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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荣誉的毕业时光

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月忙得不可开交。首先是哲学系主任伍德布里奇教授邀请我在教师俱乐部跟他共进午餐。他建议我留在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哲学系的老师。之后不久，霍克斯教授代表数学系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团队。然后，令我意外的是，知名的厄斯金教授也邀请我去他办公室聊聊。他觉得我能为英语系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并且我还将发现在大学工作是最惬意的。诚然，大学老师起薪有点低，晋升速度也比较慢，但它带来的强烈满足感足以抵消这些不足。更能说服我的是，他向我讲述了他的有趣经历，他是从当大学辅导员开始学术生涯的，而且很早就结了婚，后来也没有遇到过财务困境。

当然，对这些邀请，我既有成就感又很困惑。然而，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凯佩尔教务长时，他建议我不要马上做决定。他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希望把聪明的大学毕业生送到商业世界，而不是把他们关在学术生活的象牙塔里。也许，他能够给我的人生道路上带来一些有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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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们在校园里偶遇，凯佩尔告诉我：“昨天我设法用电话联系你，但没联系上，真是太遗憾了。我本来想提供给你一个有趣的机会。”

“什么机会，先生？”

“诺曼·安吉尔爵士⁽¹⁰⁰⁾，你知道吧？《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的作者。他昨天在我办公室，今早离开了，去参加一场新组织的和平游行，这类游行已经在全欧洲铺开了。他想找一个年轻的助理，我推荐了你。不过，因为没联系上你，最后他未能如愿。”

错过这个机会让我特别沮丧，我本来可以陪同这位杰出的作家和演说家参加一次非同寻常的游行。事后回想起来，那时我的电话坏了，不过事实上这让我阴差阳错地走了运。大约两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如果没错过那个机会，我很有可能已经跟安吉尔去了英国。作为一个英国人⁽¹⁰¹⁾，我要服从军队征召，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在法国弗兰德斯乡村打仗了，如果那样的话，这对参加和平游行的我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具有讽刺性的结局。

我的一个朋友弗雷迪·斯韦德（Freddy Sweyd）经营着一家小广告公司。他认为我也许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广告文案写手，于是建议我去他的公司试试，只拿基本工资。我已经结束了课程，离毕业尚有一段时日，因此很乐意去尝试一下。他的主要客户是卡博纳公司（Carbona），一家著名的生产不易燃清洗剂的公司。我开始努力去想广告文案和其他广告创意。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卡博纳——消除一切污渍。”在用同样的思路写了另一些文案后，我拿出了自己的杰作：一首五行打油诗。这首诗我记得非常清楚：

有一个女孩，来自威诺纳

从来没听说过卡博纳，

她开始清洗

用了带苯的液体，

现在她可怜的父母正为她的健康惋惜。

当我把这篇文案拿给斯韦德看时，他惊呆了，认为只有广告人才写得出这样的东西。他拍了拍头上的帽子，冲到卡博纳公司的办公室，把我的杰作呈现给公司总裁温斯坦先生。我焦虑不安地等待结果，半个小时后，他带着沮丧的神情回来了。

“怎么了，弗雷迪？温斯坦不喜欢打油诗吗？”

“他喜欢打油诗，他几乎笑死了。然后他告诉我，这篇文案不能用。”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这个文案的整个策略是通过恐吓来让消费者购买卡博纳公司的产品。这篇文案会让消费者发笑，但也会使得文字中传递的其他信息无法给他们留下印象。本，这真是太糟糕了。但在我看来，这绝对是很棒的文案。”

