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页 | 阿拉伯的劳伦斯-斯科特·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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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可鄙的乱局

在叙利亚方面，我们的敌人不是土耳其，而是法国。

——1915年2月，T.E.劳伦斯写给家人的信

在萨沃伊饭店安顿就绪之后，劳伦斯占据了办公室里最大的一面墙，挂上了一幅巨大的奥斯曼世界的分地区地图。在闲暇时刻，他就倚靠着对面的墙，久久地凝视着地图，纵览帝国的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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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他在等待土耳其军队进攻苏伊士运河，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原因之一在于，他对这场战事的结局几乎没有疑问。土耳其人要想抵达运河，必须先穿过贫瘠荒凉的西奈半岛的150英里路程。根据他对这一广大地区的了解——尤其是水资源的匮乏，劳伦斯坚信不疑，敌人的进攻部队规模肯定很小——绝不会像英国军方的某些危言耸听的人提出的那样，能够达到10万之众，所以很容易打退。

他焦躁的主要原因是，他已经在考虑近东战争的下一个篇章，也就是打退土耳其人的进攻之后会怎么样。到那时，英军应当转守为攻。劳伦斯盯着萨沃伊饭店墙壁上的地图，寻找能够给奥斯曼帝国造成最大伤害的进攻目标。

他早已经认识到了这幅地图的一个真正怪异的地方：奥斯曼帝国虽然幅员辽阔，而且政治凝聚力不强，但是从地理的角度看，它得到了极好的保护。

奥斯曼世界的政治和精神核心当然是古城君士坦丁堡，以及它东面的群山连绵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即土耳其人祖先的故国。这种分布不可避免地让英国的战争筹划者们构想出了一个诱人的计划，即将敌人“斩首”：如果能占领君士坦丁堡及其所在地区，帝国的其他部分无疑会迅速土崩瓦解。

但是进攻君士坦丁堡的任何路线上都有着极大的障碍。土耳其的两个欧洲邻国——希腊和保加利亚都还保持中立，所以从西面没有多少空间能够从陆路逼近君士坦丁堡。理论上，英国的盟友俄国可以从安纳托利亚东端发动进攻，但是俄军已经在东线战场被德军大放血，所以可能在那个山区没走多远，人力和补给线就要出问题。至于南方路线，如果是从陆路进攻，就必须艰难地穿过安纳托利亚腹地，在当地一定会受到顽强抵抗，而且山区交通不便；如果从海路，舰队就必须穿过宽仅3英里的达达尼尔海峡，一路遭到两岸的土耳其堡垒的攻击。总而言之，要直接进攻君士坦丁堡绝非易事。

但是如果要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下手，前景更加惨淡。英属印度军队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就占领了伊拉克南部的油田，但是从那里出发，要穿过河流沼泽和沙漠，跋涉700英里才能接近安纳托利亚边境。同样，如果从埃及出发，就要先穿过荒无人烟的西奈半岛，然后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狹窄咽喉要道与云集于此的土耳其大军短兵相接。

但是。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奥斯曼帝国的天然屏障中的确有一个特别薄弱的点。那就是叙利亚西北部的亚历山大勒塔湾，地中海东部漫长的南北向海岸线在这里与曲折得多的安纳托利亚海岸线连为一体，亚历山大勒塔不仅拥有地中海东部最好的天然深水港——这是两栖作战的一个关键要素——而且它东面的地域相对比较平坦，地面部队可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以向内陆推进。

但这些都是军事上的考虑，在劳伦斯抵达之前，早已有一些在埃及的英国高级军官认识到了这一点。劳伦斯的与众不同在于，他通过自己对该地区的知识——杰拉布卢斯就在亚历山大勒塔以东仅100英里处——和对奥斯曼社会的第一手了解，看到了其中的政治意义。

