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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失败重新塑造了优秀的人物，把他们进行了筛选，选出了心灵纯洁的强者，使他们更加纯洁，更加有力；但也加快了弱者的堕落，阻挡了他们前进。这样，失败把大多数跌倒的弱者和继续前进的强者分开了。强者知道，觉得痛苦，甚至最强者也在暗暗地难过，感到无能为力，感到孤独。最糟糕的是，强者不但和弱者的主流分开，也和强者的支流分开了。大家各 自奋斗。强者只想自救。“人啊，帮助你自己吧！……”他们没有想到这句话的积极含义是：“人啊，你们互相帮助吧！”大家都缺乏信任，不肯流露同情，不需要胜利者才需要的共同行动，不感到精力充沛，不敢攀登顶峰。
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对这点还是有所了解的。在巴黎到处都有能了解他们的人，在这座楼里就有他们不相识的朋友，但他们却像是在亚洲的沙漠中一样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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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很艰苦。他们几乎没有固定收入。克里斯托夫的工作只是为赫区特抄写乐谱，改编乐曲。奥利维却没有思前顾后就向学校辞了职，因为姐姐死后他太伤心泄气，加上在纳端太太的社交圈子里有一次痛苦的恋爱经验———他从来没对克里斯托夫说过，因为他不好意思讲自己的苦恼，即使是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也总保持一点神秘的距离，这反倒使他显得更可爱了———在他意志消沉，渴望沉默的时期，教课的工作对他变得不可容忍。他对这个职业失去了兴趣，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自己，高声说出自己的思想，不愿没有单独的时间。如果要使在学校里教课成为高尚的职业，那一定要有信徒传道的精神，但奥利维不是信徒；而大学教师又一定要和学生群众打交道，这对于奥利维这样喜欢孤独的人来说是一种痛苦。有两三回要他当众讲演，他简直难为情得要命。他厌恶做讲台上的展览品。他看透了群众，他仿佛长了触角似的，感到他们多半是无所事事，只想消遣解闷的人；而扮演逗笑取乐的角色并不合他的口味。尤其是从高高的讲台上说出来的话会歪曲思想；一不小心，说话就会变成哗众取宠，手势、字眼、态度、表达方式，甚至心理状态，都会言不由衷。公开讲演总是在两个暗礁之间摇来摆去，不是扮演讨厌的喜剧，就是客客气气地卖弄学问。这样面对着几百个既不认识，又不说话的哑巴听众，高声唱独角戏，就像是一套人人可穿、却都不合身的现成衣服，对一个有点孤僻而又高傲的艺术家来说，简直是虚假得难以忍受。奥利维感到需要全神贯注来表达自己完整的思想，就放弃了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教书职业；现在，再也没有姐姐来纠正他沉醉于梦想的偏向，他就动手来写作了。他天真地想只要作品有艺术价值，不必费力，价值不会得不到承认。
不久他才如梦方醒。不可能出版什么作品。他像个嫉妒的情人一样热爱自由，痛恨一切损害自由的东西，所以他离群索居，像一株缺少阳光空气的草木，生长在敌对的政治宗教集团之间，但全国的出版界都在敌对社团的控制之下，他却置身于一切文学团体之外，所以同样受到排挤。他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有。他到处碰钉子，碰到的只是知识界的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只有极少数真把文学当做使命，热心研究学问的人除外）。一个人头脑里斤斤计较利害得失，不惜让心灵萎缩，这实在是可悲。这种人没有仁慈之心，他的智力像把藏在刀鞘里的尖刀，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割断你的脖子。你得随时随地小心提防。千万不能和这种人交朋友。朋友一定要交好人，交那些爱美好事物而没有其他企图的老实人，不能交那些生活在艺术之外的朋友。艺术的空气并不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呼吸的。只有非常伟大的人才能生活在艺术的氛围中而不失去爱心，而爱是生命的源泉。
奥利维只能靠自己。而自己也靠不住。一切活动都要付出代价。他却不肯为作品低声下气。他脸红耳赤地看到一些年轻作者低三下四地讨好有点名气的剧院经理，经理却颐指气使，把他们看得比下人还不如。奥利维即使是要他的命，也不干出这等事来。他只把稿子寄出去，或是送到剧院或杂志社的办公室，让稿子放上几个月没人读也不管。一天他侥幸碰到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一个可爱的懒骨头，奥利维从前好说话，轻易地就帮他做过练习，因此他对奥利维怀有佩服而感激的心情；他不懂文学，却认识文人，文人比文学价值高得多，加上他有钱，是个场面上的人物，喜欢冒充高雅，乐得让人随意利用，只是利用不能过头。他对一家大杂志的编辑部说了奥利维的好话，因为他是杂志的股东；编辑立刻把他埋在稿子堆里的作品找了出来，读了一遍，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因为即使作品有价值，但作者是个无名之辈，他的名字就不值钱———最后决定采用。奥利维一听到这个好消息，以为自己总算苦尽甘来，也有出头之日，哪里知道苦难才开头呢？
在巴黎，要人采用一篇作品，相对来说还不算难，但要印成白纸黑字，却是另一回事了。那一定要等待，等上好几个月，如果你没有吹牛拍马的本领，不会时时刻刻去拜见这些小皇帝，让他们记得有你这么一个人，并且你已下定决心纠缠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话，甚至可能等上一辈子。奥利维却只会待在家里，在等待中搞得筋疲力尽。他最多也只写信去催问，人家却置之不理。他一烦躁，甚至不能继续工作。真是糊涂！但这又不是讲道理的事。他坐在桌子前等每一班的邮件来，精神不安，沉浸在苦闷中；他不下楼，一下楼就带着一线希望，看一眼门房的信箱，立刻又失望了；他到处乱走，眼里什么也看不见，心里只想回去看信；等到最后一班信送过了，等到房里静得只听到楼上笨重的脚步声时，他感到人生的冷漠真会憋死人。他只等个回音，一句话也行！难道连这一点小恩小惠也不肯施舍吗？不施舍的人哪里想得到他们造成的痛苦。每个人都将心比心地看世界。死气沉沉的人看世界也是死气沉沉的；他们想不到年轻人的心灵会为等待、希望、痛苦而颤抖；即使想到，他们自己肠肥脑满，对如饥似渴的年轻人也只会做出冷酷无情、含讥带刺的沉重批评。
最后，作品总算发表了。但奥利维等了这么久，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作品对他仿佛是失丢了生命的东西。然而，他还希望能给别人带来生命。作品中闪烁着诗意和智慧，不会没人看得出来。但结果却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应———他再试了两三回。由于他游离在各个宗派之外，所以到处碰壁，甚至受到敌视。他一点也不理解，只天真地以为：对即使不算完美的新作品，每个人的天然感觉都应该是欢迎的。每个人都该感激给他带来一点美、一点力量或欢乐的人。但他碰到的却只是漠不关心，或是冷言冷语。虽然他知道他写的作品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感觉，还有其他老实人的思想。但他不知道这些老实人并不读他的作品；发表文学上的意见，也没有他们的份。即使有两三个人看过他的作品，而且也有同感，他们却不肯说，宁可锁紧嘴巴。这些人不投票，也不谈论艺术；他们不读书，书使他们反感；他们不上剧院，戏剧令人生厌；他们让敌人去投票，去选举他们的敌人，天花乱坠地吹捧一些作品和思想，虽然那只代表一小撮厚颜无耻的人。
奥利维不能指望思想上和他同类的人共鸣，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他就只好落在一伙敌人手里；他们是些在思想上反对他的文人，还有听命于文人的评论家。
他一碰到敌人就会流血。他对批评过于敏感，就像老作曲家布鲁克纳一样，老人不敢再演奏他的作品，因为他受不了报纸的恶意攻击。奥利维甚至得不到学校老同事的支持，同事们因为职业关系，多少保存了一点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感，本来可能会了解他。一般说来，这些老老实实的好人遵守纪律，全心投入工作，但他们干的这一行总是得不偿失，说起话来难免有点尖酸刻薄，他们不能原谅奥利维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他们是好公务员，不肯承认别人的才能高人一等，除非他的地位高一级。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三种可能的对策：一是努力打破包围，二是委曲求全，三是退而写作，只求自得其乐。奥利维不能走第一第二那两条路，只能走第三条。为了生活，他只好辛辛苦苦地给人补习功课，还写一些作品，但不可能开花结果，就萎缩衰退，化为泡影了。
克里斯托夫像暴风骤雨从天而降，闯入了这没有光明前途的生活。他痛恨周围的黑暗，也恨奥利维无可奈何的忍耐。
“难道你没有一点血性？”他喊道，“你怎能忍受这种生活？你明知道自己比这些畜生高明，怎能让他们压得低头？”
“你叫我怎么办？”奥利维说，“我不愿意还手，我厌恶和我瞧不起的人对打；我知道他们对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我可不行。我不但厌恶他们伤害人的办法，也怕伤害他们。我小时候老挨同学的打。他们以为我胆小，以为我怕挨打。其实我更怕打人。有一天，一个看见我挨打的人对我说：‘你干吗不在他肚子上踢一脚，叫他完蛋！’这话吓了我一跳。我觉得还是挨打好些。”
“你太没有血性了，”克里斯托夫又说道，“还有你那些该死的基督教思想！……在法国，你们的宗教教育就只剩下了《教理问答》；阉割了的《福音书》，枯燥无味、没有骨气的《新约》……人道主义的迷信，眼角上老挂着眼泪……你们的大革命呢！还有卢梭、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年，尤其是犹太人呢！……不如每天早上念一段犹太人用血泪写的《旧约》吧！”
奥利维反对了。他对《旧约》早就反感。这种反感说来话长，还得从他幼年时代在外省的图书室里说起，那时，他偷偷地翻到了一本有插图的《圣经》，这本书从来没有人看———对孩子更是禁书———其实禁止并不必要！奥利维读不了多久就把书关上了，又恼火，又难过，还不如钻到《伊利亚特》、《奥德赛》或者《天方夜谭》中去找安慰呢。
“《伊利亚特》中的神都是人，长得好看，气势汹汹，恶狠狠的，我能理解他们，”奥利维说，“我喜欢他们，或不喜欢他们，即使我不喜欢他们，也对他们有感情，我已经坠入情网了。我同阿喀琉斯的朋友一起吻他流血的双脚。但《圣经》中的上帝却是个有偏执狂的老犹太人，他总是气得发疯，不是咒骂，就是威吓，像饿狼疯狗一样号叫，在云端里大发雷霆。我不了解他，也不喜欢他，他没完没了地诅咒，骂得我头痛，他的凶狠残暴吓得我要命：
对摩亚的宣判……
对大马斯的宣判……
对巴比伦的宣判……
对埃及的宣判……
对海边沙漠的宣判……
对显灵谷的宣判……
“‘这是一个疯子，自以为是审判官、检察官、刽子手三位一体，在监狱院子里宣布鲜花和石头的死刑。令人气憋的刻骨仇恨在书里发出了杀声震天的叫嚣……断壁残垣的叫嚣……笼罩摩亚的叫嚣；鬼哭狼嚎，传遍了天涯海角……’———有时，他在大屠杀中也会放下屠刀！看看周围粉身碎骨的孩子，惨遭奸污、开肠剖肚的妇女；他会放声大笑，像希伯来野蛮的雇佣军屠城的狂醉滥饮时那样大笑：
万军之主耶和华为部下大开盛宴，摆上羊膏肥肉，陈年醇酒……主的剑上鲜血淋淋，羊脂滴滴……
“最不好的是，这位天神极不老实，派先知下凡来蒙蔽群众，捏造种种理由，要他们受苦受难。
去，要这个种族的人心肠狠一些，闭住他们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免得他们明白真相，免得他们改变主意，免得他们恢复健康。
主啊！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直到房子没有人住，土地没有人耕……
“不，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凶神恶煞！……
“我还没有蠢到不知道语言的力量。但我不能把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分开；如果我有时也赞美这个犹太人的上帝，那是像赞美老虎一样。莎士比亚创造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怪物，也创造不出一个这样充满仇恨的角色———他的仇恨都是神圣的、道德的。这本书真吓死人。疯狂有传染性。上帝的疯狂更危险，因为他杀了人还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是净化了世界。我一想到几百年来英国吃的都是《圣经》的奶，不禁吓得发抖。幸亏英法之间还隔着海峡的鸿沟。如果一个民族把《圣经》当做精神食粮的话，我永远不能相信这是个文明的民族。”
“这样说来，你见到我也应该吓得发抖了，”克里斯托夫说，“因为我就是吃这种奶长大的。我吃的是狮子的骨髓。吃了之后，心里什么也不害怕。《新约》的《福音书》要是没有《旧约》来消除书中的毒素，那吃起来是淡而无味、不利于健康的。《圣经》是民族求生存的脊梁骨。怎么能不斗争，怎么能不恨呢？”
“我恨的就是恨。”奥利维说。
“只要你能恨就好了！”克里斯托夫说。
“你说得对，我就是恨不起来。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睁开眼睛不看敌人有没有道理。我老念叨着夏丹的话：‘要温和！要温和！’”
“该死的绵羊！”克里斯托夫说，“但你想做绵羊也做不成，我要赶你跳过壕沟，我要敲锣打鼓拉着你走。”
的确，他着手管奥利维的事，为他打抱不平。但他出师不利，听到头一句话就恼火，反而帮了朋友的倒忙，他事后才发现，又怪自己太笨。
奥利维不肯袖手旁观。他也为克里斯托夫战斗。虽然他不相信斗争有用，虽然他清醒的头脑对过激的言行冷嘲热讽，但等到他为克里斯托夫帮忙的时候，他过激的程度反超过了别人，甚至超过了克里斯托夫。他忘记了一切。一个人在恋爱中会失去理智。奥利维就像在恋爱一样———不过，他显得比克里斯托夫更高明。这个年轻人做自己的事，毫不通融，笨手笨脚，但为朋友办事却会用手段，耍花招；他为朋友争取支持费的力气和心机都令人惊讶；他有办法使音乐评论家和资助人对他的朋友感兴趣，若为自己求人，他反倒会脸红的。
但说到头，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可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相互之间的友爱没有使他们少做傻事。克里斯托夫借了债偷偷地为奥利维出版了一本诗集，但一本也没有卖掉。奥利维要克里斯托夫开个音乐会，几乎没人来听。克里斯托夫对着空荡荡的大厅，勇敢地用亨德尔的话来进行自我安慰：“好极了！我的音乐可以听得更清楚……”但这豪言壮语并不能捞回他的本钱；回到楼里，两个人心情都沉重。
在困难中，惟一来帮忙的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犹太人，名叫泰德·莫克。他开了一家艺术照相馆，对照相很感兴趣，有风格，有技巧；但他兴趣太广，往往妨碍了做生意。照起相来，也是在改进技巧，研究洗印的新方法。虽然他心灵手巧，还是很少成功，却花了很多钱。他书读得很多，对哲学、艺术、科学、政治上的新思想，他都跟踪；他嗅觉特别灵敏，能发现有潜力的独到见解，就像受到磁铁暗中吸引一样。奥利维的朋友都是孤军作战，各搞各的，莫克就是他们的联系人。他东奔西走，不知不觉地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个长期的思想交流网。
开头，奥利维要介绍克里斯托夫认识莫克，克里斯托夫却不愿意；他的经验太多，懒得和以色列人打交道了。奥利维笑了笑，坚决不让步，说他了解犹太人并不比了解法国多。克里斯托夫只好同意；头回见到泰德·莫克，他做了个怪相。从外表看来，莫克真是再像犹太人也没有了，简直是厌恶犹太人的画家画出来的：个子矮小，头已秃顶，长得难看，鼻子像个面团，眼睛很大，从大眼镜上边看人，胡子七长八短，又粗又黑，手上毛多，胳膊太长，腿却又短又弯，像一个小小的叙利亚上帝。但他好心好意的表情打动了克里斯托夫。尤其是莫克人很朴实，不说没用的话，没有过分的恭维，片言只语都有分寸。但他热心帮忙；甚至不等人家开口，事情已经办好。他时常来，来得太多了一点，但带来的几乎总是好消息，总是为两个朋友中的一个找到了差事：不是约奥利维写篇稿子或者讲课，就是介绍克里斯托夫去教音乐。他从来不耽搁太久。他显得怕打扰别人。也许他看出了：克里斯托夫一眼见到他这张迦太基人的胡子脸出现在门口，总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他叫他做莫洛克———但过后又对他的好心好意显得非常感激。
犹太人的好心并不少见：即使他们不身体力行的时候，也最乐意承认有这种品德。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好心好意表现得不是消极的就是中性的：宽恕，不大在乎，不做坏事，带讽刺的容忍。莫克的好意却是积极热情的。他总是准备为什么人或对什么事做出贡献。为他可怜的犹太教友，为逃亡的俄国人，为各国的被压迫者，为贫困的艺术家，为一切不幸的人，为一切慈善事业。他的钱袋总是不封口的；即使钱不多了，他也总有办法掏出几个硬币，等到他的钱包空了，他就会要别人掏钱；他从不计较自己的辛苦与奔波，只要能帮人忙就行。他只不该老表白自己的真心实意，不过，最重要的是，他的确是真心实意的。
克里斯托夫既不喜欢莫克，又同情他，有一回他像个惯坏了的孩子一样，说了一句叫人伤心的话。其实，那一天他是给莫克的好心好意感动了，居然亲热得抓住他的两只手说：
“多倒霉啊！……你怎么是个倒霉的犹太人？”
奥利维听了大吃一惊，脸都红了，仿佛说的是他自己一般。他很难过，设法要消除这句话造成的创伤。
莫克却只笑了笑，虽然难过，但不激动，仿佛解嘲似的说：
“更倒霉的是做了一个人。”
克里斯托夫只把这当做一句俏皮话。但话里的悲观主义思想却比他想像的要深刻得多；奥利维的感觉更加细腻，凭直觉就能感到。在他们认识的这个莫克之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恰恰相反的莫克。他表面上的性格是他长期和自己的本性斗争的结果。这个人看起来简单，其实是精神上扭曲了；在他放松自己的时候，就会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化，最真实的感情也显得做作，带有讥诮的意味。这个人看起来谦虚，有时甚至过分卑躬屈膝，其实他自己知道内心很骄傲，所以谴责自己毫不留情。他乐观的微笑，不停的活动，不断的帮忙，其实掩盖着内心的空虚。说明他心灰意懒得要命，简直不敢正视自己。莫克说起来相信一大堆：人类的进步，犹太精神净化后的前途，法国作为新思想战士的命运———他很乐意把三件事看成是一件———奥利维可不会受骗，他对克里斯托夫说：
“其实，他什么也不信。”
莫克虽然通情达理，随遇而安，但还是神经衰弱，不愿意看到内心的空虚。但空虚总会发作；他半夜会忽然惊醒，长吁短叹。他到处找事做，就像落水的人找救生圈一样。
古老民族的后代既有特权，也要付很大的代价。他们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受过考验，有筋疲力尽的经历，智力和情感都受过挫折———几百年生活沉淀下来的渣滓就是苦闷……苦闷，犹太人无穷无尽的苦闷，和我们雅利安人的苦闷有所不同，我们的苦闷也很难受，但至少有明确的理由，理由一消失，苦闷也消失了，因为我们的苦闷往往来自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而对某些犹太人来说，却是生命的根源受到了毒药的污染。他们不再有欲望，对一切都不再有兴趣：无论是雄心壮志，或是爱情、欢乐，都是一样。这些东方的无根游民千百年来耗尽了精力，希望心灵不受干扰而做不到，现在只剩下了一样东西，并不是原封不动的，而是病态过敏的思想，没完没了的分析，这使他们失去了享乐的可能和行动的勇气。精力最旺盛的人也只是自己分配角色自己演，而不是为自己行动。说来也怪，他们中不少人———并不是聪明或不认真———对现实生活不感兴趣，虽然口里不承认，却真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演起戏来———这是他们惟一的生活方式。
