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不在場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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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川里子確認了死在二○二五號的砂川信夫的身分。那麼，另外三個號稱是砂川信夫的「母親都梅、太太里子、兒子毅」的人究竟是什麼來歷？

　　關於這一點，早川社長也大感驚訝。

　　「砂川信夫就是砂川信夫，我認識他啊！當我想找人做那件事情時，我想到砂川不正為錢煩惱嗎？所以我就交給他做。他說他家人也可以幫忙，所以我也見了他老婆。自稱是他老婆的那個女人還說，家裡有個身體孱弱的婆婆，很需要錢，她會好好做的。還說兒子忙他自己的工作，不太回家，但是沒有問題。那個時候，誰會懷疑砂川的老婆不是真正的老婆？而且連媽媽都是假的，不知是哪裡撿來的陌生老太婆？甚至兒子也都是外人呢？如果有人會懷疑，我倒想見見他。製作租約時我叫他拿戶口名簿來，他也立刻拿來了。我只是覺得深谷市好遠，可是我們做的原就不是正當職業，沒什麼好挑剔的。當然也不能說我們就是黑道，只是因為某些原因，不做需要證明身分的工作罷了。其實，砂川為人很認真。我向來是疑人不用，從沒問過他，只是覺得他可能是生意失敗、到處躲債，或者是因為人好，糊裡糊塗做了別人的連帶保證人，結果別人倒了，他也只好到處跑路。我是不知道他家人的情況，我只是想幫助說沒地方住的人罷了！」

　　確定砂川信夫的身分後，搜查本部公布其他三人的身體特徵，請民眾提供情報。同一時期，有幾家週刊登出這三個人的畫像。但這不是搜查本部正式公布的畫像，而是週刊記者訪問西棟鄰居，根據他們的描述畫出來的。現在看來，這三個人畫得一點也不像。「推輪椅的婦人」畫得反而像小糸靜子。目擊者的證詞靠不住，可見一斑。

　　不過，這個時候對千住北美好新城社區的居民來說，有個比查明那三個人真實身分更麻煩的問題。那就是應該如何阻止媒體對社區的採訪攻勢。

　　前面提過，關於千住北美好新城社區是否對外開放的問題，內部意見對立。進入社區的欄柵時而開放，時而關閉。為了避免採訪記者無日無夜地在社區內採訪拍照，在命案之後，社區採取了「暫時關閉」的方針。

　　但還是有住戶或個人接受個別採訪。應邀而來的媒體人士被視為來賓，可以在社區內自由走動拍照，這又引起社區內部的嚴重對立。

　　發生駭人聽聞的案件後，住在現場附近的人不管願不願意，都要受到全國的注目。二○二五號的命案不是強盜或是凶殘的年輕人幹的連續殺人案，而是關係法拍屋和佔住人的少見案子，即使沒抓到凶手，社區居民的心理負擔還不大。但是全天候受到外界注目，仍然給日常生活帶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社區裡有陌生人徘徊，社區裡的孩童就無法安心在綠地玩耍，引起母親們的不滿，這些不滿集中在隨意邀來媒體的住戶身上，但是接受採訪的人也有他們的理由，像是希望早日破案啦、盡一些住戶的義務啦──

　　不過，神經緊繃的反對採訪派卻有如下的說法。

　　「某某號的太太在電視節目上亂扯莫須有的事情。」

　　「那家人說聽到慘叫聲，根本就沒有嘛！」

　　這此背後嚼舌根的狀態，使得這個綠地寬敞、設備先進的超高層公寓大廈社區，不能說住得很愉快。

　　這情形對查明那三個人的身分也不無影響。因為擁有最多線索的千住北美好新城社區內住戶的說詞，讓真相本身朝著自我繁殖的虛構方向發展。

　　關於這方面，真是要數也數不清。在住戶管理委員會的理事會中，查明三人身分已成為最大的討論「主題」。我們舉兩個例子來看。

　　一個是二○二五號買受人石田直澄出現的情形。在媒體報出他的名字而他本人卻消失無蹤後，千住北美好新城社區內到處傳出命案前「目擊」他或和他「接觸」的證詞。

　　大部分證詞都不足取。

　　「明明西棟就在眼前，他卻問草坪上玩耍的小孩西棟是哪一棟？真是怪人！」

　　「我半夜回來時，看到禁止車輛入內的社區步道上停著一輛白色轎車，一個男的坐在駕駛座上，我想是石田直澄。」

　　「有個可疑男人半夜在地下停車場大聲講手機，我猜是石田直澄。」

　　這些搜查本部收到、逐一查證後又放棄的證詞，在查知二○二五號的「砂川一家四口」是「砂川信夫和身分不明的三個人」後，突然更豐富精采起來。

　　「我聽到二○二五號被殺的女人──我以為是砂川里子，但好像不是──半夜在垃圾堆置場和像是石田直澄的男人竊竊私語，我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但樣子很親密。」