任何一个大帝国在兴兵作战时都面临着一个隐藏的巨大危险，那就是它的国境之内往往有很多群体不愿意和战争扯上任何关系。仗打得越久，破坏越大，这些群体就越满腹怨恨，也就越容易受到敌人的诺言和宣传的影响。欧洲的互相争斗的各大帝国在战争持续下去时都要纠结这个内在的危险，但欧洲人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虽然有时会很严重，但和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面对的问题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很简单，奧斯曼帝国是个多语言多民族的成分极其复杂的帝国，政府采取的任何取悦某个群体的行动都必然会疏离另一个群体。11月政府号召圣战就产生了喜忧参半的结果，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号召在短期内激起了穆斯林青年的热情，但让帝国的非穆斯林臣民惶恐不安。与此同时，很多保守的阿拉伯穆斯林已经对青年土耳其党对土耳其人的偏向感到不满，所以对政府的圣战号召无动于衷，认为这是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政权在虚伪地打宗教牌。

如果说奧斯曼帝国是一个大马赛克，它也具有鲜明的特点，各种不同的“色彩”在帝国版图的不同区域占主导地位，或者影响力比较小。如果我们拉开一点距离来看这个马赛克，就会发现这个庞大帝国有一个点，多种不同色彩在那里汇流，形成了民族和宗教的爆炸中心：亚历山大勒塔。

劳伦斯已经确信不已，由于路途遥远，而且能获得的资源相对缺乏，对土耳其的常规作战是不可能奏效的。英国需要采纳一种非常规的战略：利用敌国社会内部的分裂，与不满分子联手。亚历山大勒塔盆地是一道分界线，它的北面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世界，南面则是广阔的阿拉伯世界。依据劳伦斯在杰拉布卢斯的多年经验，叙利亚北部的阿拉伯人对他们的土耳其主宰者非常仇恨。亚历山大勒塔同时位于亚美尼亚腹地的边缘，亚美尼亚人历史上多次遭到他们的土耳其邻居的屠戮，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亚美尼亚人更有反叛君士坦丁堡的理由。劳伦斯认为，英军如果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除了在军事上有益处之外，还肯定会星火燎原地激起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发动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这些起义自然会有助于英军的努力。

劳伦斯还掌握了一些第一手信息，让这个主意显得更加诱人。将安纳托利亚与它南面的地区连接起来的主要公路途经亚历山大勒塔盆地，劳伦斯在那里待过，深知这条公路的路况非常糟糕。另外，连接君士坦丁堡与帝国的阿拉伯领地的汉志铁路也经过亚历山大勒塔盆地，更准确地说，这条铁路只是部分地连接君士坦丁堡与阿拉伯地区，因为劳伦斯在六个月前受斯图尔特·纽科姆之托曾旅行途经这一地区，他知道汉志铁路在亚历山大勒塔以北的托罗斯山脉和阿玛努斯山脉中的两个关键路段远远没有完工。这意味着，如果英军控制了亚历山大勒塔盆地，土耳其人无法快速做出反应，而盆地以南的所有地区因为被切断了补给和援兵，都很可能会迅速陷落。那么，英军只需在亚历山大勒塔维持少量兵力——劳伦斯估计两三千人足矣——就可以不仅将奥斯曼帝国一分为二，还迫使它无法在战争中利用它的三分之一人口和超过一半的陆地疆土。

并非只有劳伦斯一个人认识到了亚历山大勒塔极大的薄弱性。土耳其人对此也有深刻认识，正因为此，他们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屈辱的插曲中卑躬屈节。

1914年12月20日，一艘孤零零的英国战舰“多丽丝”号驶到亚历山大勒塔外海，胆大包天地玩了一个虚张声势的游戏。它向当地的土耳其指挥官发布了一条最后通牒：释放被羁押在城内的所有外国战俘，并交出全部弹药和火车车皮，否则城市就将遭到炮击。土耳其人没有火炮来对抗这样的攻击，于是在绝望之下威胁说，每当有一名土耳其公民在炮击中身亡，他们就将杀死一名英军战俘。这个威胁公然违背了《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在外交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很快收回了这个威胁。双方达成了一个奇异的妥协：土耳其人答应摧毁停在亚历山大勒塔火车站的两个火车头，英国人则不炮击城市。但是土耳其人很快就万般尴尬地承认，他们没有炸药，也没有懂得爆破技术的人员来实施爆破，于是“多丽丝”号在12月22日派出一名爆破专家上岸，在土耳其人保护下将火车头炸毁。英国政府对“多丽丝”号事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人的死亡威胁，而劳伦斯却从此事看出，土耳其人对亚历山大勒塔可能遭到的威胁非常恐慌。