我不知道温斯坦的评价是否比斯韦德的评价更公允，但我的确知道这件事让我相当沮丧，导致我开始考虑寻找比撰写广告文案更适合我的工作。

我之前参与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奖的选拔，奖金是15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记得一共有5名竞争者。路易斯堂哥在他毕业那年已经拿到了这个奖项，家里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也应该可以获奖。对此，我印象十分深刻。我记得路易斯的哥哥威尔弗雷德出了100美元现金跟我打赌，说我一定能获奖。我告诉他，他高估了我的能力，低估了竞争对手的实力。那一年的毕业生中的确有一些真正的数学奇才。正如我所料，我的朋友J. J.坦左拉（J. J. Tanzola）赢得了奖项，他学习数学真是废寝忘食，后来成了数学教授。事实上，我排名第二，虽然我感到有些失望，但也并没有觉得这一结果特别出人意料。

毕业典礼那天我才得知，我大学期间的平均成绩在我那一届中也排名第二，而排名第一的同学将获得一笔奖金。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主持人在宣布第一名的名字后，也提到了我的名字，作为鼓励。

尽管遭遇了这些挫折，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入选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¹⁰²⁾。这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荣誉，也会在随后的人生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我带来好处。然而，由于偶然或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又错过了另一个荣誉，尽管我对于这种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事情是这样的：数学系打算提名我加入Sigma Xi科学研究学会⁽¹⁰³⁾，这是一个在技术尤其是工程领域的荣誉学会，相当于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在人文领域的地位。我本来可以在提名后顺利入选，然而该学会不知道我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几年书，即将毕业，就把我的提名延至第二年来处理。由于学会的规则是禁止大学毕业后的学生入会，所以我就错过了入选机会。我是后来才从霍克斯教授那里听说这件事的。

初入债券公司

在举行毕业典礼前夕，凯佩尔教务长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大致情况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会员机构的老板塞缪尔·纽伯格（Samuel Newburger）到他办公室拜访，先是聊到自己的儿子学习成绩太糟糕，然后又让凯佩尔推荐一个他最优秀的学生去这家公司做债券销售工作。凯佩尔就向这位塞缪尔先生大力推荐了我。他相信华尔街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很好的机会，也认为我应该认真考虑这一职业方向，而不是留在学校教书。我同意去见纽伯格，我们约好了第二天下午3点15分见面，他会在那个时候从纽交所返回公司。公司的名字叫“纽伯格-亨德森-洛布”（Newburger, Henderson, and Loeb），办公地点在百老汇100号。

我记得很清楚，我到早了，只好在圣三一教堂的时钟前面徘徊，等着时针指向3点10分。之后，我穿过大街，走进美国舒蒂大厦一层一个相当偏僻的区域。我被带进了塞缪尔先生的办公室，门上贴着“Mr. S. N.’s”的字样。我发现他长相英俊，但身材臃肿，满头白发。在我看来，他显得过于苍老，虽然他的实际年龄只有50岁出头。一番简单的寒暄之后，塞缪尔把我介绍给了坐在他旁边的兄弟——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阿尔弗雷德才是真正的面试官。

我很快发现，阿尔弗雷德才是这家公司的高管和精神领袖。他个子高大，像他的哥哥一样英俊，但头发是灰色的，而不是白色的。他说话很坦率，也很严肃。他问了我关于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情况，我必须承认，我完全错过了这门课，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当时休学，在美国快递公司工作。然而，他还是对我感到满意，因为我知道股票和债券的区别。他说虽然我缺乏专业训练，但他会录用我，因为有凯佩尔教务长的举荐。他询问我的财务状况如何？我回答说，经济条件不好，必须依靠薪水过活。“好，”他说，“我们一直都是给新来的年轻员工每周10美元薪水，但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我们会增加一点，每周支付12美元。你得知道，这只是在你与我们一起通过销售债券赚到大钱以前的薪酬水平。”他谈到，如果胜任的话，华尔街拥有巨大的商机。关于华尔街的情况，我只是凭道听途说，也知道它在小说中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让人兴奋的地方。我有种迫不及待的感觉，想要亲历华尔街的神秘氛围和重大事件。我接受了聘用，同意从下周开始工作。当我正要起身离开时，艾尔弗雷德带着郑重的表情，举起一只手，伸出一根手指，对我说：“给你最后一个忠告，年轻人。一旦你参与投机，你就会把你的钱输光。时刻牢记这句话。”说完这些多少有点令人生畏的话之后，面试结束了，“交易”达成，我一辈子的职业路径就此确定。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我会在后台部门待几周，以跑腿者和普通助手的身份从头开始了解这个行当。之后，我会去到债券部门，学习如何销售债券。那个年代的华尔街与今日不同，尚未实现流水化的分工作业，每天要完成比今天多得多的买单和卖单撮合，也就是“配对”交易，还要做证券交收、支票认证和相关的跑腿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是在证券交收部门，然后是在交易部门，接着是在财务部门。

