，自诸非欧几何学、公设学（axiomatics），设备技术（postulational techniques）,以及系统学（systematics）出现以后，所谓“体系”也者，已不复能作迷魂之阵。任何系统底内部建构是否严密是一回事，是否能与此实际世界相应是另一回事。且自纯形式的考虑着眼，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发而抽绎成一个系统。这种抽绎工作,可委诸von neumann设计完备之电脑，固无待乎“哲学大家”从事也。这个世界底事象如此繁复，吾人从社群实际生活底任何一角，几乎都可以发现任一事件中诸可识别的因素之相互交织；虽然，在大量历史现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现特别显著，或较具支配力，或较引起知识者注意。因此，单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认作重要的因素组成用语言系统所表示的“体系”，为事实非困难。马克斯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似乎头头是道。殊不知所谓“生产工具”，已暗含人智运用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隐含的意指更属复杂，包举的非经济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s. freud)以“性欲”为基本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黄色遍纸，其动人之处，将远过唯物史观。世之构造“唯心史观”如黑格尔及其各形各色的徒从者，在思路型构上，与马克斯实系一丘之貉。当然，在内容上较可忍受。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体系之建构，普遍系起源于那些熟悉一艺而对于其他毫无所知者之苦心构作。那些人借着他们所熟知的现象来说明他们甚以为奇的现象。因此，在别的作家看来不过是几个聪明的比喻的东西，他们则当做是一切事物变化之大关键。”建构“体系”之弊，于兹可见。（但是，这并不是说，知识的建立不要“系统”。）
罗素说：“在一方面，有些人对于书本比对于事务要熟悉些。这种人往往过分高估哲学家底影响力。当其政党标榜受苏革拉底学说之鼓舞时，他们就以为这个政党底行动是由于什么什么学说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们几乎过分夸大前人在思想上的影响。这是一个古老的错误。”唯心的历史自足主义者正是犯的这种错误。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翻过来说：“意识决定存在。”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互为死敌。可是，从科学的哲学之眼光看来，二者不过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争霸，虽属无谓，却给世界带来不少实际的灾害。
民主和极权底分野之一，是看有无与政治关联的“禁制”。极权统治之下，这类禁制是很多的。例如在苏俄，“首领”、“主义”、“政府”、“共党”、“国家”被神圣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闯大祸。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权威底象征。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没有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为民主自由困苦挣扎的现今，却有人捧出编造的“历史文化论”和所谓“道统”及过去被神圣化的人，并制造空气，企图以之为碰都碰不得的权威思想。这样做法，或有实际的利益，或可满足狂执之情绪。但是，何必标榜什么“民主”？向喀尔文学习好了。
