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安东妮蒂

献给母亲

耶南是一个古老的法国家族,几百年来,一直住在外省的一个角落里,没有迁移,也没有和外族联姻,所以血统纯正。虽然法国的社会发生了那么多变动,但这种依然故我的家族比人想像到的还更多;一定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他们才肯离乡背井,因为他们和乡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联系是多么根深蒂固。这样留恋乡土并没有什么理由,更不是什么利害关系;至于为了名胜古迹而引起盛衰兴亡之感,那不过是几个文人的事罢了。使他们和乡土难分难解的,是一种说不清、除不掉的共同感,无论粗俗文雅,人人都感到几百年来,和土地同生活,共呼吸,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自己也成了一块泥土,就像两个同床共枕的人可以感到对方微乎其微的震颤一样,他们可以体会到每时每刻、阴晴寒暑的千差万别,听到土地上万物的动静声息。并不是只有风景最美丽、生活最甜蜜的故乡才能系住人心的,即使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地方,只要在你身边,对你说着亲密无间的话,就会使你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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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南一家所住的地方,就在法国中部一个这样的省份。那里的土地平坦而且潮湿,死气沉沉的小小古城在一条运河一动不动的浑水中照着自己闷闷不乐的面容;周围是千篇一律的田野、耕过的土地、草场、小溪、树林,然后又是千篇一律的田野……没有名胜,没有古迹,没有历史丰碑,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但是一切叫人难忘。在这片昏沉麻木之中潜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头一次领略这种风味的人都会心里难受、反感。但世世代代受到影响的人就对土地难分难舍了;影响已经深入内心;这种没有动静的景象,这种和谐的沉闷,这种单调,对他说来却有一股魅力,一片深刻的温情,他自己也不明白,甚至不以为贵,但却一往情深,终生难忘。

耶南一家一直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家族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因为不管城里还是城外,祖辈总会有人花费一生的心血,为这些默默无闻的勤劳人民树立家谱的。他们中有农民、佃户、手艺人,后来还有小职员、乡下的公证人,最后都住到城区来了。其中就有奥古斯丁·耶南。他是目前耶南族的一家之长,是父亲,是个精明强干的银行家,人有诡主意,但坚忍不拔,这是农民本色。他规规矩矩、勤勤恳恳,但绝非一丝不苟。他会过好日子,方圆几十里以内,人家对他又敬又怕,因为他外表憨厚,内心却不怀好意,家里有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身体矮胖,缩成一团,精力旺盛,在大而红的麻子脸上,一双小眼睛灵敏。他以前追女人出了名,现在这个癖好并没有完全改掉。他喜欢说粗话,吃好菜。他的吃相值得一看。儿子安东尼坐在对面,几个酒肉朋友围了一桌,有治安法官、公证人、总本堂神甫———老耶南乐意吃神甫的,但若是神甫吃得好,他也会和他同吃分享———这是几个结结实实、快快活活、不吃饱喝醉决不罢休的好汉。粗话笑话会脱口而出,像打连珠炮一般,还会用拳头捶桌子,用笑声做伴奏。他们大笑大闹,笑得厨房里的仆人都忘乎所以,街坊邻居也听得摇头晃脑了。

后来,老奥古斯丁得了肺炎,因为夏天太热,他只穿了一件衬衣,却打定主意要到冰凉的地窖里去把酒装进瓶子。不料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他并不大相信另外有个世界,但到底还是像外省反对教会的市民一样,在最后一分钟任人摆布,走了一趟宗教仪式的过场,免得家庭妇女死也不让他安生。其实,仪式对他已经无所谓了……再说,谁也不知道死后的事……

他的儿子安东尼接了他的班。他也是一个矮胖子,面色通红,喜笑颜开,脸刮得干净,但留了上细下圆的胡子,说话急促,却又含糊———只听得见一片响声,看得到指手画脚的小动作。他不是父亲那样的银行家,只是个办事员。好在他只要墨守成规就行,这老牌子的银行自然会兴旺发达。他却落得个会做生意的名声,其实他对事业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只不过是勤勤恳恳,规规矩矩而已。他很体面,理所当然到处受人尊重。他的态度亲切、周到,对某些人也许有点太随便,有点太感情外露,有点太不讲究,这却使得城里人乡下人都对他交口称誉。他不乱花钱,却滥用感情;很容易流眼泪;看到别人受苦受难,他会动真情,结果连别人也感动了。

像大多数小城市的居民一样,他在思想上很关心政治。他是一个外表热烈、内心温和的共和主义者,不能容忍异教的自由派。他是爱国主义者,跟他父亲一样极端反对教会。他又是市参议会的议员,和很多议员一样,他喜欢拿本教区的神甫来开心,和四旬斋的传道士开玩笑,而传道士却是得到了全城妇女赞扬的。不要忘记:在法国小城的反教会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引起家庭纠纷,总是夫妻暗中激烈斗争的一种形式,几乎没有哪个家庭没有这本难念的经。

安东尼·耶南在文学方面也有抱负。像他那一代的外省人一样,他受过拉丁古典文学的教育,背得出一些名篇和大量名言,如拉·封丹,布瓦洛———布瓦洛的《诗艺》,尤其他是《吕特兰》、《贞德传》的作者,还有一些十八世纪的法国小诗人,他竭力模仿他们的风格写诗。在他熟人的小圈子里有这种爱好的人并不只他一个,因此写诗也使他出了名。大家引用他的打油诗、四行诗、限韵诗、藏头诗、格言诗、民谣诗。有些诗甚至有伤风化,虽然不是没有趣味,但是太露骨了。他并没有忘记歌唱吃喝玩乐的奥妙:卢瓦尔河的诗神乐意为他鸣锣开道(1),就像但丁《神曲》中出名的魔鬼一样。

这个结实、快活、好动的矮胖子,娶了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太太———本地法官的女儿吕西·德·维利叶。德·维利叶———这家人本来姓德维利(2)叶 ,这个姓像滚下山的石头破成两块一样,变成德·维利叶了———这家人世代相传,都当法官,是法国司法界的世家,所以非常重视法律、职责、社会主义、个人尊严,尤其是职业尊严。他们做人诚实无欺,甚至有点平庸而自负。上个世纪,他们受了扬山尼派的影响,喜欢揭发批评,瞧不起耶稣会派,还有一点悲观,不免发发牢骚。他们看待人生不往好处想,不但不消除人生道路上的障碍,反而要增加一点麻烦,这样他们更有理由埋怨。吕西·德·维利叶也沾染了一些毛病,和她丈夫不太经得起推敲的乐观主义恰恰相反。她个子高,比丈夫高一头,身材苗条,又会穿衣打扮,但高雅而有点拘泥,使她老是显得———仿佛是有意的———比实际年龄大;她的德行很好,但对别人要求也严,不容许人犯错误,几乎不许人出偏差,结果人家以为她冷酷而高傲。她对宗教很虔诚,这是个夫妻间争论不完的问题。不过,他们还是非常相爱;争论归争论,两个人谁也少不了谁。他们都不实际,丈夫不懂人的心理———一张笑脸,一句好话,都会叫他上当———妻子却是对生意毫无经验———因为她从来不过问,结果就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叫安东妮蒂,比儿子大五岁,弟弟叫奥利维。

安东妮蒂是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她法国式的小圆脸,既有风韵,又很正派,眼睛灵活,额头高起,下巴精巧,小鼻子长得笔直———“这种鼻子小巧玲珑,高雅美丽,简直无以复加,”(就像法国一个老肖像画家耐人寻味地说的)“鼻子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表情,使得面孔生动,使她无论说话还是听话,你都可以感到她内心思潮的起伏,感情的波动。”她从父亲身上得到的是乐而忘忧的性格。

奥利维是个娇弱的金发少年,个子矮小,像他父亲,但是性格大不相同。小时候老生病,健康大受影响,虽然得到家里人格外的疼爱,但虚弱的身体使他忧郁成性,喜欢白日做梦。他既怕死,又不会应付生活。他老是孤零零,这既是先天生成,也是后天养成的;他不喜欢和别的孩子做伴,和他们在一起就不自在;他厌恶他们的玩耍、打架;他们的粗野更使他害怕。他挨别人的打,并不是因为他不勇敢,而是因为他怕伤害别人,所以才不自卫,所以才胆小的;若不是他父亲的地位做了保护伞,他恐怕早给小伙伴欺侮死了。他心软,敏感得到了病态的地步:一句好话,一个同情的表示,一声责备,都会使他哭起来。他正常得多的姐姐就笑他,说他是个“泪人儿”。

两个孩子全心相爱,但是性格大不相同,因此各过各的生活。他们走不到一起来,只好各做各的梦。安东妮蒂越长越漂亮;人家对她说,她自己也知道,心里觉得高兴,就为将来编造了一些故事。奥利维既娇弱,又忧郁,一和外界接触,却只感到摩擦,于是躲进内心的小天地,对自己讲些荒乎其唐的故事。他像女性一样热烈地需要爱情,既要爱人,又要人爱;但他孤独地生活在同龄人的圈子以外,只好自己想像出两三个朋友来:一个叫约翰,一个叫艾田,一个叫方斯华,他老和他们在一起。结果,他和周围的人反倒不在一起了。他睡得不多,但梦幻倒不少。早上,他等人家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两条光着的大腿伸出床外,或者是两只袜子穿在一条腿上,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他两只手浸在脸盆里,也会胡思乱想。在课桌上写字或学习的时候,他又会忘乎所以,一连几个小时白日做梦;忽然一下惊醒过来,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学到。在餐桌上,有人和他说话,他会瞪着眼睛,要过两分钟后,才会想到回答人家的问题,但答了半句,又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麻木不仁地沉醉在迷迷糊糊的思想中,沉醉在单调的外省生活熟悉的感觉中,他感觉得到他家一半住人、一半空着的大房屋,大得可怕的地窖和顶楼:锁了门、关了窗的神秘空房,房里的家具都套上了罩子,镜子都蒙上了布,烛台都包了起来;祖先画像上令人难忘的微笑;帝国时代的版画,画上有道德高尚,也有放荡不羁的英雄,如妓院中的亚西比亚德和苏格拉底,希腊公主和叙利亚国王离婚改嫁王子的故事,底比斯将军战胜而死的传奇,东罗马大将因功受罚,乞讨为生的传说……在外面,对门的铁匠在打马蹄铁,锤子轻一下重一下地锤着铁砧,风箱扑哧扑哧喘气;马蹄钉铁掌发出的焦味,妇女蹲在河边捣衣的声音,隔壁屠夫砍肉的刀响,街道上马蹄的声,水龙头嘎嘎响,运河上的旋转桥在转动,纤夫拉着堆满木材的货船,一条接着一条,慢慢走过悬空的花园,走过铺着石板的小院子,院子里有个四方的花坛,坛上种了两棵丁香,周围是天竺葵和牵牛花,在俯视运河的平台上,木盆里种了月桂树和开花的石榴树;有时,附近的广场上赶集,乡下人穿着发亮的蓝色军衣,叫叫嚷嚷,和猪叫声打成一片……到了星期天,教堂的唱经班唱走了调,老神甫念弥撒经念得要睡着了,全家在车站大道散步,闲得没事,路上碰到散步的人家,就装得客客气气地脱帽打招呼,大家都把散步当做天经地义的大事———一直走到阳光照耀下的田野,听看不见的云雀歌唱———或者沿着闪闪发光的运河走,听静止的河水两边两排白杨树在簌簌发抖。……然后是周末的晚餐,吃不完的食品,谈不完的食谱,谈起来大有学问,越谈越开胃口,因为大家都不外行;而在外省,吃喝是头等大事,是高级艺术。大家也谈生意经,讲粗俗的笑话,东拉西扯谈到生病,唆唆,没完没了……而这个小男孩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响,像只小老鼠,啃上一嘴两嘴,却没有吃下去,想像力就会来补充。旧家子弟对几百年来的传统印象太深,往往有人所难及的本领,能猜到自己没有、几乎不懂的思想———还有厨房,是血淋淋、美滋滋的神秘故事的加工场,老厨娘加油加酱,讲得既可笑,又可怕……最后是晚上,悄悄飞的蝙蝠,老屋地下室吓人的鬼怪,大老鼠,长毛大蜘蛛;跪在床前的祷告,自己也听不出说些什么;隔壁救济院断断续续的铃声,那是修女就寝的时刻———然后是蒙着白被单的小床,他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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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最好的时光是在乡下度过的春天和秋天。乡下的房屋离城只有几里路,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反正没有人看见。像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一样,这两个孩子不大接触平民百姓,仆人、农夫都使他们心里有点害怕,有点厌恶。他们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贵族的高傲———其实,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傲气———瞧不起体力劳动者。奥利维白天骑在一棵白蜡树的枝头,读些奇妙的故事,有趣的神话,缪查或奥诺埃夫人的童话,《天方夜谭》或历险记。他和法国外省小城的男青年一样,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向往遥远的他乡,做着“漂洋过海的美梦”。一个矮树丛使他看不见家门;于是他就可以幻想身在远方。其实,他明知道离家很近,但也乐于自欺,因为他并不喜欢一个人离家远行;他在大自然中已经有失落感了。周围的树木如潮澎湃。从树叶的空隙他看到远处发黄的葡萄田,五颜六色的母牛在草场上吃草,缓慢的牛哞声在催寂静的田野入眠。公鸡尖锐的啼声此起彼伏,隔着村庄遥相呼应。谷仓里升起了节奏不匀的连枷打谷声。在这个平静的天地间,成千上万的生命正在奔腾汹涌。奥利维眼里流露出不安,观察着一字长蛇阵的蚂蚁老是你推我挤,采蜜归来的蜜蜂发出了管风琴一般的嗡嗡声,威风凛凛、呆头笨脑的黄蜂盲目乱撞———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似乎都渴望到什么地方去……到哪里去呢?它们自己也不知道。管他到哪里去!总有一个地方……在这个盲目而敌对的天地里,奥利维不禁震颤了。他好像一只小野兔,听到松果落地或枯枝折断的声音都会发抖……但一听到花园另外一头安东妮蒂在打秋千,她越荡越高,铁环也就越响越厉害,他这才放下心来。

她也在做梦,做她自己的梦。她白天在花园里搜寻,又贪吃,又好奇,笑眯眯的,像画眉鸟一样啄葡萄,偷偷地从靠墙的桃树上摘下一个果子,爬到李树上去,或者走过树下的时候不怀好意地摇两下,使枇杷般的黄香李子像雨点似的落下来,一入口就消融,又香又甜,像蜜一样。她明知道不许摘花,却偏要摘几朵;瞧,她早上看中了一朵玫瑰,一伸手就摘了下来,赶快溜到离房屋最远的凉棚里去。那时,她才把小鼻子一往情深地伸进醉人的香花中,又是吻,又是咬,又是吮;然后,她像个偷香窃玉的犯人把花贴着脖子,贴着喉咙,塞到两个小乳房中间,好奇地看着乳房把半开的衬衣挺得鼓了起来……还有一件赏心乐事也是不许做反倒更有趣的,就是脱了鞋子、袜子,光着脚去踩小路上的细沙,踩潮湿的草地,阴凉的石头或晒热了的石块,走进树林边上的小溪,让脚、腿、膝盖去吻溪水、泥土和阳光。她躺在冷杉的树阴下,瞧着阳光透得过的手掌,无意识地用嘴唇舐着丰满的胳臂像绸缎般细腻的皮肤。她用常春藤和橡树叶编织花冠、项链、裙子;插上一些红红绿绿的刺果和松枝,看起来活像一个蛮族的小公主。然后她一个人围着喷泉跳舞,胳臂张开,转了又转,一直转得头晕眼花,倒在草地上,她就把脸埋在草里,发出一阵阵的笑声,一笑就是好几分钟,笑得停不下来,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笑。

姐弟两个离得很近,却各过各的日子———有时安东妮蒂走过树下,要和弟弟寻开心,就抓一把松针扔在他脸上,或是摇他坐的树枝,说是要把他摇得摔下来,再不就忽然一下扑到他身上,口里发出吓他的声音:

“呜!呜!……”

有时玩笑也会开得令人生气。她编瞎话,说母亲叫他。等到他爬下树来,她却上去占了他的位子,动也不肯动了。于是奥利维气得说要去告诉母亲。其实不必多此一举,因为安东妮蒂在树上待不了两分钟。等到她玩笑开够了,奥利维气得要哭的时候,她却爬下树来,扑在他身上,一边笑,一边摇晃他,叫他做“小傻子”,推得他在地上打滚,抓一把草擦他的脸。他要抵抗,但招架不住。于是他只好不动,仰面躺着,像一只翻了身的金龟子,两条瘦胳膊给安东妮蒂有力的小手按在地上;他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可怜相。安东妮蒂不能欺负弱者,一见他认了输,就大笑起来,忽然一下把他抱在怀里,然后丢下他走了———走前还要抓一把青草塞进他嘴里,免得他说再见,这是最讨厌的事,实在叫她恶心。他只好把草吐出来,擦擦嘴,对她大发雷霆,而她却笑着,一溜烟似的走了。

她总是笑。夜里,她睡着了还笑。奥利维在隔壁房间里没睡着,正在 自编故事,一听到她的傻笑,还有夜深人静时听得更清楚的梦话,不由得吓了一跳。在外面,风吹得树呜呜响,一只猫头鹰发出啼哭声,远处的乡村里,树林深处的农庄里,都有狗在汪汪叫。在磷光闪烁不定的夜色中,奥利维看见冷杉树沉重而阴暗的鬼影在窗外摇来摆去,那时,安东妮蒂的笑声反倒壮了他的胆。

两个孩子非常信教,尤其是奥利维。他们的父亲公开反对教会使他们很恼火;但父亲并不干涉他们的自由;其实,他像许多不信教的资产阶级一样,并不反对家里人信教,因为在他反对的阵营里有他的盟友,那总是件好事,谁也说不准明天的风会不会转向。总而言之,他还是信神的,只要风向一转,他也会像他父亲临终时一样去把神甫请来,即使这没有什么好处,也不会有什么害处;一个人保火险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家里会有火灾。

奥利维有病态的神秘主义倾向。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不存在了。他很柔弱,所以容易信神,他需要有依靠;做忏悔的时候,他在痛苦中尝到了甜头,觉得信任一个无影无踪的“朋友”大有好处,这位神圣的朋友永远对你张开双臂,你什么都可以对他说,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宽恕,你在这条谦虚的爱河中洗了澡,灵魂洗得干干净净,休息得舒舒服服,就变得纯洁了。奥利维觉得信仰很自然,不明白人怎么会怀疑;他想,若不是别人存心不良,就是上帝要惩罚这些人。他悄悄地祈祷上帝施恩,指点他的父亲;有一天他同父亲到乡村的教堂去,看见父亲用手画了个十字,就感到很快活。在他心目中,《圣徒行传》中的故事和妙不可言的童话、哈里发的传奇都是混在一起的。他小时候不分真假。他熟悉嘴大唇厚的史格白克,喋喋不休的理发匠,又矮又驼的嘉斯伽。在乡下散步时,他的眼睛老在寻找嘴里衔着仙草的黑色啄木鸟,而《圣经》中的迦南和福地,由于孩子的想像,也变成勃艮第或贝雷松区的地名了。本地小山的圆顶上有一棵小树,看起来像圆帽子上用旧了的翎毛,他把这当做亚伯拉罕燃烧柴堆的山头。在牧场边上有一个枯槁的荆棘丛,他认为这是上帝显灵的地方,上帝化身为燃烧的荆棘,因为年深月久,火已经熄灭了。后来,即使他不再是孩子,他的批评精神已经开始觉醒,他还喜欢沉醉在这些美化了信仰的民间传说中;他觉得这样心旷神怡,倒心甘情愿受骗了,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受传说的骗。就是这样,很久以来,他就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等待星期四长了翅膀飞到罗马去的小钟,会带着长条小旗从空中飞回来。他到底明白了这不是真的;但一听到钟声,他还不免抬头望天;有一次,他幻想———虽然明知是不可能———看到一口小钟系着蓝丝带飞过屋顶,上天去了。

他迫切需要沉浸在这个传说和信仰的世界里。他逃避生活。他逃避自己。他瘦弱、苍白,觉得痛苦,他怕听人说他瘦弱。他生来悲观,这当然是母亲遗传的因子在这个病态的孩子身上找到了适宜生长的土壤。他却没意识到,以为大家都和他一样;于是这个十岁的好孩子在休息的时候不到花园里去玩耍,却关在房间里边吃点心边写遗嘱。

