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决策科学开始兴起。北美大学的研究者开始将科学方法推广到商业和金融决策上，希望能够运用模型来预测结果，并以此来提高决策水平。他们希望人类到最后能够理性地决定是否发布一款新产品或者进行一项投资。应用这种新理论离不开电脑的普及，而早期的计算器非常原始，得靠穿孔卡片来计算运行。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理性和科学决策的理念还是很快流行开来。

美国政府很早就将理论用于实践。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带领“出类拔萃之辈”将决策科学用于越南战争。他们使用管理学术语和方法来量化战争过程，比如“双方死亡人数比例”“死亡人数”及“炸药吨位”等。这个模型预测美国将取得全面胜利，但历史却和这个预测结果背道而驰。经过这次失败，人们本应该对模型的有效性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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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事件将大批科学家推入了金融市场。20世纪70年代，之前需要大量科学家的科研工作越来越少。越南战争、冷战和太空竞赛导致国防开支增加，从而带动理论科学的发展。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引起美国民众高度恐慌。随着越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资金和工作机会也相应减少。由于公众开始反对将科学用于军事目的，研究经费也慢慢枯竭。

1993年，美国国会取消了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有着上千名研究员的贝尔实验室因为其上级的重组，也不得不裁减上千名研究员。好几代的科学家只好另谋出路。在20世纪90年代，来自东欧的科学家也纷纷转行，加入了金融行业。苏联和东欧当初为了和美国抗衡，培养了大批工程师和理科生。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数理技能。

金融业开始向数理分析的方向转变。石油危机、金本位体系，通货膨胀、高利率水平和监管力度的放松，都让价格产生剧烈波动。像衍生工具等金融产品进入市场，华尔街这样的地方开始要求具备数理技能的人；科学家们蜂拥而至。这些“精英”从军事领域迈向了金融领域。

这些“精英”从军事领域迈向了金融领域。

20世纪80年代，我有一个中国同事，叫多米尼克（Dominic）。他在香港出生，在英国接受教育。听他说的英语，你就知道他从小上的是私立学校和牛津大学。他拥有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原本是造火箭的。

多米尼克对他之前的工作经历讳莫如深，这让其他交易员越发好奇。最后，大家才知道他在英国曾经为国防部工作过，将英国的核弹瞄准苏联的战略要地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具体负责摩尔曼斯克。本来他希望将理论用于实践，但这个工作给他的空间有限，于是他就辞职了。

他和伊曼纽尔·德曼（Emmanuel Derman）同是POWS（华尔街的物理学家）。著名的物理学家德曼属于华尔街最早那批数量分析师。这些缩写还代表了别的意思[23]。

在华尔街，应用的空间稍微大一点；你好歹还有机会来验证一些理论，但想进一步发展理论就不可能了。有个人本来是个数学家，在大学教书。他看到他的学生赚的比他多得多，一气之下，也和大家一样进入华尔街做起了数量分析师。他时常拜访他以前的同事，和他们聊聊最近的研究活动。那些同事对他的工作很不屑：原来的工作多有意思啊。而他构建模型用到的数学知识是多么琐碎，多么初级。他安慰自己说，在效益好的时候，他一年赚到的钱是他们的10倍。他成了华尔街的囚徒。这都是为了钱。

[23]其本意是战俘的意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