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货币帝国主义与美国财政部的美元标准

第十一章　以其他国家的资金为美国的战争融资（1964—1968年）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丧失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会导致英国的毁灭，所以我们将不得不维持这个帝国，而这正在给我们自己的财政金融造成巨大的压力，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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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迪金森（J﹒Dickinson）：《官僚统治下的印度政府》

（伦敦：1853年），第50页。

自从1914年以来，这个世界就对以其他国家的资金为一国的战争融资并不陌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盟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就属于这种性质。因此，对于美国在朝鲜、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的军事行动由来自这些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借款融资，基本上是毫无可奇怪的。但尽管如此，美国侵略其他国家的成本的这样一种转嫁还是有一些新奇之处的。美国以其他国家的财政为自己的战争融资与其他国家此前为它们的战争融资，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世界货币体系的结构。美国并没有出现通常意义上的债务。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外，它并没有以它在一战中对盟国规定的那种合约条件从海外借款。它所主要做的，是对世界经济注入纸质美元，形成它竭尽所能地避免偿还的债务。

早在1963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称的“哥伦比亚大学小组”就提出了警告：甚至在不存在公开的侵略行动的情况下，美国的海外军事开支就已经大到对美国美元的黄金后盾构成了威胁。(1)这个小组认为，美国的海外军事开支与维持美元的黄金后盾这两者之间是彼此不相容的。美国国内法的黄金后盾条款对货币创造有法定的限制，由于这些法律限制引发了海外的担心，即美国迟早会对黄金支付做出禁运，所以黄金储备本身受到了威胁。这种忧虑导致了外国央行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挤兑。虽然在美国几乎是普遍地否认了禁运的可能性，但欧洲人对此仍有隐约的担忧。

外国政府、特别是共同市场成员国的政府，开始重新强调黄金作为最佳国际货币资产的作用。尤其因为造成美国收支赤字的主要因素是海外军事行动和美国在欧洲的私人资本投资，所以它们敦促美国采取措施遏制其海外开支。虽然严重的麻烦尚未出现，但是，美国为了抑制其国际收支赤字就必须放慢其货币扩张的速度，这一点已经开始为人们所看到了。

美国的规划者们自己也开始对赤字变得日益关注起来，当1959年IMF的份额增加了50%时，美国财政部并不不屑于安排一个粉饰太平的战略，要求IMF将其约3亿美元的黄金重新存放在美国。IMF的这些黄金是重复计算的：虽然它们继续包括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当中，但看上去它们却是IMF的资产。美国给出的理由是，由于IMF全部份额增加之中的25%要以黄金支付，所以欠发达债务国很可能会选择以它们持有的部分美元向美国财政部兑取黄金。IMF同意将其从欠发达国家那里取得的全部3亿美元的黄金重新存入美国财政部，以此完成收支的这种三角环流。当IMF的份额分别在1966年和1970年再次增加时，IMF又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即使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出现的赤字是有限的，但这足以引发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价格无法长期维持的猜测，指出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在这之后的演变轨迹，即美国将其军事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欧洲的观察人士们推测，美国的通货膨胀性政策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会加速。在约翰·肯尼迪赢得了1960年的总统大选后，伦敦黄金市场上黄金的价格涨到了进41美元一盎司。这导致美国货币当局牵头组建了“黄金总汇”，其目的是将黄金的价格压低到美国平价的水平上。

尽管肯尼迪政府在通货膨胀性政策的指导下加快了军事和福利开支的步伐，但是，肯尼迪总统上任伊始的官方行动之一，是就国际收支赤字发表了一篇演说。为缓解美国的赤字，由他任命的官员采取了迅速的行动。通过谈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国际经济学家罗伯特·鲁萨（Robert Roosa）与外国央行达成了一系列的货币互换协议。这些协议确定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惠信贷的额度。尽管美国在1961年仍是达1﹒16亿美元资金的净借出国，但它很快就成了从共同市场借款的净借入国。

欧洲试图帮助美国解决其国际收支问题。由法国——它最近刚刚进入收支盈余期——牵头，欧洲开始提前偿还其欠美国的“二战”重建债务。为帮助抵消美国在德国境内的军事开支，德国同意增加美国军用品的购买量。五角大楼在1962年谈判下来的美国军事出口猛增7亿美元，达到了11亿美元，而且此后多年里每年对美国出口的贡献额都有10亿美元左右。

为了在维持现有项目的同时减少收支赤字，美国当局采取了广泛的措施，但是，这些努力的性质与其说是国家政策方向的调整，还不如说是外汇开支的节俭。例如，在对外援助项目中，引进了一种被称为“黄金预算”会计格式的国际收支控制技术，其目的是跟踪并尽量减少军事行动及援助活动的外汇成本。对外援助与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捆绑在一起，五角大楼的军事支援项目也是如此。