他写了很多。他拼命写日记,每天晚上都要偷偷地写———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除了废话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他身上,写是一种遗传下来的毛病,是法国外省的资产阶级———这个不可磨灭的古老世族———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需要。他每天写,一直要写到死,他的耐性真是愚不可及,但也几乎可以说是英雄精神,他把每天的见闻言行、思想饮食,都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只为自己而写。不为别人。没有人会读的,他也知道:连他自己也不会再读一遍。

音乐对他来说,和信仰一样是他的藏身之所,那里不用怕白天强烈得刺眼的光线。姐弟两个都有音乐家的心灵———尤其是奥利维得天独厚,继承了母亲的品质。但是他们的趣味并不高。没有人能指点他们。在外省听到的音乐只是本地军乐队演奏的步伐重叠的进行曲,或者———在盛大的节日里———亚道夫·亚当的集成曲,教堂里的管风琴演奏的浪漫曲,资产阶级小姐的钢琴练习曲———她们总是在音没调准的钢琴上弹华尔兹或波尔卡———《巴格达的哈里发》通俗剧序曲,青年亨利的猎曲,两三支莫扎特的奏鸣曲,听来听去老是这几支,弹错的音也老是这几个。家里接待客人的时候,这是晚会上一成不变的节目。晚餐后,有音乐才能的人总要被请出来表演,他们总是先红着脸推辞一番,但到底是大家的盛情难却,他们就不用乐谱演奏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大家同声称赞演奏者记忆过人,演技“珠圆玉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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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次晚会上都要重演这一套,使得两个孩子对晚餐兴趣索然了。然而,要他们四手合弹巴尚的《中国之游》或是韦伯的小品,他们互相依赖,倒不怎么害怕。若是要一个人演奏,那真是要了命。安东妮蒂跟平常一样,比较大胆。她虽然不愿弹,但明知推不了,就硬着头皮坐到钢琴前,有点无可奈何的神气,跑马似的弹起回旋曲来,弹得非常马虎,有几段草草了事,有几段面目全非,于是中间停住,转过头来,对大家微微一笑说:

“啊!我不记得了……”

然后,她又大胆跳过几拍,接着往下弹去,一直弹到结尾。一弹完,她就如释重负,毫不隐瞒她的高兴,在一片赞扬声中回到座位上,她又笑着说:

“我弹错了好多音呢!……”

但奥利维的脾气可不容易对付。他不愿当众表演,不愿成为众矢之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要他讲话已经是活受罪。要他弹琴,尤其是为那些不喜欢音乐的人(他看得很清楚)那些厌恶音乐,只是为了敷衍面子才要你演奏的人,那对他简直是一种苦刑。他说什么也不肯干,但没有用。他拼命反对。有几个晚上,他甚至逃之夭夭,藏到一间黑暗的房子里,或者待在过道上,有时一直跑到顶楼,居然忘了可怕的大蜘蛛。不料他越抗拒,人家越要他弹,甚至话越俏皮;父母也来施加压力,再不听话,还得挨上两个耳光。到头来他总是不得不演奏———当然弹得一塌糊涂。然后,到了夜里,他又后悔没有弹好,因为他是真心爱音乐的。

话还得说回来,小城的音乐也不总是这样没趣味的。大家都还记得,有个时期,两三个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室内音乐会开得不错。耶南太太时常谈到她的祖父,拉起大提琴来还是挺带劲的,会唱格鲁克、达莱拉克和裴尔东的歌曲。家里还保存着一大厚册乐谱,还有一夹子意大利歌曲。因为这个可爱的老祖父有点像安德里约先生。柏辽兹说过:“安德里约很喜欢格鲁克。”但他又不满地加了一句:“他也很喜欢皮吉尼。”———也许他更喜欢皮吉尼这个意大利人,不管怎么说,老祖父收藏的意大利歌谱比格鲁克的歌曲多得多。这些歌谱就成了小奥利维的音乐粮食。营养不算丰富,有点像外省的甜品,外省人老把糖果塞满孩子的嘴,吃坏了孩子的胃口,甚至老是不想吃正餐了。不过奥利维倒不是这样贪吃。人家没有给他正餐。他吃不到面包,只好吃些糕点。就是这样,由于实际情况,契玛罗萨、巴西哀罗、罗西尼等意大利人就成了这个有神秘倾向的忧郁少年的奶妈,在他该吃奶的时候,却给他喝上了泡沫酒,喝得他有点晕头转向,还有欢天喜地、胆大脸厚的酒神之父,还有那不勒斯和卡塔尼亚的两个蹦蹦跳跳的小荡妇,脸上挂着天真而调皮的微笑,眼角含着一滴美丽的眼泪:佩戎勒斯和贝利尼都成了他的奶妈。

他一个人的时候倒很喜欢弹琴,自得其乐。他沉浸在音乐中,并不要求理解他弹的是什么,他只是接收,只是享受。没有人想到应该教他和声,他自己也满不在乎。一切科学和科学精神都与他家无缘,尤其是他母亲的家。这些法律界人士、文人才子,都不会解决实际问题。据说他们家有个远房亲戚居然进了测绘局,这就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据说这个亲戚到头来还是发了疯。外省的资产阶级世家思想坚定,讲究实际,但是吃喝花的时间太多,生活过得太单调,结果昏昏沉沉,居然自以为精通人情世故;他们自信心强,以为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他们甚至认为科学家和艺术家是一类人,科学家更有用,但不如艺术家超脱,至少艺术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却能够出人头地。而科学家几乎成了体力劳动者———这并不光彩———成了更有学问,但有点神经兮兮的工头;他们善于纸上谈兵,只要一走出他们的数字工厂,他们就一无所能。如果没有通情达理、经验丰富、了解人生、会做生意的人来引导他们,他们是不会有什么远大前途的。

不幸的是,这种人生经验和商业经验并不像这些通情达理的人所想像的那么可靠。他们的经验只是一些老套,只适用于容易解决的事件。出了意外情况,必须当机立断,他们就束手无策了。

银行家耶南就是这一类人。一切都不出乎意料,一切都按照外省生活的节奏重来复去,他在业务上从没有碰到过太大的困难。他接了父亲的位置,但对这一行并没有出众的本领,偏偏一切都很顺利,他就自以为是天生的聪明。他喜欢说:一个人只要老实、勤恳、通情达理,那就够了;他打算把他的位置传给儿子,并不问儿子愿不愿接班,正如他父亲也没问过他一样。他也不为儿子做好准备工作,只让儿女自由生长,他希望他们做好孩子,尤其希望他们幸福,因为他疼爱他们。这样一来,他们成了温室的花朵,没有为生活而斗争的准备。难道他们不该一直这样生活吗?在温和的外省,在富裕的家中,受人尊重,父亲和蔼、快活、亲热,朋友很多,地位很高,在当地是头等的,难道生活还有困难?还不应该欢乐?

安东妮蒂十六岁了。奥利维正要行坚信礼。神秘的梦想使他昏昏沉沉、朦朦胧胧。安东妮蒂听着心醉神迷的希望唱着令人神魂颠倒的歌,就像四月的夜莺使人心充满了荡漾的春意。她感到自己的身心像盛开的鲜花,知道自己美丽而又听说自己美丽,不由得心花怒放。她父亲的赞美,说起话来没有顾忌,不免冲昏了她的头脑。

父亲看女儿,看得出了神;他喜欢女儿的娇态,喜欢她对着镜子自送秋波,喜欢她天真的或者故意的不老实。他要女儿坐在他的膝上,和她开玩笑说:有多少人对她倾心,她征服了多少男子,多少人来向她求婚;他一个一个地点名,都是些有身份的人,但一个比一个老,一个比一个丑。她急得先是大叫,接着是大笑,伸出胳膊来搂住父亲的脖子,脸贴着父亲的脸。父亲问女儿她选中了哪一个幸运儿:是耶南家老妈子叫做丑八怪的检察官,还是胖胖的公证人?她轻轻地打他几下,或是用手挡住他的嘴。他吻她的小手,膝头抖得她颠上颠下,一边唱那支老歌子:

俏姑娘,要什么?

丑老公,俏老婆?

她扑哧地笑了,把他的络腮胡子打成结,跟着唱那结尾两句:

与其丑,不如俏,

夫人,请你搭桥。

她打算自己挑。她知道她现在,或者是将来很有钱———父亲翻来覆去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她是大家子弟的“意中人”。当地的名门望族只要有儿子的,已经在对她大献殷勤了,他们用花言巧语的白丝线织成了一张渔网,要捉住这条美丽的银鱼。但这条银鱼很可能变成愚人节骗人的糖果;因为聪明伶俐的安东妮蒂看破了他们的用心,觉得有趣,她要人捉,却不愿落圈套。她人虽小,已经选定如意郎君了。

当地的贵族家庭———一般说来,每个地方只有一家,他们自称是外省的世袭贵族,其实多半是祖先购买了国家田产,或是十八世纪田产总管的后代,或是拿破仑时代的军需商———有一家姓鲍尼威的,在离城几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古堡,四角有尖顶的塔楼,屋顶上有发亮的石板,周围有大树林,林中有养鱼塘,他们打算向耶南家提亲。年轻的鲍尼威对安东妮蒂很殷勤。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在他的同龄人中算是身强力壮块头大的了。他整天没事干,只是打猎、吃喝、睡觉;他会骑马、跳舞,风度也相当好,并不比别人傻。他时常从古堡进城来,穿着长筒靴,骑着马,或者坐着双人马车;他借口有生意上的事要找银行家,有时带来一筐野味,或是给女士们送来一大束鲜花。他乘机追求耶南小姐。他们在花园里散步。他尽量说好话,讲她爱听的事,卷自己的胡须,马刺碰在阳台的石板地上,丁丁地响。安东妮蒂觉得他很可爱。她的虚荣心和情感都美妙地得到了满足。她陷入了甜蜜的初恋中。奥利维却厌恶这个乡下小财主,因为他身强力壮,笨重粗野,笑起来声音太响,握起手来像钳子,说起话来瞧不起人,总叫他做“小鬼……”还捏他的脸颊。他尤其恨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外来人爱他的姐姐……他的姐姐,那是属于他的,属于他而不属于别人的!……

这时,大祸降临了。其实,祸事早晚要落到这些古老的资产阶级家庭头上的。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嵌在一块土地上,已经把地气吸得一干二净。他们还在蒙着头睡大觉,以为自己和土地一样是不朽的。不料他们脚下的泥土已经成了烂泥,树根都已腐烂,只要一锄头就可以把老树连根拔起。于是大家就怪运气不好,祸从天上来。其实,这不能怪运气,假如老树根深蒂固,没有烂掉的话,即使祸事像一阵暴风骤雨,那也只会吹断几根枝丫,不会动摇大树根本的。

银行家耶南是一个心软、容易相信别人、又有点虚荣的人。他喜欢蒙上眼睛,迷迷糊糊,心甘情愿地把“表面现象”和“实际情况”混而为一。他乱花了好多钱。说老实话,幸亏他家世世代代节约,浪费之后总是懊悔———他舍得浪费一大堆木材,却斤斤计较一根火柴———所以他的财产还没有大伤元气。但他做生意还是不慎重。有朋友向他借钱,他是来者不拒;而要和他交朋友并不是一件难事。他甚至懒得叫借钱人写一张借条;人家欠他的钱,他记的账也马马虎虎,如果人家不主动还账,他也不催不讨。他相信别人诚实无欺,就像他希望别人相信他自己一样。再说,他表面上有什么说什么,随随便便,其实却胆子很小。有些不知分寸的人来借钱,他也不敢拒绝,甚至不敢怀疑他们的偿还能力。这是因为他心好,又心软。他怕得罪人,也怕人得罪他。因此,他老是让步。他还自欺欺人,假戏真做,仿佛借钱反倒是帮了他自己的忙。他几乎要把表象当现实:他既自尊,又乐观,很容易相信他做的生意都是划得来的。

这样做事当然不会疏远借债的人。乡下人对他感恩戴德,知道他有求必应,自然不肯错过机会。但一个人的感激心———甚至老实人也一样———就像树上的果子,成熟了就要摘下来。如果到了时候还不采摘,那果子就要烂在树上。过了几个月后,借债人认为耶南先生有钱,借给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还想:既然耶南先生这样乐意助人,那一定是有利可图。心最好的人也不过在赶集的日子给银行家送上一篮子鸡蛋,或是他们自己捉住的一只野兔,就算是清了账,虽然没有还债,至少也不欠人情了。

直到这时为止,向耶南先生借钱的都是些相当老实的人,借的钱也不多,还没有出什么大麻烦,损失的钱也微不足道,所以银行家闭口不谈。但有一天,耶南先生碰到了一个很有心机的大企业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企业家知道银行家有资金,好说话,就装腔作势,挂上荣誉团的勋章,吹自己的朋友中有两三个部长、一个大主教、一大堆参议员,文艺界和金融界的知名人士更不在话下,还有一家万能的报馆。他说起话来既神气又亲热,最容易叫冤大头上当。他自我推销的手段并不高明,只要比耶南先生稍微精明一点的人都会识破,因为他拿出来的不过是这些知名人物的应酬信,感谢他的宴请,或者请他赴宴,要晓得法国人是从来不把应酬信当做一回事的,他们不会拒绝握手,也不会拒绝赴宴,哪怕他认识邀请人还不到一个钟头———只要这个人说话有趣,并且不开口借钱。还有很多人并不拒绝借钱给新朋友,只要别人也借就行。因此,一个聪明人如果看见别人钱多得不耐烦要他慷慨解囊时,只消找到一只带头羊先跳下水,别的羊也就会跟着跳的———如果没有别的羊先跳,耶南就会带头。他是好样的卷毛动物,羊毛长出来不是给人剪的么?那个企业家关系多,嘴皮巧,会讨好,加上头一次出主意就教耶南赚了钱,怎能不吃迷魂汤呢?他先是少冒险,赚了钱;后是冒大险;接着,全豁出去了,不但是自己的钱,连客户的存款也在内。他还不通知客户,以为十拿九稳会赚;他要大显身手,叫客户头晕眼花。

生意做垮了。他是间接从巴黎一个客户的信中知道的,信中只顺便谈了一句,说有一家企业垮台了,没有想到耶南也会跟着遭殃,因为银行家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过这个企业;他轻率得令人难以相信,居然忽略了———看来甚至是故意避免———向了解内情的人打听消息,他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盲目相信自己的见识万无一失,对实际情况只有模糊的了解,也就算了。人生难免会出差错,有时似乎非自找失败不可,甚至还怕有人来救;一切可以挽回败局的忠告都充耳不闻,埋头不问,脑子一热就匆匆忙忙、满不在乎地一头栽了进去。

耶南先生赶快跑到火车站,心急如焚地坐上火车到巴黎去。他去找那个企业家,心里还存着幻想,希望消息只是谣传,或是夸张得过分了。他没有找到人,只证实了大祸临头,无法挽救。他回到家里,丧魂失魄,但还隐瞒真相。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他要拖延时间,几个星期,几天也好。他盲目乐观,相信总有办法,即使不能弥补自己的损失,也不能让客户受害。他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手忙脚乱,即使有成功的可能,也都化为泡影。他到处借款,到处碰壁,万般无奈,只得拿所余不多的老本孤注一掷,去做投机生意,结果一败涂地。这样一来,他的性格也完全变了,前后判若两人。他口里不说,但动不动就发脾气,粗暴,生硬,难过得要命。然而在外人面前,他还假装快活,但是时时刻刻会露出马脚,人家以为他身体不好。在自家人面前,他不那么当心,家里人马上看得出:他心里有不可告人的事。他变得简直叫人认不出来,一会儿闯进一个房间,翻箱倒柜,把纸乱七八糟甩了一地,暴跳如雷,因为没有找到什么,或者怪别人帮了倒忙。随后,他待在乱纸堆中,茫然若失;别人问他要找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对家里人显得毫不关心,要不然就是一边拥抱他们,一边流下眼泪。他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

耶南太太看得出大难临头了,但她从来不过问丈夫的事务,所以一点也不懂。她一问,丈夫就粗暴地拒之于千里之外;她伤了自尊心,就不再多问了。但她不明不白地心惊肉跳。

孩子们不会想到有什么危险。安东妮蒂虽然聪明,照理该像母亲一样有所预感;但她一头栽进了初恋的欢乐,不愿意想不开心的事:她以为雨过之后,自然会天晴的———要不然,事到临头、再看也来得及。

不幸的银行家心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如果家里人还能有一知半解的话,那可能只有小奥利维了。他感到父亲在受苦;于是他也一声不吭,和父亲一同受苦。但他什么也不敢说,他能做什么呢?他又知道什么?再说,对他不了解的坏事,能够不想,他就不想;像母亲和姐姐一样,他也有一种迷信的倾向,以为你不希望出现坏事,坏事也许不会出现。这些可怜人一感到危险,就像鸵鸟一样把头藏在石头后面,以为这样就可以逢凶化吉了。

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开始流传了。人家说银行的信誉已经大受损失。银行家对客户提出保证也没有用,有些疑心最重的客户要求提款。耶南先生觉得自己完蛋了,他拼命为自己辩护,做出非常生气的样子,既高傲又痛苦地怪人家不信任他;他甚至和几个老主顾大吵起来,这更使他信用扫地。要求提款的人越来越多。他前有追兵,后无退路,不知如何是好。他作了一次短途旅行,带着最后的钞票到附近的温泉镇去赌博,结果一刻钟内,输个一干二净。

他不告而别更使小城闹得天翻地覆,人家已经说他畏罪潜逃了;耶南太太好不容易抵挡了这愤怒不安的人潮,她求他们耐心一点,赌咒发誓说她丈夫一定回来。他们不大相信,虽然心里但愿如此。因此,一听说他回来了,大家都放了心;许多人还怪自己不该无事生非,自寻烦恼,像耶南这样精明的人,即使陷入了困境,也不会无法自拔的。银行家的态度更证实了他们的印象。现在,他对自己剩下来可走的路,已经没有什么怀疑,所以只是显得疲倦,但是却很镇静。他一下火车,在车站前的林阴大道上碰到了几个熟人,就随随便便谈起天来,谈到田野缺少雨水,已经几个月了,葡萄却长得很好,还谈到晚报上说的内阁倒台的消息。

一到家里,他假装不注意妻子慌慌张张跑来找他,滔滔不绝却又模糊不清地讲他外出后发生的事情。妻子想从丈夫脸上看出他是不是化险为夷了;然而由于自尊心强,她却不开口先问,要等他自己说出来。但他也闭口不谈内心的痛苦。妻子本想和他交心,要他吐露衷情,他却一声不吭,使她的念头落空。他只谈到天热人累,他头痛得厉害。就像平常一样,大家上桌就餐了。

他说的话很少,人很疲倦,心事重重,眉头紧锁;他用手指弹弹桌布,勉强吃点东西,知道大家都盯着他,就用蒙 的眼光望着妻子儿女。孩子静得胆战心惊;妻子自尊心受了伤,板着脸不理他,眼睛却不漏掉他的一举一动。晚餐快吃完了,他似乎才清醒过来,勉强和两个孩子谈话,问他不在家时,他们做了些什么事,但并不听他们回答,只听见他们的声音;虽然眼睛瞪着他们,眼光却落在别的地方。奥利维感觉得到,话才说了一半忽然打住,不想再说下去了。安东妮蒂不好意思,但过一会儿又快活起来,像只喜鹊嘁嘁喳喳说个没完,还把手放在父亲手上,或者碰碰他的胳臂,要他留意她说的话。耶南先生却不开口;眼睛看看女儿,看看儿子,额头的皱纹显得更深了。女儿讲到一半,他再也支持不住,站了起来,离开餐桌,走向窗口,想要掩盖他激动的心情。孩子们折好餐巾,也站了起来。耶南太太叫他们到花园里去玩,不一会就听见他们两个在园子里的小路上你追我赶,尖声喊叫了。耶南太太瞧瞧丈夫的背影,围着桌子走去,仿佛要摆好什么东西。忽然一下,她走到丈夫身边,心里焦急万分,又怕仆人听见,就用哽住了的喉咙对他说:

“到底,安东尼,出了什么事啦?你心里一定有事……是的!你有事瞒着人……是不是不顺心的事?还是身体不舒服?”

