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件又一件美好的事情

我的灵魂的渴求总是越来越少。

——T.E.劳伦斯,《智慧的七柱》

有一个笑话说,怎样给一只豹子戴上项圈?答案是:小心翼翼地戴上。但在1913年秋季,T.E.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真的需要解决这个难题。不久前,阿勒颇的一名政府官员送给他们一只幼豹。他们发现,只要把它用链子拴在杰拉布卢斯工作站的院子里,它就是一条非常有效的看家狗。但问题在于,豹子长得非常快,很快它就能挣断它被送来时戴着的脆弱项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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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们的第一个主意是用一个板条箱罩住豹子,然后透过板条箱的空隙给它戴项圈,但是据劳伦斯说,豹子“脾气不是太好”,所以这只能让它更加狂躁。他们后来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们把箱子的一个开口稍微扩大了一些,然后不停地往里面塞粗麻布口袋,直到把豹子塞的严严实实、动弹不得。

“然后我们拿掉箱子的盖子,给它戴好项圈,然后把它放了出来,”劳伦斯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有朝一日它能成为一张非常美丽的地毯。”

在1913年秋天的发掘季节(这是劳伦斯的第五个发掘季节),除了学会如何给豹子戴上新项圈之外,他们还有了一项重大发现——遗址的主神庙。这是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一生只能有一次的伟大发现,让劳伦斯感到,他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或许还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家园。杰拉布卢斯工作站宽敞的主起居室现在非常舒适惬意,墙上挂着艺术品,地上铺着地毯和兽皮,配备了一个藏有七种语言书籍的图书馆,以及一个巨大的壁炉,炉子里持续不断地烧着橄榄木。那年秋天,他在给牛津的一位挚友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我渐渐爱上了这个地方,”他写道,“还有这里的人们——有五六个人,整个生活方式让我非常满意……卡尔基米什的发掘还要四五年才能完成,在那之后,我或许会去追寻一件又一件美好的事情。”

但令人心碎的是,大英博物馆提供的经费——经费总是非常紧张的,按照季度或者年份有条件地发放——已经耗尽。除非突然出现一个意料之外的资金来源,否则下一个发掘季节,即1914年春季,就只能是发掘的最后阶段了。劳伦斯和伍莱为此忧心忡忡,在那个季节的发现带来的喜悦也被这晦暗的前景冲淡了,他们越来越感到绝望。他们得到批准,将该季节的工作延长了一个月,随后准备休假,这时突然有一个良机从天而降。

大英博物馆的一位官员解释说,英国皇家工兵的一个特遣队即将在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巴勒斯坦最南部的所谓寻漠开展一次考古研究;不知劳伦斯和伍莱有无兴趣,在他们即将开始的假期中加入这次探险?

劳伦斯和伍莱有两个选择,要么在英国安闲舒适地度过两个月的假期,要么在世界上最荒无人烟的角落之一艰苦跋涉。但探索的诱惑太大,所以两人都当即不假思索地选择加入冒险。

 

1913年10月初的一个深夜,威廉·耶鲁躺在安纳托利亚山区的一座帐篷内,仍然为自己的人生在如此之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惊奇。就在3周前,他还在俄克拉荷马州一处油田拉套管,住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工棚内;而此刻,他正在世界上最具粗旷美的地区之一旅行,只有极少数美国人曾经亲眼见过这个地方。

他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那么长时间,常常猜测标准石油公司究竟会把他派到什么地方,但他几乎从未想到过近东。这更让他心中多了一分敬畏。他走进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的那天,还以为自己要被派到中国去当销售代表。

耶鲁的这个错误估计也是可以理解的。1913年,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石油产品出口,而中国是它最大的市场。相比而言,公司向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主要是煤油,用于该国羽翼初生的工业设施)是微不足道的。标准石油公司的煤油是美国向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出口产品,而第一大产品是胜家牌缝纫机。向奥斯曼帝国的煤油出口额甚至不如缝纫机,足见生意的微薄。

但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威廉·比米斯在那天向来到他办公室的三人解释说,他们去近东的任务不是寻找新客户,而是去搜寻和开发新的油源。

做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计算就知道了。到1913年底,全球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需求增长极其迅猛,很快就要超过供应量。仅在美国,内燃机车的数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增长到了原先的20倍——从1905年的约7.5万辆增加到了1913年的超过150万辆,而美国最老的一些油田已经开始枯竭。

同时,石油还逐渐成为一项关键的军事资产。1912年,也就是耶鲁应召前往纽约的前一年,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做出了一项令全球报界轰动的重大决定:整个皇家海军将弃用煤炭。全部改为使用燃油动力。全世界最强舰队的现代化计划自然也让其他国家,包括德国的海军,争先恐后地效仿。

于是,美国和欧洲的石油公司纷纷到各处寻找和勘探新油田。近东是特别有希望的一个地区。19世纪70年代,在里海之滨的巴库发现了储量丰富的油田和天然气田,1908年又在波斯湾有了另一项重大发现。这些油田很快被欧洲大财团控制,寻找和霸占新油田的竞赛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悄悄地从一个由三名驻在耶路撒冷的商人组成的财团(该财团在奥斯曼帝国三个不同地区拥有极大的勘探优惠权益)手中获得了六个月的购买权。耶鲁、麦戈文和希尔被派到当地,就是为了开展前期的勘探工作。他们的行动要如此机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为了避免引起潜在竞争者的注意,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久地让标准石油公司躲在幕后。标准石油公司虽然前不久被拆分,但是近东和世界上很多地区仍然对标准石油的品牌非常不信任,以至于诽谤竞争对手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说它是标准石油的幌子。

尽管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行事诡秘,但它绝非先前的标准石油公司那样运行平稳、贪婪卑鄙的商业机器。它派去勘探奥斯曼帝国特许区的队伍的人员组成就能说明这一点。头领J.C.希尔来自匹茨堡的钢铁行业,对石油工业毫无经验。鲁道夫·麦戈文是个科班出身的地质学家,但从未去过油田。威廉·耶鲁虽然懂得油田操作业务,但对勘探一无所知。

