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顿悟,从心开始

埋葬了吏目三人,王阳明不胜感慨欷,吃过晚饭后,老王望着群山涌起的迷雾,格物致知,穷究天理,人世间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格”了,好像只剩下了死亡,尚未“格”明白。想想那个悲惨的吏目,忽然间死了三人,生命竟如此脆弱。王阳明的前半生又何尝不是与死神玩命,遥想当年,上疏抗议,刘瑾赏他四十军棍,贬谪此处,无非要让他死。

死亡究竟是什么?它该是什么滋味?既然如此,为何不体会一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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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做了一副石棺,所有人都震惊了!王大人有病了,还是吃错药了?好端端的床铺不睡,非要睡在石头做的棺材里,让仆人们情何以堪。这地方本来瘴疠弥漫,出门总要小心着点,生怕被毒虫咬伤,屋里也不消停,王老爷竟然弄了个棺材在屋里,晚上起夜见到了,好生惊悚!

王阳明每天晚上睡在里面,体会死亡的滋味。每一天,每一夜,总能有些许收获,冥冥之中,仿佛距离圣学的那个“理”越来越近了。这个“理”不是朱熹所谓的“存天理去人欲”,是他的,是王阳明自己的理,究竟是什么呢?

在一个宁静的雨夜,睡在石棺里的王阳明辗转反侧,外面的雨越来越大。

王阳明的内心仿佛有一团火,猛烈地撞击他的胸膛,似有什么东西要迸发而出。

王阳明默默地思考着儒家经典:“程颐说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知先行后,知易行难,当以致知为先……《大学》先讲‘格物、致知’,然后才云‘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又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以及《大学》的‘明明德’,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吗?”

惊雷炸响,震烁雨夜,一道闪电,照亮了人类思想的夜空。王阳明大叫一声,从石棺里蹦了出来:“我悟到了——”

这一声尖叫,把仆人们惊醒了,他们愣愣地看着手舞足蹈的王阳明。

“天理即人欲啊!”老王那双眼睛冒着兴奋的光芒,“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什么‘识在所行之先’,原本是在一起的东西,为何要分开来说?知先行后,知易行难,大错特错,它们是不可分开的,应该叫‘知行合一’。另外,圣人千万言,难道真的是只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吗?如果是这样,那位吏目应该在家里待着才对,为何为了五斗米而去上任?欲,是他心里的最真实想法。就好像我身在龙场心念家乡一样,身子能被世俗左右,心却不能。‘存天理灭人欲’错了,朱熹他错了!人之欲望是压不住的,禁锢不了的,天理就是人欲……还有,人能‘为善去恶’,这就是境界,这就是功夫,这就是所谓的‘格物’。先‘格物’而后‘致知’,心是‘知’的本体。利用‘知行合一’的格物功夫,最好达到心的本体,这个过程就是‘致良知’……”老王一番话说得仆人们莫名其妙,他们听不懂,但他们能感觉到王老爷一定是想到了什么更高深的学问。

王阳明这一声尖叫,注定要载入思想史册,中国思想史上诞生了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

从此那压抑人性的思想在王阳明这里变为个性解放,人类的闪光点,惊艳后世五百年,并要一直影响下去……

心学,作为一门哲学流派,它的出现为何震惊了世界?

主要在于它产生的背景。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官方修成三部《大全》,朱熹理学登上了思想的统治地位,为统治阶级服务。朱熹理学原本是学术思想,对读书学习的见解极为深刻,主张“三纲五常人伦秩序”、“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观点。作为学术思想这是没有错误的,但它被用来统一人民的思想,各种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明朝是大一统帝国,地广人多,思想复杂,尤其经过靖难之役,统治阶级更加意识到安定团结的重要,所以朱学得以确立统治地位。治天下,先要管好知识分子,朱学恰好为统治阶级提供了这样一个思想工具。

朱学的三纲五常等主张,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于是,人们在朱学规定的范围内生活,犹如驴拉磨始终离不开那个圈,是龙卧着、是虎蹲着、是鹰靠边站,是虾泥钻里……时间久了,人们会形成惯性思维,即便断开缰绳也不敢逾越。诸如想象力、创造力等等,萎缩甚至消失。明朝前期文坛即是活生生的例子,一潭死水,满目荒凉。台阁诗、茶陵诗、吴中诗等,诗歌上经典之作太少。词,明朝士大夫不会玩了,戏曲更不用说……唯一值得提及的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还是拾宋人话本之牙慧。

被统治阶级异化的朱熹理学告诉人们:“你是猪,你的未来在餐桌,所以你只有被宰杀。”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思想禁锢下,突然有人对你说:“你是虎,你的未来在丛林,你可以去纵横;你是鹰,你的未来在天空,你可以去飞翔;你是马,你的未来在草原,你可以去驰骋;你是鲨,你的未来在大海,你可以去遨游……”说这话的人就是王阳明,就是心学,强调个体价值,解放人性。对程朱理学来说,心学的出现具有革命意义。王阳明已勘破生死,没有什么顾忌,心中一言,不吐不快,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心学肯定了个人的价值,“人欲即天理”与“存天理灭人欲”完全划清界限,通过后世两位心学大师罗汝芳、李贽继承发展,他们都在强调人是天地万物之心。心者,天地万物之主。此外,心学之“心”不仅是个人之“心”,广泛意义还指社会之“心”。

心学产生之后,受到它的影响,明朝后期文坛一片辉煌灿烂!