但耶南先生又一次不耐烦地耸耸肩膀,用生硬的口气对她说:

“没事!没事,我说过了!不要管我!”她气得走开了,恼火得说不出,只好心中暗想不管丈夫再出什么乱子,她也不必多管闲事。

耶南先生走进花园。安东妮蒂还在兴高采烈地推弟弟,硬要和他赛跑。但弟弟忽然一下说不再玩了;他站在离父亲几步远的地方,靠在阳台的护墙上。安东妮蒂还要逗他,他却嘟起嘴来,把她推开,于是她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看看实在玩不出什么名堂来,就走进屋里弹琴去了。

花园里只剩下了耶南先生和奥利维。

“你怎么啦,孩子?为什么不玩了?”父亲温存地问道。

“我累了,爸爸。”

“那好。就我们两个在长凳上坐坐吧。”

父子两个坐下。这是九月的良宵。天空是晴朗的,虽然已经黑了。牵牛花的甜味和在花坛脚下沉睡的黑暗运河的腐朽味道掺杂在一起。夜里飞出来的黄色天蛾围着花转,发出了纺车的嗡嗡声。运河对岸的邻居坐在门前谈天,悠闲的语调在寂静中听得更加清楚。在屋子里,安东妮蒂在弹意大利歌剧的咏叹调。耶南先生握着奥利维的手。他在抽烟。儿子在黑暗中看见烟斗里的火光一亮一熄,再亮再熄,最后完全熄灭,而他父亲的脸也就慢慢看不见了。两个人都不说话。奥利维问几颗星的名字。耶南先生几乎像所有的外省大老板一样,对自然界相当无知,除了几个无人不知的大星座之外,说不出星子的名字;他只好厚着脸,假装儿子问的就是他所知道的那几颗,答非所问地说了出来。奥利维也不再问,因为他只要听到人家低声说星星神秘的名字,就觉得有趣。何况他提出问题并不是真要求知,而是本能地要接近父亲。他们又不说话了。奥利维把头枕在长凳的靠背上,张开小嘴,瞧着星星,他迷糊了;父亲手上的暖气传到了他身上。忽然一下,父亲的手发抖了。奥利维觉得奇怪,半睡半醒地笑着说:

“啊!爸爸,你的手抖得多厉害!”

耶南先生把手缩了回去。

过了一会,奥利维的小脑袋还在活动,又说:

“爸爸,你是不是也累了?”

“是的,孩子。”

孩子亲热的声音接着又说:

“不要太累了,爸爸。”

耶南先生把奥利维的小脑袋紧紧抱在怀里,低声说道:

“可怜的孩子!”

但奥利维已经心不在焉。钟楼的钟一响,八点钟了。他挣出父亲怀里说:

“我要看书了。”

每星期四,家里允许他在晚餐后看一小时书,一直看到上床的时候,这是他最大的乐趣,说什么他也不肯牺牲一分钟的。

耶南先生让他走了。他一个人还在黑暗的阳台上走来走去。然后,他也回到屋里。

在房间里,两姐弟和母亲围着灯坐。安东妮蒂在缝胸衣上的丝带,一刻不停地说话或唱歌,气得奥利维皱着眉头,肘腕靠在桌上,捏紧拳头塞住耳朵,好集中心思看面前的书。耶南太太在补袜子,老妈子站在她身边报账,顺便用阴阳怪气的土话,唆唆讲些有趣的琐事,听得她们发笑,安东妮蒂还学她的怪腔怪调。耶南先生不声不响地望着他们。没有人注意他。他心神不定地待了一会,坐下,拿起一本书来,随便翻了两页,又关上书,再站起来,他肯定待不下去了。他点着蜡烛,对大家说声再见。他走到儿女身边,情不自禁地吻抱他们,他们却满不在乎,头也不抬———安东妮蒂在做针线活,奥利维在看书。儿子甚至连塞耳朵的手都没有拿开,只是不耐烦地说了声晚安,又接着看他的书———他一看起书来,家里有人掉到火里去了,他也不会去救———耶南先生走出房间。他在隔壁房里待了一会。妻子来了,把老妈子洗好的被单放在柜子里。她装作没看见丈夫。丈夫犹豫了一下,走到她面前说:

“对不起。我刚才对你说话有点不客气。”

她本来想对丈夫说:

“我的可怜人,我不怪你;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告诉我你为什么痛苦!”

但她却舍不得放过报复的机会:

“别来这一套了!你对我凶得很,比对佣人还凶呢。”

她接着用这种腔调大发牢骚,滔滔不绝,大吐苦水。

他露出了精疲力竭的样子,苦笑了一下,走了。

没有人听见枪声。直到第二天大家知道出了事之后,邻居才想起来,半 夜里听见“啪”的一声,好像有人一鞭子打破了街上的沉寂。大家都没注意。黑夜的安静又笼罩了小城,用厚厚的被单把活人和死人一样包了起来。

耶南太太睡着了,一两个小时后才醒过来。她一看丈夫不在身边,心 慌意乱地起了床,到各个房间里去找,然后下楼,一直找到住宅隔壁的银 行办公室;到了耶南先生的小房间,才发现他坐在椅子上,身子伏在办公 桌的血泊中,血还在一滴一滴地掉到地板上。她惨叫了一声,手里的蜡烛 也拿不住了,人失去了知觉。屋里的人听见叫声。佣人赶快跑过来,把她 扶起,小心照料,又把耶南先生的尸体抬到床上。孩子们的房门还没开。 安东妮蒂睡得正香。奥利维听见人声和脚步声,本想打听一下,但怕吵醒 了姐姐,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城,姐弟两个还不知道。是老妈子流 着眼泪来告诉他们的。他们的母亲不知道怎么办好;她本身的健康令人担 心。两个孩子无依无靠,对着死者。开始,他们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害 怕。再说,人家连哭也不让他们安生。从早上起,就要办铁面无情的法律手 续。安东妮蒂在房里不出来,年轻人总是自私的,她的思想只有一个方向, 可以救她脱离苦难,那就是想她的男朋友,她时时刻刻都在等他来。最近一 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对她温存体贴,无微不至;她一点也不怀疑;他一定会赶 来和她分忧的———但是没有人来。连字条也没有一张。没有人来表示哀 悼。恰恰相反,一听到自杀的消息,那些把钱存在银行的客户赶快来到耶南 家里,把门都挤破了,他们毫不留情地对着孤儿寡妇大叫大闹。

几天之内家破人亡:失去了一个亲人,失去了全部财产、地位、名誉、朋 友。全都垮了。没有剩下什么来维持生活。他们三个人都觉得做人要清 清白白,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偏偏家里出了名誉扫地的事,而他们又负不 起责任,因此感到特别痛苦。三个人中,痛苦折磨得最厉害的是安东妮蒂, 因为她本来离痛苦最遥远。耶南太太和奥利维虽然是心碎肠断,但对痛苦 的世界并不完全陌生。他们天生悲观,只感到痛苦的压力,并不太觉得意外。想到死亡,他们一直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尤其是现在;他们巴不得死了倒好。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而一个自信、幸福、热爱生活的年轻人忽然被逼得走投无路,面临死亡,反抗无力,那不是更可怕吗?

安东妮蒂一下发现了世界的丑恶面目。她的眼睛一睁开,才看到了人生:她能批评父亲、母亲、弟弟了。奥利维和耶南太太在一起痛哭的时候,她却只是一个人痛苦。她绝望的小脑袋回顾了过去,考虑了现在,展望了未来;她看到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希望,没有依靠,没有人来帮忙。

葬礼非常凄凉,令人忍辱含羞。教堂拒绝接受自杀者的遗体。朋友也不念过去的情谊,抛弃了孤儿寡母。只有两三个人勉强来了一下;为难的样子形于言表,看了叫人难受,还不如不来的好。他们来似乎是施恩,他们发出了无言的责备,表示了鄙视的怜悯。家族方面更坏,不但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反而叫人更加难堪。银行家的自杀远远没有减轻大家的怨恨,看来几乎并不比破产的罪过更小。资产阶级不能宽恕自杀的人。在他们眼里,宁死也不肯忍辱偷生简直是罪恶滔天;如果有人胆敢说:

“和你们在一起,生不如死。”

他们当然要绳之以法,严惩不贷。

越是懦弱的胆小鬼越要捞上一把,指责自杀的人懦弱时,决不落后。尤其是一个自杀的人一笔勾销了自己的生命,这还不算,他还损害了别人的利益,使别人有苦说不出,他们更是气得要命———但他们却不肯花一分钟去想想:倒霉的耶南是多么痛苦才走出这一步的。他们巴不得要他更痛苦一千倍,也不能泄他们心头之恨。而他却逃之夭夭了,于是他们就要夫债妻还,父债子还,把这口恶气出在家属身上。他们不敢胡说,因为明知这不公平。但他们下起手来一样狠,因为非有一个替死鬼不可。

耶南太太除了哭以外,似乎什么本事也没有,但一听到人家攻击她的丈夫,反倒有了勇气。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原来多么爱丈夫。这三个可怜人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却都同意把母亲的嫁妆、他们个人的财产,全用来给父亲还债,能还多少就还多少。他们在本地待不下去了,就决定到巴黎去。

离开本地像是逃难。

头一天傍晚———这是九月底一个凄惨的晚上,田野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浓雾之下,越往前走,越看得见大路两边隐约出现的树丛瘦骨嶙峋、水气氤氲的枝丫,就像海底植物一样———他们同到墓地去告别。三个人都跪在新挖掘的墓穴周围的狭长石板上,眼泪悄悄地流下来:奥利维抽抽噎噎;耶南太太绝望地擤鼻涕。她仿佛嫌自己不够痛苦似的折磨自己,不断地回忆她在丈夫生前最后一次对他说过的话。奥利维也在想阳台长凳上的交谈。安东妮蒂想的却是他们将来怎么办。他们心里一点也不怨恨这个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全家的可怜人。只有安东妮蒂想道:

“啊!亲爱的爸爸,我们要吃苦了!”

白雾变成灰蒙蒙的,寒气侵入了他们的肌肤。但耶南太太还不肯走。安东妮蒂看见奥利维哆嗦了,就对母亲说:

“妈妈,我冷。”

他们站了起来。在离开的时候,耶南太太最后一次转过身子,对坟墓说:

“我可怜的人!”

他们在夜色降临时走出了墓地。安东妮蒂的手牵着奥利维冰凉的手。

他们回到原来的家。这是他们在家栖身的最后一夜了,他们一直在这里栖身,在这里生活,他们的祖辈也在这里度过了一生———这些墙壁,这个壁炉,这一小块土地,和全家的欢乐与痛苦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似乎也是家庭的成员,也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本来是不死就不肯离开的。

行李收拾了。他们打算坐第二天的头一班车,在街上店铺还没开门的时候就走,免得惹人注意,引起不怀好意的说三道四———他们需要互相依靠,待在一起;然而,他们又本能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房里迁延时刻;他们只是站着,一动不动,帽子不摘,外衣不脱,摸摸墙壁,摸摸家具,舍不得离开,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仿佛要把心爱的景象带走,存在心里。最后,他们尽力摆脱各人自己痛苦的思想,一起来到耶南太太的房间———那是全家团聚的地方,紧里首是放床的凹室,以往,晚餐后没有客人来访,大家就待在这里。以往!……在他们看来,似乎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三个人都不说话,围着火力微弱的壁炉;然后,他们一起跪在床前做了晚祷,于是很早就去睡了,因为第二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但他们在床上还是久久不能入睡。

清晨四点钟左右,老是看表惟恐耽误动身时间的耶南太太,点着蜡烛起床了。安东妮蒂一夜没有怎么睡着,一听到动静,也起了床。只有奥利维还在沉沉熟睡。耶南太太动情地瞧了瞧,不忍心叫醒他。她踮着脚走了出去,对安东妮蒂说:

“不要吵醒了他;让可怜的孩子好好在这里睡最后一觉吧!”

母女两人穿好衣服,打好包袱。寒夜静悄悄地笼罩着房屋,一切生灵都沉浸在温暖的睡眠中。安东妮蒂牙齿打战,身心都冰凉了。

冰冷的大门发出了冰冷的响声。拿着大门钥匙的女佣人最后一次来服侍主人。她的身材矮胖,呼吸短促,臃肿得行动不太方便,但在她这个年龄就算不错的了,她的脸部保护得很暖和,鼻子通红,走进来时眼睛还在流泪。她看到耶南太太不等她就起了床,亲自把厨房的火炉生好,觉得有点歉意。她进来时,奥利维醒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却是闭上眼睛,在被子里翻了一个 身,还要再睡。安东妮蒂走过来轻轻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低声叫他:

“奥利维,好弟弟,时间到了。”

他叹了一口气,睁开眼睛,看见姐姐的脸俯在他的脸上方,她凄凉地 笑了笑,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又说一遍:

“起来。”

他就起床了。

他们不声不响,像小偷似的走出了房屋。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袱。 老妈子走到前面,用小车推着一口箱子。他们差不多留下了所有的东西, 可以说是只带走了身上穿的,还有几件换洗衣服。有些可怜的纪念品作 为慢件运走:不过是几本书,几幅画像,一架古老的座钟,听到滴答的钟声 仿佛听到他们的心跳……晨风刺脸。城里人还没有起床;百叶窗关得紧 紧的,街上没有别的行人。他们都不开口。只有老妈子在说话。耶南太 太想把最后一次的印象尽量刻在心上,永志不忘。

到了火车站,耶南太太本来打定主意买三等车票的,但一看到两三个 认识她的铁路职员,又怕会丢面子,还是买了二等车票。她急忙钻进一个 空车厢,和孩子们把门关上。他们藏在窗帘后面,惟恐看到熟人的脸。还 好没有人来,他们走的时候,城里人还没醒;火车是空荡荡的;只有三四个 乡下人,还有几条牛把头伸到栏外,发出了凄凉的哞声。等了好久,车头 才汽笛长鸣,火车就摇摇晃晃地在雾中开动了。三个离家远走的人拉开 窗帘,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最后看一眼这座小城,雾色朦胧中的哥特式尖 塔,茬地星罗棋布的小山,白露为霜正在蒸发的草场,这种依稀如梦的景 色近在眼前,却仿佛远在天边,几乎不像是人世了。火车一转弯,走上了 一条岔道,看不见小城,也不怕给人看见,他们就不再控制自己了。耶南 太太用手帕挡住嘴,抽抽噎噎地啜泣起来。奥利维扑倒在母亲脚前,头靠 着她的膝盖,用眼泪和嘴唇吻她的手。安东妮蒂坐在车厢的另一个角落, 把脸转向窗外,不声不响地哭。三个人哭的理由并不一样。耶南太太和 奥利维想到的是他们忘不了的过去。安东妮蒂想得更多,她想到了他们 将要面临的未来;她怪自己不该忘了过去,她也想沉浸在回忆之中……但 她更有理由要想到将来;她看事情比母亲和弟弟看得更准,他们对巴黎都 抱有幻想。安东妮蒂也料不到在巴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从没去过 巴黎。耶南太太有个姐姐在巴黎嫁了个有钱的法官;她指望姐姐会帮忙。 她又相信子女既受过教育,又有天赋,应该不难过上像样的生活,但这一 点,她像天下的母亲一样,估计得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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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巴黎的印象是阴暗的。车站的行李房拥挤不堪,出口处一片喧嚣,人仰马翻,吓得他们心慌意乱。天在下雨。他们却找不到马车,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包袱太重,胳臂都累断了似的,只好在半路上停下,弄得不好会给马车压死,少说也要溅上一身泥。他们叫车,没有车夫搭理。最后,他们总算挡住了一辆又脏又旧的蹩脚马车。在运送包袱上车的时候,一个铺盖卷掉到泥里去了。车站搬运行李的脚夫和马车夫都欺负生人,要他们付了两倍的价钱。耶南太太叫马车去一个普通客店,要价很高,外省客人老住那里,三十年前他们的祖父就来住过,所以虽然并不方便,他们还是不改祖传的规矩。不料客店却照样剥老主顾的皮。他们说是客满了,把母子三个塞进一个小房间,却收他们三个房间的钱。吃晚餐时,他们想省一点,不吃客餐,只点了便宜菜,不料花钱一样多,肚子却没吃饱。才到巴黎幻想就破灭了。在客店的头一夜,挤在一间不通风的房间里,他们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老喘不过气来,走廊里的脚步声,关门声,电铃声,总吓他们一跳,街上车轮滚滚,车声隆隆,在他们脑子里留下了伤痕。他们觉得这个庞大的城市非常可怕,但他们却是自投罗网的,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耶南太太跑到姐姐家去,姐姐住在奥斯曼大街一套豪华公寓里。她虽然不说,却希望姐姐让他们住到家里去,一直住到他们解决困难为止。但头一次见面就使她的幻梦破灭了。她姐姐波依埃·特洛姆一家人听到破产的消息就非常恼火。尤其是姐姐,惟恐妹妹会连累她,甚至有碍她丈夫的前程,认为这个破落户居然找上门来,危害别人,实在太不识相。法官的想法也是一样;不过他稍微好一些;要不是太太管得紧,他也许会通融一下———既然太太不松口,他也乐得。波依埃·特洛姆太太对妹妹的接待是冷冰冰的。耶南太太伤心透了,又不得不忍气吞声,隐隐约约说出自己困难的处境,希望波依埃家伸伸手,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却仿佛没听见,也不留客人吃晚餐,只是敷衍一下,说请他们周末再来。甚至邀请的话也不是波依埃太太说的,而是法官看见妻子待客过于冷淡,有点过意不去,出来打打圆场,他装得很随和,但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心实意,而骨子里是自私的———可怜的耶南一家人回到客店,甚至不敢开口谈这头一回拜访的事。

以后几天他们在巴黎东奔西走,要找房子,上楼下楼,累得要命,看到像兵营般拥挤的住房,脏兮兮的楼梯,黑??的房间,在外省住惯了大房子的人,简直觉得受不了。他们越来越感到压抑。无论在街上,在店里,或是在餐厅,他们总是不知所措,到处上当受骗。他们随便要买什么,都得出大价钱;人家以为他们会点石成金,所以要他们用金子买石头。他们笨得难以想像,根本不会保护自己。

耶南太太对姐姐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她还对那顿晚餐抱有幻想,因为人家总算请了他们。他们准备去赴宴时,心跳得很厉害。人家是把他们当客人,而不是当亲戚接待的———何况除了客套以外,晚餐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开销。孩子们见到了他们的表兄妹,和他们的年龄差不多,但并不比姨父母的态度更好。女孩子讲究打扮,说话装腔作势,表面上客客气气,甜言蜜语,内心瞧不起人,使他们哭笑不得。男孩子厌恶穷亲戚,把晚餐当成苦差使,脾气要多坏有多坏。波依埃·特洛姆太太梆硬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似乎在教训妹妹要守规矩,甚至请客人吃菜也是一板一眼的。波依埃·特洛姆先生言不及意,惟恐客人谈正经事。无聊的谈话超不出吃的范围,以免谈到对亲人有危险的话题。耶南太太费了好大气力想说出心里话来,但一开口,就给波依埃·特洛姆太太一句满不在乎的话打断了。她就再也没有胆量张嘴。

晚餐后,她勉强要女儿露一手,弹一支钢琴曲。女儿不好意思,又不情愿,弹得很糟糕。波依埃一家并不乐意听,只在等她弹完。波依埃太太和自己的女儿交换了一个眼色,挖苦地翘翘嘴唇;偏偏曲子又长,她就和耶南太太闲扯。最后,安东妮蒂不知道弹到什么地方去了,弹到某一段的时候,本来该继续往下弹,却又回到了头上,她吓了一跳,这样弹下去,恐怕永远也没个完,她就当机立断,弹了两个不准确的音,一个完全弹错的和弦,就戛然中断了。波依埃先生却说:

“太好了!”