莫克也是一个演员，照他自己的方式演。他活动的目的是使感觉麻木。许多人活动都是为了自私的目的，他活动却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他对克里斯托夫的忠诚令人感动，也叫人觉得累。克里斯托夫对他不客气，接着就后悔了。莫克从来不怪克里斯托夫。他不怕碰钉子。并不是他对克里斯托夫的感情特别深。他喜欢的是帮忙，却不在乎帮谁。谁都只是他做好事的借口，他不做好事就活不下去。
他费了好大的气力，才使赫区特决定出版克里斯托夫的《大卫》和其他几部作品。赫区特心里看重克里斯托夫的才能，但并不急于使他得到承认。一直等到莫克准备自己出钱托另外一个出版商印乐谱，他才不好意思，只得主动承印了。
在紧急关头，奥利维病了，钱又用光了，莫克还会想到找费利克斯·韦尔，就是那位和两个朋友住在一座楼里的有钱的考古学家。莫克和韦尔本来相互认识，但彼此间缺少感情。他们大不相同；莫克好动，神出鬼没，有革命的思想，举动也许过分“大众化”，不免引起韦尔的讽刺，因为他好静，爱开玩笑，举止文雅，思想保守。其实，他们的内心有相同之处，两个人对积极活动都一样不感兴趣；支持他们的只是顽强的、机械的生命力。但两个人都意识不到他们的共同本质，只是起劲地扮演他们的角色，而他们的角色的确不同，几乎沾不上边。因此，莫克只受到韦尔相当冷淡的接待；他提到奥利维和克里斯托夫在艺术上的打算，想引起韦尔的兴趣，碰到的却只是含讥带讽的怀疑态度。莫克不是超前冲向这个理想国，就是迈步朝向那个乌托邦，使犹太人社会觉得可笑，并且把他当做一个“敲竹杠”的危险人物。这一回和以前一样，他还是一点也不泄气，在他坚持的时候谈到了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的友情，居然打动了韦尔的心。他一看到机会来了，就乘胜追击。
他触动了韦尔敏感的心弦。这个老人什么都看得开，没有朋友，却很看重友情；他一生看得最重的是一个中途弃世的友人，是他内心的珍宝，一想到他，心里才有寄托。他建立了基金会，纪念这个亡友。他把自己的作品献给他，以志不忘。莫克谈到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之间的友情打动了他。他的亲身经历有点像他们的故事。他失去的那个朋友对他说来是个兄长，是青年时代的伙伴，是他崇拜的带路人。那是个年轻的犹太人，有发热发光的智慧和慷慨的热情，在冷酷的环境中感到痛苦，他献身给伟大的事业，要振兴他们的民族，然后由民族来振兴世界。他消耗了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烧得干干净净，像个松香火把一样发出了几小时的光辉。他的火焰照亮了小韦尔不重感情的心。朋友活着的时候，韦尔跟随他的左右，在他信心的光环中前进———对科学的信心，对精神力量、未来幸福的信心———那都是这位救世主的心灵发出的光辉。但朋友的火焰熄灭之后，不够坚强却爱嘲讽的韦尔就从理想主义的高峰，落到《传道书》中所说的一切皆空的沙土里。这种空虚思想还存在于每个犹太人的心灵中，随时准备吞噬他的精神生命。但他从来没忘记和朋友在光辉中共同度过的时刻，把几乎已经消失的光环保存在心里，仿佛惟恐被人夺去。他从来没对人谈过这个朋友，甚至对他亲爱的妻子也没谈过，因为他把这当做神圣的事情。这个老头被认为是心灵干枯、没有趣味的人，到了人生的晚年，却在心里反复念叨着古印度婆罗门高僧辛酸痛苦而又未能忘情的话：
世界上毒化了的树木还能结出两个比生命的甘泉更甜美的果子：一个是诗，一个是友情。
从此，他对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发生了兴趣。知道他们高傲的性格，他没有惊动他们，只通过莫克搞到了一本奥利维刚出版的诗集；不等这两个朋友提出申请，甚至他们连做梦也猜想不到，他却为这部作品搞到了学院的奖金。这真是喜从天降，因为他们正缺钱呢。
克里斯托夫知道这意外的收获来自一个他对之不怀好感的人，就对自己过去的说法和想法觉得后悔；他虽然不喜欢拜访人，也勉强去向韦尔道谢。但是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一见克里斯托夫年轻气盛，老韦尔想要压制自己喜欢嘲讽的脾气也压不住；结果他们不欢而散。
那一天克里斯托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韦尔家回到顶楼上，碰到好心的莫克又来帮奥利维的忙，也读到杂志上一篇文章，那是不怀好意的吕西安·雷维－葛对他的音乐作品的评论———其实不是一篇坦率的批评，而是装出好意，说出巧妙的挖苦话来损人的文章，他兴高采烈地把克里斯托夫归入他痛恨的三四流音乐家的行列。
“你注意到没有？”克里斯托夫等莫克走后对奥利维说，“我们怎么老是和犹太人打交道？并且只是和犹太人打交道呢？啊！难道我们自己也成了犹太人吗？你得给我搞清楚！人家会说我们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我们到处都碰到他们，不管是朋友还是对头。”
“那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聪明，”奥利维说，“在我们这里，思想自由的人几乎只能找犹太人谈新思想，谈现实。别人都僵化了，只谈过去，只谈没有生气的东西。不幸，这种过去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至少，过去对他们和对我们的意义不一样。对他们，我们只能谈今天，对我的同胞，却只能谈昨天。瞧瞧犹太人在各行各业的活动：商业界、工业界、教育界、慈善事业、艺术界……”
“不要谈艺术了。”克里斯托夫说。
“我并不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能得到我的好感，其实，他们往往使我生厌。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他们至少是活人，并且了解活人。我们不能没有他们。”
“说话不要过头。”克里斯托夫开玩笑似的说，“没有他们，我可以一样活下去。”
“你也许可以活下去。但活得有什么意思呢？假如你和你的作品都没有人知道的话？而没有他们，很可能就没有人知道你的作品。那时，我们的教友会来帮你吗？天主教教会眼看着好教徒流血牺牲，也没有费举手之劳来保护他们。凡是在心灵深处信教的人，凡是为上帝献身的人———只要他们胆敢不遵守天主教的教规，不受罗马教廷的约束———那一伙自命为天主教代表的人立刻会把他们看成是外人，甚至是敌人，不许他们说话，让他们受共同敌人的折磨。一个有自由精神的人，无论精神多么伟大———如果他只有基督徒的心，而不是顺从的基督徒———即使他体现了最纯洁、最神圣的信仰，那和天主教徒又有什么关系？他不是天主教需要的那一派又瞎又聋、没有自己见解的人。他们会抛弃他，幸灾乐祸，看着他一个人受苦受难，被敌人折磨得心碎肠断，向教会的弟兄呼救而无人答应，虽然他是为弟兄们的信仰而牺牲的。今天的天主教有股死气沉沉的力量可以送人的命。他们宁可原谅敌人，也不原谅要使教会起死回生的教友……可怜的克里斯托夫，如果没有这一小批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我们这些生而自由的天主教徒怎么办？能做什么事？在今天的欧洲，做好事和做坏事的活跃分子首先是犹太人。他们随意撒播思想的花粉。难道你最凶的敌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犹太人吗？”
“你说得对，”克里斯托夫说，“他们鼓励过我，支持过我，在斗争中说过打气的话，表示他们了解我。当然，这些朋友很少能坚持到底的：他们的友谊不过是一堆燃烧的干草。那有什么关系？在黑夜里，有这短暂的火光就算不错了。你说得对：不能忘了他们！”
“尤其是不能做蠢事，”奥利维说，“不能伤害我们病态的文明，不能剪掉有生气的树枝。如果不幸把犹太人赶出了欧洲，那就会削弱欧洲的智慧，减少我们的行动，甚至有危险会彻底崩溃。特别是在我们法国生命力不强的情况下，把他们赶走等于是民族失血，造成的损害会超过十七世纪把新教徒赶走———目前，他们占的地位可能和他们的真正价值太不相称。他们利用了今天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混乱，由于他们的天性，由于他们善于浑水摸鱼，他们甚至助长了混乱的局面。像莫克这样最好的犹太人，也不该真心诚意地把法国的命运和他们犹太人的梦想混为一谈，那对我们没有好处，反倒有危险。我们不能怪他们想照他们的面目来塑造法国，因为他们是爱法国的。如果他们的爱对我们不利，那我们只好维护自己，请他们各归原位，而在我们这里，他们只能是占第二位的。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种族不如我们的种族———种族优越感的问题是荒唐的，讨厌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一个没有和我们同化的异族，居然认为比我们还更了解我们的需要。他们觉得住在法国很好，那我也很高兴；但他们不应该梦想把法国变成一个犹太国！一个明智而有力的政府如果能使犹太人安于其位，那就会使他们成为最有用的工具，来共同建立法兰西的伟大；政府为他们服务，就像为我们服务一样。这些神经质的犹太游民非常好动，需要法律来使他们安静，需要一个毫不手软、但是公正的主子来管理他们。犹太人好比妇女：听话时好极了；如果当家做主，那对男人女人都是坏事；男人服女人管，那就要闹笑话。”
虽然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彼此之间的友爱使他们直觉感到互相交了心，但双方身上还是有些东西不为对方所了解，甚至会使对方反感的。初交朋友时，每个人都求同存异所以只见双方之同，不见对方之异。但是时间一长，两个种族不同的面目就显现出来了。他们有些小摩擦，那是好朋友之间也难免的。
等到出现误解的时候，双方就莫名其妙了。奥利维的精神是信心、自由、热情、讥讽、普遍怀疑的混合体，克里斯托夫却抓不住他性格的公式。而奥利维呢，他对克里斯托夫不懂人的心理也感到恼火；他那世家旧族的高贵派头，对这个有勇无谋、混成一片、不会分析、自欺欺人的简单头脑，不免一笑置之。克里斯托夫不能控制感情，喜怒哀乐形于言表，有时使奥利维受不了，甚至觉得有点好笑。更不用说德国人对武力的崇拜，对拳头哲学的信仰，实在没有理由要奥利维和法国人甘拜下风。
克里斯托夫也受不了奥利维的讥讽，往往会气得冒火；他觉得奥利维喜欢推理已经成了癖好，喜欢没完没了的分析，仿佛思想没有绝对是非问题，在一个像奥利维这样热爱精神纯洁的人，这实在令人惊讶。其实，这种观点的根源正是思想上兼容并包，因为他厌恶全盘否定，喜欢看到相反的观点并存。奥利维看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是历史的、全面的；他需要全面了解，所以既看到正面，也看到反面；如果人家从正面看，他就从反面看，如果人家支持反面，他就支持正面；结果他自己也陷入了矛盾。当然，他更把克里斯托夫搞糊涂了。然而，他并不是有意唱对台戏，也不是喜欢说反话；而是迫切需要公道，需要合情合理；他最反感的是愚昧地坚持成见；那非反对不可。克里斯托夫批评不道德的行为和人物，方式生硬，往往夸大事实，使奥利维感到不快，他虽然也是一块纯钢，但不是那么不屈不挠，而是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引诱、感染、侵袭。他反对克里斯托夫夸大其词，但他反对时也一样夸张。这股拗劲使他每天支持他朋友的对头。克里斯托夫恼火了，怪奥利维诡辩，宽容坏人。奥利维只微微一笑，他知道自己的宽容并不是建筑在幻想的基础上；他知道克里斯托夫相信的东西比他多，接受的程度比他深！但克里斯托夫从不东张西望，只是一直向前冲，好像一头野猪。他特别不喜欢巴黎人的“好心”。
“他们洋洋得意地‘原谅’坏人的最大理由，”他说，“就是坏人做坏事是相当不快活的，或者说坏事不能由坏人负责……首先，说做坏事的坏人是不快活的，这可不对。那是把舞台上的道德观念搬到生活中来了，那是荒唐的闹剧，盲目的乐观，就像史克里勃和加波心满意足地搬上舞台的那样———史克里勃和加波是你们巴黎的伟人，是无愧于你们中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家，因为你们的社会寻欢作乐，假冒为善，幼稚无知，又太胆小，不敢正面看自己的丑恶———一个坏人很可能过得快活。甚至可能比好人更快活。至于说不能由坏人负责，那更是岂有此理。要有勇气承认自然是不在乎人好人坏的，犯罪的坏人可能完全健康，这简直是自然在恶意捣乱了。道德不是天生的，是人工的产物，要人来保护。人类社会是由少数坚强而伟大的人物建立的。他们有责任不让有狼子野心的狗东西来破坏他们的英雄业绩。”
其实，这种思想和奥利维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奥利维的内心有一种要搞平衡的本能，所以一听到挑战的话，他就感到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应战。
“不要激动，朋友，”他对克里斯托夫说，“让世界变坏吧。像《十日谈》中那些逃难的男女青年一样，当松柏满山、玫瑰遍野的佛罗伦萨正在受到黑死病的侵袭时，让我们安静地呼吸思想乐园的芳香吧。”
他自得其乐地整天分析艺术、科学、思想，拆下零件，想要发现机器的秘密；结果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思想的虚构，都是空中的楼台，甚至比几何图形还更空虚，因为几何还可以满足思想上的需要。于是克里斯托夫气得说：
“机器走得很好，为什么要拆散？你会把它搞得乱七八糟的。你已经搞得够坏了，以后呢？你想证明什么？证明什么都不存在？天啦！这我知道。正是因为我们到处感到空虚，所以我才斗争。什么都不存在？……我就在活动。那些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去死，悉听尊便！我呢，我活着，我要活。天平的一边是生命，另外一边是思想……让思想见鬼去吧！……”
他一发脾气，争论起来就会出言伤人。话刚出口，他又后悔，恨不得能收回来，但人已经受了伤。奥利维很敏感；脸皮很薄，一刮就破；尤其是好朋友的话，稍微重一点都会刺痛他的心。他顾面子，不说什么，只是憋在心里。他并不是看不出他的朋友无意中闪现的自私，那是大艺术家都难免的。他感到有时在克里斯托夫心目中，他生命的价值还不如一支美丽的乐曲———克里斯托夫对他也不隐瞒这点！———他理解克里斯托夫，觉得他对，但是自己心里难过。
再说，克里斯托夫的性格中有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使奥利维抓不准，为他担心。忽然一下，他会大发脾气，既古怪，又可怕。有些日子，他不愿意说话；或者发作起来，就像魔鬼缠身似的，要伤害人。要不然，他不知到哪里去了，一整天甚至大半夜都见不到他。有一回，他一连两天不在家，只有天晓得他在干什么！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说实在的，他的生命力太旺盛了，压缩在狭窄的生活圈子和狭窄的房间里，就像关在鸡笼里一样，脾气有时难免一触即发。他的朋友太安静也使他恼火，甚至想要捣乱。他只好跑出去，宁可累个半死。他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市区郊区，到处乱跑，漫无目标，只想碰到什么意外的事，有时的确也碰得到；吵上一架，他也满不在乎，只要能发泄他过剩的精力……奥利维身体这样娇弱，哪能体会到这点？就连克里斯托夫自己也不了解。等到他迷途知返，就像迷梦方醒一般，他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对自己做过的事和可能还会再做的事感到不安。但发作之后，他却觉得自己像暴风雨过后的晴天，清澈透明，一尘不染，又成了自己的主宰。他对奥利维又比以前更加温存，只恨自己不该使他痛苦。他不追究他们之间谁是谁非。虽然并不是他全错，他也认为一切都得怪自己；他责备自己不该一个劲儿争强好胜，他宁愿是自己错了，也不愿比朋友更有理。
他们之间的误会如果是在晚上发生，那就更加叫人难过，因为两个朋友要别别扭扭地过一夜，精神上都慌乱不安。克里斯托夫会起来写张字条塞在奥利维房门底下；第二天一醒就来说，“对不起”。有时甚至当夜就去敲朋友的门，他简直不能等到第二天了。奥利维也一样睡不着。他明明知道克里斯托夫爱他，并不想伤害他，但他要听克里斯托夫亲口说出来。一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们又都心平气和，过后睡得多么好啊！
“唉！”奥利维叹了一口气说，“相互了解多么不容易！”
“为什么一定要相互了解呢？”克里斯托夫说，“我可不在乎。只要相爱就行了。”
这些小小的摩擦，经过他们想方设法，焦急不安，温存体贴地弥补之后，反倒加深了他们的感情。在他们吵得激烈的时候，安东妮蒂会出现在奥利维的眼前。两个朋友又都软化了。克里斯托夫不能让奥利维过生日而不作一支曲子献给他，还要送鲜花、蛋糕，买这些礼物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只有天晓得！———因为他们钱并不够用———奥利维在夜里偷偷地帮克里斯托夫抄写乐谱，抄得眼睛都陷下去了。
朋友之间的误会从来都不算太严重，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足其间———但第三者不会不来的，因为世界上喜欢管闲事的人太多，他们惟恐天下不乱。
克里斯托夫从前常去斯特芬家；奥利维也认识他们，他们的女儿珂勒蒂对他很有吸引力。克里斯托夫没有在他从前的女朋友家碰到过奥利维，因为那时安东妮蒂去世了，奥利维伤心得关在家里，不见外人。珂勒蒂也不去看他，她虽然爱奥利维，但不喜欢家里有丧事的人；她说自己多愁善感，见到痛苦的人就受不了，因此要等奥利维的痛苦过去之后再说。等她知道他看来不再那么伤心，不会有感染别人的危险了，就大胆招呼他去。奥利维正求之不得。他虽有点孤僻，但也未能免俗，容易受到女人吸引；一碰到珂勒蒂就招架不住。他告诉克里斯托夫：他想到她家去，克里斯托夫尊重朋友的自由，自然不便表示异议，只是耸耸肩膀，开玩笑似的说：
“去吧，好孩子，只要你喜欢就去吧。”
但他自己却不跟他同去。他打定主意不再和那些风流女郎打交道。如果说他厌恶女人，那倒满不是那回事。他喜欢的是年轻的劳动妇女、小女工、小职员，每天早上都急急忙忙，惟恐迟到，眼睛还没睡醒，就赶去上工、上班。在他看来，女人的价值体现在活动中，在努力争取实现自我，争取挣到面包，争取独立的时候。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女人才有风度，行动才算灵活，感觉才算敏锐，生命才算完整，意志才能体现。他厌恶贪吃懒做的女人；她们像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低级动物，做起梦来也荒乎其唐。奥利维却相反，他喜欢女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像花一样美化生活，走到哪里香到哪里。他更重艺术，克里斯托夫却更重实际。和珂勒蒂相反，克里斯托夫更喜欢尝过人世艰苦的人，吃苦越多，他越喜欢。他感到同情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
珂勒蒂自从知道了奥利维和克里斯托夫的友情之后，特别想再见到奥利维，好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对克里斯托夫她心中有一股怨气，怪他瞧不起人，居然把她忘了；她虽然不想报复———那是犯不着的———却想拿他寻寻开心。母猫要人注意，不也会轻轻地咬人的手吗？像她那样连哄带骗的人，自然不难要奥利维开口。奥利维只要身在局外，他比谁都看得清楚，不会上当受骗；但当他面对着一双可爱的眼睛时，谁也不会像他那样天真地相信别人。珂勒蒂对他和克里斯托夫的友情表现出这么真诚的关心，他就没有保留地把他们的故事讲了出来，甚至朋友之间的某些小误会，说起来好笑，他已经认了错的，他也毫不隐瞒。他还告诉珂勒蒂，克里斯托夫在艺术方面有什么计划，对法国和法国人有什么意见———并不是恭维的意见。这些小事本身并不太重要，但经过珂勒蒂改头换面，加油加酱，随意安排，就可以发泄对克里斯托夫的这口怨气了。头一个听到这些内部消息的自然是和她难解难分的吕西安·雷维－葛，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他们保守秘密，于是消息越传越广，并且边传边加工，结果用讥讽而带点侮辱的怜悯口气，把奥利维说成是个牺牲品了。这个消息似乎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趣味，因为两个角色都是无名之辈；但是巴黎人偏偏喜欢打听与己无关的事。于是有一天，克里斯托夫自己也从罗孙太太口里听到了这些小道消息。她在一个音乐会上碰到了他，就问他是不是当真和可怜的奥利维·耶南闹翻了；她还问到他的工作，话里有话，提到一些事情，克里斯托夫认为是只有他同奥利维两个人才知道的。他问她消息从何而来，她说是吕西安·雷维 －葛告诉她的；而吕西安又是听奥利维自己讲的。