极权政治是整个浸沉于权威主义的空气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的权威,在极权政治之下,一定与政治权威互相表里。斯达林之流，不独要“作之君”，而且还要“作之师”。思想权威化之具体建构，便是思想国营国有。实行“计划教育”便是思想国营。思想国营国有，与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这样看来，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碰到极权统治，无论倡之者自愿或是不自愿，无可避免地成为极权统治之一环。我们不要拿“理性的机智”这样的虚话自误误人。
论思想国有
思想之国有化，在每一方面，都是与工业之国有化齐头并进的。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
——克尔（e. h. carr）
一个政府要使大家为一个单独的社会计划而服务，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使每一个人都赞同这个社会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一个极权政府要使极权制度发生有效的作用，如果只诉诸压制手段，强迫每个人为此目标工作，还是不够的。依现代的实例观察，极权政府要使每个人为它底极权制度努力，重要的办法，就是使得一般人把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看作是自己底目标。（此画龙点睛之笔也！极权统治者如希特勒之流要利用人众，仅靠高压手段是不够的。彼辈必须能进一步摄取人众之灵魂，以供其利用，一若催眠术师要被催眠者如何动作便如何动作然，一旦人众受宣传麻醉，“觉得”极权政府所要达到之目的正是自己所要达到之目的，则甘心供其驱策，甚至万死而不辞矣！极权统治真正可怕之处，就是这里。——译者）政府为人民规定信仰，同时还得想出办法使一般人以为这种信仰正是自己底信仰。（这是最高的“愚民政策”。——译者）如果人众一致接受了政府希望大家接受的信仰（例如各种各色的“主义”——译者），便可使得各个人自发自愿地照着计划者所规画的路线去作。（所以，实行计划经济，演变所及，必至统治思想、教育，以至于生活之全面。——译者）在极权国家，如果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压迫的感觉，并不若自由国家最大多数人所想象之尖锐，那末，这是由于极权政府在控制人民底思想上得到高度的成功。政府希望人民脑子里怎样想，人民就怎样想。（这么一来，人民对于政府，那有不依从之理？许多人以为在铁幕内的人民之思想不能被控制。这种看法，既无心理学的根据，又无丝毫事实的根据。依事实观察，有独自思想能力的人，在人中少之又少。最大多数人底思想都是依赖传统、权威、风俗、习惯、趋势、或他人的。每一个人对于极权的思想统治机构而言，一定是绝对劣势的少数。所以，一旦极权的思想天罗地网布成，除极少数特出以外，一般人因思想资料之来源悉遭管制，于是他们底思想内容和方向主要地不能不已在极权政府底摆布之中。政治思想尤其如此。政治思想受摆布，政治行动那有不任其支配之理？毒蛇吃兔以前，将毒液注射到兔子里面。兔子受毒以后，抵抗力大为减少。这样看来，“意底牢结”等等东西在极权地区，绝非人众向往的理想，实乃统治方式之一，初级的独裁者控制人底身体；高级的独裁者则控制人底脑筋。——译者）
自然，极权政府要统治思想，必须借着形形色色的宣传。他们底宣传技术，大家已经够熟悉，用不着我们多说。我们在这里所应注意的唯一之点是，无论宣传本身或是宣传所应用的技术，俱非极权制度所特有者。别种国家也有宣传及其技术。尽管如此，在这二者之间，还是有着重大差别的。极权政府所作的宣传皆趋向于一个相同的目标。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并且企图使得每一个人在心性方面产生一模一样的品质。这么一来，极权政府宣传所产生的结果，与自由国家各个独立而又互相竞争的宣传机构为了不同目标所作的宣传之结果，不仅在幅度之大小方面不同，而且在影响上也有天壤之别。在一个国家，假若一切消息底来源都置于一个单一的机构之有效的管制下，那末其所产生的结果，不只于是政府劝诱人民做这或做那而已，心理技巧高妙的宣传家还可借他所采取的技巧来塑造一般人底想法。即使是知识最高而且具有独自判断能力的人，如果长期于外界隔离，一切消息来源断绝，也无以完全免于受宣传之影响。（真是言中窃要，切合经验事实。所以，今日最紧急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此类人为灾害。玄谈心性，在过去社会已贻误不浅，更何有于今日？——译者）