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政府正在削减这个国家的收支赤字，美国还设计出了粉饰太平的政策。这些人为设计之一，是面向外国银行发行的、顶替黄金的美国中期国债，它们在表面看来是不可出售、不可兑换的。因为这些债券名义上的到期日在一年以上，所以美国的国际收支统计将外国银行购买这些债券记录为长期资本的流入，而不是为赤字而融资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些不可出售、不可兑换的国债是具有潜在流动性的债务工具，它们名义上的非流动性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而已。只要2天到9天的时间，它们就可以被转换成完全可售的流动债券，进而一经要求就能够兑换成黄金。它们要转换成可兑换债券要求事前3天预警，要转换成可售债券则另要3天的预警期，出售它们或以它们兑换黄金或短期资本资产则还要求有3天的时间。因此，提供给外国央行的是代替黄金的带息金融工具，而由于委婉地称这些金融工具为资本流入，美国财政部得以削减了美国收支赤字的表面上的、公开报道的那种规模。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会计手法只不过是一种欺骗，但美国官员却拒绝采取更为有意义的措施。事实上，他们对欧洲政府可能试图将其意志强加给美国的想法不屑一顾。很快就意识到的是，如果海外净军事开支要继续维持在每年30亿美元左右，那么私人部门就只得负担起为其融资中的主要部分。或者是贸易出超、或者是投资和收入盈余只得增加到足以弥补军事账户上的收支赤字，但军事支出不可以减少。1962年，也就是1965年5月美国加强越战攻势前3年左右，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西摩·哈里斯（Seymour Harris）教授在其介绍性发言中指出：“鉴于因军事目的和援助而需要在海外进行大量开支，此外还有大量的资本出口，所以美国必须相对于进口而言有大量的出口……只要出口超过进口的部分不足以弥补国际收支中的那些项目，赤字随之就会出现。”(2)

政府部门要不受国际收支的制约，这样说不是一种同义反复，它是一个教条。它的隐含之意，是必须而且应该操纵贸易收支，从而为海外军事账户上的赤字融资，也是为了对美国公司接管欧洲工业的外汇成本提供补偿。美国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所造成的重负，要由外国的央行来承担，而从国内来说，则要由私人商业部门来负担，这些部门要不断地将盈余美元积累起来，好为海外军事活动提供资金。

对私人部门设置了各种限制，目的是减少其投资的流出，特别是减少这样一些投资外流，它们并不形成对外国企业的直接所有权，因而并不产生将全部净现金流汇回美国的可能性。1962年，肯尼迪政府开始对外国债券征收利息平衡税，即以对美国居民的净利息收入征收15%的利息税来抵消国外的高利率。为限制私人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商业银行对外国人的借贷，1965年2月宣布了“自愿性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生效日回溯到1964年的12月份。这些限制措施在1968年变为了强制性的。此外，对石油、钢铁、纺织品和其他商品的进口，还宣布实行了新的配额。

结果是：一方面美国的外交家们在向其他国家灌输自由放任的好处，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对外活动迫使美国在本国实行越来越具有限制性的政策。不过，私人部门在基本的长期交易——对外贸易、服务和直接投资——方面的收支状况继续恶化。这要求美国的赤字重负越来越多地转嫁到外国央行的头上。

在IMF的1963年会议上，法国的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表达了共同市场各国的不安情绪，他指出：

当前的情况是各国央行不断增加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持有量，但这当中并无迅速回归均衡状态的任何自动机制。不断增持外汇的债权国因为其外汇持有量的增加而沾沾自喜，却忽略了其中某些不安全的因素。赤字国往往对外国增持其货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因为在一开始损失的黄金仅占其赤字的一小部分，所以这个国家就愈发不予重视了。(3)

他进一步提出：因为将美国的通货膨胀出口到欧洲，美国持续性的赤字正在造成货币紊乱。这损害了欧洲内部的金融稳定，在此过程中，它又让美国得以避免为其经济和军事政策付出代价。“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给债权国造成了通货膨胀，这与外国央行因使用它们所持有的债务国货币而给债务国造成的通货膨胀相当……无须夸大这个现象对于货币供应发展变化的影响，我们仍必须承认，它往往会对各个自动纠正机制中的一个起到抵消的作用。”(4)

欧洲各国央行的银行家们警告说，如果出于帮助美国维持其收支赤字的目的而增加IMF的份额，这会违反IMF章程中的第八条规定，因为这一条禁止IMF的信贷用于暂时性的稳定作用之外的目的。在IMF的1963年会议上，德国代表说道：