克里斯托夫仿佛当头挨了一棒。他性情急躁，又不反复思考，根本没有想到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只想到一件事：他告诉奥利维的隐私，怎么能向吕西安·雷维－葛透露。他在音乐会里待不住了，立刻离开了会场。他觉得周围一片空虚。他心里想：“我的朋友出卖了我！……”
奥利维还在珂勒蒂家里。克里斯托夫把自己的房门锁上，免得奥利维像平常一样，回来的时候总要和他聊上一阵。他果然听见他回来了，推了推他的门，从锁孔中和他轻轻地打了个招呼，他却动也不动。他坐在床上，两只手抱着头，在黑暗中翻来覆去自言自语：“我的朋友出卖了我！……”他就这样坐了半夜。这时，他才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爱奥利维；因为他并不怪朋友出卖了他，而只是自己一个人在痛苦。你爱的人有权随便怎样对你，甚至有权不再爱你。你不能够怪他，既然他舍得抛弃你，可见你不值得他爱。这种痛苦真是要了他的命。
第二天早上见到奥利维，他什么也不说：他不喜欢责备别人———责备朋友辜负了他的信任，把他的隐私像饲料一般喂了他的对头———他一句也不提。但他的脸孔在替他说话：脸是冷冰冰的，流露出了敌意。奥利维吓了一跳，但他摸不着头脑。他畏畏缩缩地试问克里斯托夫他做错了什么事，克里斯托夫却粗暴地转过头去，理也不理。奥利维吃不消，也不说话，只静静地消化自己的痛苦。他们整天没有再见面。
即使奥利维给他的痛苦再大一千倍，他也不会进行报复，甚至不会保护自己；对他说来，奥利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他心中有气总得找人发泄，既然不能找奥利维，那就只好找吕西安·雷维－葛了。他平时感情一冲动就不讲理，立刻把奥利维应该负的责任转到吕西安账上；他又妒又恨，一想到这家伙居然夺走了他朋友的感情，就像以前抢走了珂勒蒂对他的友情一样，他实在受不了。更在火上加油的是：就在那一天，他一眼看到了雷维－葛的一篇文章，批评贝多芬的歌剧《菲德里奥》，用挖苦嘲笑的口气，说剧中女主角可以得道德奖。克里斯托夫看得出歌剧不近情理的地方，甚至音乐上的错误，他都看得比别人更清楚。对举世公认的大师，他并不总是钦佩得五体投地的。但他也不认为自己始终一致，合乎法国式的逻辑，因而沾沾自喜。有人喜欢找自己热爱的作家的毛病，但不许别人挑剔，克里斯托夫就是这种人。再说，他批评一个大艺术家虽然毫不留情，那是因为他对艺术有热烈的信仰———（甚至可以说）他热爱大师的名誉到了毫不妥协的地步，不能容忍他有平庸的地方———而吕西安·雷维－葛这一类批评家却大不相同，他们吹毛求疵是为了迎合群众的低级趣味，损害一个伟人来博取小人的一笑。此外，克里斯托夫批评的时候虽然毫无拘束，但他不声不响地在心灵深处却保留了一个角落，供奉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音乐，这不只是音乐而已，而是更高级的音乐，是与人为善的心灵，是给人安慰、力量和希望的音乐。贝多芬的音乐就属于这一类。看到一个小人污蔑大师，他气得要命。这不是个艺术问题，而是个荣誉问题；一切使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爱情、英雄主义、热情捍卫的道德，都包括在内了。这是不容许污辱的，就像一个敬爱的女性如果受到污辱，就会令人恨之入骨，置之死地一样……何况这个污辱乐圣的人，偏偏是克里斯托夫最瞧不起的坏蛋！
说来也巧，那天晚上，两个冤家就碰头了。
为了不和奥利维单独待在家里，克里斯托夫一反常态，参加罗孙家的晚会去了。人家请他演奏，他不好意思拒绝。然而，过了一会，他还在全神贯注地弹琴，忽然抬头一眼看见几步外的人群中，吕西安·雷维－葛用讥讽的眼光瞧着他。他一个节拍才弹一半，却一下打住，背朝着钢琴站了起来。这个冷场叫人莫名其妙。罗孙太太大为意外，朝着克里斯托夫走来，勉强挤出笑容，惟恐冒犯了他———因为她不敢肯定曲子是不是演奏完了———她问道：
“你不再弹了吗，克拉夫特先生？”
“我弹完了。”他干巴巴地答道。
话还没有说完，他就觉得自己太不礼貌；但他不但不克制自己的脾气，反倒更放肆了。不管客人有什么不好的反应，他只管坐到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去，要观察雷维－葛的行动。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老将军，脸色粉红，半睡半醒，眼睛淡蓝，表情像个孩子，他以为理应说几句客套话，称赞作品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但克里斯托夫只弯了弯腰，不耐烦地咕噜了几句不清楚的话。老将军还要谈下去，非常客气，脸上堆着毫无意义的温和的笑容；他想要克里斯托夫讲讲：他怎能全靠记忆演奏出这么多页的音乐来。克里斯托夫心里想怎样才能摆脱这个老头，把他推到长沙发底下去。他一心要听雷维－葛说些什么，找到借口就要动手。等了好几分钟，他真担心要出事了，说什么也压制不住自己———吕西安·雷维 －葛正对着周围的太太们，用假嗓子解释大艺术家的用意和内心的思想。在肃静的客厅里，克里斯托夫听见他用下流的隐语谈到瓦格纳和路易王的交情。
“够了！”克里斯托夫在旁边拍桌子喊了起来。
大家吃了一惊，转过头来。吕西安·雷维 －葛看到了克里斯托夫愤怒的目光，脸色微微发白地问道：
“你是对我说的吗？”
“就是对你这狗东西！”克里斯托夫说。
他忽地一下站了起来。
“你居然胆敢污蔑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怒冲冲地接着说，“滚蛋，狗东西，否则，我要把你从窗口扔出去！”
他向他走去。妇女们尖叫了几声，让开了。客厅里有点乱。立刻有人围住了克里斯托夫。吕西安·雷维－葛半站半坐；接着又恢复了不在乎的姿态，坐在安乐椅上。他低声叫住一个从旁边走过的仆人，给了他一张名片；然后又继续谈他的，仿佛没事人一般。但他的眼皮紧张得眨个不停，东张西望，看大家的反应。罗孙来了，笔直地站在克里斯托夫面前，抓住他上衣的翻领，把他推到门口。克里斯托夫又气又羞，低着头，只看得见眼前的白衬衣，数得出有几个钻石纽扣，感到这个巨人的呼吸。
“好了，先生，好了！”罗孙说，“你怎么啦？怎么这样不懂规矩？管管你自己吧，该死的东西！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难道你发疯了？”
“见鬼去吧！我再也不上你的门了！”克里斯托夫挣扎着说。他向门外走去。
大家都怕出事，赶快让路到了前厅。一个仆人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托盘里有吕西安·雷维－葛的名片。他接过名片还不明白这是决斗的挑战书，等到他大声念了名片上写的话，就气呼呼地在衣袋里搜了一阵，掏出了五六件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才找到了三四张又皱又脏的名片。
“拿去！拿去！拿去！”他一边说，一边把名片扔进托盘里，但是用劲太大，一张名片掉到地上去了。
他走了出去。
奥利维什么也不知道。克里斯托夫碰到谁就找谁做证人：一个是音乐评论家丹沃菲·古耶，另外一个德国人巴德博士，是瑞士一家私立大学的教授，一天晚上他在啤酒店认识的，虽然并没有什么好感；但两个人可以谈谈德国。同吕西安·雷维－葛的证人协商之后，选定的武器是手枪。克里斯托夫什么武器都不会用，古耶说不如去打靶场练练射击，克里斯托夫却拒绝了；在第二天决斗之前，他还要照常工作。
但他工作时心神不安。他好像在做噩梦，听到一个抓不住、赶不走的思想在耳边嗡嗡响……“真讨厌，的确讨厌……什么事？———啊！决斗呗，就是明天……真是开玩笑！谁也不会打着谁……但这也说不准……那好，以后呢？对了，以后呢？……那畜生用手指扣一下扳机就可能送了我的命……去你的吧！对了，明天，只有两天，那就可能是我葬身之地……呸！这里或者那里，还不都是一样！……啊！难道我会怕他？———不行，为了一件蠢事而丢掉一个思想王国太不值得，我觉得王国还在扩大呢……见鬼去吧，现在的决斗，还说什么双方机会均等呢！这叫做平等吗？一个混蛋的生命能等于我的性命吗？还不如面对面，用拳头或棍子打上一架呢？那倒好玩得多。可这冷冰冰的枪口对枪口！……当然，他会射击，我却从没拿过手枪……他们说得有理，还是去学一下好……他要打死我吗？我还要打死他呢。”
他下了楼。几步之外就有一个练习打靶的地方。克里斯托夫要了一把枪，问人家应该怎么拿。头一枪，他几乎把管事人打死；再打了两枪，三枪，成绩也不见好；他急坏了，打得也就更坏。旁边有几个人在看他，笑他，他倒满不在乎。他硬着头皮打，把人家的嘲笑当耳边风，狠下了决心非打中不可，这股蛮劲加上笨劲，到底打动了旁观的人，有人就来指点几句。他平时脾气暴躁，现在却像个乖孩子一样听话：他在和自己的神经作斗争，眉头皱紧，满脸流汗，一句话也不说，有时还会气得跳起来；然后又接着打靶。他打了两个小时。两小时后，他才打中了靶心。看到顽强的意志战胜了顽抗的肉体，真是大快人心，叫人不得不佩服。开头笑他的人，走的走了，留下的慢慢地都不开腔；他们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走。等到克里斯托夫走时，他们都友好地和他打招呼。
一回家，克里斯托夫就看到好心的莫克在焦急不安地等他。莫克已经知道了吵架的事；他要打听原委。虽然克里斯托夫不愿牵连奥利维，说话含含糊糊，莫克还是猜到了几分。他很冷静，又了解这两个朋友，因此他肯定奥利维不会做这种出卖朋友的事。他立刻去调查，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就发现一切都要怪珂勒蒂和吕西安·雷维－葛两个人胡说八道。他赶回来，有凭有据地要说服克里斯托夫，以为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决斗。哪里晓得克里斯托夫一知道是雷维－葛使他对不起朋友的，就更恨雷维－葛了。为了摆脱苦口婆心劝他不要去决斗的莫克，他口里答应得蛮好，但心里却打定了主意。他现在更加高兴，因为他是为奥利维而决斗。他不再是为自己了。
一个证人在马车走上林间小道的时候发表了他的感想，忽然一下引起了克里斯托夫的注意。他想看出三个证人在想什么，结果发现他们对他并不关心。巴德教授在计算决斗几点钟可以完事，看看能不能及时赶回国立图书馆的手稿室去完成当天的工作。为了德国人的自尊，他在克里斯托夫的三个伙伴当中，最关心决斗的结果。古耶既不管克里斯托夫，也不管另外那个德国人，只和于连医生谈些生理学上的轻浮问题；医生是个图卢兹的年轻人，以前和克里斯托夫同住过一层楼，老来向他借酒精灯、雨伞、咖啡杯等，还的时候总有破损，毫无例外。作为补偿，他免费给克里斯托夫看病，把他做试验品，觉得他天真好笑。他表面上像个西班牙末流贵族一样无动于衷，却老喜欢开些半睡半醒的玩笑。他对这场决斗觉得异常开心，简直可笑，他早就猜到克里斯托夫笨手笨脚。他认为坐马车游森林很好玩，反正有克拉夫特出钱———这是他们三个人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思想：把这当做不花钱的旅游。没有任何人把决斗当件大事。再说，不管谁死谁活，他们都是一样冷眼旁观，心中早有准备。
他们到了约好的地方，比对方到得早。树林深处有一家小客店。那是一个不太干净的娱乐场，巴黎人的荣誉受到污损就来这里洗刷。篱笆上开着野蔷薇花。在橡树古铜色的树阴下摆了几张小桌子。一张桌子坐了三个骑自行车来的人：一个是女的，粉涂得太厚，穿的是短裤黑袜；两个男人穿的是法兰绒，热得昏头涨脑，时时刻刻哼哼哈哈，好像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的马车一到，就引起了小客店的忙乱。古耶早就认识客店的人，说一切都包在他身上。巴德把克里斯托夫拉到一个花棚下，要了啤酒。空气温暖，很舒服，蜜蜂嗡嗡地唱催眠曲。克里斯托夫忘了他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巴德倒空了一瓶酒，歇了一会儿说：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说：
“时间还来得及，完了我就去凡尔赛。”
他们听见古耶和老板娘为决斗的场地讨价还价，争了起来。于连不肯错过机会，走过骑自行车来的客人身边，丧魂失魄地盯着那个女人赤裸裸的大腿，赞不绝口，引起了一阵不干净的咒骂，于连也不肯示弱，有来有往。巴德听了，轻声对克里斯托夫说：
“法国人真不要脸。老弟，我预祝你胜利。”
他和克里斯托夫碰杯。克里斯托夫却心不在焉；音乐的片段掠过他的头脑，夹杂着和谐的虫鸣声。他简直想睡了。
另外一辆马车的轮子压得小路上的沙子喳喳响。克里斯托夫看见吕西安·雷维－葛苍白的脸还像平常那样微笑着，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他站了起来，巴德跟着他。
雷维－葛脖子上紧紧地打了一条领带，穿得非常讲究，和对方随随便便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后面是情妇多得出名的勃洛克伯爵，他爱好运动，收藏古老的圣体匣，思想上是极端保皇派；再后面是雷翁·摩埃，也是一个时髦人物，通过文学当了议员，通过政治野心又当了文学家，年轻就秃了头，胡子刮得干净，脸色苍白带黄，鼻子长，眼睛圆，脑袋尖得像鸟；最后是艾曼纽尔医生，典型的闪米特文人，内心不坏，外表冷漠，是医学院的院士，一家医院的院长，以学识渊博的科学著作出名，也是医学上出名的怀疑主义者，他用半信半疑的同情态度听病人诉苦，但并不想方设法给他们治病。
新来的人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克里斯托夫爱理不理，恼火地看到自己的证人对雷维－葛的证人巴结讨好。于连认识艾曼纽尔，古耶认识摩埃；他们满脸堆笑，卑躬屈膝地迎上前去。摩埃对他们既客气又冷淡，艾曼纽尔露出了瞧不起人的随便。至于勃洛克伯爵，他站在雷维－葛的身边，迅速的一眼就把对方的阵容摸了底，对他们的常礼服和内衣作了评估，两个人几乎连嘴都没有动就幽默地交换了看法———他们循规蹈矩，若无其事。
雷维－葛从容不迫地等勃洛克伯爵发出决斗开始的信号。他认为这种事只是走走过场。他是个好枪手，完全知道对方是笨手笨脚的，但他小心谨慎，不想占对手的便宜，不想一枪打中对方，因为他知道这不大可能，证人总是千方百计不让决斗出事的，他也不那么蠢，如果让对手成了牺牲品，反而会得到同情，不如不声不响把他一笔勾销。而克里斯托夫却脱了外衣，解开衬衫领子，露出了粗脖子和大拳头，低头等着，眼睛狠狠地盯住雷维－葛，全神贯注，满脸杀气腾腾，仿佛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看得勃洛克心中暗想：什么时候文明能够尽量消灭决斗的危险，那才真是万事大吉。
双方开了两枪，当然没有打中，于是证人赶快来向两个对手道贺。面子就算是挽回了———但克里斯托夫还不肯罢休。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枪，不能相信决斗就算了事。他巴不得像头一天在打靶场一样，双方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打中目标为止。他听到古耶要他伸出手来，因为对方很有骑士风度，已经带着永恒不变的微笑向他走来，这出喜剧可把他气坏了。他怒气冲冲地丢下手枪，把古耶推开，向着雷维－葛扑过去。大家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挡住，免得他拳脚交加，还要拼个你死我活。
证人挡住了去路，好让雷维－葛走开。克里斯托夫也离开了人群，让证人们又笑又骂，自己气得大步朝树林走去，高声说话，指手画脚。他没有发觉他的外衣和帽子还在决斗场上。他只管往树林中走去。他听见他的证人笑着叫他，后来叫累了，也就懒得管他。不久之后，传来了马车轮子的滚动声，他们越走越远了。他一个人待在树林中，静悄悄的。他的气也消下去了。他就扑在地上，在草里打滚。
不久之后，莫克到小客店来了。从早上起，他就在追寻克里斯托夫的踪迹。人家告诉他说：他的朋友在树林里。他开始搜索。他踏倒了荆棘，喊得树林到处都是回声，正要失望而归，忽然听到歌声，他就跟着歌声的方向走，总算在一片小空地上找到了克里斯托夫，只见他正四脚朝天，像头小牛在打滚呢。克里斯托夫一见他，就高兴得叫起来，叫他做“老莫克”，说自己把对手打得满身是洞，就像一个筛子；他一定要和莫克跳木马玩，强迫莫克从他背上跳过去，当他从莫克俯下的背上跳过去时，还重重地拍拍“木马”。莫克脾气好，虽然有点笨，但几乎玩得和他一样兴高采烈———他们胳膊挽着胳膊回到小客店，然后在附近的火车站搭车回巴黎。
奥利维什么也不知道。他意外地发现克里斯托夫格外温存，但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等到第二天，他才从报上知道了克里斯托夫决斗的事。一想到克里斯托夫冒过的危险，他几乎吓病了。他要知道为什么决斗，克里斯托夫却不回答。再三追问之下，他才笑着说：
“为了你呗。”
奥利维再也问不出一句话来。还是莫克把真相告诉了他。奥利维气得面如土色，和珂勒蒂断绝了来往，并且求克里斯托夫原谅他太大意。克里斯托夫改不了老脾气，背一首法国的老歌谣，故意改动了几个字，要气气好莫克，莫克却照样分享两个朋友的快乐：
小宝贝，这教你要提防……
好说闲话的懒姑娘，
虚情假意的犹太佬，
涂脂抹粉的假朋友，
假装亲热的死对头，
走了味的陈年老酒，
千万不要上当！
友情又还原了。威胁擦肩而过，反使友情显得更加珍贵。轻微的误解都已烟消云散，甚至两个朋友之间的不同点反倒成了一种吸引力。克里斯托夫在心中把两个民族的灵魂和谐地融合起来了。他觉得心灵既丰富又充实；这内心洋溢着的幸福，像往常一样，总要化为一道音乐的清泉。
奥利维听得心旷神怡。他的批评总是过头，几乎要认为他赞赏的音乐已经是登峰造极的了。他心上萦回着一个病态的念头：进步到了一定的程度接着来的必然是衰落。他老是担心害怕，惟恐使他热爱生命的艺术会忽然一下中断，就像被土地吸干了的泉水会枯竭一样。克里斯托夫觉得这种忧天的思想很好玩。为了抬杠，他就故意说：在他之前的音乐都不足道，一切都要重新来过。奥利维举出法国音乐为例，说是似乎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地步，达到了文化的顶峰，再往前走就只有下坡路了。克里斯托夫耸耸肩膀说：
“法国音乐么？……还没有出世呢……然而，在你们的世界里，有多少好东西可以用音乐来表达啊！你们一定没有音乐家，所以才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假如我是法国人！……”
于是他列举了一个法国音乐家能写的东西：
“你们老是吊在半空中，写一些脱离实际的作品，而不写符合你们民族性的音乐。你们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富有文质彬彬的诗意，举手、投足、态度、作风、服装，都是美的，你们却不再写芭蕾舞剧。如果你们要创造一种歌舞诗剧的艺术，那本来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你们是会笑的聪明人，却不再写喜歌剧，而让一些不入流的音乐家去写。啊！假如我是法国人，我要把拉伯雷改编成交响乐，我要创造诙谐的史诗……你们是一个出小说家的民族，却不把你们的小说谱成音乐（当然，我是不把居斯达夫·夏邦蒂叶之类的作品当成音乐小说的）。你们也不利用你们分析心理的天才，深入人物的性格。啊！假如我是法国人，我会用音乐来勾勒你们描写的人物……（你要不要我用音乐的铅笔来给坐在花园里丁香花下的少妇画个素描？）……我可以把你们的司汤达改写成弦乐四重奏……你们是欧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家，却没有平民戏剧、平民音乐。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会用音乐来表现你们的大革命：七月十四，八月十日，瓦尔米之战，攻下巴士底狱的联欢会，我会用音乐来描写平民！并不是用瓦格纳那种喊口号的冒牌方式。我要的是交响乐，合唱，舞蹈。不要空谈！我听厌了。长篇大论免开尊口！要大笔一挥，用交响乐和大合唱画出广阔的景色，荷马式的史诗，《圣经》式的神话，光明的天、地、水、火，鼓舞人心的狂热，天性本能的推动，一个民族的命运，音乐节奏的胜利。节奏是世上的帝王，对百万生灵发号施令，叫千军万马出生入死……音乐到处都有，音乐无所不在！如果你们是音乐家，你们每一次公共集会都可以有自己的音乐，你们的官方仪式、工人大会、学生大会、家庭团聚，都可以有自己的音乐……不过，如果你们是音乐家，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创造纯音乐，没有一定目的、没有一定用途的音乐，如果说有用处，那只是给人温暖，使人呼吸得更自由，生活得更美好。创造自己的阳光吧！……（这句话要用拉丁文应该怎么说？）……你们的雨下得够多了。我听你们的音乐得了感冒。朦朦胧胧，什么也看不清楚。快点灯吧！……你们怪意大利的‘肮脏货’侵入了你们的戏院，征服了你们的听众，把你们赶出了大门？这都要怪你们自己！听众厌倦了你们衰退的艺术，萎靡的和声，卖弄学问的对位法。他们要走向生活，不管生活是不是粗俗———生活！你们为什么要脱离生活呢？你们的德彪西是个大艺术家；但是他对你们不利。他是你们麻木不仁的助产士。你们需要的却是猛然惊醒。”