上班第一周，作为跑腿者，我们的出纳给了我一张支票，要我去国家城市银行保兑。“你知道这家银行在哪里吧？”我看到支票上写有“华尔街55号”，于是回答：“当然。”然后我就出了门。在走过华尔街49号之后，我来到一栋大楼前面，显然它肯定是我要去的那家银行，但为了确认没弄错，我开始在大楼的墙上寻找银行名称或者地址号码。我绕着大楼走了两圈，每一圈的距离类似一个方形街区，最终我放弃了，开始询问路人。当然，这里的确是国家城市银行，银行里的员工都认为他们的银行如此有名，所以根本没必要在入口处挂个公司的牌子。

金融行业处理大额资金的简便方式令我震惊。当柜员将一张支票完成保兑，准备归还给跑腿者时，就会在柜台呼叫“纽伯格”或者其他什么称谓。跑腿者就会走到窗前说“这是纽伯格的支票”。然后柜员就把一张也许能兑取50万美元的纸交给了他，完全不确认跑腿者的身份。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对待股票凭证的随意方式。正当我准备走进电梯把支票送回去时，另一个跑腿者对我说：“你是要去赛多利斯公司⁽¹⁰⁴⁾的方向吗？”“是的。”“那帮我送一下吧，谢谢。”说着他把一沓股票凭证塞进我手里就跑了。但奇怪的是，在当时那种显然很不可思议的运行系统下，竟然很少有支票或证券丢失的情况。但我知道，与我那个年代相比，如今的递送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小养成的消费观

尽管经纪业务偶尔会处理大额资金，但我惊讶地发现，有钱人是多么地节俭。有时候，当我来到艾尔弗雷德·纽伯格的办公室，我会看到他正准备寄送支票，用以支付个人账单。他用的是贴着邮票、写有寄信人地址的信封，而这些信封是从上市公司寄来的，里面有出席年度股东大会的代理人资料。艾尔弗雷德会擦掉信封上的公司地址，写上新的地址，然后寄出去，同时还能节省2美分的邮票。他带着满意的口吻说道，没有必要浪费这些信封和邮票。这位非常富有的人竟然如此抠门儿，这让我既震惊又生气，尤其是因为我一直都非常欣赏艾尔弗雷德的智识和敏锐。我问我自己，“一个在100万美元支票上签名的人，怎么会去节省那2美分的邮票呢”？其实，我可能也会做这种事情，因为粒粒皆辛苦。不过，我会非常小心翼翼，不让任何人知道我这么抠门儿。

距离这些事情的发生转眼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在经历了几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后，我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事实上，远比我的华尔街雇主更有钱。时间的流逝让我更好地理解了富人的金钱心理学。这是一个少有人写过的主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取决于人生早期阶段的先天性情、经济条件和某些关键经历。一个出生于喜欢挥霍的家庭的人，有可能会一直保持这种习惯，只有各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才能让他的开销有所节制。如果这种人从穷人变成了富人，他会很容易摆脱先前的束缚，成为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他会完全随性地支配自己的财富。

