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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以货币危机完善帝国（1970—1972年）
“……国家因（民族的）政治的、战争的以及其他更高的理想和‘进步’而招致债务。……假想未来将会给予这种关系永恒的荣誉。国家已经从商人和实业家那里学到如何使用信用信贷；这将阻止国家再次走向破产。
现在，在所有骗子的身边，国家作为骗子的首领站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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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的反思》（波士顿：1958年），第171页。
1970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警告说，如果外国不增加从美国的进口，那么美国国会将限制外国对美国的出口。他询问道，“在采取积极行动对待其进口减少方面，难道不是盈余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吗？”
肯尼迪先生询问的是一些人际关系中全新的东西。本质上，他是说，因为美国的私人资本继续接管欧洲和亚洲的工业和公司，使美国在资本账户上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因被迫接受这些美元而处于盈余地位的国家应该增加它们从美国的进口，它们的进口量应相当于美国为控制它们的工业和公司所付出的成本。此外，如果美国由于在全球各地的军事行动继续保持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被迫处于盈余地位的国家必须让其国内工业放手与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出口部门进行竞争。
简要地说，美国的国内和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变动决定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投资和贸易政策。肯尼迪先生将美国收支赤字的责任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转移到欧洲和日本身上，他宣称，“不一致的是，外国政府一方面敦促美国维持国际收支盈余，另一方面又往往采取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政策。”(35)
谁都没有说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就此事而言，美国是绝对认真的，那时，全世界的人并不是完全清楚。肯尼迪先生的声明并不是请求进行国际合作，而是直接地威胁，美国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措施，迫使欧洲和亚洲接受肯尼迪先生给它们的傲慢的指示。
美国违法的纺织品配额引来外国的报复
那时，这很难被外国了解，而美国国内也好不了多少。事实上，事情看似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反抗美国的经济侵略，或者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0年冬天，美国国务院要求对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实施自愿配额。如同美国将拒绝接受对其农产品施加出口配额的提案一样，日本断然地拒绝接受该提议。因此，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准备了一张清单，要求对纺织品和鞋类进口产品强制施加配额，还提出一些其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日本的贸易官员威胁称，将制定贸易立法，对美国抵制日本纺织品在美销售进行报复。到6月，毫无诚意的协商和努力被放弃。6月8日，尼克松总统会见纺织业领导人，并表示，他不反对国会将进口品配额压缩近40%、达到1967—1968年水平的提案。
回想1968年尼克松竞选时对纺织业所作的承诺，这种政策立场是美国贸易入侵其他国家的重要开端。1970年6月25日，美国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 Stans）宣布，作为对米尔斯清单的回应，行政部门“勉强”支持纺织品的强制配额，这已提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议事日程。斯坦斯先生总结道，虽然根据关贸总协定，美国享有特别回避条款，“但是在许多情形中，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眼中的好好先生。”根据这一背景，美国政府发言人后来提及的债权国证明了美国的滥用立场。《华尔街日报》发现，讽刺性的是，就在斯坦斯先生回应支持米尔斯先生的同一天，“美联储主席亚瑟·F﹒伯恩斯在汉城赞称，韩国在扩大出口总量上取得‘令人惊奇的成绩’。在行政部门采取行动之前准备的一篇文章中，伯恩斯先生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全世界的务实政治家’正在重新发现贸易自由等古典经济学概念，并补充说，‘我们应该把许多成就归功于大韩民国、台湾、香港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正是它们，于最近展示了，人们在自由市场中工作能够如何胜过在极权主义中的生活。’”(36)
美国的配额威胁激怒了欧洲共同市场。然而，美国谈判代表拒绝欧洲关于世界纺织品贸易多边谈判的提议。根据分而治之的战略，美国邀请欧共体发言人赴华盛顿就相关问题进行双边会谈。1970年7月1日，欧共体对外贸易主管埃德蒙·瓦伦施泰因（Edmund Wallenstein）和产业事务代理主管费尔南达·布劳恩（Fernand Braun）到达华盛顿。他们得到保证，美国并不打算抵制欧洲的生产商进入美国的纺织品市场，而仅仅是针对远东的产品。将不会对毛纺品、人工纺织品和合成纤维纺织品施加配额，而欧洲生产的这些产品远比日本的多。此外，美国当局承诺，它将再次施压取消欧洲极力反对的美国销售价关税制度。