他叫人上咖啡。

波依埃太太说:她女儿跟著名的钢琴家比诺学弹琴。于是那位“跟比诺学弹琴”的小姐就说:

“弹得很好,小妹妹……”

接着就问安东妮蒂在哪里学的琴。

谈话就这样拖下去。对客厅里的小摆设,对波依埃一家女人的装束,都谈得不来劲了。耶南太太再三寻思:

“是该开口的时候了,我非说不可……”

她紧张得皮肤都皱紧了。她费了好大的劲,到底才下了决心要说,不料波依埃太太却随随便便用一点也没有对不起的口气说:很对不起,他们九点半要出门,因为有个约会不能谢绝……耶南一家又羞又恼,马上站起来说要走。主人又装模作样,假意挽留。这样拖了刻把钟,有人按门铃,仆人来说:是波依埃家的朋友,就是住在楼下的邻居。波依埃夫妇挤了挤眼睛,又赶快和仆人嘁嘁喳喳说了两句。于是波依埃含糊地找了个借口,请耶南一家到隔壁房间里去(他不愿让朋友知道他有这门子穷亲戚,更不愿让他们见到穷亲戚上门来了)。就这样,耶南一家待在一间没生火的房子里。孩子们受不了这种侮辱,气得要命。安东妮蒂眼泪都涌出来了,一定要走。母亲先还不答应,后来等得太久,才拿定了主意。他们走了。走到前厅,波依埃得到仆人通报,才追了出来,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假意还要挽留,但是看得出他恨不得他们早走。他帮他们穿上大衣,脸上挂着微笑,把他们推到门口,握了握手,低声说了几句好话,就把他们送出门外———回到客店,孩子们气得哭了。安东妮蒂顿着脚,发誓永远不再去这号人家里。

耶南太太在植物园附近租了一套四层楼上的房子。卧房的窗子开向一个阴暗的院子,墙上斑斑点点;餐室和客厅———耶南太太一定要有客厅———朝着热闹的街道。整天都有蒸汽推动的街车来来往往,还有送殡到伊佛莱公墓的行列川流不息。肮脏的意大利人,加上一大堆孩子,无所事事,不是闲坐在长凳上,就是吵得声音刺耳。白天不能开窗,因为太闹;晚上回家,一定要在脏乱的人潮中拼出一条路来,要穿过拥挤而泥泞的街道,要走过隔壁一家低级酒店,门口有些肥头肿脸、黄发粉面的大姑娘,用淫荡的眼光盯着过路的人。

耶南一家剩下的钱不多,花费得却很快。他们每天晚上心情紧张地发现钱包的漏洞太大。他们想要节省,但是不知从何下手;节省也要学问,如果没有从小养成习惯,那要刻苦学几年才能学会。天生不节省的人想节省也是枉费时间,一有机会又花钱了;他们总说下回再省;好不容易省了一点,或者自以为省了一点,很快又把省下的钱花掉了,而且花掉的比省下的要多十倍。

过了几个星期,耶南家的钱已经花完了。耶南太太不得不丢掉最后一点自尊心,瞒着孩子,去向波依埃借钱。她设法在他办公室单独和他见面,求他借一小笔钱给她,等他们找到工作维持生活之后再还。波依埃心比较软,也不是不通人情,先推要过几天才能答复,最后总算让了步。他一时感情冲动,不由自主地借给她二百法郎,但一借出立刻后悔———尤其是怎样向波依埃太太交代呢?她不会怪丈夫软弱无能,妹妹会耍花招嘛。

耶南母女天天在巴黎工作。耶南太太和外省有钱人一样有偏见,认为她和女儿只能干“自由职业”———而所谓的“自由职业”,其实只有饿死的“自由”。她甚至不同意女儿去做家庭教师。在她看来,只有在国家机关工作才不失身份。至于奥利维,先要完成学业,才能在公立学校当教师。而安东妮蒂呢,耶南太太希望她能在学校教课,或者去国立音乐学院得个钢琴奖。但公立学校都有教师,资历远远胜过她的女儿,女儿只有初级文凭;谈到音乐,应该承认安东妮蒂才能并不出众,而比她强的人还没有露头角呢。他们这才发现:在巴黎,人才并没有用武之地,因为竞争激烈,浪费严重。

两个孩子灰心丧气,把自己看成无用的人,平庸之辈;这是太夸大了,他们却拼命要自己相信,还要母亲相信。奥利维在外省中学并不费劲就是拔尖的学生,现在却经不起考验,他的才能似乎都不翼而飞了。他进了一所学校,开头还得到了助学金,但第一次考试成绩就很坏,助学金取消了。他以为自己成了一个大傻瓜。同时,他厌恶巴黎,厌恶乱七八糟的人群、卑鄙无耻的同学、低级下流的谈话,有些人甚至要他做禽兽不如的勾当。他说不出多么瞧不起他们。他简直羞与为伍,想到他们都怕玷污了自己的思想。他们每天都亲身受到侮辱,感到失望,他们纯洁的心灵惟恐受到感染,互相之间也不谈起,直到三个人同做晚祷时,才能吐出苦水。但接触到巴黎潜在的无神论思想,奥利维的信仰不知不觉地开始风化瓦解了,就像墙上新刷的石灰一淋雨就会脱落一样。他还继续信仰,但在周围人的心中,上帝已经死了。

母女两人还在东奔西走,但是徒劳无功。耶南太太又去波依埃家。为了摆脱他们,波依埃给他们找了工作,要耶南太太给一个到南方去过冬的老太太当伴读,要安东妮蒂到法国西部乡下去当家庭教师。工作条件并不算坏,但耶南太太都拒绝了。她认为要女儿去侍候人,比她自己还更丢脸,尤其是要安东妮蒂离开她。他们虽然不幸,也许正因为不幸,他们更要待在一起———波依埃太太认为这太不成话。她说一个人没法过日子,就不应该挑三拣四。耶南太太不免怪她不体谅人。波依埃太太说了些伤人的话,谈到破产和欠她的债。姊妹两人分别时闹翻了。一切关系断绝。耶南太太只有一个念头:还清欠她的债。但是她没有钱。

徒劳无益的奔走又继续下去。耶南太太去看本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耶南先生多次帮过他们的忙。她到处碰到的都是忘恩负义,自私自利。众议员甚至不回信,等她找上门去,又说人出去了。参议员说话粗暴,提到她可怜的情况就怪“该死的耶南”不该自杀。耶南太太为丈夫辩护了几句。参议员就说他知道银行家不是存心欺骗,而是太蠢,思想糊涂,做事冒失,一意孤行,从不向人请教,也不听人劝告。如果他只害了自己,别人无话可说,只好说声活该!但是———他不但叫别人倒霉———还叫妻子儿女遭殃,丢下他们不管,让他们跳不出火坑……耶南太太肯宽恕他,那是她有“菩萨心肠”;而他是一个参议员,并不是个“菩萨”,只是个“有心肠”、通情达理的凡人,他可没有任何理由原谅自杀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简直是罪该万死。惟一可以减轻罪名的,是破产不能全由耶南负责。话说到这里,他向耶南太太表示歉意,说自己对她丈夫的指责有点过激,这是因为对她同情的缘故,于是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给她———当做施舍———她不接受。

她到一个大机关去找一个小差事干。但她不懂门路,有头无尾。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去申请了一次,回到家里就泄了气,好几天都恢复不过来;等到她再去打听时,已经错过时机了。她也没有得到教会帮助,也许教会看不出帮她有什么利益可得,也许他们对一个破了产的家庭不感兴趣,尤其因为他们的家长反对教会是出了名的。耶南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在一个修道院找到了教钢琴的差事———这是一份收入微薄、划不来的工作。为了多赚一点钱,她又在晚上帮人抄抄写写。但抄写的要求很苛刻。她一不小心,就难免写错写漏,虽然她集中精力———但她有多少事要想啊!———还是会漏掉个把字,甚至一整行,这就要听到不堪入耳的语言。有时她一直抄到深更半夜,抄得腰酸眼痛,抄件还是不合格。她回到家里,丧魂失魄,整天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她早就有心脏病,现在折磨得病更沉重,使她有不祥的预感。她有时着急、气憋,好像就要死了。她出门时写好姓名住址,放在衣袋里,怕自己会倒在街上。万一她要死了,叫儿女怎么办呢?安东妮蒂尽量安慰母亲,本来不镇静也要装镇静;她求母亲量力而行,让女儿代替她去工作。但耶南太太要争这最后一口气,决不让女儿去受她受过的罪。

她尽力节省开支也没有用,赚的钱不够养活一家人。她只好忍痛变卖剩下的首饰。最倒霉的是:耶南太太这样急需的钱,在拿到的当天却给人偷了去。这个可怜的女人老是稀里糊涂,路过便宜商场,打主意进去给安东妮蒂买件礼物,第二天过生日。她把钱包拿在手里,免得丢掉。在挑选礼物的时候,她把钱包放在柜台上,只放了一下,等到她再去拿钱包,却已经不见了———这真是最后的打击。

几天以后,八月底一个闷热的晚上———一股沉重的水蒸气压在城市上空———耶南太太刚送走一份急件回来。吃晚餐要迟到了,她又要省三个苏的马车钱,就拼命赶回家,免得孩子们着急。爬到四层楼上,她已经说不出话,气也喘不过来。这不是头一回她累得这样精疲力竭,结果孩子们也就没有大惊小怪。她立刻勉强坐下,和他们同吃晚餐。他们两个因为天热而吃不下;费了好大劲才吃了几块肉,喝了几口水。为了让母亲去除疲劳,他们都不说话———也没有说话的心情———姐弟两人都望着窗外。

忽然一下,耶南太太招了招手,使劲抓住桌子,眼睛望着子女,呻吟了两声,就倒下了。安东妮蒂和奥利维赶快跑了过去,刚好来得及用胳臂把她扶住。他们疯了似的哭叫,哀求:

“妈妈!我的好妈妈!”

但是她不回答。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安东妮蒂浑身抽搐,紧紧抱住母亲的身子,亲她,叫她。奥利维打开了房门大喊:

“救人!”

门房的女人爬上楼来,一看情况不好,就跑去找附近的医生。等到医生赶来,也只能开死亡证了。死亡来得真快———侥幸耶南太太弥留时间很短———但谁知道在最后几分钟,她眼巴巴看着自己死去,丢下两个孤零零的孩子受苦受难,又是什么心情!……

孤苦伶仃地担惊受怕,孤苦伶仃地哭泣,孤苦伶仃地料理丧事。门房的女人好心来帮点忙;耶南太太教课的修道院只送来了几句冷淡的悼词。

母亲死后,他们最初的灰心绝望简直无法形容。惟一救了他们的,是绝望到了极点,使奥利维痉挛了。安东妮蒂忘了自己的痛苦,她只想到弟弟;姐弟之爱深深地感动了奥利维,使他没有痛苦得做出危险的事情来。他们两人紧紧抱在一起,坐在母亲的灵床前,守着一盏长明灯,奥利维反复说:两人应该同死,并且立刻就死;说时他还指着窗口。安东妮蒂也有这个阴森可怕的念头;但她还在挣扎,她要活下去……

“有什么用呢?”

“为了她,”安东妮蒂说———她指指母亲———“她和我们总在一起。想想看……她为我们吃了多少苦呀!不能让她死后也不安寝,还要看到我们不幸而死———啊!她接着强调说———我们不能听天由命!我不愿意!我要对抗到底!我要你能幸福。总会有那一天!”

“不会有的!”

“会有,你会幸福的。我们吃的苦已经到头了。不可能不改变;一定会改变的。你要过一个人的生活,你会有一个家庭,你会幸福,我要这样,我要!”

“怎么活下去呢?我们永远不能……”

“我们能够。那有什么困难?我们怎样也要活到你能独立谋生才行。这件事由我管。你看我怎么办。啊!假若妈妈早让我干,恐怕我已经……”

“你能干什么呢?我可不愿你做失格的事。何况你也不能失格。”

“我能干……没有什么失格的事———只要我清清白白———做一份工作挣一份钱。不要担心,我求你了!你看,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你会幸福,我们都会,奥利维,母亲也就瞑目了……”

两个孩子送母亲的棺木下葬。他们决定不通知波依埃一家,这一家人对他们说来已经不再存在了。门房问他们还有没有什么亲戚,他们答道:

“没有。”

在没有装饰的墓穴前面,他们手牵着手祈祷。他们灰心失望,但是决不低三下四,两人不肯屈服,甚至有点硬顶,他们宁可孤独,也不愿见到冷漠无情、假意应酬的亲戚———两个人步行回家,路上的行人一点也不关心他们的丧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存在。人们的共同点只有人们的语言。安东妮蒂挽着奥利维的胳臂走。

他们搬到最高一层楼的一套小房间———只有两间屋顶下的卧室,一间很小的前厅作餐室,还有一间壁橱似的小厨房。如果他们换个地区,也许可以找到好一点的房子;但在这里,他们似乎和母亲在一起。门房也对他们同情,但事一忙,就没功夫管他们了。没有一个房客认识他们;他们也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人。

安东妮蒂接了母亲的班,在修道院担任音乐教师。她还在找别的课教。她只有一个念头:把弟弟抚养成人,让他进高等师范学校。这是她一个人做出来的决定,她研究了高师的课程,打听好了,也征求了奥利维的意见———但他说不出什么意见来,她就替他做出了抉择。一进高师,他一辈子的生活都有保证,可以掌握自己的前途。因此,他一定得进高师,无论如何也要活到那个时候。这只需要辛苦五六年,总可以熬到头的。这个念头给了安东妮蒂说不出的力量,几乎和她整个身心合而为一了。她将要过孤独而艰苦的生活,这是明摆着的,若不是全心全意为了弟弟,若不是希望弟弟生活得比自己更幸福,那简直不可能这样活下去!……这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本来轻松愉快、温柔可爱,因为做出了这个英勇的决定,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了:她身上流露了献身的热忱和奋斗的豪情,这是任何人,尤其是她自己,都没有料到的。在女子春情发动的年龄,在人生百花怒放的初春季节,爱情的力量浸润了、发扬了生命,就像一条地下的潺潺潜流,包围了、淹没了生命,使生命永远如醉如狂,这时,爱情有各种形式,但是只要求献身,要求滋养别人,一有借口,纯洁清白、深入心灵的肉欲就会化为各种牺牲。爱情使安东妮蒂成了姐弟之情的牺牲品。

她的弟弟不如她热情,反倒没有这股动力。再说,是别人为他牺牲,而不是他为别人牺牲———为情人而牺牲更容易,也更甜蜜。而弟弟却相反,他看到姐姐为他辛苦为他忙,反倒觉得过意不去,甚至心情沉重。他把心思告诉姐姐。姐姐答道:

“啊!我可怜的小弟弟!……难道你没看见我就是为了你才活着的吗?要不是为了你而辛苦,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弟弟心里明白。假如他是安东妮蒂,他也会心甘情愿地吃苦耐劳的;但现在却是姐姐为他吃苦耐劳!……他觉得于心不安,也不能因此而自豪。对于一个像他这样软弱的人,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要他承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责任,因为姐姐把整个一生都当做赌注,押在他这张牌上了!这种思想使他受不了,他不但不能加倍鼓劲,有时反倒被压得泄气。然而姐姐一定要他硬着头皮顶住,工作,生活,没有姐姐的督促,他是怎么也做不到的。他天生的甘心失败———甚至宁愿自杀———若不是姐姐硬要他向上,硬要他幸福,说不定他早已沉沦了。他的天性受到压抑,觉得痛苦,然而,他却因此得救。他也处在转变期的年龄,在这个紧急关头,成千上万年轻人经受不起考验,走上歪路,放纵感情,过了两三年糊涂生活,断送了整个一生,再也无法挽回。如果他有时间顺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那结果不是灰心丧气,就是放荡沉沦;每次当他检查内心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病态的梦幻,是对生活、对巴黎的厌恶,他厌恶那腐化堕落的芸芸众生。但一看见姐姐,噩梦就烟消云散了;既然她生活的目的只是要他能生活,那他就要活下去,是的,他还要幸福,虽然他并无所求……

这样,他们的生活建立在热烈的信仰上,信仰使他们吃苦耐劳,皈依宗教,志高气昂。姐弟两人的生命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使奥利维成功。安东妮蒂接受种种工作,忍受种种委屈,她当家庭教师,人家几乎把她当做佣人;她像个保姆一样陪女学生散步,在街头走上几个小时,名义上是教她们学德语。她的姐姐情和自豪感在精神的痛苦和肉体的疲劳中,都能得到一点满足。

她回家时疲惫不堪,还得照顾奥利维,他在学校里吃午餐,要晚上才回来。她准备晚餐时,用的是煤气炉或酒精灯。奥利维从来不叫饿,什么都不爱吃,尤其厌恶吃肉,一定要逼着他吃,或者费尽心机做出一小盘讨他欢喜的菜来;但可怜的安东妮蒂并不是个做菜的高手!她费了好大的劲,却听到弟弟说她的菜吃不得。要在炉灶前失败多少次,要不声不响地失望多少回,有时笨手笨脚的年轻主妇甚至要废寝忘食,暗中摸索,才能学到一点做菜的技巧啊!

晚餐后,她洗完了他们用过的几个盘盘碗碗,(他要帮洗,但她不让。)她就像母亲一般来关心弟弟的功课了。她要弟弟背书,她看他的作业,甚至帮他东查西找,但总是留神不伤害他敏感的心。他们晚上坐在惟一的桌子两旁,桌子既是餐桌,又当写字台用。弟弟做作业,姐姐缝衣物,或者抄文件。等他上了床,她再洗他的衣服,或者是做自己的事。

不管生活多么困难,他们还是决定把节省下来的一点钱,首先用来偿还母亲生前欠下波依埃家的债务。波依埃家并没有来讨债;他们似乎不存在了;他们根本不再想到这笔钱,以为肯定是不会归还的;而他们只花了微不足道的一笔小款子,却甩掉了会使人名声扫地的穷亲戚,已经觉得是万幸了。但这两个孩子的自尊心和孝心都不能容忍母亲欠他们的债,尤其是因为姐弟都瞧不起这门阔亲戚。于是他们节衣缩食,舍不得多花一文钱,也要积上二百法郎———那对他们可是笔大数目。安东妮蒂本想只刻苦自己一个人。但弟弟猜到了她的意图,说什么也要和她同甘苦。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姐弟两个竭尽了全力,只要每天能够省下几个苏,他们就很高兴了。

他们省吃俭用,一个苏一个苏地积累,过了三年,总算积到了这笔钱。这真是再快活也没有了……一天晚上,安东妮蒂到波依埃家去。她受到的是毫不客气的接待。他们以为她是有所求来的,就先发制人,干巴巴地怪她不懂情理,甚至连母亲去世也没通知他们,现在有求于人就找上门来了。她打断了他们的话,说她无意麻烦他们,只是来还债的;她立刻拿出两张一百法郎的钞票放在桌上,要张收条。他们的态度马上变了,假意不肯收钱,并且忽然对她好了起来,就像债主收回了陈年老账一样,本来以为那是笔死账了。他们问到她和弟弟住在什么地方,怎么过日子的。她却避免回答,只要收条,并且说是有事,冷冷地行了个礼,就告辞了。波依埃夫妇认为这个侄女辜负了他们的恩情,气得要命。

还了这笔债后,安东妮蒂继续过同样艰苦的日子,现在只是为奥利维了。她还瞒着弟弟,不肯让他知道:她舍不得打扮,有时忍受饥饿,却让弟弟着装好一点,有一点娱乐,生活得更温暖,更有点甜头。有时还能听听音乐会,甚至上歌剧院———那是奥利维最大的乐趣。他不肯一个人去;但姐姐总能找到不去的借口,免得他于心不安:她推说太累了,不想出去,甚至说音乐烦人。他并不信这些骗人的话;但小孩子的自私心理还是占了上风。他去了剧院,一去就后悔;他边看边想,结果大煞风景,情趣全无。一个星期天,她要弟弟去夏德莱戏院听音乐,半小时后他就回来了,说一到圣·米希桥就不想往前走,因为音乐会给他的乐趣,抵偿不了独自享乐带来的痛苦。安东妮蒂看见弟弟为了她而牺牲了星期天的娱乐,于心不忍,一想到他会体贴人,又得到了安慰。但奥利维并不后悔,他一回家看到姐姐脸上遮不住的喜悦光辉,就觉得比听了世界上最美好的音乐还更幸福。他们那天下午只是面对面地坐在窗前,弟弟手里拿一本书,姐姐拿着针线,既不做针线活,也不看书,只是说些闲话,一下午就过去了。在他们看来,从没有一个星期天过得这样舒服。两个人决定再也不分开去听音乐会了。他们不可能独自得到幸福。

