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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我们业已看到，家庭结构的变化与犯罪有关系，也在较小一些的程度上与不信任有关。过去三十年里家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显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和女权主义革命这两次剧变相关。很多人认为这两场革命是纯粹自发的文化选择。右派抨击家庭价值的衰落，而左派则将传统规范视为那些“吃不到葡萄”（just don’t get it）的男人的问题。然而，是与工业时代的终结相联系的那些重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激生了价值方面的改变，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在这个时候发生改变。人们并不是缺乏自由意志，也没有放弃道德选择，但人们的道德选择是在特定的技术和经济体系内进行的，这种体系在特定时期（而非其他时期）造成特定的结果。
生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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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起，避孕和堕胎合法化逐渐在许多发达国家广被接受，这一背景解释了自那时起不同寻常的低生育水平。但是避孕和堕胎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很多国家，像法国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之前生育率就处于下滑状态。简单举出避孕一条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生育率会降至如此低水平。要是避孕能让更低的指标尽可能实现，那为什么意大利的总体生育率到了20世纪90年代跌到1.2%而不是0.2%呢？
人口学家倾向于用经济模型来解释生育状况。按照这种思路，父母需要孩子就像是他们需要其他经济物品一样。[1]他们当然爱孩子也珍视孩子，但他们绝不会因为爱孩子而放弃生活中其他所有的美好事物。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用于衣、食、住和教育的这类最直接的开销，家长（尤其是母亲）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为抚养孩子而付出的时间和放弃的收入。孩子通过爱和感动父母来回馈家长，当孩子能够赚钱时，他们也许还会通过赡养父母来直接偿还这些成本。但是生养孩子毕竟意味着父母对孩子进行资源的纯粹单向输送，也意味着一种需要减少其他类型的支出方能平衡的生活成本。
在现代的信息化社会，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大幅度增长。随着财富的增加（通过人均收入来衡量）和经济生产中技术水平的提高，技能和教育（或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对于年轻人的生存机会而言变得愈加重要。像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可以通过参加工作而把自己变成经济资产。在美国则相反，一个八岁的孩子做不了什么挣钱的事，甚至对那些有高中文凭的人来说，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少。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孩子接受四年高等教育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十万美金。与此同时，父母（尤其是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获得更多工资的机会增加了。对于女性而言，花几个月或几年时间去生养孩子可能造成几万或几十万美金的损失。出于生物学的原因，家长希望尽可能提高生育成功率，但他们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自己的孩子只有在拥有适当的技能、教育以及其他附属资源的情况下才会有不错的人生表现。
尽管这种对生育状况的解释似乎令很多人满意，但它对不少特定情况和反常现象就缺乏解释力。例如法国从19世纪开始总体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为什么它出现这种情况要早于其他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呢？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女性劳动力就业率都比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低得多，而日本的生育率骤然出现快速下跌，同时其他三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生育高峰期，这又是为什么？[2]为什么会发生婴儿潮？瑞士那种利用经济刺激手段鼓励人们多生育的政策，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看似行之有效而在90年代却遭遇失败呢？
除了用经济模型来解释外，决定生育状况的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包括难以量化的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常常超过经济考量的影响。在美国，诸如哈西德派犹太教（Hasidic Jews）或摩门教（Mormons）之类的社群，其生育率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们拥有大家庭。战后的生育高峰，一方面是由于一代人早存的期待至此终有机会来实现，他们本该在大萧条和战争发生的那段时期组成家庭，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历经多年乱离之后需要回归家庭安全感和家庭生活之中。