“难道我们需要施特劳斯？”
“那也不是。他会叫你们吃不消。一定要有我们德国人的胃口才能漫无节制地喝这种烈性饮料。甚至我们自己也消受不了……比如施特劳斯的《莎乐美》……那是一部杰作……但我却不愿写这样的作品……我想起了可怜的老祖父和高弗烈特舅舅，他们谈到音乐艺术的时候，口气是多么尊敬，心情是多么感动！……一个人有了神明的力量，却是这样用法！……像是一颗火光熊熊的流星！像是一个犹太婊子。可悲的淫荡无度、放纵兽性的情欲。杀人，强奸，乱伦，犯罪，狂暴的叫嚣响彻了德国堕落的心灵……而你们呢，却是寻欢作乐的自杀，一阵一阵的抽搐，发出了法国堕落的悲叹哀鸣……一个是野兽；一个是猎物。人在哪里呢？……你们的德彪西是一个趣味太高的天才，而施特劳斯却是一个恶魔。头一个淡而无味，第二个吓死人。一个是芦苇丛生的银色池塘，发出了狂热的异香。另一个却是污泥浊水的激流……啊！在这飞溅的白沫下面滚滚而来的，是感情的垃圾，低级的意大利风格和新式的梅亚贝尔发出的怪味！……可怕的杰作！《莎乐美》是《伊索尔德》这个犹太婊子的女儿……而她自己又会生出什么样的女儿来呢？”
“对，”奥利维说，“我真想能跳过半个世纪。这样奔向深渊非得结束不可，不管用什么方式；马不停下来，就得掉下去。那时，我们才能喘一口气。感谢上天，大地不会不开花的，不管有没有音乐。这样没有人性的音乐，要来有什么用呢？……西方的光明要陨落了……不久……不久……我看光明要从遥远的东方升起。”
“去你的东方吧！”克里斯托夫说，“西方并没有走到尽头。你以为我，我会住手吗？我要写的还可以传几个世纪呢。生命万岁！快乐万岁！和命运的斗争万岁！鼓舞人心的爱情万岁！给信心加热的友情万岁———比爱情更甜蜜的友情万岁！白天万岁！黑夜万岁！光荣归于太阳！光荣归于上帝，又梦想又行动的上帝，创造了音乐的上帝！赞美上帝！……”
说到这里，他在桌子前坐下，把头脑里想到的都写下来，却不再想刚才说的话了。
那时，克里斯托夫觉得他生命中的各种力量都完全平衡了。他不愿不厌其烦地讨论某种音乐形式的美学价值，也不愿尽心尽力去创新立异；他甚至不必太费功夫就能找到用音乐表达的题材。对他说来，什么都是好的。音乐的思潮汹涌澎湃，克里斯托夫也不知道表达的是什么感情。他只觉得快乐，这就够了，为能流露感情而快乐，为能感到天地间生命的脉搏在他心中跳动而快乐。
这种溢于言表的快乐感染了他周围的人。
对他来说，这座关门闭户的花园实在是个太小的天地。隔壁修道院的大花园原来有的是幽静而宽阔的花径，几百年的老树，可以赏心悦目，但是好景不长。克里斯托夫的窗子对面，正在修建一座六层的高楼恰好挡住他的视线，完成了对他的包围圈。他一天到晚能听到的音乐只是滑车的咯吱声，敲打石头的踢踏声，钉木板的丁冬啪哒声。在工人当中，他又碰到了他的老朋友盖瓦匠，那是他以前在屋顶上认识的。他们远远地点点头，打打招呼。有时他在街上碰到盖瓦匠，甚至还带他上酒店去，一起喝上几杯，喝得奥利维大出意外，简直有点难为情。他却觉得盖瓦匠的油嘴滑舌，怎么也改不了的好脾气非常好玩。但他并不因此就少骂几句：这伙卖力的工人在他楼前筑起了一座大坝，剥夺了他的光明。奥利维却不太抱怨；他能适应围墙内的小天地，就像笛卡儿的火炉压得思想火星迸发，飞往自由的天空一样。但克里斯托夫需要空气。关在狭窄的小天地里，他就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作为补偿。他喝他们心灵的液汁，谱成音乐。奥利维说他看起来像个情人。
“如果我是情人，”克里斯托夫答道，“那除了爱情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再爱，对什么也没兴趣了。”
“不是爱情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健康，我有胃口。”
“幸运的克里斯托夫！”奥利维叹了一口气说，“你应该分一点胃口给我们。”
健康也会传染的———就像疾病一样。头一个得到好处的就是奥利维。他最缺少力量。他逃避现实世界，因为世界的庸俗使他受不了。他的智力广博，艺术天赋不同凡响，但是他太纤巧，很难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不能是一个太挑剔的厌世者；对于一切健康的人，头一条规律就是要生活；如果是个天才，那就更加需要生活。奥利维却逃避生活，他只在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幻想世界里随波逐流，而这个世界并不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世界。他属于这样一种精英人物，为了追求美，他要到今天已经不再存在的时代，或者到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时代里去寻找。仿佛今天的生命之酒不如从前的那么醉人！疲倦的心灵害怕直接接触生活，他们只有通过遥远的时代织成的海市蜃楼般的帘幕；或者通过曾经是活人的古人之口，才敢间接地看看生活———克里斯托夫的友情慢慢地把奥利维从艺术的幻境中拉了出来。阳光慢慢渗透了他心灵最隐蔽的地方。
艾斯白洁工程师也受到了克里斯托夫乐观态度的感染。然而看不出他的习惯有什么改变：他的积习已深；不能打算要他变得进取心很强，离开法国，到国外发财去。那样要求就过分了。但他已经不再无精打采，很久以来，他曾把研究、读书、科学工作都放到一边，现在却重新感到有兴趣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对工作恢复了兴趣，其中多少有克里斯托夫的功劳，他会觉得大为意外；而更觉得意外的却是克里斯托夫。
全楼的人和克里斯托夫打交道最快的要算二楼那对小夫妻。不止一次他走过他们门外，都听见里面的钢琴声，只要是独奏而没有听众，年轻的亚诺太太还弹得满有味。于是他送了他们几张门票，去听他的音乐会。他们自然感激不尽。从此以后，他晚上有时就到他们家里去。但他再也没听到年轻的妻子弹琴了，她太胆小，不敢在外人面前演奏；即使是一个人弹，因为知道了楼梯上听得到，她也把琴声压得很低。现在克里斯托夫来弹琴了，他们就谈得很久。亚诺夫妇谈起音乐来劲头十足，使他非常高兴。他想不到法国人会这样爱音乐。
“这是因为，”奥利维说，“直到目前为止，你见到的都是音乐家。”
“这我知道，”克里斯托夫回答说，“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你不能要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法国会有很多。”
“总有几千。”
“那么，难道音乐成了流行病还是新潮流？”
“不是新潮流，”亚诺说，“一个人听了和谐的弦乐或自然的歌声，如果不觉得快活，不受到感动，不全身颤抖，不心荡神驰，不超凡忘我，那就表明他的心灵受了扭曲，有毛病，不正常，我们对他应该小心，就像提防小人一样……”
“这我知道，”克里斯托夫说，“是我的老朋友莎士比亚说过的吧？”
“不是，”亚诺和和气气地说，“这是我国的龙沙早在莎士比亚之前就说过的。你看，这个潮流不是昨天才在法国开始的吧？”
法国人爱音乐已经使克里斯托夫感到意外，爱的几乎是德国人同样爱的音乐，那就更使他大出意外了。在他开始见到的巴黎艺术家和文人雅士之中，格调高的也不过把德国大师当做外国的名家，他们不得不表示钦佩，但也只是隔岸观火，自然而然就会嘲笑格鲁克的笨拙，瓦格纳的粗野；他们和法国作曲家的精致细腻形成了对比。事实上，克里斯托夫怀疑法国人按照法国方式演奏德国作品，能不能理解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格鲁克作品演奏会回来，觉得非常恼火，因为这些眼明心巧的法国人给脾气不好的老头子脸上涂粉了！他们给他穿上盛装，扎上丝带，使他的节奏变得软绵绵的，使他的音乐染上了印象派的色彩，颓废派的情调……倒霉的格鲁克！他口若悬河的心灵，纯洁无瑕的德性，裸露无余的痛苦，都到哪里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直到这时，克里斯托夫才看清了：他的新朋友们对德国的古典音乐，古老歌谣，对日耳曼民族心灵的深处，都有深刻的了解，含着脉脉的温情。于是他不免要问：他们是不是真把德国音乐家当做外人？一个法国人是不是只爱本民族的艺术家？
“不是这样！”他们提出意见，“这是我们的批评家盗用我们的名义， 自作主张说的话，他们总是随大流，就以为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随波逐流。其实我们不管他们那套，就像他们不管我们一样。这些好笑的家伙要来教训我们什么是法国的民族性，什么不是！这要由我们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来说！……他们来教训我们说：只有在拉摩的音乐中———或拉辛的悲剧中———而不是在其他作品中，才能看到法国。仿佛贝多芬、莫扎特和格鲁克都没有来过我们家里，没有在我们亲人的炉边和床前，分担我们的痛苦，恢复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和我们不是亲如一家人似的！如果要我们说心里话，那些巴黎批评家大肆吹嘘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在我们看来，倒真成了外国人呢。”
“其实，”奥利维说，“如果艺术要划分界限的话，那界限与其说是民族，不如说是阶级。我不知道有没有法国的艺术和德国的艺术；但肯定有富人的艺术和穷人的艺术。格鲁克虽然是平民中的大人物，但却属于我们这个阶级。某个法国艺术家———恕我不提他的姓名———虽然生来就是平民，却不属于我们，因为他羞与我们为伍，他心目中没有我们；我们心目中也就没有了他。
奥利维说对了。克里斯托夫越了解法国人，越觉得法国的好人很像德国的好人。亚诺夫妇使他想起了亲爱的老苏兹。苏兹热爱艺术，多么纯洁，多么无私，多么忘我，对美多么崇敬！想到苏兹，他就更爱亚诺夫妇了。
克里斯托夫看出了不同种族的好人之间没有精神上的界限，同时也看出了同一种族的好人之间，如果说思想上有什么界限的话，那也是荒唐可笑的。多亏了他，虽然他并不是有意拉拢，高乃依神甫和华德莱先生这两个看起来很难互相了解的人却交上了朋友。
克里斯托夫向他们两个人借书看，使奥利维不满意的是，他还随随便便把一个人的书转借给另一个人。高乃依神甫并没有不高兴，他有一种直觉，虽然没有流露出来，他却感到他年轻的邻居有不自觉的虔诚心灵。华德莱先生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文集，他们三个人都喜欢读，虽然喜欢的理由并不相同，却使三个人接近了。有一天，三个人偶然在克里斯托夫那里会了面。克里斯托夫还怕两个客人会说出使对方下不了台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都客客气气。谈话的题目都没有危险：旅行的见闻，人生的经验。他们发现对方宽容厚道，都有传道说教的精神，虽然两个人都有理由灰心丧气，却又充满了不切合实际的希望。他们互相同情，却又掺杂了几分嘲讽。同情很有分寸。他们从来不谈他的基本信仰。他们很少见面，也不找见面的机会；但一见面却很高兴。
两个人当中，高乃依神甫并不是没有独立见解的。这使克里斯托夫大为意外。他慢慢地看出了这种自由的宗教思想的伟大，这种坚强而平静的神秘主义，没有一点狂热，却渗透了神甫的全部思想、他日常生活中的全部行为、他对宇宙的全部看法———这种宇宙观使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基督的存在，正如根据他的信仰，在基督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存在一样。
他并不否认生命的任何力量。对他说来，圣书中的一切，无论古代的或当代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从摩西到贝特罗，都是确实的、神圣的，都是上帝的语言。《圣经》只不过是内容最丰富的典型例子，正如教会是团结在上帝名义下的最高级的精英一样；但《圣经》和教会的精神，并不限于一成不变的真理之内。基督教义是基督灵活的说教。世界历史不过是神的思想不断发展的历史。犹太教堂的衰落，异教世界的分崩离析，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教皇鲍尼法斯八世受到的侮辱，伽利略说地球是在令人头晕眼花的太空之中，无限小的东西比大东西还更有力量，国王的政权和政教协议的废除，这些都曾一时扰乱人心。有人拼命靠拢倾倒的大厦，有人随便抓住一块木板，随波逐流。高乃依神甫却只问自己：“人的位置在哪里呢？是什么使人生存的？”因为他相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上帝。”———因此，他对克里斯托夫有好感。
而克里斯托夫呢，他也喜欢再次听到伟大的宗教心灵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在他心中唤起了深远的回声。强者的天性中总有适应环境的能力，这是生命的本能，保存自己的本能，就像船歪时要恢复平衡，继续前进，本能会再划上一桨一样———两年来巴黎的肉欲主义引起了克里斯托夫极端的怀疑和厌恶，反倒使上帝在他心中复活了。并不是他相信上帝。他是不相信的。但他心中洋溢着上帝的精神。高乃依神甫微笑着对他说，他好像他的保护神圣·克里斯托夫一样，肩头背着上帝却一点也不知道。
“我怎么看不见上帝呢？”克里斯托夫问道。
“你就像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你每天都看到上帝，却没有看出上帝来。上帝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每个人身上显示自己———对有些人，他显示在 日常生活中———对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对你的朋友华德莱先生，就像对圣·多玛那样），他显示在有待医治的创伤中，在有待拯救的苦难中———而对你呢，他显示在理想的尊严中：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总有一天，你会看得出来。”
“我是自由主义者，”克里斯托夫说，“我永远不会放弃自由。”
“你和上帝同在就更自由了。”神甫平静地答道。
但克里斯托夫不承认他是个不自觉的基督徒。他天真地热情地为自己辩护，仿佛人家给他的思想贴上这个或那个标签有什么重大关系似的。高乃依神甫听的时候，带有一点看破了人世矛盾的嘲讽意味，这很不容易察觉，因为他是好心好意听着的。他的耐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宗教信仰养成了他忍耐的习惯。教会使他受过的实际考验，已经锻炼了他的耐力；虽然他精神上感到痛苦的压抑，但实质上并没有影响他的耐性。当然，眼看自己受上级压迫，一举一动都有主教大人的眼睛在盯着，一言一行都有自由思想派的耳朵在听着，他们尽力想要利用他的思想，来反对他的信仰，他的教友和敌人既不了解他，又来围攻他，这是多么难过啊。他不可能反抗，因为他非服从不可。他又不可能真心诚意地服从，因为他明知道上级是错误的。不说出来是苦恼，说了而被人误解也是苦恼。更不用说你还要对别人的灵魂负责，有些人正等待你的忠告，你的帮助，而你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受苦……高乃依神甫为了他们，为了自己，都觉得痛苦，但他忍下去了。他知道在教会漫长的历史中，这些痛苦的日子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不声不响地忍受痛苦，慢慢地使他衰弱，胆小，不敢说话，连一点行动都受不了，最后沉入了麻木的状态。他感到这样沉沦非常忧郁，但是没有做出反应。碰到了克里斯托夫，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年轻的邻居对他表示的热忱，天真而亲热的关怀，有时提出一些没分寸的问题，对他都有好处。克里斯托夫逼得他又与活人为伍了。
电工奥贝在克里斯托夫那里见到神甫。他大为意外，很难掩饰他的反感。即使克服了初次见面的情绪，他还是觉得不自在，认为这个穿道袍的神甫是个难以理解的人。然而，和一个高级人物谈话的乐趣，到底还是超过了他对教会的反感。他对华德莱先生和高乃依神甫谈话的亲切口气大为不解；更不理解一个神甫怎么成了民主派，而一个革命党人反倒是贵族，这打乱了他固定的观念。他想把他们分门别类，因为他要分类才能了解，但他却不知道把他们归于哪类好。这个外表平静、内心高傲的神甫读过阿那托·法朗士和勒南的作品，谈起他们来有条不紊，公正合理，要把他划入一个门类可不容易。谈起科学来，高乃依神甫的原则是听内行的，而不听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外行。他尊重有权的人；但对他说来，权和能不属于同一范畴。肉体、精神、仁爱，是三个不同的范畴，是升天梯的三个等级———当然，老实的奥贝做梦也想不到这种精神状态。高乃依神甫心平气和地对克里斯托夫说：奥贝使他想起了他见过的法国乡下人。一个年轻的英国姑娘向他们问路。她对他们说英语，他们听不懂。他们对她说法语，她也听不懂。于是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瞧着她，摇摇头，边做工作边说：
“真可惜！一个这样漂亮的姑娘！……”
起初，奥贝给神甫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风度吓倒了，只是听着他们谈话，不敢开腔。后为，他慢慢地忍不住要插嘴了，因为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是一种乐趣。他就说些空话。那两位倒是客客气气地听着，心里有点好笑。奥贝劲头一来，竟忘乎所以；他利用了高乃依神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耐性，甚至用过了头。他简直是胡说八道了。神甫却听天由命地听着；他并不太厌烦，因为他与其说在听奥贝的话，不如说在了解这个人。然后，等到克里斯托夫发牢骚了，他才说道：
“没关系！我还没听别人这样说过呢！”
奥贝感激华德莱先生和高乃依神甫对他这样好；三个人都不在乎是否互相了解，却莫名其妙地互相喜欢。他们意外地发现彼此这样接近。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却不知道这是克里斯托夫的撮合。
他还有三个天真的小伙伴：艾斯白洁家的两个女儿和华德莱先生的养女。他成了她们共同的朋友。他不忍心看到她们各过各的日子。他老对她们谈她们所不认识的小邻居，谈得她们忍不住想见面了。她们在窗口打招呼，在楼梯上碰到的时候偷偷说句话。她们越来越熟，加上克里斯托夫的支持，她们竟得到了家长的允许，同去卢森堡公园玩。克里斯托夫见妙计成了功，非常高兴，在她们头一回会面的时候，到公园去看她们；他发现她们不太自然，有点拘束，对这种新鲜事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一来就不冷场了，出主意怎么玩：跑呀，追呀，他自己也像个十岁的孩子一样玩得起劲；过路人看到三个小女孩追着一个大男孩，又跑又叫，围着树转，也觉得开了眼界。家长却总不大放心，不大愿她们去公园里玩（因为他们不便就近照应）———于是克里斯托夫就想法子要住楼下的夏勃朗少校请孩子们到他家的花园里去。
碰巧的机会使他们两个人见过面———只要你想找机会，机会也会找你———克里斯托夫的书桌摆在窗前。一阵风把几页乐谱吹到楼下花园里去了。克里斯托夫跑下去捡，照例没戴帽子，没扣衣服。他以为只消找找仆人，不料开门的却是女儿。他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明了来意。少妇微微一笑，请他进门，同到花园里去。他一捡起乐谱，赶快就走，少妇送他出来，刚好碰上军官回家。少校惊讶地看了一眼这个衣冠不整的不速之客。女儿笑着来作介绍。
“啊！是你呀，音乐家？”军官说，“真高兴！我们是同行。”
他握住他的手。他们友好地谈起来，有说有笑，谈双方给对方开的独奏音乐会，克里斯托夫独奏的是钢琴，少校独奏的是笛子。克里斯托夫要走了；但是少校不放，没完没了，东拉西扯地谈音乐。忽然一下，他打住了，说：
“来看我的大炮。”