她不声不响地省钱,结果使奥利维喜出望外地租了一架钢琴,按照租约,分期付款之后,琴就属于他们。租约对她又是个沉重的负担!按期付款时常成了噩梦;为了挣到需要的钱,她不惜损害自己的健康。但这种疯子才肯干的事给他们两个带来了多少幸福啊!在他们艰苦的生活中,音乐就是天堂。音乐占领了无限的空间,笼罩着一切,使他们忘了世界上的苦难。这也不是没有危险的。音乐能溶化现实世界。像秋天蒸发出来的暖洋洋、软绵绵的忧郁惆怅,音乐能刺激感官,也会涣散斗志。但对一个像安东妮蒂这样过度劳累而得不到欢乐的少女,音乐却能松弛紧张的精神。昏天黑地不断地忙碌了一个星期之后,星期天的音乐会是照耀人生的惟一光辉。他们生活在对上次音乐会的回忆中,生活在对下次音乐会的期待中,生活在这超越时空、超越巴黎的两三个小时中。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他们两个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在剧场外面等了很久,惟恐场内满座,等到进了剧场,坐上了狭窄阴暗的座位,又失落在嘈杂拥挤的人堆里。他们给挤垮了,喘不过气来,又热又烦,几乎要生病似的———然而他们觉得愉快,为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感到愉快,感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等伟大心灵中汹涌澎湃的善良、光明和力量在自己心灵中奔腾起伏而觉得幸福,姐弟两人看到对方的脸———因为过度操劳、过早操心而变得苍白的脸———忽然容光焕发而觉得幸福。安东妮蒂感到疲倦无力,仿佛被母亲紧紧抱在怀中!她缩在这个温暖的安乐窝里,低声地哭了。奥利维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没有人注意他们,在阴暗的大厅里,其实不只他们两颗受伤的心灵,在音乐的羽翼下寻求母爱的荫庇。

安东妮蒂还有宗教继续支持她。她很虔诚,每天祈祷很久,很热烈,每星期日去做弥撒。在不公平的苦难生活中,她并没有失去对基督的信仰,她相信他和你一同受苦,有朝一日会安慰你。但是她和死者的亲切交流比和上帝的交流更多,她内心深处总觉得亲人在和她共患难。她思想上是独立的,有坚强的理性;她置身于其他天主教徒之外,别人对她的看法并不好,认为她是歪门邪道,几乎要把她当做自由思想派,至少是往自由的路上走,因为作为一个法国好姑娘,她不肯放弃自由的判断;她的信仰不是禽兽似的盲从,而是真爱。

奥利维却不再信仰了。他的信心从到巴黎的头几个月起就开始慢慢瓦解,现在完全崩溃了。他觉得非常痛苦,因为他既不坚强,又不庸俗,不能没有信仰;所以他经历了苦闷得要命的阶段。但他内心还是个神秘主义者,虽然缺少信心,他的思想总接近姐姐的思想。他们两个生活在宗教的气氛中。白天分离之后,晚上回到家里,小小的套房成了他们的避风港,不可侵犯的庇护所,虽然又穷又冷,却很纯洁。一回来,他们就觉得离开了巴黎的堕落思想……

他们不大谈白天的事;回家已经累了,哪有心去谈艰苦的历程?那不等于再讨苦吃吗?他们的本能要竭力忘记白天。尤其是刚回家吃晚餐的时候,谁也不想问谁。他们只用眼睛招呼对方;有时整个晚餐不谈一句话。安东妮蒂看着弟弟,弟弟只是对着盘子出神,像小时候一样。安东妮蒂温柔地摸着他的手:

“好了!”她微笑地说,“要有勇气!”

他也微微一笑,又吃起晚餐来。吃完了,谁也不想说话。他们渴望沉默。一直要等到休息够了,对方体贴的爱抹杀了白天的污痕,他们的舌头才会放松一点。

奥利维坐在钢琴前。安东妮蒂改掉了弹琴的习惯,让他一个人弹,因为这是他惟一的娱乐,他也就全力以赴。他对音乐的天赋很高,生性柔弱,重感情,轻行动,能深入领会音乐家的思想,融合无间,忠实而热烈地表达原作的细腻感觉———虽然他柔弱的胳臂和气力弹不出贝多芬这种巨人后期的奏鸣曲或《特里斯坦》,但还是可以弹他喜爱的莫扎特和格鲁克的。

有时,她也唱歌,歌词简单,调子古老。她的声音是不响亮的女中音,沉重而脆弱。她胆子小,不敢在人面前唱,甚至在奥利维面前喉咙也会发紧。她特别喜欢唱贝多芬的《忠实的琼尼》,歌词是苏格兰语的,很沉静,很沉静……其实很温柔!……歌就像人。奥利维一听她唱就会流泪。

她更喜欢听弟弟弹琴。餐后她赶快洗完碗碟,把厨房门打开,好听奥利维弹;但不管她多么小心,弟弟也不耐烦地怪她收拾锅盆碗盏的声音太响。于是她只好关上门;等到收拾完了,才坐在一张矮凳子上,离钢琴不能太近———因为他弹琴时身边不要人———而是挨着壁炉,像只小猫似的缩成一团,背朝钢琴,眼睛望着壁炉内金黄的火焰在不声不响地吞噬一块煤砖,她也沉入往事的回忆中。九点钟一响,她不得不提醒奥利维时间到了。要弟弟和她自己脱离梦境,那都是痛苦的事;但奥利维晚上还有作业要做,睡觉也不能太晚。他并不立刻听姐姐的话,因为放下音乐之后,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做别的事。他的心还收不回来。往往九点半了,他还没有走出梦乡。安东妮蒂坐在桌子另一边,低头干活;明知弟弟没有做事,但不敢老抬头看他,惟恐对他关心也会惹得他不耐烦。

他正在似懂非懂的年龄———幸福的年龄———过日子就像做梦一般。额头没有一丝皱纹,眼睛像少女的,调皮,天真,时常有黑眼圈,嘴巴大,嘴唇厚,有点撅起,似笑非笑,叫人摸不透,漫不经心,像个小淘气;头发太密,前面遮了眼睛,后面像个发髻,还有一绺梳还乱的,与众不同;脖子上的领带没有系紧———虽然姐姐每天早上帮他打好———上衣的纽扣老掉,姐姐缝一回掉一回;衬衣没有袖套,手很大,腕骨突出。样子像在笑人,睡觉老没个够,仿佛贪图享受,总是张口呆望。眼睛无事可做,就滴溜溜地转到安东妮蒂的房间———书桌在她房里———望着小铁床上方挂着的象牙十字架和一根黄杨枝———望着父母的画像———望着一张外省小城的旧照片,有钟楼在水中的倒影。一看到脸色苍白的姐姐在静静地干活,便引起了他无限的同情,同时恨自己不该浪费时光,无所事事,于是打起精神加一把劲做功课,要把损失的时间捞回来。

放假的日子,他就看书。姐姐也看书,各看各的。他们相亲相爱,两个人还能同时高声读同一本书。那会使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一本好书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个秘密,只能在心中悄声细语。读到心领神会的地方,他们并不念给对方听,而是用手指着某页某段说:

“你读。”

于是,在一个人读的时候,另外一个已经读过了的只睁着明亮的眼睛,看对方脸上的表情,两人一同享受读的乐趣。

他们往往只是把肘腕撑在桌上,对着一本打开的书,但并不念,而是谈起心来。夜越深,越容易倾吐衷情。奥利维思想忧郁,这个软弱的年轻人老是要向他的知心人诉说自己的痛苦,不吐不快。疑虑老是啃噬着他的心。安东妮蒂非给他打气不可,要帮他和自己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没完没了的,每天都会周而复始。奥利维说些痛苦忧伤的话,一说完就轻松了,却不管这些话会不会压在姐姐心头。等他发现他的疑虑已经渗透到姐姐心里,使她也失去了力量,甚至鼓不起劲来,那时间就太晚了。安东妮蒂却不露声色。她天生勇敢而快活,即使快活早已烟消云散,她也要勉强装出快活的样子。但她有时也在内心深处感到疲倦,对自己心甘情愿做出的牺牲觉得反感。她责备自己不该这样想,也不愿作分析;她只是消极被动,听之任之,主观上并不接受这种想法。这时,祈祷就有用了,除非心灵干枯得祈祷不出———这也是有过的———那她只好静静地等待上帝施恩,心里却既恼火,又惭愧。而奥利维却从来没想到过姐姐的苦闷。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妮蒂总是找个借口走开,或者关在自己房里;等到阵痛过后再走出来;一出来又用笑容掩盖了痛苦,比以前更温柔,因为自己的反感而觉得问心有愧。

他们两间卧房连在一起。两张床之间只有一堵墙壁。两个人可以隔着墙低声谈话;有时睡不着了,他们可能轻轻敲着墙壁说:

“你睡了没有?我睡不着。”

他们之间的墙壁是这样薄,两个人好像是一对天真无邪、睡在一张床上的好朋友。但他们的房门到了夜里总是紧紧关上的,这是出于一种源远流长的害羞本能———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情———只有在奥利维生病的时候,才不关上房门,而那也不是少见的事。

他虚弱的身体并没有恢复健康。身体似乎越来越坏。他老是不舒服:喉咙或心脏,胸部或头部,轻微的感冒也会变成支气管炎;他还得过猩红热,几乎死掉;即使不生病看起来也有重病的异常象征,幸亏病没有发作,肺部和心脏都有隐患。一天,医生诊断说他可能有心包炎或肺炎;去找名医,专家也肯定了诊断结果,但却没有出事。其实是他的神经有病;大家知道这种病的表面现象往往出人意外,结果是虚惊一场;但安东妮蒂可急得要命!多少个夜晚她睡不着!她时常起床偷偷走到弟弟门口来听他的呼吸,提心吊胆,自己吓得要命。她以为他要死了,不是以为,而是知道,而是肯定,于是她站直身子,打着哆嗦,双手合十,紧紧捏住指头,捏得抽搐,却掩住嘴,免得喊叫出来:

“天啦!天啦!”她苦苦哀求道,“不能要他的命!不能,不能,你千万不能!……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啊,亲爱的妈妈!来救救我吧!救救他吧!他死不得呀!……”

她全身都僵了。

“啊!怎能半路上死掉呢?已经做了这么多事,已经快成功了,他已经快要得到幸福了……不行,这可不行,这太惨了!……”

不久,奥利维又有别的事使她胆战心惊。

他在本质上和她一样是好人,但意志薄弱,思想太自由,太复杂,不免有点糊涂,有点怀疑,受到寻欢作乐的引诱,明知不对的事也放纵自己去做。安东妮蒂这样纯洁,很久都不明白弟弟精神上有了什么变化。一天,她忽然一下发现了。

奥利维以为她不在家。平常这个时候,她是在教课的;但这一天,她得到学生的通知,请她今天不必去了。她心中暗自高兴,虽然她微薄的收入账上又要减少几个法郎;但是她太累了,于是躺在床上,要心安理得地休息一天。奥利维散了学,带了一个同学回来。他们坐在隔壁房间闲谈。她听得见他们的话,他们毫无拘束,以为隔壁没人。安东妮蒂微笑地听着弟弟快活的声音。但是不久,她的笑容消失了,血液冰凉了。他们谈了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低级下流,令人厌恶,而他们却似乎洋洋得意。她听见奥利维的笑声,这是她的小弟弟奥利维;但她认为是清白无辜的嘴唇,却吐出了下流的脏话,气得她浑身发冷。尖锐的痛苦穿透了她的心灵深处。这段时间拖了好久:他们谈起来不觉得累,她听起来又不能塞住耳朵。最后,他们出去了;只剩下安东妮蒂一个人。于是她哭了起来:她心中怅然若失;她理想化了的弟弟形象被玷污了,她的宝贝弟弟堕落了,这比要她的命还更痛苦。晚上,他回来后,她什么也不说。他看得出她哭过了,但不知道为了什么。他也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过了好些时候,她才恢复过来。

弟弟给姐姐最痛苦的打击是他一夜没有回家。她等了一整夜,没有睡觉。她感到痛苦的,不只是他道德上失去了纯洁,而是她心灵最隐蔽的深处受了伤害———这些神秘的地方活动着一些见不得人的情感,她就给这些情感罩上了一层面纱,和自己隔离开来。

其实,奥利维是要表现他的独立性。早上回家,他作好了姿态,准备毫不客气地对付姐姐的劝告。他踮着脚溜进房子,免得吵醒她。但当他看见姐姐站在那儿等他,脸色苍白,眼睛都哭红了,当他看见姐姐不但不怪他,反而一声不响地为他做早餐,准备他去上学,她一句话也不说,但看起来却很痛苦,整个形象就是活生生的无言责备,这时,他再也受不了,就扑倒在她脚下,把头埋在她裙子里,两人一同哭了起来。他自己觉得很羞愧,对在外面过夜又悔又恨,认为自己是变坏了。他要说话,她却把手遮住他的嘴,不让他说,他就吻她的手。两个人什么也没有再说,心里都谅解了。奥利维发誓不辜负安东妮蒂的期望。但姐姐不能这么快就忘了心头的伤痛,她像害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他们之间有了顾忌。姐弟之爱还是一样强烈;但姐姐在弟弟心中看到了陌生的东西,看到了她害怕的东西。

她在奥利维心中隐约见到的东西使她格外心慌意乱,因为就在这个时期也有男人追她。她在晚上回家,尤其是在天黑以后不得不出去拿回抄件,或者送走抄件的时候,老有男人跟着,找她攀谈,说些粗野的话,叫她痛苦得受不了。只要可能,她就勉强弟弟陪她,借口要他散步;但他不太愿意,她也不敢坚持,怕妨碍他做作业。外地人纯洁的心灵适应不了巴黎的习俗。到了夜晚,巴黎简直成了一个妖魔鬼怪出没的森林,她一出门就胆战心惊,不敢回头,惟恐后面有鬼。然而不出去又不行。她总要磨蹭好久,还拿不定主意;为此,她也感到痛苦。但一想到她的小奥利维也会———或者已经———像那些男人一样追女人,她回家时甚至很难伸出手来向他问好。弟弟哪里想得到姐姐对他会这样反感……

她不算非常漂亮,但很有迷人的魅力,她无意识的一举一动,都能引人注目。衣服穿得简朴,几乎总是黑色,身材不算高大,但很苗条,显得娇弱,不大说话,悄悄地穿过人群,不想惹人注意,反倒令人难忘她那温柔困倦的眼睛和娇小纯净的嘴巴深入人心的甜美韵味。有时她也看得出人家喜欢她,她却不知如何是好———自然心里也有几分高兴……谁说得出宁静的心灵在感到别人好意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增添多少温存亲切的娇媚姿态啊?看起来只是动作稍微有点不自然,眼光有点羞答答的,不敢正面看人,但这既动人心,又惹人爱。这种难为情的姿态更吸引人。她会激起别人的欲望;既然她家清贫,生活上没有人保护,别人就毫不在乎地有话实说了。

有时,她也参加犹太阔佬的“纱笼”晚会,她在一个学生家里认识了纳端夫妻,他们对她关心,她虽然不喜欢交际,也不免到他们家去过一两次。亚弗莱·纳端先生是巴黎有名的教授,很有学问,同时很爱交际,深刻和肤浅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这种人品在犹太社会中并不少见。在纳端太太身上,却是真心实意和世风习俗平分秋色。他们两人都对安东妮蒂慷慨大方,真诚亲热,但只是断断续续地表示好感———安东妮蒂在犹太人当中得到的同情,反比在天主教徒当中更多。犹太人有不少缺点;但是他们有一个大优点,首先就是:他们都是活人,对人都很关心,对人性都了解;只要和人有关的事,他们都不陌生,他们尤其关心活着的人。即使他们缺少真诚温暖的同情心,但他们的好奇心永远促使他们去寻求多少有些价值的心灵和思想,虽然这些心灵或思想和他们的并不相同。一般说来,他们并不肯帮大忙,因为他们同时对太多的事感兴趣,虽然口里说对世俗的浮华虚荣不大在乎,其实他们并不比任何人看得开。不过,他们还是做了些事,比起当代社会上无动于衷的人来,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他们是使社会行动起来的发酵剂,使社会生气蓬勃的动力———安东妮蒂碰多了天主教徒的钉子,撞多了冷漠无情的墙壁,感到纳端一家对她的关心,虽然还停在表面上,已经是很有价值的了。纳端太太隐约看到安东妮蒂尽心尽力的生活;感到她外表和内心的魅力,就主动要对她提供保护。纳端太太没有子女,但喜欢年轻人,时常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她再三约过安东妮蒂,叫她不要过孤独的生活,应该有点娱乐。她很容易就猜到安东妮蒂不喜欢交际,部分原因是她生活拮据,就要送她一些漂亮的化妆品,但安东妮蒂自尊心强,不肯接受;这位好心的保护人就想方设法,使她不得不接受一些小礼物。哪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没有一点爱美的虚荣心呢?安东妮蒂既感激,又不好意思。她只得勉强去参加纳端太太家的晚会,时间隔得越久越好;因为她年轻,不由不感到愉快。

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社交界里,有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得到纳端太太保护的少女既清贫又漂亮,立刻成了两三个浪荡青年的猎物,他们看准了目标,以为十拿九稳可以到手。他们猜测一个羞答答的少女能走到哪一步。她甚至成了他们打赌的赌注。

一天,她得到了几封匿名信———说准确点,是捏造了几个贵族名字的信件———向她表示爱慕,先是甜言蜜语,情意迫切,定下了约会的时间;后来,很快就变成了厚颜无耻的恐吓信,不久,恐吓又变成了谩骂,说些低级下流的话,把她的衣服剥光,详详细细地描写她肉体的隐私部分,用些粗俗不堪的话来侮辱她,表示自己的情欲;他们欺负她不懂时下的风气,说她如果不来赴约,就要叫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乖露丑。她难过得哭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招来天外的横祸;这种谩骂烧伤了她的洁身自好感。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这困难的处境。她又不肯告诉弟弟,怕他受不了,甚至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她没有朋友好商量。找警察吧,那怎么行?岂不会闹得更丢人!然而这事不结束又不成。她感到不能不闻不问,不理会是无济于事的,坏家伙一定不肯善罢甘休,不到危险关头是不会悬崖勒马的。

果然,坏家伙又寄来了最后通牒,勒令她第二天到卢森堡美术馆见面。她只好去了———她思来想去,相信这个折磨她的人一定是在纳端太太家见过的。有一封信中的几句话只可能是指在那里发生的事。于是她请纳端太太帮忙,陪她坐马车到美术馆去,并请她在车上等她一会。安东妮蒂进门去了。在指定的一张名画前面,那个恶少得意洋洋地走了过来,装得很有礼貌地和她攀谈。她不开口,只是目不转睛地瞧着他。等到话说完了,他又开玩笑似的问她为什么这样看人。她答道:

“我在看一个卑鄙的小人。”

这样一句话并不会使小人大惊失色,他反倒装得亲热了。于是她又说:

“你不是威吓说要我当众出丑吗?我现在就献丑来了。看你怎么出丑!”

她浑身颤抖,提高了说话的声音,表示不怕别人注意。果然有人注意他们了。坏家伙看见吓不倒她,就放低了声调。她却劈面又说一句叫他下不了台的话:

“你是个卑鄙的小人!”

