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科技

第一批“下海”的科学家大都去了研究岗位，比如所罗门兄弟银行有名的证券投资组合分析部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大佬们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在建立所罗门兄弟银行债券市场研究部时，西德尼·霍默（Sidney Homer）起了重要的作用。浸淫债券业多年的他因为对美国债券市场独到的研究而闻名。霍默和他的高徒马丁·勒布维奇（Martin Leibowitz）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版了著名的《收益实鉴》。这本书主要围绕债券收益和投资策略，告诉投资者如何系统地将数理方法应用于投资和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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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兄弟银行对研究的投入并不是为了发扬雷锋精神，而是将研究成果用于交易、定价和分析。还有一些研究是用来推销产品的。所罗门兄弟银行将这些研究报告提供给客户，希望能够培育客户，并说服他们同自己做生意。

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公司也纷纷效仿所罗门兄弟银行，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部门，推出了类似的研究报告。顶着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千辛万苦地开发新的产品和交易点子。类似久期、一基点的美元价值、期权调整利差、价差权证和收益率曲线互换等新名词逐渐流行开来。大多数人一直不明白这些词的意思。

数量分析师开始慢慢向交易大厅转移。在交易厅里，数理分析师开发出模型，用于金融工具定价；风险管理和对冲交易都以这些模型为基础。有时候他们会研究交易思路和分析市场价格。这些都是偏理论的工作。

一开始，在交易大厅里的数理分析师身份非常模糊。在研究工作中，他们干得得心应手。有时候，他们也会出去拜访客户或做产品演示，但公司对他们的限制比较多。他们此时会像难得出门的小狗那样兴奋不已，但往往会把事情搞砸。在一次客户交流会上，有人问了研究员一个愚蠢的问题。这个研究员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太蠢了，我都不屑回答。”这个客户就丢了。

交易员并不知道数量分析师能做什么。等到了学校，斯科尔斯和默顿发现自己的计算机技能够帮助年纪大的研究员。在交易大厅，情况也类似。数量分析师给交易员做计算机知识扫盲，有时甚至得教他们如何启动计算机或使用屏幕。

现在的交易大厅并没有进步多少。虽然他们的技术认可度得到了提高，但许多数量分析师还是会经常被交易员叫去帮他们设置掌上电脑、手机、电脑和彭博终端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伊曼纽尔·德曼在他的回忆录《数量分析师的人生》中提到了他刚加入高盛银行后做的一份工作。上司要求他编一个程序，帮助交易员给债券定价。结果非常成功，但并不是因为这个程序，而是交易员非常喜欢新的程序界面，也就是图形用户界面。这样，交易员输入和更新数据就更加方便了。

已故的费雪·布莱克是数量分析师中的前辈。他为建立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高盛银行工作期间，德曼把自己写的程序拿给布莱克看。布莱克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程序，发现有个字段的名称问题很大。德曼的界面将它标为“远期合同”。布莱克认为应该写成复数形式。但无论是交易员还是布莱克都不怎么在意其中的公式和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