在极权国家，这类宣传上的优势，使攫取政权者掌握着控制人心之独一无二的权力。这样一来，一般人民所发生的心理反应，主要地为宣传的内容和范围所限制。假若极权统治者能够把整套价值观念灌输给人民，那末宣传手段就能制造所谓“集体主义的道德”。不过，外面必须知道，极权社会中所谓的道德法典，并非告诉外面道德中人道主义的因素，尊重人底生命，同情弱者，尊重个人，等等。极权主义者所谓的道德，在实际上，是破坏一切道德。人底真理感和尊重真理，乃一切道德底基础。（是什么就说什么真理感的表现——海光）极权主义者则尽力颠覆这种基础。从极权主义的宣传之性质看来，极权主义的宣传不能尊重价值，不符合个人所在的社群之道德信念。之所以如此，有许多原因。第一、为着要诱导一般人接受官方所规定的价值判断，宣传者必须说个不同的道理出来；或者，宣传者说他所提出的说法就是与一般人民已采取的价值观念相关联。依这条路线，在建立极权主义时，所以也常常御用复古主义，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达林，都是如此。——译者）第二、极权主义者强调手段与目的不同。但是二者之间的不同，界限究竟在那里，则从未划清。（因此，他们要利用“矛盾的统一”，或“否定之否定”诸般胡说以为辩护。极权统治有一大特色，即是，语言文字所表现的常为未来的“理想”、“幸福”、“光荣”、“美丽”、“快乐”；而与这些字眼相对照的现实，则为劳役、奴辱、恐怖、饥饿、控制、迫害，等等。总之凡未实现的都是好的；凡已实现是不好的。这何以自圆其说呢？彼等之理论家说，从现实之不好到未来之好，必须经历一“辩证的过程”。这样一来，所推出的结论就是：为了未来的好，你必须忍受现在的不好。所以，要得自由必先牺牲自由；要和平必先战争；要吃饭必先进奴工营；要国家萎谢必先建立国家极权；种种等等，不一而足。依照这种“思维方式”，不才如译者也可仿制一些“辩证式的”大道理：要爱国必先亡国，要民主必先独裁；以至于“要生活必先死亡”之类。——译者）第三、极权主义者不仅要求一般人必需同意官方所定的最后目标，而且又得同意官方采取某些特殊手段时对于事实的看法。（例如，官方对于世界局势持何种看法，大家也得跟着持何看法。究竟正确与否，可以不管。当然，这种办法，并非全无益处：至少，可令大家底神经细胞停止办公。——译者）
从表面看来，极权制度非常着重理论。然而，一究其实，在极权统治之下所谓的“理论”，不能算作理论，只是改装的神话而已。（这类神话，常饰以唯物或唯心之类的玄学词章。——译者）极权统治者创造神话之举，并非全然出诸有意。极权的首领之创造神话，也许由于在本能上不喜欢他所碰见的事实，并且希望创造一新的阶层制度。这种新的阶层制度之建立，也许可以满足其好大喜功之心。极权者需要制造种种学说，来辩护他及其信徒所共有的那些成见。因此，在极权邦国，常常出现虚假的科学理论（pseudo-scientific theory)。这种虚假的科学理论，成为官方教条之一部分，他们要利用这种教条来支配每一个人底行动。（祸害之至——海光）
极权统治者之需要这类官方的理论来作指导和鼓励一般人民的工具，这早已为极权制度中各形各色的理论家所见及。柏拉图之“高贵的谎言（noblelies)”和索利勒(sorel)底“神话”，都可为纳粹底种族优越论，或墨索里尼底合作邦国论辩护。
极权统治者使人接受其价值观念之最有效的方法，如前所述，是使他们相信这些观念与他们自己平常所信持的观念实在是一样的，至少是与好人平常所信持的观念是一样的，不过大家从前对之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已，如果大家对这种说法信以为真，那末就是从信仰旧的上帝过渡到信仰新的上帝。而宣传所使用的最有效的技术，就是使用旧的字眼，换上新的意义。（这就是语意的魔术之应用。例如，彼辈所谓之“爱国”、“民族”，……与原来意义相去甚远。——译者）歪曲语言文字之用法，更换文字底意义，藉此以表达新统治之理想，乃极权统治之一大特色。这类魔术，常使浅薄的观察者神经为之混乱。而这一点，也最能表征极权地区整个的知识空气。