这种提议并没有使共同市场的谈判代表平静。他们声称，如果实施了纺织品配额，就有可能对鞋类、钢铁、电子产品和其他日用品施加其他配额，因为在美国国会推动立法的纺织业利益集团得到其他具有保护主义思想的行业的支持。此外，从美国市场上转移的亚洲纺织品可能会取道欧洲。因而，美国的进口配额将使欧共体成为远东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优先贸易区，除非欧共体也施加进口配额。据共同市场的经济学家评估，美国提议的纺织品和鞋类配额将使欧共体对美国的销售额每年减少近5000万美元。英国的经济学家估计，美国的贸易立法将使本国销售额具有同样数量的削减。他们宣称，将报复性地抵制美国的大豆和酱油出口，这将使美国农民成为纺织品配额的第二个牺牲品。因此，这一背景确立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直接冲突即将开始。
7月31日和8月1日，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四大强权，美国、欧洲共同市场、日本和英国在日内瓦聚会。欧洲共同市场再次威胁称，若米尔斯提案得到实施，它将采取报复措施，向竞选美国总统的任何候选人和其他官职候选人提出抗议，甚至再次许诺，为了赢得选举，它将违反关贸总协定规则。然而，美国的保护主义者推测，欧洲在贸易方面的报复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问到，如果不从美国进口的话，欧洲将从哪里获得大豆？
欧洲威胁要进行金融与贸易报复
欧洲共同市场发言人解释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不会在对外贸易领域进行报复，而是在国际金融和投资领域进行报复。例如，1969年的最后一天，西德已经慷慨地售予美国财政部5000万美元的黄金。现在，西德已经积聚足够多的美元回购这些黄金。法国平静地通知美国的银行家，它准备开始每月一次将其美元盈余兑现成黄金，就如同它在1968年5月以前定期所做的。只要米尔斯提案得不到通过，西德和法国将避免采取上述行动，其部分原因是维持流动的官方美元结余作为交涉的筹码，部分原因是意识到美国国会中快速增长的民族主义贸易保护情绪。
然而，它们已经发出的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威胁。无论是如何的温和和间接，欧洲实际上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对美国威胁使用它毋庸置疑的金融实力。这是不可容忍的。在美国官员的眼中，欧洲仍然是美国的附属国。不可能许可欧洲采取任何自主的行动，这就如同乔治三世不允许其在美洲殖民地采取任何自主的行动一样。美国不会让步，实际上，它对其帝国霸权的捍卫也不允许它这样做。问题已经从实际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权力及其行使的原则问题。
1970年8月3日，在经过5周的听证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以17票同意7票反对通过米尔斯提案。这是参众两院通过该提案的第一步，但是尼克松总统及其内阁官员没有说一句抗议的话。除了对纺织品和鞋类进口施加配额之外，提案还提议修改回避条款以促进其他进口配额，并以国际销售公司的名义对美国出口商延期征收特别税。寻求特别关税保护的行业不再需要将进口作为影响其经济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只是需要证明其符合以下特定条件：进口必须迅速增加；进口商品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必须低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进口商品必须占据美国消费量的15%或更多；国内相关行业必须正经受就业率、劳动时间和收入的衰退。在这些条件下，美国总统将有责任施加进口配额，除非他向国会递交详细的报告，说明这样做为什么不符合国家利益。新的立法将要求美国持保护主义立场的关税委员会来制定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准许对汽车、收音机、电子产品、自行车、体育用品以及其他许多商品施加配额。因此，这相当于宣布贸易战。
美国已经对欧洲和亚洲展开攻击：在这样的情形下，要么服从，要么报复，这里有一句很形象的战术性格言——“不要攻击领导，除非你能杀死他”。实际上，美国正在拷问世界其他国家，它们将做出何种反应。
11月6日，法国政治领导人、独立共和党总书记、财政大臣费拉瑞·吉斯卡·德斯坦（Valery Giscardd’Estaing）的亲密合作者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Michel Poniatowski）提出，欧洲共同市场报复的焦点将集中于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分公司。他相信，“一场贸易和关税战是可以预见的，甚至可能在现在和1973年之间发生。……首先，美国将对纺织品施加配额；欧共体将施行报复，限制美国在欧洲的大豆销售。其次，美国国会将被欧洲的‘如此傲慢所激怒’，转而限制欧洲在美国的鞋和地毯销售，以进行报复；欧共体的报复方式是打击美国的航空和电子产品出口。再次，美国将攻击欧洲的玻璃制品和钢铁。最后，欧洲被激怒，进而限制美国在欧洲的工业活动，波尼亚托夫斯基先生表示，这将是经济军火库中最后的武器。他宣称，‘这场战争是可以预知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其发生。但是，如果发生了，这绝对不是欧洲的错’。”(37)