同样，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在欧洲的生育率下降，很难说同人们在家庭生活重要性（比之于其他美好事物）方面的文化偏好的改变没有关系，也很难说不就是对每个孩子生养成本和收入损失进行考量的结果。[3]对许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生孩子和养家糊口就是不怎么流行了。《纽约时报》援引一位瑞典妇女的说法：“过去我也许会觉得如果不要孩子，我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是今天，女人终于有了那么多机会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可以旅游、工作还有学习。这令人兴奋也富于挑战。我只是发现现在很难找到时间来生养孩子。”[4]
生育率方面的变化趋势，进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大断裂时期离婚率上升的现象。夫妻在结婚头几年离婚的几率往往较高；因此在经历了生育高峰的国家里，当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到了二三十岁时，该国的离婚率就有望走高。此外，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婚姻必然得以持续得更久；如果平均来看，夫妻分离更多出于离婚而非一方死亡。因此，先前描述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模式会引导我们形成这样的判断，即夫妻的分离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变糟。
然而，家庭生活所实际发生的分裂，远比这些人口学因素所能意味的程度要严重，因此我们需要去寻找其他原因。但是在我们能够确定这些社会因素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生物学背景，社会分裂带来的变化并没有超出这一背景之外。
家庭的生物学起源
博厄斯之后的人类学，其基本内容之一是，不认为存在自然的或正常的人类家庭。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大部分任务是研究人类的亲属系统中存在的丰富的多样性，而且人们确实难以辨识出各种家庭模式的明确共性。20世纪50年代美国那种被人类学家所称的夫妇式家庭或上下两代人构成的核心家庭（小家庭），既不代表那个时代其他国家的家庭特征，也非早期发展阶段的西方社会的典型。因此，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之后核心家庭出现瓦解并不意味着背离了某种古老规范。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人类的亲属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动物物种亲属关系这一背景中，就会发现，尽管亲属系统表面上存在多样性，但它无疑服务于特定的进化目的。很少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母子之间的关系如同其他动物物种一样，具有生物学基础。刚做母亲的人会在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喂奶；她会本能地用左手拥住婴儿摇晃，婴儿这样躺在臂弯里就能听到母亲的心跳。[5]大量研究表明，是基因而非文化控制着母亲和婴儿之间自发的交流和各种形式的互动。[6]孩子若要健康快乐，母亲必不可少；很多成年后表现出来的反社会行为，其原因可被追溯到相对幼小时期发生的母子关系的断裂。[7]
男性在养育后代中的作用问题重重，而且在其他物种中，雄性起到的作用也差异很大。尽管人们喜欢把鸟类中一对一配对的现象看做是人类家庭的某种自然模式[8]，但在大多数有性繁殖的物种中，雄性在生养后代方面所做的贡献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精子细胞而已。类人猿——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亲属物种——也是如此。比如，黑猩猩是乱交的，不会形成任何较长时间的配对关系；尽管在其群落中，雄性会致力于保护和喂养家属，但是年轻的黑猩猩实际上在单亲家庭中被抚养长大。某一动物物种的雄性在何种程度上担负起家长的责任，与抚养年幼者所需的各种资源（因不同物种生存的环境而不同）以及它们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有关。[9]
就人类而言，男性被往不同方向拉扯。一方面，同抚育其他物种的后代相比，人类的孩子更需要亲代投资，这使男性的作用变得重要。尽管要经过相当长的妊娠阶段，但人类的大脑太大，孩子在出生时还未发育成熟，许多发育要在子宫外完成（其他动物则在妊娠期间就完成了）。因此和其他大部分物种（包括所有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自理能力很差。人类婴儿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独立生存，在此之前他们脆弱、易受伤害而且依赖父母。母亲无疑是孩子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人类孩子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男性也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人类的基因组成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定型，男人的重要性体现在采集动物肉以提供蛋白质，以及保护自己的群体以免受其他群体和自然环境的危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中要比在其他动物物种中普遍得多。
而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能让男性陪在孩子身边的动机远不如女性的强烈，因此父子之间的联结本质上就相对脆弱。任何动物最根本的生物学本能是让其基因能代代相传下去。这对人类母亲来说（对动物王国中其他大多数母亲也是如此）意味着，她不仅要在孩子诞生之时就给予他/她最好的基因，还要给他/她资源使其存活下去并有能力传宗接代。通常，女性不得不比男性付出更多的生物学家所谓的“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尤其是对哺乳动物来说，雌性必须孕育、照看幼小，寻找食物以喂养它们，还会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捕食者和环境的伤害。即使人类中男性对孩子的付出要高于其他物种中雄性的付出，他们对生儿育女的贡献（付出的成本）仍然不如女性。例如，母亲一生中能生育后代的数量比起父亲能繁衍后代的数量而言，存在较低的自然限度。就人类来说，女人一生也许只能生养12个孩子，但男人可以上千次地播种。因此，女性如果在选择配偶上拥有很高的眼光——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基因传承，其次是确保男性配偶的资源能够让孩子出生后成长无忧——她就能增加将自己基因传递下去的机会。而对男性来说，他们倾向于通过机会数量最大化来传递基因，即少有挑剔地同尽可能多的女性交配。