　　「二○二五號的太太和兒子──他們不是真的母子吧？就是嘛，我看到他們一起從車站後面的賓館走出來。以前大家都說他們是母子，我要是說出來，沒有人會相信，所以我也沉默不說，現在說出來，爽快多了。」

　　「他們是三角關係吧！我看見砂川信夫和二○二五號的年輕人在電梯前面大吵，石田直澄在勸架。沒錯，我的視力很好。什麼時候啊？就在命案前一個禮拜吧！」

　　這些證詞之中，有的經日後確認是事實，有的經石田直澄自己確認。但是也有毫無根據的誤認，和雖然不是故意，但明顯是捏造和空想的推測。其中特別有問題的是那個說看到「二○二五號母子一起從車站後面的賓館走出來」的主婦的證詞。

　　我們暫且稱這位主婦為Ａ太太，如果她的目擊之談是真，那很可能是了解二○二五號四個人的關係以及查明其他三名被害者身分的重要線索。因此搜查本部極感興趣，數度前往Ａ太太的住處，聽取更詳細的證詞。

　　Ａ太太的房子在東棟，先生是上班族，有一個兒子讀小學。她是專職主婦，平常多半在家，但有時候會去朋友經營的進口化妝品郵購公司幫忙。目擊那兩人從賓館出來，是在她離開朋友公司回家的途中。

　　Ａ太太的記憶非常清楚，談吐也流暢。但是住在東棟的人如何一眼就分辨出西棟二○二五號住戶的臉，這個部分有點令人存疑。不過，她所說的賓館的名字、地點、建築樣式等細節都和事實一致。

　　搜查本部內有人質疑，Ａ太太對「偶然經過」的賓館記憶格外清楚，這情形值得好好研究。她的目擊時間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她是否頻繁經過該賓館附近？反過來說，她是不是經常出入賓館街呢？

　　Ａ太太的證詞早已傳遍社區，有可能是採訪記者洩漏的，也有可能是她自己向鄰居透露的。聽到的人之中，也有人抱著和搜查本部刑警同樣的疑問。

　　對搜查本部來說，重要的是Ａ太太的證詞內容是否正確？他們並不需要去評斷Ａ太太的個人行為如何。但是對Ａ太太及她的家庭來說，情形正好相反。Ａ先生聽到編派自己老婆行為的流言，向理事會投訴這是惡意的妨害搜查，也是對協助搜查的住戶的不當迫害。這時協助採訪派（或稱歡迎派）和拒絕採訪派的對立愈趨嚴重。Ａ先生夫妻向理事會的投訴，可涵括在這對立的延長線上。

　　管理委員會也很困擾。說兩派對立的現狀是妨害搜查，未免誇張。Ａ太太的目擊之談萬一是捏造的，那才是誇張。站在委員會的立場，也沒有義務挺身而出阻止有關Ａ太太言行的流言。

　　Ａ太太的目擊之談也被部分民營電視轉述，造成更多二○二五號「一家四口」其實各不相干，而且關係異乎尋常的說法。Ａ太太頻繁接受採訪後，東棟住戶中也冒出看到二○二五號同住的中年女人和年輕男人「有類似男女關係的舉動」的證詞。

　　關於這件事，搜查本部擔心的只有一個，就是這些亂七八糟的訊息會打消真正知道那三人身分的人，尤其是他們的家人，出面的意願。當那三人的身分回歸白紙時，警方也開始重新檢視首都圈內申報的失蹤案件。搜查本部雖也接到不少詢問電話，但當這四個人是外面想像不到的複雜男女關係的訊息亂竄時，他們的真正家人可能會忌諱世人的眼光而選擇沉默。

　　搜查本部確定砂川信夫的身分一個星期後，公開其他三人的身高、體重和推定年齡等訊息。那時還沒發現他們的照片，所以公開的是畫像。本部內設置專用窗口和專線電話，呼籲民眾積極提供線索。這時也根據二○二五號的遺物、室內情況、早川社長和小糸夫妻的證詞推測，盡可能說明砂川信夫為「戶長」的「一家四口」生活的情形。這一切都是顧慮可能出面的真正「家人」的感受而做的處置。結果多少是中和了那些不負責任的臆測和推測（或許可以說是妄想捏造）的影響，但還是花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在說明另一個證詞複雜到扭曲命案的例子前，需要回溯一下記憶。