1970年11月19日，美国众议院以215票赞成165票反对，表决通过了米尔斯提案。尼克松总统仍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他的新闻秘书称，他将对事态发展持开放的态度。甚至连通常比较谦和的英国负责贸易的外交官也提出抗议。英国国家出口理事会总干事彼得·坦纳德（Peter Tennant）宣布，“我们已经非常礼貌了。”(38)西班牙宣布，“通过国家控制来削减购买额。美国出口到西班牙的大部分商品是重型机械和动力设备、飞机等产品，它们都为国有公司购买。”(39)提案将危及西班牙出口到美国的近1000万美元的鞋类商品，尽管事实上“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军事基地协议中包含美国对西班牙的承诺——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改善西班牙的贸易平衡。”西班牙还威胁称，将削减从美国海外分公司的石油购买量，除非尼克松总统针对西班牙特别免除提案所规定的配额。
米尔斯提案被递交到路易斯安娜州参议员拉赛尔（Russell）领导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拉赛尔许诺将其作为那时还未表决的社会保障法案的附加条款。由于佐治亚州参议员塔尔玛吉（Talmadge）的支持，该贸易提案只经过一天的听证，就得到接受，而被称作24小时布告。然而，结果是，该贸易提案并没有附于社会保障措施之后，而是为后来的美国贸易和金融立法所代替。
简言之，美国的官方立场是，只有美国，才不受多国协定的制约。与帝国主义者典型的心态一样，美国必须反击针对其指示的任何潜在的和公开的威胁，甚至仅凭米尔斯提案作为反击工具也是不够的，因为经济领域的问题远远不是进出口所能解决的。事情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的持续存在，而美国要求其他国家为之融资。至关重要的是全世界的权力问题。如果美国的决定，不论出于何种性质，为了何种目的，都能够约束其他国家，那么它们的自主权将不被重视，它们的威胁也将毫无意义。因此，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需要进行一次摊牌，一次面对面的摊牌，一劳永逸地确定彼此的权力地位。
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欧洲显得渺小，日本更是近于零。因此，最终的权力取决于美国。然而，争论的焦点不是最终权力，而是更加微妙、更加难以界定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相对实力。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仅仅是最近才受到全面关注。欧洲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美国盲目自大，认为国民经济的健康与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就是身份，而不用衡量其他明确的独立指标。甚至极少有观察者对美国的海外赤字提出警告。然而，这种盲目性正沿着造成它的经济理论盲点传播开来。在美国，起先是缓慢的，但随后是急剧地加速，最为严重的不安开始为人们所感受到。其表现是，出现美国公民和公司甩卖美元，从事着协调一致的私人投机。为了反对事实上维持的美元平价，在美国公司财务主管的投机冒险行为领导下，资金逃离美国。
1971年夏天，美元危机迫使欧洲汇率上升
货币和黄金的投机买卖反映了不断增长的疑惑：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左右世界其他国家的基本经济决定。如果美国做不到，那么它的外债将会压垮自己。这些债务被整个欧洲和亚洲委婉地称为“过剩的美元”。
1971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一份研究报告，警告称，过剩的美元将至少在全年内继续扰乱欧洲的货币系统。据预测，197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为60亿美元，仅次于1970年的110亿美元。这种半官方的、不准确的乐观预测，是在美国同意后发布的，是对尼克松总统同一时间说明的补充。他称，如果到1970年6月，失业率仍保持在6%以上，那么减税对于刺激经济就是必需的。欧洲人强烈反对这项计划，认为减税将使更多的美元流入欧洲市场。结果是，美国的收支赤字在第一季度就达到60亿美元，第二季度又增加60亿美元的赤字。4月，美国出现了自1969年1月以来的首次月度贸易赤字，此后美国就一直维持贸易赤字。美元被加速兑换成海外持有的黄金和其他国家的货币，而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成为最看好的避难所。西德的外汇储备上升到167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30亿美元，比1969年增加96亿美元。
美国的战略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美元的外逃。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中央银行通过向美国兑换4﹒22亿美元的黄金实施报复。其中，法国兑换2﹒82亿美元，这笔钱还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清偿了法国在1968年5月危机期间的借款。尼克松政府仍然没有收紧对美国资本流动的管制。
5月4日星期二，12亿美元流入西德，兑换成马克，随后，在5月5日星期三的第一个交易时间中，又有10亿美元流入西德。这使西德的外汇储备超过19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西德央行关闭了外汇交易市场，等待做出如何摆脱困境的决定。西德与其他欧共体国家和美国展开讨论，商讨在不引起国际金融体系全盘崩溃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当前困境。
然而，5月7日星期五，新任命的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指出，美国不会同欧洲国家合作，放慢美元流向外国的速度。相反，他建议，外国应提高美国特别国债和普通股票的购买额，以此作为它们的美元回流到美国的手段。(40)几天后，《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认为，将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优先目标，是不可能的。欧洲人将这项政策称为‘善意忽视’。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期间，他们说，尼克松总统只被一件事情支配，那就是赢得1972年的连任。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称，如果美国的政策继续是善意忽视，‘那么问题将取决于欧洲国家掌握主动权。’”(41)