我要对以下幻觉发出警告：似乎凭某种纯技术的改革，人们就能够以自动或者毫不痛苦的方式解决调整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者是源自结构性的扭曲，或者是因为我们的国际体系中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差异……

我想强调的是，可以想到的对我们国际货币体系的任何改进……不能仅仅专注于如何才能最好地为国际收支赤字融资这样一个问题上，而且还要专注于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怎么样为消除这些赤字提供充分的激励。(5)

IMF协定的第六条规定禁止将IMF的资金用于为资本账户上的赤字融资，而这看来正是美国所在做的事情。共同市场的经济学家们抱怨美国在不断加大对欧洲工业的投资，而且他们将这种对外投资与美国总体上收支赤字的规模联系在一起，以此证明美国实质上正在无成本地接管欧洲的经济。美国的私人投资者以美元购买欧洲的私人企业。获得这些资金的欧洲人以他们的美元所得向其央行换取本地货币或者其他非美元货币。欧洲各国的央行则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下避免以其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理由是以美元兑黄金会破坏世界的金融状况。只要美国没有被迫以其货币黄金支付其私人部门对欧洲净投资的增加部分，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多久，似乎并没有有效的限制。美国的国债正在被掉换为回报相对较高的对欧洲资产的直接所有权。

为了试图阻止美国继续实行这种民族主义的货币政策，共同市场各国坚持IMF的1963年年报要得出结论，说世界上的流动性总体而言并无短缺。它们迫使美国同意，如果世界上的流动性因IMF份额的提高而出现增加，美国将不会因此而免于承担重建其涉外账户平衡的义务。

但在1964年，外国持有的美元数量增加到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这预示着美国将对其黄金出售实施禁运——而这正是哥伦比亚大学小组此前所提出的警告。这对越南战争加速向前推进而言很难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它给美元造成了新的、巨大的压力。随着美国开始将其军队从德国转投向越南，美国军事重心从欧洲向东南亚的转移让欧洲感到格外地紧张。有些欧洲人觉得他们自己被直接置于东方的军事进攻的威胁之下。法国宣布它打算退出北约，而且它要求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欧洲核威慑系统。英国选择了将其防御系统与美国的联系在一起，但五角大楼却突然取消了天空闪电导弹项目，这导致英国就其导弹发射系统而言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

因为从性质上来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军事层面变得越来越是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关系，而越来越少地是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所以欧洲代表们对于是否有任何必要增加IMF份额的讨论主导了1964年的IMF会议。德国代表卡尔·布莱辛（Karl Blessing）说道：“基金组织截至目前都非常正确地认为，作为通货膨胀性政策咎由自取的后果的国际收支赤字，不应无限度地以基金组织为手段来为其融资，而是必须要消除通货膨胀性的根源。这个政策要毫不妥协地予以执行。”布莱辛进而强调：

他本愿看到（年度）报告更多强调赤字国（美国和英国）一方需要有更为严格的货币自律。我完全同意这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黄金和储备货币的供应在目前来说已是完全足够了，而且对于最近的将来而言也可能会是如此。

我感到高兴的是，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评估并没有导致这个体系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在我看来，与其说需要改进这个体系，还不如说需要改进有些国家的调节政策。如果没有货币方面的自律，任何体系，不管它设计得多么的精妙，它的运转都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在固定汇率制中，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充分的货币自律，那么甚至是货币政策很健全的国家都不得不进口通货膨胀。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进一步的爬行式通货膨胀，赤字国也必须采取纠正性的措施，尽管采取这些措施时可能会很痛苦。(6)

丹麦代表霍尔特洛普（Holtrop）先生断言：由于国际流动性的供应过度丰富，“纠正性的国内政策可能会推迟得太久，而且通货膨胀倾向往往会占据上风。”(7)他的结论：“一致的意见是，源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国际流动性供给，在未来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在各国间流动。”意大利支持“拟议中的‘多边监督’——针对为国际收支不均衡而融资的手段的监督，”(8)而法国也加进了自己的声音，它警告说：“信贷的发放可能会过量，这可能会造成国际性通货膨胀的扩散。它甚至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因为现行体系允许储备货币国的赤字无限度地得到融资，所以债权国以某种方式受到鼓励，为了弥补储备货币的流出而‘创造赤字’，尽管这些债权国对于储备货币流出这个现象根本就没有责任。”(9)法国敦促“优先以黄金”为将来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黄金是“唯一不受政府行为控制的货币要素”；它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共同市场所有六个国家的意见。