一说完,她转身就走了。

坏家伙不肯服输,紧紧跟在后面,安东妮蒂走出了美术馆,小人寸步不离。她笔直走向在门口等她的马车,忽然一下打开车门,使她的追随者迎面碰到了纳端太太。纳端太太认出了他,并且叫他的名字。他不好意思,赶快溜之大吉。

安东妮蒂不得不把事情告诉她的保护人。她并不大愿讲,所以说话有保留。要让外人知道她内心的秘密,了解她难以启齿的创伤,那对她是很痛苦的。纳端太太怪她没有早告诉她。安东妮蒂却求她不要再对别人讲了。丑事不可外扬,就算到此为止;纳端太太不必对那个小人关上大门,他自己也不敢再来了。

几乎就在同时,安东妮蒂还有一件伤心事,不过性质大不相同。

有一个正派的男人,大约四十来岁,在远东的一个领事馆工作,回法国来度几个月的假,在纳端家遇见了安东妮蒂,并且爱上了她。这次见面是纳端太太事先安排的,但并没有告诉安东妮蒂,她好心好意地为她年轻的朋友找一个丈夫。对方是犹太人,不能算是漂亮,头有点秃,背有点驼;但眼睛很温和,态度很体贴,富有同情心,因为自己饱经风霜,所以能够同情受苦的人。安东妮蒂已经不再是当年有浪漫思想的少女,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了,她梦想的生活也不再是风和日丽,陪着情人散步,而是把人生看做艰苦的斗争,每天都要从头开始,永远不能休息,否则,日积月累,千辛万苦争来的地位,就会在顷刻间丧失殆尽。她希望有朋友大力支持,守望相助,甘苦与共,她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那是多么甜美的梦想啊!她明知这是白日做梦,但是没有勇气走出梦境。其实,她并不是不知道一个没有嫁妆的少女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老派的法国中产阶级把婚姻当做买卖,把肮脏的金钱看得重于一切,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他们这样贪财,低级下流,连犹太人也自愧不如。有钱的犹太青年选中一个清贫的少女,或是千金小姐热烈追求一个聪明的男子,并不是少见的事。但在法国中产阶级当中,尤其是外省的天主教徒,总是有钱人找有钱人。有了钱干什么?这些可怜虫并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他们只会吃喝,打呵欠,睡大觉———省钱。安东妮蒂了解这种人。她从小就见过这种人。她用有钱人的眼光,又用没钱人的眼光见过他们。她对他们没有幻想,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因此,有个男人向她求婚是件意想不到的喜事。开头,她并不爱他,但感激之情渐渐渗入了她的内心,使她深深感到他的温情。她本来会嫁给他的,但她舍不得丢下弟弟跟他到远东去。她拒绝了;对方虽然明白她的行为高尚,但并不肯原谅她,因为爱情是自私的,要求爱人为自己牺牲最高尚的品德。于是他不再来看她;走后也不来信,她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一直等到一天———已经过了五六个月———他寄来了一张喜帖,地址是他亲手写的,告诉她说:他已经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

这使安东妮蒂很难过。她再一次感到失望,只有把痛苦向上帝诉说;她要说服自己:她受到了公正的处分,因为她居然忘了自己惟一的任务是为弟弟做出牺牲;于是她全心全意地投入了。

她和社交界完全隔离。她不再到纳端家去,他们自她拒绝婚事以来,对她也很冷淡,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她有理由拒绝。纳端太太事先肯定婚事一定成功,一定美满,但安东妮蒂把事情搞糟了,这有损她的尊严。她认为姐弟之情当然重要,但也不能过分夸大;所以一夜之间,就不再关心这个傻丫头。她需要帮人忙,不管人家是否需要,现在她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目标,需要她去关心照顾。

奥利维一点也不知道姐姐的伤心事。这个年轻人多情善感,但是肤浅,老在幻想中过日子。他做什么事情都靠不住,虽然他在精神上活泼可爱,内心也和安东妮蒂一样珍藏着温情。他往往浪费几个月的时间和精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灰心丧气,一厢情愿地坠入情网。他会爱上似曾相识的漂亮面孔,卖弄风情的少女,虽然他和她们在交际场中只有一面之缘,人家对他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读书也会入迷,不管是诗歌还是乐曲,他一钻进去就几个月出不来,连功课也耽误了。一定要不断地督促他,而且要小心不露形迹,免得伤了他的自尊心,惹得他大发脾气。他头脑发热地会过度紧张,失去平衡,焦躁不安,全身颤抖,就像得了肺痨一样。医生不能不把危险告诉安东妮蒂。已经是病态的草木从外省移植到巴黎来,需要空气和阳光。安东妮蒂却无能为力。他们没有钱离开巴黎去度假。一年到头,他们整个星期忙于工作,累得精疲力竭,到了星期天也不想出门,最多不过听听音乐会罢了。

然而到了夏季的星期天,这是假期中的假日,安东妮蒂还是尽量把奥利维带到夏维尔或圣克鲁的郊外树林里去。但树林里到处是熙熙攘攘的男男女女,音乐咖啡厅的歌曲小调,油乎乎的废纸破包,并不是使人得到休息、心灵净化的幽静地方。晚上回家的火车上更是拥挤不堪,车厢低矮狭窄,人堆人,阴暗而不透气,加上叫声、笑声、歌声、粗话、臭气、烟味,真受不了。安东妮蒂和奥利维都没有大众化的心灵,回到家来倒了胃口,垂头丧气。奥利维求安东妮蒂不要再去郊游了;安东妮蒂也好久鼓不起劲来。然而她还是要坚持郊游,虽然她比弟弟更不乐意去。但她认为这对弟弟的身体有益。再去更不愉快;奥利维怪起她来毫不客气。于是他们只好关在闷死人的城里,面对监牢似的院子,向往着遥远的田野。

中学最后一年读完了。毕业后就要参加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时候到了。安东妮蒂觉得很累。她估计弟弟完全有可能考取。在中学里,大家都把他看做最有希望的考生;老师也异口同声地说他既用功又聪明,只是思想不太容易就范,很难勉强自己去符合任何规格。但压在奥利维身上的担子太重,越接近考期,他越觉得应付不了。他太累,又怕考不取,加上异乎常态的胆小,使他未战先败了。一想到当众回答考问他就发抖。他总是吃胆小的亏,在班上要他说话,他就脸红,喉咙哽住;开始他最多只能在叫到他的名字时答应一声。如果出其不意地问他一个问题,他倒很容易答出来;若是事先知道了要考他,他反倒会害一场大病似的,脑子不断地猜想考问的详细内容;等的时间越长,他就想得越多。简直可以说:每次考试,他都至少要考两回;因为在考试的前夜,他已经在梦中考过一次,既然在梦中已经消耗了他的精力,到了真正的考场,他反而精疲力竭了。

他在夜里想到可怕的口试,就会吓出一身冷汗,但他甚至没有资格参加口试。在先考笔试的时候,要回答一个哲学问题,若在平时,他对哲学很感兴趣,但到了考场上,他花了六个小时却没有写完两页。开头,他觉得脑子空虚,什么也想不出,仿佛碰上了一团漆黑的墙壁。直到笔试的最后一个小时,那堵墙才撞裂了,从裂缝中射出来几道光线。于是他赶快抓住灵感,写了下来,但写得太少,不够及格的标准。安东妮蒂见他垂头丧气,猜到他考坏了,于是她和弟弟一样灰心失望,但她没有露出形迹。再说,她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会不断看到柳暗花明的。

奥利维没有考上。

他垮了。安东妮蒂装出笑容,仿佛事情并不严重;但她的嘴唇在哆嗦。她安慰弟弟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明年一定能够考上,而且考得更好。她没有说:今年考取对她多么重要,她多么担心自己身心交瘁,再支持不了一年。然而,她一定得硬撑下去。如果奥利维没有考取而她却死了,那他一个人永远不会有勇气继续奋斗,一定会淹没在人生的苦海里。

于是她不流露疲倦的神气。她更加卖命了。她用血汗钱供养弟弟,让他在假期里娱乐休息,好在开学后振作精神,再次拼搏。不料开学时,她的存款已经不多;更糟的是,报酬最高的几家人不请她教音乐了。

还有一年!……为了渡过最后的难关,姐弟两人紧张得要崩溃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活下去,要找到其他的经济来源。经过纳端一家介绍,安东妮蒂答应到德国去教音乐。这是她最难做出的决定,但她目前走投无路,并且没有时间等待。六年来,她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弟弟;目前她简直不能想像:看不见他,听不到他,她怎么能生活下去。奥利维不想倒也罢了,一想到就会吓得要命;不过他什么也不敢说,一切都要怪他自己;假如他考取了免费的师范学校,安东妮蒂就用不着出此下策了;他也没有权反对,或者考虑自己的痛苦,一切都得听姐姐的。

最后几天是在无言的痛苦中度过的,生离的痛苦就像死别;实在受不了,两个人就不见面。安东妮蒂会在奥利维眼睛里看出他的内心。只要他说一声:

“不要走了!”

即使非走不可,她也会留下来。直到最后一个小时,两个人坐马车去东站,她还打算改变主意,她实在舍不得离开弟弟。只要他说一句话,一句话!……然而他没有说。他也像她一样咬紧牙关,没有蹦出一个字来———姐姐要他答应天天写信,什么事都不要瞒她,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叫她回来。

她走了。奥利维回来时心都凉了,他不得不住到学校的宿舍里去;而安东妮蒂让火车把自己带走,心里痛苦,身子冰冷。两个人都在夜里睁大了眼睛,感到每一秒钟都把他们隔得更远,于是轻轻喊着姐姐或弟弟的名字。

安东妮蒂害怕她要去的那个世界。六年来她已经变了。她本来很大胆,什么都不怕,现在却养成了沉默寡言和单独生活的习惯,要她接触社会反倒成了一桩苦事。过去幸福的日子已经一去无踪,嘻嘻哈哈、唠唠叨叨、快快活活的安东妮蒂也随着一去不复返了。不幸的日子使她不再喜欢交际。当然,和奥利维在一起生活,也不免要受到他腼腆性格的感染。除了和弟弟说话,她几乎不大开口。什么都使她害怕,连出去拜访人也不敢。因此,一想到要去住在陌生人家里,天天和他们谈话,时时站在他们面前,她不由不神经紧张了。可怜的少女并不比她弟弟更适合做教师,她只是凭良心办事,对工作并没有信心,也感觉不到她的工作对人会有什么好处。她生来是爱人,而不是教人的。但谁在乎她的爱呢?

没有一个地方用得上她的爱,她在德国的新职务更用不上。她在葛罗纳蓬家教孩子们学法语,但这家人对她一点也不关心。他们既傲慢,又随便,既不关心,又不识趣,他们舍得花钱,就以恩人自居,以为得了他们的钱,一切都得听他们的。他们把安东妮蒂当做一个佣人,不过稍微高级一点而已,所以几乎不让她有自由。她甚至没有自己的卧房,只睡在孩子们卧房的外间,房门夜里都得打开。她没有单独的时间。他们不尊重她的隐私———虽然私事不让外人知道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因此,她惟一的乐趣是和弟弟心灵交流,言语交谈,她就尽量利用自由的时间。但他们不让她有片刻的自由。她才写一个字,就有人在房里围着她转,问她写的是什么。她一看信,人家又问她信上说了什么;他们开玩笑似的随便打听她的“小弟弟”。她不得不躲避他们。有时,她要用什么办法,躲到什么地方,才能读奥利维的信而不被人看见呢?说出来会令人难为情得脸红的。如果她把信放在房间里,肯定会有人偷看;她除了衣箱以外,别的家具都不能上锁,于是只好把私信全都带在身上,因为人家总在搜索她的东西,她的内心,竭力要勾出她思想上的秘密。并不是葛罗纳蓬一家关心她的私事;而是他们认为她是花钱雇来的人,那就得归他们管。再说,他们也并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不尊重隐私的习惯,实在积重难返;而且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也不在乎。

安东妮蒂最受不了这种打听隐私而不脸红的习惯,使她一天片刻也躲不开他们刺探的目光。而她对葛罗纳蓬一家人有点矜持、有所保留的态度,也刺伤了他们。当然,他们找得到合乎高尚道德的理由来使他们粗俗的好奇心合法化,同时责备安东妮蒂不该隐瞒。他们认为一个住在他们家里的少女,就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她既然负责教育他们的子女,他们也就有责任要了解她的私生活———家庭主妇对她们的佣人说过这种话啊!她们所谓的“责任”并不是减少可怜的佣人一点劳累,或是一点厌倦,而是不许她们有一点娱乐———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安东妮蒂拒绝承认这种良心上的责任,那一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因为一个清白的少女是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就是这样,安东妮蒂时时刻刻都在受到折磨,时时刻刻都得保护自己,因此,她对人显得更冷漠,比平时更专顾自己了。

她的弟弟每天给她写信,一写就是十二页;她也每天回信一封,哪怕只有两三行。奥利维努力装作一个勇敢的小大人,尽量不流露太多的痛苦。其实,他苦闷得要死。他和姐姐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一种相思两处愁,他仿佛丢了半条命,不会用手、用脚、用脑,不会散步、弹琴、工作,不会无所事事,甚至连做梦也不会———除了梦见姐姐。他从早到晚拼命看书,但是看不进去,他心不在焉;他痛苦,想姐姐,想头一天的信,或者眼睛盯着钟,等当天的信;信一到,他拆开的时候手指发抖———又是快活,又是害怕。就是情书到了情人手里,手指也不会这样哆嗦,心情也不会这样不安。他像安东妮蒂一样躲起来看信;他把信都带在身上;到了夜里,他把最近收到的一封放在枕头底下,想姐姐想得睡不着,就用手摸摸信,看在不在那里。他觉得姐姐仿佛远在天边!如果邮局耽误了,把头一天的信第二天才送到,那他特别觉得迫不及待。两天两夜,他们不能谈心!……因为他没有一个人出过门,所以老把时间和空间夸大了。他的想像力也来帮倒忙:“天呀!她是不是病了?会不会不等见他一面,就死了呢?……为什么头一天只写这么几行?……是不是她病了?……是的,她一定是病了……”他憋得吐不出气来———他想得更多的是:他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姐姐不在眼前,眼前只有漠不关心的人,令人厌倦的学校,愁容满面的巴黎。他想得太多,真要生病了……“要不要写信叫她回来?……”———他一想到自己这么懦弱,就不免要脸红。但一写信,和姐姐谈得这样开心,他却会暂时忘了痛苦。他仿佛看见她,听见她,和她无话不谈,甚至和她在一起时,两个人谈得也没有这样亲切热情;他叫她做“我全心全意热爱的好姐姐”。这真是些情书。

这些信用温情浸润安东妮蒂的心,只有信里才有她可以呼吸的空气。如果早上等信的时候,信没有来,她就会丧魂失魄似的。有两三回,葛罗纳蓬家里的人满不在乎,或者是恶作剧———谁说得准?———把信一直拖到晚上才交给她,有一回甚至拖到第二天,使她急得发烧———到了新年那一天,姐弟两人不约而同,花了不少钱给对方拍了一个长电报———说来也巧,电报同时到达两地,使得两人又惊又喜———奥利维有问题,有困难,都找安东妮蒂;安东妮蒂就帮助他,支持他,给他打气。

其实,她自己还需要人家打气呢。她闷死了,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认识一个人,也没有人关心她,只有一个不久前从外地来的教书先生的太太,和她同病相怜。那位太太是个好妈妈,同情姐弟两个分开的痛苦———她硬要安东妮蒂告诉她一段伤心史———但她说话太吵,太俗,不知轻重,没有分寸,吓得安东妮蒂的贵族心灵更加不敢外露了。没有人可以谈心,她只好让苦闷郁积在心里,这是个沉重的负担;有时她觉得要压垮了,但一咬嘴唇,又能挺起来向前走。这有损于健康,她瘦多了。弟弟的信也越来越泄气。有一回他居然丧气得来信说: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信刚寄出,他就后悔,立刻又写一封,求安东妮蒂撕掉头一封信,千万不要当真。他甚至假装快活,说用不着姐姐。他的自尊心强,疑心又重,惟恐人家相信他不能没有姐姐。

安东妮蒂当然不会受骗,她看得出弟弟的心思,但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天,她几乎要回去了,甚至到车站去打听开往巴黎的火车时间。后来一想,她觉得简直是胡闹,她在这里赚的钱正是为奥利维付膳宿费的;因此只要可能,两个人都该坚持下去。但是她的决心不大:早上,她的勇气刚刚恢复,越是临近黄昏,她就越泄气,甚至想逃之夭夭。她思念家乡———好个对她冷酷无情的家乡,但那里埋葬了她过去的岁月———她怀念家乡的语言,她和弟弟表达姐弟之情的语言。

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法国剧团经过这个德国小城。安东妮蒂很少看戏———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忽然遏制不住想听听法国语的念头,她想在法语声中使自己忘记身在德国。其余的事,前面已经讲过。戏票卖完了;她碰到了约翰·克里斯托夫这个年轻的音乐家,她并不认识他,但他看到她失望的神情,就请她到他的包厢里去看戏,她贸然答应了。她和克里斯托夫看戏的事引起了小城的闲言杂语,很快就传到了葛罗纳蓬家人的耳朵里,他们本来就对这个法国少女不怀好意,加上我们在《反抗》中讲过的原因,对克里斯托夫也很恼火,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安东妮蒂辞掉了。

这颗纯洁而羞怯的心灵想到的只是姐弟之情,一点也没有卑污的念头,明白了人家强加给她的罪名,真是又羞又气。但她一点也没有怪克里斯托夫。她知道他是清白无辜的,和她自己一样,如果说他连累了她,那也是好心不得好报,她还是感激他的。她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个音乐家,受到过激烈的攻击;虽然不懂世故,但她内心有种天然的直觉,因为受过苦难而更敏锐;她看得出陪她看戏的男子没受教育,有点傻气,和她一样单纯,有男子汉的气概,只要一想到他,就会心情舒畅。人家说的坏话,并无损于她对克里斯托夫的信任。她本身是个受害者,不难猜到他也是个长时间受到恶意攻击的人。既然她已经习惯于为人着想而忘了自己,因此,一想到克里斯托夫可能受过的痛苦,反倒减轻了一点自己的痛苦。但说什么她也不想再去找他,或者和他通信;因为这违反了她清高的天性。她心里想:他并不知道他害了她;那她就好心好意地希望他永远不要知道。

她走了。说来也巧,离开小城一小时后,她坐的火车又迎面碰上了克里斯托夫坐的火车,他在外地过了一天,正在归途之中。

他们两个在车厢面对面地停了几分钟,他们在无言的黑夜里,无言地互相望着。他们能说什么呢?说些敷衍塞责的话反而会破坏这无法表达的心灵共鸣,破坏这心心相印的神秘同情。在最后一刹那,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互相望着,却看到了天天在一起生活的人看不到的东西。一切都会过去:情话,亲吻,拥抱,都会淡忘;但在转眼消逝的芸芸众生中,两颗心灵的交流却永远不会烟消云散。安东妮蒂把交流的结果带走了,藏在她隐蔽的心灵深处———她的心灵外表显得凄凉,深处却有朦胧的微光在微笑,就像遗响缭绕地狱的音乐。

她又见到奥利维了。她回来得正是时候。神经质的小弟弟刚病倒,正在受折磨,没生病时,想到病他都会发抖———现在他真生了病,却不肯写信告诉姐姐,怕她担心。但在心里,他叫着姐姐,求她像奇迹一般出现。

奇迹真出现了,他躺在学校的病房里,浑身发烧,脑子乱想。看见姐姐,他并没有叫喊。他在梦中有多少回看见她走进来啊!……他只在床上坐起来,张开了嘴,惟恐这回又是做梦。一直等到她坐在床上,在他身边,把他抱着,而他也缩在姐姐的怀里,嘴唇感到她娇嫩的脸颊,手摸着她在夜车里冻得冰冷的手,才知道当真是姐姐回来了,他就哭了起来。他只会哭,还是小时候那个“泪人儿”。他紧紧抱住她,生怕她又会跑掉。他们两个变了多少啊!脸色多么忧郁!……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在一起了,一切又光明了:病房、学校、阴暗的天色也开朗了;他们紧紧手拉着手,再也不肯放开。她还没有说话,他就要她发誓:再也不离开他。其实他用不着多此一举;不会,她再也不会走了,离别实在是太痛苦;他们的母亲说得对:没有什么比离别更难受的。吃苦要苦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

他们赶快租了一套房子。他们本来还想住原来那一套,虽然房子简陋,却已经租出去了。新的那套也朝着一个院子,但看得见墙外一棵洋槐的树顶,他们立刻就心向往之,把树当做生长在田野里,却关在城里铺石路边的一个朋友。奥利维很快恢复了健康,或者勉强可以说是健康———和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比起来,他还是孱弱的———安东妮蒂在德国住的日子虽然苦闷,至少还赚到了一点钱;她翻译了一本德文书,有个出版商同意采用,又增加了一些收入。经济困难暂时不必放在心上;一切都算顺利,只要奥利维在学年结束时能够考上高师———但是如果考不上呢?

