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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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莫斯科

 

沃洛佳·别斯科夫缩着头,在漫天飞雪中从莫斯科河的桥上走过。他穿着厚重的长大衣,戴着皮帽,脚上蹬着皮靴。莫斯科很少有人能穿得这么好。沃洛佳很幸运。

沃洛佳的鞋子都很好。沃洛佳的父亲格雷戈里是个军队指挥官。格雷戈里算不上那种特别有抱负的人:尽管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英雄,和斯大林的私交也很好,但他的事业在二十多岁时陷入了停滞。尽管如此,别斯科夫一家还是生活得非常安逸。

沃洛佳本人非常有抱负。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军事情报学院进修。一年以后,他被调到了红军情报总部。

在柏林和沃纳·弗兰克的相遇,使他交上了好运。因为父亲是苏联驻德国使馆的军事参赞,沃洛佳和沃纳上了同一所初中,只是沃纳的年级比他低。得知沃纳痛恨法西斯主义以后,沃洛佳告诉他,他可以为苏联做间谍以反抗纳粹的统治。

两人相识时沃纳只有十四岁,不过现在他已经十八岁了。沃纳供职于空军部,比原先更痛恨纳粹。他有一个功率很大的无线电交换机和一个密码本。他既聪明又勇敢,冒着天大的风险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沃洛佳是他的线人。

四年来,沃洛佳一直没有见到沃纳,但沃洛佳却清晰地记得沃纳的样子。沃纳个子很高,有一头金发,外表和行为举止都比实际年龄显得老练,早在十四岁时,他已经懂得怎么和女孩打交道了。

沃纳最近向他私下泄露,德国在莫斯科使馆的外交官马库斯其实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沃洛佳找到马库斯,把他发展成了间谍。几个月来,马库斯向沃洛佳提交了一系列报告。沃洛佳把这些报告翻译成俄语,递交给自己的上司。最近的一份报告非常有趣,详述了支持纳粹的美国商界领袖如何用卡车、轮胎、汽油等物资支持右翼西班牙叛军。其中提到,敬仰希特勒的德士古石油公司总裁托基尔德·里贝尔不顾罗斯福总统的恳请,公然用公司的邮轮为叛军运送石油。

沃洛佳要去见马库斯。

他沿着库图佐夫斯基路往前走,然后折向基辅路车站。他们今天的碰头地点是靠近车站的工人酒吧。他们从不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碰头,但是会在上一次碰头结束时约定下一次的地点:沃洛佳很注意谍报工作中的这类细节。他们总是去马库斯的外交界同事从来不可能去的廉价酒吧和咖啡厅。如果马库斯被德国的反间谍工作者怀疑和追踪的话,沃洛佳一定马上会知道,因为这样的人在顾客中会非常显眼。

今天他们碰头的地方是乌克兰酒吧。和莫斯科的许多建筑一样,这是幢木结构的房子。酒吧的窗户蒙上了一层雾气,因此里面至少是温暖的。不过沃洛佳没有马上进门,必须先采取些防备措施。他横穿街道,走进对面那幢公寓的入口。他站在冰冷的楼道里,通过一扇小窗观察着对面的酒吧。

他不知道马库斯今天会不会出现。过去马库斯总会按时到达约定地点,但沃洛佳无法保证他今天也会如约前来。他出现的话,又会带来何种信息呢?西班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热点,但红军谍报机构同样很关心德国的军备。德国每月能生产多少辆坦克?每天能生产多少架毛瑟M34型机关枪?德国的亨克尔HE111型轰炸机有多大威力?沃洛佳希望把这类信息传达给自己的上司莱米托夫上校。

半小时过去了,马库斯依然没有出现。

沃洛佳开始担心了。马库斯被人发现了吗?他是大使的助理,能看大使办公桌上的所有文件,但沃洛佳让他想法去看另外一些文件,尤其是军事参赞的来往信件。他犯错了吗?有人注意到马库斯在偷看与己无关的来往电报了吗?

这时马库斯出现在了街道上。他戴着眼镜,穿着奥地利样式的深橄榄色大衣,白色雪花不断地落在他的棉布大衣上。沃洛佳看着他走进了乌克兰酒吧,但他还是等在外面,监视着街道上的情况。一个男人跟在马库斯后面走进酒吧,沃洛佳皱起了眉头。但观察了一会以后,沃洛佳觉得这人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工人,不是什么德国的反谍报人员。他身材瘦小,贼眉鼠眼,穿着掉了线的大衣和破旧的靴子,还不断用袖管擦着鼻涕。

沃洛佳过街走进酒吧。

酒吧里都是烟味,满地都是垃圾,有一股不经常洗澡的人散发出来的臭味,墙上的廉价镜框里挂着一幅褪色的乌克兰水彩画。这时正是中午,酒吧里顾客不多。唯一的女人像是个刚宿醉醒来的中年妓女。

马库斯坐在酒吧后部,弓着腰拿着杯没什么酒味的啤酒。他三十多岁,因为留了胡须,看上去年纪要大一些。他解开大衣的扣子,露出衬里的毛料,贼眉鼠眼的苏联人和他隔着两个桌子,正在卷一根香烟。

沃洛佳走到马库斯的桌旁,马库斯突然站起来,照着他的嘴就是一拳。

“浑蛋!”他用德语大骂,“你这个王八羔子!”

沃洛佳非常震惊,一时间愣在那里。他的嘴唇破了,唇齿间散发出血腥味。他条件反射地想伸臂回击,但很快又把手臂收回去了。

马库斯又一次挥拳过来,但这次沃洛佳有了防备,他一猫腰躲过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马库斯高声斥问,“究竟为什么?”

接着他突然身子一软,跌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把脸埋在手中,大声哭了起来。

沃洛佳张开出血的双唇,“傻瓜,别闹了。”他说。接着,他转身对其他瞠目结舌的顾客说:“没事,他只是有点心烦意乱而已。”

其他顾客把目光抛向一边,有个人甚至离开了。莫斯科人从来不想自找麻烦。如果两个醉鬼打架,其中一个在党内很有权势的话,当和事佬也会有危险。其他人从沃洛佳穿着的大衣可以看出,他就是这样的人物。

沃洛佳转身看着马库斯,用低沉的声音吼道:“你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马库斯的俄语很烂,因此沃洛佳说的是德语。

“你们逮捕了伊莉娜,”马库斯哭着说,“你们这群浑蛋,还用烟蒂烫她的胸部。”

沃洛佳皱起眉。伊莉娜是马库斯的苏联女朋友。沃洛佳逐渐了解了整件事,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我没逮捕伊莉娜,”他说,“她受伤的话,我也会很难过,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母亲告诉我,那伙人半夜里闯进了她们家。他们没说自己是谁,但不是一般的警察——衣着都很考究。伊莉娜不知道她被带到了什么地方。他们问她关于我的事情,说她是个间谍。他们折磨她,强奸她,然后把她扔到了大街上。”

“该死,”沃洛佳说,“我真的很难过。”

“你会难过吗?这种事除了你,还有谁会做呢?”

“我向你保证,这事和军方的情报机构无关。”

“无论是谁做的都没什么两样,”马库斯说,“我和你完了,我不再相信见鬼的社会主义了。”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的确会出现一些误伤。”这话说得连沃洛佳自己都觉得有点假惺惺。

“你这个傻瓜,”马库斯忿忿地骂了一句,“你难道以为社会主义真能和这种肮脏事绝缘吗?”

沃洛佳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皮外套的彪形大汉进了门。沃洛佳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来这儿喝酒的。

要出事了,但沃洛佳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沃洛佳刚做这种工作,像只迷失的羊一样感到完全没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也许身处险境,但不知该怎样应付。

刚进来的大汉走到沃洛佳和马库斯的桌前。

这时,那个贼头鼠眼的男人也站了起来。他和沃洛佳年龄相仿。虽然衣衫褴褛,但说话很有教养。“你俩都被捕了。”

沃洛佳狠狠地骂了一声。

马库斯立刻站了起来。“我是德国使馆的商务参赞!”他用不合文法的俄语说,“我有外交豁免权,你们不能抓我!”

其他顾客迅速离开酒吧,推搡着出了门。留下的只有两个人:拿着脏抹布擦拭吧台的侍者和看着空空的伏特加酒杯,叼着根烟的妓女。

“你们也不能逮捕我,”沃洛佳平静地说。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我是军队情报机构的别斯科夫中尉,你们都他妈的是些什么人?”

“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德沃尔金。”

穿着皮外套的男人说:“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贝里佐夫斯基。”

沃洛佳呻吟一声。他早该知道这些人是秘密警察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军队情报机关职责相仿,他早就听人说过两个组织经常有互相干扰的情况,但这还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沃洛佳对德沃尔金说:“折磨他女朋友的应该是你们这伙人吧。”

德沃尔金用袖子擦了擦鼻子,显然这个令人不快的习惯并不是他的伪装:“她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这么说,你们烫伤了她,却什么都没问出来。”

“她很幸运。如果是间谍的话,情况会更糟些。”

“你们难道没想过先和我们沟通一下吗?”

“你们哪回先和我们沟通过了?”