J.C.希尔的勘探方法非常不同寻常,可以说是宿命论的。10月初,一行三人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动身前往第一个特许区,那是安纳托利亚中部、黑海以南不远处的一片广阔的山地。三个美国人在一小队当地向导的陪同下,骑着马在高原上徘徊了几周,每次麦戈文发现一个他认为值得仔细查看的遥远地点时,希尔总是予以否决。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得知30小时后将有一艘船开回君士坦丁堡,而下一班船是至少两周以后;他们心急火燎地赶去,终于在开船的几分钟前上了船。

1913年11月,他们抵达第二个勘探区域——巴勒斯坦的死海山谷之后,步子就放慢了许多。该地区实质上是东非大裂谷的延伸部分,从地质上讲,含油的可能性比安纳托利亚大得多。一连几周,三人沿着死海西岸,在页岩碎石地带和周边的石灰岩峭壁上择路而行。他们多次发现石油或许就在眼前的颇具诱惑力的线索——水面上漂浮的块状纯沥青;地表的石灰岩富含石油,发出汽油的臭气——但没有证据能确凿地证明,地下存在有商业开采价值的储油层。

但是也很难做出确实的结论,因为希尔使用他在安纳托利亚磨炼出来的勘探方法,很快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否决麦戈文建议进一步观察的每一个地点。在耶鲁看来,他们有的时候简直不是在寻找石油,而是在躲避它。

1月初,希尔宣称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命令收拾行装,准备返回耶路撒冷。事情到了一个严重关头。耶鲁对三个月的挫折忍无可忍,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直言不讳地批判希尔,两人大吵特吵起来。

不知是这次争吵起到了效果,还是仅仅是巧合,就在第二天,三人进入朱迪亚山麓地带、准备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希尔突然勒住马,凝视着南面约30英里处的一座多石山丘。这是个奇异的地质构造,是平坦沙漠中突兀地矗立的一座非常规的山丘。借助望远镜可以看到,山脚下有成滩的某种闪闪发光的东西。

J.C.希尔指向克恩纳布山,说道:“我们在那儿能找得到石油。”

此后的事情进展极快。希尔带领他的褴褛的队伍匆匆赶回耶路撒冷,立即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发电报,报告了自己的“发现”。总部的回复电报命令他找到巴勒斯坦特许土地的两名主要所有人——耶路撒冷的商人伊斯梅尔·哈克贝伊和苏莱曼·纳西夫,并尽快亲自把他们带到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开罗的办公室。希尔不在期间,耶鲁和鲁道夫·麦戈文的任务是继续前往克恩纳布,确定这个地点的储油量究竟有多大。

耶鲁和麦戈文匆匆雇用了向导和勤杂工,于1月6日前后离开耶路撒冷,几天后在贝尔谢巴村外遇见了T.E.劳伦斯和他的伙伴们。在这次屈辱的会面之后,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探险队继续南下,最终抵达了荒凉的克恩纳布群峰。他们在那里的发现将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1913年3月15日,亚伦·亚伦森应邀参加了华盛顿的一家高端俱乐部的午餐会。宴会的贵宾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亚伦森的东道主——美国犹太人的两位杰出领袖朱利安·麦克和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把亚伦森的座位安排在前总统旁边,这或许是出于尊重,但也许是故意恶作剧。亚伦森和罗斯福(他的密友们仍然称他为“上校”)都以口若悬河著称,同桌的其他人或许认为,看看谁更能说,会比较好玩。让麦克和法兰克福特目瞪口呆的是,罗斯福总统几乎一句话都插不进去,而只是全神贯注地听亚伦森侃侃而谈。亚伦森显然也意识到自己取得了一项独特的成就;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从今往后,我将名扬天下,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让上校闭嘴101分钟的人。”

亚伦·亚伦森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力量,这一点和前总统很相似。亚伦森身材魁梧,有些肥胖,既聪明又傲慢,既激情洋溢又斗志高昂,似乎坚信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有意思的人。时年37岁的亚伦森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到1913年夏季,他已经成为一项新近在某些犹太人圈子内盛行的事业——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雄辩的演说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呼唤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祖先的国度——大以色列,在此前的20年中赢得了一些支持者,但是常常遇到质疑,甚至敌意。亚伦森的强大影响力在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观点并非以政治或者宗教的抽象概念为基础,而是基于脚踏实地的,甚至是平淡无奇的事情——农业。亚伦森时年37岁,在巴勒斯坦度过了31年,已经成为中东成就最高的农学家之一。此刻他正在对作物、树木和土壤做五花八门的实验,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巴勒斯坦地区恢复古时的翠绿和富饶。拋却犹太复国主义的高尚原则不谈,他常常指出,犹太人重返以色列的首要先决条件是,他们必须要有饭吃。亚伦森知道怎么给他们饭吃。

他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也不是一帆风顺。亚伦森是一个犹太粮食商人的长子,于1876年出生在罗马尼亚中部的一个小镇。他两岁的时候,俄土战争爆发,导致罗马尼亚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对于罗马尼亚境内的大量犹太人来说,原先在穆斯林的独裁统治下的生活还算说得过去,但在基督教民主统治下,生活却变得不堪忍受了。犹太人无法获得公民权,因此也就无法进入绝大多数学校及从事大部分职业,于是开始大规模地逃离罗马尼亚。1882年,亚伦7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也加入了逃亡的大潮。犹太人移民最向往的目的地是美国,但亚伦森一家却和另外约250名罗马尼亚犹太人一起,起航前往奥斯曼叙利亚的巴勒斯坦地区。

这群移民在港城海法附近的一个土地贫瘠的多石山坡上安顿下来。他们给这里取名为撒马林。他们很快发现,《出埃及记》里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撒马林的定居者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大多是小商人,少数会种地的人也很快被干燥的气候和糟糕的土壤击败了。不到一年,移民们就一贫如洗,不得不将神圣的《托拉》经卷典当出去。

