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六十年前，我读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欣喜若狂；六十年后，我读许渊冲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喜出望外。克利斯朵夫是我的老朋友，克里斯托夫是我的新朋友。温故知新，心心相印。傅雷生于一九○八年，比我大十岁；许渊冲生于一九二一年，比我小三岁。我和许渊冲是西南联大同学，他在外文系，我在数学系。当年我们发黑如漆，风华正茂；如今我们白发苍苍，饱经沧桑。我们都到了所谓耄耋之年。可喜的是我们都有一颗年轻不老的赤子之心。我读过他写的《追忆逝水年华》和《诗书人生》，写得很精彩，我很喜欢。

傅雷的全译本出版于一九四六年。傅雷时年三十八岁。我至今还保存着上海骆驼书店出版的一九四八年的版本。许渊冲的译本出版于二○○○年。他已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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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约翰·克里斯托夫》有这么大的魅力，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热爱真理的人们的朋友？罗曼·罗兰在此书的后序中说：“友爱是这部作品的源头活水，从绝望中却流出了英雄主义精神的长江大河。”“我把这本不是不朽的书献给一切不是不朽的人，书中的呼声要说的是：‘兄弟们，互相亲近吧，忘记我们的分歧，思考我们不得不共同对付的苦难吧！我们之间没有敌人，没有坏人，只有可怜的人；而我们惟一持久的幸福是互相了解，以便达到互爱的目的：智慧和爱，这是在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两个无底深渊之间，能淹没黑夜的惟一光明。’”“《约翰·克里斯托夫》永远是新生一代的战友。《克里斯托夫》一直是‘全世界英勇斗争、受苦受难取得胜利的自由男女’的兄弟。”

罗大冈在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九八○年版的译本序言中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根本的、总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无可怀疑的现实主义价值，主要就在于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手段表现了这种战斗的人道主义。”“战斗的人道主义，是罗曼·罗兰全部作品的灵魂，也是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灵魂。”他又说：“译者傅雷的谨严的工作态度和流畅的文笔，对于这部世界名著在我国的流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大冈是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翻译家。罗曼·罗兰的另一部巨著《母与子》就是他译的。罗大冈的序言中说：“罗曼·罗兰（1866—1944）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罗曼·罗兰用十年时间（1903—1912）创造了里程碑式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获得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家。

为什么许渊冲要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呢？他在译者序言中说：“我认为重译是提高翻译水平的一个好方法。我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重译则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二十一世纪的翻译家应该和作家不分高下，所以我要和傅雷展开竞赛。”“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仅为了使人‘知之、好之、乐之’，首先是译者‘自得其乐’。”“傅译已经可以和原作比美而不逊色，如果再创造的‘美’有幸能够胜过傅译，那不是最高级的乐趣吗？如果‘自得其乐’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那不是最高级的‘善’，最大的好事吗？乐趣有人共享就会倍增，无人同赏却会消失。这就是我重译这部皇皇巨著的原因。”

我喜欢许渊冲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这是一部形神兼备、青出于蓝的好译本。

通过比较，我个人可以得出结论：许渊冲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比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好。

这一点也不奇怪。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许渊冲敢和傅雷竞赛，他心中有数，稳操胜券。傅雷的译本译于三四十年代，当时直译之风甚盛，傅雷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许渊冲的译本译于九十年代，许渊冲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就学问、修养、人生阅历来说，许渊冲占了优势。从傅译到许译，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汉语在发展，文学翻译也在发展。因此，在语言文字、翻译技巧方面，许渊冲也占了优势。更何况许渊冲还有一套继承前人、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和六十年文学翻译的丰富经验。

有人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一次飞跃，许渊冲的“发挥译语优势”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二次飞跃。傅雷和许渊冲对文学翻译的贡献功不可没。

许渊冲在他的《诗书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第四三八页和四一三页上说：傅雷在一九五一年《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强调：“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傅雷提出过两条翻译原则：一是神似重于形似，二是在最大限度内保持原文句法。在他重神似时，往往出现妙译；在他保持原文句法时，往往出现败笔。后来我重译他译过的作品，就学其长而避其短了。”

许渊冲的这段话指出了傅雷译文的长处和短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许渊冲在《诗书人生》第四三八页上说：“朱光潜先生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翻译的成熟境界。”在第四三九、四四○页上又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不能分割的，‘不逾矩’是低标准，‘从心所欲’是高标准。”“关于‘矩’或‘度’的问题，我想用画家吴冠中的一句话来说明：那就是‘风筝不断线’，飞得越高越好。‘线’就是‘矩’或‘度’。”他在第三七七页上说：“朱先生的《谈美》和《诗论》哺育了我们这一代人；吴冠中说得好：‘我们是朱先生的奶喂大的。’”

关于“发挥译语优势”和“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许渊冲在《诗书人生》第四四○、四四一、四六五、四六六页上说：“我说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是根据我六十年来翻译了四十本文学作品总结出来的论点。”“一般说来，原作是best words in best order，但是原作最好的文字，变成对等的译文，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译文；原作最好的次序，更不能变成对等的译文次序，因此，中外互译的时候，无论文字还是次序，有时可以对等，有时不能对等；如不对等，多是原文占优势，译文占劣势，那就需要展开竞赛，发挥译语优势，扭转劣势，争取均势；如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就是取得优势了。”“翻译要能使人好之，甚至乐之，就需要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要尽量利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西方科学派提出‘对等’、‘等值’、‘等效’、形似直译的译论。公式是：

