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它来评价朱熹学说,是最为恰当不过的。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是儒学更新运动在学术上的总结。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学说,即所谓“朱子学”,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开始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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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一生,始终从事着书与讲学。他的着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着作大多保存了下来;他的书信、题跋、奏疏、杂文合编为《朱子大全》121卷;他的讲学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140卷。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学说长期流传,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朱熹认定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够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理与气的讨论,虽然抽象,却不乏兴味。下面引用几段来加以欣赏:

——学生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之理总名否?”朱熹答:“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学生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

——学生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朱熹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学生问:“理在先,气在后?”朱熹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学生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奥妙无穷,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读方式,但是切不可简单化地说,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新近出版的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说得比较好:理先气后,是朱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它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早年认为理气无先后,以后认为从逻辑推论,理在气先。朱子的理气学说,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和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朱熹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素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先曾经是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三百年以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也提出了与此相同的看法。

然而,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着《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着《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着《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例如: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年轻一代“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过于苛刻,其实不然。按照朱熹的逻辑,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中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么就谈不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朱熹为什么要强调“持敬”、“涵养”工夫了。他所说的“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风度得到整肃,要排除杂念,外貌与内心做到表里如一、整齐严肃,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他有一句名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说,待人接物必须恭恭敬敬、畏畏谨谨、收敛身心,不要放纵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讲究“修身”,那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就距离不远了。

然而,朱熹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凄凉。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给予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在南宋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学术就更为敏感了。在此之前的绍兴年间,就有依附秦桧的官僚攻击程学、洛学,原因就是他们反对“和议”(实即投降),诬蔑这些学派为“专门曲学”,极力主张朝廷应该“力加禁绝”。可见禁锢学派并非学派门户之争,而是明火执仗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顿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达到“复中原,灭仇虏”的目的。也因为他抨击当时朝廷的腐败政治,得罪了当权派。朱熹疾恶如仇,曾经连上六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二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侂胄的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

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认罪,无奈地承认强加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当局还是罗织了一个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令人啼笑皆非!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朝廷提心吊胆,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在悼念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鉴于他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此一时,彼一时,简直是天壤之别,正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