　　命案發生當晚，從千住北美好新城打出兩通報案電話。其中一通是西棟管理員佐野請中棟管理員島崎的太太房江打給一一○的。

　　另一通則早九分鐘，一名女子報案說，「有人打架受傷倒地，幾個人打一個人，我看到有人逃離現場。」她只報出千佳北美好新城的名字，但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這通電話是哪裡打出的？無法查知。好像是用手機報的案。當天晚上狂風暴雨，很難想像有人會待在社區的綠地庭園裡。如果這通電話不是惡作劇，而是出於某些事實根據，那麼這個女子大概是千住北美好新城的住戶，打電話時可能在室內。因為收訊室的員警說，她的聲音非常小，聽不清楚，但是沒有夾雜風雨聲。

　　然而，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和這名女子報案的內容天差地別，幾乎讓人以為可能是蓄意的惡作劇。如果這是有意的作為，那麼目的何在呢？是為了擾亂現場、妨害初步搜查嗎？這個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於是，搜查本部鎖定這名女子。為了確認這通報案電話可能不是亂講，只是誤認事實，警方又再請管理員佐野和最先發現地面屍體的住戶佐藤義男協助，盡可能正確重現當晚的經過。

　　這名女子和島崎房江的報案電話前後差距九分鐘。搜查本部推測，當佐野和佐藤圍著年輕人屍體檢視、呼叫島崎、佐藤義男的兒子博史也下到現場觀看，這一連串動作如果從遠處看來，是很像幾個人圍住一個人吵架。也就是說，在佐野他們掌握事實打一一○報案以前，有個在遠處（可能是高處）看到他們動靜的女子誤認事實，而搶在他們前面報案。

　　佐藤義男知道有人從上面的樓層摔下，獨自下樓去查看，佐藤太太同時打電話通知管理員佐野，兩個男人在西棟大樓下會合，看到年輕人的屍體。這整個過程大約五分鐘。

　　當天晚上風強雨急，照佐野的說法是「走個兩三步都很吃力」。

　　在那種惡劣天候下，他們花時間掌握狀況、為眼前的屍體驚慌奔走的樣子，從遠處看過來，是很難分辨究竟是要忙著善後？還是因為發生命案而慌亂？

　　警方做個實驗，重現當晚的行動，發現能看到佐野和佐藤義男在屍體旁邊走動情況的，是東棟十樓以上面向西的房間；而九樓以下的視線會被樹木遮擋。鎖定這些住戶逐一訪查後，很快就找到報案的女子。她是獨居在東棟一三二○號的二十二歲上班族，我們暫時稱她Ｂ小姐。

　　Ｂ小姐立刻向警方承認是她報的案。當時她並不知道二○二五號的命案，以為自己報的案和那件命案完全無關。

　　警方得到她的同意，請佐野他們再次重現當晚的行動，從她房間窗戶俯視現場後，得知搜查本部的推測正確。Ｂ小姐是誤認了狀況。

　　但是她一口咬定有個男人逃離現場。她說那人從西棟的大門跑出來，奔向西側的社區入口欄柵。

　　當天晚上，西棟管理員佐野是有跑向社區西側的入口欄柵，查看救護車是否開到。同一時間，中棟的管理員島崎也跑向東側入口的欄柵查看。

　　可是，Ｂ小姐記憶中的「逃跑男子」，好像不是佐野，因為她說：「我仔細想過以後，發現那人逃走時，其他人好像都集中在西棟下面。」

　　那麼，Ｂ小姐看到的是誰？可能性最高的是西棟電梯內監視錄影機拍到的可疑中年男子──石田直澄吧。如果是他，跑向離他最近的西側出口，並無不合理之處。

　　Ｂ小姐的證詞疑問暫時解決了。但當二○二五號的三個人身分又回歸白紙時，她再度引出問題。

　　「當我再仔細回想那天晚上的情形後，好像還看到另一個人逃走。」

　　Ｂ小姐通知警方後，警方再度找她問話。

　　「我看到一個人影跑向西側入口，看起來像個女的，身體向前屈，好像抱著什麼東西。」

　　她說看到那個人影時救護車已抵達東側入口，警笛聲聽得很清楚。

　　「我本來覺得那個女的人影沒什麼關係，可能是聽到騷動去看熱鬧的人。可是他們重現那晚的行動後，我左思右想，覺得那個女人的影子很奇怪……」

　　如果Ｂ小姐說的這個女性人影是實際存在的人物，那麼命案當晚，可能還有一個人繼石田直澄之後離開現場。這裡就讓人想起葛西美枝子當晚經過二○二五號門前，看見半開的門內「好像有人走過」的證詞。