政治上而言，德国尽管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战争成本高昂，但它不愿对这场战争表示任何的反对，英国的立场也是如此。法国不仅反对战争，反对的理由既有历史性的愚蠢，又有所涉及道德问题，而且法国以挤兑美国的货币黄金储备积极地表达了它的反对。这是反击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企图的积极行动。它实际上是任何一个西方强国所采取的唯一行动。不过，其结果是加重了美国在为战争融资又不丧失其对欧洲的控制中所面临的困难。事实上，可以并不过分地说，法国实际上摧毁了这种霸权，推动了美国从欧洲发展方向的发号施令者转变为欧洲各国央行门口的乞讨者。

美国世界地位的这样一种变化，可能已经暗含在其在亚洲战争的成本之中。而因为法国机敏而精心计算的举动，这种变化外化了，而且它骤然表现为欧美之间在货币和贸易利益上的激烈对抗。

在1964年的会议上，英美轴心所提议实行的，类似于随后出现的特别提款权或者说“纸黄金”。它们建议增加IMF的份额，而且IMF的份额完全以作为簿记登录的纸币支付，而不是用黄金来支付。欧洲粉碎了这项计划，丹麦代表坚持认为：“根据基金组织增加资金的1959年先例，应该维持以黄金支付份额增加25%的义务。”如果美国自己不愿采取纠正性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就会由收支顺差国来强制实行。

问题在于，传统的国际收支调整过程不足以抵消美国国际收支在军事上的不均衡。稳定项目中通常所采用的通货紧缩政策，只能起到纠正这样一些收支赤字的作用，这些收支赤字源于不利的价格运动以及私人部门中因收入过高、流动性过剩和利率过低而出现的货币通货膨胀。对于收支赤字主要源于政府账户上的开支——出于对价格无反应的政策原因——这样一种情况，正确的反应是通过改变公共政策而从其根源上停止这些开支。不过，这些政策通常对市场上的价格和流动性的变化不会做出反应。它们是经济考虑往往从属于政治目标的那些战略的结果。过度的工资支付和过度的投资开支本身都不是美国国际收支困难的根源。问题在于过度的军事开支，特别是过度的海外军事开支。

因为越战的成本是强加在接近于实际上的充分就业的经济之上的，所以美国国内部门的稳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是以在国内征税来支付战争的成本，而是采取了政治上更可以接受的做法，即进行赤字融资。因此，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不是源于五角大楼的与其在亚洲战争有关的直接外汇开支，而是产生于私人部门的这样一部分剩余流动性，这部分剩余流动性在对外投资和进口账户上表现为对欧洲资产和工业产品的需求。经济中净注入的资金量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通过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造成推高价格水平的那些资金，以对进口的需求这种形式表现了出来，从而导致了贸易收支的恶化。

部分的问题只不过是美国不愿支付其在越南战争的成本。朝鲜战争从根本上说是由美联储以对联邦赤字的货币化来融资的，这种做法将战争的成本转嫁到未来某一代人的身上，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未来的纳税人身上转嫁到未来的债券持有人身上。但在1964年，随着美国再次投身于军事干预，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解决其收支赤字的可能性降低了。外国的央行必须要承担至少是战争的外汇成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的金融战略家们试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重组，无论欧洲是否愿意这样做。如果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将无限期地存在下去，那么为适应美国的收支赤字，就必须对IMF做出改变。这极度清楚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诱使欧洲来承担美国侵略战争的成本——欧洲并不控制这场战争，对其结果也并不真地感兴趣。

自从1914年以来，战争一直是欧美之间国际收支关系中的主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造成了世界金融权力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导致这种权力平衡甚至进一步地有利于美国。现在，尽管美国的私人投资者在海外不断积累起长期资产，但是在东南亚的这场战争威胁到金融权力的倒流。对美国霸权的这种威胁，促使美国货币当局牵头重组世界货币体系。

很明显，变化的方向将是与黄金脱钩。由于世界上的黄金存在着回到欧洲的危险，美国看到其金融权力正在逐渐减少。美国的战略家们认识到，黄金就是权力。如果美国的黄金不断流出，那么为维持美国的外交和金融霸权，就必须改变世界金融权力的基础。美国的货币战略家们因此试图将金融权力的基础从黄金转变为债务，更具体而言，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提出的以债权国为导向的国际金融规则，转变为凯恩斯在1943年提出来时美国曾大加驳斥的那些债务国导向的提议。

当然，为改革IMF而提出的借口，并不是美国需要以欧洲的资金为东南亚的战争和美国购买欧洲工业提供融资，而是在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一个理论，即如果世界贸易要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那么世界上的流动性成比例的增加就是必要的。由于私人窖藏黄金，所以新开采出来的黄金并没有提供流动性的这种增加。因此，增加的部分只能或者来自增加使用作为关键货币的美元，或者来自特别提款权。按照美国的新计划，基金组织将不再只是各国货币组成的货币池，而是将形成透支能力供赤字国使用，首要的是供美国使用。