包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两位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和亚瑟·奥肯（Arthur Okun）等人在内的一些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要求西德让马克浮动，其他国家也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与沃纳委员会（Werner Com‐mission）建议的政策正好相反，将削弱欧洲共同市场关于内部六国彼此进行更紧密的货币协调的计划。西德经济部长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提出一个计划，“在过渡期，所有共同市场的中央银行停止接收美元。而在六国货币对美元浮动时，将彼此维持固定关系。”(42)他提议，以德国马克建立共同市场储备基金，帮助法国和意大利的弱势货币度过过渡期，并表示“这样的基金可以成为欧洲‘联邦储备体系’的开端”。然而，法国并不愿意看到德国主导提议中的货币联盟。法国宣称只要马克浮动，它将抵制关于货币联盟的讨论。意大利同样反对建立一种浮动的欧洲共同市场货币，它担心，更加昂贵的里拉将迫使意大利向其共同市场伙伴，特别是德国追加借款。
建立欧共体货币联盟，也就等同于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中央银行，该提议目前不得不被搁置。这对于美国来说至少是一个暂时的胜利，但胜利只是暂时的。此外，自1945年以来，美国始终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就是为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打开欧洲市场。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阻碍了美国的目标。但是，该政策若要继续保持，取决于内部六国实行固定的货币汇率。美国资金的外流，特别是流向德国马克，使马克与法国法郎之间维持平价关系变得不可能。因此，受到泛滥的资金特别是美国资金流入德国的威胁，欧洲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作为协调法国与德国之间贸易利益必不可少的基础，从而也作为欧洲共同市场自身存在的基础，已变得岌岌可危。
现实的经济权力正在得到展示。美国官方对美元外流的沉默态度，已经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这种外流是美国战略的必要手段之一，其主要目标之一过去和现在是，未来还是撕裂欧共体的农业政策。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在没有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取得成功。目前，这种公开干预还没有必要实行。美元外流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在美国政府要求欧洲上调其汇率之前，欧洲的货币就开始浮动。1971年5月9日星期日，德国和荷兰实行货币浮动，瑞士将瑞士法郎升值7个百分点，奥地利升值先令5个百分点。伴随这些举措的是资本特别管制计划，限制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借入欧洲美元。6月1日，德国央行将外国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到高于国内银行的两倍。7月2日，德国公司被迫到德国央行兑现存款，以补偿它们在欧洲美元市场的外汇借款。因此，不是美国实施资本管制来阻止美元外流，而是德国阻止马克外流。
这些欧洲货币的升值正是美国战略的精华所在。其效果是提高了德国、荷兰、瑞士和奥地利的商品在美国和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而使美国的出口品相应地更具有竞争力。“美国总统的经济学家已经私下里将马克浮动视为美国政策的胜利，而欢呼雀跃，他们不喜欢将这种政策称为‘善意忽视’，因为该政策扰乱了外国人。如果马克最终稳定于较高的汇率水平，那么这将使我们的出口品更便宜和进口品更贵，从而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地位。”(43)货币平价的瓦解被视为欧洲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
5月10日，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官方声明指出，外汇市场“似乎正有序地进行调整”，并重申“不需要美国采取任何直接行动。”(44)欧洲被迫要么吸收越来越多的美元或停止购进美元，要么让欧洲货币继续升值，而为美国出口品提供更多的价格优势。“美国官员继续对这些事件保持政治沉默，这些事件使欧洲面临艰难的选择，不过至少就目前而言，还不是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些官员肯定对周末的结果极其满意。(45)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说出了美国民族主义经济学家的立场，他告诉合众国际社，“近来危机的结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并非美元的失败。这是朝均衡的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萨缪尔森先生说，‘它对美元有利，因为根据我的判断，美元估价过高。’……他说，他‘特别地高兴’，因为荷兰已经加入西德的让其货币浮动之列。他补充说，他希望法国做同样的事情，并笑着表示，希望‘日本出现健康又不伤大雅的危机’，引导它实行‘日元的向上浮动’。”