　　「我確實看到房間裡面有人影閃過，也感受到有人在裡面的氣息。可是警方沒有仔細追究，好像不想理會，所以我也懷疑是不是自己弄錯了……雖然我心裡一直無法釋懷。」

　　事實上，搜查本部並未輕忽葛西美枝子的目擊證詞。命案前後的這段時間裡，西棟所有電梯內的監視攝影機拍攝到的影像中，除了石田直澄以外，還有一個不是西棟住戶的人物。但是警方沒有對外透露這個訊息，當然也沒有告知葛西美枝子。

　　關於石田直澄，除了負傷逃走的影像外，他坐電梯上二十樓的影像也已確認。根據影像和記錄，石田直澄搭電梯上二十樓，三十八分鐘後又搭同一電梯下樓。這段期間，電梯監視錄影機拍到的其他人物，包括葛西美枝子共有三人，都是西棟住戶，另外兩人只是下樓去停車場旁邊的垃圾場倒垃圾而已。

　　但是石田直澄搭電梯上二十樓，大約十五分鐘後，一個抱著嬰兒的年輕女子也從一樓搭電梯上二十樓。她明顯從外面來，監視攝影機的影像裡可以清楚看見她手上的雨傘和外套肩膀部分濕漉漉的。

　　可是監視攝影機並沒有拍到這個懷抱嬰兒的女子下樓的影像。她是一直留在二十樓的某個房間裡呢？還是走樓梯下來？

　　搜查本部放大這個年輕女子的照片，詢問二十樓的住戶。大家一致說她不是這一層樓的住戶，命案以前也沒看過她出入這一層樓，當天晚上也沒有住戶有帶著嬰兒的年輕女子造訪。

　　帶著嬰兒的年輕女子不會只為好奇心或一時興起而在暴風雨的夜晚來訪西棟。二十樓的其他住戶對她又沒有印象，那麼她來拜訪二○二五號的可能性就很高了。她是命案的關係人嗎？她離開時沒有留下影像，反而啟人疑竇。這個離開二○二五號時比石田直澄還要冷靜的女子，是否想到電梯內有監視攝影機，所以避開電梯而走樓梯呢？

　　照這情況，可以推演出兩種模式。

　　１　石田直澄到二○二五號。
　　２　年輕女子到二○二五號。
　　３　年輕女子走樓梯回去（逃逸）。
　　４　石田搭電梯逃逸。之前不久，「砂川毅」墜樓摔死。

　　Ⅰ　石田直澄到二○二五號。
　　Ⅱ　年輕女子到二○二五號。
　　Ⅲ　石田負傷搭電梯逃逸。
　　Ⅳ　年輕女子緊跟在石田之後，走樓梯離開（逃逸）。那麼，是她離開二○二五號在前？還是「砂川毅」從陽台摔落在前？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時點問題。

　　假設Ｂ小姐目擊的女性人影就是這個身分不明的年輕女子，那麼可能性最高的是第二種模式。抱著嬰兒的女子比石田晚來，也比石田晚走，因為葛西美枝子上到二十樓聽到救護車警笛聲前，石田已搭電梯下樓了。

　　這麼一來，「砂川毅」的摔死和這個年輕女子的關係突然變成問題了。Ｂ小姐看到的女性人影「身體向前屈、好像抱著東西」，也和抱著嬰兒的姿勢符合。

　　不過，這時候媒體的目光，只集中在石田直澄一個人身上。想想他和二○二五號的關係，這也是合理的現象，他是有值得懷疑的背景因素。而且，抱著嬰兒的年輕女人和遇害者有什麼關係，實在很難想像，就像她非要在那樣的暴風雨午夜來拜訪西棟某一住戶的理由，同樣難以想像。

　　搜查本部內部對是否要公布這個女子的存在，意見分歧。因為她是命案關係人的可能性相當高。最後，認為應該詳細調查石田周邊、確認這個女子是否與石田有關、最重要的是先找到石田直澄的慎重論派佔上風。他們的心情上大概受到這個女子懷中嬰兒的影響很大吧。表面上，命案重要關係人只有石田一個，葛西美枝子覺得自己的證詞不被理會而感到不悅，都是因為這個緣故。