结果，女性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更为挑剔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人们所见，它不仅存在于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中，也存在于几乎所有进行有性繁殖的物种中。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这样说：
大部分物种中的雌性在挑选配偶时眼光犀利，而雄性则没那么挑剔。在典型情况下，当雌性面对很多雄性追求时，会拒绝大多数而只接受其中一名或少数几名。这种选择绝不是随机的。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进行雌性偏好的研究，都会发现其选择方式的特殊性。同一物种中的雌性大多会以相似的方式做出选择，结果就是雌性和某些雄性进行多次交配而从不给其他雄性机会……不同的是，雄性会向许多雌性求爱，同大部分甚至全部接受它（他）们示好的雌性交配。人们也已观察到，雄性会向其他雄性、非同类物种的雌性、雌性标本、雌性标本的身体部分以及非活体对象求爱，甚至有时向上述一系列对象求爱。[10]
据特里弗斯所说，在人们所知的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性取向是相反的，包括瓣蹼鹬、摩门螽斯及某些种类的海马。[11]
换句话说，由于生物学上的倾向，男人在满足性需求过程中实际上比女人更不检点且不加挑剔。[12]这一发现符合我们对男人和女人在性方面的表现的日常观察，也解释了为什么是男人而非女人是卖淫和色情产业的主要消费者。这还解释了为什么男同性恋者的平均伴侣数量要比男异性恋者平均伴侣数量多很多，而女同性恋者伴侣数量要比女异性恋者少很多：造成男同性恋伴侣众多的原因不是因为男同性恋的性质，而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男性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再受女性择偶特点的约束。[13]
生物学还告诉我们，家庭中男性的那部分作用集中于为女人和子女提供生活所需的资源，不过生物学也暗示出，男性的这一角色是脆弱的、易于瓦解的。男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一夫一妻关系，以及在养育孩子时能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更多取决于更大社群的各种社会规范、惩戒措施和外部压力，而非他们的本性。正如人类学家莱昂纳尔·泰格尔和罗宾·福克斯（Robin Fox）所解释的那样，尽管人类在不同文化中的亲属关系表现形式大不相同，但内在结构却是一样的：“不管一个社会体系会做些别的什么事，它都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去确保母亲和婴儿之间关系的稳固，至少要维持到他们能够自行活动并有能力生存下去（有望长大成人）的那一天。”[14]孩子的父亲、舅舅或社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可以做这件事，但不管是谁，总得有人去做。问题在于要确保这一职责有人承担：“夫妻一旦结合就要在一起，大多数社会都为此制定了详尽而且强力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很难说代表了婚配联结（mating bond）本然的常态，而只是暗示出这种联结其实多么不牢靠。与亲属和婚姻关系有关的习俗之多种多样和悠久深远，并不意味着组建家庭是本该如此并且水到渠成：它们是保护母亲—孩子这一单元结构不受婚配联结的潜在脆弱性伤害的手段。”[15]
影响人类男性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生物学动机——参与家庭事务和逃脱家庭纽带——也许可以解释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和核心家庭的复杂起源。核心家庭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所认为的是晚近才出现或是暂时的现象，也不像它的辩护者倾向认为的是普遍的和天然形成的。从另一方面看，核心家庭是只有在工业化后才兴起的一种近代产物，这一观点在19世纪就被广为讨论，直至今日仍为不少人奉持。[16]在工业化之前，人们都生活在部落和宗族这类更为庞大的亲属团体中，核心家庭被认为只是小而次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仍然能在中国南方、中东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地方看到这种宗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宗族渐渐瓦解变成了联合家庭或大型家庭，即三世或多世同堂；之后，由于工业革命，大型家庭演变为核心家庭。根据这种解释，核心家庭只不过是家庭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站点，而且未来可能被单亲家庭或形式更为灵活的家庭组织所取代。