1＋1＝2。中国艺术学派提出意译、神似、发挥译语优势的理论，也就是说，译者可以译出原文内容所有，原文形式所无的词语。公式是：1＋1＞2。”

许渊冲在《诗书人生》第四六五页上说：我把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总结为十个字：“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所谓“美”，就是把鲁迅的文字“三美”论应用于文学翻译；所谓“化”，就是把钱钟书的“化镜”说分解为等化、浅化、深化“三化”论；所谓“之”，就是把孔子的知之、好之、乐之总结为“三之”论；所谓艺术，就是把朱光潜的艺术论应用于文学翻译，认为文学翻译和文学译论都是艺术。总起来说，美化之艺术就是三美，三化、三之的艺术。所谓“创”，就是把郭沫若的“文学翻译等于创作”提高为再创论；所谓“优”，就是发挥译语优势论；所谓“似”，就是傅雷的神似说；所谓竞赛，即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论。合起来说，“美”和“优”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化”和“创”是方法论；“之”和“似”是目的论；艺术和竞赛是认识论。

关于“三美”、“三化”、“三之”、“三似”，许渊冲在《诗书人生》第四三八、三七五、三七六、三七五、三九一、四四六、四四七、三九六页上说：“‘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用英文来说，就是best words in best order。Best words指具有意美、音美的文字，best order指具有形美和音美的次序。”“‘意美、音美、形美’就是和‘神似’统一的‘意似、音似、形似’，就是译诗时不可忘的‘精’；而可忘的‘粗’是和‘神似’矛盾的‘意似、音似、形似’。”“‘意似’是译诗的低标准，‘意美’是高标准，‘三美’是最高标准。‘意似’只能使读者‘知之’，‘意美’却能使读者‘好之’，‘三美’才能使读者‘乐之’。这是我译诗的‘三美’理论。”“翻译要求‘意似’，不求‘形似’，最妙的是‘神似’。”“妙译来自得意忘形。”“文学翻译是化原文为译文的艺术，是化原文之美为译文之美的艺术，用的方法，我看主要是等化、浅化、深化三种。”“‘三化’是要扭转劣势，争取均势，发挥优势。”“我在《三似新论》中提出了形似、意似、神似的公式，分别是1＋1＜2，1＋1＝2，1＋1＞2。”

讲得很全面，深入浅出，有继承，也有创新。有些论点，如“发挥优势”、“三似”公式，在杨振宁的科学理论中找到了依据。（《诗书人生》第396页）这说明文理是相通的。杨振宁读了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英译稿后，说“很精彩”，并写了英文序言。英文本Vanished Springs由美国纽约Vantage Press于一九九八年出版。（《诗书人生》第398、451页）许渊冲把他的文学翻译理论概括为“美化之艺术”五个字，把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总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十个字。概括得好，总结得好。中国人太聪明了，中文也太妙了！用五个字和十个字就能把全套理论言简意赅地概而括之，总而结之。这五个字，这十个字，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啊！

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美化之艺术”，许渊冲的文学翻译是“美化之翻译”。

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很好，但很难做到。“妙译来自得意忘形”，讲得很好，但很难掌握分寸。“得意忘形”，不能“忘乎所以”。直译（形似）比较容易，意译（意似）就比较难，妙译（神似）就很难了。要做到“妙译”，必须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很高的外文水平，很强的驾驭中文的能力。由“巧译”而得“妙译”，功夫全在一个“巧”字上。这个“巧”字，是“巧夺天工”的“巧”，不是“弄巧成拙”的“巧”。

译诗难，译中国古诗词更难。许渊冲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Songsof the Immortals）被英国最负盛名的企鹅出版公司收入《企鹅丛书》于一九九四年出版。他的译本能在国际大出版社企鹅图书公司出版，并且得到“绝妙好译”的评价，全世界有几个人能做到！？他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本于一九九九年出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好评，说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令人赞赏钦佩。许渊冲为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许渊冲说：“我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诗书人生》第381、374、435、33、16页）

早在一九七六年，钱钟书看了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后回信说：“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对译诗的看法很中肯。”“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这些话，即是鼓励，又是鞭策。（《诗书人生》第111、112页）

许渊冲说：“我认为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译论，因为它能解决世界上最难的中西互译问题，但中国人受压迫太久，自卑心理太重，所以我要像杨振宁说的那样提高民族自尊心，把翻译提高到创作的地位，建立中国学派的译论。”（《诗书人生》第450页）

许渊冲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之一。他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他的许多译作和文章都是六十岁以后译出来和写出来的。

抗战时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西南联大校友中，成就最大、贡献最大的是杨振宁。杨振宁扬名天下，与日月同辉，天上就有一颗杨振宁星。杨振宁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最杰出的代表。王浩是数学系最杰出的代表。汪曾祺是中文系最杰出的代表。外文系最杰出的代表，原来是查良铮（穆旦），可惜他死得太早。现在许渊冲超过了他。许渊冲和杨振宁一样，也必将扬名天下。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他们是西南联大校友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

许光锐

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于南京龙江小区芳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