马库斯说:“我要走了。”

沃洛佳非常绝望,他眼看要失去这个有价值的情报源了。“千万别走,”他请求道,“我们会想办法补偿伊莉娜的,我们会把她送往莫斯科最好的医院——”

“去你妈的,”马库斯说,“你永远别想再见我了。”说完他出了酒吧。

德沃尔金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想让马库斯走,但逮捕他会让自己显得很傻。最后,他对沃洛佳说:“你不该让人这么对你说话,这让你看上去很软弱。他们应该对你表示出尊敬。”

“你这个浑蛋,”沃洛佳说,“你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吗?那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报——由于你们的愚蠢,他再也不会为我们工作了。”

德沃尔金耸了耸肩。“就像你说的那样,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出现些误伤。”

“你饶了我吧。”沃洛佳离开了酒吧。

过河时,沃洛佳略微有些犯晕。他吃惊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无辜女人所犯的发指罪行,也失去情报源而沮丧。他跳上辆电车:他目前的级别还不足以拥有汽车。电车冒着风雪开往情报中心时,沃洛佳陷入了沉思。他必须向莱米托夫上校汇报,但是他犹豫了,不知道该如何报告这件事。他需要向莱米托夫表明应该受到责备的不是他,还不能让莱米托夫觉得他是在找借口。

红军军事情报中心位于霍登卡机场一隅,扫雪车不断在机场跑道上扫雪,使跑道保持通畅。情报中心的大楼很奇特:主楼是外墙上没窗的两层楼建筑,旁边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座九层办公楼,一根竖着的手指头。不能带打火机和圆珠笔进大楼里,它们会触发入口处的金属探测器,因此军队给在大楼里工作的军官们每人配发了一个打火机和一支圆珠笔。皮带上的金属扣也会触发金属探测仪,因此大多数男士们穿的都是吊带裤。大楼里的安保措施其实都是多余的,莫斯科人会想尽一切办法远离这幢建筑,没有人疯狂得想前来一窥究竟。

沃洛佳和其他三个副官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们的铁制办公桌各占了办公室的一道墙。沃洛佳的办公桌挡住了大半扇门,只留有狭小的空间供人进出。办公室里最爱插科打诨的卡尔门看着他打肿的嘴唇说:“让我猜猜——必定是她丈夫早回家了吧!”

“别多嘴多舌!”沃洛佳说。

桌子上放着无线电部门的秘密电文,密码下面用铅笔写着破译过来的德文单词。

密电来自沃纳。

沃洛佳的第一反应是害怕。马库斯把伊莉娜的遭遇报告给沃纳,劝他退出谍报活动了吗?今天如果再遭受一次打击,那就太不幸了。

但这次传来的消息令人欣慰。

沃洛佳看得越来越兴奋。沃纳告诉他,德国军方决定派些间谍去西班牙,伪装成反法西斯志愿者,在内战中和西班牙政府并肩作战。他们将向叛军中德国人控制的监听营每日秘密发报。

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第一手信息。

但密电上包含的还不止这些。

沃纳还提供了这些德国人的名字。

沃洛佳克制住情绪,没有欢叫出声。在他看来,情报人员碰上这样的好事一生中最多也就一次。这份情报的收获完全可以弥补失去马库斯的损失了。沃纳真是个无价之宝。沃洛佳完全可以预见,沃纳偷得这份名单并把它带出柏林的空军部大楼得冒上多么大的风险。

他很想上楼跑进莱米托夫的办公室,但他克制了这种冲动。

四个副官共用一台打字机。沃洛佳把笨重的打字机从卡尔门的办公桌上抱起来,搬到自己那边。他用两根只食指打字,把沃纳的情报从德语翻译成俄语。这段时间里,天色渐渐暗了,大楼外的保安防范灯全都亮了起来。

他把复写的一份塞进抽屉,把原件带上楼。莱米托夫上校正在自己的办公室。他四十岁出头,相貌英俊,黑色的头发油光发亮。他很精明,任何事都能想在沃洛佳前面,让沃洛佳很钦佩。他没有军队传统的恃强凌弱的传统观念,但对没能力的人毫不留情。沃洛佳对他又敬又怕。

“这也许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莱米托夫读完密电的译文后说。

“只是也许?”沃洛佳觉得没有一星半点可以怀疑的理由。

“这也许是虚假信息。”莱米托夫指出。

沃洛佳不相信这信息会是假的。但他失望地意识到沃纳确有被捕,成为双料间谍的可能性。“什么样的虚假信息?”他精神不振地问,“给我们些假名字让我们徒劳无功地去寻找吗?”

“也许吧。但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志愿者姓名,有可能是从纳粹德国逃到西班牙为自由而战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可能会把反法西斯主义者错抓过来。”

“真他妈该死!”

莱米托夫笑了。“别丧气,这份情报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在西班牙有自己的间谍——‘自愿’加入国际纵队的苏军军官和士兵们。他们可以替我们调查。”他拿起一支红头的铅笔,在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行一小字,对沃洛佳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沃洛佳知道莱米托夫是在下逐客令,于是朝门边退了过去。

莱米托夫问:“你今天见过马库斯了吗?”

沃洛佳转过身:“我们遇上了麻烦。”

“一看你被打破的嘴唇,我就猜出来了。”

沃洛佳把这天发生的事告诉莱米托夫。“这样一来,马库斯这条线算是彻底断了,”他说,“但当时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怎么做了。我要告诉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马库斯是我们的线人,威胁他们离开吗?”

“当然不能,”莱米托夫说,“他们这种人完全不可信任。永远别告诉他们任何事。别慌,你还没失去马库斯,你可以轻易地把他争取回来。”

“怎么争取?”沃洛佳不理解,“他恨我们所有人。”

“再一次逮捕伊莉娜。”

“什么?”沃洛佳吓坏了。难道伊莉娜受的折磨还不够多吗?“那他就更恨我们了。”

“告诉他如果不继续合作,我们就再审问一次伊莉娜。”

沃洛佳尽量掩饰着自己的反感。不能在莱米托夫面前显得过于软弱和神经质。另外,他也认为莱米托夫的战术的确能奏效。“好吧。”他违心地说。

“下不为例,”莱米托夫说,“告诉他我们会用点着的烟头烫她的阴部。”

沃洛佳觉得自己简直要吐了。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说:“好主意,我这就把她抓来。”

“明天去最好,”莱米托夫说,“凌晨四点去抓,这样做能造成最强的震慑效果。”

他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感觉都快要站不住了。一个路过的职员好奇地盯着他看,他只好迈开步子离开了。

他会去逮捕伊莉娜,但不会去折磨她:给她一些威胁已经足够了。她显然会认为自己会被再折磨一次,那会让她吓破了胆。沃洛佳觉得,如果自己是伊莉娜的话,也许会被吓疯的。加入红军时,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要做这种事。他知道当兵要去杀人——可折磨年轻姑娘就是另一回事了。

办公楼里的人下班了,灯已经熄了,人们戴起帽子出现在走廊上。下班时间到了。沃洛佳回到办公室以后,给军事警察处打去了电话,让他们安排一组人和他在第二天一早三点半会合,一起去逮捕伊莉娜。然后他穿上大衣,搭电车回家。

沃洛佳和父母,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以及十九岁尚未大学毕业的妹妹安雅住在一起。在电车上他琢磨着是否要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他想这样问父亲:“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去折磨无辜的群众吗?”但他知道父亲会怎么说。父亲会说为了对付资本主义社会的代理人和这些国家的间谍,暂时的专政是必要的。他也许会进一步追问:“什么时候才能弃绝这类可怕的刑罚呢?”父亲自然答不上来,没有任何人能答得上来。

从柏林回来以后,别斯科夫一家住进了也被称为河堤公寓的政府公寓。政府公寓和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里面住的都是苏维埃的精英。公寓采取了结构主义风格,里面有五百多套房子。

沃洛佳朝楼门口站岗的军警点了点头,然后穿过底楼大厅——大厅非常庞大,晚上有时甚至会开爵士乐队伴奏的舞会——然后乘电梯上去了。公寓里配有电话,还长期供应热水,从苏联人的标准来看是超豪华了,但远不如他们在柏林住的公寓温馨。

母亲在厨房里做饭。虽然卡捷琳娜厨艺一般,也不擅长整理,但沃洛佳的父亲却很爱她。1914年在圣彼得堡,他把她从一个不怀好意的警察手里救了下来,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深爱着她。沃洛佳觉得四十三岁的母亲还非常漂亮,在外交际时,她总是穿得比其他苏联女子时髦一点点——但她小心地不让自己显得过于西化,以免犯了莫斯科官场上的大忌。

“你的嘴怎么受伤了?”母亲吻了他,问道。

“没事。”沃洛佳闻到了鸡肉的香味,“有客人要来吗?”

“安雅要带男朋友回来。”

“啊,是个学生吗?”

“我想应该不是。我没问是那人是干什么的。”

沃洛佳很高兴。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妹妹,但也知道她并不漂亮。她又矮又胖,总是穿着单一色调的衣服。她没交过什么男朋友,能有男孩愿意和她一起回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回到房间,脱下大衣,把脸和双手好好地洗了一把。他的嘴唇几乎快好了:马库斯下手并不重。擦干双手时他听见家门口传来了人声,心想一定是安雅和她的男朋友到了。

他穿了件保暖的羊毛开衫,离开自己的房间走进餐厅。安雅和沃洛佳早晨刚见过的贼眉鼠眼的男人坐在桌旁。“哦!”沃洛佳惊呼一声,“怎么是你啊!”

安雅的男朋友正是逮捕伊莉娜的内务部特工伊利亚·德沃尔金。德沃尔金这时没有乔装打扮,穿着黑西装和一双高档的靴子。他吃惊地看着沃洛佳。“对啊——你也姓别斯科夫,”他说,“先前我怎么没想到呢?”

沃洛佳看向安雅:“别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的男朋友。”

安雅气恼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沃洛佳说:“我们今天早些时候见过面。他把鼻子钻到不该钻的地方,坏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只是恪尽职守。”说完,德沃尔金又用袖子擦了擦鼻尖。

“恪尽职守?说得可真好听!”