然而，大多数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对于金钱并没有强烈的倾向性。他们的态度和未来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的生活环境。即便他们的家境很好，他们也可能通过榜样、教诲和纪律而养成节约甚至吝啬的花钱习惯。年轻时，他们通常通过使用每周的小额零花钱来养成这些习惯。当后来继承了巨额财富，他们的金钱观就变得失衡了。他们倾向于对小钱斤斤计较，对大钱则不当回事，慷慨大方，甚至挥霍无度。当然，那些出生在富人家庭并在自由环境中长大的人，做出与他们的身份相匹配的优雅举止并非难事。

将真正的守财奴、喜欢买便宜货的人以及习惯性节约的人进行区分是很有用的。真正的守财奴总是很贪婪，他们渴望获取大量超出生活必需的财富，但是不愿意花哪怕一分钱。第二种人包括很多成功商人，他们疯狂地持续努力工作，通过积少成多的储蓄习惯积累了额外的财富。他们倾向于将自己在商业领域寻求“最佳交易”和喜欢拼命砍价的做法带入私人开销领域。这类人不是守财奴，因为他们喜欢过高品质的生活，能从拥有一辆劳斯莱斯、一艘大型游艇或者品相极好的珠宝中获得成功的喜悦。但不管买小东西还是劳斯莱斯这样的大物件，他们都会在意价格。

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种人，因为它代表了最大的复杂性和令人困惑的矛盾。这类人要么出生在贫困家庭，要么就像我一样，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家境迫使他们在意每一分钱。我至今仍记得，我曾有一个圆筒，是梵豪登巧克力棒的包装盒。我的美分硬币刚好能放进筒口里，我会经常数硬币，看看我已经积累了多少“财富”。在后来的人生中，这些带着鲜明印记的习惯成了我下意识的行为，它们以诸多非理性和十分羞耻的方式影响着我的言行举止。不过我总是在花小钱的时候才会有这种行为，涉及大额开销或者送别人礼物时我不会这样。童年时期的经济条件会让这类人在意不足1美元，或者最多几美元的东西的价格，同时，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购买价值上千或者上百美元的物品的经验，所以没能培养出处理大笔资金的习惯。

因此，像我这种典型的穷苦出身的富人在开销方面就变得特别矛盾。我们会在所有大额开销上随性，甚至挥霍浪费，与此同时又会在很多本来就很便宜的小东西上锱铢必较。就我的情况而言，有两个因素抵消掉了我吝啬的驱动力。一是我已经逐渐意识到了我的问题，并决心用我的智慧和意志尽可能地克服它。二是我非常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我不知道从总体上讲这是不是一个糟糕的品格，但就它带给我的细微改变而言，结果是好的。如果我觉得有人在盯着我，我就会因为担心别人嘲笑我而尽力克服我吝啬的本能。

我只有在独自一人时才会偶尔放飞自我，在童年习惯的推动下干出一些愚蠢而吝啬的事情。当然我做这些事情也是有理由的。比如在纽约，当我与别人在一起时，我总是会打出租车；而我独自一人时，我通常会乘坐地铁。对于这种做法，我为自己找到了两个辩护理由。首先，街道太拥堵，乘地铁比坐出租车快得多。其次，我可以在地铁上阅读，在出租车上却做不到。不管你相信与否，我甚至不会在大街上买报纸，因为带着它太麻烦了。也许正是因为不愿花小钱，我才从不抽烟喝酒。