从这一方面来观察，最受糟踏的名词是“自由”，在极权国家，“自由”一词之使用，也许不受到干涉。但是，极权的宣传家却给“自由”以不同的解释。他们说，“旧自由”要不得，“新自由”才好。这么一来，一般人对于自由的了解，便被歪曲殆尽。（对于“民主”亦然。极权主义者深知一般人对于民主之普遍的向慕，不敢从正面反对，于是创作“新民主”或“人民民主”等奇说来打消原有的民主。——译者）
有人提出“为自由而计划”的说法。他们说要“为团体建立集体的自由。”他们又感到必须对我们保证：“主张计划的自由并不等于取消一切旧式的自由。”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瞭这种“自由”底性质为何。曼海门博士说：“依据过去的时代而塑造的自由概念，乃对于这个问题想作任何真实的了解之一障碍。”显然得很，曼海门博士对于“自由”一词之用法，与极权主义的政客口中所谓的“自由”，是同样的错误.曼海门博士所说的“集体自由”，正如极权主义的政客口中所谓的“自由”一样，并非社会上各个分子底自由，而是计划者为所欲为的自由，即是，高兴把社会怎样弄便怎样弄的漫无限制之自由。（所谓“国家自由”，亦复如此：即自命代表国家者毫无责任地对邦国事务为所欲为之自由。——译者）这种自由，不过是把自由与权力混淆到了极点的一种说法而已。（一针见血之论。同样，“负责”与“独裁”也可作这种混淆。有人说“独裁”即是“负责”。这等于说“公婆”即是“媳妇”。“负责”者只能在受委托的条件之下享受有限的权力，而且其行使权力之结果随时得受追究。“独裁”者底权力实际纯由擅取，无限扩张，而且任何人对其行使权力之结果不能追究。二者之差，判若云泥，岂可混为一谈？——译者）
字义之歪曲，由来已久，并早已为德国哲学家所优为；许多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亦擅长此道。除“自由”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字眼同样遭受歪曲之刑。例如，“正义”、“法律”“公正”，和“平等”，这些字眼也都遭到同样的待遇。像这样的情形，几乎遍及常用的道德名词和政治名词。（乱事者常自乱意始——译者）
如果我们对于这一套偷天换日的文字魔术没有切身经验，那末，我们便不容易洞悉改换文字意义的效力，和因之而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对于任何理知性的讨论之障碍为何。假如两弟兄之中，一个有了新信仰，不久以后，他说的便是一种不同的语言。结果，这两兄弟之间，便发生语言阻隔之苦。（思力精细的人都会感到这一苦——译者）如果借文字之移义来表述政治理想，并且一直继续下去借以影响一班人底想法，那末意义之混乱便更趋严重。这样弄下去的话，日子一久，整个的语言原有的作用便为之败坏，并且被滥用者据为己有；而且文字也就变成空壳，不复有任何确定的意义。（所以，需用语意学来救——海光）
吾人需知，要有计划地剥夺大多数人独自思想的能力，并非一件难事。但是，到了大多数人失去独自思想的能力时，少数人即使要保留批评的能力，也将被迫保持缄默。（此乃经验之谈也。当多数人习于以非为是时，如有极少数人说真话，岂有不被群起而攻之之理？现代极权统治者无不侈言“群众路线”。良以彼等可发动群众消灭少数异己分子也。最大多数人被欺被愚而造成清一色之思想以后，万一有少数清醒分子指出大家之迷妄，必立遭群众群起而攻，以致淹没于愚人之海。这种拿群众统治群众的技术所产生之效果，远胜于旧式的直接“捉将官里去”。——译者）