卡捷琳娜插话以缓和气氛。“别把工作上的事带回家,”她说,“沃洛佳,给我们的客人倒上杯伏特加。”

沃洛佳问:“真要给他倒吗?”

卡捷琳娜目光中冒着怒火:“让你倒你就倒!”

“好吧。”沃洛佳不情愿地从架子上拿下酒瓶。安雅从橱柜里拿出酒杯,沃洛佳往杯子里斟满了伏特加。

卡捷琳娜拿起一个杯子,说:“重新给你们介绍一下吧。伊利亚,这是我儿子弗拉基米尔,我们都叫他沃洛佳。沃洛佳,这是安雅的朋友伊利亚,伊利亚今天专程来我们家吃晚饭。你们两个握握手吧。”

沃洛佳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和伊利亚握手。

卡捷琳娜把烟熏鱼、腌黄瓜和香肠段放在桌上。“夏天我还能拿出一些乡间别墅种的蔬菜,不过这个季节就只有这些了。”她抱歉地说。沃洛佳感到母亲在千方百计地讨好着伊利亚。母亲真想把安雅嫁给这个杂碎吗?他觉得母亲确实想达到这个目的。

格雷戈里穿着部队里的制服走进餐厅,他满脸堆笑,一边搓着手,一边闻着鸡肉的香气。格雷戈里今年四十八岁,他身材臃肿,满脸红光: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曾在1917年和红军战友洗劫了冬宫。那时,他肯定要瘦些。

他心情很好地吻了妻子。沃洛佳觉得,母亲很感激父亲这种不计回报的爱。她会在他拍她屁股时露出笑容,在他拥抱她时伸出手臂,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一个吻,但她从来不是主动的那一个。卡捷琳娜喜欢他,尊敬他,似乎很高兴嫁给他。然而,她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这段婚姻。而沃洛佳想从婚姻中得到的,要比这多得多。

沃洛佳对婚姻还只是出于想象:他短暂地交过十来个女朋友,但还没碰到他想要娶的那个人。

沃洛佳给父亲倒了杯伏特加,格雷戈里举杯表示感谢,然后吃了点熏鱼。他问德沃尔金:“伊利亚,你做什么工作?”

“我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伊利亚自豪地说。

“啊,这工作非常不错!”

沃洛佳觉得格雷戈里绝不会真这么想。他只是想对客人表示友善而已。沃洛佳觉得父母最好凶一点,把伊利亚给赶走。他对父亲说:“爸爸,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学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我想秘密警察就应该没有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到时候就该废除了。”

格雷戈里岔开了话题。“到那时警察也应该没有了!”他兴致勃勃地说,“没有司法审判,没有监狱,没有了间谍自然也没了反谍报部门。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军人。说说看,到时我们靠什么生活呢?”他痛快地笑了起来,“但说到底,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伊利亚一脸怀疑,好像听到了反动的话,却完全不能指控似的。

卡捷琳娜端上来一盘黑面包和五碗热罗宋汤,大家开始吃了起来。“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格雷戈里开始忆苦思甜了,“漫长的冬天,妈妈会把蔬菜叶、苹果核、卷心菜不能吃的外皮和洋葱的叶茎扔在房子外面一个旧桶里,让它们全都冻在一起。等开春雪化了,她会用这些东西做罗宋汤。告诉你们,那才是真正的罗宋汤——用蔬菜的烂叶子做出来的汤。你们年轻人很少去想自己有多么幸福。”

有人敲了下门。格雷戈里皱起了眉,不知道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不过卡捷琳娜像是想到了什么:“哦,我把这事给忘了!康斯坦丁的女儿说好了要来。”

格雷戈里问:“你是说,接生婆玛格达和他生的那个女儿卓娅·沃洛茨采娃吗?”

“我记得卓娅,”沃洛佳说,“一个扎着金色麻花辫的瘦弱女孩。”

“她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卡捷琳娜说,“卓娅现在是二十四岁的女科学家。”她站起身走到门边。

格雷戈里皱起了眉头:“她妈妈死后我们就没见过她了。她怎么突然来联系了呢?”

“她想和你谈谈。”卡捷琳娜回答。

“跟我谈?谈什么啊?”

“谈物理。”卡捷琳娜说。

格雷戈里骄傲地说:“我和她父亲康斯坦丁是1917年被派到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代表,我们起草了著名的一号令。”说到这儿,他的脸阴沉下来,“但不幸的是,他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了。”

沃洛佳说:“他死的时候一定很年轻——他是怎么死的?”

格雷戈里看了眼伊利亚,马上把目光转到另一边。“他死于肺炎。”沃洛佳知道他在撒谎。

卡捷琳娜带着一个姑娘走进餐厅。卓娅一进来,沃洛佳就被她迷上了。

卓娅是个标准的苏联美女,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有清澈的蓝色眼眸和丝绸般的白皙肌肤。她穿着一条简朴的绿裙子,但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完美的身材。

卓娅被介绍给众人以后,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喝起了罗宋汤。格雷戈里说:“卓娅,看来你是个科学家了。”

“我是个正在写论文的研究生,眼下正在给本科生上课。”她说。

“沃洛佳在军队的情报部门工作。”格雷戈里自豪地说。

“这倒挺有趣的。”她显然觉得军队的生活很枯燥。

沃洛佳意识到父亲已经把卓娅当成了潜在的儿媳妇人选。他希望父亲别表现得那么明显。他已经决定在卓娅离开之前约她见面。但这事得他自己搞定。他不需要父亲帮忙。父母的过分热心会把卓娅给吓跑。

“汤烧得怎么样?”卡捷琳娜问卓娅。

“很美味,谢谢你。”

沃洛佳已经具备了透过外表看本质的能力。卓娅正巧是他最中意的那种人:长得很美,却从不以这种美而自夸。

卡捷琳娜端上这天晚上的主菜土豆炖鸡肉时,安雅收拾了喝罗宋汤的碗。卓娅叉了块鸡肉,嚼得津津有味,接着又吃了很多。和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她难得吃上这么好的菜。

沃洛佳问:“卓娅,你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她不太乐意地停止咀嚼,回答了沃洛佳的提问。“我是个物理学者,”她说,“我们试图弄清原子的属性:它是如何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又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这很有趣吗?”

“非常有趣。”她放下叉子,“借此我们可以发现宇宙是如何组成的。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了。”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散发出亮光。显然物理学是唯一能让她从美味中分心的东西。

伊利亚终于开口了:“这种理论化的东西,对革命又有什么好处呢?”

卓娅的眼中燃起怒火,这让沃洛佳更喜欢她了。“有些同志犯了轻视纯科学的错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实证研究上,”她说,“但技术进步完全得靠理论上的进展,比如说改造飞行器的流线。”

沃洛佳克制着没笑,卓娅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伊利亚驳倒了。

但卓娅还没说完。“先生,这正是我想找你谈话的原因,”她对格雷戈里说,“我们物理学者读了西方出版的各类科学期刊——西方人愚蠢地向全世界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最近,我们意识到他们在原子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苏联很可能在这个领域被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琢磨着斯大林同志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餐厅里一下子安静了。对斯大林的任何批评或类似暗示,都是很危险的。“大多数事,他都知情。”格雷戈里说。

“这是自然,”卓娅立刻接着说,“不过有时还需要您这样忠心的人提请他特别关注一下。”

“是的,这倒是真的。”

伊利亚说:“斯大林同志认为科学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

沃洛佳看见卓娅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愤怒,但她马上垂下眼恭敬地说:“他无疑是对的,我们科研人员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

所有人都知道她这是在打马虎眼,但没人会这样说。人人都知道要遵守礼节。

“好吧,”格雷戈里打起圆场,“不管怎样,我会在下次见到总书记时跟他提一下。他也许会更深入地看待这个问题。”

“能这样就再好不过了,”卓娅说,“我们希望领先于西方。”

“卓娅,你的业余生活怎么样?”格雷戈里兴致勃勃地问,“你有男友或未婚夫了吗?”

安雅生气了:“爸爸,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卓娅似乎并不介意。“我没未婚夫,”她和善地说,“也没有男朋友。”

“和我儿子一样,他都二十三岁了,还是单身。沃洛佳学历高,个子高,样子也不赖——却到现在都没有未婚妻!”

沃洛佳对这么明显的暗示皱起了眉头。

“的确很难相信。”卓娅说。沃洛佳发现,卓娅说话的时候看了他一眼,带着调侃的笑意。

卡捷琳娜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够了,”她说,“别再让卓娅难堪了。”

门铃响了。

“怎么又有人来了?”格雷戈里问。

“这次我不知道会是谁了。”卡捷琳娜离开餐厅去开门。

她带来的是沃洛佳的上级莱米托夫上校。

沃洛佳惊讶地站起身。“晚上好,长官,”他说,“这是我的父亲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爸爸,这是莱米托夫上校。”

莱米托夫凌厉地敬了个军礼。

格雷戈里说:“莱米托夫,轻松一点。坐下吃点鸡肉。我儿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这正是沃洛佳手抖的原因。“正相反——你儿子干得很好。只是……只是我想和你,以及你的儿子,私下里聊两句。”

沃洛佳轻松了一点,也许自己没有惹上麻烦。

“没问题,我们刚吃完晚饭,”格雷戈里站起身,“去书房谈吧。”

莱米托夫看了一眼伊利亚,问道:“你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吗?”

“没错,为此我深感骄傲,我叫德沃尔金。”

“下午你差点把沃洛佳逮起来了是吗?”

“我觉得他的行为像个间谍。我没弄错,不是吗?”