投身于债券销售工作

像所有初来乍到的华尔街人一样，我对场外交易市场充满了好奇。那个时候，它已在百老汇大街存在了很多年，整个区域用绳子圈了起来，占地大约20平方米。场外经纪人每天都会聚集在这里从事交易。如果下大雨，他们会穿上油布外衣；而在寒冷的冬天，他们就会戴上耳暖。很多经纪人会戴着色彩亮丽的帽子，以方便订单登记员看见他们，这些订单登记员通常待在室内，他们一边观察市场走势，一边通过简单的手势跟外面的场外经纪人进行交流。尽管场外交易市场远不如纽交所重要，但还是有很多优质公司在该市场交易，当然也包括很多垃圾公司。场外交易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很大，单日可达数百万美元。尽管这种交易方式稍显笨拙，但场外经纪人的工作效率非常高。过了大约10年，场外交易市场搬进了室内，占据了位于圣三一教堂西侧的一栋新大楼。又过了20年，这些保守的经纪人才同意更名，把过于低调的“纽约场外交易市场”更名为相当高调的“美国证券交易所”。但老一辈经纪人还是会把它称为“场外交易市场”，并多少有些眷恋地回想起他们戴着有趣的红色帽子在百老汇大街做交易的日子。

在做了4周的跑腿者之后，我换到了债券部门，办公地点是一个独立的透明隔间，一条狭窄的过道将它与客户室和行情板分隔开来。在我到来之前，债券部有两位非常年轻但经验丰富的债券销售员，他们刚大学毕业没几年。一位叫丹尼尔·洛布（Daniel Loeb），是公司合伙人杰克·洛布（Jake Loeb）的侄子。他皮肤黝黑、肩膀驼偻、工作努力，神情总是很严肃。另一位叫哈罗德·劳斯（Harold Rouse），他与丹尼尔的风格完全相反。他个子高大、体格健美、长相英俊、金发碧眼，还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游泳健将，也是一个贪玩的公子哥。没过多久，他毫不脸红地告诉我，他的座右铭就是“能让别人为你做的事情，绝对不要亲自去做”，并且他还可以很成功地把这一原则应用在与工作有关的几乎每件事上，总能让别人为他干活。然而造化弄人，两个年轻人的未来命运截然不同。努力工作的丹尼尔娶了公司的爱尔兰裔前台姑娘，后来又在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中输光了所有。劳斯则总是泰然自若，同事也从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后来他继承了父亲的财富，成为纽交所一家重要的会员机构的合伙人。他的命运让那些习字帖上的人生箴言显得毫无价值。

我有两项任务，第一是要尽我所能地了解债券，第二是要尽我所能地为债券部门做贡献。我的主要工作是对推荐单上的所有债券提供简要描述，洛布和劳斯几乎每天都会把这些债券推送给他们的潜在客户。哪怕是在闲暇时间，我也在很认真地自学债券知识。我有一个很小的活页笔记本，我会在每一页上用方便好记的方式记下某只债券的主要信息。过了这么多年，我仍能记得那个黑色笔记本的样子和里面记录的一些内容。第一页是：“艾奇逊-托皮卡-圣塔菲铁路公司，一般义务债券，4%票息，1995年到期，发行规模1.5亿美元。”⁽¹⁰⁵⁾笔记本上肯定还有100条不同的债券信息，我能记得它们的规模、票息、到期日和偿还优先顺序。这些信息很容易从债券募集说明书或者我的笔记本上获得，为什么我还要去记它们呢，对此我也很难解释。但毫无疑问，我的虚荣心肯定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在我认为我对债券知识的学习已经取得重大进步后，我发现所有不同的债券在我脑海中无可救药地乱作一团，于是我放弃了记住债券信息这一糟糕的做法。然而，几个月后我还是惊讶地发现，这些信息会不自觉地多多少少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好像成了会走路的铁路债券说明书。

1914年6月⁽¹⁰⁶⁾，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在波黑的萨拉热窝遇刺，导致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纽约股市没怎么在意欧洲的紧张局势，但它的影响很可能会“发酵”，就像几年前的阿加迪尔事件。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寄来的纪念钥匙。我把它串在表链上，骄傲地挂在胸前。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之前做烟草销售的莱斯特·纽伯格对公司里竟然有员工获得如此殊荣深感惊讶。1小时之后，他对我说：“本，我能请入选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人出门帮我买包烟吗？你知道买哪种。”我真的就出门买去了，而我的钥匙在胸前晃得啪啦啪啦响。