拯救他们的是富可敌国的法国犹太金融家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罗思柴尔德是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事业的早期支持和资助者之一,已经在该地区建立或者挽救了不少犹太人定居点。1884年,他挽救了撒马林,将其更名为济赫龙雅各布(意思是“雅各布的纪念”),以纪念他已经辞世的父亲。但居民们很快发现,要领取罗思柴尔德的赞助,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在同意提供资金支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本人为该定居点的唯一领主,其领土之上的万物皆由他主宰”,他这么说可不是开玩笑的。济赫龙雅各布的居民们种植什么作物,穿什么衣服,甚至谁有资格结婚,都必须经过罗思柴尔德的批准。他的代理人住在当地,确保这些规则得到执行。

但对年轻而聪明绝顶的亚伦·亚伦森来说,这种封建体制也有好处。1893年,他16岁的时候,被罗思柴尔德的代理人选中,送到法国学习,一切费用由罗思柴尔德承担。随后的两年中,他就在巴黎郊外的格里纽学院(欧洲最有威望的农学院之一)学习农学和植物学。他返回巴勒斯坦之后,就不会在济赫龙雅各布继续当罗思柴尔德的农奴,而是被派到男爵的另一个领地去担任农业“教员”。但他没干多久。不到一年之后;虽然只有19岁但已经非常执拗而急性子的亚伦森与男爵及其代理人一刀两断,自谋生路去了。

他给居住在外地的大地主做农业顾问,同时开始一丝不苟地研究和记录巴勒斯坦的植物和地质情况。在这项工作上,他极强的好奇心和不知疲倦的充沛精力很快就成了传奇。亚伦森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能够流利地使用六七种语言,并开始在欧洲的农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欧洲农学界的小圈子里没有人听说过他们的这个在巴勒斯坦的同行,而亚伦森的文章极多,而且涉猎范围广泛——各种渊博的研究论文,从芝麻油的提炼到丝绸生产——让人不禁猜测,亚伦森或许是一群科学家的集体化名。

1906年,他取得了一项真正的大突破——他在黑门山的山坡上发现了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灭绝的野生双粒小麦,即现代栽培小麦的祖先。在全世界的人口仍然有80%是农民的时代,这项发现让这个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年轻犹太科学家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赢得了全球同行的认可。3年后,他应美国农业部的邀请,在美国西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在美国,他被当成明星来追捧,许多大学要聘他作教授,他的讲座万众期待,听众挤满讲堂。亚伦森在美国一共待了将近8个月,其间也受到了现代犹太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些最重要领袖的影响。

虽然数千年来重返以色列一直是犹太教信仰的基石——近两千年来,犹太教的赎罪日和逾越节仪式都是以“明年在耶路撒冷”的吟诵告终——但把它转变为现代政治思想的是一位叫作特奥多尔·赫茨尔的匈牙利作家。在欧洲,即便是最“开明”的国家也存在体制化的反犹主义,而沙皇俄国这样的国家更是周期性地爆发屠杀犹太人的惨案。面对残酷的现实,赫茨尔在他于1896年出版的《犹太国家》一书中指出,只有在古老的以色列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全世界的犹太人才能真正得到安全和自由。第二年,赫茨尔在瑞士主持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首届会议,这个事件令全世界的犹太人激动万分。

但它也招致了激烈的反弹。在欧洲和美国,很多犹太领袖——或许是大部分犹太领袖,都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工具,会让犹太人与他们的出生地所在国疏离,还会给长久以来一直指控犹太人对自己所在国家不忠的人以口实。有些人甚至怀疑,犹太复国主义是反犹主义者的阴谋。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看来,“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重返以色列,而是融入社会,全心全意地参与到所在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由于民主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广泛传播,这个目标终于触手可及了。

“归化派”似乎有一个特别有力的务实的论据。到20世纪初,已经有大约6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圣地,其中绝大多数人要么是一贫如洗,要么是依赖国外国胞的资助。有鉴于此,流散在全球的犹太人大约有1000万之众,巴勒斯坦的荒漠能养活多少人呢?

为了驳斥这个观点,亚伦·亚伦森——他不仅是一位农学家,更是一位业余的考古学家和历史爱好者——提出了自己的犀利问题。是什么养活了罗马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因为考古发掘和史料都能证明,巴勒斯坦尽管在1909年的人口仅有约70万,但在古代却有着多得多的人口。曾经养育那些古文明的水源或者土壤也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在时间长河中被人们遗忘了,正在等待人们去重新发现,去开发利用。亚伦森还可以援引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现代例证。他在美国西部旅行期间曾经特别研究过加利福尼亚,那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巴勒斯坦很类似。从内华达山脉引水灌溉之后,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地已经成为美国的粮仓,吸引了新一批定居者。亚伦森提出,在巴勒斯坦也可以做成这样的事业,而他对那个地区的了解无可匹敌,因此他就是主持这项事业的不二人选。

看到亚伦森如此乐观,更不用说狂妄自大,越来越多的富裕美国犹太人对他的这种恢复生机的以色列的设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于1909年秋季离开美国之前,由这些商人和慈善家组成的财团筹措了约2万美金,让他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农业实验站,由他负责领导。亚伦森发誓说。这个实验站将成为整个中东最优秀的科研中心。

亚伦森为他的新事业选择的地点是济赫龙雅各布以北约8英里处的一座俯瞰地中海的峭壁,这个地方叫作阿特利特。在随后的几年内,他设置了实验用的苗床和果园,建造了许多温室和实验室。他还授意在1英里之外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俯瞰大海的大型两层楼房,用来安置研究站的图书馆以及长期工作人员的宿舍。由于很少有当地人的教育程度达到要求,这些长期工作人员大多是亚伦森的家人——他的全部五个兄弟姐妹都曾在不同时期在阿特利特工作。他们负责监管研究站的日常工作,包括监督从附近阿拉伯村庄雇来的工人。亚伦森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弗洛伦斯写道:“没过多久,研究站试验田的小麦、大麦和燕麦每德南(约1000平方米)的产量就超过了土壤条件好得多的老资格农场的产量。”

亚伦森为犹太复国主义招兵买马的工作干得越来越多,但他似乎很少花时间去思考,这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着实有些奇怪。他确信自己可以让更多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但是这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政府又将采取何种形式,都仍然很模糊。