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 Cracken）迅速做出了驳斥，“一些欧洲官员抱怨说，美国的政策要对动摇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流动负责……这种观点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似乎是‘不对称的’。他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两个人步调不一致，那么很难弄清楚到底是谁的步调不一致。……让我们不要去寻找坏人。每个国家都必须留心自己的经济。’”(46)参议员贾维茨（Javitz）与威斯康星州众议员罗伊斯（Reuss）合作提出“一项联合提案，要求尼克松总统考虑召开国际货币会议。在参议院的一场辩论中，贾维茨先生提议，正式终止外国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要求施行更有弹性的货币汇率。”(47)
1971年5月17日，美国开始官方干预就货币价值展开的权力斗争，它要求日本重估日元。(48)“要求日元升值的压力已积少成多，但是，只要日元保持以1∶0﹒27777美分盯住美元，美国政府的经济学者就不能认为当前的危机是真正‘建设性的’。美国财政部并不太乐意实行以危机促升值的政策。美国官方担心，这将加重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敌意，暴露美元的弱势，从而使美元易遭受攻击。”(49)美国官员走得如此之远，竟然威胁日本，如果日本不升值日元，那么美国就通过一种特别单边关税，限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品种类。据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澄清了他的观点……日元大概被‘低估’20%。……鉴于一国货币被低估能够对世界贸易规则和货币规则造成严重的后果，美国通过单方面的决定，仅对一国出口征收特别关税，而区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50)
日本起先拒绝将日元升值到较高水平。日本官员指出，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不简单地只是相对价格的问题，而是产业结构不同的问题，后一问题可以通过日本国内经济再度步入上升期而部分地得到解决。(51)日本没有实行货币升值，而是开始解除自“二战”以来一直发挥作用的资本管制，它实施了八点计划，包括“进口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惠关税、关税削减、资本自由化、取消非关税壁垒、促进经济合作、出口规范化，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从1971年7月1日开始，日本允许其公民可以购买外国有价证券，并安排在8月推出进一步的资本自由化举措。此外，从7月1日开始，日本迎合美国的利益，单方面地限制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为期三年。其他亚洲国家纷纷效仿，削减自己的纺织品销售，台湾和韩国最先宣布对其生产商施加“自愿”出口配额。
结果是，尽管肯尼迪回合谈判看似可以削减关税率，“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还是诞生了……它没有采用任何国际和国内禁令，并与反对配额的官方一贯立场不矛盾。”例如，所谓的“自愿”配额，表面上是由出口国对其国内生产者强加的。“因此，当限制带来的特别伤害蔓延开时，宽大的胸怀将舒缓伤痛。对出口商施加的限制是在如下威胁下做出的，否则，进口商将使用强制力。‘自愿的’性质是虚构的，事实上并不存在。”(52)
可以肯定的是，新的贸易壁垒违背了关贸总协定第十一条，该条规定，“任何缔约方除征收税捐或其他费用以外，不得设立或维持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以禁止或限制其他缔约方领土的产品的输入，或向其他缔约方领土输出或销售出口产品”。关贸总协定的拟定者也许早已有“自愿配额”的概念，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美国重新发现和实施之前，日本已于30年代首次使用“自愿配额”。早在1963年，它们就已经包括了27%的日本对美国的商品出口。(53)另一个特点是，外国政府不能要求对自愿配额进行关税报复，因为它们削减对美国的出口毕竟是“自愿的”。
这些剧变突出了金融权力与军事权力之间的联系。人们逐渐地知道，“三年前，美国私下威胁称，如果西德中央银行不放弃将其盈余的美元兑换成美国黄金的权利，那么美国将撤走驻扎在西德的军队。在国际货币圈里，总是理所当然地认定军队与黄金是挂钩的。发表于西德《明镜周刊》的一篇采访稿，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和细节情况。一篇对1971年4月25日去世的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布莱辛博士的采访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欧洲的美元过剩危机主要发生在西德，而美国参议院的新动向就是推动美国军队撤离该国。”(54)
1971年5月11日，在货币危机刚结束时，美国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建议，为了扭转美元的流出，美国应削减超过一半的欧洲驻军承诺，从31万人降低到15万人。(55)该提议与尼克松总统在2月发布的国情咨文所概述的军事战略直接抵触。到5月13日，尼克松政府排除了一切向曼斯菲尔德的提议做出妥协的可能性。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斯科特告诉记者，美国政府将“不会接受任何由美国国会决定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交政策的选择。”(56)