他们一恢复甜蜜的共同生活,对考试的担忧又占据了心头。他们口里可以不谈;但没有用,他们心里不能不想。这个固执的念头到处纠缠不休,连他们娱乐的时光也不放过;在音乐会上,作品在演奏中,他们会忽然想起考试;半夜醒来,考试会张开大嘴,好像一个无底深渊。奥利维一想到姐姐为他牺牲了青春,就不免热血沸腾,一定要减轻她的负担,报答她对自己的恩情,此外,他还害怕要服兵役,如果他考不取,那兵役就是不可逃避的义务———那时只有考上高等学校才能免役———如果身体和精神与大兵相处,那会使他感到无法克服的厌恶。他把军营生活看做———不管他看得对不对———知识分子的堕落。他身上的贵族气和纯洁性都对这种义务反感,甚至到了宁死也不当兵的地步。从今天大家相信的社会道德观点看来,这种反感是可笑的,甚至是应该谴责的;但是不能盲目否认人有这种反感。一个精神上爱孤独的人,偏要受到今天慷慨而庸俗的集体生活的干扰,还有什么比这种痛苦更深入人心的呢!?

第二次考试开始了。奥利维几乎不能参加,他太痛苦,太害怕这一关,不管考得取考不取,他都不得不提心吊胆,结果他巴不得真病倒了反而更好。不料这次笔试却考得不坏。但等发榜又急死人。经过大革命的国家并没有革官僚主义的命,根据古老的传统,考试定在七月中举行,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几天,这仿佛是有意要跟考生过不去,一点也不考虑他们为了准备繁重的科目已经要累垮了。其实这么多的科目,没有一个考官答得出十分之一来的。考作文的日期定在热热闹闹的国庆节之后的七月十五日,这叫需要清静而不要热闹的考生怎么高兴得起来?在考场旁边的广场上,摆开了赶集商贩的售货棚,有噼里啪啦用气枪打靶的,有扑哧扑哧骑着木马转的,有叽里格呐拉着手风琴的,从中午一直闹到半夜。要这样闹上一个星期。有个共和国总统为了讨好老百姓,还让热闹延长了三天。这对他并没有什么损失;反正他什么也听不见!但奥利维和安东妮蒂可遭了殃,喧哗的声音就像锤子在锤他们的脑袋,他们不得不关起窗户,闭紧房门,塞住耳朵,徒劳无功地想方设法要逃避这刺耳的噪音,但噪音却从早到晚像尖刀似的扎进心窝,叫他们痛得揪心。

笔试及格后,几乎接着就是口试。奥利维恳求安东妮蒂不要去旁听。她就在门外等———比弟弟颤抖得还更厉害。弟弟告诉她不是他答错的,就是答不出的,叫她活活受折磨。

出榜的日子到了。录取的名单张贴在巴黎大学的院子里。安东妮蒂这一回不肯让奥利维一个人去。离开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口里不说,心里却都在想:回家时,他们就知道结果了,那时会不会觉得还不如现在提心吊胆的好呢?因为现在总还有一线希望啊!等看到巴黎大学时,两个人都觉得腿发软。安东妮蒂本来胆子大,现在却对弟弟说:

“我求你不要走得这么快……”

奥利维看看勉强微笑的姐姐说:

“要不要在长凳上坐一下?”

他简直不想走到头。但过了一会儿,姐姐握住他的手说:

“不要紧的,弟弟,走吧。”

他们并没有一下就找到录取的名单。他们看了好几张,都没有看到耶南的名字。等他们看到时,反而又糊涂了,重复看了几遍,简直不敢相信。最后,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的确是他这个耶南考取了,反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个人拔腿就走,姐姐拉住弟弟的胳膊,握住他的手腕,弟弟靠在姐姐身上,几乎是跑回去的,一路上什么也没看见,穿过林阴大道时险些给马车撞倒。他们只是互相叫着:

“好弟弟!……好姐姐!……”

他们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一进房间,两个人又拥抱起来。安东妮蒂拉住弟弟的手,把他带到父亲的遗像前面,那是在床边的一个角落里,但对他们而言,就等于是座圣殿;两个人在遗像前跪下,低声地哭泣了。

安东妮蒂订了一顿晚餐,但一口也吃不下,两个人都不饿。晚上的时间是怎样过的呢?奥利维有时坐在姐姐膝下,有时又坐在她膝上,像小时候一样要人抚爱。两个人几乎都不说话。他甚至连快活都没有力气,简直是累垮了。不到九点钟,他们就上了床,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安东妮蒂头痛得要命,幸亏心上卸下了这副重担!在奥利维看来,他似乎是头一次能透出一口气。他得救了,是姐姐救了他,姐姐完成了她的使命;而他也没有辜负姐姐对他的期待!……多少年来,多少年来,他们头一次可以放松一下。两个人一直睡到中午,还躺在各人的床上说话,隔开他们两张床的房门是打开的;他们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对方,看到对方快活得睡肿了的脸;他们笑了,互送飞吻,又模模糊糊入睡,还瞧着对方睡,腰酸背痛,精疲力竭,几乎没有说话的力气,要说也是几个软绵绵、懒洋洋、有气无力的单音节字眼。

安东妮蒂不断地一个苏一个苏节省开支,要存下一小笔钱来,准备万一生病时用。她没有把这点积蓄告诉弟弟,以便使他喜出望外。他考取后的第二天,她就对他说:他们要去瑞士住一个月,慰劳两个人这几年来的辛苦。现在,奥利维考入了高等师范学校,三年都由国家负责费用,毕业后工作又有保证,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用那笔存款了。奥利维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高兴得叫了起来。安东妮蒂更加快活———因为弟弟快活,她就快活———因为要和朝思暮想的田野久别重逢,一想到就会满心欢喜。

准备旅行也是一件大事,时时刻刻想起来都开心。等到他们动身时,八月已经过了好些日子。对于旅行,他们并不习惯。头天晚上,奥利维就没有睡着。火车上那一夜也睡不好。他整天怕误车。他们急得发烧,到了车站挤在人堆里,进了二等车厢又左右受压,连枕着胳膊睡一觉的地方都没有———法国铁路局号称民主,没有钱的旅客却没有睡觉的权利,这样,有钱的旅客才会得意洋洋地感到,睡眠是只有他们才能享受的特权———奥利维连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他不敢完全肯定他没有坐错车,每到一站都要看看站名。安东妮蒂只是睡睡醒醒,车厢颠簸得厉害,使她的头摇来晃去。火车像是流动的大棺材,奥利维借昏暗的灯光瞧瞧她,觉得她面目全非,不免吓了一跳。她的眼眶深深陷下去,年轻的嘴唇累得合不拢,皮肤发黄,脸上到处都有皱纹。这是丧事和失望留下的痕迹。她看起来老了,病了。的确,她太累了!她不好意思提出来:过几天旅行。她怕扫了弟弟的兴;她心里勉强要自己相信:她不是病而是累,一到乡下就会好的。啊!她多怕在路上病倒!……她意识到弟弟在瞧着她,于是强打精神,睁开压得迷迷糊糊的睡眼———她的眼睛多么年轻,多么清澈,多么明亮,有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几分焦急,就像湖上的波光云彩。弟弟温柔而不安地低声问她:身体觉得怎么样?她只握握他的手,回答说是很好。一点温情就可以温暖她的心。

清晨,红光满面的天空照耀着多尔和蓬塔利哀之间的苍白平原,田野的景色苏醒了,欢欢喜喜的太阳从大地上升起———太阳也像他们一样,刚刚逃出了巴黎的牢笼,逃出灰尘扑面的街道,烟雾笼罩的房屋———草原颤抖了,吐出了乳白色的氤氲水气;路上的一草一木,乡村里的小小钟楼,一眼看到底的清清流水,天边起伏的苍苍山峦;火车停在沉睡的乡间,听得见风从远方吹来轻盈动人的早祷钟声;看得见在路旁山坡上吃草的一群母牛的沉重侧影———这一切都对安东妮蒂姐弟二人有吸引力,有新鲜感。他们像是两棵干枯了的树木,喝到从天而降的甘霖,不免心旷神怡。

然后,早上到了瑞士的海关,大家都得下车。平野上只有一个小车站。他们一夜没有睡好,心里不太舒服,一呼吸到清晨潮湿的冷空气,就颤抖起来;好在环境安静,天空纯净,草原的气息扑鼻而来,流到你的口中,碰到你的舌头,顺着你的喉咙,一直进入你的心胸,就像一溪清流;他们站在露天的餐桌前,喝上一杯热牛奶咖啡,咖啡好提神,牛奶有层奶皮,像天空一样柔和,闻起来有田野花草的香味。

他们换上了瑞士的火车,看到不同的新设备使他们高兴得成了孩子。但安东妮蒂是多么疲倦啊!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感到不舒服。周围的一切这么美丽,这么有趣,而她却为什么并不怎么快活?难道这不正是她多少年来的梦想吗:去美丽的地方旅行,弟弟就在身边,不为将来担心,眼前是可爱的大自然……那么,她是出了什么毛病呢?她责备自己,勉强自己分享弟弟天真的喜悦……

他们在土恩下车。第二天,他们要上山。但在旅馆的这一夜,安东妮蒂忽然发起高烧来,又呕吐,又头痛。奥利维心慌意乱,焦急不安,过了一夜。一大早就去请医生———又是一笔预料不到的额外开支,对他们并不富裕的钱包,是不可忽视的数目———医生认为目前情况并不严重,只是劳累过度,体质虚弱。不可能立刻上山了。医生不许安东妮蒂起床,要她整天躺着,并说也许要在土恩多住几天。他们很难过———但病不像他们担心的那样可怕,也就该满足了。不过老远跑来,却关在并不舒服的旅馆里,太阳晒得房间成了温室,也是够难受的。安东妮蒂要弟弟出去走走。他只出旅馆走了几步,就看到了阿尔河碧波荡漾,皑皑雪峰浮现在遥远的天边,不禁心动神驰;但是这种乐趣,他怎么忍心独自一个人享受呢?他马上赶回姐姐的房间,心情激动地描述刚刚看到的景色;姐姐奇怪他回来得太快了,要他再去走走,他却像以前从夏德莱剧院听音乐会回来一样说:

“不行,不行,那太美了,叫我怎么忍心丢下你呢?”

这种心情对他们说来并不新奇,他们知道两个人不在一起就像灵魂脱离了肉体,谁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听到对方诉说这种心情,总会觉得美滋滋的。这种温情脉脉的话对安东妮蒂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好。她一听就微笑了,又幸福,又忧伤———睡了一夜好觉之后,虽然现在上山还为时过早,考虑未免不够周到,她还是决定一大早就动身,并且不告诉医生,免得他不同意。纯净的空气和共同欣赏美景的乐趣,使她冒险的行动并没有付出明显的代价,他们总算没有节外生枝,安全到达了旅途的终点———那是一个离什皮兹不远的背山面湖的小村。

他们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三四个星期。安东妮蒂没有再发高烧;但她始终没有恢复健康。她只觉得脑袋沉重,像一种受不了的压力,时时刻刻压得她不舒服。奥利维老问她身体怎么样,希望她脸色不那么苍白;但大 自然的美景使他沉醉,不知不觉就忘了不安的情绪;姐姐一说身体很好,他巴不得当真如此———虽然明知事实不会尽如人意。再说,弟弟这样兴高采烈,空气这样清新,尤其是环境这样安静,使她在心灵深处感到欣慰。熬过了这么多艰苦的岁月,到底能休息一下,也实在是太好了!

但奥利维十之八九抵抗不住远游的诱惑。远游之后又有一点后悔,怪自己没有充分利用时间和姐姐谈心。甚至在旅馆里,他也不常和她做伴。旅馆里住了一伙男女青年,他和他们起先不打交道。后来,奥利维虽然胆小害羞,却受到了他们的吸引,加入了他们那一伙。他从小缺少朋友,除了姐姐以外,只认识学校里俗里俗气的同学和他们的情人,他见了就反感。现在和年龄差不多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发现他们有教养,快活而且可爱,他感到很亲切。虽然他不喜欢交际,但天生有一颗好奇心,情感丰富,没有邪念,看到少女眼中闪烁着淡淡的情焰,也不能无动于衷。他虽然羞答答,却能讨人喜欢。毫不做作地需要爱人,也需要人爱,使他不知不觉地有了一种青春的魅力,言谈举止都显得殷勤体贴,虽然带有几分笨拙,反倒更能打动人心。他天生有同情心。虽然孤独的生活使他善于运用智力来挑剔别人的缺点,看出别人的庸俗,引起自己的厌恶———但他和人面对面时,却只看见他们的眼睛,从眼里只看到总要消失的生命,和他自己一样,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也和他自己一样,他们的生命很快就会消逝;于是,他对这生命不由自主地感到亲热;无论如何,现在也不肯使他们的生命痛苦;不管他是不是心甘情愿,他也要显得和蔼可亲。他是脆弱的,所以能得到这个“世界”的喜欢,这个“世界”不在乎人的弱点,甚至也不在乎人的优点,而只在乎一样东西———那就是力量。没有力量,优点和缺点都不能发挥作用。

安东妮蒂不能和这些年轻人打成一片。她的健康状态,疲倦的身体,没有明显理由的精神压力,使她力不从心了。长年累月的辛勤操劳,使她身心交瘁,她扮演了弟弟原来扮演的角色;现在,她觉得世界遥远了,一切都遥远了,非常遥远了!……她不能回到他们中间去,他们的说笑打闹,他们关心的小事都使她厌倦,几乎使她感到伤害。她这样很痛苦,巴不得能像这些少女一样,关心她们所关心的事,跟她们一起笑……但是她做不到!……她的心里难受,就像死了一样。晚上,她关在房间里,往往连灯也不点,只在暗地里坐着,而奥利维却在楼下客厅里放纵自己,谈情说爱,他对这套已经习惯了。安东妮蒂却迷迷糊糊,一直等到听见弟弟上楼,和朋友们有说有笑,到了房门口还难舍难分,有说不完的再见,她才清醒过来。这时,她在黑暗中微笑,站起来开了电灯。是弟弟的笑声使她有了生气。

渐渐地秋深了。太阳有气无力。大自然黯然减色。在软绵绵的云雾笼罩之下,十月也失去了光彩;高山戴上了雪冠,平原披上了霓裳。游人走了,先是一个一个,后是一伙一伙。看到他们离去,即使是相见不相识的,也会使人忧从中来,更令人难舍的,是平静而幸福的夏,这是人生沙漠中的绿洲。在一个朦胧的秋日,他们沿着山坡,在树林中作了最后一次散步。他们都不说话,做着忧郁的梦,互相瑟缩地依偎着,紧紧地裹在大衣里,还把衣领翻起,手指捏着手指。潮湿的树林寂静无声,似乎在悄悄地哭泣。听得见树林深处有一只孤零零的小鸟感到冬天来了,发出了温柔而害怕的鸣声。羊群清脆的铃声若隐若现地划破了浓雾,从远方传来,仿佛是他们心灵深处的声音……

他们回到巴黎。两个都很忧伤。安东妮蒂并没有恢复健康。

要准备奥利维住校用的衣物了。安东妮蒂花了她最后的存款;甚至还不声不响地卖了几件首饰。这有什么关系?难道他将来不会还她吗?———再说,他一寄宿,她的开支也少了!……她尽力不想他走后的事,专心为他准备行装;她把全部姐弟之情都投入到工作中,预感到这可能是她为弟弟最后做的一件事了。

他们最后在一起过的几天,几乎寸步不离,惟恐损失了片刻时间。最后一晚,他们在炉边待到深夜,安东妮蒂坐在家中惟一的安乐椅上,奥利维坐在她脚旁边的凳子上,像一个娇惯坏了的大孩子,老是要人温存。他对就要开始的新生活既担心,又好奇。安东妮蒂想到他们不能再这样亲密了,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不免心里害怕。奥利维却似乎要加重她的思虑,从来没有像最后一晚这样体贴入微,天真可爱,仿佛要等到离别前夕才把他的深情蜜意全都表现出来。他坐在钢琴前,为她弹奏他们两个人最喜爱的莫扎特和格鲁克的音乐,不知弹了多长的时间———这种似水的柔情,如雨的忧郁,和他们过去的生活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分离的时刻到了,安东妮蒂把奥利维一直送到校门口才回家。她又孤独了。但这一次和上一次去德国不同,上一次她可以自己做主,只要觉得受不了就可以回来。这一次却是她在家而他走了,要走很久,也许一生不再回家。然而长姊当母,她开始很少为自己着想,只是想到弟弟,担心他不习惯新生活,受人欺侮,还有那些不痛不痒的小烦恼,一个孤独生活而习惯于为亲人担忧的人,很害怕把小事化大。但这种担心至少有个好处,可以使她忘了寂寞。她已经想到明天在会客室见面的半小时了。她迫不及待地早到了一刻钟。弟弟对她很亲切,但关心的,觉得有趣的,都是他见到的新事物。以后几天,她还是一样担心,一样体贴,而弟弟对会面的反应越来越不同了。对她而言,会面现在成了整个生活。对他而言,他当然很爱安东妮蒂,但不能要求他一心一意只想姐姐。有一两次,他来会客室都迟到了。还有一天,她问他有没有烦恼,他说没有。这就像是小刀子刺在安东妮蒂心上———她怪自己不该这样,不该自私;她分明知道这是荒谬的,甚至是不好的,违反自然的,如果他少不了她,或是她少不了他,或是她生活没有其他目的的话。是的,这一切她全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十年来,她整个生命,整个心灵都献给了弟弟。现在,学校夺走了她惟一的关怀,她就什么也没有了。

她努力恢复自己的爱好:做做事,读读书,听听音乐……天呀!弟弟不在身边,莎士比亚、贝多芬显得多么空虚!……当然,他们的作品很美……但弟弟不在身边了!美丽的作品有什么意思,如果心爱的人不能和你共享?美,甚至乐趣,又有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另外一颗心和你共同欣赏的话?