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就很模糊。“社会派”和虔诚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并不高:让愿意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能够如愿,增加犹太人在当地的人口,但不能打乱当地现有的政治框架。甚至很多捐款资助亚伦森的研究站的商人都自命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者,认为自己的参与是非政治性的,就好比帮助重建一座犹太会堂。

就连拥护“犹太国家”思想的人也没能就国家的具体形态达成一致。1901年,特奥多尔·赫茨尔会晤了奥斯曼苏丹,希望能够购买巴勒斯坦。这次会晤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于是后来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都主张一种渐变的方法,即让犹太金融家逐渐把巴勒斯坦的土地买下来,用于移民安置——同时与君士坦丁堡谈判,可以贿赂奥斯曼人,或者帮助他们偿还一部分外债,因为奥斯曼人已经债台高筑——以确保奥斯曼人接受和保护新移民。但考虑到目前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口是犹太人口的10倍,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是否能够大幅度地改变人口构成,以便让犹太人成为多数派进而获得政权,是很值得怀疑的。但亚伦森于1913年返回美国时,出现了一个更有希望的新前景。奥斯曼帝国四面受敌,突然间它的彻底崩溃似乎指日可待了。如果奥斯曼帝国灭亡,而某个欧洲国家控制了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许就可以在他们的保护下建国。在亚伦森看来,最有可能支持犹太人的是英国,这对犹太人来说也是最好的结局。

 

斯图尔特·纽科姆在近东是个传奇人物,但是毁誉参半。他时年35岁,是布尔战争阅读 ‧ 电子书库的老兵,此时已经为英国政府勘察了埃及和苏丹的广大地区,并绘制了地图。他享有不知疲倦的探险家的美誉,人们说他工作起来抵得上10个普通人。但这就是部分问题所在。他严于律己,对待别人就像对自己一样高标准严要求,所以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和他一起工作的阿拉伯人会说斯图尔特·纽科姆上尉“如同烈火,既烧敌人,也烧朋友”。

1月8日早上,纽科姆离开位于寻漠的营地,前往贝尔谢巴(这段路程骑骆驼要走一天)时,心情非常糟糕。这也不奇怪。他去那里是为了面见最近在叙利亚北部发掘的两位著名考古学家,因为这两人被安排到了他的麾下。虽然他完全理解考古学家的重要性——他们可以作为政治幌子,为他的五个军事绘图组的秘密工作打掩护,但是此次他们注定要在条件极其艰苦的地区快速行动,他可没有时间去照顾两个牛津科学家。此前他已经派人赶着10只骆驼去加沙迎接他们的船,以运载他们的装备——考古学家总是携带很多装备——但是估计10只骆驼还不够,于是他亲自带领更多骆驼走出沙漠,去迎接他们。

在贝尔谢巴等待他的是一番惊喜。“我原以为这两个考古学家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但是遇见的却是C.L.伍莱和T.E.劳伦斯,他们两人看上去像是24岁和18岁……我先前写给他们的安排迎接他们的信是太拘于礼节了。后来我们就不再用那种过分的客气口吻了。”

劳伦斯和伍莱并不需要小型骆驼队来运载他们的装备,因为他们和劳伦斯的年轻助手达霍姆在加沙下船的时候,全部行李都已经捆扎整齐,由一只小驴子驮着。他们还买了一些野营和照相所需的物资,但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显然懂得,在他们即将进入的严酷地带,务必轻装上阵。

当晚,纽科姆向两位从叙利亚来的客人解释了他们将执行的任务,以及此次探险的秘密目标。劳伦斯其实已经大体上猜到了行动的秘密目标。“显然我们俩只是转移别人注意力的幌子,”在前往巴勒斯坦途中,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给一项政治任务涂抹上一点考古学的色彩。”

这项政治任务的源头是,英国自己招惹了一个麻烦。英国是欧洲列强中最依赖海权的国家,所以在19世纪70年代极力推动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建造,因为这样就可以得到至关重要的军事和商业捷径,将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进而更好地维系幅员辽阔、分布广泛的大英帝国。苏伊士运河是如此重要,英国为了彻底将它占为己有,甚至不惜牺牲与奥斯曼帝国长期的良好关系,于1882年以平定当地骚乱为借口,出兵入侵了埃及。英国人借此占领了苏伊士运河西岸,即埃及事实上的边界,但是已经与英国反目成仇的奥斯曼人仍然在运河东岸的西奈半岛虎视眈眈。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1906年,英国利用一起鸡毛蒜皮的外交争端,将西奈半岛也收入囊中。最终的结果是喜忧参半。英国人现在控制了他们的运河,以及西奈半岛120英里宽的缓冲地带(它将埃及与叙利亚西南部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区分隔开来)。但是,奥斯曼人现在成了他们的不共戴天之敌。

或许这在1882年和1906年还只是很小的代价,但是到1914年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欧洲各国正跌跌撞撞地奔向一场整个大陆范围的战争,英国人突然为自己和土耳其之间糟糕的关系担忧起来,尤其是当看到了一些不祥的迹象:君士坦丁堡和英国的死敌——德国越走越近,如果所有人都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果真爆发,那么苏伊士运河将是从印度和澳大利亚向欧洲调兵遣将的关键通道。当然,如果土耳其与德国结盟,在战争中无疑会为了同样的理由进攻运河。英国的麻烦还不算完。如果敌人成功地跨过运河,进入埃及,很有可能会促使鄙视英国人的当地人发动反英起义,把原本可以用于欧洲战事的英国士兵牵制在埃及。

在考虑这种可能性时,英国人总算认识到了西奈缓冲地带的弊端,但是已经太晚了。其实这种弊端是缓冲地带的概念本身内在的:你如何知道,缓冲地带的另一侧是什么?英国人很清楚西奈半岛的东北端是什么——人口稠密、长期有农业种植的巴勒斯坦海岸地区,但他们对从该海岸向东南方向一直到100英里外的亚喀巴湾的沙漠边疆几乎一无所知。那里有道路吗?有足以维持一支入侵军队的水井吗?