欧洲人对这个建议的回答是：国际流动性的功能与其说是为贸易融资，还不如说是为世界贸易和收支的不平衡融资。进出口可以成10倍地增长，但如果它们保持平衡的话，就不会出现需要融资的赤字的增加。因而，美国国际收支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以为其自己的国际收支融资为目标，而不是真的为其他国家的赤字融资。尽管如此，欧洲准许了IMF在1966年将其份额增加25%，而且再次允许它将其增加的黄金持有量转存在美国的财政部中。

这种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政策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其限定因素在于世界黄金市场抵御其不断增大的压力的能力有多大。背景因素是，美国的国内货币——即流通中的美联储纸币——其价值的25%在法律上是以黄金为支持的。随着美国国内货币供应的增加，而且随着美国黄金的流出，这些趋势的交叉点明显逼近了。法定的25%的黄金支持实际上冻结了相应数量的黄金，使得美国无法将它们用于弥补收支赤字。随着创造出的货币越来越多，即使美国的黄金持有量保持稳定，也只有越来越少的黄金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如上所述，美国财政部为有助于留下美国的黄金而采取的一个步骤，是黄金价格在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的总统竞选期间大幅上升后，在1961年年初组建了“黄金总汇”。为缓解将来的黄金投机，美国货币当局牵头让英国、共同市场6国和瑞士以其黄金储备为抵押，支持黄金的价格。这8个国家承担了黄金总汇黄金净销量的50%，或者，它们购买出售给黄金总汇的黄金之中的一半，其目的是通过在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上买卖这种金属来维持其价格的稳定。

黄金总汇在1968年3月17日遭解散时，美国的挫败感之深，可由它此前极为奋力地保存其完好无损反映出来。通过黄金总汇，美国政府向世界清楚证明了，因为值一金衡制盎司的三十五分之一，所以美元“与黄金一样地好用”。黄金总汇支持美元的价值保持在这个价格上，从而鼓励个人和各国政府坚持持有其美元；他们可以将这些美元投资于产生赢利的资产，而黄金总汇的存在使他们相信，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将这些资产兑换成黄金。

尽管有黄金总汇的这些措施，但在1964年，当外国官方的短期美元债权增加到超过了美国黄金储备对外宣称的价值时，黄金的投机还是加速了。虽然美国对欧洲各国政府施加了明显的压力，让它们不要以其美元兑换黄金，但市场上的担心也仍没有得到缓解。变得很明显的是，对于外国持有美元的价值量与美国黄金储备之差，必须要找出某种政治上的解决之道。这种解决办法最终只得带来黄金的重新定价。

尽管有这种长期而言的不可避免性，黄金总汇在近7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伦敦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保持在35美元一盎司，虽然其他市场上的价格经常会跳过这个水平。逐渐地，随着美元的地位在美国持续国际收支赤字的重负下不断恶化，维持有序的市场——建立黄金总汇就是为了确保这样一种有序的市场——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在一系列的危机后，黄金总汇崩溃了；最早一次危机出现在1967年6月，当时法国退出了总汇协定，尽管出于公共关系目的，法国在美国的要求下仍然是名义上的成员国。法国以退出黄金总汇在其欧洲邻国中率先拒绝遭受任何进一步的黄金损失；这种损失是一种惩罚，由于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及其不断扩大的对外投资，法国而非美国被迫要承受这一惩罚。为保持黄金总汇的完好无损，美国财政部接手了法国9%的份额，这使美国承担的份额增加到黄金总汇黄金净售出量的59%。

黄金总汇中的活跃成员国连续几年以不是很快的速度在失去黄金，但在英镑于1967年11月18号被迫贬值后，浩劫随之出现。仅在11月份剩下的十多天里，黄金总汇出售的黄金就接近8亿美元，其中美国拿出了4﹒75亿美元左右的黄金。为防止对法郎的挤兑，法国觉得有必要公开披露它已经在6月份中止了其在黄金总汇中的活跃成员国身份，而在法国这样做时，市场的骚动情绪也并没有有所平息。只有这样做，法国才能使外汇交易者们相信，法国银行的黄金储备本身不会因大规模的黄金投机而流出殆尽。不过，有些人更多地是以恶意来理解这次的公开披露，他们推测，出于与世界货币状况的现实不相关的动机，法国已经加入到苏联和南非当中，与它们一起要求提高黄金的价格。

为阻止脱离纸币而使用黄金的趋势，黄金总汇的其余各国1967年11月27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它们宣布，它们一致决心继续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满足任何及所有对黄金的需求。这份声明暂时平息了市场上的投机活动。

美国官员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几点提议的消息很快被泄露了出来。首先，美国对一些国家——其中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加入黄金总汇，以此向世界上的黄金投机者显示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一致。鉴于黄金持有国很有可能在1968年进一步失去黄金，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提议反应冷淡。尽管如此，加拿大还是同意了从其黄金储备中拿出1亿美元左右卖给或者借给美国。