尼克松政府的决心已下，因为事情正严格地朝它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美元显而易见的弱势与其他货币相应的坚挺，正是其目标之一。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意图减缓美元外流，与美国官方的政策正好相矛盾。美国官方的目标是，加速美元外流，迫使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美国短期债券，将它们纳入作为银行的储备资产。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全世界各国将不会被迫采用美元作为其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如果它们同意美元担当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那么美国610亿美元的海外债务将由于可使用于所有实际的目标而终止存在，至少作为债务，它是可以清偿的。
尼克松政府导演了人类经济史上一场最为野心勃勃的赌局，但是它超出了美国自由派参议员的理解范围，也没有出现于全世界的经济学教科书上。不阻碍美元资产流出的简单策略，具有消除美国债务的效果，而看上去似乎是增加债务。与此同时，简单地使用印钞机，也就是创造新的信贷，为接管外国公司从而渗透进入外国市场拓宽了机会。
1971年8月15日及其后果
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的政策出炉。外国汇率的上调并没有满足美国政府的需求。外国已经屈从于美国的保护，但是还需要它们更加绝对的屈从。因此，尼克松总统中断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此后，外国人持有的610亿美元的流动债权只能以其他债务凭证形式来清偿。美国不仅中断了黄金兑换，而且事实上拒绝清偿它的对外债务。
该举措具有欺骗性的合法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款定义了货币可兑换性，它没有要求货币必须兑换为黄金，而是要求根据1944年的黄金平价，也就是1盎司兑换35美元，兑换为美元和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款没有要求美国目前和永远必须按照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比率买卖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之初，显然就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其他货币的可兑换性可以理解为可兑换成美元纸币，尼克松政府就是这样解释该规则的。从而，外国将美国的短期债券纳入其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满足了与黄金储备和消除国际收支失衡有关的所有国际合法需求。
这种情形的微妙之处在于，投机者可以通过以美元购买外国货币而赢利，因为他们深信美国政府会迫使外国提高货币汇价。这种利润是有保障的，因为美国政府需要将大量的美元注入其他货币区，迫使其他国家提高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从而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出口。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是一笔无本买卖，唯一的效果是印发美元的速度加快。事实上，美元投机已经成为美国的官方国际政策。一旦黄金支付被中断，美元投机就不再具有经济风险。
美帝国货币计划的第一阶段就此完成。外国货币被迫对美元升值，这既有效地支持了美国出口，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美国的进口对相应的国内价和进口价的影响。特定国家的出口政策受到限制，其官方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受到削弱。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有效地拒绝了清偿其外债。
然而，甚至这样也被认为是不够的。外国货币的升值并不像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快。也就是说，从产品的价格来看，外国产品在美国和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仍然让美国占不到便宜。为了迫使这些货币进一步升值，尼克松总统对没有贸易配额限制的美国进口品追加10%的附加费。美国政府宣布，这种单方面地征费政策将一直保持有效，除非外国根据自身情况将其货币升值到美国所期望的水平。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外国对美国出口能力的其他限制，是他们不得不为消除该附加费付出的代价。美国出口商得到了税收回扣形式的出口补助，而外国国内经济则施行工资和价格管制。
面对这些侵略性的经济政策，世界其他国家投降了。法国再次成为唯一的重要反对者。10%的进口附加费否定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与所有国家达成的相互削减关税协议。“进口附加费和投资税信贷的结合，给那些寻求向美国公司出售资本品的国家制造了22%的价格壁垒。……此外，在一些情形中，外国制造的资本品价格由于本国货币的升值而被抬高。”(57)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外国货币从升值15%到20%，这一系列量的飞跃将使美国出口的总体保护程度从37%提高到42%。
关贸总协定宣称美国违反了它的规则，并宣布其他成员国有报复的权利。但是，这没有拯救日本，在两个星期的抵抗后，日元日本央行被迫根据当时的美元兑换日元汇率吸收40亿美元，日本最终不得不在8月27日实施日元浮动。日元立即上升5%。