在施展极权统治时，极权政府以各种方法，直接或间接地，强制人民对于政府计划之每一细节，以及政府底每一措施，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不可批评。（理之当然也。——译者）极权政府既然要人众毫不踌躇地支持其所计划的公共事务，而且要大家相信政府所订定的目标是正确的；不仅目标是正确的；而且手段也是不错的；所以，公众的批评，甚至于怀疑的表示，都必须予以压制。因为，这些行期会动摇人心。人心动摇，会削弱大家对政府事务的努力。韦布夫妇在报道苏俄的情形时，曾说：“当工作正在进行时，任何人对于政府底措施如公开表示怀疑，甚至害怕计划不能成功，便被视为不忠，甚至被视为图谋不轨。因为，这些行为可能动摇别人底意志。”（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在民主国家，人民对于政府措施表示怀疑的批评，乃理所当然。可是，在极权地区，人民如对政府措施公然表示怀疑，便被视作不忠，甚至是“反动份子”。被视作反动份子者，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因此，在极权地区，最不受欢迎的态度，是怀疑的态度。然而，近来有些人提倡黑格尔式的“绝对思想”，打击怀疑态度，彼等之所事，将产生何种影响，稍有常识者不难预见。历来腐儒祸害人类，不在流寇之下。——译者）
依前所述，在极权统治之下，所谓理论也者，不过是官方底颁制品而已。全部传播知识的工具，例如学校、报纸、广播、以及电影，无一不用来支持官方底看法。无论官方底措施究竟是对还是错，这些工具全部都用来加强一项信念，即是，官方底决定总是对的。（千真万确。“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也。——译者）任何新闻，其是否足以影响人民对于政府之忠诚，乃决定其公布或扣留之唯一的标准。民主邦国，战时在某些部分或不免如此；而在极权地区则任何部分永久都是如此。任何言论或行动，凡足以使人疑虑政府底智慧，或使人之不满情绪增加者，便不让之流处，都要禁止发表。（历历如绘。——译者）凡有计划地管制新闻之处，无不如此。结果，弄到大家底看法一致，既然大家底看法一致，也就用不到强迫了。（因为，在极权地区，只有“官闻”，并无“新闻”。——译者）
这种办法，不仅应用到与政治直接有关的范围里，而且也应用到与政治毫无直接关系的范围里，尤其应用到一切科学上，甚至于最抽象的科学上。凡直接涉及人文事象的学问，例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等，都是最直接地影响政治看法的，因此被管制最严，被歪曲亦最甚。在极权制度之下，为真理而真理，纯为无关实际厉害只为个人兴趣而求真理之事，是在所不许的。（此点不独左派的极权主义者为然，右派的复古主义者亦然。左派的极权主义者说要“为人民而真理”；右派的复古主义者说要“为道统而真理”。结果，前者说为真理而真理者是“住在象牙塔里”；后者说为真理而真理者“是浅薄的理智主义者”或“自我封锁”或“个人兴趣”。何其巧合若是耶？——译者）在极权制度之下，支持官方的看法，乃一切研究的唯一目标（注意此处——海光）。因此，在极权制度之下，所谓历史、经济、等等学问，乃制造大量官方神话的工厂。
极权统治者似乎都深刻地不喜欢比较抽象的思想形式。（所以，他们反对“形式逻辑”。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抽象的思想形式之普遍的应用深怀恐惧。习于本抽象的思想形式来思考者，易于心灵开放open-minded。凡胶执一个偶像者无不心灵固闭close-minded。但后者正合极权统治之需要，故日夜赶工制造。——译者）有人说，相对论是“闪族对于基督教和诺底人的物理学基础之攻击；”或者又说，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斯的独断教条冲突。”数理统计学中有些定理受人攻击。因其“在意理的前线上成为阶级斗争之一部分。……它是布尔乔亚之奴役。”又有人对数理统计学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因为它“不能保证为人民底利益而服务。”无论是那一种说法，其厌憎数理统计学这一抽象的科学则一。纯数学似乎是极权制度之下的一种牺牲品。在纯数学范围里，如有人对于连续底性质持特殊的看法，都被目为“布尔乔亚的成见”。照韦布夫妇说，马列主义的自然科学杂志中有下述的口号：“我们在数学中有党有派。我们在医学的外科中是最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在纳粹德国，情形极其相似。国家社会主义数学家联合会会刊中充满了“数学中的党派”气氛。物理学也不例外。列纳德（lenard）是德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之一。他曾得过诺贝尔奖金。他曾把平生著作汇集起来，叫做“德意志物理学四卷”！（强调特殊性或独一性uniqueness乃这类人物之一特色。强调物理学有何特殊性固属可笑，强调世界上一部分人在发展中初期的思想或生活状态上的特殊性，又有什么价值可言？这种人袭取一点源自菲希特的纳粹哲学，固可适合现实权势之需要，给予内心排外自固者以心理的支援，又替心灵茫然空虚面而外表夸饰自大者打气，但其结果之可悲，何待明眼人之预言？——译者）