最急于了解这些情况的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英国代理人和总领事——霍拉肖·赫伯特·基钦纳。到1914年,基钦纳勋爵已经是英国当世的一位威名赫赫的战争英雄。他曾在1898年的马赫迪战争阅读 ‧ 电子书库中粉碎了当地人的起义,后来在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率领英军取胜。但巧合的是,基钦纳年轻的时候也曾是一名地理勘察员,最重要的成就是绘制了巴勒斯坦的地图。基钦纳和其他地理勘察员对巴勒斯坦的一个角落略去不提,那就是荒无人烟的寻漠——基本上就是现代以色列的南半部分,呈三角形——因为那次勘察的资助者认为,那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毫无意义,所以不必将其包括在地图中。但如今,位于西奈缓冲地带另一侧的正是这个没有被纳入地图的三角形地带。

两个帝国之间关系很僵,基钦纳却在1913年向奥斯曼人提议,让英国皇家工兵部队对寻漠进行勘察,可见他的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君士坦丁堡当然是旋即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巧合的是,寻漠在圣经的《出埃及记》中也有重要作用,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后在沙漠漫游了40年,最后经过的就是寻漠地区。这就能方便地从神学和历史学角度解释,为什么一个基督教国家希望对该地区进行探索。英国人将先前的提议改头换面,改为在享有盛誉的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领导下对圣经时代遗址的考古勘察,再次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这个计谋奏效了。正是这条计策把劳伦斯和伍莱带到了贝尔谢巴,从而给纽科姆的军事绘图组提供了需要的掩护。

纽科姆原先对和两名考古学家一同行动还颇有顾虑,但这顾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尤其对劳伦斯感到意气相投,因为后者对享乐完全不感兴趣,而且忍耐力惊人,几乎到了受虐狂的程度。

他还发现了劳伦斯性格中一个奇特的怪癖:劳伦斯一般非常害羞,但是如果有人要糊弄他或者阻挠他,他就会变得坚决而大胆。一个早期的例子就是,他1月中旬在贝尔谢巴残酷地用言语折磨可怜的美国石油勘探家。大多数羞怯的人在遇到对抗性的激烈场面时,都会更加缩手缩脚,劳伦斯却恰恰相反。在和美国人会面的时候,年轻的考古学家玩起了一场猫鼠游戏,自己扮演猫,把对方玩弄了一番。这表明劳伦斯深明处事决胜之道,这种本领在打退试图阻挠他们的奥斯曼小官时会非常有用。纽科姆确信,奥斯曼官方一定会对他们处处掣肘。

但事实上,对劳伦斯和伍莱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奥斯曼人,而是寻漠本身。他们一般是脱离军事勘察组,单独行动,尽管纽科姆常常会对他们过于冒险的行动予以控制。劳伦斯和伍莱骑着骆驼,带领一小队勤杂工,在荒凉枯寂的地区坚持不懈地东奔西走,几乎把大家累垮。至少当地人适应这里的气候,而从气候较温和的叙利亚北部来到此地的劳伦斯和伍莱在这片饱受毒日炙烤的土地上吃尽了苦头。

如果他们找到了自己希望找到的东西,吃这些苦头也就值得了。但事与愿违。除了拜占庭时代或更晚期的少数遗址外,他们在整个地区几乎没有发现什么建筑遗迹,更不用说《出埃及记》时代的定居点了。

但是寻漠计划原本就有一个内在的荒谬之处,如果奥斯曼人多花点时间思考,也能推断出来。这个地区完全不适宜人类生存,甚至吃苦耐劳的贝都因游牧民族在夏天也要离开此地,在沙漠里漫游了40年、急于最终找到好地方的摩西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这个人间地狱停留许久?劳伦斯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以调皮的口吻说到了这一点:“巴勒斯坦基金会当然是希望找到能证明犹太人出埃及的遗址,据说摩西率领犹太人曾经过此地。当然了,离开埃及已经40年的民族在他们晚期的宿营地不大可能留下多少踪迹。”

 

1913年11月12日上午,库尔特·普吕弗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在一个短暂时期内,他一直追寻的作为学者、作为新德国的光辉榜样的威望和地位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但一切又都灰飞烟灭了。事实上,情况比这还要糟糕。普吕弗努力去争取埃及统治集团内一个威望极高的职位,他的英国敌人不仅剥夺了他的全部机会,还在其间彻底断绝了他的职业前景。这天上午,普吕弗坐在德国大使馆的办公桌前,写了一封呈交给外交部的简练的辞职信,在此前的七年中,外交部一直是他的家。几天后,这位已经离职的前使馆官员动身前往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待他的艺术家朋友理夏德·冯·贝洛,打算和他一起在尼罗河上作长期旅行。

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比较奇异的特点是,互相竞争的欧洲列强往往使用一种与竞争对手瓜分战利品的复杂体制。这既是为了让自己的殖民利益获得认可,也是为了减少对手在当地煽动骚乱的可能性。

从学术界威望的角度来讲,在开罗授予外国人的职位中最令人垂涎三尺的就是赫迪夫图书馆馆长了。自1906年的双边协议签订之后,这个职位被保留给德国人。1911年底,现任的德国籍馆长即将退休,于是德国大使馆推荐库尔特·普吕弗博士来接替他。

赫迪夫图书馆馆长的头衔听起来纯洁无害,但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职位。在奥斯曼时代,赫迪夫是帝国委任的埃及国家元首。英国人在1882年入侵埃及时为了维持他们此举是为了维护奥斯曼统治的假象,把赫迪夫留了下来,作为他们的傀儡。从1892年起,担任赫迪夫的是阿拔斯·希里米。这位赫迪夫原本就不喜欢英国人的统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基钦纳勋爵于1911年上任之后,他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作为英国在埃及的新代理人,基钦纳很快就烦透了希里米(基钦纳称他为“这个邪恶的小赫迪夫”),开始剥夺他原本就完全是礼仪性的职责。作为回应,希里米越来越多地利用他的“图书馆”的办公室来秘密地接触一群宗教和民族主义异见人士。

当然,英国人的眼中钉就是德国人的香饽饽。德国人通过控制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掩护,来结交埃及反英人士,并与他们保持联系。即将退休的德国馆长就是这么做的。在1911年,英国人估计,已经从德国大使馆译员晋升为东方文化秘书的库尔特·普吕弗博士肯定也会继承这个传统。