假如她的身体更好一点,她可以努力重建她的生活,寻找另外一个目标。但她已经精疲力竭了。现在,没有什么动力来勉强她,要她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到底,于是她勉强自己坚持的意志力松懈了,她垮了下来。一年多来蠢蠢欲动的疾病一直受到她毅力的压制,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

一个人在家里,她坐在快要熄灭的壁炉旁,让孤独啃她的心;她没有勇气去把炉火烧旺,也没有力气去上床睡觉,一直坐到半夜,迷迷糊糊,哆哆嗦嗦,如梦如醉。她回忆她的逝水年华,又见到了去世的亲人,破灭了的幻想,于是忧从中来,对没有爱情、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感到不胜惋惜。这是一种隐隐约约、不可告人的痛苦……一个孩子在街上的笑声,在楼下走不稳的脚步声……他的小脚似乎在践踏她的心!……有些可疑的想法,不干净的念头,都在对她围攻,那是这个自私自利、寻欢作乐的大都市在侵蚀她软弱的灵魂、感染她的精神———她要和自己的悔恨作斗争,想到自己的情欲就不好意思;不明白是什么使自己痛苦的,于是就怪自己低级的本能。可怜的小奥菲利亚受到一种神秘苦恼的折磨,厌恶地感到从她的心灵深处升起了一股粗野的、混沌的气息,那是生命底层吐出来的呼吸。她不愿再工作,大部分音乐课都不去教了;她本来起床很早,现在却有时一直睡到下午,有什么理由要早起早睡呢?她吃得也很少,或者根本不吃。只有弟弟放假的日子———星期四下午和星期日一整天———她才勉强自己像从前一样和他待在一起。

他一点也没有发现。他觉得新生活太有趣了,哪能分心去注意姐姐。他正处在青春期的某个阶段,这时他很难向别人交心。对过去感动过、或将来会感动他的事情,如果现在不能使他感动,他就不放在心上。上了年纪的人比起二十岁的青年来,对自然也好,对人生也好,有时似乎反倒有更新鲜的印象,能更天真地享受。于是有人说年轻人的心并不年轻,感觉反更迟钝。其实这十之八九是错误的。如果年轻人不把旧情放在心上,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迟钝,而是因为他心上有了新的热情、壮志、欲望、固执的念头。等到年老体衰,对生活不再有希望的时候,旧情才会重现,眼泪也会返老还童再流出来。奥利维有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最重要的是一种不可理喻、一厢情愿的热情———这是他的老毛病———使他魂牵梦萦,对其他一切都视而不见,冷漠无情了。安东妮蒂不知道弟弟出了什么事,只看到他感情疏远。其实,这并不能全怪奥利维。有时,他兴高采烈地回来看她,要和她谈。但一走进来,他就凉了。她焦急不安的神情,抓住不放的狂热,如饥似渴的态度,紧张得压迫人的殷勤———这种过分的温柔、颤抖的关心,立刻使他凉了半截,怎么也说不出心里话来。他甚至以为安东妮蒂反常了。她平常是多么体贴入微啊!但他懒得考虑。对她的问话,他只干巴巴地答个是或不是。她越追问,他越不松口,甚至还用粗暴的话伤人。于是她只好无可奈何地沉默。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浪费了———但他刚走出家门回学校去,就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夜里,一想到自己给姐姐造成的痛苦,就万分苦恼。有时甚至一回学校,立刻给姐姐写一封感情洋溢的信———但第二天早上再看一遍,他又把信撕了。而安东妮蒂并不知道。她还以为弟弟不爱她了。

她还有———如果不是最后的快活———也是最后一次让青春的柔情再度发泄,让爱情的力量和幸福的希望不顾一切地觉醒。再说,这是可笑的,和她安静的天性恰恰相反!她一定是非常苦恼,麻木不仁或者过分激动,才会这个样子,而这是发病的预兆。

她同弟弟去夏德莱戏院听音乐。因为他刚开始负责给一家小杂志写音乐评论,他们可以坐比以前更好的位子,但周围的听众却更令人反感。他们坐在加座的折叠椅上,离舞台很近。那一天有克里斯托夫·克拉夫特演奏的节目。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德国音乐家的名字。但她一看见他出场,心里的血液立刻涌了上来。虽然她的眼睛累得仿佛在雾中看花,但一看到他就毫不怀疑地认出了在德国使她倒霉的朋友。她从来没有对弟弟谈到过他;甚至在她自己心里,也不大可能想起他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只顾得上想自己的生计。再说,她是个头脑清楚的法国少女,不会接受一种莫名其妙、来无影、去无踪的感情。她的内心有一个高深莫测的精神王国,里面沉睡着很多不好意思见人的感情;她知道自己的秘密,但是转过眼睛不看,就像敬畏神明一样,害怕不受理智控制的感情。

等到她的心情平静了一点,她就借弟弟的小型望远镜来看克里斯托夫:她看到他的侧影,站在指挥台前,神气还是那样桀骜不驯,精力非常集中。他穿了一套并不时兴的旧衣服,又不合身———安东妮蒂一言不发,全身冰凉,看到这个可悲的音乐会横生枝节,听众公然不怀好意,要克里斯托夫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对德国艺术家没有好感,不喜欢德国音乐(3)。他们似乎觉得他演奏的交响曲太长了,他又出场来弹几支钢琴曲时,大家就尖声怪叫起来,毫不客气地表示不欢迎。然而他还是演奏了,大家不耐烦地听着;但最高一层楼座上的两个观众高声说些难听的话,说得在场的人都很开心。于是克里斯托夫突然中断演奏,像个野孩子发脾气似的,只用一个指头在钢琴上弹《玛勃洛打仗去了!》的调子,然后站了起来,当着听众的面说:

“你们只配听这种音乐!”

听众先还摸不着头脑,然后就大喊大叫起来。接着又是一场假戏真做的闹剧。有嘘声,有喊声:

“道歉!要他出来道歉!”

这些家伙气得涨红了脸,煞有介事似的,仿佛当真义愤填膺;他们也许有生气的,但更可以十拿九稳说的是,他们要找机会放松一下,胡闹一通,就像上一两堂课之后的中学生一样。

安东妮蒂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仿佛吓成了化石。她的手指抽筋,一声不响地扯着一只手套。从交响乐一开始,她就猜到会出事,她看出了听众无声的敌意,她感到敌意在扩大,她也在克里斯托夫身上看出:不等演奏结束他一定会爆发;她越来越着急地等他发作;她心情紧张,想去拦住他;但事情发生得和她预料的一样,仿佛命里注定就是如此,人定不能胜天。她一直瞧着克里斯托夫,他却目中无人,瞪着嘘叫的观众。这时,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克里斯托夫的眼睛在那一瞬间也许认出了她;但在狂风暴雨的叫嚣声中,他身不由己,心不在焉,思想上并没有认出她来(他并没有想到她会在场)。他就在一片嘘声中走了。

她想喊叫,想说什么,但她张口结舌,好像在做一场噩梦。等她听到她勇敢的小弟弟也在她身边愤愤不平,虽然他并不知道她的想法,却能和她分忧,这才得到一点安慰。奥利维在心灵深处是个音乐家,他有独立的见解,情趣不同凡俗,不受别人支配,如果他爱好什么,全世界反对他也满不在乎。从交响乐头几拍起,他就感到了平生没感到过的伟大。他用出自内心的热情,翻来覆去地低声说:

“多美啊!多美啊!……”

而姐姐却本能地紧紧靠着他,心里充满了感激。听了交响乐后,他狂热地鼓掌,抗议听众的冷嘲热讽,漠不关心。等到剧场大乱时,他气得忘乎所以,这个平时胆小的年轻人站了起来,高声为克里斯托夫辩护,叫打嘘的人住嘴,要跟他们打架。但他的声音淹没在一片喧闹之中;人家用粗话骂他,叫他做毛孩子,还是回家吃奶去吧。安东妮蒂知道寡不敌众,争也没用,就拉住他的胳臂说:

“不要说了,我求求你,不要说了!”

他无可奈何,只好坐了下来,还在愤愤地说:

“可耻,可耻!真丢人!……”

她不说话,忍气吞声;他误以为她不欣赏音乐,就对她说:

“安东妮蒂,难道你,你不觉得美吗?”

她点点头,但动不了,打不起精神。等乐队要演奏另外一支曲子的时候,她忽然站了起来,愤愤不平地对着弟弟的耳朵说:

“走吧,走吧,我受不了这些人!”

他们急急忙忙地走了。到了街上,他们手搀着手,奥利维说起话来还没有消气,安东妮蒂却不开口。

以后几天,她一个人在房间里,有种麻木的感情,她不敢正面看,但感情渗透在思想里,就像血液不声不响在太阳穴下流动一样,扑突扑突跳得叫她难受。

过了几天,奥利维给她带来了一本克里斯托夫的《歌曲集》,那是他刚在一家书店买到的。她随便打开来看。在头一页的歌曲前面她看到了用德文写的献辞:

献给我那蒙了不白之冤的可怜人。

下面还有日期。

这个日期她记得很清楚———她心乱了,再也看不下去。她把《歌曲集》放下,要弟弟弹琴,自己却走进卧室,把门关上。奥利维很喜欢新音乐,就弹了起来,却没有注意姐姐激动的心情。安东妮蒂坐在隔壁房里,尽量不让心跳得太厉害。忽然一下,她站了起来,到衣柜里去找她的小账本,要查她离开德国的日子,还有那个神秘的日期。其实,她早就知道了;的确,就是她和克里斯托夫同看演出的那个夜晚。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满脸通红,手捏着手放在胸部,听着可爱的音乐。她的心沉浸在一片感激之中……啊!她为什么会头痛?

奥利维不见姐姐出来,弹完琴就走进她的房间,看见她躺在床上。他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有点累,并且起来陪他。他们谈起来;但她不能听了问话立刻回答,神情恍恍惚惚,有如大梦方醒;她微微一笑,脸上一红,露出歉意说:头痛得人都糊涂了。于是奥利维离开了她。她要他把《歌曲集》留下。她一个人坐了很久,直到深夜,她都在钢琴前看乐谱,但并不弹,难得随手按个音符,按得很轻,以免打扰邻居。她读乐也不出声,只是浮想联翩,怀着感激的脉脉温情,想着那个同情她的好人,他只凭了神秘的直觉和仁爱的胸怀,居然看透了她的心灵。她的思想不能集中。她只感到幸福而忧郁———忧郁!……啊!她的头痛得多厉害!……

她在温柔而痛苦的睡梦中过了一夜,觉得忧郁压在心上。到了白天,她想摆脱这种麻木的状态,就要出去走走。虽然头还痛得厉害———走走总得有个目的,她就去大商店买东西。她没想到要买什么。虽然她不肯承认,其实,她是在想克里斯托夫。她出去时很累,在拥挤的人群中难过得要命,忽然她一眼看见了在对面人行道上走的克里斯托夫。他同时也看见了她。立刻———她想也没想———就向他伸出了手。克里斯托夫也站住了,这一次,他也认出了她。于是他从人行道跳到马路上,向安东妮蒂走来;而安东妮蒂也努力要挤过去。但潮水般的人流毫不留情,把她像根稻草似的冲走了。而偏偏就在那一片刻,拉街车的一匹马滑倒在柏油路上,在克里斯托夫面前筑起了一道防波堤,两边来往的车马洪流立刻给挡住了,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堆成了一堵墙,霎时间行人无法通过。克里斯托夫拼命挤过来,但他夹在车辆中间,前进不得,退后不能。等到他挤到原来看见安东妮蒂的地方,她已经无影无踪了;虽然她也尽力在人流中挣扎过,但没有用;于是她无可奈何,不再白费力气了;她感到命运的力量沉重地压在她身上,不让她再见到克里斯托夫。人怎么能跟命运斗争呢?等到她挤出了人群,就不再向后转;她觉得难为情:见了面说什么呢?她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来?他又会怎么想?———于是她一溜烟似的回去了。

她回了家,才觉得放了心。但一进房间,在黑暗中,她坐在桌子前,有气无力,连帽子和手套都没脱下。她因为没有和他说话而忧伤;同时,她又看到痛苦在折磨她。她不断回顾刚才发生的事情;她把细节作了修改,想像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见面会怎么样。她又看见自己向克里斯托夫伸出了手,看见克里斯托夫认出她时高兴的表情,于是她笑了,脸红了。她脸红了;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人看见她,她又向他伸出了胳臂。啊!这是她无法抗拒的,她感到自己要消失了,看见一个坚强的生命从她身边走过,并且很温存地瞧着她,她怎能不一把抓住呢?她心里充满了温情和焦虑,在半夜里向他喊道:

“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她全身发烧,却起来点灯,拿了几张纸,一支笔,她给克里斯托夫写了一封信。这个怕难为情而又高傲的少女,假如不是生病,是决不会想到给他写信的。她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她已经身不由己了。她叫他的名字,说她爱他……写了一半,她停了笔,吓了一跳。她想重写,劲头已经打断;头脑空了,并且发烧;费力也找不到词句;人累垮了。她还害羞……写信有什么用?她明知道这是设法欺骗 自己,她怎么会把信寄出去呢?……即使她想寄,怎么能寄到?她没有克里斯托夫的住址……可怜的克里斯托夫!即使他知道她,即使他对她好,他又能帮她什么忙?……太晚了!来不及了,一切都是白费;这是鸟之将死,拼命地拍翅膀,作最后的挣扎。只有听天由命……

她在桌前待了很久,沉思冥想,一动不动。过了半夜,她才吃力地———鼓起勇气,站了起来。她机械地、习惯地把信稿夹在小书架上的一本书里,打不起精神来整理,也懒得花力气去撕掉。然后,她又躺下,发烧得打哆嗦。她解开了人生之谜,她感到实现了天意。

一片宁静降临到她心上。

星期天早上,奥利维从学校回来,发现安东妮蒂卧床不起,口里有点胡言乱语。医生请来了。他诊断是急性肺痨。

最后几天,安东妮蒂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严重;她总算找到了使她精神上惶恐不安的原因。这个可怜的少女本来为自己的心情感到惭愧,现在明白了不能怪自己,这是生病的结果,反倒松了一口气。她还强打精神料理后事,焚烧文稿,写信给纳端太太,求她在她“死”后几个星期———她甚至不忍心写出“死”字———照顾她的弟弟。

医生已经无能为力,肺痨到了晚期,安东妮蒂积劳成疾,体力也消耗尽了。

安东妮蒂倒还镇静。自从她感到无望之后,反而不再苦恼。她回顾自己经受的考验,总算看到了成果:亲爱的奥利维考取了高等师范;她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她心里想:

“是我一手造成的。”

她又怪自己不该得意:

“我一个人怎么行?还是靠上帝保佑。”

于是她感激上帝让她活到大功告成之日。一想到现在就要离开人世,她不免心如刀绞;但她不敢抱怨,抱怨就是对上帝忘恩负义,因为上帝早就可以要她归天的。假如她早死一年,那怎么办呢?———她叹了一口气,又卑躬屈膝地感激上帝了。

虽然她呼吸困难,但她一声不吭———只有睡迷糊了,才会孩子般地呻吟。她无可奈何,微笑地看人看事。看到奥利维永远使她欢喜。她不说话,只动嘴唇叫他,要他把头靠在枕上,在她头边;他们眼睛对着眼睛,默默无言,她就这样悠悠地看着他。最后,她抬起身子,双手紧紧抱住他的头说:

“奥利维啊!……奥利维!”

她把颈上的圣牌解了下来,挂在弟弟颈上。她请忏悔神甫、医生,请大家代她照顾奥利维。大家觉得她似乎寄生在弟弟身上。她在临死之前,生命仿佛在海上漂泊,要寻找一个小岛。有时,温情和信仰的神秘激动使她陶醉,她不再感到痛苦;悲哀成了快乐———一种超凡入圣的快乐,在她嘴上,在她眼里发出了光辉。她反复说:

“我很幸福……”

她渐渐昏迷了。在最后清醒的片刻,她嘴唇还在动,看得出她在念什么东西。奥利维走到她的床头,俯下身子。她还认出了他,对他微微一笑;她嘴唇在哆哆嗦嗦,眼睛里含着泪水。听不见她想说的话……但奥利维像抓住一丝呼吸似的听到了一句歌词,那是他们两个非常喜欢,她曾多次唱给他听的一支老歌谣:

我会回来的,亲爱的好人,我会回来的……

然后,她又沉入了昏迷之中……从此,她就一去不复返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就引起了许多陌生人的深深同情;因此,有些她连姓名都不知道的邻居,也来向奥利维表示虽曾相逢却不相识的慰问。安东妮蒂的葬礼也不像她母亲的那样冷落。她弟弟的朋友、同学,她教过音乐课的家庭,她路上碰到过、没说过话、也不了解彼此身世、但暗中钦佩她姐弟之情的人,甚至还有些穷苦人,帮过忙的管家婆,附近的小商贩,都来送葬,一直送到墓地。奥利维在她去世的当天晚上,给纳端太太接到她家里去,他痛苦得六神无主,也就身不由己了。

幸而他正处在一生中惟一能受得起打击的时期———只有这时他才不至于整个身心都淹没在绝望中。因为他刚开始新生活,成了新集体中的一分子,不管他怎么想,他也得过集体生活。学校里繁忙的功课,求知的热情,定期的考试,为生活所作的奋斗,使他不可能只想自己,不可能孤独。他感到苦恼,但这反倒救了他。早一年,晚几年,他是跳不出苦海的。

然而他还是尽可能躲开伙伴,一个人去思念姐姐。他不能保留他们两个人共同生活过的那套房间,觉得很难过,但是他没有钱。他希望那些似乎关心他的人明白他不能保存姐姐遗物的苦衷。却似乎没有人明白。他借了一点钱,给人补习功课又挣了一点,这样就租了一个顶楼,把姐姐遗留下的家具、床桌、扶手椅等都堆在里面。他把这间顶楼当做纪念姐姐的圣地。碰到心情沮丧的日子,这里就成了他的藏身之所。他的同学以为他有不可告人的私情。他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想念姐姐,双手抱头。可惜他没有她的照片,只有一张两个人小时候的合照。他对着小照片又说又哭……她到哪里去了?啊!即使她在天尽头,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他每走一步就能接近她一点,他会多么快活地用抑制不住的热情去寻找她啊!即使要经历千辛万苦,哪怕要光着脚找上几百年,他也不会在乎!……对,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会找到她……但是一点可能也没有……没有任何方法能再见一面……多孤独啊!现在,没有她来爱,出主意或安慰,就把他推上了人生的道路,他显得多么笨拙,多么幼稚啊!……谁要在人世有幸尝到过一次亲密无间、没有界限的感情,那尝到的就是不平凡的幸福———这种幸福失去之后,会使人遗恨终生……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不幸的时候回忆幸福的日子……(4)

对于柔弱的心灵来说,最大的不幸就是尝过幸福的滋味。

如果说在人生开始的时期失去了心爱的人是悲痛的事,那到了生命枯竭的晚期就更加可怕了。奥利维正年轻;虽然天生的悲观,遭到过不平,但他将来要生活的日子还长。况且安东妮蒂临终的时候,似乎让弟弟吸收了她的灵魂。他也相信是吸收了。虽然他不像姐姐那样有信仰,但也朦胧觉得姐姐没有完全离开人世,而是像她说的那样:寄生在他身上。布勒塔尼人相信短命的人并没有死,他们的幽灵还在生前居住的地方漂泊,一直到正常死亡的年龄为止。这样说来,安东妮蒂还在奥利维身边,和他一同长大。

他把他找到的文稿重新看了一遍。可惜她几乎把什么都烧掉了。再说,她也不是一个喜欢把内心生活记录下来的女人。看见自己暴露的思想,她是会羞得脸红的。她只有一本小小的笔记本,但除了她自己以外,别人几乎是无法看懂的———小笔记本中记下了一些日期,但没有文字说明,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使她喜欢或动感情的小事,她用不着详细的记录就能回想起来。几乎所有的日期都和奥利维生活中的大事有关。她还保存了弟弟写给她的全部信件,一封也不缺少。唉!他却没有那么细心,几乎把他收到的信都丢掉了。他哪里用得着信呢?他以为姐姐是不会离开他的,她温情的源泉似乎是永远不会枯竭的;他自以为永远可以用她的温情来滋润自己的嘴唇和心灵;于是他毫无先见之明,浪费了他所得到的感情;现在,他恨不得把点滴感情都珍藏起来……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在他翻开安东妮蒂的诗集时,忽然发现一张揉过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

“奥利维,我亲爱的奥利维!……”

他几乎要晕倒了,抽抽噎噎哭了起来,把嘴唇紧紧贴着那张无形无影、从坟墓中对他说话的嘴巴———从这天起,他翻遍了她的书籍,一页一页地查,看她还有没有留下什么心里话。他找到了她写给克里斯托夫的信稿。于是他才知道她没说出来、只在心里酝酿的浪漫史;他才发现了他不知道、也没去了解的姐姐的感情生活;他想像她最后几天多么心情不安,又得不到弟弟的照顾,只好向陌生的朋友伸出手去。她从没对他讲见过克里斯托夫的事。信里只有几行隐约谈到他们在德国见过面。他只知道克里斯托夫对安东妮蒂很好,但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却不知其详,只知道安东妮蒂那时对克里斯托夫有了感情,但一直到死都保守秘密。

奥利维早就喜欢克里斯托夫艺术的优美,现在更觉得说不出和他多么亲近。姐姐爱过他,这在奥利维看来,爱克里斯托夫就是爱姐姐。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接近他。但不容易找到他的踪影。克里斯托夫自那次失败后,已经在无边无际的巴黎销声匿迹了;他脱离了社会,社会上也没有人关心他。几个月后,机会来了,奥利维在街上碰到克里斯托夫,他病还没有痊愈,脸色苍白,两颊深陷。奥利维不敢上前招呼他,只是跟在后面,走到他的门口。他想给他写信,又拿不定主意。给他写什么呢?奥利维并不是一个人,安东妮蒂还寄生在他身上,她的爱情,她的羞怯都移交给他;想到姐姐爱过克里斯托夫,使他见到克里斯托夫就脸红,仿佛自己成了安东妮蒂似的。然而,他多么想和他谈姐姐啊!———但是不行。她的秘密封住了他的嘴。

他设法找到克里斯托夫。只要他认为克里斯托夫会去的地方,他都去。他热烈地希望向他伸出手来。但一见面,他又躲开,怕他见到。

最后,在一个朋友家的晚会上,克里斯托夫到底注意了他。奥利维站得离他很远,什么也没说,只是瞧着他。那天晚上,安东妮蒂的阴灵一定附在奥利维身上,因为克里斯托夫在奥利维眼里看到了她;正是她的阴灵突然出现,使克里斯托夫穿过客厅,向着陌生的年轻人走来。年轻人像脚上长了翅膀的天使,给他带来了幸福的阴魂令人柔肠寸断的敬意。

【注释】

(1)“鸣锣开道”的拉丁文没有译出来。

(2)“德·”是贵族的标志;德维利叶是平民。

(3)参看第五卷《市场》。———原注

(4)原文是拉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