明朝前期文坛一派死灰,好像突然停滞不前似的。任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经过厚积然后薄发,文学和科学都不例外。蓄积了一百多年后,阳明心学产生,强调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一股崭新的思想潮流席卷中华大地,对各个行业均产生了深渊的影响。

明后期文坛,正统文学出现“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因三人是荆州府公安(今湖北省荆州市)人而得名。“独抒性灵”是该文学流派的创作口号,强调表现个性和人欲,对前后七子拟古运动、李东阳的茶陵诗派、唐伯虎的吴中诗派等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摧枯拉朽,独霸明末文坛。

小说戏剧等艺术成就辉煌,出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一部著名的官场小说,一部诠释心学之作,主题为“降心除魔”。孙悟空的身上有王阳明的影子,他们同样神话般诞生,同样少年求知,同样渴望成为有作为之人,同样有所成就,同样惹祸被贬,同样做过弼马温。孙悟空降妖除魔,王阳明平贼戡乱,同样斗智斗勇,同样历经艰辛,最后同样修成正果。除此外,还有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汤显祖的《牡丹亭》。还有,出现了古今第一世情奇书《金瓶梅》。心学出现前的小说多以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为创作元素,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心学出现之后,由原来的帝王将相变为草根平民,由大刀阔斧的历史画卷变为居家过日子的根本人性……这就是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区别所在。

心学对当世社会各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胜枚举,对后世影响亦极其深远。

心学学明白的成了梁启超,没学明白的成了康有为:

南海康有为康圣人,一脸愤世嫉俗相,早年灌输思想太多,长大以后希望能冲破程朱理学的思想牢笼。于是康圣人就拿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对抗,给学生们灌输“重精神,贵德育,德育居十分之七,智育居十分之三”。结果搞了一辈子,康未能突破程朱理学缚束,唯利禄之是慕,终被时代淘汰。康老师没学明白,他学生梁启超倒是弄懂了。

梁启超对阳明心学称颂不已,一提心学跟打鸡血似的,特有精神头。梁启超利用心学的“事上磨炼”对学业孜孜不倦,在各个领域皆有建树,这是非常难得的。近代国学大师中在学识上唯一能与梁并驾齐驱的也只有王国维了。1926年梁在清华大学做了《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的重要演讲,他强调学校不能是知识贩卖市场,学生被动吸收知识的教育方式完全背道而驰。改变这种教育情况,只有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除了知识外,尚需培养学生实际能力,不能流于空谈。

读懂心学的是孙中山,读得太懂的是宋教仁:

孙中山吸取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知难行易”论,这是有别于《尚书·说命》里说的“知易行难”。理论提出的背景在革命成功后北伐失败时,试图统一革命党人思想,协调作战,达到打倒北洋军阀的目的。孙经过长期实践看到,革命党人“心”中有问题,只要扫清“心”中障碍,革命方能得以成功,因为“心为万事之本源”。

革命领袖、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是铁杆心学信徒,自从1904年在日本留学,一直致力于系统研究心学。他摘抄《传习录》中的句子,并有读后感和翔实的思想报告。宋重点研究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体究践履”、“知行合一”等理论。宋指出“有良知而不致与无良知同也。”意思说心“有良知”,但不去将这种“良知”的想法付诸实践,等于没有。宋学得过于激进了,针砭时弊,想法超前,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年三十二岁。

19世纪,心学用明白的是毛公润之,没用明白的是蒋公中正:

毛公早年接受了六年的儒家思想教育,他的心学思想来自恩师杨继昌。杨主张“知行合一”,主张理论联系实践。后,毛公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并未一股脑儿全部抛弃,而是吸收营养,去掉糟粕。同样,蒋公接受过十余年传统教育,对阳明心学尤其热衷。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提出“力行哲学”,即关于“行”的哲学,以至于达到振奋国民党的精神、整肃统治集团的力量、统一全体国民人心的最终目的。蒋公有政治目的地利用心学,可惜没用明白。

心学玩得好的是日本,玩得惨的是中国:

1867年,日本爆发了倒幕运动,由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领导,推翻了最后一代德川幕府政权,“大政奉还”于新继位的明治天皇。以阳明心学为先导,全国开始实行全盘改革,史称明治维新。其中,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倡导者,皆为阳明信徒。当时中国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轰轰烈烈地搞洋务运动。抛弃了注重实践的阳明心学,本质上以清谈儒学为主导。1894年,后起步的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进行了碰撞,心学完胜。1937年,日寇怀揣着《王文成公全集》《传习录》等著作,踏上了孕育阳明心学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