普吕弗接过了导师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的衣钵,继续进行泛伊斯兰主义的煽动破坏工作,这早就让埃及的英国当局对他咬牙切齿了。最让开罗当局惊恐的是,普吕弗长期以来一直与大量埃及反英人士,以及满腹怨恨的赫迪夫本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埃及秘密警察曾多次追踪到这位好博士和英属埃及的一些最死硬、最危险的敌人迸行秘密会晤。

所以,把这样一个人放到赫迪夫图书馆,就好比是把纵火犯放到了烟花爆竹厂。德国人提议让普吕弗担任馆长之后没多久,英国人就通过外交途径告知他们,普吕弗“不是合适的人选”。德国人作了很大的努力去争取。德国驻开罗大使直接找到基钦纳,力挺普吕弗的提名。到1911年10月底,德国驻英国大使保罗·梅特涅伯爵为此事一直找到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

但德国人越是坚持要普吕弗当馆长,英国人的疑心就越重。1912年初,基钦纳通知德国大使馆,这个问题交由埃及政府的教育部处理,而教育部再次驳回了普吕弗的提名。这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因为所谓的埃及政府完全唯英国人马首是瞻,但这事总算是了结了。对普吕弗来说,这是职业上的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仅因为未能当上馆长而在公众眼中颜面尽失,而且英国政府已经熟知他的小动作,因此他在德国驻开罗大使馆已经不可能有晋升的空间了。

但这都还只是小问题。德国社会的精英结构虽然在其他领域得到了改革,但在外交部的外交领域还固守传统。1912年和1812年一样,德国外交领域是贵族的天下,由伯爵、亲王和其他贵族们把持。一个圈外人几乎不可能被接纳进这个高级小圈子,普吕弗的导师冯·奥本海默伯爵漫长而徒劳无益的努力就是一个绝佳例证。

奥本海默虽然受过极好的教育,并且才华横溢,但在德国外交部门的眼中,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有犹太血统。所以,他虽然在20多年的时间中一直努力从威望较低的领事部门调入外交部门,始终未能如愿。他离成功最近的时候是1898年,当时很多德国贵族(他在柏林联盟俱乐部的朋友)写了连篇累牍的信函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奥本海默的不幸在于,他这次提出申请的时候,恰好有另一个犹太人也在申请。在德国外交界的历史上,只有过一个犹太外交官,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成员。现在突然间又多出两个犹太外交官的前景让大家不寒而栗。

“我坚信不疑,”外交部一名高官就此事写道,“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更多的犹太人会通过他打开的缺口,蜂拥而至……如果我们接纳了一个人,下面就不好拒绝其他人了。”于是,奥本海默和另外那个犹太人的申请都被驳回了。

在纸面上,库尔特·普吕弗这样一个出生于中产阶级下层家庭的平民,而且博士学位是从一个中等大学获得的,他升到外交部高层的机会几乎和奥本海默一样渺茫,但他的东方文化秘书的任命带来了一线希望。在领事部门的这个职位上,偶尔会有晋升到外交部门的机遇。显然,如果普吕弗当上图书馆馆长的话,提升的机会就会增加很多。虽然努力过,但是最终失败,现在他晋升的机会是零。

1912年全年和1913年大部分时间,普吕弗仍然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他感到无法摆脱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耻辱。埃及秘密警察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现在他作为东方文化秘书的冒险活动也大大减少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或许还有彻底换一条新路的想法,让他最终递交辞呈,去迎接理夏德·冯·贝洛。

但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关于普吕弗未能就任图书馆馆长的争议,清楚地表明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的一个特别险恶的特点。基钦纳勋爵——统治着英国最重要的附庸国之一的1200万人口的无冕之王——居然不得不亲自参与到这场争端中,已经令人难以置信了;事情怎么会发展到需要英国外交大臣及其最亲密顾问亲自过问呢?这些人难道真的百无聊赖到为德国驻开罗使馆的一名下级官员的人事任命这样一桩小事撰写长篇备忘录和为之激烈辩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到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永远在争权夺利的欧洲列强都在不停地制造危机,希望借此占到对手的一点小便宜;一种独特的“战争迷雾”正在升起,这迷雾由成千上万的鸡毛蒜皮的怠慢、争议和误解组成。不仅英国外交大臣,各国的外交部长,甚至是首相、总理、总统和国王们的时间都被用来处理这种貌似无足轻重的小事,而且往往为了比库尔特·普吕弗的事情更不重要的无稽之事而争吵不休,在这种此起彼伏的抱怨和轻微冒犯的嘈杂中,如何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真正的危机降临时,如何识别它?

 

亚喀巴湾是红海的一条100多英里长的狹窄水道,一边是阿拉伯半岛崎岖的沙漠群山,另一边是西奈半岛的类似山峦。亚喀巴湾的最北端是一座属于约旦的小镇,叫作亚喀巴镇。

在1914年,亚喀巴不过是个小渔村,1000多居民住在散布于海岸的粗陋棚屋内。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斯图尔特·纽科姆上尉和他的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看来,比他们已经绘图的约4000平方英里土地更值得关注。

奥斯曼人如果要从他们治下的巴勒斯坦出征,入侵苏伊士运河地域的话,最合理的路线当然是穿越西奈半岛的最北端,即靠近地中海的地方。这是一条已经被人类使用了数千年的古道,沿途水资源虽然不多,但也被利用了数千年之久。敌人似乎不大可能取道远在内陆、条件恶劣的寻漠,纽科姆的部下渐渐确定了这一点。到1914年2月初,他们已经勘察了边境地区内陆的大部分,虽然发现了贝都因人留下的少量踪迹和水井,但没有发现任何可资较大规模入侵部队利用的自然资源。

但是位于西奈—巴勒斯坦分界线最南端的亚喀巴却是一个未知因素。土耳其人可以通过亚喀巴湾在红海的出口,用船运兵到亚喀巴村,然后取陆路西进。10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说,土耳其人在秘密修建一条铁路支线,将亚喀巴和阿拉伯内陆连接起来,以补充已经建成的山区铁路线。拋却这些传闻不谈,英国人已经知道,亚喀巴北面的库维拉山区至少有两条“道路”发源,当地的贝都因人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这些道路奔袭西奈半岛。综上所述,在英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缓冲地带更引人注目的北端时,土耳其人有可能会从缓冲地带的最南端发动穿越西奈半岛的攻势。

