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讲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康熙的文治

康熙皇帝是清朝最堪赞誉的贤明君主,武功与文治都无与伦比。平定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叛乱);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集团,使台湾回归祖国;率领军队征讨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击败它的首领葛尔丹。康熙皇帝武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几件大事,彪炳于史册而毫无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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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文治,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的倡导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拾遗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九百卷的《全唐诗》等鸿篇巨制,并且企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他还豁达大度地派遣耶稣会士到全国各地测量,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实测地图《皇舆全览图》。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在他第五次南巡时,交待曹寅编辑、出版《全唐诗》的任务,这是他十分看重的大型文化工程项目,力图在显赫的武功之外,突显自己的文治。曹寅正好是一个恰当的人选,他既是满洲亲信,又是一个在汉人文学圈内崭露头角的诗人,而且他先后担任的江宁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都是肥缺,有足够的财力资助这一文化工程。曹寅团结了一大批江南文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完成了收罗二千二百多诗人、四万八千九百多诗作、篇幅达九百卷的《全唐诗》,为康熙的文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治的另一方面是对宋学的提倡。

清朝文化中最鼎盛的部分,首先是以经学为中心的学术。这一时期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超过了两汉以来的经学,经学研究扩展到一般学者中,使之成为一门学问,具有学术性,是两汉经学所无法比拟的。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成为主流,是一大特点,这与康熙皇帝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

在康熙以前,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宋学,学者们一边讲学一边钻研宋学,继承儒家正统学脉,阅读经典原著,进行踏实的研究。到了康熙时代,学者们停止了浮而不实的讲学(讲会)活动,专心对儒学原典进行深度探究。孟森《明清史讲义》中说,“圣祖尊宋学”,“欲集宋学之大成”,是切中肯綮的。江南名士徐乾学收集宋朝经学家著作,编成《通志堂经解》,就是集宋学之大成的尝试。李光地、熊赐履都是以宋学名臣而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他们著书立说,以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为己任。因为这个背景,康熙一朝,宋学名臣辈出,诸如陆陇其、汤斌、张伯行、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等人,不仅对于宋学的发扬光大有所贡献,而且自身的道德、操守也成为一时的楷模。

在清朝诸帝中,康熙最值得表彰的是他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充满自信的心态,接纳耶稣会士以及他们所带来的西学。内藤湖南在《清朝史通论》中说:“康熙帝是个对西洋学术非常感兴趣的人,又有统一各民族的雄心,因此,绝对不是只尊重中国学术的人,在尊重中国学术的同时,对西洋的学术也很尊重,大量地使用西洋人。”事实确实如此。

耶稣会士南怀仁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是由于他在南怀仁身上看到了西洋人比中国人具有更精密的、实用的知识,因此要他制造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并且规定,以后的天文历法工作,一定要由西洋人主要负责。在南怀仁的影响下,中国学者梅文鼎写了《历算全书》,成为中国人研究西洋数学的奠基之作。康熙本人在这方面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在新旧历法的争论中,他为了判明其中的是非,破天荒地努力学习西洋数学。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了当年康熙的“算草”——演算数学的草稿纸,以及他使用过的三角尺、圆规、计算器。一个皇帝竟然如此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曾再有,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于康熙任用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感到意外了。以前的中国地图缺乏地理学、测量学的支撑,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是十分奇怪的示意图。传教士用西洋的做法,测量土地的经纬度,确定城市的方位,用实地勘测的方法绘制的《皇舆全览图》,至今仍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和俄国的尼布楚条约谈判,康熙皇帝任命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席代表,同时委任传教士徐日升、张诚作为参谋官随同前往。他们两人的回忆录,记载了这一段历史,成为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珍贵文献。