劳伦斯虽然只是个负责校勘地图的少尉，但他是军事情报单位的一员，因此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能够将他的想法传播到英国战争筹划的最高层。英军高层之前也讨论过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设想，但在劳伦斯抵达开罗后不久，这个计划就被加紧提上日程，这绝非偶然。1915年1月5日的一份军事备忘录提到了这个主题，鉴于此份备忘录语法上的怪异特点，几乎可以肯定它是劳伦斯写的：“两个很好的情报来源告诉我们，在叙利亚负责指挥的德国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军在叙利亚北部登陆。他们自己说，一旦我军在该处登陆，他们的阿拉伯部队就会普遍地叛变。德国人的这种恐惧无疑是很有根据的。我军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的直接后果将是，泛阿拉伯军事联盟将发动普遍的阿拉伯起义。”

这种游说产生了效果。1915年1月15日，也就是劳伦斯抵达开罗仅一个月之后，他给自己在牛津的恩师戴维·霍格思写了封信。因为这封信会受到军方的审查，所以他刻意使用了一种含糊其辞的说法：“我们的某项工作进展顺利。我们一致努力，花了一个月时间把‘他们’从我们认为的错误路线上扭转过来——我们看样子已经完全胜利了，今天已经得到了我们目前想要的所有东西，所以现在感到无聊透顶。”

他提到的“他们”是开罗和伦敦的英军高层，而“某项工作”则是指在亚历山大勒塔的两栖登陆。在劳伦斯看来，目前唯一要做的就是静候土耳其军队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势，安全解决这个问题。

将士们士气高昂，就连杰马勒帕夏也在一个短暂时期感到，战事或许会很顺利。“大家全都坚信不疑，一定能够跨过运河，”他回忆道，“我们应当在运河西岸掘壕据守，埃及的爱国者一定会奋起反抗，从英国人的背后攻击他们。”

奥斯曼第4集团军将士在1915年1月底士气如此高涨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穿越西奈半岛时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坚忍不拔，这是一个光辉的典范，证明土耳其人的顽强再加上德国人的组织能力能够取得怎样了不起的成就。穿越这120英里的行动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月，在后勤安排上付出了几乎是超人的努力。工兵单位在德国军官的监管下，在大部队前面出动，在沙漠里分散开，为大部队寻找水井、建造雨水蓄水池，并设置弹药堆放点。庞大的牛群拖运着渡过苏伊士运河所需的浮桥的部件和部队的重炮，军方还从远至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地方调来了大约1.2万头骆驼，来运输补给物资。1月初，1.3万土耳其军队兵分三路穿过沙漠，尽管行军途中条件极其艰苦——每人每天的口粮定量仅有半磅饼干和少量橄榄，但到月底还是在运河以东仅几英里处安营扎寨下来，做好了进攻准备。在埃及的英国人肯定知道土耳其军队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英军的侦察机曾拍摄到土军某些部队，甚至偶尔还向其开火——但并不清楚敌人的兵力有多少，也不知道敌人将从100多英里长的运河沿岸的哪个地点发起进攻。就是这一点让杰马勒的部队士气高涨。

“当时，我每天夜里都和官兵讨论即将到来的胜利，”他写道，“那将是多么光荣的胜利啊。我希望这神圣的火苗在全军心中熊熊燃烧……如果有什么无法预见的幸运让此役一举成功，我们自然会将它视为伊斯兰和奥斯曼帝国得到最终解放的好兆头。”

库尔特·普吕弗少校就没有这么乐观了。他和其他一小群德国下级军官一道，忍受了此次沙漠行军的艰难险阻。他把成功穿越沙漠完全归功于杰马勒的主要德国军事顾问——一个叫作弗里德里希·克莱斯·冯·克莱森施泰因的中校，他的名字颇为有趣——的细致入微的筹划。但筹划也不是万能的，虽然普吕弗不是职业军人——他和T.E.劳伦斯一样，虽然获得军官的职衔，但不曾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但他能够认识到，现代战争的新面貌几乎肯定意味着，即将展开的攻势会出岔子。尤其是，在航空侦察的时代（当时航空侦察还处于萌芽期），英国人对敌人的兵力和意图的了解肯定比土耳其人想象的细致得多。