我做过的最蠢的一项工作是撰写市场简报。“红马甲”⁽¹⁰⁷⁾塞缪尔每天收市后要就市场行情写一份简报，然后把它送到位于费城的办公室，那是我们公司起家的地方。这份简报的目的是想提醒当地客户，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对于百老汇街和华尔街所发生的事情有着准确的判断。然而，塞缪尔已经厌倦了做这件事，就把它交给我来做。他建议我读读他之前写过的简报，然后用同样的方式来写。没过多久，那些让我们费城的客户深受启发的市场观察简报就有了一个新的专家了，而这位专家可以吹牛说，他只花了6周时间就熟悉了金融知识。

就在维多利亚时代即将于战火中宣告终结，事实上始于1815年的19世纪也即将接近迟来的尾声之际⁽¹⁰⁸⁾，有那么一段宁静的岁月让我终生难忘。澳大利亚网球队正在与美国队争夺戴维斯杯冠军⁽¹⁰⁹⁾。纽伯格的一个合伙人有两张第三个比赛日的球赛门票，他不想去看，就很热心地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邀请了真正的网球迷格林曼与我同去，我们去了那一周比赛的专用场馆森林山体育场。澳大利亚队暂时领先，他们赢得了第一个比赛日的单打和双打比赛。今天是澳大利亚的老将诺曼·布鲁克斯对阵年轻的美国选手诺里斯·威廉姆斯，后者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是格林曼的同学。正是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使得美国观众在看球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漫不经心、态度温和、举止文雅，而是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热情、兴奋和情绪高涨的新时代。刚刚回球出了边线的威廉姆斯丢掉了前两盘，我们夺冠的希望看上去很渺茫了。接下来，他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击球的力度和控制都做得很好，他掌控了比赛，赢下了第三盘和第四盘。观众完全疯狂了。这位纤瘦的美国人每赢下一分，似乎都能获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每当威廉姆斯赢下一个长回合，观众的欢呼声就会特别大，布鲁克斯则气得把自己的球拍摔在地上，站在球场上用两只手的指尖紧紧塞住自己的耳朵。这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球赛组织者恳请观众克制情绪，但收效甚微。然而，澳大利亚人还是充满信心，凭借智谋和老练的技巧最终赢下了第五盘。观众席发出一阵失望的悲叹声。当布鲁克斯走出赛场时，仍然戴着自己那样式古怪的海船帽。他路过放在展台上闪闪发光的银色戴维斯杯时，围着它转了一圈。这个时候，观众的体育精神和风范又回来了，对他的这一做法报以热烈掌声。

随后登场的美国选手名叫莫里·麦克劳克林（Maury MacLaughlin），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红头发球员，他击败了强劲的对手安东尼·怀尔丁（Anthony Wilding），这场五盘制的比赛赢得很漂亮，但对于夺冠已于事无补。没过多久，安东尼·怀尔丁就牺牲在了法国的战场上。

成为证券分析师

1914年8月初，注定要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它会导致西方文明的消亡吗？它是欧洲诸国领袖缺乏优秀领导力或外交技巧造成的后果吗？或者说，它是否仅仅是国与国之间延绵不断的战争的延续，最终似乎不会在历史上留下重大印记，只会给参战者带来灾难，而对幸存者则像过眼云烟？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因为有其他人比我想得更深入、更透彻。我只会从一个年轻的纽约人的狭隘角度写一写，在战争早期阶段我与周围人共同体会到的困惑与亢奋。