“你必须去抓敌方的间谍,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谍报人员。”莱米托夫说。

沃洛佳笑了。一天之中,这是德沃尔金第二次被别人揶揄。

沃洛佳、格雷戈里、莱米托夫沿着走廊到了书房。书房很小,除了书架外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格雷戈里占了唯一的一把椅子,莱米托夫坐在一张小桌子上,沃洛佳关上门,站着。

莱米托夫问沃洛佳:“你的父亲同志知道下午从柏林传来的消息吗?”

“长官,我没告诉他。”

“最好告诉他。”

沃洛佳把德国准备派人打入西班牙政府军内部的事情告诉了格雷戈里。格雷戈里非常高兴。“你们的工作完成得很不赖!”他说,“这的确有可能是虚假信息,但可能性不大,纳粹才不像我们那样精于设局呢!我们可以抓获纳粹派去的间谍,用他们手中的无线电发报机把误导信息发送给右翼的叛乱分子。”

沃洛佳没有想到这一层。父亲也许会在卓娅面前装傻,但在情报工作方面却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

“是的。”莱米托夫说。

格雷戈里对沃洛佳说:“你的同学沃纳是个勇敢的男人。”他转身问莱米托夫,“你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派几个出色的谍报人员去西班牙调查那些德国人。这事应该不是很复杂。如果真是间谍的话,我们一定能在他们的住处发现密码本和无线电发报机之类的证据。”他犹豫了片刻,“我上这儿来,是为了动员你儿子沃洛佳去一趟的。”

沃洛佳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会被上级派到西班牙去。

格雷戈里脸一沉。“哎,”他想了想,说,“我承认,我不怎么想让我儿子去。我们会很想他的。”接着,他换上了一副顺从的表情,像是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别无选择似的,“当然,保卫革命成果是放在第一位的。”

“谍报人员需要实战经验,”莱米托夫说,“先生,你我都经历过战争了,他们年轻的这一代还需要去战场上走一走。”

“是的,没错,你准备让他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以后。”

看得出,格雷戈里正在绞尽脑汁想理由,要把沃洛佳留在家里,却他没有成功。沃洛佳自己却很兴奋。能去西班牙了!他想到了血红色的葡萄酒,黑发长腿的西班牙女郎,以及莫斯科没有的艳阳天。去西班牙参加内战的确很危险,但沃洛佳参军并不是来享受安逸的。

格雷戈里问他:“沃洛佳,你怎么想?”

沃洛佳知道父亲希望他提出反对,但唯一能让他想到的理由只是没时间去了解如此吸引他的卓娅了。“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说,“我对被选中前往西班牙感到很荣幸。”

“那就这么定了。”格雷戈里说。

“有个小问题,”莱米托夫说,“按照之前的决定,军队情报部门只有调查权而没有逮捕权,那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权。”他干笑了一声,继续说,“这次恐怕你要和朋友德沃尔金一起去了。”

 

 

西班牙简直太美了。劳埃德·威廉姆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地爱上这片土地。他到西班牙只有十个月,但对西班牙的眷恋足以和对生养他的威尔士媲美了。他喜欢绽放在战火灼烧的土地上的珍奇花朵,喜欢下午睡个午觉,也喜欢喝西班牙自产的那些红酒。甚至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也会喝上一杯,那种滋味简直妙极了。他尝试了许多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橄榄、红辣椒、辣香肠,以及像火一样炽热、被当地人称为“红酒渣”的食物。

他站在高地上,手拿着地图眺望着眼前这片热土。河边有几块不连接的草地,远方的山上长着几许绿树,但之间却是贫乏的土壤和岩石构成的荒地。“前进的路上找不到太多的掩护。”他忧心忡忡地说。

身旁的莱尼·格里菲斯说:“这一仗会非常辛苦!”

劳埃德看了看地图。埃布罗河从地中海开始,绵延了一百多英里,从萨拉戈萨中间流过。萨拉戈萨是阿拉贡自治区的通衢之地。它是若干公路、铁路以及三条河流的交汇口。西班牙政府军将在这个不毛之地和反民主的叛军打上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有人把政府军叫作共和主义者,把叛军叫作民族主义者,但这些名称只会带来误导。两边都有许多人是共和主义者,不想接受国王的统治。他们同时是民族主义者,热爱西班牙,愿意为之牺牲生命。但在劳埃德看来,双方就是单纯的政府军和反叛军。

这时,萨拉戈萨被佛朗哥【15】的叛军所盘踞,劳埃德在距离萨拉戈萨五十英里的制高点上观察着这座城市。“如果能攻克萨拉戈萨,敌军就会被围在萨拉戈萨以北的地方过上一整个冬天。”他说。

“只是如果。”莱尼说。

劳埃德阴郁地想,这是个糟糕的预言。在他们只能希望叛军的前进可以被阻延的时候,这样的预言简直是太糟糕了。这一年开始以来,政府军还没收获一场像样的胜利。

但劳埃德却又想好好地打上一仗。他来西班牙十个月了,这将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作战行动。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大本营做教导员。西班牙人发现他在英国的军官训练营里待过以后,马上让他越级当上中尉,主管新来者的训练工作。他灌输给新来的人服从命令的思想,让他们反复练习行军,直到脚上不再流血,水疱结痂才停顿下来。另外,他还教授他们在枪支不够时如何击倒敌军的方法。

但志愿者来得越来越少了,教导员必须亲自上阵杀敌。

劳埃德戴着贝雷帽,穿着袖子上手工缝着军衔标志的带链夹克和灯芯绒裤。他带着一把装填有可能是从公民警卫队弹药库里偷来的七毫米西班牙制毛瑟短枪。

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分离过一段时间,但这会又集中在第十五国际旅,准备投入接下来的战斗。莱尼留了胡子,十七岁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十岁。尽管穿着粗布工作服而不是军服,但他已经是个小队长了。相比士兵,他看起来更像个海盗。

莱尼说:“这次行动和保卫叛军没任何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地方永远被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

劳埃德在巴塞罗那短暂停留期间见识了什么叫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变种——军官和士兵拿同样的薪水;大饭店的餐厅被改造成工人食堂;侍者拒绝小费,声称收取小费有损他们的人格;海报上怒斥买春是对女性的剥削。整个巴塞罗那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气氛。但苏联人痛恨这种无政府主义。

莱尼继续说:“现在政府又从马德里调来了一支共产党人组成的军队,要把我们合并成一支军队——发号施令的自然是那些共产党。”

莱尼的话让劳埃德很失望。他知道,只有像之前那样的各种左翼团体联手,他们才有可能取胜——卡布尔街的反游行斗争就是一例。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在街上相互争斗。他说:“內格林总理不是个共产党人。”

“他可能本质上是。”

“他知道,没有苏联的支持,政府军就要完了。”

“这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民主,让共产党人掌权吗?”

劳埃德点了点头。关于政府军的讨论每次都会以同样一个问题结束:“仅仅因为苏联是唯一能提供给我们枪炮的国家,我们就要迎合他们的一切需求吗?”

他们走下山。莱尼说:“我们可以喝上杯好茶吗?”

“当然可以,给我的茶里放上两大块糖。”

这是他俩经常讲的一个笑话。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喝上茶了。

他们来到河边的营地。莱尼所在的排住在石头棚屋里,在内战赶跑农民之前,那也许是牛羊住的。几十码以外的埃布罗河上游,第十一国际旅的德国志愿者住在船民们弃下的船屋。

劳埃德的表弟大卫·威廉姆斯迎了上来。和莱尼一样,大卫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非常消瘦,皮肤肮脏而粗糙,在阳光下眯起眼睛,显得有一点畏光。他穿着卡其布的外衣和裤子,扎着皮带,脚上是一双齐膝的靴子。尽管很少有志愿者拥有整套的军服,但他这身倒挺全的。戴夫在脖子上系了条棉围巾,手里拿着支配备有老式反转刺刀的苏制莫辛纳甘步枪。他的皮带上还系了支从叛军尸体上搜来的德制九毫米鲁格尔小手枪。他对枪支弹药显然非常精通。

“来客人了。”他兴奋地说。

“来了个女的。”戴夫指着新来人说。

在一棵丑陋的白杨树下,十几个英国和德国的志愿兵正在和一个美得惊人的妙龄女郎交谈。

“哦,我的上帝。”莱尼用威尔士语惊呼道,“看到她,我的眼睛都亮了。”

她大概二十五岁,个子不高,眼睛很大,黑头发扎在一起,横戴着一顶军帽。过于宽大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像是件晚礼服。

知道劳埃德会德语的志愿兵海因茨用德语对他说:“先生,她叫特蕾莎,是来教我们识字的。”

劳埃德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国际旅中有外国兵,也有西班牙本国人。这些西班牙人大多都不怎么识字。他们小时候在天主教会资助的乡村小学练习教理问答,学校的神职教师害怕他们接触到社会主义的书籍,就是不教他们认字。结果,君主制下的西班牙,一半人口都是文盲。1931年民选的西班牙政府加强了教育方面的工作,但西班牙仍然有好几百万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为士兵们上课的识字班甚至开到了内战前线。

“我不识字,让她教教我吧。”在学校认了许多字的大卫说。

“我也不怎么识字。”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的乔·埃里也想凑这个热闹。

特蕾莎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她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听上去有些性感。“你们以为我听过多少次这种笑话?”她说,但看上去并没有生气。

莱尼走上前。“我是格里菲斯队长,”他说,“我会竭尽全力帮你。”他的话很实际,但包含着一种邀请的口吻。

特蕾莎对莱尼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是太好了。”她说。

劳埃德把学到的西班牙语拼接起来,不卑不亢地和她交谈。“小姐,很高兴你能来这。”过去十个月,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学习西班牙语上,“我是威廉姆斯中尉。我可以告诉你哪些人需要上课,哪些人不需要。”

莱尼不屑一顾地说:“你算了吧,你还要去布哈拉洛斯取军令呢。”布哈拉洛斯是政府军建立指挥部的小城,“也许我和你可以四处走走,找个适合上课的地方。”他似乎想和特蕾莎在月光下漫步。

劳埃德笑着点了点头。他很高兴看到莱尼和特蕾莎调情。莱尼似乎已经陷入爱河,劳埃德却没有半点恋爱的念头。在劳埃德看来,莱尼的机会接近于零。特蕾莎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熟女性,追求她的男人一定不少,莱尼却是个可以一个月不洗澡的十七岁矿工小子。但他什么话都没说——特蕾莎看上去完全能照顾好自己。

一个劳埃德似曾相识的人出现了。他穿着毛裤和棉布衬衫,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里放着把小手枪,配备比普通士兵好。他剃着苏联人喜欢的短发。尽管只是个中尉,但他颇有那种一言九鼎的气势。他用流利的德语对众人说:“我找加西亚中尉。”

“他不在这里,”劳埃德用德语回答,“我和你在哪里见过吗?”