正因为此,斯图尔特·纽科姆认为进入亚喀巴是他的整个寻漠任务的关键所在。1914年2月中旬,他开始考虑如何才能进入亚喀巴,以及让谁与他一同前往。

历史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时刻集合而成的故事,这些时刻要么是偶然邂逅,要么是无意中做出的决定,或者完全是巧合,在当时并不起眼,但却以某种方式和其他的小时刻混合在一起,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正如谚语所说,蝴蝶的振翅也会导致暴风雨。纽科姆上尉选择一名同伴前往亚喀巴的决定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理论上,他可以从麾下的五个勘察组任意抽调一名工兵。工兵们的专业技能会很有用,但是他估计自己在亚喀巴会遭到冷遇,而两名英国军官大摇大摆进村的景象更会让村民反感。或者他可以带上伦纳德·伍莱,后者陈腐的学究气能够让人相信,他们正在进行的完全是一次科学调查。但是他选择了劳伦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确喜欢与劳伦斯相处,另一个原因是,自探险早期以来,劳伦斯多次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但锋芒毕露的特殊本领,这种本领在亚喀巴或许会派上用场。

纽科姆、劳伦斯和达霍姆于2月中旬来到了亚喀巴,正如纽科姆的预料,迎接他们的是一番白眼。当地的市长声称知道他们的目的何在,当即禁止他们进行任何绘图、照相或考古工作。但纽科姆也预料到,这些束手束脚的限制会让劳伦斯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主动性。“我尽可能多地拍照,”劳伦斯在给朋友爱德华·利兹的信中写道,“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做考古调查。”

让劳伦斯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浓厚兴趣或许部分是由于可以公然藐视市长的禁令——离亚喀巴海岸几百码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堡垒的遗迹。他秘密地让一名船夫载他上岛,船夫却当即被警察逮捕了。劳伦斯不为所动,和达霍姆一起制作了一个简易充气筏,划着筏子上了岛。

去的时候很轻松,回来却不容易。劳伦斯和达霍姆在返程中既逆风又逆流,花了好几个小时才上岸,在岸上等候多时的当地警察旋即将他们逮捕。火冒三丈的市长命令武装士兵将两人押解离开亚喀巴。但对负责押送劳伦斯的人来说很不幸的是,这不过给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挑战而已。

“我得知,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能让我脱离他们的视线,”一周后,在亚喀巴以北50英里的一座城镇,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于是我徒步行进,在崎岖山岭和干河床跋涉,把他们都累坏了。我在这里已经扎营两天了,他们还在从四面八方陆续追上来。”

这次强行军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奖励是,劳伦斯无意中发现了贝都因人袭扰西奈半岛时使用的两条“大路”的交叉口。

这些发现后来对劳伦斯帮助极大。3年多一点之后,他将利用此次在亚喀巴的历险中了解到的知识,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式征服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村庄,这次战役至今仍被认为是现代最大胆的军事成就之一。

 

1月初,威廉·耶鲁和鲁道夫·麦戈文在耶路撒冷与J.C.希尔道别之后,就向克恩纳布山进发。在贝尔谢巴与劳伦斯的屈辱会面发生几天之后,他们抵达了克恩纳布,当即就发现一条基本的化学法则派上了用场:能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掺有水的石油。只要浓度适当,很多矿物质都可以发光,包括铁。希尔在30英里外用望远镜观察到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富含铁尾矿的死水。

耶鲁和麦戈文不禁垂头丧气,但是已经费尽周折,既来之则安之,于是他们花了几天时间采集岩石样本,并在地上钻孔。他们判断,克恩纳布的确有石油——麦戈文对此相当肯定——但储量不大可能达到符合商业利益的规模。两人随后返回了耶路撒冷,将这个泼冷水的消息报告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

但奇怪的是,百老汇大街26号似乎并不像他们那样大失所望,这让耶鲁和麦戈文感到匪夷所思。总部命令两人在耶路撒冷潜伏下来,保持低调,他们就这么低调地等到了3月中旬,随后被派去三个特许区中的最后一个——君士坦丁堡以西的色雷斯山区,去做更多的徒劳无功的勘探。待在奥斯曼帝国穷乡僻壤的耶鲁有所不知,他在克恩纳布的“发现”已经引发了一场复杂的外交拔河战,涉及四大洲的众多大使、高官和六七个国际公司。

劳伦斯在贝尔谢巴村外对耶鲁的盘问使得英国政府得以准确判定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感兴趣的具体地点,政府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皇家海军正在改用燃油,石油的来源已经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控制新油田不仅仅是经济事务,更是政治事务。随后英国当局施展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花招和计谋,希望破坏美国人的克恩纳布交易,并安排一家英国公司来获取这些开采特许权。他们依赖的情报来源是巴勒斯坦的特许权所有人之----苏莱曼·纳西夫。纳西夫娴熟地将英美双方玩弄于股掌之间,谋取私利。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卷入了竞争的狂潮,不仅对自己的一线地质学家麦戈文的判断置若罔闻,而且最终花了比预计高得多的价钱去买克恩纳布的开发特许权。

耶鲁和麦戈文直到4月底从色雷斯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才了解到这些情况。他们在那里遇见了老上级J.C.希尔。希尔告诉他们,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刚刚购买了克恩纳布25年的开发特许权,现在要在该地区大力开展勘探活动,因此需要修筑道路,在沙漠中建立劳工营地,运送卡车、钻井设备和重型机械到一线。另外,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派遣他们三人到埃及,在那里监督全部所需物资的采购,并协调物资的运输交付。他们三人都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总部认为这无关紧要。到1914年春末,耶鲁、麦戈文和希尔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亚历山大港办事处研究着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大堆采购手册。