美国另一项并未公开即被采纳的提议，是让黄金总汇的成员国仅在每个月月末对其许诺的黄金出售记账，而不是要求它们随时兑现其许诺。两者之间的差额显然要以英格兰银行的储备黄金来支付。这证明是美国的一场及时雨，因为尽管黄金总汇在12月份失去了约10亿美元的黄金，而此前的11月份也是损失了10亿美元，但是美国在其中所占的59%的份额要到1968年1月份才会反映出来。到了那个时候，投机活动中很可能出现黄金的某种回流，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时间是在美联储的流通货币在圣诞节后发生季节性的减少之后。由于这样的推迟记账，也因为IMF有12亿美元左右的黄金重复计算为美国黄金持有量的一部分，所以黄金后盾得以维持，作为后盾的黄金超过了美联储流通中纸币的28%。更为及时也更能反映问题的会计记账原本会导致美国的黄金后盾减少超过17亿美元，使其低于对这个国家货币法定的25%的支持。而这本会造成恐慌，因为美国将会没有任何黄金清偿对外债务。

在1967年11月的会议上，美国代表还建议实行黄金价格的三轨制。其想法是将伦敦的黄金市场一分为三个独立的市场，每一个市场都由其自己的一群买方和卖方来决定其自己的黄金价格。其中的一个市场是政府间以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进行官方出售。第二个市场仅限于善意的产业用户，市场上采用的是浮动的价格，类似于针对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的铜、锌和其他金属的价格的那套体系。这个市场上的价格要反映黄金消费国里需求的力量，而且可以超过每盎司35美元。这个市场仅仅交易已经存在的黄金，而要进入这个市场，需要得到潜在购买者是其公民或者法定居民的国家其央行的专门授权。第三个市场针对的是新近开采出来的黄金。黄金的非产业用户所有的投机需求将局限在这个市场上。因而，正是在这里价格应该是最高的，对于黄金开采业来说实际上是重调了黄金的价格。

这种多轨制的意图是让美国得以兑现其承诺，即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买卖黄金以支付官方的政府间交易，而非为了其他目的。黄金总汇的其他成员国很快就拒绝接受这个建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内在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由于黄金的窖藏者只能够向产业用户出售他们积聚的黄金，而且相比较新开采出来的黄金，他们的售价应该相对较低，所以某种非法市场肯定会在其他地方形成，衔接起不断扩大的价格差距。

另一个遭到拒绝的建议，也是美国最激进的提议，呼吁创建“黄金存托凭证”，一种黄金的部分准备金重复计算，它将有助于黄金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的逐步停止使用。将为黄金总汇成员国建立银行存折。将为每一个成员国贷记与其出售的黄金相等的金额，尽管这些黄金已经通过黄金总汇而售出，因此黄金总汇也好、其成员国也好，它们都不再能动用这些黄金了。这样，如果黄金总汇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月份要出售10亿美元的黄金，美国由于占59%的份额，所以它要在那个月的月末交出5﹒9亿美元的黄金，同时收到一张贷记这个金额的银行存折。根据美国的计划，这张5﹒9亿美元的存折不仅仅只是作为出售黄金的收据，还要看成是美国的善意资产，从而继续算成它的国际储备。因而，尽管有针对美元的投机，其可以采取的形式是卖出美元纸币而买入黄金，但统计报告中的美国国际金融储备资产并不会减少，其他实行这个计划的国家的储备资产也是如此。

不过，美国提出此项建议的时机没有把握好。其代表提出，这种重复计算的一个先例，是美联储已经在将保存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IMF黄金计算为属于美国的黄金持有量。这笔金额甚至作为了美元的法定黄金后盾的一个部分。它不仅被当成IMF总计38亿美元的净黄金出资的一部分，而且在1968年3月18号，即取消美联储流通货币的25%的黄金后盾之时，它正在为这一货币的法定黄金后盾贡献约2﹒7个百分点。

美国的计划原本会将黄金总汇变成这样一种国际性的黄金银行，它实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原则，因成员国出售黄金而对其贷记的金额继续算成官方持有的黄金储备。法国货币当局的代表们对于此项建议的反应，是要求从拟议中的IMF特别黄金存托中，拿掉在英国贬值英镑后IMF马上就要对其发放的14亿美元稳定贷款。法国的这个提议遭到了黄金总汇成员国的拒绝，但美国的黄金凭证设计也遭到了它们的拒绝。