苏联人像在铺盖卷里找到条蛇似的又震惊又生气。“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坚定地说,“你搞错了。”

劳埃德打了个响指。“1933年在柏林我们见过,”他说,“我们被冲锋队袭击了。”

苏联人像知道预判错了似的,长出了口气。“是的,我的确去过那儿,”他说,“我是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

“但大家都叫你沃洛佳。”

“是的。”

“在柏林的那次冲突中,你和一个名叫沃纳·弗兰克的男孩在一起。”

沃洛佳显得很吃惊,但他努力掩饰住了自己的情感。“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一个叫这名字的人。”

劳埃德觉得不再追问这个问题为好。他料想得到沃洛佳为何会如此惊慌。苏联人都害怕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会已经渗透到了交战中的西班牙,并且以残暴而著称。对秘密警察来说,任何一个对外国人友好的苏联人都是潜在的叛国者。“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我记得你,”沃洛佳用能刺透人心的目光看着他,“奇怪,我们竟然在这里又相遇了。”

“其实并不奇怪,”劳埃德说,“我们会在任何有法西斯分子的地方给他们以打击。”

“能和你私下说些话吗?”

“当然可以。”

走到和人群隔开一些距离的地方,别斯科夫说:“加西亚的排里有间谍。”

劳埃德吃了一惊:“间谍,你说的是谁?”

“一个叫海因茨·鲍尔的德国人。”

“穿红衬衫的就是海因茨。他怎么会是间谍?你确定吗?”

别斯科夫没有理会他这个问题。“如果你有自己的防空洞或是其他比较私密的地方的话,希望你把他引过去。”别斯科夫看了看手上的表,“一个小时之内,负责逮捕的人就要过来带他走了。”

“那个棚屋是我的临时办公室,”劳埃德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棚屋说,“但我需要向这里的指挥官汇报这件事。”这里的指挥官是个共产党人,应该不会插手这种事,但劳埃德需要些时间好好想想。

“想汇报就去汇报吧,”沃洛佳显然不关心劳埃德的指挥官会怎么想,“我希望间谍能不受任何干扰被悄悄地抓走,我已经向负责逮捕的人解释了保密的重要性。”沃洛佳似乎不确定自己的命令会不会被遵守,“越少人知道越好。”

“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劳埃德问。没等沃洛佳回答,他已经参透了答案。“你希望把他发展成双料间谍,把有误导性的情报发送给敌人。如果有太多人知道他被捕的话,其他潜伏的间谍就会通知叛军,叛军就不会相信我们炮制的误导性情报了。”

“最好别乱猜这种事,”别斯科夫严肃地说,“快回你的棚屋去吧。”

“等一下,”劳埃德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个间谍呢?”

“只有在确保情报不会外泄的情况下我才会告诉你。”

“这个回答不能让我满意。”

别斯科夫怒了。显然从来没人对他说过这种话。西班牙内战中,苏联人特别反感志愿者们对军令的评头论足。

别斯科夫还没来得及说话,两个新来者朝树下走了过来。一个穿着和这么热的天完全不相匹配的皮外套,另外一个是个长着长鼻子的瘦子,他显然是两人中管事的一个。

别斯科夫感叹了一声,“来得太早了!”然后用俄语忿忿地骂了几句。

瘦子轻蔑地把手一挥,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说:“谁是海因茨·鲍尔?”

没人答他的话。瘦子用袖管擦了擦鼻尖。

海因茨行动了。他没有马上逃离,而是撞在穿皮外套的男人身上,把他给撞倒了。接着他便撒开了大步——但瘦子脚一伸,把他给绊倒了。

海因茨重重地摔在干燥的泥土上。他躺在地上愣住了——尽管只是短短一瞬间,但已经来不及逃跑了。他勉强站起身,但新来的两个家伙却猛扑向他,再次把他打倒在地。

海因茨静静地躺在地上,但他们还是对他拳打脚踢。两人抄起木棍用力击打。他们站在海因茨两边,轮流击打着他的头和身体,两人把木棍高高举过头顶,对着海因茨一阵猛击。很快海因茨就满脸是血了。他试图起身逃跑,但每次站起身都会被他们再次扑倒。最后,他只能缩成一团,低声呜咽。显然他已经逃不掉了,但对方还没有收手的意思。他们一次次地用棍棒击打这个无助的男人。

劳埃德大声抗议,把瘦子从海因茨身边拉开。莱尼把另一个人架了开来。劳埃德从背后紧紧抱住瘦子,直接把他提了起来。莱尼一个直拳,把自己架开的那个人打趴在地上。这时劳埃德听见沃洛佳用英语说:“都给我停下,不然我就开枪了。”

劳埃德放下手里的瘦子,转过身,难以置信地看着沃洛佳。沃洛佳抬起手臂,用一把莫辛纳甘转轮枪指着劳埃德。“拿枪威胁军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项要军法处置的大罪,”劳埃德说,“沃洛佳,你有大麻烦了。”

“别傻了,”沃洛佳说,“在这支军队中曾经有谁动过苏联人吗?”但说归说,他还是马上低下了枪管。

穿皮外套的男人举棒要打莱尼,但被沃洛佳呵斥住了:“贝里佐夫斯基,走开!”被唤作贝里佐夫斯基的男人退下了。

志愿军里的其他人都被打斗吸引,聚拢过来,很快他们身边就围了二十来个人。

瘦子手指着劳埃德,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你不该介入跟你无关的事情。”

劳埃德帮海因茨站起身。海因茨满身是血,痛苦地大声呻吟。

“你们才不该一出现就动手打人!”劳埃德对瘦子说,“谁准许你们这么干的?”

“这个德国人是个法西斯间谍!”瘦子咆哮道。

沃洛佳喝道:“伊利亚,你够了没有!”

伊利亚对沃洛佳的警告置之不理。“他有影印的文件。”伊利亚说。

“证据在哪儿?”劳埃德的声音平静下来。

伊利亚不知道或是压根不关心证据在哪。但沃洛佳叹了口气:“看看他的工具袋。”

劳埃德示意马里奥·里维埃拉下士把工具袋拿来。“拿来检查一下。”他说。

里维埃拉依令跑进船屋。

劳埃德有个可怕的预感,觉得沃洛佳可能说的是事实。他说:“伊利亚,即便你没说错,那也应该礼貌一点啊。”

伊利亚说:“讲什么礼貌啊?这是场战争,不是你们英国的茶会!”

“对人客气也许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伊利亚用俄语骂了句脏话。

里维埃拉拿着一个看上去很贵的小照相机和几张公文纸从船屋里走出来,把它们放在劳埃德面前。最上面一份公文纸上写着昨天对敌人下一次来袭的战略部署的军令。纸上有块似曾相识的水渍,劳埃德震惊地意识到这正是他自己的一份,这文件一定是海因茨从他的棚屋里偷出来的。

海因茨突然站直了身体,敬了个纳粹礼:“希特勒万岁!”

伊利亚露出得胜的笑容。

沃洛佳说:“伊利亚,你把发展海因茨成为双料间谍的机会弄没了。你们这些克格勃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说完他便离开了。

 

 

8月24日,星期二,劳埃德第一次投入了战斗。

劳埃德所在的政府军有八万兵力,反民主的叛军连四万都不到。政府军有二百多架战斗机,叛军只有区区十五架。

为了把人多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政府军把前线扩展到整整六十英里,这招使得叛军无法把他们有限的兵力合兵在一处。

这是个精妙的战略——两天后,劳埃德却自问,为何如此精妙的战略没能奏效?