这些颠倒错乱的办法，有时几令局外人不敢置信。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办法只是极权制度之偶发的副产物，而与极权制度底基本性质无关。吾人须知，只要政府强制国家社会中每一件事都受一个单独的“全体概念”所支配，自然会产生这些结果。只要政府不惜任何代价来支持某些看法或某种主义，并且强制人民永远为之作不断的牺牲，一定会产生这些结果的。只要政府有一项普遍的观念，即以为人民底知识和信仰是为了达到某个单一的目标之工具，也终必产生这些荒谬的结果。（这是大劫难啊！——海光）
在极权制度之下，“真理”一词，不复具备其原有的意义。真理是权威的颁制品，是为辩饰那使大家一齐为一个组织而工作的东西。一旦组织有紧急需要的话，这种所谓真理，也可以随之而改变。（言之透彻。“俄国真理”就是常常随着实际政治需要而改变的。所以，这种真理，最好叫做“阿米巴真理”，变色龙的真理。——译者）
这种辩法，在学问知识领域中所造成的风气，是使人对于真理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驯至在这类社会中，如有人谈真理，就有被目为神经病的危险。——译者）许多人甚至把真理底意义全然忘记，失掉独自研究的能力，也不信任理知的力量。于是，在知识底每一部门中，如有意见上的参差，都变成政治上的争端。（李森科底问题，就是一例。看破此点，便觉其不值一笑。——译者）因此，这类争端之解决，不靠科学研究，悉赖官方底权威。在极权国家，最令人触目惊心之事，无过于轻蔑知识的自由。这种态度，不独在极权制度之下为然。知识份子，只要怀抱集体主义的信仰，都是如此。凡想作知识份子的首领者，也常如此。（这是经验之谈。充满思想上权力欲之知识份子，常富于侵略性，喜强使他人接受甚或信奉其意见，尤以弄“体系”哲学者有此“心量”。盖彼以其“体系”可囊括宇宙，并吞八方，而非一个头脑之“造作”。于是凡持异议者，无不斥为异端邪说，或浅薄幼稚。这种思想态度，一落入实际，究竟有益于民主，抑助长极权气氛，识者不难判断。——译者）
我们不能说，任何人有权决定何人应该想些什么，或者信仰什么。从历史上观察，常有大多数人底思想随着一个人走的事。但是，大多数人底思想随着某一个人走，与每一个人底思想应否服从某一个人领导，根本是两件事。（前者系自发的；后者系强制的。——译者）但是，主张统制思想的人却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所以他们振振有词地主张统制思想。这显然是一项错误。复次，主张统制思想的人看到社会上并非每个人具有相同的独自思想的能力。因而否认知识自由之价值。这也是一项错误。吾人须知，知识自由之所以有其价值，之所以为知识进步之原动力，并非因为每个人都能思想或都会写作，而是由于每个人对于事物发生之原因都能够提出其观察，并且加以探讨。在这种气氛之下，可以养成容忍异己的心理习惯。（这点如不做到，则所谓民主也者，不过海市蜃楼而已。——译者）
在自由社会中，各个人彼此交互影响，获得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看法，构成思想的生活。理知的成长有赖于个别的差异，互为个人（interpersonal）的程序促进个人理知的成长。如果我们拿任何前提来控制理知，迟早会使思想和理知趋于僵固的。（拿道德的考虑放在理知前面，结果亦然。这由中国传统文化之濒于衰竭可以得到证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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