在《世界报》1967年12月8号的一期上，这份报纸的金融编辑保罗·法布拉（Paul Fabra）泄露了美国的提议。他披露美国建议给黄金总汇成员国开立银行存折，对每一个成员国都贷记与其出售的黄金相等的金额。《华尔街日报》总结道：黄金总汇的成员国因此会“像它们现在计数黄金那样”看待“它们的出资”，因为这种“凭证计划……会让出资额不至于从统计上减少它们的储备。”(10)《世界报》刊载那篇文章的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说：“官员们嘲笑这个建议‘太傻’、‘太愚蠢’……一位有见地的央行官员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傻的事情。我希望海斯先生和库姆斯先生不会蠢到提出如此傻的建议。’”(11)另有一个来源评价道：“这是一个愚蠢的提议。根本不会有人接受。”美国政府的发言人断然否认美国曾提出任何此种建议。

因此，当两天后美国政府承认它确实提出了这些建议时，它肯定是觉得有点尴尬的。正如可以预料得到的，美国对这件事笨拙而姗姗来迟的处理，对于人们对黄金市场的变化山雨欲来的猜测，只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伦敦、巴黎和苏黎世重现购买黄金的风潮，这一次是疯狂的风潮了。

国会的反应近乎惊慌失措。12月12号，纽约州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和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万斯·哈特克（Wance Hartke）建议美国修改其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案》，从而暂停对法国所有进一步的黄金出售，直至这个国家全部偿还其“一战”债务为止。(12)这两位参议员还提议美国简单地对黄金实行禁运，以此迫使欧洲各国相对于美元向上浮动其货币；他们的这个建议因此也是对1971年8月份发生的事情的提前预见。

尽管对美元的持续压力破坏了黄金总汇的活动，但它仍得以维持其此前的形式。美国不愿采取纠正性措施减少其收支赤字，不管是通过增加税收、削减预算赤字，还是通过减缓其货币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进一步增加在越南的武力集结，这意味着美国的国际收支会出现甚至更为迅速的恶化。1968年春的新年攻势，以及随后的北朝鲜扣押美国海军军舰普韦布洛号，则强化了这种猜测。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并没有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削弱美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地位的前提下，它所能使用的外汇的上限是多少。战后早期美国的经济看上去是如此之强大，以致美国的外交家们并没有预见到，美国的军事管理费用有朝一日会变得如此高昂，竟然会冲击到美国外交的总体目标。不过，到了1968年，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活动造成的直接外汇成本每年高达45亿美元左右，其中约25亿美元是越战的直接后果。越战的间接海外成本又有20亿美元，其中包括军工生产的加强和防卫开支的增加对贸易收支产生的不利影响。越战造成了国内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增加、特殊的且增大的进口需要，还有生产出口品的设施受到的牵制。哈特克参议员断言：“直言不讳地说，越战彻底破坏了我们取得国际收支均衡的任何机会……很奇怪，官方直到最近都很少承认越战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13)

这种认识根本就不是普遍的，对于约翰逊总统任命的人员来说则尤其如此。助理国务卿尼古拉斯·卡赞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迟至1968年1月还几乎不予承认。他宣称：即使越战没有发生，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还是会与当时的大致相当。不过，虽然美国官方发言人这一方视而不见，欧洲人却坚持将进一步向美国提供信贷这个问题与越战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意大利外交部长对卡赞巴赫先生上述说法的回答是：“马上结束越战会有助于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14)

在欧洲各国的央行中，意大利央行实际上是率先对进一步为美国赤字融资说不的。1968年1月，意大利银行提出，美国和欧洲央行之间将来所有的货币互换交易都有通过IMF来进行，从而迫使美国向欧洲保证，它会采取认真的措施结束美国的收支赤字。换言之，作为维持美国金融清偿能力的代价，美国只得让其国内政策接受外国债权人的审查。提出的建议是要让IMF的监督机制起到作用。

但是，美国有能力以拒绝偿还其海外债务而引发世界货币体系的崩溃。意识到这一点，欧洲逡巡退缩了。1968年3月18号，也即黄金总汇正式解散的那一天，货币互换协定增加了9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这将美国货币互换网络的总额提高到200亿美元。外国央行同意接受这其中的105亿美元的美国货币而不将它们兑换成黄金。(15)

到了1968年3月上旬，黄金总汇看来已经濒临死亡。实际上，其成员国正在悄悄地退出。例如，意大利银行正在利用因向总汇提供黄金而获得的货币，出去在其他地方购买黄金来补充其黄金储备。看到意大利的黄金持有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比利时不愿继续提供黄金。英格兰银行以其自己的储备来满足更多黄金出售的能力几乎已经消耗殆尽。