普吕弗自己对运河做了一次侦察，证实了这些想法。土耳其军队的进攻计划是，两翼分别在运河的南北两端发动牵制性佯攻，而主力部队——约6500人——在运河的中点附近、大苦湖以北不远处发动猛攻。1月25日上午，普吕弗来到已经潜伏在运河岸边的一个侦察组那里，发现湖里只有两艘英国挖泥船和几艘较小的船只。但三天之后，湖里就有好几艘运输船和两艘巡洋舰；1月30日，就有多达20艘船。在此期间，一架英国作战飞机向土军的指挥部营地投掷了两枚炸弹，普吕弗险些丧命。

“我承认，炸弹的重击、猛烈的爆炸和滚滚黑烟让我颇为惊恐，”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我尽可能掩饰自己的恐惧。营地里，所有人都乱糟糟地跑来跑去。”

在普吕弗看来，这都预示着大祸临头。“湖里敌人的巡洋舰控制着局面，”他在1月30日侦察回来之后写道，“我们还没接近运河就会被全部消灭。”在生死未卜的战役前夜，他吃下了战前的最后一餐：芦笋和法式烤面包。

1915年2月3日清晨，进攻终于开始。土耳其工兵利用一场短暂的沙尘暴的掩蔽，在河边搭建起了10座浮桥，步兵则在后面等待过河。但在一个关键时刻，英军的一台探照灯发现了敌人的活动；在步枪火力和炮火组成的弹幕中，七座浮桥很快被摧毁。这对奥斯曼第4集团军来说或许其实是件好事，因为它减小了屠杀的伤亡。有大约600名土耳其士兵在退路被切断之前冲到了对岸，全部被杀死或者被迫投降。

普吕弗受命带领一长队拖运沙袋的大车上前，这的确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任务。计划是要用这些沙袋堵塞运河，形成一座通往对岸的桥梁。但是，他这一整天都在英军炮弹四处开花的混乱局面中从一个地点爬向另一个。

到天黑时，杰马勒和他的高级德国顾问们认定局势已经无望，于是开始穿越西奈沙漠撤退。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英军并没有追击这支败军，所以它的撤退井然有序、纪律严明，就像来时一样。

库尔特·普吕弗虽然在战役前夜就没抱什么希望。但运河上的挫折还是让他垂头丧气。他在战斗中有一只手臂被弹片击中，负了轻伤。他待在西奈半岛东缘的一个叫作哈菲尔安德沙的绿洲小镇养伤，同时向马克斯·冯·奥本海默和德国驻土耳其大使汉斯·冯·旺根海姆发送报告。他直言不讳，甚至是挖苦嘲讽地指出，这次战役未能让埃及人揭竿而起。

“虽然我们百般煽动，”他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虽然我们发放了数千份圣战小册子，但没有一个人向我军投诚……埃及人在绝望中都非常怯懦，对自己的祖国没有真正的爱。”

但他的失望显然有着更深刻的根源。自从与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组队以来，这位先前的东方学者就狂热地支持泛伊斯兰圣战思想，以打击德国的敌人。不仅是这场战斗，整个西奈战役都证明了这种想法的荒谬。从一开始，进攻部队中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随着时间流逝，摩擦越来越严重。很多阿拉伯单位一听枪响就逃之夭夭，或者根本没有展开作战，还有些单位叛变投敌。普吕弗对贝都因游牧战士——其中很多人是他亲自招募来的，作为侦察兵——特别鄙夷，这些人在决定性的日子也作鸟兽散了。事实上，这些内斗不休的士兵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讨厌德国顾问。甚至很多土耳其军官也对德国人在整个战役中给出的指令采取了“消极抗拒”的态度。

普吕弗从哈菲尔安德沙告诉他的老导师：“圣战是一场悲喜剧。”