战斗起初进行得很顺利。第一天政府军夺取了萨拉戈萨南北的各两个村庄。劳埃德所在的团在南线扑灭敌人的顽抗,占领了一个叫科杜的村庄。但中路突进河谷的兵力受到了阻碍,他们在一个叫富恩特斯德埃布罗的地方停滞不前。

战斗开始前,劳埃德害怕得整夜睡不着觉,如同在拳击比赛前一样,他整夜猜想着战斗中会发生什么。但战斗一开始他就什么都不顾了。最艰难的是过荒地的那一段,荒地上除了低矮的灌木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掩护,叛军却从石头房子里不断向他们发射子弹。即便这样,他也没感到害怕,反而觉得特别有趣。子弹袭来时,他就猫下腰走之字形,射击停止以后,再起身跑上一段,等对方开枪时再猫腰躲避一阵。最大的问题就是弹药短缺:子弹必须省着点用。他们靠兵力优势占领了科杜。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在这一天毫发无伤。

叛军强悍勇敢——但政府军也不差。由外国人组成的旅是带着奉献出自己生命的决心来西班牙的,因为这份勇气,他们经常被选为先发部队投入战斗。

第二天情势就不对了。驻扎在萨拉戈萨北部的兵力借口缺乏敌人的防御信息而不愿前进——劳埃德觉得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尽管在战斗的第三天得到增援,但中部的部队仍然拿不下富恩特斯德埃布罗,更让劳埃德吃惊的是,敌人的防御炮火竟然摧毁了他们几乎所有的坦克。劳埃德所在的南部方面军没有继续向前,而是斜刺里杀向了河边的小村昆托。在昆托,他们又一次遇上了寸土不让的叛军。叛军最终还是在政府军的兵力优势下战败了,这一仗政府军抓获了一千多名战俘。

劳埃德坐在教堂外的灯下,这里被炮火摧毁了,他被残垣断壁和奇形怪状的尸体包围着。莱尼、戴夫、乔·埃里、里维埃拉下士和一个叫马格西·摩根的威尔士人,筋疲力尽地围绕在他周围。很多威尔士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他们用威尔士人千篇一律的名字编了一首自嘲的歌谣:

 

这里有个年轻人名字叫普莱斯,

这里还有个年轻人也叫普莱斯,

有个年轻人叫罗伯茨,

又有个年轻人叫罗伯茨,

新来了一个年轻人,猜猜这么着,这个家伙还是叫普莱斯。

 

士兵们抽着烟,安静地等待着不知能否送来的晚餐。他们很疲惫,累得都没情绪和特蕾莎打情骂俏了。本应来接特蕾莎回到后方的车辆一直没来,她只好和国际旅的士兵们一道留在了前方。几条街外,不时还传来几声枪响。

“我们得到了什么?”劳埃德问戴夫,“我们用光了少得可怜的弹药,我们失去了许多同志,我们更没有前进一星半点。更糟的是,我们给了法西斯主义者增加援手最需要的时间。”

“我可以把该死的原因告诉你。”戴夫操着一口东区口音说。他的心志成长得比肉体更加坚强。他语带讥讽地说:“相比敌人,我们的军官更怕我们自己人。随便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我们自己人就会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的帽子被折磨致死,他们就是这么一种内厉外荏的怕死鬼。他们宁愿待在原地不动,也不愿自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说白了,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我想,除非把军令写在纸上,否则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劳埃德很想知道戴夫的这番抱怨似的分析是不是对。共产党人总是在不断谈论遵守军令的重要性,借此强调要遵守苏联方面的命令。劳埃德体会得出这样说的道理,但过多的条条框框会阻碍思考。多想想难道也错了吗?

劳埃德不希望这么想。他相信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在不相互攻击的基础上为共同的目标而战。他们都痛恨法西斯主义,相信未来会是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

他很想知道莱尼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但莱尼正在特蕾莎身旁小声说着什么。特蕾莎不时被莱尼的话逗笑,看来莱尼进展非常不错。没有顾忌地笑是个非常好的现象,说明女方对你放松了戒备。这时特蕾莎碰了碰莱尼的肩膀,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身。莱尼说:“赶紧回来啊。”特蕾莎回过头笑了笑。

莱尼很幸运,劳埃德心想,但是他没有半点嫉妒。他对这种短暂的恋情没有任何兴趣:这种恋情只会对双方造成伤害。他觉得,自己是那种要得到就想得到对方全部的人。在这之前,他唯一全部想拥有的人就是黛西。黛西现在已经是博伊·菲茨赫伯特的妻子了,到目前为止,劳埃德还没找到能在心中完全代替她位置的女孩。他确信终有一天他会碰到这个人。无论特蕾莎再怎么美丽动人,他也不会卷入这种短暂的恋情。

有人说:“苏联人来了。”说话者是来自芝加哥的黑人电气工程师贾斯珀·约翰逊。劳埃德抬起头,看见十来个苏联人像征服者一样穿过村庄。苏联人穿着皮外套,腰里系着带扣的手枪皮套,走到哪都特别好认。“怪事,打仗的时候他们在哪儿?”贾斯珀讥讽地说,“我想他们大概是在战场上的其他地方吧。”

劳埃德朝四周看了看,确定没有军代表听到这种扰乱军心的言论。

当苏联人从废弃教堂前的墓地间走过时,劳埃德认出了一周前和自己起冲突,长着张鼠脸的秘密警察伊利亚·德沃尔金。伊利亚走到特蕾莎身旁和她搭话。劳埃德听见他用不流利的西班牙语请特蕾莎共进晚餐。

特蕾莎说了句话,伊利亚又提出要求,特蕾莎摇头拒绝。她转身要走,但伊利亚拉住她的手臂强留住她。

劳埃德看见莱尼坐直身体,警觉地看着石头拱门边正僵持不下的伊利亚和特蕾莎。

“真他妈该死。”劳埃德说。

特蕾莎第二次试图挣脱,伊利亚却拽得更紧了。

莱尼站起身,劳埃德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把他按住了。“我来处理这件事。”他说。

大卫小声告诫他。“伙计,小心点——他是秘密警察的人。最好别和那帮王八蛋起冲突。”

劳埃德走向特蕾莎和伊利亚。

伊利亚看见他,用西班牙语让他滚开。

特蕾莎说:“别担心,这事我能应付。”

伊利亚紧盯着劳埃德。“我认识你,”他说,“上周你曾经阻止我们逮捕法西斯间谍。”

劳埃德问他:“这位年轻女郎也是法西斯间谍吗?我好像听你刚才约她一起吃饭啊!”

伊利亚的爪牙贝里佐夫斯基上前,气势汹汹地逼近劳埃德。

从眼角的余光中,劳埃德看见戴夫掏出了那把鲁格尔的小手枪。

事态似乎在渐渐失去控制。

劳埃德说:“小姐,我来是想告诉你,鲍伯罗夫上校想立即在总部见到你。请跟我来,我带你去见他。”鲍伯罗夫是苏联派来的高级军事“顾问”。他没有邀请特蕾莎,但这个托辞已经足以让特蕾莎摆脱伊利亚的纠缠了。伊利亚不知道劳埃德在说谎。

一时之间,劳埃德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似乎是附近街上起了冲突。枪响把苏联人拉回到现实之中。特蕾莎第三次试图从伊利亚手里挣脱,这次伊利亚放手了。

伊利亚冲动地指着劳埃德的脸。“我们会再见面的!”他和狗腿子贝里佐夫斯基像舞台剧落幕似的离开了。

大卫骂起来:“该死的狗杂种。”

伊利亚假装没听见。

他们重新坐了下来。大卫说:“劳埃德,你给自己树了个危险的敌人。”

“碰到这档子事,我也只能这样了。”

“从现在起,时刻都必须保持警醒。”

“为了女孩子吵架没什么了不起的,”劳埃德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次。”

黑夜降临了,几声手摇铃把他们招到了战地食堂。劳埃德拿到了一碗薄粥,一片干面包和一大杯烈到他觉得可能把他的牙龈腐蚀掉红葡萄酒。劳埃德把干面包浸到红葡萄酒里,让它勉强可以下咽。

和往常一样,吃完饭后他依然觉得很饿。他和莱尼开玩笑:“给你来杯好茶,怎么样?”

“行,”莱尼说,“请给我加两大勺糖。”

他们打开薄被,准备好好睡上一觉。劳埃德到近旁找厕所,他没找到,只能在村落边上的小果园里方便了一下。这天几乎是满月,橄榄树上几片躲过炮火摧残的树叶孤零零地飘舞着。

系裤子的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慢慢地转过身——他本该转得快一些。刚看清伊利亚的脸,棍棒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感到钻心的疼痛,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头晕目眩地抬起头,看见贝里佐夫斯基正拿枪直指着他,伊利亚说:“别动,否则我就开枪了。”

劳埃德害怕极了。他使劲摇头使自己清醒起来。苏联人太疯狂了。“你想要我死吗?”他难以置信地问,“你该如何解释一个中尉的死呢?”

“你以为有人会觉得这是谋杀吗?”伊利亚笑着说,“这是前线,被流弹击中很正常。”他转而用英语说,“你只能怪自己的运气太糟了。”

劳埃德绝望地意识到,伊利亚并没说错。发现他尸体以后,同志们一定会以为他们在战斗中中弹了。

这么死真不甘心!

伊利亚对贝里佐夫斯基说:“干掉他!”

砰地一声枪响。

劳埃德什么都没感觉到。这就是死亡吗?这时贝里佐夫斯基突然身子一瘫,倒在地上。劳埃德意识到子弹来自于他身后。他喜出望外地转过身。大卫拿着偷来的鲁格尔手枪站在月光下。劳埃德松了口气,他总算活下来了!

伊利亚也看见了戴夫,他像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跑开了。

大卫拿着手枪追了一阵子,劳埃德希望戴夫能击中伊利亚,但伊利亚像兔子似的在橄榄树之间左右闪躲,很快就在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大卫放下枪。

劳埃德低头看着贝里佐夫斯基。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劳埃德说:“大卫,谢谢你。”

“我告诉过你,千万要防着点。”

“你帮我防了,可惜你没击中伊利亚,这下你算是和苏联的秘密警察结仇了。”

“我觉得伊利亚不会让人知道,他为了个女人损失了自己的副手,”大卫说,“秘密警察对自己人也心存忌惮,我想他会保密的。”

劳埃德又看了一下尸体:“我们该怎么解释?”