尽管核心家庭并非普遍情况，但它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中的普遍程度远比上述说法所描述的要大得多，在狩猎采集时代就是亲属关系的主要形式。[17]人类学家亚当·库伯（Adam Kuper）认为，“当代社会人类学家对直到最近还在流行的那些模型表示怀疑，这些模型把非洲、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社会描述为大型亲族集体的联合，家庭和个人被淹没于这种大的血亲成员集体中。事实相反，核心家庭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而且通常是当地最主要的家庭组织形式，家庭负责人负责就政治联盟做出务实的选择”。[18]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族人（Trobriand Islanders）、俾格米人（pygmies，译按：分布在非洲中部等地的矮人一族）、喀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以及亚马孙流域一带的土著居民，全都用核心家庭组织自己。[19]庞大而繁多的亲族体系进入人类学家研究视野似乎是从对农业问题的探究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再度探索核心家庭问题——历史学家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指出这一模式在工业革命发生很久以前就已出现于北欧——标志着向某种十分古老的模式的回归。[20]
因此，一夫一妻制的配对和核心家庭不一定是近期的历史产物。父亲在人类的亲属关系中明确扮演着某种的角色——比起类人猿来，人类父亲的角色更加重要，与孩子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但是，这一角色的确切性质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人类社会中具有重大的差异。换句话说，母亲的角色可以肯定具有生物学基础，而父亲的角色却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21]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在人类历史发端之际，社会发明出某些东西，其中一条是男性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男性的角色以向家庭供给资源为基础，“无论在哪儿，人类中的男性就要为女性和孩子提供食物”。但是作为一种后天习得，男性养家糊口的角色容易被瓦解，“事实表明，在讨论男人与女人时需要区别对待——男人不得不去学习如何养育别人，但这种行为由于是后天习得故而脆弱，当社会条件变得使这种传习不够有效时，它就很容易退化消失”。[22]也可以说，父亲的角色因文化与传统的不同而变化，从高度参与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到作为关系更为疏远的监护者和管教者，甚至是只给寄钱而几乎不露面。要想让母亲离开她新生的孩子难上加难，而相反，要让父亲参与孩子的抚养教育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节育与职业女性
一旦我们将亲属关系和家庭置于生物学的背景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核心家庭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分崩离析。女人用生育后代换来男人的资源，这种基于交换的家庭纽带十分脆弱。在大断裂发生之前，全部西方社会都具备了一整套复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规则、规范和义务，以限制父亲弃家另组的自由，以此来保护母子之间的纽带联结。今天很多人则开始认为结婚是两个成人之间性与感情结合的一种公共仪式，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是可能的。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婚姻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合法地保护母亲—孩子这一单元结构，并确保孩子能够从父亲那里获得足够的经济来源以长大成人。此外，还有大量非正式的规范作为这种保护的补充。
这些约束男性行为的规范和维系家庭的契约是因何土崩瓦解的呢？二战后不久出现了两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涉及医学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避孕药的发明，它使女性能够更好地控制她们的生育周期。第二个变化则发生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过去三十年里，妇女纷纷成为有偿劳动力，而且她们的收入（包括小时工资、中位收入和终身收入）相对于男性都发生了稳定的增长。
节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降低了生育率，早在19世纪，避孕和堕胎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前，某些社会中生育率就已经开始下滑。[23]实际上，如果节育的作用在于减少意外怀孕，那么人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它的到来伴随着私生子的大量涌现和堕胎率的上升[24]，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节育措施的使用率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私生子率之间呈正相关。[25]
经济学家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和迈克尔·卡茨（Michael Katz）指出，避孕药和随后性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性行为风险的考量，从而也改变了男性的行为。[26]节育措施的使用率和堕胎率、私生子率接踵上升的原因，与另一个比率的同时大幅下降有关，那就是奉子成婚率。根据这几位经济学家的测算，在1965—1969年间，有56%的白人新娘和25%的黑人新娘奉子成婚。在那些年中，年轻人显然有许多婚前性行为，但是男人要对自己亲生孩子负责这一社会规范缓和了婚前生子这类社会结果。到了1980—1984年，上述比例分别降到了42%和11%。由于避孕药和堕胎技术，女人头一次可以在做爱时不计后果，于是男人们觉得自己已经从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即不必再照顾那些被他们弄怀孕的女人。