1914年8月3日的前几天，股市情绪已经显得很紧张，但还没有达到恐慌的程度。敌对情绪的爆发让纽约和欧洲的金融圈感到惊讶。我们的市场被汹涌的抛售潮淹没，很快，政府就决定关闭纽交所。随后，所有其他交易所也相继关闭了。在遥远的大洋另一端的人看来，这种抛售潮似乎是奇怪且极其不理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的爆发很快就会带来战时的经济繁荣。不过，我们可以从技术层面对抛售潮做出简单的解释。欧洲投资者持有大量美国证券，当战争爆发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他们的资金撤回国内。他们本能地认为，在战争期间，资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比放在遥远的国家更安全，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那个时候，尽管我们可以从伦敦交易所的日常交易行为中看出他们的激动情绪，但外国投资者唐突而过激的反应还是给我们的市场带来了不可承受的压力，我们的股票经纪人开始快速抛售证券。也许，将这一次的市场表现与大约25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市场反应进行对比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市场也出现了恐慌性抛盘，这属于投资者对新灾难的自然反应。但没过几天，美国民众就开始意识到大量的战时物资需求将给经济带来的前景，于是在战争爆发的同一个月，1939年9月，市场大幅反弹。不过，事实证明，民众的预期还是过于乐观了，因为随着1940年法国沦陷，市场信心再遭打击，股市又开始大幅下跌。

至今我还记得那些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苏联对奥地利宣战；德国对苏联宣战；法国对德国宣战；英国对德国宣战。这些新闻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们的确真实发生了。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这一世界性灾难，把我们的关注重心转移到了战争对我们的影响上来。当交易所关闭时，我不知道我们的业务和我的工作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事实上，华尔街没受到什么冲击，只是所有公司以降薪方式留住了员工。我很高兴还能保有一份工作，哪怕每周的薪水只有10美元。

几个月后，交易得到有限度的恢复。按照规定，交易价格不能低于市场关闭时的价格。没过多久，战时物资订单开始从法国和英国涌来，经济前景迅速从悲观转为乐观。交易限制也被取消，而股市在战争期间就开始了上涨。面对突如其来的逆转，我们最大的难题在于人手不足，因为有很多员工已经离职。于是我一个人承担了多项工作。忙起来的时候，我要帮助我们负责报价板更新的小伙子张贴股票报价。为此，我要系上厚重的皮带，皮带上的每一个小格包含了分数部分从1/8到7/8的报价区间。在其他时候，我还要接听电话总机，或者帮助各个后台部门的员工，甚至时不时跑出去递送证券凭证。那个时候，我的薪水恢复到了每周12美元。

不久，我回到债券部门，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很快，我就迫不及待地给客户打电话了。比起之前销售打折照片优惠券和衬衣板广告，销售债券要愉快得多。接到债券销售员打来的电话似乎极大地满足了普通商人的虚荣心，并且他们拒绝的方式也很委婉。

我记得，曾经有一通电话被我客户的客户的登门拜访打断了，我的这位客户在话筒那头儿郑重地说道：“稍等我一会儿，齐尔希先生⁽¹¹⁰⁾，我正在与我的银行家通话。”我居然是银行家！然而，事实是那个时候的华尔街从业人员都把自己称为“银行家和经纪人”，每个人都在信纸抬头和支票上印着这一头衔。我一直都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刚进入股票和债券行业的人，让广告牌制作人帮他制作一个写着“约翰·史密斯，经纪人”的标牌挂在门上，并问对方需要花多少钱。制作人说需要5美元，但又补充道，如果他愿意给7美元，就可以把标牌写成“约翰·史密斯，银行家和经纪人”。史密斯回复道：“那就这么做吧，谁不愿意为了当上银行家多掏2美元呢？”几年后，州法律规定“银行家”不能再作为头衔出现在书面资料上。