杰马勒帕夏对此役的评估倒是比较乐观。这次攻势虽然没能像他预期的那样让埃及人发动起义，但迫使英军在埃及保留更多军队，所以其他战场能够动用的兵力就减少了。另外，由于他及时叫停战斗，部队主力尚存。与此同时，杰马勒和普吕弗各自穿过西奈半岛撤退的途中，无疑都有一种越来越强的忧虑不安。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英军的报复性进攻很快就要降临了。问题是，英军会进攻什么地方。从他们最近穿过叙利亚的艰难旅途的经验来看，两人都知道，最有可能的地点是亚历山大勒塔盆地。

让他们担心的不只是破败的铁路和这个咽喉要冲的形似运河的糟糕公路。全国都在搜寻可靠的一线部队，所以土耳其人被迫将保卫亚历山大勒塔地区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几乎完全由叙利亚阿拉伯人组成的二流的师。阿拉伯人在最好的时候都对土耳其主子心怀不满，而当前可不是奥斯曼世界的最好时候，这些阿拉伯部队很可能一看到协约国军队登陆就土崩瓦解，或者甚至改弦易张。

杰马勒帕夏对亚历山大勒塔的焦虑已经让他做出了一个鲁莽的决定。他急于掩饰这座城市可悲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去年12月英军战舰“多丽丝”号在岸边苦苦相逼的时候，发出了处死英军战俘的威胁。在苏伊士运河攻势失败之后，叙利亚总督确信不疑，英国人会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土耳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是这一次不会有谈判，也不会有办法阻止他们了。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情：一支军队占尽了优势，似乎必胜无疑，却出人意料地与胜利失之交臂、最终落败。这种现象一般有三个原因：狂妄自大，即对己方的军事或文化优势盲目自信，没有认真对待敌人；政治干扰；或者井蛙之见，即战争筹划者和将帅们的一种奇怪的倾向，认为只要投入更多兵力和火力，战术的缺陷就能得到修正。1915年初，英国军方同时犯下了这三个错误，最终走向了一场规模极大的惨败。

2月3日，土耳其军队向苏伊士运河的进攻被轻松打退。劳伦斯和开罗情报单位的其他成员都以为，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计划应该会马上实施了。但是，伦敦的战略家们已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奥斯曼海岸线的另一个地点：君士坦丁堡以南的达达尼尔海峡。

达达尼尔海峡是地球上一个构造比较奇特的地点，是一条狭长的、类似峡湾的水道，东岸是土耳其的亚洲大陆，西岸则是群山延绵的加里波利半岛。海峡长30英里，在群山之间蜿蜒前行，北端与马尔马拉海相连，马尔马拉海的远端就是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海峡的南端入口注入地中海，一直被视为君士坦丁堡的门户，自古以来，所有曾控制这一地区的文明都在这里经营防御工事。1915年初在海峡上方的诸多奥斯曼堡垒是在拜占庭堡垒的废墟之上建起来的，而这些拜占庭堡垒则是建在希腊和罗马堡垒的遗址之上。

自土耳其参战以来，“闯过关口”就一直是英国高层很感兴趣的想法，最热衷于这个计划的就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他再三向英国内阁指出——他讲话的风格常常让人腻烦——毫无防御的君士坦丁堡就在达达尼尔海峡以北，现在有很好的机会快速地将土耳其敌人斩首，让其退出战争。突破达达尼尔海峽的另一个理由是，俄国在北方受到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很大压力，因此向西方协约国求援。俄国的北方港口要么仍然冰冻三尺，要么处于德国U艇的监视之下，所以丘吉尔主张。唯一的海上救援线路就在南方。

伦敦方面对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海军行动渐渐达成了共识，那些在开罗主张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人处于下风；他们从上级那里得到的说法是，皇家海军将集中力量在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如果要支援亚历山人勒塔登陆，兵力就过于分散了。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即便是陆军部最悲观的评估也认为占领亚历山大勒塔需要约2万人——这比劳伦斯设想的两三千人多得多。但与在西线蹲在战壕里盯着无人地带的兵力相比就微不足道了。真正的问题是英军体制上的目光短浅。因为此刻达达尼尔海峽已经被定为近东的头等要务，在亚历山大勒塔的任何行动都会被视为牵制性攻击，而墨守19世纪的军事成规——集中全部可用兵力于一点——的英国高级将帅们认为，任何牵制性攻击都只是浪费兵力而已。

