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与商业革命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指出,北宋以前人口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六千余万,此后由于分裂和战乱,人口总数几起几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阶段的天宝十四年(755年)约有七千余万。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万。此后的一百余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即北宋末年)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根据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研究,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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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二是,原先水稻栽培采取粗放的直播法,这一时期把直播法改造成为移植法,也就是说,过去把稻种直接撒播到田里,现在先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

其三是,对于水稻栽培的各个环节都讲究精耕细作: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锄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

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至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另外有两点也颇值得注意。一是江南麦作的推广与稻麦二熟制的形成,标志农业生产水平的一大进步。与此相呼应的是,水稻种植由南向北推广。二是由于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农村中开始出现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蚕桑、茶叶、蔬菜、漆树、花卉、果树、甘蔗——的专业户,从事个体小商品生产。最突出的是,蚕桑区农家的蚕桑丝织经营,开始从家庭副业中独立出来,形成专业化生产。陈旉《农书》说,湖州地区农家“唯藉蚕办生事”,表明蚕桑经营已经成为他们的主业。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导致“商业革命”较早的出现,成为宋朝历史的一抹耀眼的亮色。

这是西方汉学家的看法。他们把宋朝的转折点称为一次“复兴”,或一次“商业革命”。

费正清和赖肖尔合着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关于宋朝的第六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方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是言之有据的。

如果对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与唐朝的首都长安加以分析比较,就可以发现唐宋之间的巨大社会变革,也可以从这个中原大都市中看到商业革命的真实状况。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闭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坊”,商业区也封闭在“坊”的区域内,这就是东市与西市。这种封闭性结构在宋朝的开封被打破了。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变革在五代至宋初逐步显现,随着开封的繁荣,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

这种变革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解放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的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空间,也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政府宣布取消对于夜市的禁令,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限制,开封城内十字大街有所谓“鬼市”——通宵达旦的商业街;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夜市营业到三更,而五更时分又再开张;至于“耍弄去处”(娱乐场所),营业“通宵不绝”。

开封城的街巷结构截然不同于长安,他的四条御街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相连,此外还有东西向的横街,以及南北向的直街,互相连通成街巷网络,把商业区与居民区交织在一起。在许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有繁华的“街市”,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娱乐场所)等连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昼夜喧阗的商业长廊。最为热闹的是以北面御街为中心的街市,从宫城南门(宣德门)东去,有东西向的潘楼街、土市子,南面是界身巷,潘楼街既有集市性质的潘楼酒店,又有金银彩帛的交易所,还有最大的娱乐场所桑家瓦子。北面的马行街,既有马市(交易马匹的市场),又有庄楼、杨楼等酒楼,还有大小货行、医行、药行。再往北的新封丘门大街,有州北瓦子和茶坊、酒肆、饮食店。

在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面前,一切文字记载都相形见绌。这幅长卷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东京开封的街市繁荣景象。画卷从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开始,向西是汴河上的市桥及周围的街市、城门口的街市、十字街头的街市。张择端画了各色人物七百七十多人、房屋楼阁一百多间、大小船舶二十多艘,蔚为壮观,令人目不暇接。画面上有满载货物的骆驼队正在向东出城,城门内不远处有一座三层楼房——孙家正店(酒楼),门前有彩楼欢门,十分富丽堂皇。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各类商店的招牌幌子:“王家罗锦匹帛铺”、“刘家上色沉檀栋香”、“刘三叔精装字画”、“孙羊店”之类丝绸店、香药店、裱画店、饮食店,以及豪华的招商旅馆——“久住王员外家”。

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一百六十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交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此外还有三千家称为“脚店”的小酒楼。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有“应招女郎”——“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有“陪酒女郎”——“为酒客换酒斟酒”;有“卖唱女郎”——叫做“扎客”或“打酒坐”。显示了开封迥然有别于昔日长安的新潮特色。

开封城位于汴水(汴河)两岸,汴水北通黄河,南通淮河、长江,因此开封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食、沿海各地的水产、辽与西夏的牛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酒、果品、茶、丝绢、纸、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和珍珠。名闻遐迩的东京相国寺的庙会集市,各地来的商品琳琅满目,大山门内出卖飞禽走兽;第二座山门内出卖各种杂货;广场上出卖家用器物,有蒲盒、簟席、屏帏、鞍辔、弓箭、时果、腊脯等;近大殿处,出卖老字号名牌产品:王道人蜜饯、赵文秀笔、潘谷墨;两廊出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首饰、幞头帽子等;大殿后、资圣阁前出卖书籍、古玩、图画、土产、香药之类。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表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当时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1500万至1800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约合60亿至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货币已难以适应商品的巨额流通,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或巨额批发贸易,十分不便。于是货币发生了突破性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宋真宗时期,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是由商业信用关系孕育出来的纸质货币。宋仁宗时期,政府从商人那里收回了发行纸币的权利,在益州设立“交子务”(按:“务”是机构名称),负责印刷、发行交子。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面额固定,盖有官印;用户以现钱换取纸币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在册,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随着这种纸币的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中央政府在首都开封设置交子务,负责面向全国的发行事宜。南宋时,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的钱引、湖广的会子、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所谓“会子”,原先叫做“便钱会子”,“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就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12世纪中叶,发展为兼有流通职能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在欧洲,瑞典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