第二个改变男性行为的因素是女性成为有偿劳动力。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家庭破裂应与女性收入有关这一观点，加里·贝克在其《论家庭》一书中对此所述最详。[27]这一对关系背后的假设是，不少婚姻契约是在缺少完整信息的情况下缔结的：一旦结了婚，丈夫和妻子就会发现婚姻生活不是一场长久的蜜月，配偶的行为会迥异于婚前，或他们自己对于伴侣的期待发生了改变。尽管不是不想换一个更为称心的丈夫或摆脱暴虐的伴侣，现实情况却是，许多女性由于缺少工作技能或工作经验而无法养活自己。但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女性越来越有能力独自养活自己和孩子。不过，女性收入的增长也同时提高了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这就会造成低生育率。少生孩子意味着贝克所说的婚姻中联合资本的减少，因此离婚的可能性变大了。
图5.1 1994年的离婚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经济活跃人口，1950—2010》（日内瓦，1996）；离婚率统计见附录。
无数实证依据将离婚和婚外生育同女性收入的提高联系在一起。[28]图5.1标示出1994年若干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女性加入劳动力比率和离婚率的对照情况。图上的点沿着自左下至右上的轴线分布，日本和意大利的女性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和离婚率都比较低，而像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则是双高。如果我们把女性劳动参与率同私生子率标绘出来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相似结果。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微妙的后果是，造成有关男性责任的社会规范被进一步削弱，同时强化了现有的由节育手段所引发的社会趋势。以往要同对自己有依赖的妻子离婚，丈夫不得不要么提供赡养费，要么看着自己孩子陷入贫困。如今随着妻子收入越来越接近丈夫，这个问题显然不再是什么问题。反过来，男性责任的社会规范日益削弱，又令女性借助工作技能来保护自己，从而愈发不再依赖越来越靠不住的丈夫。由于婚姻大有可能以离婚告终，当代女性如果不做好去工作的准备将是不明智的。
当然，经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有多种表现，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肯定是工作性质的转变。从边际角度看，信息经济以信息取代实物产品：智能交通系统能为司机更好地安排线路，使既有的高速公路更有通行效率；及时生产制工厂（just-in-time factory）能在恰当的时机调配所需数量的原料投入，而不必再维持大量原材料库存。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持续扩大，而传统制造业的比例则会减少。人力资本开始获得越来越高的回报率。获得高薪的并不是沃尔玛里拿着条形码识读器的低技术含量员工，而是帮助设计条形码识读器的程序员。
在自动化已经渗透到工作环境方方面面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工业革命时期的大部分工作是多么耗费体力。肖珊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敏锐地描述了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必需更加在意他们自己的身体。正如她解释的：
煤炭是用镐和铲开采出来的——“工具越简单，所要付出的体力越多”。开采黏土需要重型镐。大堆的矿泥必须被充分翻搅才能达到所需的黏度。面包坊几乎完全依靠人工制作面包，揉好生面团是其中最难的工序，“通常是在昏暗的地窖一角，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交替将握紧的双拳用力插入面团，然后再费劲地从黏糊糊的一堆面中把手抽出来”。[29]
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对体力要求高，但提供的工作岗位也相对较多。1914年，亨利·福特将其汽车厂工人的小时工资增加到普遍水平的两倍（每天五美元），以吸引更多低技术劳动力；大量新工人继而涌入底特律，令这座城市在20世纪头十年中人口规模扩大了好几倍。研究表明，在20世纪早期，上大学不会带来巨大回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见得比高中文凭的人高多少，并且他们还因读书而损失了四年的薪金与福利。[30]工会运动保证了实际工资的平稳增长，并带来了20世纪40—50年代汽车、钢铁、肉类加工业及相似产业中低技术工人、蓝领就业的高峰期。
到20世纪70和80年代，大量需要低技能、蓝领工人的世界不复存在。由于国际竞争、管制解除和技术发展，许多新的高技术工种出现，而低技术工种开始消失。教育逐步回潮，随之而来的是，受四年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表5.1显示了1970—1990年间七国集团国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急剧下降，这种趋势在英美两国最为明显。
表5.1 七国集团各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来源：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的崛起》（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6）。
就最明显的形式上看，信息时代经济实现了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取代，在这样的世界里，女性必然会大有用武之地。1960—1995年间，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5%上升至55%；处于生育黄金期（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7%上升至76%。同时，男性劳动参与率轻微下滑，从79%降至71%。这些变化也发生在所有工业化国家（见图5.2），特别是北欧国家。同一时期，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一开始就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可能是出于太平洋战争导致男性减少），但之后的增长率则缓慢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