克里斯托夫跟着他，心想自己对法国炮兵说得出什么意见，有什么兴趣呢？不料少校神气活现地给他看的，却是轮番开炮似的轮唱曲。他的这种作品可以从头到尾演奏，也可以从后到前，还可以两个人合奏，一个演奏左边一页，另一个演奏右边一页。少校是综合工科大学毕业生，对音乐一直有兴趣；但他喜欢的是要解决音乐的难题；在他看来，音乐只是一种智力游戏———其实，有一部分也的确是———于是他就想方设法提出音乐结构上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谜底，但越找越荒唐，越找越无用。在他当军官的时候，当然没有时间培养这种嗜好；但自从退役以后，他就满腔热忱地投入了音乐之中；全部精力都花在上面，就像以前横跨非洲大沙漠追赶黑人的酋长，或者避免落入他们的圈套一样。克里斯托夫觉得这种猜谜的游戏很好玩，他也提出了一个更复杂难猜的谜语。军官高兴坏了；他们两个斗智比巧———一来一往，用音符组成的谜语成了一场倾盆大雨。等到他们玩完了，克里斯托夫才回到楼上的房间。但第二天一早，他又得到了邻居提出的新问题，的确令人头痛，那是少校想了半夜才想出来的，克里斯托夫赶快做出回答；但斗智并没有完，一直斗得克里斯托夫不胜厌烦，承认输了才罢。军官这下乐坏了，他把这个胜利当做对德国打了一个胜仗，洗雪了从前战败的耻辱。他请克里斯托夫午餐。克里斯托夫老实不客气说他的音乐作品糟透了，当夏勃朗吹口琴糟蹋海顿的行板时，他气得高声大叫起来。这反倒征服了少校。从此以后，他们常在一起谈天，但再也不谈音乐了。克里斯托夫对少校胡说八道谈论音乐不感兴趣，他还是宁愿听他谈军事问题。少校正巴不得；音乐对这个不走运的军官而言，只是不得已的消遣；其实，他心里很苦恼。
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谈起在非洲打仗的故事。规模空前的冒险行动，简直比得上皮查尔征服秘鲁，柯特斯征服墨西哥！克里斯托夫目瞪口呆地听他讲惊天动地、野蛮残酷的史诗，讲得栩栩如生，真是闻所未闻，就连法国人自己也茫然无知；他讲到二十年来，一小批法国侵略军如何英勇战斗，足智多谋，做出了超人的努力，在黑非洲的茫茫大地上，受到黑人军队的包围，往往弹尽粮竭，他们违反了担惊受怕的公众舆论和政府意愿，不顾法国的反对，却为法国掠夺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比本土还大的帝国。这种行动冒出了强烈的欢乐气息和血腥气味，在克里斯托夫眼前，涌现了一批现代雇佣兵的形象，一批胆大妄为的冒险家，这是今天的法国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今天的法国承认了都会脸红的，于是只好难为情地在他们的脸上遮了一块面纱。少校谈起这些往事来胆大脸厚，兴高采烈，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是多么快活———（说也奇怪，他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却穿插了一些精确的地质描写）他眉飞色舞地谈到大型围剿，无情地追捕土人，或被土人追捕，进行生死的斗争———克里斯托夫听着，瞧着，他怜悯人这种高级动物怎么会进行自相残杀的荒唐游戏。他怀疑人怎么会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命运。于是他问少校。少校心里有气，开始似乎不太愿对外国人讲。但法国人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尤其是在互相指责的时候。
“在今天的军队里，”他说，“你叫我有什么事可干？他们的水兵搞文学，步兵搞社会学，他们什么都搞，就是不打仗。他们甚至不准备作战，他们只准备不作战；他们研究战争的哲学……战争的哲学！这等于是驴子挨了打，再去考虑明天还要挨多少鞭子！真是胡说八道，磨嘴皮子。不行，我可不来这一套。还不如回家去编我的轮唱曲呢！”
他怕难为情，没有说出他最大的痛苦来：告密的人在军官内部散布相互之间的猜疑，对不学无识、专做坏事、骄横跋扈的政客不得不俯首听命，军队不得不忍辱负重，去干警察特务卑鄙龌龊的低级勾当，去清查教会的产业，去镇压罢工的工人，去服务于执政党的利益，做他们泄私愤的工具，为这些反教会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而与全国大多数人作对。这个在非洲打过仗的老军官还厌恶殖民地的新军，他们大部分是从下层社会招募来的，因为中上阶层的人都自私自利，拒绝参加保卫“大法兰西”的光荣任务，也不愿承担为海外殖民地而战斗的风险……
克里斯托夫不必卷入法国人内部的争论，这和他没有关系；但是他同情这个老军官。不管他对战争有什么看法，他总认为军队里出来的人应该是兵士，就像苹果树该结苹果一样，如果把政客、艺术家、社会学家移植进去，那就是反常了。不过他不明白这个精力旺盛的军官为什么要让位于人。不和敌人战斗，就成了自己的敌人。法国人喜欢与世无争，把退让当做美德———更使克里斯托夫感动的，连军官的女儿也是如此。
她的名字是赛丽纳。她有一头秀发，细致地梳成中国式样，露出了高而圆的额头和尖尖的耳朵，清瘦的脸颊，好看的下巴，有农村姑娘的风味，一双漂亮的黑眼睛，聪明，温柔，信任别人，眼睛有点近视，鼻子稍微大了一点，上嘴角有一颗小痣，静悄悄的微笑使她有点肥大的下嘴唇撅了起来，伸了出去，显得随和，可爱。她人好，活泼，有趣，但一点也不好奇。她不太读书，不了解新的出版物，从来不看戏，从来不旅游———父亲从前走南闯北，已经走累了———不参加社会上的慈善事业（父亲对此不感兴趣）———不想学习研究（父亲老拿才女开玩笑）———不大离开她那一方小花园，总是关在四堵高墙之内，仿佛坐井观天一样。她并不太烦闷。她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听天由命，也没有什么脾气。在她身上，在她周围，弥漫着夏登画上的气氛（女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不知不觉地创造一种气氛），一种暖洋洋、静悄悄，对日常工作聚精会神的面孔和态度创造的安静气氛———虽然有点麻木———但还富有日常秩序的诗意，对习以为常的生活，对不出意外的思想，对按部就班的行动，都感到一种诗意。这种思想行动含情脉脉，深入人心，显得一样可爱。这种中产阶级好人平凡而安静的生活，心安理得，老老实实，真心诚意，平静的工作，平静的乐趣，然而都有诗意。她们健康，高尚，精神和肉体都纯洁，闻得出面包和香草的芬芳，正直和善良的气味。她们做人做事都很平静，像古老的房屋、微笑的心灵一样平静。
克里斯托夫对人亲切，信任别人，也得到了她的信任，成了她的好朋友；他们谈起话来，无拘无束；结果随便他提出什么问题，她都愿意回答，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她甚至对他谈了一些没对别人谈过的话。
“那是因为，”克里斯托夫解释说，“你没有怕我的理由。我们没有谈情说爱的危险，因为我们的友情太深了，不会有爱情的。”
“你多好啊！”她笑着答道。
她的天性和克里斯托夫的一样没有变质，不喜欢把友情转变成爱情，不像那种感情暧昧，逢场作戏的人。他们两个只是好朋友。
有一天他问她，某个下午他看见她坐在花园的长凳上，活计放在膝头却没有碰一下，只是一动不动地待了几个钟头，那是干什么呀？她脸红了，说是哪有几个钟头，不过是几分钟罢了，而且是断断续续的，那是在“讲故事”———“自己给自己讲故事。”
“你给自己讲故事？喔，讲给我听听！”
她说他太爱管闲事了。她只能告诉他，故事是她编的，但并不讲她自己。
他说怪了：
“既然要花那么些时间讲故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故事添枝加叶？为什么不讲梦中更幸福的生活？”
“我不能够，”她说，“要是讲了，我会失望的。”
她又脸红了，因为泄漏了一点内心的秘密。接着她又说：
“其实，在花园里只要吹到一阵风，我就很快活了。在我看来，花园好像有了生命。如果风很狂烈，是从远方吹来的，那会说出多少故事啊！”
虽然她说话有保留，克里斯托夫还是看出了她内心的苦闷，其实她自己也知道：她的好脾气和徒劳无益的活动，并不能掩盖她的空虚。为什么不摆脱烦恼呢？难道她不配过一种积极有用的生活吗？———她借口说是父女情深，不忍心离开他。克里斯托夫说军官精力充沛，用不着她照顾，又说像她父亲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独立生活，没有权利牺牲女儿，但说也没有用。她反过来为父亲辩护，自欺欺人地说并不是父亲勉强她留下来，而是她舍不得离开他———在某种程度上，她说的是实话。对她，对她父亲，对她周围的人，似乎一切都该永远不变，维持现状。她有一个结了婚的哥哥，认为她理所当然应该代替他侍候父亲。他自己却只照顾自己的孩子。他疼爱他们，不容别人干预，也不容许孩子自作主张。这种感情对他说来，尤其是对他的妻子，简直成了心甘情愿压在身上，限制行动的锁链；人家会说：一个人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到了终点，应该永远放弃个人的发展；这个活跃、聪明、还年轻的男人，已经在计算需要工作多少年就可退休了———这些年富力强的人让家庭感情把志气消磨得干干净净，而在法国，这种感情根深蒂固，压得人出不了气。压力显得特别大，因为法国家庭已经缩小到了最低限度：只有父母和一两个子女。感情也缩小了，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就像一个守财奴紧紧抓住手里的黄金。
一件偶然的事使克里斯托夫对赛丽纳更感兴趣，并且使他看出了法国人的感情收缩得多么厉害，他们甚至害怕生活，不敢占有属于自己分内的东西。
艾斯白洁工程师有一个弟弟，比他小十岁，也是个工程师。他是单身汉，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单身汉并不少，他们都对艺术很感兴趣，想搞艺术，又怕会失掉中产阶级的地位。说句实话，这并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今天，多数艺术家的问题都解决了，并没有冒什么风险。然而总得想要解决问题才行，但这一点点小得可怜的努力，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出的；他们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真想解决问题；随着他们中产阶级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他们就更不反对现状，不声不响地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了。这不能怪他们，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总比做一个蹩脚的艺术家更好。然而，没有当上艺术家的失望情绪总会在他们心中留下不满的痕迹，自以为是艺术界的大损失，这种不满勉勉强强可以用所谓的哲学态度来掩盖，但总是隐隐约约糟蹋了他们的生活，一直要等到日积月累，新愁取代了旧恨才罢。安德莱·艾斯白洁的情况正是这样。他本想做作家；但他哥哥固执己见，一定要他像自己一样进入科技界。安德莱人聪明，搞科学———和搞文学一样———都过得去，所以并不在乎；他没有把握能成为艺术家，但很有把握能成为中产阶级；于是他听了哥哥的话，先是暂时的———谁知道暂时有多久？———考进了中央工艺学院，名次不算太高，毕业的时候也差不多，从此以后，他就干上了工程师这个行当，做事认真，但是没有兴趣。他对艺术的爱好本来并不深，这一下当然也化为泡影；因此，他一谈到就解嘲似的说：
“而且”———克里斯托夫听得出像奥利维一样悲观的口气———“生活也不值得为错过了一个机会而自寻烦恼。多一个蹩脚诗人或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
两兄弟的感情很好；精神上是一个模子训练出来的；但两个人却合不来。他们都是德莱弗斯事件的狂热分子。但安德莱受了工会的影响反对军队；而艾利却是爱国拥军派。
偶尔，安德莱会来看克里斯托夫，却不去看他的哥哥；克里斯托夫觉得奇怪，因为他和安德莱之间并没有什么好感。安德莱谈起话来总是发牢骚，不是怪某个人，就是怪某件事———听得人厌烦了；等到克里斯托夫说话，他又不听。因此，克里斯托夫并不隐瞒地说：他来实在无聊；但是他却满不在乎，仿佛没有听见一样。最后，克里斯托夫才找到了谜底。一天，他发现客人老是靠着窗口，瞧着楼下花园，而不听他说什么。他就指了出来；安德莱也爽快地承认：他来看克里斯托夫，其实是要看夏勃朗小姐。话一开了头就收不住，他承认他们两人是老交情，也许还不只是普通的友谊；艾斯白洁一家和少校一家是老朋友，关系还很密切；后来政见上有分歧，居然不再交往。克里斯托夫老实说：他不明白这种傻事。为什么不可以各有各的想法，却又互相尊重？安德莱自认为思想开明，但在两三个问题上，他却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德莱弗斯事件。一谈到这个问题，他就失去了理智，这是当时的风气。克里斯托夫了解这种情况，就不和他争论；只是问他：这件事有没有争完的一天？或是要没完没了地争下去，争到儿子一代，孙子一代，甚至孙子的孙子一代？安德莱笑了起来，并不回答克里斯托夫的话，却含情脉脉地称赞赛丽纳·夏勃朗，同时责备她的父亲自私，不该要女儿为他牺牲。
“如果你爱她，她也爱你，”克里斯托夫问道，“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
安德莱惋惜地说赛丽纳是个教权派。克里斯托夫问教权派是什么意思。安德莱回答说：就是墨守教规，俯首听命于一个上帝和上帝的奴仆。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可不愿意我的妻子既听命于我，又听命于另外的人。”
“怎么？你连思想上都不容许你妻子有自由吗？我看你比少校还更自私了！”
“你说起来倒容易！但是你 自己，你会娶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妻子吗？”
“我已经有过这种经验了！”
“如果两个人想不到一起去，怎么能在一起生活呢？”
“去你的那一套思想吧！我可怜的朋友，在恋爱的时候，什么思想都不要紧。我干吗要我爱的女人像我一样爱音乐呢？对我说来，她本人就是音乐！像你这样有机会碰上一个和你相爱的少女，那就让她相信她的，你相信你的吧！相信什么到头来都是一样；世上最重要的还是相爱。”
“你说话像是在做诗。你没有睁开眼睛看人生。我见过思想不一致而痛苦的夫妻太多了。”
“那是他们不够相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吗？即使我要和夏勃朗小姐结婚，我做得到吗？”
“我倒想知道为什么做不到？”
于是安德莱谈起了他的重重顾虑：地位不稳，财产不多，身体不好。他怀疑自己有没有权利结婚。这事责任重大……会不会造成双方的痛苦？———更不用说子女问题。……还是等一等更稳当，或者干脆算了。
克里斯托夫耸耸肩膀。
“这算什么爱情！如果她爱你，她自然乐意献身。至于子女，你们法国人真好笑。难道你们没有把握把子女养成不必吃苦的、有产业的小胖子，就不让他们出世了！……真该死！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只能给他们生命，教他们爱生活，有勇气保护自己的生命。至于其他……死也罢，活也罢……大家都是一样。为什么不碰碰生活的运气就关上生活的大门呢？”
克里斯托夫溢于言表的信心深入了对方的肺腑，但还不能使他下定决心。他只是说：
“是，说不定……”
他就到此为止了。看来他也像别人一样，不能有所作为，甚至不想有所作为。
克里斯托夫要和这种无所作为的思想斗争，他发现他的法国朋友多半都有这种思想，但是说也奇怪，他们却又忙忙碌碌，甚至焦躁不安地工作。他在各个不同的场合见到的中产阶级，几乎都是不满现状的。他们几乎都厌恶今天当权的人，厌恶他们腐化堕落的思想。他们几乎都难过而又自豪地意识到他们的民族精神被抛弃了。然而这并不是个人恩怨，也不是个人或阶级受到压制，剥夺了权力，不能参加活动，就怨天尤人，也不是免职的官员，或无处发泄的精力，或退隐田庄的贵族残余像受伤的狮子一般坐以待毙的苦恼。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情绪，默默无言，既深刻，又普遍，到处都看得到，在军队中，在司法界，在大学里，在办公室，在政府机关的要害部门，几乎无所不在。但是他们却不行动。他们行动之前就泄了气，只翻来覆去地说：
“没有办法。”
他们提心吊胆地在思想上，在谈话中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只在家庭生活中寻找藏身之处。
如果他们只是摆脱政治活动倒也罢了！偏偏在日常活动的范围内，也没有一个老实人对行动有兴趣。他们低声下气和他们瞧不起的乱七八糟的坏蛋来往，不敢和他们进行斗争，认为斗争也没有用。比如说，克里斯托夫认识的艺术家、音乐家，为什么不声不响地听任这些胆大脸厚的报界丑角对他们发号施令？有些无人不知的愚昧无比的蠢货，却掌握了无人不怕的大权。他们甚至懒得动笔写书或文章，而是由秘书代劳，这些饿得要死的穷鬼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是连灵魂都不惜出卖的，只要灵魂能够卖得出去就行。这在巴黎对谁也不是秘密。然而这些蠢货还是居高临下，欺压艺术家。克里斯托夫读了他们的专栏文章，不由不气得叫了起来。
“啊！这些混蛋！”他说。
“你在说谁呀？”奥利维问道，“老是说市场上那些可笑的坏人吗？”
“不是。我说的是老实人。坏人做坏事不足为奇：他们说谎、杀人、明抢暗偷，那是干他们的本行。但是老实人呢？———他们瞧不起坏人，却让坏人胡作非为，这不比坏人更可恶一千倍吗？如果新闻界的同事，公正而有学问的评论家，让丑角用作挡箭牌的艺术家，不是胆小怕事，惟恐牵连 自己，因此不声不响的话，如果他们不是心怀鬼胎，打算互相利用，暗中勾结，免得受到敌方攻击的话———如果他们不让这些跳梁小丑用人们的友谊做保护伞的话，这些胆大脸厚的黑暗势力就会落到人人耻笑的地步。只怪他们软弱可欺，纵容了种种坏事。我碰到过不少老实人，个个都说‘某人是个坏蛋’。但没有一个人见到这个坏蛋不叫他做‘同行’，不和他握手的———他们会说：‘坏人太多了！’———不对，是胆小鬼太多了！软弱的老实人太多了！”
“那你要大家怎么办呢？”
“大家自己做警察呀！你们还等什么？等老天爷来管你们的事？得了，瞧，这一回下了三天雪。街道都堵塞了，你们的巴黎成了个泥坑。你们做了什么呢？只是怪市政府搞得一塌糊涂。你们自己有没有设法走出泥坑来？真是天晓得！你们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一个人打扫门前的人行道。大家都不负责，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只互相指责，就算完事。几百年来君主制度的教育使我们养成了不动手的习惯，只是张大了嘴巴望天，等待奇迹出现。不知道惟一可能出现的奇迹，要靠自己决心行动。你看见没有，我的小奥利维，你们聪明有余，品德超群，缺少的只是满腔热血。首先是你。你们的才智和品德并没有毛病。缺少的只是生命力。生命力溜走了。”
“那有什么办法？只好等它回来了。”
“一定要想它回来。一定要‘想’！既然想，首先就一定要换新鲜空气。既然不想走出家门，起码也该把家里打扫干净。你们却让家里沾染了市场上的乌烟瘴气。你们的艺术和思想多半都歪曲了。你们却不生气，几乎不以为怪，可见你们泄气到了什么程度。有几个老实人甚至胆小得到了荒谬的地步，结果居然以为自己错了，以为那些江湖骗子反倒对了。你们的《伊索》杂志自认为不会受蒙蔽，我却在杂志社碰到过一些可怜的年轻人，他们分明不喜欢的艺术，口里硬要说是喜欢。他们并不感到乐趣，却要自我陶醉，其实，这不过是盲从的奴性，结果他们自欺欺人，无聊得要命！”
克里斯托夫像吹醒树林的狂风一样动摇了思想不定的人。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只是鼓吹要他们敢于思想。他说：
“你们太谦虚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神经过敏性的怀疑。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应当有人情味。但是决不容许怀疑自己相信的好事和真理。凡是我们相信的，我们都应该保护。不管我们的力量多么小，也不应该有力而不用。世界上最小的人物和最大的人物一样，各有一份责任。而且———这是小人物不知道的———也有一份力量。不要以为孤立的反抗没有用！敢于肯定自己坚强的信心就是巨大的力量。最近几年，你们不止一次看到：政府和舆论都不得不考虑一个好人的意见，而好人的武器只是经过考验、坚持不懈的道德力量……
“如果你们要问这样费劲有什么用，奋斗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那好，你们要知道———因为法国正在坐以待毙———因为我们人类千百年来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明，如果我们不拯救的话，就要沉入深渊了。祖国在危险中，我们的欧洲大国———尤其是你们的法兰西小国，都危险了。是你们的麻木不仁使法国面临死亡的。法国就是死在你们每个人消失了的精力中，在你们每个人无所作为的思想中，在你们徒劳无益地消耗得一干二净的每一滴鲜血中……起来吧！一定要生活！即使你们要死亡，也要站着死。”