此外，英国高层极端地目空一切。它固执地认为，土耳其是个三流国家，土耳其士兵营养不良、训练乏力、武器装备很糟糕，而且喜欢造反。仅在过去的五年中，土耳其就接二连三地被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击败。最近，土耳其军队又在苏伊士运河吃了败仗，在土耳其东部的萨勒卡默什战役中惨遭俄军屠戮。1914年11月，一位英国军官向上级报告称：“总体而言，土耳其军队只是一支民兵队伍，训练不足，士兵都是些虽然吃苦耐劳但是愚钝的农民，像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一样，遇到意外情况容易惊慌失措。”这种乌合之众面对大英帝国的威力，能有什么机会呢？因此，既然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将敌人斩首，为什么还要在亚历山大勒塔掐敌人的脚后跟呢？

但决定事态发展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与军事战略或者狂妄自大无关，而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自开战以来，法国人就提出了对叙利亚的权利主张，战争结束后就要将这个战利品收入囊中。尽管亚历山大勒塔飞地的位置在一般认为的大叙利亚的边境之外，但英国人鼓吹的“一旦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叙利亚人肯定会揭竿而起”的说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是劳伦斯发给伦敦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说法——让法国人非常焦躁。简单地说，如果协约国要进军叙利亚地区，法国人希望从一开始就参加行动，以便掌控那里的局势。这倒也能说得过去，但是问题在于，法国人因为在西线兵力吃紧，抽不出部队来攻打亚历山大勒塔，所以它要求自己的盟友也不要碰这整个地区，包括亚历山大勒塔。

劳伦斯认为，毁掉亚历山大勒塔计划的不是英国陆军部的短视，而是法国人的阻挠。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暂且不谈。2月初，关于法国人立场的消息传到了萨沃伊饭店的情报单位，大家无不瞠目结舌。劳伦斯在给父母的短信中恼怒地写道：“在叙利亚方面，我们的敌人不是土耳其，而是法国。”

但从最初的情况来看，劳伦斯的愤慨可能不合时宜，而达达尼尔海峽战役的开场很成功。2月19日，英国和法国的小型联合舰队抵达海峡南端入口，开始以远程火炮恣意轰击那里的土耳其要塞。土耳其人能组织起来的还击炮火少得可怜，他们的大部分外围堡垒很快化为齑粉，英国舰队指挥官自信满怀地预测称，他们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在海峡北上，同时摧毁剩余的土耳其工事，两周之内就可以抵达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显然很同意他的看法。协约国舰队驶离海峡，以便为最后猛攻补充弹药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也就是指日可待、板上钉钉的事情。土耳其的黄金储备被匆匆转移到内陆的一个安全地点，很多政府高官已经在悄悄地安排逃跑的计划。

T.E.劳伦斯并不认同君士坦丁堡陷落指日可待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在达达尼尔海峡行动正儿八经地展开之前，或许还能压倒法国人。于是他利用2月19日炮击之后的间歇，继续推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计划，但是收效甚微。英国军方高层对他的论点充耳不闻，于是他最终去找戴维·霍格思，因为他知道霍格思在英国政坛人脉很广。

劳伦斯和他的恩师霍格思一直保持着一种轻松愉快、学院式的关系，但他3月18日给霍格思的信却是截然不同的口吻：苦苦恳求，甚至是强硬地要求。他先是概括了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的关键意义——“您知道的，它是整个地方的关键所在”——并警告了让该城落入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手中的危险后果，然后几乎是向霍格思发号施令，让他去排除这个计划面对的各种障碍：“您能不能找什么人告诉温斯顿（丘吉尔），那里的海岸上有石油泉眼（很多工程师对此持赞成意见，但是土耳其人一直拒绝将其作为特许区承包给外国公司），北面10英里处的德尔特约尔附近有储量巨大的铁矿，还有煤矿……如果可能的话，您再去找外交部。向他们指出，在《巴格达公约》里，法国把亚历山大勒塔让给了德国人，还同意，它不属于叙利亚。您要发誓赌咒说亚历山大勒塔不是叙利亚的一部分，您知道那里是说土耳其语的……用一万兵力占领亚历山大勒塔，我们的地位就固若金汤了。”