“听见那家伙说什么了吗?”大卫说,“这是前线。不需要任何解释。”

劳埃德点了点头。大卫和伊利亚的说法没错。没人会问贝里佐夫斯基是怎么死的。贝里佐夫斯基就是被流弹击中而死的。

他们走开了,把尸体留在原地。

“他只是运气太糟了。”大卫说。

 

 

劳埃德和莱尼找到鲍伯罗夫上校,抱怨对萨拉戈萨的进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鲍伯罗夫是个一头白色短发的苏联人,他快退役了,性格非常古板。理论上他只是给西班牙军官来当参谋的,但实际上发号施令的就是他。

“我们不应把时间和精力白白地浪费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劳埃德把莱尼和其他有战争经验的人说的话翻译成德语,“我们应该把坦克当作拳头伸进敌人的阵地,步兵应该紧随在后,肃清那些分散开的敌人。”

沃洛佳站在一旁听着,没有说话,但露出赞许的表情。

“我们不应被这种无足轻重的小城镇拖慢脚步,应该越过这种城镇,之后把它作为第二条战线。”劳埃德发表完了自己的观点。

鲍伯罗夫露出惊骇的表情。“这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他的声音很轻,似乎说出这个名字就会犯上通敌的大罪一样。

“那又怎么了?”劳埃德问。

“他承认犯有通敌和间谍的罪行,已经被处决了。”

劳埃德吃惊地看着他。“仅仅因为提出这套理论的将军被莫斯科所清洗,西班牙政府就要把先进的坦克战术弃而不用吗?”

“威廉姆斯中尉,你太无礼了。”

劳埃德说:“即便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控是对的,也不能全盘推翻他的战略战术。”

“完全可以推翻!”鲍伯罗夫暴跳如雷,“和你没什么好谈的了。”

当劳埃德所在的部队继续执行侧面包抄战术,从昆托朝他们来的方向退回时,他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9月1日,他们作为攻击部队的一分子参加了对守卫严密但毫无战略价值、战线长达二十五英里的小城贝尔希特的进攻。

这又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七千名守卫者躲在城内最大的教堂圣奥古斯丁教堂里,并在教堂附近的小山上挖了壕沟和地堡。劳埃德和战友们没有任何困难地抵达了城外,但在教堂外面却遭到了来自窗户和屋顶的密集炮火。

六天过去了,他们仍然没能前进一步。

尸体在高温中发臭。因为城里切断了自来水供应,许多牲畜被渴死了,尸体发出的臭味同样熏得人无法呼吸。工程兵只要有空,就会把人和牲畜的尸体叠在一起,浇上汽油,一把火烧掉。不过焚烧尸体的气味比起腐烂的气味也好不了多少,志愿兵们仍然难以呼吸。许多人戴上了氧气面具。

教堂周围的小马路成了许多人丧生的屠场,劳埃德建议开条不需要经过教堂外马路的通道。莱尼从五金店找了些工具。乔·埃里和里维埃拉下士在他们隐蔽的房屋墙上钻了个孔。乔·埃里用的是鹤嘴锄,他光头上的汗珠亮晶晶的。穿着无政府主义标志色红黑线条衫的里维埃拉下士拿着把大锤。这道墙由黄色的方砖构成,上面零星散布着些弹孔。莱尼指挥他们进行钻墙操作:他是个矿工,对屋顶的牢固度有天生的直觉,知道钻到什么程度不至于使房子瘫倒。

当墙洞大到足以让一个人穿行时,莱尼对同样是下士的贾斯珀点了点头。贾斯珀从腰带上拿下仅剩的手雷中的一颗,拔掉引信,把手雷扔进隔壁的房子,防止那里有叛军埋伏。手雷爆炸以后,劳埃德拿着手枪,猫腰穿过刚刚凿出的大洞。

劳埃德站在又一户西班牙贫苦农民的家里。房子里只有粉刷过的白墙和坑坑洼洼的泥土地。活人死人一个都没有。

排里的三十五个人跟着他穿过大洞,他们检查了一遍房子,确定没有潜伏的守卫者。这幢不大的房子里确实一个人都没有。

用这种方式,他们穿过一排农舍,不紧不慢地向教堂挺近。

他们接着给下一幢农舍开洞。在穿过大洞之前,他们却被一路跟随他们穿过好几幢农舍的马奎斯少校拦住了。“别再打洞钻洞了,”他用西班牙口音的英语说,“我们直接冲到教堂去。”

劳埃德心一冷。直接冲过去无异于自杀。“是鲍伯罗夫上校的点子吗?”

“差不多吧,”马奎斯少校不置可否,“等吹三声响哨我们就冲。”

“能多给些弹药吗?”劳埃德问,“我们没什么子弹了,扛不了多久。”

“没时间了。”少校说完就离开了。

劳埃德吓坏了。他在这些日子的战斗中学到了很多。他心里很清楚,只有靠优势火力的掩护,他们才能拿下守备严密的据点。不然守卫者就会把他们切菜砍瓜般地扫倒。

参战的志愿兵们看起来有点情绪。里维埃拉下士说:“这根本做不到。”

劳埃德负责提升士气。“你们别抱怨了,”他故作轻松地说,“你们都是自愿来这里的。你们难道认为战争一点都不危险吗?如果没有危险,你们的姐妹完全可以替你们来。”志愿兵们都被他逗笑了,危险暂时是过去了。

他走到农舍正门,把门开了条缝隙,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太阳毒辣辣地晒在两边散布着住宅和商店的小街上。地面和房屋都是萧条的灰色,像没有烤过的面包胚,只有被子弹击中的地方露出了地表下的红色土壤。门外面躺着一具军人的尸体,一群苍蝇盘踞在尸身胸口的大洞上。望着街面,劳埃德发现这条街正对着教堂。教堂双塔上的枪手有着非常好的视线,能轻易地击中靠近的每一个人。街上的掩护很少:一些碎砖,一匹死马,还有部独轮车。

他想,我们都要去送死了。

但我们来这不就是送死的吗?

他转身看着带来的志愿兵,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他必须引导他们正面地看问题。“尽量沿边走,紧贴房子。”他说,“记住,走得越慢,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时间越长——因此一听到哨声就马上往教堂那跑。”

话刚说完,就听到马奎斯少校的三声响哨。

“莱尼,你殿后。”他说。

“谁第一个上?”莱尼问。

“当然是我了。”

来生再见了,劳埃德想,至少我是在与法西斯分子的战斗中死的。

他敞开门。“上吧!”他大喊一声便率先冲了出去。

他抢占了几秒钟的先机,沿着街道向教堂狂奔。正午的阳光暴晒在他的脸上,部下们的奔跑声声声入耳,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为自己仍然活着感到庆幸。敌人的炮火像冰雹一样降临了。提心吊胆地听了阵子弹的突突声后,他的左臂突然像撞上了什么东西似的遭到重重一击,他猝然倒地。

劳埃德意识到自己被子弹击中了。胳膊尽管不疼,但已经垂荡着完全不能动了。他一个侧滚,藏到最近一幢房子的外墙下。子弹仍然在继续四处飞舞,劳埃德没有任何防范,只能靠着墙尽力躲避。他看见几码外有一具尸体,那个叛军士兵同他一样靠在墙上,他像是背靠着墙,坐在地上睡着了,只是脖子上有一个大弹孔。

劳埃德右手拿枪,左手垂荡着,艰难地向前蠕动着,蹲伏在尸体背后,试图使自己这个目标变得小一点。

他把枪管架在尸体的肩膀上,把准星对准了教堂塔上的一扇窗户。劳埃德迅速地打完五发子弹,不知道这些子弹有没有击中敌人。

他回头张望,吃惊地发现街道上布满了手下们的尸体。穿着红黑线条衫的马里奥·里维埃拉躺在地上,看上去像一面皱成一团的无政府主义旗帜。马里奥身旁是贾斯珀·约翰逊,他的黑色卷发上全都是血。他离开芝加哥的工厂,战死在西班牙小城的街上,就是为了有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劳埃德心想。

更糟的是那些躺在地上呻吟的伤员们。有个男人在痛苦地呼喊着什么,但劳埃德既不知道他的方位,也不知道他是谁。少数几个人还在向前狂奔,但他们不是被子弹击中,就是自己躺在了地上。很快街上便没人跑动了,只有几个还在痛苦挣扎的伤员。

真是场大屠杀,劳埃德想,他的喉咙被痛苦和悲伤哽住了。

其他的部队在哪?劳埃德的这排人难道是唯一发起进攻的兵力吗?也许还有别的部队在和这条街平行的街道上向教堂方向挺进呢!一次突击需要压倒性的人力优势,劳埃德和手下的三十五个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守卫者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全部杀伤,少数几个毫发无伤者只能在后续部队到达前找个地方躲起来。

他看见莱尼正躲在死马后面看着他,至少他还活着。莱尼举起枪,对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显然他已经没子弹了。劳埃德也没了。很快,射向教堂的子弹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没子弹了。

对教堂的进攻以惨败而告终。原本这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弹药不足的进攻无异于没意义的自杀。

街上的目标除尽以后,敌人的炮火也稀落下来,但子弹还是不断地打在存活志愿兵的隐蔽处。劳埃德意识到,照这样下去,他的人全都得完蛋,是时候撤退了。

他们可能在撤退中全军覆没。

他再一次和莱尼对上眼,把手往后使劲一挥,示意他往远离教堂的地方跑,莱尼朝其他活着的同伴做出了同样的手势。如果在同一时间后撤,存活下来的机率会高一些。

所有人都通知到以后,劳埃德挣扎着站了起来。

“撤退!”他扯着嗓子喊。

接着他便迈开步子往回跑。

撤退的距离只有短短两百码,但劳埃德却觉得这是生命中最长的一段旅程。

看到政府军后撤,教堂里的叛军重新加大了火力。劳埃德从眼角的余光判断,这次撤退的大概有五六个人。他的步态不稳,受伤的胳膊破坏了身体的平衡。莱尼跑在他前面,显然没有受伤。子弹不时打在劳埃德刚刚跑过的房屋石料上,让他好不惊慌。莱尼第一个跑进他们出发的那间农舍,冲进去把门敞开。劳埃德冲进去,粗重地喘着气,瘫倒在地板上。随后,又有另外三个志愿兵跑了进来。

劳埃德看着几个幸存者:莱尼、大卫、马格西·摩根和乔·埃里。“就你们几个吗?”他问。

莱尼说:“是的。”

“老天,三十六个人竟然只剩下五个。”

“军事顾问鲍伯罗夫上校真他妈的英明!”