但是最困难的，还不是要他们行动，而是要他们共同行动。关于这点，他们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互相不满。最好的人也最固执。克里斯托夫住的楼房就有现成的例子。费利克斯·韦尔先生，艾斯白洁工程师，夏勃朗少校三个人住在一起，暗中都含有敌意。其实，他们的政党和民族虽然不同，三个人所要得到的东西却是相同的。
韦尔先生和少校有很多理由应该互相了解。爱思想的人往往是矛盾的：韦尔先生从来不离开书本，过的只是精神生活，却热衷于军事问题。“我们都是有偏见的怪人。”这半个犹太裔的韦尔先生就把自己的矛盾应用到全人类身上了。原来这个老知识分子崇拜拿破仑。他收集了帝国时代的书籍和纪念品，好重温昔日灿烂辉煌的旧梦。他像多少同代人一样，给那颗红日的万丈光芒照得眼花缭乱。他要重新进行战役，把打过的仗再打一遍，讨论作战行动，他成了充斥学士院和大学的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不是说明奥斯特利茨的胜利，就是改正滑铁卢的错误。他会比别人更早笑自己成了“拿破仑迷”，越笑越开心；但他还是一样陶醉在这些美妙的故事里，就像孩子在玩游戏一样；有些故事甚至使他流出了眼泪，他一发现自己的弱点，就笑得前俯后仰，叫自己做老糊涂。说老实话，他迷上了拿破仑，与其说是爱国心，不如说是对军事行动的浪漫主义兴趣或是精神上的爱好。然而，他又是个真正的爱国者，甚至比许多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还爱法国。法国的反犹太分子怀疑在法国定居的犹太人，伤害他们的感情，使他们灰心丧气，这不但是做了坏事，还是做了蠢事。定居了两三代的家庭一定会爱他们定居的土地，而犹太人更有特殊的理由爱这个代表西方最先进的自由思想的民族。他们一百年来对法国的自由做出了贡献，这种自由有一部分是他们的功劳，因此他们更爱法国。如果任何反动的封建势力威胁自由的话，他们怎会能不起来保卫呢？如果设法———有一帮发疯的犯罪分子就想方设法———破坏法国和移民的关系，那就是在帮敌人的忙。
夏勃朗少校就是一个帮倒忙的爱国分子，他听了报纸的宣传就糊涂，以为来法国的移民都是暗藏的敌人，本来天性好客，反倒怀疑、厌恶、否定本民族有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优势了。因此，他认为应该忽视一楼房客的存在，其实，如果认识了他，少校会很高兴的。而韦尔先生呢，如果能和少校谈谈，也会是种乐趣，但他知道军官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免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克里斯托夫比少校还更没有理由对韦尔先生感到兴趣。但是他不能容忍不公平的现象。因此，在夏勃朗攻击韦尔先生的时候，他就打抱不平了。
一天，少校又像平常一样大发牢骚，不满现状，克里斯托夫就对他说：
“这就要怪你们自己了。你们大家都不上前。等到法国发生的事不合你们的心意，你们就大肆宣扬，打退堂鼓，辞职不干。人家还以为你们承认失败，却又引以为荣呢。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打了败仗，却还劲头十足的。瞧，少校，你是打过仗的人，难道有这种打法吗？”
“这不是打仗的问题，”少校答道，“我们不能跟法国打仗呀。打这种嘴皮子的仗，要的只是说话、争论、投票，和一大堆混蛋搞摩擦，那我怎么行呢？”
“你怎么这样泄气？在非洲，你不也见过别的混蛋吗？”
“我敢发誓说，非洲还不这样讨厌。再说，非洲可以动武！而动武总得有兵士。在那边，我有的是神枪手。在这里，我却是孤军作战。”
“这里并不是没有勇士。”
“人在哪里？”
“到处都是。”
“那好，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像你一样，什么事也不干，并且说没有什么可干的。”
“举个例子看看。”
“举出三个也不难，而且都住在这幢楼里。”
克里斯托夫先说韦尔先生———少校叫了起来———再说艾斯白洁夫妇———他简直跳起来了：
“那个犹太人吗？那些德莱弗斯派吗？”
“德莱弗斯派？”克里斯托夫说，“那又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断送了法国。”
“他们爱法国不在你之下。”
“那他们就是神经病，神经错乱得做坏事。”
“谈到对手，难道不能公道点吗？”
“我和正大光明、拿着武器的对手是谈得来的。证据就在眼前，我不是在和你这位德国先生交谈吗？我尊重德国人，虽然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连本带息报仇雪恨。但国内的对手就不同了：他们暗箭伤人，用的武器是有害的思想，有毒的人道主义……”
“不错，你是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抖擞地头一回碰到了炮弹。怎么办呢？战争在进化呀。”
“那好！打开窗子说亮话，老实承认这是战争。”
“假如有个共同的敌人来威胁欧洲，难道你们不和德国人联合起来？”
“我们在中国联合过。”
“你向周围看看！你们的国家，还有我们这些国家，在英雄主义的理想方面，不是在受到威胁吗？不是为政治上或思想上的冒险家所利用吗？为了共同对敌，难道你们不该和你们的对手联合起来？他们也和你们一样有精神力量啊！你们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考虑现实？他们的理想和你们的不同！但理想都是力量，这你不能否认；在两种理想最近的斗争中，他们的理想把你们打败了。为什么要费力去打败对方的理想，而不把双方的理想联合起来，去反对理想的公敌，去打倒损公肥私，腐化堕落，破坏欧洲文明的共同敌人呢？”
“为了谁？首先应该有个谅解。总不能是为了对手的胜利吧？”。
“你们在非洲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是为国王，还是为共和国打仗呢？我看你们很多人恐怕没有想到共和国吧。”
“他们才不在乎哩。”
“好！反正法国占了便宜。你们是为法国打仗，也是为了自己。那好，现在为什么不一样干呢！为什么要为政治或宗教这些无意义的事吵得一塌糊涂？那真是糊涂透顶了。你们的民族是教会的子女也好，是理性的后代也好，那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民族要生存！只要赞美生活的，就是好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损人利己的享乐主义，它切断了、污染了生活的源泉。赞美力量吧，赞美光明吧，赞美丰富的爱情、牺牲的快乐吧！但是永远不要让别人代替你行动。行动吧，行动吧，联合起来干吧！……”
于是他在钢琴上弹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降B调进行曲》的头几节。
“你知道吗？”他中断了弹琴，说道，“如果我是你们的音乐家，不管是夏邦蒂叶或是勃吕诺（让他们见鬼去吧！），我都要替你们编一支合唱交响曲，把《马赛曲》、《国际歌》、《亨利四世万岁》、《上帝保佑法国！》———圣约翰节采集得到的活血草———听，就像这个调子———都编进去，做一碗海鲜汤灌进你们嘴里！味道可能不好（无论如何不会比他们的味道差）；不过我敢保证，吃进肚子后你们会全身发热，非行动不可！”
他开心得大笑起来。
少校也跟着他笑。
“你是个男子汉，克拉夫特先生。可惜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怎么不是一边的人？哪里的战斗不是一样的？我们正该靠拢些啊！”
少校口头上同意，但只不过说说而已。等到克里斯托夫固执地又谈起韦尔先生和艾斯白洁来，军官也和他一样固执，老是唱不完的反犹太人、反德莱弗斯派的老调。
克里斯托夫心里不好受。奥利维对他说：
“不要难过。一个人不可能忽然一下就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不过你做的事已经不少了，虽然你自己还不知道。”
“我做了什么事？”克里斯托夫问。
“你不是克里斯托夫吗？”
“那和别人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你只要‘我行我素’，亲爱的克里斯托夫！就不怕别人不照你做了。”
但克里斯托夫并不死心。他照样跟夏勃朗少校辩论，有时争得还很激烈。赛丽纳觉得有趣。她听他们谈话，照常干她的活计。她并不插嘴；但她看起来更快活；她的眼睛也更光亮，仿佛她周围的空间变大了。她开始读书；出去的时间更多，兴趣也更广泛。一天，克里斯托夫和她的父亲为了艾斯白洁又展开了争论，少校看见她在微笑，就问她在想什么；她却平静地答道：
“我觉得克拉夫特先生说得有理。”
少校愣了一下说：
“你说得过了一点！……说到底，不管有理没理，我们现在这样不是过得很好吗？为什么要管外人呢？你说是不是，孩子？”
“不，爸爸，”她答道，“认识外人也很好嘛。”
少校不说话了，假装没有听见。他并不是感不到克里斯托夫的影响，只是不愿流露而已。他的心地狭窄，脾气急躁，但并不因此而不公正大方。他喜欢克里斯托夫，喜欢他为人坦率，精神健康，老是惋惜他怎么会是德国人。虽然他辩论时会发脾气，他还老找机会辩论；而克里斯托夫的话就在他心里起作用了。不过他并不肯承认。有一天，克里斯托夫看见他在专心致志地读一本书，却不愿让他发现。赛丽纳送克里斯托夫出门时，只剩下两个人才说：
“你知道他在读什么吗？那是韦尔先生的书。”
克里斯托夫很高兴。
“他怎么说的？”
“他说：‘这家伙！……’但他读得不肯放手。”
克里斯托夫下次见到少校时，根本不提这件事。少校反倒憋不住了，问道：
“你怎么再也不谈那个讨厌的犹太人了？”
“用不着了。”克里斯托夫说。
“为什么？”少校咄咄逼人地追问。
克里斯托夫不答，只是笑着走开了。
奥利维说得对。一个人对别人起作用，并不是靠语言，而是靠他的生命。有的人只要看一眼，动一下，用平静的心灵不声不响地接触你，就会在周围散发出一种令人宽心的气氛。克里斯托夫发射的却是生命之光。生命悄悄地，悄悄地，像春天的温暖一般穿过了古老麻木的墙壁和关闭的窗户，唤醒了痛苦、软弱、孤独、干枯的心灵，使它起死回生了。这是心灵感动心灵的力量，是受感动的心灵和感动人的心灵都同样不了解的。然而，正是这神秘的吸引力支配着世界上生命的高涨和低落。
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楼下两层，住着前面提到过的三十五岁的寡妇奚尔曼太太，她两年前死了丈夫，一年前又死了七八岁的女儿。她现在和婆婆同住，两个人都不见客。在这座楼的房客中，她对克里斯托夫最疏远。他们几乎没碰过头，从来没说过话。
她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身材相当好看，眼睛深褐昏暗，没有表情，有时会闪射出忧郁痛苦的光芒，脸色蜡黄，面颊扁平，嘴巴皱紧。她的婆婆非常虔诚，常在教堂里过日子。她却非常孤独，仿佛害怕有人与她分忧。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身边的东西只是女儿的遗物和照片；因为看得太多，她反倒见物不见人，只记得相片不记得女儿了。她越看不到女儿，就越想看到；她想呀，想呀，一心一意只想看到女儿；就是这样，结果她连想也想不起来，使女儿死在她心里了。于是她冷冰冰地待着，心已成为化石，眼泪都哭干了，生命已经枯竭。宗教也救不了她。她参加仪式，但没有感情，因此信心也没有生气；她捐钱做弥撒，但不积极参加慈善事业；她信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再见到女儿。其余的一切和她有什么关系呢？上帝么？她要上帝有什么用？她只要再见到女儿！……但她没有一点把握。她想相信能再见到，想得很苦，想得要命；但她还是怀疑……她一看到别人的孩子就受不了，心里想：
“为什么他们倒没有死？”
在这个街区有一个小姑娘，身材、动作，都像她的女儿。她从背后看见小姑娘的小辫子，就会发抖。她跟着孩子走，孩子回过头来，她看出不是她女儿时，简直想把孩子掐死。她老埋怨楼上艾斯白洁家的孩子不安静，其实她们受到严格管教，从来不吵不闹，但只要在房里走上两步，她就打发佣人上来说是声音太响。有一回克里斯托夫带着几个女孩子回来碰到了她，她瞪了孩子一眼，恶狠狠的眼光把他都吓坏了。
一个夏天晚上，这个半死不活的女人正迷迷糊糊地坐在窗前，脑子一片空虚，周围一片昏暗，忽然听到克里斯托夫的琴声。他在这个时间一边弹琴，一边沉思幻想，已经成了习惯。音乐打扰了她，破坏了她空虚麻木的心态。她气得把窗子关上。不料音乐居然追到房里。奚尔曼太太简直恨音乐了。她想禁止克里斯托夫弹琴；但是她没有权。现在，每天到了同样的钟点，她既不耐烦又恼火地等待他开始弹琴；若是开始晚了，她反倒更加恼火。她自己做不了主，听音乐一直听到底；等到琴一弹完，她又很难回到麻木的状态中去。有一个晚上，她蜷缩在卧房黑暗的角落里，穿过墙壁和关上的窗户传来了仿佛遥远的音乐，她颤抖了一下，眼泪居然重新涌了出来。她又打开窗子，一边听一边哭。音乐就是雨水，一滴一滴滋润了她干枯的心灵，使它恢复了生气。她又看到了天空、星辰、夏天的夜晚；感到对生活的兴趣，对人的同情，像一道还很黯淡的光线一般出现了。到了夜里，几个月来头一回，她在梦中见到了女儿的面孔———其实，要见到死去的亲人，最稳当的办法不是跟着他们走上残废的道路，而是把他们带回到生活中来。他们只能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心一死，他们也就死了。
奚尔曼太太并不打算和克里斯托夫见面。但她听见他同小姑娘上下楼梯，就躲在门后面听孩子们说闲话，闲话却打动了她的心。
一天她要出门，听见孩子们下楼的脚步声比平常响了一点，有个女孩就对妹妹说：
“轻一点，吕赛德，你知道，克里斯托夫说过，不要吵了那个伤心的太太。”
妹妹的脚步就放轻了，说话的声音也低了。这一下奚尔曼太太再也忍不住，立刻开门出去抱住孩子，拼命地亲她们，把她们吓怕了，小女孩甚至哭了起来。她只好放开她们，自己回家。
从这时起，她一碰到她们，就要做出笑容，但是笑得不大自然———她已经不会笑了———还要勉强对她们说些亲热话，孩子们吓坏了，畏畏缩缩地低声答了两句。她们比以前更怕这位太太，走过她门口时，赶快跑了起来，惟恐她来拥抱她们。她却只好藏在门后面偷看。她心里很惭愧。仿佛是她应该把感情百分之百地给她死了的女儿，现在她却偷了一点分给别人。她甚至跪下来求女儿原谅。但生的本能和爱的本能已经觉醒，她就再也压不住了。
一天晚上———克里斯托夫从外面回来———发现楼里比平时混乱。一问之下，才知道华德莱先生心绞痛发作，忽然死了。克里斯托夫想起了他的养女，可怜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华德莱先生无亲无故，这个孤女几乎是无依无靠了。克里斯托夫赶快四步做一步上了三楼，看见房门开着，高乃依神甫在死者身旁，小女孩泪流满面，喊着爸爸，门房的女人想要安慰她，但无济于事。克里斯托夫把孩子抱在怀里，说些温存的话。小女孩紧紧偎着他；他要把她抱上楼去，她却不肯。他只好陪着她。天快暗了，他坐在窗前，继续摇晃着怀里的孩子。孩子渐渐静了下来，一边哭泣，一边却入睡了。克里斯托夫把她放在床上，笨手笨脚地解开她小鞋子的鞋带。黑夜降临之前，门还开着。一个影子走了进来，裙子作响。在白天最后一线黯淡的阳光中，克里斯托夫认出了寡妇火红的眼睛。她站在房门口，喉咙哽塞着说：
“我来……你能……你能把她交给我吗？”
克里斯托夫握住她的手。奚尔曼太太哭了。然后，她坐在床头。过了一会儿，她说：
“让我照料她吧……”
克里斯托夫上楼去，高乃依神甫也去了。神甫有点拘谨，说他不该来的。不过他又低声下气地说：希望死者不会怪他，因为他下楼是来看朋友的，不料却成了送终的神甫。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托夫下楼来，看见小女孩搂着奚尔曼太太的脖子，天真的信心立刻使孩子把自己交给了讨她喜欢的人。她答应跟她的新朋友走……唉！她已经忘了她的养父。对她的新妈妈，她显得像对养父一样亲热。这能叫人放心吗？奚尔曼太太爱女儿到了自私的地步难道看不出来？……也许看出来了。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她不能不爱呀！幸福就在其中啊……
下葬几个星期之后，奚尔曼太太带孩子下乡去，离巴黎很远。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来给她送行。恢复了青春的寡妇显出了难言的喜悦，那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她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直到走前她才看到克里斯托夫，就伸出手来对他说：
“是你救了我。”
“她怎么啦？这样神经兮兮的！”克里斯托夫莫名其妙，上楼的时候问奥利维。
几天以后，邮局寄来一张照片，上面是个不认识的女孩，坐在一个圆凳子上，两只小手乖乖地交叉放在膝头，明亮的眼睛忧郁地望着他。照片下边写了几个字：
“我死了的女儿感谢你。”
就是这样，在这些人中间，新的生活吹起了一阵微风。在高高的五层楼上燃烧着一个火炉，人道主义的熊熊火光渐渐渗透了全楼。
但克里斯托夫却没有发觉。对他而言，一切都太慢了。
“啊！”他叹了一口气，“要这些老实人友好来往多么困难啊。他们信仰不同，阶级不同，难道就不该互相了解吗？难道就没有办法吗？”
“你有什么办法呢？”奥利维说，“需要互相容忍，互相同情，而这又要内心快快活活才做得到———这种快活表示生活正常，和谐，没有毛病———也表示一个人的活动是有意义的，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在做大事。而这样快活，国家一定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正确地说———正在走向伟大的道路上。同时一定还要有———二者缺一不可———一个在党派之上的精明强干的政权。而超党派的政权一定是靠本身的力量，而不是靠乌合之众，也不是靠乱七八糟的大多数，而是以自己的成就取得大众信任的政权：如百战百胜的将军，救国救民的公安委员会，智力超群的统治者……我也说不清楚。也不是我们说了就算数的。一定要有机会，还要有会抓住机会的人；一定要有运气，还有才气。让我们既等待又希望吧！力量已经有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老的法国，新生的法国，最伟大的法国做出的成绩……谁知道这个秘诀，这个魔方，能把这些力量全都联合起来，那是多么浩大的声势啊！但是这个秘诀不是你和我说得出的。谁知道呢？是胜利吗？是光荣吗？……耐心等待吧！最重要的是民族的精英要集中力量，不要互相摧残，不要时机未到就先泄气。运气和才气都不会从天而降，只有忍耐、劳动、信仰了几世纪的人民才配有运气和才气。”
“谁知道呢？”克里斯托夫说，“运气和才气往往来得比预料的更快———往往最出人意外。你们的时间表拖得太长了，一说就是几个世纪。现在就准备吧！系好腰带！穿好鞋子，拿起手杖……你怎么知道上帝今夜不光临呢？”
这天夜里，上帝已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他的翅膀撒下的影子已经遮黑了楼门口。
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忽然使法国和德国的关系紧张起来。(1)三天之内，本来是和和气气的邻国，说话用的却是战争前夕挑衅的口气。只有那些生活在幻想中，以为理性在统治世界的人才会觉得意外。而这种人在法国并不少；他们在一夜之间，看见莱茵河对岸的报纸像脱缰野马似的发出了反对法国的狂叫怒吼，不禁吓得目瞪口呆。两国都有一些报纸，以为爱国主义是他们的专利，用民族的名义说话，对国家发号施令，有时还得到了国家的默许，他们要求政府执行某种政策，对法国发出了盛气凌人的最后通牒。德国和英国之间早有冲突，而德国不许法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气势汹汹的德国报纸强迫法国宣布支持德国，否则就威胁要法国成为首当其冲的战争牺牲品；他们以为用恐吓的手段可以缔结同盟，可以不战而胜，先把法国当做俯首称臣的战败国———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做奥地利一样。我们可以看出德帝国主义的狂妄自大，骄横跋扈，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中，他们的政治家完全不理解其他民族，把国内推行的武力至上主义原封不动地推到国外。他们不知道，对一个有几百年光荣历史，曾经威震欧洲的古老民族，这种粗暴强迫的方法当然只会得到和德国的期望完全相反的结果。它唤醒了法国人沉睡的自豪感；从上到下，法国都震惊了；最麻木的人也发出了愤怒的喊声。