　　而且，Ｂ小姐的證詞中也有曖昧不清的部分。Ｂ小姐說的真的是當天晚上她親眼看見的事情嗎？

　　刑警在查訪東棟住戶時，頻頻聽到其他住戶批判Ｂ小姐。

　　「那些話是為了想出名而捏造的吧！」

　　「單身年輕女性獨自住在那樣的房子裡，本身就很奇怪吧。她好像是某個電影公司社長的情婦呢！也有人說她是女明星還是社長祕書什麼的。」

　　的確，Ｂ小姐的經濟狀況非常富裕，也有一個中年男人經常出入她的住處。她申報就職的市中心金融公司裡是有她的職位，確實是社長祕書。她家在岐阜市內，父親經營衣料公司，給她的生活費很多，所以可以過得很奢侈。她住的東棟一三二○號的所有人，是她父親。

　　本來在剔除對Ｂ小姐個人的偏見後，已無懷疑她證詞的必要。但是搜查本部公布有關二○二五號的三人訊息的翌日，Ｂ小姐接受某家晚報的專訪。Ｂ小姐「含淚激動地告訴本報記者說」，她曾和死在西棟中庭綠地的二○二五號年輕男子交往，那人還跟她說：「我有一天會被幹掉」、「和我扯上關係就會捲入麻煩，所以不論發生什麼事，你都要假裝不認識我」。

　　這段專訪當然受到注目。這在警方查訪時完全沒說的證詞，令搜查本部大驚，急忙聯絡Ｂ小姐。可是她人不見了，連她家人也不知道她的去向。

　　「雖然鄰居對她有各種批評，但我都不相信。」

　　東棟的管理員佐佐木茂說。

　　「這是我第一次做大廈管理員，很多地方很不習慣。我以前當過老師，教過高中生，都是些敏感年紀的傢伙。像她那型的女孩──啊，說女孩或許失禮──應該說是會說東說西的人，我對他們說的話都不會驚訝。他們只是孩子氣，想得到周圍大人的注意。別人一捧就高興，偏偏旁邊又都有教唆的人。一起鬨，就當了真，說出根本沒有的事。」

　　安排Ｂ小姐和晚報記者見面的，是「創映經紀公司」的社長高野英男。二○二五號命案發生以前，出入Ｂ小姐住處的也是他。也就是說，他和Ｂ小姐個人過從甚密。

　　我們不知道Ｂ小姐是否如佐佐木茂所說的受到教唆，但策畫這一連串向媒體揭露證詞的人確實是高野社長。Ｂ小姐在向晚報「激動告白」一個星期後，也由他陪同現身民營電視的新聞綜藝節目，就像經紀人陪同旗下的藝人一般。

　　「搞什麼嘛！我老婆笑個不停，她那態度就像名人一樣。看到高野社長的臉，就知道他果然是Ｂ小姐的男人。不知她父母有什麼感受？不過她本人覺得好就好。」

　　後來，創映以二○二五號的命案為本，拍了一部電視劇，在全國播映後，因為劇情涉嫌剽竊某名推理作家早期的作品而吃上官司。

　　至於Ｂ小姐引起的騷動，幾乎不值一談。她現身後，搜查本部終於能直接確認她的證詞內容，包括她和二○二五號年輕男子交往，以及對方透露自身的危險等矛盾百出的「故事」，都是毫無可信度。這場獨腳戲因為太過拙劣，一時還令人懷疑她「看到有人逃離現場」的證詞。她自己也犧牲了寶貴的隱私，什麼也沒得到。

　　但是發生話題聳動的大事件時，必定會出現像Ｂ小姐這樣的人。她是一個典型，不是特例。千住北美好新城社區內一時交相出現呼應Ｂ小姐說法的證詞，也印證了這一點。

　　我們可以理解，對生活平凡無波的人們來說，「一家四口遇害」的事件確實具有某種異樣的吸引力。對任何人來說，隔岸觀火都很有趣。這雖然很醜陋，但卻是事實。只是，人們寧可捏造故事也要「參與」事件的衝動，究竟來自哪裡呢？

　　捏造的故事四處傳散，周圍產生共鳴者，又膨脹出別的故事。結果，不在場的人卻身歷其境，沒有交談過的對話卻娓娓道來。即使想關閉大門，隔絕外面的世界，堅決守護自己期望的氣氛和環境，依然無法戰勝幻影，無法趕走幻影。大部分有關石田直澄和二○二五號中年婦人的目擊證詞，都是這種幻影。在述說這些證詞的瞬間，對說者而言，那些都是真實。不在場的人們當時確實在場。在那三個人的身分依舊不明的情形下，人們想把「一家四口遇害」的事件留為自己生命話題的企圖，產生了無數沒有根據的「記憶」，產生了「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怎樣怎樣」的推測，喚起「說起來，那時看到的那個人──」的追想。故事的幽靈就這樣遊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