1968年3月12号，距离耗尽美国所有不是作为美联储货币25%法定后盾的黄金仅有两天的时间，国会清楚地表明了战争与黄金流失之间的关系。参议院里的鸽派意识到，如果他们能有效阻止任何的更多释放黄金以清偿美国的收支赤字，那么约翰逊政府为了能继续为在东南亚进行的军事活动融资，它将被迫请求国会正式宣战，所以这些鸽派参议员联合起来反对取消美元25%的黄金后盾。参议院以39票对37票勉强通过了对黄金后盾的取消，包括艾肯（Aiken）、丘尔奇（Church）、格鲁宁（Gruening）、哈特菲尔德（Hatfield）、麦戈文（Mc Govern）和杨格在内的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表示反对的还有大量鹰派参议员，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想对约翰逊总统施加立法分支的制约。

尽管如此，黄金总汇，也即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联系，仍然未能在那一周的周末逃过一劫。到了1968年3月14日（星期四）的交易结束时，美国由于必须维持其美联储纸币的25%的法定黄金后盾，它已经无力向黄金总汇提供足够满足第二天出售的黄金了。《哈特克—贾维茨议案》，即暂停未来对法国出售黄金，直至它开始偿还其“一战”债务时为止，被再次提交到了国会。它得到了反战参议员哈特菲尔德、丘尔奇、麦戈文和斯科特（Scott）的支持。这些越战的反对者视法国在反对越战上是他们在西方唯一事实上的盟友，这说得最好听的是他们绝望的举动，同时也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对应于不断增加的恐慌，伦敦黄金市场关闭了。三天后，黄金总汇中剩下的7个活跃成员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宣布黄金总汇已经被解散。

黄金总汇的崩溃，为在美国于此前的11月份提出建议的基础上实行黄金价格双轨制铺平了道路。唯一的改动是将善意的产业用户与其他所有的黄金消费者和窖藏者放在了一起，因为实际上没有办法确定贵金属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窖藏的形式。相对于美元的黄金价格马上升到约38美元一盎司。

对于美元相对于黄金的这种实际上的贬值，一个反应是石油生产国通过它们的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要求，英美两国的石油公司立即增加其支付的特许开采费和税费，增加的比例要与美元和英镑相对于黄金的贬值相当。比如说，如果黄金的价格保持在一盎司38美元，现有以美元和英镑支付的合同特许开采费和税费就要增加三十五分之三，这样才能使得这些需支付的款项在公开市场上的黄金价值维持不变。通过这项政策，OPEC各国试图保持其收入流以黄金衡量的购买力。它们后来有所让步，只是简单地要求立即增加特许开采费的支付，从而将它们的攻击放在更为直接的那些方面。

1968年的3月31日，数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听到林登·约翰逊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而且尽管美国发动了新年攻势，但他将不会推动越战的显著升级。虽然普通大众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但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美国黄金持有量的耗尽突然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军事政策。正如一名专家所指出的：“欧洲的金融家们正在将和平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的欧洲债权国已经强迫一名美国总统辞职了，这是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16)

看来历史潮流已经离美国远去。其在世界上卓尔不凡的地位要求它建立起来的世界货币体系要完全成功地运转。这个体系现在基本上岌岌可危。奇怪的是，这不是因为黄金从这个体系之中流走了，而是因为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地点发生了改变。国际货币秩序并不真的是一种国际秩序，它其实是把它自己搞成延伸到全球的国家体系。随着它因黄金储备的重新分配而越来越有国际性，它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在法律上也好，在实际当中也好，美国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当美元实际上不再等价于黄金时，当其他货币的黄金后盾开始超过美元的黄金后盾时，黄金与美元之间的法定等价关系就变得成问题了。

不过，它依然是从法律上虚构出来的。1971年，美国正式否认了对其货币储备黄金的索取权。但这个世界尚未准备好反过来否定IMF和美国的其他创造物——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代表。然而，对美国在经济上挥霍无度的所有制约都被拿掉了。对于1972年6月30日结束的财年度，美国财政部很平静地预测美国的财政赤字接近390亿美元。到1971年9月，美国对外国官方机构的流动负债增加到43亿美元左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增加了约250亿美元。对外国所有公私机构的流动负债上升到几乎610亿美元，自越战军事集结开始的1965年初以来增加了33亿美元左右。

从根本上而言，美国不仅强迫其他西方国家支付了美国在亚洲的战争的海外成本，它还达到了远为重要的目的。这些海外军事成本现在是IMF中美国之外的成员国央行的资产。随着美国国内外赤字不断增加，不管欧洲各国的央行有什么想法，它们都别无选择，只得继续接受美国年复一年印刷出来的纸质美元等价物。否则，世界货币体系这整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都将倒塌为一片废墟。美国已经成功地迫使其他国家为其战争埋单，无论这些国家在战争这件事上做何选择。这是历史上任何国家在以前都没有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