但德国的人民群众和这些挑衅行为毫无关系：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只要求过和平的生活；德国人民尤其和气、亲切，喜欢和大家搞好关系，宁愿佩服别人，模仿别人，而不愿和人动手。但当局却不问老百姓的意见，老百姓也不敢说出来。男子汉要是不习惯参加公众的活动，就注定了要变成公众的傀儡。他们糊糊涂涂成了摇旗呐喊的应声虫，反映的其实只是报纸上一触即发的叫嚣和领导人的挑衅，结果却会唱出《马赛曲》或《保卫莱茵河》。
这对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是个可怕的打击。他们习惯于相亲相爱，他们很难想像他们的国家为什么要背道而驰。这种年深月久的敌意为什么会忽然爆发，两个人都看不出理由来。尤其是克里斯托夫，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德国人，更没有理由仇视战败国的法国人。他对有些同胞的狂妄自大觉得难以忍受，非常反感；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法国人同样痛恨这种高压手段；但他不大理解的是：法国到底为什么不肯成为德国的盟邦。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有这么多根深蒂固的理由应该团结一致，有这么多共同的思想，有这么伟大的任务要共同完成，因此，他对两国为了没有价值的多年积怨而争吵不休，觉得恼火。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也认为两国间的误会主要应该由法国负责，因为他虽然承认：回忆普法战争的失败对法国是痛苦的，然而他只把这看成是个面子问题，为了法国更高的利益，为了人类文明的利益，面子问题就该退居次要地位了。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的事。在小学时代，他就已经把法国割地赔款看成公平合理的，认为外国占领这两省几百年后，理应把德国的土地归还德国。因此，当他的朋友认为法国割地是奇耻大辱的时候，他简直觉得祸从天降。他从来没有和朋友谈过这些事，以为他们一定意见一致；他知道奥利维忠诚老实，思想自由，不料他谈起这事既不感情冲动，也不怒气冲冲，只是内心忧郁痛苦地对他说：一个宽大的民族可以不报仇雪耻，但是同意忍辱含恨，那就有损国格了。
他们很难互相了解。奥利维列举了历史上的理由，说明法国有权收回阿尔萨斯这块拉丁民族的土地，但一点也说服不了克里斯托夫；他也可以举出同样有说服力的反对理由：因为历史总可以提出政治所需要的理论根据，以便执行各自喜欢的政策。克里斯托夫能接受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从法国的观点，远远不如说是从人情的观点。阿尔萨斯人是不是德国人？问题并不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愿做德国人，这才是惟一重要的问题。谁有权利说：“这些居民属于我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如果这些居民不承认是他们的兄弟，即使他们错了，错误也要归罪于不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谁也没有权利硬要兄弟和他们共命运。四十年来德国的暴力的欺压，不论公开的还是隐蔽的，甚至一丝不苟的英明当局真正做过的好事，都不能强迫阿尔萨斯人做德国人。即使他们筋疲力尽，不得不退让时，他们也忘不了世世代代被迫离开故国的痛苦，还有更悲惨的，是不能流亡的人不得不忍受他们恨之入骨的欺压，眼看国土受到掠夺，人民受到奴役，却无可奈何！
克里斯托夫老实承认他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面，所以一听心就乱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起来总是开诚布公的，而一个热情的拉丁人却自尊心太重，无论怎么真诚，也不会这样坦然。克里斯托夫并没有想到找个借口来开脱德国人的罪行，其实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有过犯同样罪行的先例。但是他太高傲了，不屑去找这种丢人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行在周围光明的衬托下，就越会显得可恨。但是他也知道，假如打胜仗的是法国人，他们对德国人也不会手下留情，只会在罪恶的锁链中增加一环。因此，冲突的悲剧会永远继续下去，欧洲文明的精华就有消灭的危险。
这个问题虽然使克里斯托夫苦恼，但更使奥利维焦虑不安。两个理应团结合作的民族却在自相残杀，这已经够可悲的了。而在法国内部，一部分人还在准备和另一部分人进行斗争。多少年来，和平主义同反军国主义一直同时展开，宣传的人有上智，也有下愚。而政府却长期放任自流，只要不直接影响到政客的眼前利益，他们就采取软弱的旁观态度；他们没有想到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并不比放任自流更危险，因为放任会使和平主义潜入民族的血液，在国家准备战争的时候却打不起来。这种主义受到自由知识分子的欢迎，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团结友好的欧洲，联合一切力量去缔造一个更公平合理的世界。这种主义也受到自私自利的小人欢迎，因为他们不肯为任何人，不肯为任何事去冒生命的危险———这种反战思想还影响了奥利维和他的许多朋友。有一两回，克里斯托夫在家里参加了他们的谈话，听得他大吃一惊。莫克这个好人满脑子都是人道主义的幻想，居然眼睛闪闪发光，和和气气地说：一定要阻止战争，而最好的办法是煽动兵士造反，向他们的长官开枪！他还担保这个办法十拿九稳。艾利·艾斯白洁工程师冷静而激昂地响应说：如果战争爆发，他和他的朋友们不会上前线去，而要先和国内的敌人算账。安德莱·艾斯白洁却和莫克站在一边。有一天，克里斯托夫碰到兄弟俩吵得厉害。他们甚至互相威吓要开枪了。虽然他们说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开玩笑的口气，人家的感觉却是：他们并不是说得到做不到的。克里斯托夫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民族怎么会荒谬到随时为思想而自杀的地步……真是疯子。还是懂逻辑的疯子。每个人都只看到自己的思想，而且要一直走到底，寸步不让。当然，他们都要消灭对方。人道主义者要消灭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者要消灭人道主义者。就在这时，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道都压得粉碎。
“但是说来说去，”克里斯托夫问安德莱，艾斯白洁，“你们和别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
“总得有人带头呀。那就是我们了。我们老是打头阵的。那我们就来发信号吧！”
“如果别人不来怎么办？”
“他们会来的。”
“你们有没有协议，有没有先订个计划？”
“不需要协议！我们的力量比外交更强大。”
“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如果你们要消灭战争，那就要借用战争的方法。先要定下你们在两国的作战计划。先要商量好你们在德法两国联合行动的日期。但如果你们把什么都交给命运，那你们想想会有什么结果？一边只靠运气，另一边却靠有组织的巨大力量———结果可想而知：你们只会被人压倒。”
安德莱·艾斯白洁不听。他只耸耸肩膀，说些空洞的威胁话，也就算了。他说：只要拿一把沙子放在要害的地方，比如说放在齿轮里，就可以损坏机器。
但轻描淡写地闲谈理论是一回事，把思想付之于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更难的是要当机立断……狂风恶浪在心头汹涌澎湃是难受的时刻！你自以为是自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人。但瞧！你不由自主就得随波逐流。有个意志在暗中和你的意志作对。这时你才发现有个你不认识的主人，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对汹涌澎湃的人海发号施令。
最坚定、最自信的聪明人看到自己的信仰瓦解，也动摇了，战战兢兢，不知如何决定是好，结果往往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决定要走的方向，偏偏和他们预定的方向相反。有一些最热烈反对战争的人，猛然一下，发现爱国的热情和自豪感醒过来了。克里斯托夫看到一些社会党人，甚至一些革命的工联主义者，在这些敌对的情感和义务面前，四分五裂。在两国冲突的初期，他还不相信事态有那么严重，甚至像一个笨拙的德国人那样对安德莱·艾斯白洁说：如果他不愿让德国占领法国的话，现在是他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了。对方一听，气得跳了起来，答道：
“你们试试看！……混蛋，你们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也不敢摆脱身上的枷锁，你们还有个该死的社会党，还有四十万党员，三百万选民呢！……我们来帮你们的忙吧，我们会的！看是你们胜过我们，还是我们胜过你们！……”
等的时间拖得越长，大家心里就越焦急。安德莱很苦恼，明知自己信仰的是真理，却不能捍卫自己的信仰！并且感到自己受了精神瘟疫的污染，瘟疫在老百姓中间散布强烈的集体疯狂，吹起了战争之风！战争风吹进了克里斯托夫周围的人心里，也波及了克里斯托夫本人。他和安德莱不再说话了。两个人保持着距离。
但也不可能老是拖延。犹豫不决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被行动之风吹到这一边或那一边。而有一天，大家都以为到了临战前夕，行动的弹簧已经绷紧，随时准备进行屠杀。那时，克里斯托夫看出：大家都下定决心了。所有敌对的党派都本能地团结到政府周围，虽然他们本来痛恨、蔑视政府，但政府到底还是代表法国。美学家，甚至颓废派的艺术大师，也在他们色情的短篇小说中，插进了爱国主义的词句。犹太人说要保卫他们祖先的神圣土地。只要一听国旗二字，哈密尔顿就会流出眼泪来。而并没有人弄虚作假，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安德莱和工联主义的朋友们也不得不和别人一样———甚至超过了别人，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参加一个讨厌的团体，只好忍气吞声，牢骚满腹，愤恨填膺，悲观绝望地打定主意去做疯狂屠杀的工具。电机工人奥贝生来是个排外主义者，却又受了人道主义的影响，不知何去何从，把头脑都搞糊涂了。他失眠了几夜才想到个办法，就是把法国当成人类的代表。从这时起，他不再和德国人克里斯托夫谈话。几乎所有住在楼里的人都对他关上了门。甚至再好不过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了。他们继续搞他们的音乐，笼罩在艺术的气氛中，来忘记使大家心神不安的事。但他们永远也做不到。他们两个人单独一个碰到克里斯托夫的时候，倒还亲热地和他握手，但是赶快走开，惟恐别人看见。如果两夫妇在一起碰到克里斯托夫，那他们只打个招呼，停也不停，就不好意思地走了过去。反常的是，有些几年也不说话的人，忽然一下接近起来。一天晚上，奥利维招呼克里斯托夫来到窗前，看楼下花园里，艾斯白洁一家人居然和夏勃朗少校闲谈了。
克里斯托夫对这种思想上的反常现象并不觉得奇怪。他自己心里的事已经够麻烦的了。他内心混乱得自己也不能控制。其实，奥利维比他更有理由心烦意乱，但却比他更加镇静。看来，奥利维是惟一不受外界感染的人。尽管他在等待战争来临，又怕国内不可避免的分裂，感到非常压抑，但是他知道这两种敌对的信仰，虽然早晚会打起来，却又都是伟大的信仰；他还知道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法国注定了要起实验场的作用，新思想要开花结果，总需要法国用鲜血来灌溉。而他并不想卷入这场混战。在这扼杀文明的斗争中，他要再三重复安提戈涅的名言：“我要为爱而生，不要为恨而死。”———为了情，也是为了理，因为理是情的另外一面。他对克里斯托夫的感情可以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这千百万生灵准备互相仇恨的时刻，他觉得他们两个人心心相印的责任和幸福，就是保持自己的情和理，经得住狂风恶浪的考验。他想起了歌德拒绝参加德国在一八一三年发动的仇视法国的解放运动。
克里斯托夫也有同感，然而他静不下来。他几乎可以说是逃离了德国，再也回不去了；他和忘年之交的老苏兹一样，都受过十八世纪德国伟人的大欧洲主义思想的熏陶，厌恶新德意志军国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精神；他听到胸中涌起了怒涛澎湃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卷到哪里去。他没有告诉奥利维，只是一个人焦急度日，等待消息。他不声不响地收拾衣物，准备行装。他不再争论了。这是他不能胜任的。奥利维焦急不安地观察他，猜得出他朋友在内心进行的斗争，但是不敢问他。他们都感到比平常更需要互相接近，他们的感情比以前更深；然而他们不敢交谈；一想到思想上的分歧可能把他们分开，两个人都会发抖。他们的眼光相遇时，往往会流露出一种不安的温情，仿佛是在永别的前夕。他们都压抑得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难过的日子里，在一阵阵凄风苦雨之中，在天井对面兴建的那座房子屋顶上，工人敲完了最后几锤子；而克里斯托夫认识的那个喜欢说话的盖瓦匠，远远地笑着对他喊道：
“瞧，屋子到底完工了！”
侥幸，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政府好意发表的文告像晴雨表一样，宣布天气转晴。不好惹的新闻界也偃旗息鼓，钻回狗窝里去了。几个小时之内，大家的心都已放宽。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克里斯托夫气喘吁吁地跑来把好消息告诉奥利维。他松了一口气，心里高兴。奥利维瞧瞧他，微微一笑，有点忧郁。他不敢把压在心头的问题说出来，只是问道：
“那好，你看见那些互不了解的人都团结起来了？”
“我看见了，”克里斯托夫脾气很好地说，“你们真是会开玩笑！口头上互相对抗，实际上却是意见一致的。”
“这样说来，”奥利维说，“你应该满意了？”
“为什么不？难道因为你们的团结要拿我做牺牲品吗？……我才不怕呢……再说，感到这股洪流把我们冲走，感到这些魔鬼在我们心中觉醒，那也很好。”
“我可怕这些魔鬼。”奥利维说，“我宁愿他们永远各搞各的，也不愿他们团结起来，拿你们当牺牲品。”
他们都不再说话了；两个人都不敢再接触这个使他们心慌意乱的问题。最后，奥利维鼓起勇气，硬着喉咙问道：
“老实告诉我，克里斯托夫，你是不是要走了？”
克里斯托夫答道：
“是的。”
奥利维分明知道他会这样回答。然而，他心里还是难过了一下，又问：
“克里斯托夫，你不会……”
克里斯托夫把手摸摸额头，说道：
“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连想也不愿再想。”
奥利维又痛苦地再说了一句：
“你会跟我们打起来吗？”
“我也不晓得，我还没想过。”
“但在心里，你已经拿定主意了。”
克里斯托夫说：
“是的。”
“跟我打起来？”
“永远不会跟你打。你是我的人。不管我到哪里，你都在我一边。”
“那是要跟我的国家打了？”
“那是为了我的国家。”
“这真是件可怕的事。”奥利维说，“我爱我的国家，像你爱你的国家一样。我爱我的法国；但是，难道我能为了法国而出卖灵魂吗？难道我能为了法国而违背良心吗？出卖良心就是出卖法国。没有仇恨，教我如何恨得起来，或者是不说谎，教我如何演得出仇恨的喜剧？现代国家犯下了一个滔天大罪———一个自取灭亡的大罪———国家居然要用铁的纪律来束缚思想自由的教会，而自由思想的本质就是爱和了解。让恺撒做皇帝去吧，但他不能冒充上帝！让他掠夺我们的金钱和生命吧，但他没有权用血来污染我们的灵魂。我们来到世界上，是来散布光明，不是扑灭光明的。让各人尽各人的职责吧！如果恺撒要打仗，就让他的军队去打，军队和以前一样，本来就是以打仗为职业的！我可不那么傻，不会浪费生命，在暴力面前叫苦连天。我并不站在暴力的行列中。我站在思想的行列里；和千百万弟兄一起，我代表法国。恺撒要土地就去打仗吧！我们只要得到真理。”
“你要得到，”克里斯托夫说，“就一定要胜利，一定要生活。真理不是生硬的教条，不是像岩洞壁上的钟乳石那样，从头脑里分泌出来的。真理就是生活。不应该只在自己头脑里生活。应该到别人的心里去寻找。应该和别人团结起来。随便你怎么想，但每天一定要去人间洗个澡。一定要过别人的生活，忍受、喜爱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现状。不管我们想什么，或者不想什么，甚至想到的事会有危险，都不取决于我们。我们已经进化到了文明的某个阶段，后退是不可能的了。”
“对，你们已经到了平原的尽头，到了文明的峰顶，一个民族登上了危崖，没有不头晕眼花、一往无前的。宗教和本能都拿你们无可奈何。你们只剩下智慧。摔下去，你们就死了。”
“哪个民族都要死的；这不过是几百年的事。”
“去你的几百年吧！生命是以日子计算的。只有该死的空想家才会生活在绝对的永恒中，而不抓住转眼消失的时间。”
“你有什么法子呢？火把总是要烧光的。人不能既抓住现在，又抓住过去，可怜的克里斯托夫！”
“那就抓住现在。”
“过去也有伟大的东西呀。”
“伟大的东西一定要有伟大的活人欣赏。”
“你愿做古希腊人，还是做今天的植物人呢？”
“我愿做活着的克里斯托夫。”
奥利维不争了。并不是他无言对答，而是他不感兴趣。其实，在辩论中，他只是为克里斯托夫着想。于是他叹了一口气说：
“你爱我不如我爱你。”
克里斯托夫温情脉脉地握住他的手：
“亲爱的奥利维，”他说，“我爱你甚于爱我的生命。但是对不起，我爱你不能超过爱生命，人类的太阳。我厌恶黑夜，而你们虚假的进步却引向黑暗。你们无可奈何的言论掩盖了一个无底深渊。只有行动有生命力，哪怕行动会带来死亡。我们这个世界只能在燃烧的火光和黑夜之间选择。虽然暮色降临前的梦苍凉悱恻，我可不要这死亡前的平静。无边无际的空间万籁俱寂，令人恐惧。在火上加一把柴吧！再加一把！还加一把！需要的话，把我也投进去……我不要火熄灭。火一熄，我们也完了，一切都不存在了。”
“你这话我听过，”奥利维说，“那是洪荒时代流传下来的声音。”
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古代印度的诗集，就念克里希纳大神的崇高号召：
起来，决心战斗。不管苦乐，不计得失，不问成败，全力以赴，战斗到底……
克里斯托夫把书从他手里抢了过来，念道：
……世上无人迫我行动，万物皆备于我；然我决不放弃行动。如我不能坚持不懈，贯彻始终，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则人类将灭亡。如我暂停行动，则世界将陷入混乱，我将成为扼杀生命之千古罪人。
“生命，”奥利维反复说，“生命是什么？”
“一场悲剧。”克里斯托夫答道，“乌拉！去争取胜利吧！”
风平浪静了。大家心有余悸，巴不得把风暴忘掉。似乎没有人记得发生了什么事。然而，每个人都看得出：大家还是念念不忘，虽然表面上欢天喜地恢复了对生活的兴趣，又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其实是日常生活受到过威胁，才显得更可贵。就像经历风险之后，总要大吃大喝一样。
克里斯托夫又劲头十足地重新投入创作。他把奥利维也拉了来。忧郁的思想引起了反感，他们要合编一部拉伯雷式的史诗。诗中有放松了的物质欲望，那总是接着精神压抑而来的。除了《巨人传》中的人物———卡冈都亚、约翰修士、巴汝奇———奥利维在克里斯托夫的启发之下，又加了一个新来的乡下人，耐心的巴乡士，天真，圆滑，人家用他，打他，偷他，他都听之任之———人家和他的妻子偷情，糟蹋他的田地，他也听之任之———他老是辛辛苦苦耕种———跟着人去打仗、挨打，他还是听之任之———他在等待人家欺他、打他。他心里想：“不会老是这样子的。”他料到他们最后要栽跟头。他斜着眼睛偷看，不等他们摔倒就先咧开大嘴，不声不响地笑了。果然有一天，卡冈都亚和约翰修士参加十字军，在东征途中淹死了。巴乡士心里好难过，却快快活活地安慰自己，救起了快要淹死的巴汝奇说：“我知道你还会耍鬼把戏；但我少不了你：你教我快活，你教我开心。”