康熙皇帝还大力支持西医的传入中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向他讲解西洋科学知识,由于他的患病而中止,却为白晋、张诚提供了向他讲解西洋医学知识的机会。康熙病愈后,仔细阅读他们编译的西医讲义,非常赞赏。他希望传教士推荐西洋医生前来中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在给大学士明珠等人的谕旨中说,鉴于南怀仁年事已高,听说澳门有同南怀仁一样熟悉历法的人才,希望你们会同礼部,请南怀仁推荐,同时推荐精通医术的人才。

南怀仁神甫察觉到这是一个传教事业的契机。在利玛窦以后,耶稣会士能够得到朝廷重用,主要得益于他们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专长,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清朝初年,汤若望神甫、南怀仁神甫接连担任主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负责人。但是由于西洋天文学和中国天文学在理念方面的差距,使南怀仁感到,继续向中国输入西洋的天文历算,可能会影响传教事业。康熙皇帝对西洋医学的兴趣,使他预感到,派遣传教士医生可能是有助于传教事业的最佳选择。双方的共同愿望,促成了西学东渐的中心,由天文历算转向了医学。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高潮。

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精通医术的传教士陆续来到北京,进入宫廷。其中有颇受康熙器重的外科医生兼药剂师——法国耶稣会士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康熙皇帝御医、外科医生——意大利耶稣会士何多敏(Giandomenico Paramino),宫廷药剂师——葡萄牙耶稣会士魏哥儿(Miguel Vieira),在京行医三十二年的外科医生——意大利修士罗怀中(Giovanni Giuseppe da Costa)等人。他们在中国的行医活动,为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局面。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功不可没。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康熙后期,由于所谓“礼仪之争”,显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使得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障碍。康熙皇帝派遣耶稣会士白晋作为他的特使,随同罗马教皇特使铎罗(de Tournon)回到欧洲,解决礼仪纠纷,但是没有成功。铎罗代表教皇宣布在教会中禁止中国的礼仪,使得双方矛盾激化。清朝方面则采取了比较灵活务实的对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一道皇帝谕旨宣布,西洋人必须领取内务府颁发的“印票”(执照)后,才可以在中国传教,没有领取“印票”的传教士必须离开中国,但是具有西洋技艺的传教士不在驱逐之列。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皇帝在接见福建的传教士时,再次重申传教士中的“会技艺人”不在驱逐之列。他还授意罗马教皇派来的神甫,写信给教皇:西洋人受大皇帝之恩深重,无以图报,今特求教皇选拔具有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等学问的传教士,来中国效力。康熙皇帝在“礼仪之争”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出一个大国君主的宽容风度,没有盲目排外,为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精彩的一页。康熙时代,西方传教士受到了礼遇,得以深入宫廷,深入上层政坛。不仅如此,在皇帝多次南巡中,沿途都把会见天主教传教士作为议事日程。传教士普遍满意于皇帝对他们的关注,皇帝给传教士留下了令人喜爱的形象。耶稣会士白晋两次受到接见,并且陪伴南巡,使他以后有机会向皇帝介绍欧洲的科学和医学,对皇帝有了深切的了解。后来白晋写了康熙皇帝的传记,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传教士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欧洲,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在欧洲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当时世界上最辽阔、最富饶,管理最完善,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1645—1716年)、伏尔泰(1694—1778年)、魁奈(1694—1774年),都受到了影响。给他们影响最深的是,清朝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择最有教养的人为官,使中国因此而避免了欧洲世袭贵族政治的弊端。他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欧洲从未实现的柏拉图理想——由哲学家皇帝统治的国家。西方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根据这些记载,对18世纪的中国作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极其辽阔的国土,数量庞大的居民,气候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省份产品的多样性,还有大部分省份之间利用水上运输的方便交通,使得那个如此辽阔的国家,单靠自己的国内市场,就足以吸纳极大量的商品,并容许甚为重要的劳动进一步细分工。中国的国内市场在规模上大概比欧洲所有各国加在一起的市场小不了多少。

康熙皇帝在位的六十一年,奠定了清朝的盛世,无怪乎有的历史学家把他与俄国的彼得大帝相比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