美国的战略家认为，日元升值是非常紧迫的，其理由是“既然欧洲国家知道了日本将接受类似的不利条件，那么它们将更容易接受由其货币高汇率带来的竞争劣势”(58)。一星期以后，9月6日，欧洲共同市场的确被迫步日本之后尘，实施货币浮动，尽管它们继续干预，试图限制它们的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
在9月15日的十国集团会议期间，美国财长康纳利“在他开完下午的会议离开时，温和地面对电视摄像机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同世界一起承担它，这正如我们与世界共享我们的繁荣一样……这就是朋友的真正意义’”(59)。他要求世界其他国家保证每年增加130亿美元，改进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此时，美元对英镑下降2﹒9%，对日元下降6﹒4%，对加元下降6%，对荷兰盾下降5﹒7%。美国的货币代表强调，这是不够的。如果美国放松其进口管制，外国必须将其货币从升值10%增加到20%。为了推进这种变化，美国官员透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评估，平均而言，外国货币应该对美元升值10%，日元上升15%，德国马克上升12%，加元上升11%，英镑上升7%。(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基于如下假设：汇率的变化足以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恢复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61)换句话说，为了美国促进其充分就业，外国必须接受因为失去美国出口市场而带来的国内不断提高的失业率。美国所实施的国际外交双重标准全部暴露于公众面前。
最让欧洲外交官烦恼的是，美国坚决主张欧洲共同市场削减其农业计划，以损害欧洲农民为代价，向美国生产商开放欧洲市场。康纳利先生宣称，“我们对一揽子交易感兴趣”，并强调“货币改革、贸易自由化、共享美国国际援助及防务义务应该同取消附加费联系起来进行讨论。”(62)美国对欧共体农业政策的反感已经成为全部的压力所在，因为形势现已明了，英国将于1973年1月1日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这将意味着，如果英国按照欧共体的规则转而向欧洲购买谷物，美国的谷物出口将损失5亿美元。美国官员还重申他们对欧洲共同市场在非成员国中扩大联系成员国做法的一贯反对立场。
十国集团会议前夕，美国贸易委员会发布题为“70年代的战略”的建议报告，该报告主要由彼得·G﹒彼得森撰写。报告列举了“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和优惠贸易安排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影响。我们应该寻求对消除违法优惠做出承诺，确保在扩员谈判过程中不会发生进一步损害美国农业贸易利益的情况，确保对共同农业政策自由化的承诺作为就长期议题进行谈判的组成部分”(63)。
与此同时，欧洲共同市场在布鲁塞尔发布立场文件，呼吁在第二天召开的十国集团会议上联合抵制美国。“意识到如果目前的货币困难持续时间太长，它们将毫无疑问地危及欧共体的良好运行，特别是共同农业政策。理事会要求委员会草拟一份关于当前农业共同市场运行的特别报告，并于8月19日授权货币委员会和央行行长委员会，寻求尽快稳定共同市场汇率关系的办法。”(64)
法国一如既往地带头反对美国的要求。8月18日，法国宣布，它不会实施货币升值，也不会让法郎对美元浮动。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在9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迅速达成解决方案将蕴涵着风险，我对引导美国的合作者做出巨大让步，最终实现事件的平稳解决充满信心。”(65)他表示，10%的进口附加费“仅仅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个要素……大棒很可能转变为胡萝卜，只要一方被迫扮演驴子的角色，这不是我们的意图。”他要求美元对黄金大幅度贬值。
当十国集团会议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延期时，这并不令人惊讶。美国官员转而向远东施加压力。首先，他们要求日本仿效西德，同意购买美国的武器来抵消美国在日本每年大约6﹒5亿美元的军费支出。“日本官员同美国官员争辩道，日本根本不是搭便车。他们指出，美国军队一直免费租用日本数千英亩的土地。据评估，这为美国每年节约近4﹒5亿美元的支出。这些官员还称，美国的很多钱都支出于美国的战略防务，而不是日本的防务。他们指出，6﹒5亿美元中的大头，—些人认为有一半，并没有用于防务，而是用于购买美国军职人员轮换所需的日本商品。”(66)此外，日本每年都支出1亿到1﹒2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的武器。
美国也同样蛮横地对待韩国和其他主要亚洲纺织品出口国。9月中旬，美国要求韩国在10月15日之前实施强制性的配额，以减慢其毛纺品和人造纤维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1972年降至11%，1973年降至10%，1974年降至9%。“韩国坚持每年23%的增幅，认为任何低于该水平的情况都会严重妨碍明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经济计划。”(67)然而，10月1日，韩国对美国的要求做出让步，其有效性追溯到1971年7月。(68)
同样，10月15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威胁，对日本施以更多的纺织品出口限制，如果日本不施加管制的话。(69)日本纺织品基金会指控佐藤政府同美国签订羞辱性协议，将日本200万名纺织工人推向失业的边缘。(70)
但是日本屈服了，同意将其对美国纺织品销售的增长速度限制在每年仅5%以内，而美国所做的是，取消对日本毛纺品和合成材料出口的附加费。(71)台湾和香港签署了类似的协议。“产业领导者预测，该协议将意味着日本30万个就业岗位的丧失。四大反对党均发表声明……攻击政府签署该协议。”作为部分报酬，日本重新控制了冲绳。美国参议院一直搁置冲绳回归日本问题，直到它获知纺织品谈判的满意结果。从而，世界贸易变得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军事化。