在为这部史诗配音乐时，克里斯托夫创作了几幕带合唱的交响曲，其中有冒充英雄的战斗，热闹的乡村节日，歌声唱出的滑稽剧，耶纳甘式的牧歌，儿童般的狂欢，海上的风暴，钟声丁当的小岛，最后是一首田园交响乐，洋溢着草原的气息，长笛和双簧管奏出的清音，还有民歌唱出的轻松愉快———两个好朋友兴高采烈地合作。消瘦的奥利维脸色苍白，从克里斯托夫的健康中汲取了力量。欢乐的龙卷风吹过了他们的顶楼……用自己的心灵和朋友的心灵来创作！两个情人的拥抱也不比两个朋友心心相印的交流更甜蜜、更热烈。结果，他们的心灵融合为一了，有时，同样的思想会同时在他们的心中闪闪发光。有时，克里斯托夫刚刚写好了一首音乐，奥利维立刻就配上了歌词。一个在前乘风破浪，一个在后跟踪前进。一颗心哺育了另一颗心，使它也结出了硕果。
创作的幸福还加上了胜利的愉快。赫区特决定出版《大卫》；乐谱一出，就在国外引起轰动。有一个瓦格纳派的大乐队指挥是赫区特的朋友，住在英国，很喜欢这部作品，几次在音乐会上演出，都取得了大成功。由于乐队指挥的热心支持，影响波及德国，连德国也演出《大卫》了。乐队指挥开始和克里斯托夫联系；向他要其他作品，主动帮他的忙，不遗余力地为他宣传。《伊芙琴尼亚》从前在德国受到冷落，现在却被重新发现，大家都说这是天才的作品。克里斯托夫的生活带有传奇色彩，更刺激了大家的好奇心。《法兰克福日报》带头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其他报纸也不落后。于是法国才有人发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大音乐家。有一个巴黎音乐会的主管不等克里斯托夫完成《拉伯雷史诗》就要这部作品，古耶料到他要出名了，开始用神秘的字眼谈到他发现的一个天才朋友。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赞《大卫》了不起———一点都不记得他在去年的文章中说过两句攻击的话。别人也忘记了。巴黎有多少人从前瞧不起瓦格纳和法朗克，现在却抬高他们来打击新人，明天再把新人抬高。
克里斯托夫没有料到这一次会成功。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胜利的，但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样快；对太容易到手的胜利他反倒信不过了。他只耸耸肩膀，说要人家让他自在一点。若是在一年前他创作《大卫》的时候，人家热烈欢迎，那他是可能理解的；但现在时过境迁，他又已经爬高了几个台阶。当然，人家来和他谈过时的作品，他不免有气！
“不要谈旧货摊上的旧货了！你不觉得这种货色讨厌，谈的人也讨厌吗？”
于是他又埋头写新作品，因为人家打扰了他而有点不高兴。然而他暗中还是感到满意。名誉的曙光总是甜美的。胜利对心身总是好的。就像打开窗子，让春意进入室内一样———克里斯托夫虽然并不重视他从前的作品，尤其是《伊芙琴尼亚》，但一看到这部多灾多难的旧作居然得到德国评论家的好评，受到戏院的欢迎，到底也算得到了一点补偿。德累斯顿甚至来信，说下一季度也演这部作品……
克里斯托夫得到这个消息，使他在苦难岁月的尽头，到底隐约看见了更加安静的天地，以及遥遥在望的胜利，但就在这一天，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封信。
时间是下午。他正在洗脸，和隔壁房间里的奥利维有说有笑，门房拿了一封信从门底下塞进来。那是他母亲的笔迹……他正要给她写信；高高兴兴地把好消息告诉她……他拆开信封。只有两三行……写的时候，手抖得多厉害！……
亲爱的孩子，我身体不大好。要是可能，我很想再见你一面。我拥抱你。
妈妈
克里斯托夫呜咽了一声。奥利维吓坏了，赶快跑过来。克里斯托夫说不出话，只是指指桌上的信。他又呜咽了几声。奥利维一眼把信看完，要说几句话劝他放心，他也不听。他跑到床前，拿起放在床上的外衣，匆忙穿上，衬衣的硬领也没有扣好———他的手在发抖———就出去了。奥利维追到楼梯上，问他打算怎么办？坐头一班车走吗？要到晚上才有车。还不如在家里等呢。身上的钱够吗？———他们搜搜衣袋，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法郎。九月正是暑假。赫区特，亚诺夫妇，朋友都不在巴黎。没有人借钱给他。克里斯托夫急得要命，说有一段路程可以步行。奥利维要他等一个小时；他答应去搞钱。克里斯托夫只好听他的，他自己想不出办法来。奥利维跑到当铺去，这是他头一回典当；若是为了自己，他是宁可缺衣少食也不肯当东西的，因为他的东西都有纪念意义；但这一回是为了克里斯托夫，而且时间紧迫，于是他去当了手表，可是当来的钱比他预期的少得多。他不得不跑回楼上去拿几部书卖给旧书摊。这是很难过的事；但他此刻没有心想自己，一心一意只想减少克里斯托夫的悲伤。卖了书回来，他发现克里斯托夫还坐在老地方，好像人都垮了。奥利维搞来的钱，加上原来的三十个法郎，总算够用的了。克里斯托夫心里难受，既没问朋友的钱是哪里来的，也没想到自己走后朋友是否有钱过日子。奥利维也一样没有想到；他把钱都交给克里斯托夫。他不得不像对孩子一样对朋友。他把朋友送到火车站，一直等到开车才回来。
夜里，克里斯托夫沉浸在黑暗中，眼睛大大张开，瞧着前方，心里只想：
“我还来得及吗？”
他知道得很清楚，母亲写信叫他回去，那一定是她怕等不及了。他焦急的心情恨不得快马加鞭，要快车跑得更快。他痛责自己不该离开路易莎。同时，他又感到这种责备毫无用处，他哪有力量改变发生了的事情呢？
幸而车轮前后震动，车厢左右摇晃，单调得使他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了，就像音乐掀起了高潮受到节奏的有力控制一样。他回顾过去了的日子，从遥远的童年梦幻开始，爱情，希望，失望，丧事，还有那令人欣喜若狂的力量，在创作的苦乐中陶醉，拥抱崇高生活的光影所感到的心旷神怡，这是他灵魂的灵魂，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上帝。现在，从远处看来，一切都显得清楚了。汹涌澎湃的欲望，模模糊糊的思想，过失，错误，拼命的斗争，在他看来，都成了逆流和漩涡，阻挡不了洪流巨浪奔向永远不变的目标。他发现了这些艰难岁月的深刻意义：每次考验都是一道障碍，河流滚滚向前，冲垮了障碍物，从一个狭窄的河谷冲进了一个更宽阔的河谷，淹没了河谷之后，眼界更宽广了，呼吸更自由了。在法国的小山和德国的平原之间，这股洪流冲出了一条河道，淹没了草原，侵蚀了山脚，却吸收了、汇集了两国无数的支流。就是这样，河流在两国之间前进，不是把它们一分为二，而是使它们合二为一；两国在洪流中融会，难分难解了。克里斯托夫头一次意识到，他的命运就是像一条大动脉一样，把两岸的生命力灌输到两个对立的民族中去———说也奇怪，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他倒忽然看到了光明和平静……然后，幻象消失了，眼前又出现了慈母孤苦伶仃的老脸。
他到德国小城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他得小心不被人认出来，因为通缉令还依然有效。不过车站上没人注意他：全城都在睡觉；房屋还没开门，街上还没行人；这是一片灰暗的时刻：夜里的灯已经熄灭，白天的阳光还没出来———这时睡得最甜，连梦也染上了东方的朦胧色。一个小女仆打开店铺的百叶窗，唱着一支熟悉的歌曲。克里斯托夫激动得几乎出不了气。故乡啊！亲爱的！……他真恨不得吻吻土地才好。一听这支平淡无奇却能融化心灵的老调，他才感到远离故土是多么不幸，自己又是多么热爱家乡……他向前走，大气也不敢出。一看到家，他不得不用手掩住嘴，免得发出声音。他撇下了多年、一直住在这里的老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喘了一口气，几乎一直跑到门口。门半开着。他推门进去。里面没有人……破旧的木楼梯在他脚下咯吱响。他上了楼，楼上也空无一人。母亲的房门关着。
克里斯托夫心跳得厉害，抓住了门把手。他没有力气开门……
路易莎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快要完了。她的两个小儿子：罗多夫在汉堡经商，恩斯特去了美洲，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没有人关心她，只有个女邻居一天来两回，看她需要什么，待上几分钟，就回去做自己的事；她不一定什么时间来，往往来得很晚。路易莎觉得人家理所当然会忘了她，就像她会生病一样。她的耐性好得像天使，吃苦也吃惯了。她的心脏有病，呼吸困难，那时她以为自己要死了：眼睛没神，双手抽搐，汗流满面。她并不埋怨。她知道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做过了临终的宗教仪式。她只担心上帝认为她不配进天堂。其他一切，她都能耐心忍受。
在小房间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在她枕头周围，在床头的墙壁上，在她这个纪念品的陈列所里，摆的都是她亲人的照片：三个孩子，她初恋时的丈夫，老祖父，她的哥哥高弗烈特，只要对她表示过一点点好心好意的人，她都保存着亲切动人的感情。她用别针把克里斯托夫最近寄来的照片别在床单上离她的脸很近的地方；最近寄来的信都放在枕头底下。她喜欢整齐清洁，一干二净；房间要不整理得一点不乱，她就觉得难过。她听得见外面微小的声音，对她而言，那像是在报告一天早晚的时刻。她听这些音响，听了多长的时间啊！她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小天地里度过的……她常想到她亲爱的克里斯托夫。她多么希望他现在就在眼前，就在她身边啊！然而，即使他不在眼前，她也能受得了。她相信在天上一定能见到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她就看见他了。她就这样昏昏沉沉，在回忆中过日子……
她又回到了莱茵河畔的老家……时间是个节日……是个夏天的好日子。窗子大打张开，白色的道路上铺满了阳光。听得见鸟在歌唱。梅希奥和祖父坐在门口，一边抽烟，一边谈天，笑得很响。路易莎看不见他们；但是她很快活，因为丈夫这一天在家，祖父的脾气也很好。她在楼下准备午餐，一顿好极了的午餐；她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精心料理：还要使大家感到意外，她准备了一个栗子蛋糕，一想到孩子们的欢呼，她就先乐了起来……孩子，在哪里？在楼上：她听得见，他在弹琴。她不懂他弹的是什么，但只要听到这熟悉的琮琮声，知道他乖乖地坐在琴凳上，她就感到幸福……天气多么好啊！大路上走过一辆马车，传来了丁丁当当的铃声……啊！天呀！烤肉呢！她眼巴巴瞧着窗外的时候，肉可别烤焦了！她一想到祖父气得骂人就会发抖，虽然她喜欢祖父，但也怕他……谢天谢地，肉总算没烤焦。瞧，一切都准备停当，餐桌也摆好了。她叫梅希奥和祖父。他们回答得很来劲。但孩子呢？……他不弹琴了。琴声已经停了一阵，只是她没注意到……“克里斯托夫！”……他在干什么呀？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他总是忘了下楼来吃午餐，父亲又要骂他了。她赶快上楼去……“克里斯托夫！”……没有人回答。她推开他工作室的门。没人。房间是空空的；钢琴也盖上了……路易莎心里着急。他出了什么事？窗子是大开的。天啦！他不会掉下去了吧！……路易莎心慌意乱。她弯腰向下看……“克里斯托夫！”……哪里也没有。每个房间都找过了。楼下，祖父在喊：“下来吧，不要着急，他总会来的。”她不肯下楼：她知道他在楼上，在和她捉迷藏，要捣乱呢！啊！这个调皮的小鬼！……对，她现在敢肯定，地板都咯吱响了；他一定在门外。但开门的钥匙呢！她赶快打开抽屉找，里面有一大堆钥匙。这一把，那一把……不对，都不是……啊！到底找到了！……怎么插不进钥匙孔。路易莎的手在发抖。她赶快开；非赶快不可。为什么？她不知道，只知道一定要快：若不赶紧，就不再有时间了。她听到了门外克里斯托夫的呼吸……啊！钥匙呢！……到底！门打开了。快活得叫了起来，当真是他。他搂住她的脖子……啊！这个调皮鬼！好孩子，可爱的儿子！……
她睁开眼睛。他的确在她面前。
他瞧着她，已经好一阵子了，她变化这样大，脸拉得这样长，却又有点浮肿，无可奈何的微笑使无言的痛苦显得更加令人伤心；静悄悄，孤零零……他的心都碎了……
她也看见了他。她并没有吃惊。她只令人难忘地微微一笑。她不能伸出胳膊来，也说不出一句话。他搂住她的脖子吻她，她也吻了儿子。大滴眼泪在脸上流。她轻轻说：
“等一下……”
他看见她呼吸困难。
他们动也不动。她只用手摸他的头；眼泪不断地流。他呜咽着吻她的手，用被单遮住脸。
等到痛苦一过去，她就想说话。但她找不到想用的字眼；一说就错，他也很难听懂。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相爱，他们相见，他们相亲，这就够了———他生气地问为什么女看护不来照顾她。她倒为看护说好话：
“她不能老待在这里，她还有自己的事……”
她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不清不楚、匆匆忙忙地谈到她的坟墓。也要克里斯托夫把她的慈爱转告两个小儿子，虽然他们把母亲忘了。她对奥利维也有话要说，她知道他对克里斯托夫的感情。她要克里斯托夫转达她的祝福———但又不好意思地赶快改口，用了一个更客气的字眼———“她敬爱的深情”……
她又出不了气。他把她扶起来，坐在床上，她满脸流汗。她勉强自己微笑。她心里想：现在，儿子的手在她手里，她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要求呢？
克里斯托夫忽然感到母亲的手抽搐了一下。路易莎张开了嘴。她用无限的柔情看着儿子———她过去了。
当天晚上，奥利维也来了。他一想到让克里斯托夫一个人孤零零地度过这悲哀的时刻，心里就受不了，这种痛苦的滋味他是尝过的。他也担心他的朋友回到德国所冒的危险。他巴不得能去德国照顾朋友。但是要去德国他没有钱。他把克里斯托夫送到车站回来，打定主意要卖掉几件家传的珠宝。但这时当铺已经关了门，而他又想坐头一班车走，于是只好到本区的旧货店去，幸亏在楼梯上碰到了莫克。莫克一听到他的打算，因为奥利维没有去找他而觉得难过；他硬要奥利维接受他一笔钱。一想到奥利维为了克里斯托夫的旅费当了表，卖了书，却没来找他帮忙，他心里觉得不是滋味。他热心助人到了这种程度，甚至提出要陪奥利维去德国看克里斯托夫。奥利维好不容易才打消了他这个念头。
奥利维的来到对克里斯托夫真是件大好事。他一个人伴着长眠的母亲，度过了难以忍受的一天。女看护来了一下，做了些小事就走了，以后没有再来。时间在死气沉沉中过去。克里斯托夫和母亲一样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离开她；他没有哭，没有想，自己也成了一个死人———但奥利维的友情带来了奇迹，使他恢复了眼泪和生活。
拿出勇气来！只要有忠实的眼睛
和我们一同哭泣，就不怕生活的苦难。
他们互相拥抱，久久不肯松手。然后，他们坐在路易莎身边，低声谈话……夜来了……克里斯托夫肘腕靠着床脚，随随便便谈起幼年的往事，但谈来谈去，总也离不开母亲的影子。他停了几分钟，又讲下去。一直等到他累得说不出话来，奥利维过去一看，只见他双手捧着脸，已经睡着了。于是，他一个人守灵。但睡神并不肯放过他，他头靠着床架，也入睡了。路易莎露出温情脉脉的微笑，仿佛看着两个孩子就是幸福。
天刚刚亮，他们给敲门声惊醒了。克里斯托夫去开门。来的是隔壁的木工，告诉克里斯托夫：有人告发了他，若是不想被捕，马上就得离开。克里斯托夫不肯逃走，他不能不亲眼看到母亲入土为安。但奥利维求他赶快去搭火车，安葬的事有他代为料理；他逼着克里斯托夫离家，还怕他变卦，把他一直送到车站。克里斯托夫硬是舍不得走，说什么也要看一眼那条大河，因为他的童年是在河边度过的，他心灵的深处，就像海中的贝壳一样，还听得见波浪澎湃的回声。虽然他在城里有被发现的危险，但他的死心眼说什么也拗不过来。他们沿着莱茵河陡峭的河岸走，河水浩瀚而平静地在越来越低的河岸之间奔流，奔向北部沙漠的尽头。在朦胧的雾色中，一座大铁桥把两个桥拱插入灰暗的水里，看来好像两个半圆形的巨大车轮。在远方，有几条船沿着草原之间蜿蜒曲折的河道溯流而上，消失在苍茫的曙色里。克里斯托夫沉醉在梦中。奥利维抓住他的胳臂，硬把他拉到车站来。克里斯托夫也不反抗，像在梦游一般。奥利维带他坐上了就要开动的火车；他们约好了第二天在法国头一个车站见面，免得克里斯托夫一个人回巴黎去。
火车开了奥利维才回来，发现门口已经站了两个警察，等着抓人。他们把奥利维错当成克里斯托夫了。奥利维也不忙于澄清误会，好让克里斯托夫从容地远走高飞。再说，警察抓错了人并不着急，他们表面上热心捉拿逃犯，其实，在奥利维看来，他们并不在乎克里斯托夫走了没有。
奥利维一直待到第二天上午，等路易莎下葬。克里斯托夫的弟弟罗多夫是个商人，只在往返两班车之间来参加了一下葬礼。他像个要人似的行礼如仪，送完葬立刻就走，没有对奥利维说一句话，既不打听哥哥的消息，也不感谢他为母亲办的事。奥利维还在城里待了两个小时，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有这么多熟悉的影子：小时候的克里斯托夫和他爱过的人，或者使他吃过苦头的人———还有亲爱的安东妮蒂……这些在小城里生活过的人，这些已经消逝了的克拉夫特一家人，现在还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了一个外国人对他们的感情。
下午，奥利维在约好的边境车站上找到了克里斯托夫。那是一个在山林中的小村落。他们没有等下一班去巴黎的火车，而是决定走一段路，一直走到下一个城市。他们需要清静。两个人穿过了寂静的树林，只听得见远方沉重的伐木声。他们走到山顶上的一片空地。脚下有一个狭窄的山谷，那还是德国的领土，山谷里有看林人的红屋顶，还有一片绿色的草地，看起来像个林间小湖。周围是一片汪洋的深蓝色树林，笼罩在云雾中。雾气溜来滑去，掠过冷杉的枝干。透明的雾幕像面纱一样，使树枝的线条柔和了，颜色冲淡了。一片静寂。没有脚步，没有人声。秋天使山毛榉变成了金黄色，小雨点仿佛落在铜上。小溪流水在碎石间发出了淙淙声。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都站住了，他们动也不动。各人想起了自己失去的亲人。奥利维想：
“安东妮蒂，你在哪里？”
克里斯托夫想：
“妈妈不在了，成功又有什么意思？”
但两个人都听到死去亲人安慰他们的声音：
“亲爱的，不要哭我们。不要想我们。想你的朋友吧……”
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每个人感到的都不再是自己的，而是朋友的痛苦。他们两个手握着手。两个人都沉浸在平静的忧郁中。悄悄地不声不响地，雾气的面纱消失了；青天又露出了蔚蓝的笑容。雨后的泥土温柔得令人心醉……大地也露出亲热的微笑，把他们抱在怀里，对他们说：
“休息吧。一切都这么好。”
克里斯托夫的心放宽了。两天来，他整个生命都在回忆往事，都在妈妈的心灵中生活；他重新过着那平凡、单调、孤独的日子，想到可怜的老母亲，无声无息地住在没有孩子的家中，思念着抛弃了她的孩子们，她衰弱多病，但有勇气，有信心，平平静静，和和气气。听天由命，只有微笑，却没有私心……克里斯托夫也想起他认识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和他们是多么接近啊！走出了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岁月，走出热火朝天的巴黎，离开了互相残杀的人和混战一场的思想，离开了腥风血雨和你追我赶的糊涂群众，在这个悲剧的时刻之后，克里斯托夫感到厌倦了，他厌恶这个狂热而空虚的世界，这些自私自利的争夺，这些野心勃勃、自命不凡的人类精英，他们自以为是理性的代表，带来的却是一场噩梦。克里斯托夫热爱的只是那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不分种族，心中悄悄地燃烧着的纯粹是善良、信仰、牺牲的火焰———他们才代表了人心。
“对，我认识你们，我到底找到你们了，你们流着和我一样的血，你们和我是一样的人。我像浪子一样离开了你们，追随过路的影子。现在我回来了，收留我吧。我们的生死都是共同的；不论我在哪里，你们都和我在一起。母亲啊！你身上有过我，现在是我身上有你了。你们大家，高弗烈特，苏兹，莎冰，安东妮蒂，你们都活在我身上。你们成了我的财富。我们一同走吧。我就是你们的声音。我们的力量合起来。就能达到目的……”
一线阳光溜上了湿透的树枝，小水点慢慢地滴下来。从下边的小草场升起了孩子的声音，三个小女孩绕着房子跳圆舞，唱着一支古老单纯的德国民歌。而从远方，西风吹来了法国的钟声，像是玫瑰的芳香……
“和平啊！神圣的和声，拯救灵魂的音乐，苦与乐，生与死，敌与友，都溶化在音乐中了。我爱你，我要你，我会得到你的……”
夜幕降下了。克里斯托夫如梦方醒，看见他朋友忠实的脸就在身边。他对他微笑，拥抱了他。然后，他们又往前走，穿过树林，都不说话；克里斯托夫在为奥利维开路。
静悄悄的，形影不离，
一个走前，一个走后，
两个同路的小兄弟……
【注释】
(1)这几页是一九○八年写的。第七卷《楼中》是一九○九年二月出版的。———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