他们喘息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平稳住呼吸。劳埃德感觉胳膊传来钻心的疼痛。尽管很疼,但还是能动,劳埃德心想也许还没骨折。他低下头,看见衬衫上浸透了鲜血。大卫拿下戴着的红围巾,做了个悬吊臂膀的吊带。

一颗子弹刮过莱尼的头部,在他脸上留下了血渍。莱尼说他只不过是被子弹挠了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卫、马格西和乔奇迹般地没有受伤。

“我们最好回去接受新的指令,”在地上躺了几分钟以后劳埃德说,“没有子弹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来杯好茶先,行吗?”莱尼问。

“不行,我们没有茶匙。”

“那就算了吧。”

大卫问:“我们不能再休息一会儿吗?”

“到后方就安全了,”劳埃德说,“我们回去可以好好休息。”

他们钻过先前在墙上钻的洞,通过一排屋子。不断弯腰使得劳埃德头晕目眩。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失血而引起的晕眩。

他们很快走出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射程之外,沿着一条小街疾走。但劳埃德的片刻释怀很快就被手下白白丧命的愤怒替代了。

他们回到郊外政府军设立总部的谷仓。劳埃德看见马奎斯少校正在叠着的一沓木板后面分发弹药。“为什么不发给我们?”他愤怒地问。

马奎斯只是耸了耸肩。

“我要向鲍伯罗夫上校汇报。”劳埃德说。

谷仓外,鲍伯罗夫上校坐在一张小桌子旁的椅子上,桌子和椅子似乎是从附近的哪间农舍抢来的。他的脸晒得通红。这时他正在跟沃洛佳·别斯科夫说话。

劳埃德走到两人面前。“我们依令向教堂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他说,“马奎斯少校拒绝给我们足够的弹药,我们的子弹很快就用光了。”

鲍伯罗夫冷冷地看着劳埃德:“你们来这儿干吗?”

劳埃德非常吃惊。他原本以为,哪怕不对他们的勇敢表现加以赞赏,鲍伯罗夫至少也会对他们缺少支援表示同情。“我只是想告诉你,”劳埃德说,“我们不可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冲破一幢层层守卫的城堡。我们尽了力,但大多数人都战死了。我的三十六个人现在只剩下这五个人了,”他指着剩下的四个同伴说,“我的排现在就只剩下这点儿人了。”

“谁让你们撤退的?”

劳埃德极力驱赶走晕眩。他觉得自己就快崩溃了,但必须把手下们的勇猛告诉鲍伯罗夫。“我们是为了得到最新的指令而后撤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这么做呢?”

“你们应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们用什么去战斗?我们连子弹都用光了!”

“安静!”鲍伯罗夫咆哮道,“都给我立正!”

劳埃德、莱尼、大卫、马格西和乔依令站成一排。劳埃德觉得自己都快要晕倒了。

“向后转!”

他们转过身。劳埃德想:“接下来他会做什么呢?”

“受伤的人出列!”

劳埃德和莱尼后退一步。

鲍伯罗夫说:“受伤者负责看管运送战俘的列车。”

劳埃德满心不愿意,这意味着他要去看守到巴塞罗那的战俘列车了。他摇晃着和莱尼站在一起。我才不想去看守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人呢,他心想。

鲍伯罗夫说:“没有命令从火线上撤出是逃兵的行为。”

劳埃德转身看着鲍伯罗夫,他惊恐地发现鲍伯罗夫从带纽扣的手枪皮套里拔出手枪。

鲍伯罗夫上前一步,突然出现在立正的大卫、马格西和乔身后。“你们三个被判有罪,应该立即被处死。”说着,他把枪管对准了大卫的头。

很快他就开枪了。

砰的一声,大卫的头上出现了一个弹孔,鲜血和脑浆从他的眉毛下面涌了出来。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卫旁边的马格西转过身,他开口想叫,但鲍伯罗夫比他更快,他把手枪指向马格西的脖子,马上又开了一枪。子弹从马格西的右耳后钻进去,从左眼钻出,他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劳埃德大呼一声:“不!”

乔·埃里转过身,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大声咆哮,举起双手要抓住鲍伯罗夫。枪响了,乔的喉咙上挨了一枪。鲜血像瀑布一样从乔的喉头里喷涌而出,溅在鲍伯罗夫的红军制服上。鲍伯罗夫骂了一句,往后跳了一步。乔倒在地上,不过没有马上死,劳埃德无助地看着鲜血从乔的颈动脉流到西班牙炎热的土地上。乔似乎想要说话,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接着他眼睛一闭,浑身瘫软下来。

“对懦夫不能留情。”鲍伯罗夫说完便走开了。

劳埃德看着躺在地上的大卫:身材瘦弱,满身污秽,才十六岁却勇敢得像头狮子,但却已经死了。他没有死于抗击法西斯的作战,却死于一个残暴愚蠢的苏联军官之手。太可惜了,劳埃德心想,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一个军士跑出谷仓。“叛军投降了!”他兴奋地喊,“市政厅挂出了白旗,叛军放弃了抵抗,我们攻下了贝尔希特!”

劳埃德头晕眼花,终于跌倒在地。

 

 

伦敦又湿又冷。劳埃德走在雨中的努特利街上,朝父母家走去。他依然穿着有拉链的西班牙军服、灯芯绒裤子,靴子上全是泥,他没有袜子。他只带了个小箱子,箱子里只放了换洗的内衣、衬衫和一个锡杯。他的脖子里绕着大卫改造成吊带的围巾,劳埃德肩膀上的伤仍然没好,但已经用不着吊带了。

这是十月的一个傍晚。

与劳埃德预料的一样,他被派上了一辆挤满叛军战俘的运兵车。到巴塞罗那不足一百英里,运兵车却足足开了三天。在巴塞罗那,他和莱尼分别,之后就断了联系。他在巴塞罗那搭上了一辆朝北开的卡车。从这辆卡车下来以后,他又步行,搭便车或是钻进满是木炭和石子的货运列车继续向北走——有一次,他甚至幸运地搭上了一辆满是红酒的列车。有天晚上,他偷偷溜过西班牙边境进入了法国。他露宿在农田里,四处乞讨,为了赚一两个铜板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在波尔多的葡萄园里摘了两周葡萄,凑够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费。现在,他终于到家了。

劳埃德像闻香水一样嗅着阿尔德盖特潮湿芬芳的空气。他站在花园门外,看着这幢出生以后住了二十一年的连栋房屋。雨水打湿了窗子,屋里的灯光亮着:看来有人在家。他疾步走到门口。他仍然带着家里的钥匙——和护照放在了一起。他打开门,走进屋里。

劳埃德把背包放在帽架旁的客厅地上。

厨房里有人大声问:“谁啊?”他听出是继父伯尼的声音。

劳埃德竟然发不出声来了。

伯尼走进客厅。“到底是……”这时他认出了劳埃德,“天哪!”他说,“竟然是你!”

劳埃德跟他打了个招呼:“你好,爸爸!”

“孩子啊!”他抱着劳埃德说,“你总算活着回来了!”伯尼浑身颤抖,已经泣不成声了。

伯尼用羊毛衫袖子擦了擦眼睛,走到楼梯口朝上喊:“艾瑟尔,你看是谁回来了!”

“你说什么?”

“家里来人了,快下来。”

“我马上下来。”

艾瑟尔很快就走下了楼梯,她穿着一身蓝色的裙子,看上去还和以往那样美丽。下到半途时她认出了劳埃德,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哦,天哪!”她说,“是劳埃德回来了。”她冲下楼梯,紧紧搂住儿子,“你还活着!”

“我从巴塞罗那给你们写了信……”

“我们没收到。”

“那你们应该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什么?”

“大卫·威廉姆斯死了。”

“哦,不!”

“在贝尔希特一战中壮烈牺牲了。”劳埃德决定不把大卫死亡的真相告诉父母。

“莱尼·格里菲斯呢?”

“不知道,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我原本还以为他会在我之前回家呢!”

“没,没有他的音讯!”

伯尼问:“那里的情形怎样?”

“法西斯分子节节胜利。这全是共产党人的错,他们不打叛军,只知道攻击其他左翼党派。”

伯尼震惊了。“怎么能这样啊!”

“这是真的。如果说我在西班牙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必须像打击法西斯主义者那样毫不留情地抗击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是一样的恶魔!”

艾瑟尔露出苦笑:“记住就好了。”劳埃德意识到艾瑟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

“不谈政治了,”劳埃德说,“妈妈,你怎么样?”

“我还是老样子。看看你——你怎么这么瘦啊!”

“西班牙没什么吃的。”

“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

“别忙,我已经饿了整整十二个月——也不差这几分钟。我告诉你我想吃些什么。”

“你想吃什么啊?吃什么我都给你做。”

“我想喝杯好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