回到债券部门的头几个月，我结识了纽交所的一个“红马甲”，理查德·威尔斯泰特先生。他在我们债券部租了一个座位，每天下午收市后，他会从纽交所来到我们这里，在他的座位待上一段时间。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我。他是个独身主义者，近视眼，一头红发，留着范戴克式的胡须，说话带有德语口音。事实上，他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德国化学家⁽¹¹¹⁾的兄弟。不过，他在情感上是支持同盟国的。他带我去“共和党人俱乐部”⁽¹¹²⁾吃过几次午餐，那里经常有名人发表演讲。有一次，德国大使冯伯恩斯托夫试图为德国的行径辩护，但没能获得成功；还有一次，日本大使讲述了为什么他的国家会加入同盟国。但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听了当时纽约市市长约翰·珀罗伊·米切尔（John Purroy Mitchell）的演讲。他很年轻，瘦高个子，他讲述了自己如何成功地击败了坦慕尼协会。遗憾的是，大约3年后他就去世了，而我则成了他葬礼仪仗队中的一员。

为了做好与债券相关的工作，我开始研究铁路债券报告的细节。我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相关的标准教材，即由劳伦斯·张伯伦（Lawrence Chamberlain）撰写的《债券投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Bond Investment），不过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部沉闷的大部头著作。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撰写的教材会在全国范围内取代张伯伦的书。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萌生了想写一份关于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分析报告的想法。在读完该公司1914年6月之前的财年报告后，我认为该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都处于危险状态，投资者不应该再持有它的债券。分析报告写完后，我把它拿给我的朋友威尔斯泰特看。他很喜欢我的报告，随后又把它拿给了J. S.巴赫公司的一个合伙人看。这位合伙人告诉他，如果我对分析工作感兴趣，他们愿意招聘我去他们公司的统计部门。那个时候，我十分确定我更想成为一名证券分析师而不是债券销售员。于是，我去见了莫顿·斯特恩（Morton Stern）先生，他后来成了J. S.巴赫公司一位非常重要的合伙人。在简单交谈之后，斯特恩先生给我开出了每周18美元的薪水，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为他们写报告，回答客户的问题，但前提是我的公司不反对我离职。

这一切真是太棒了！我非常肯定老东家会很乐意放我走，因为我在债券销售上做出的佣金贡献完全不足以抵消我每周获得的12美元薪水。然而，当我把换工作的决定告诉塞缪尔先生时，结果与我想象的完全相反。他们对我那么好，我怎么可以如此不忠诚，竟然想要离开公司？其他公司怎么好意思挖走他们的员工？这违反了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但我认为我在这里无法为公司做贡献。”“那要由我们来评判，而不是你。”“但我不适合做债券销售，我确信我能在统计工作上做得更好。”“很好，我们正想组建一个统计部门。你可以加入这个部门。”“好吧，纽伯格先生，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留下，我当然很乐意这么做。”“很好，我们会商量一下你的薪酬问题，随后告诉你结果。”

公司开了一个办公会，决定把我的薪水涨到每周15美元。考虑到他们之前在我身上的投资没收到成效等原因，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涨工资。我对这一薪酬很满意，尤其考虑到我即将真正开启作为证券分析师的职业生涯。几个月后，在业务爆发式增长之际，塞缪尔叫我去他办公室，说我现在可以每周拿18美元的薪水，因此我不用再认为我留下来吃亏了。这标志着我彻底与J. S.巴赫公司无缘了。又过了几个月，我再次获得涨薪，塞缪尔得意地告诉我，如果我当时接受了J. S.巴赫公司的邀请，他的公司就不会再招聘任何一个大学毕业生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良师益友威尔斯泰特搬走了，我们见面的次数少了很多。尽管他邀请我去他新的处所，但我太忙了，一直没能成行。每当我在街上远远地看到他，我都会因为觉得忽略了他而感到内疚，于是我只好绕着路走。有一次我们正好在街上碰见，他批评了我，说我之前好几次看到他却不跟他打招呼，很没礼貌。我由衷地感到羞愧，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好在他原谅了我。我想，这件小事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如果你没能尽到对某个人的责任，你会很自然地远离那个人，而这么做会对那个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公正而友好的相处之道要求你在第一时间就承认和改正你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