欧洲在1971年秋的崩溃
到1971年10月底，欧洲似乎进入了衰退期，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关税政策。法国交易所的股票市场价格自8月15日以来下跌了15%。英国的失业人数保持在战后90万的高水平，很快超过了100万，而零售价格也比一年前提高10%。主要是因为美国造成的不确定后果，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停滞或衰退。尼克松当局宣布，它将继续保持进口附加费，以之作为交易杠杆，直到美国的贸易平衡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对事件毫无帮助。10月19日，丹麦实施报复，也施加10%的进口附加费，一场世界关税战争的威胁开始成为现实。
美国对事态进展没有做出任何帮助，它“谈判通过了特别免除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附加费”，并采纳了康纳利先生的建议，“有选择地取消西德的附加费，因为它准许马克‘上浮到对美元的实际新平价。’”(72)这正是日益显现的美国战略的一部分，区别对待西德和欧共体，将前者作为反对欧洲共同市场国家的武器。法国的回应是坚决不允许法郎对美元升值，所以美元的贬值为西德带来竞争优势，因为马克对美元现已飞涨了9%。
传统上，国际收支赤字一直为保护主义的上升提供了土壤，美国的经历也证明毫无例外。11月4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投票向总统授权，一旦发现美国的国际地位受到威胁，美国总统可以将关税附加费提高到15%，并将其扩大到适用于所有的配额和免除8月15日附加费的非关税商品。美国总统还得到了施加进口配额的授权。(73)
这时，根据加权平均系数计算，美元只贬值4%。在11月底的关贸总协定会议上，美国谈判代表用这个事实要求在美元进一步贬值之同时得到特别贸易优惠。其要求被共同市场国家拒绝，英国和爱尔兰也加入其中。美国还再次要求扩大对欧洲粮食市场的准入，共同市场执行委员会再次指出，10%的进口附加费具有使美国关税率翻番的效果，等于美国关税已达到19﹒3%，影响到价值近58亿美元的共同市场出口品。
11月29日，美国代表在罗马召开的十国集团会议上宣布，如果外国的货币平均升值11%，美国将废除进口附加费和与之相连的购买美国商品税债券。美国货币谈判代表、财政部的保罗·沃尔克将农业和贸易专家带到会议上，阐释他所称的一揽子整体计划，但是遭遇欧洲顽强的抵抗。最终，12月13—14日在亚述尔群岛，尼克松总统和美国经济战略家会见了由蓬皮杜总统率领的法国代表团，达成货币协议。在十国集团会议的最后一个星期，华盛顿公布了该协议。最初，12月20日星期一，应美国财政部的要求，外国实施货币升值11%。日元升值14﹒4%，德国马克升值11﹒9%，比利时法郎和荷兰盾各自升值10﹒4%，英镑和法国法郎各自升值7﹒9%，意大利里拉升值7%。加元继续浮动，上涨8%。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被更改，允许更大的平价浮动区间，各种货币可上下浮动2﹒25%，这意味着美元可以再下降2﹒25%，而其他货币可以同样的幅度升值，因此在没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的情况下，汇率可以再发生4﹒5%的变动。
美国代表还同意要求国会批准将官方黄金价格调高至1盎司38美元。《华尔街日报》指出，想要国会正式获准该协议可能很难，因为“一些国会议员一定要提出愚蠢的修改意见，诸如‘要求各国首先清偿一战的全部债务。’美国国会时而对一战债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无论如何，至少存在足够的兴趣来保持国库的总量。……由于未结算利息的不断增长，到1970年中期，总债务已达到诱人的17，155，745，768﹒68美元”(74)。
参议员杰维茨和哈特菲尔德提议，美国公民的黄金所有权应合法化。为了国会同意该协议，尼克松总统废除进口附加费，扩大了投资税债券，覆盖外国生产的资本品。欧洲共同市场的回应是，增加其农业关税和价格支持水平，以阻止美国从货币贬值中获得任何特殊的农业出口优势。
然而，欧洲和亚洲已经完全投降。此后，世界将按照美国规定的条件进行贸易。美国的巨额海外债务已经成为一根大棒，整个世界被它打败而屈服。然而，在这样做时，美国将世界推向一条预示着将带来第三力量的道路，一个不断扩大的共同市场事实上囊括整个欧洲，联合起来拥有比美国更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更多的黄金储备，其积累近430亿美元的美国资本品和工业产品购买力，如果欧洲下定决心，她完全能够以其财富加速自身的工业增长，而让美国付出代价。确实，美国可以从那些出口中得到收益，但是这些收益只能减少美国对外国的债务。如果欧洲中央银行将其持有的美国国库券兑现，来抹平欧洲与美国的贸易赤字，这些有价证券将被注入美国金融市场。如果美联储不直接将这笔债券销售额货币化或增加国内税收，美国利率将有被迫上升的危险。
有可能出现美国的纸币负债转换为工业出口品，其转换速度还有待于展示。这似乎就将发生，因为20世纪70年代其他国家开始创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经济正在被分裂，这威胁美国的前景。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可能不得不为其海外军事行动支付相应的经济献金，而正是它的军事活动，才造成了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国际收支赤字。
在这样的替代背景中，美国成功地迫使其他国家来支付美国海外战争的成本，将证明是终究会落空。美国将面对这样的未来：不得不被迫放弃实际的工业品，来交换它一直勤奋印刷并迫使其他国家作为其中央银行资产的美元纸币。
1972年至1973年，美国将其货币帝国主义推向全新的阶段。这一前景让人气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