但在这项新工作中,三人可以遵照一条强有力的指导原则:他们是标准公司的人。威廉·耶鲁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意味着必须负起责任来,果断地决策。他们花了几天时间翻看这些采购手册,也没有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就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克恩纳布的新项目订购了价值25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3000万美金)的钻井设备。这些设备的供应商分布在美国各地,设备在巴勒斯坦全部到位就需要几个月时间,实际的钻井工作计划于11月1日开始,但在此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一步是从希伯伦修建一条公路,穿越朱迪亚丘陵地带,然后穿过大约20英里人迹全无的沙漠,到达克恩纳布。修路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得至关重要。耶鲁负责主持修路工程,他找到了巴勒斯坦最好的修路公司来执行这个任务。即便如此,还是出了幺蛾子。修路的测量员在沿途房屋上用白色油漆在房屋墙壁上刷十字,作为标记,虔诚的穆斯林居民们认为这是要强迫他们改宗基督教,于是在希伯伦险些爆发骚乱。还有一次,持枪的贝都因人袭击了丘陵地带的一个建筑队,最终被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自己的民兵武装打退。

但是耶鲁心知肚明,最大的障碍是在公路的两端。所有的钻井设备都需要从美国由海路运到地中海的雅法港,但是雅法没有足以卸载这些重型机械的起重机。在公路的另一端还有许多琐碎的小细节需要处理。沙漠自然是严重缺水的,虽然麦戈文在克恩纳布地区发现了一些小井,但这些水根本不够居住在那里的20名工人使用,更不用说钻井过程中需要的大量冷却水了。但和整个工程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对缺水的问题也不以为然。如果他们根本都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就更不会去努力解决问题了。

随着工程一天天继续下去,耶鲁越来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写道:“主管(J.C.希尔)办事毫无章法,不可避免地要酿成大祸,我私下里非常害怕糟糕的结局。”

 

3月初,劳伦斯结束了寻漠的冒险,返回叙利亚,发现戴维·霍格思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是天大的喜讯。卡尔基米什项目的主要赞助者——一位英国慈善家——对前一季的发现颇为满意,最终拨出一笔数额相当大的款项,让发掘工作长期开展下去,至少还有两年,或许会一直进行到遗址的研究穷尽为止。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劳伦斯决定在返回英国度假期间快速地把呈送给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寻漠报告写完,然后尽快返回卡尔基米什,好让下一季的工作尽早开始。

劳伦斯返回英国的计划是,先绕道去巴格达,然后沿底格里斯河而下到印度洋,因为他认为这条较长的海路能让他在途中有时间撰写寻漠报告。但是6月初发掘季节落下帷幕的时候,斯图尔特·纽科姆的一封信让他改了主意。

纽科姆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工作已经完成,在5月份返回英国途中拜访了卡尔基米什。当然了,卡尔基米什并不是什么通衢大道的必经之地,纽科姆此次绕道的真正目的是继续从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刺探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在巴格达铁路上的工程进展情况,尤其是他们在托罗斯山脉和阿玛努斯山脉的隧道工程。纽科姆此行倒是很顺利,但是一路上受到严密监视,所以无法细致地研究隧道工程。纽科姆在6月的那封信中询问劳伦斯和伍莱,他们在返回英国途中可否走同样的路线,沿途尽可能地收集情报。两位考古学家对军事情报人员的新角色颇为热衷,满口答应。

这次旅行又是一次充满偶然的跋涉,但最终的结果和劳伦斯到亚喀巴的旅行大不相同。在托罗斯山脉和阿玛努斯山脉,他发现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至关重要、或许是性命攸关的薄弱之处。在后来的战争中,虽然他竭尽全力,但还是未能对这个弱点加以利用。

 

1914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劳伦斯坐在牛津市波尔斯特德路2号花园小屋内,给一位叫作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阅读 ‧ 电子书库的朋友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大部分篇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5月份在杰拉布卢斯的德国铁路工程师和他们的工人们之间发生的一场混乱的斗殴阅读 ‧ 电子书库。但这封信的最有趣之处在于,它刻意省略了一些东西。在劳伦斯写这封信的这一天——6月29日,星期一,英国几乎每一份报纸的头版都报道了前一天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塞尔维亚革命者暗杀的消息。

萨拉热窝传来的消息似乎对库尔特·普吕弗和威廉·耶鲁同样毫无影响。普吕弗和理夏德·冯·贝洛在尼罗河上的长途旅行已经结束,到1914年6月底,普吕弗生活在慕尼黑,靠教授东方语言为生,收入不高。他的日记没有提到斐迪南大公在巴尔干遇刺的新闻。至于威廉·耶鲁,他在希伯伦以南的公路上埋头苦干,几周后才听到这个消息。

他们都对此事有些麻木不仁,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众对欧洲列强无休无止的虚张声势、耀武扬威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每隔几个月就会爆发“危机”,没过多久又平息下去,这次新的危机似乎也不足为奇。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具有决定性,因为那些主战派让它具有决定性。一根燃烧非常缓慢的导火索被点燃了,要花一个多月才会烧完,但是到1914年8月初导火索燃尽的时候。就将激发一场全欧洲范围的大战,最终把所有人都拖进了深渊。

6月29日,劳伦斯在给弗莱克的信中写道,他打算在英国再待上两三周,“然后东进”前往卡尔基米什。但是劳伦斯的考古生涯已经结束了。


 
  1. 布尔战争是英国与两个布尔人(即在南部非洲的荷兰殖民者)共和国——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的两场战争,分别发生在1880〜1881年和1899〜1902年,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争夺德兰士瓦的黄金。英军兵力远胜于布尔人,但是起初接连惨败,后来英军采取焦土政策,以残酷的镇压迫使布尔人投降。英国就此确立了在南非的统治。
  2. 马赫迪战争是19世纪晚期的一场殖民战争,最初在马赫迪苏丹与埃及之间进行。后来。英国加入埃及一方。与苏丹作战。曾参与这场战争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自己的著作《河上战争》中生动地描写了这场战争。
  3. 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1884〜1915),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
  4. Lawrence to Flecker,“ Monday [June 1914],” 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Lawrence,p.171。劳伦斯没有写明写这封信的日期是6月的哪一个星期一,但根据他在6月1日从卡尔基米什写给家人的信(他在这封信中讲到自己即将回家,称“大约25日能到家”)可以推断,应当是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