不管霍格思有没有能耐去执行劳伦斯的这些指示，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就在劳伦斯发出这封信的那一天，即3月18日，协约国舰队返回了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继续炮击。这一次，战局的发展出乎意料。

在最初的三个小时内，协约国舰队就像2月时那样轻松地对岸防工事狂轰滥炸。但当第一线的舰船受命后撤，以便为第二线舰船腾出位置时，麻烦开始了。2月时，土耳其人注意到了协约国舰队的一个怪癖，即掉转航行时几乎总是转向右舷。他们估计这个习惯会持续下去，于是前不久在协约国舰队右转必经之路的一个小海湾内布设了水雷。果不其然，下午2时，协约国舰队的第一线舰船径直闯进了雷场。三艘战舰迅速沉没，还有三艘遭到重创。

虽然“任务蠕变”的说法，及其带有的各种负面含义，在1915年还未诞生，但用来描述这个例子非常贴切。英军高层在分析3月18日的雷场惨败时得出了合理的结论，即仅用海军是不可能扫清达达尼尔海峡的。他们却不曾认识到，整个行动都应当放弃，而另谋他策。恰恰相反，协约国决定加大赌注，不仅从海上攻击海峡，还要发动地面攻势。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才意识到，这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命运攸关的决定之一，最终导致中东战事速战速决的希望彻底破灭，因此也间接地拖长了欧洲战事。与此同时，原本已经在考虑放弃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政权得到了一个喘息之机，而协约国再次暂停战事，去拼凑地面部队。

1915年隆冬，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终于做出了安排威廉·耶鲁去向的决定。他受命离开开罗——这个现代版的所多玛和蛾摩拉让生性保守的扬基人非常憎恶——返回君士坦丁堡。

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或许比其他任何一家国际企业都更精明狡黠，它已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正在展开的悲剧做了研究，决定插手其中，借以渔利。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内，公司就已经想出一个计划，要把自己的油船登记为中立国船籍，然后向欧战的两大阵营同时供应石油。这个计划已经被揭穿，但耶鲁发现，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又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新办法，通过中立国保加利亚向土耳其秘密输送石油。但这和标准公司下一个计划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正是为了这个新计划，公司才派耶鲁返回土耳其。

百老汇大街26号的老板们认识到，只要全欧洲范围的大战一直打下去——同样关键的是，美国必须置身事外——他们就差不多是奥斯曼帝国的庞大疆域内的石油市场的唯一玩家。他们的英国、法国和俄国竞争对手们在战争结束前都出局了，他们现在有了一个黄金机遇来独吞近东的石油特许区，而且他们是唯一一家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大型石油公司，所以他们能够以贱价大肆收购。他们的计划的基础是，土耳其急需石油，如果要有希望在军事上与西方列强竞争的话，就非要有这种关键商品不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通过保加利亚输给土耳其的石油与它的需求相比还是杯水车薪。为了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标准公司还有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巴勒斯坦。

从19世纪初开始就有很多地质学研究表明，巴勒斯坦中部可能是世界上尚未开采的最大油田之一的所在地。威廉·耶鲁在1913〜1914年参加的勘探组只勘探了该地区的极小部分，大约4.5万英亩，受到各特许区边界的限制。标准公司希望大规模扩张自己在巴勒斯坦的领地，现在找到了促成此事的办法。

在耶鲁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君士坦丁堡的官员已经通知奥斯曼政府，在慎重斟酌之后，他们遗憾地得出了结论，他们在克恩纳布的七个特许区面积太小，没有开采价值。当然，这个结论颇有些蹊跷，因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刚刚做了极大努力来开发这些特许区，但对急缺石油的奥斯曼政权来说，更紧迫的问题当然是，标准公司还需要多少英亩？回答是：再来50万英亩，具体来讲，差不多是从死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朱迪亚中部地区，覆盖了今天的以色列国版图的约1/10。

但是这一切有个关键的细节，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一直隐瞒着土耳其人。公司不打算在战争结束前钻井采油，更不要说进行精炼了。它的唯一目的是利用战争造就的这个“黄金时刻”来牢牢控制住这50万英亩土地，留待将来开发；如果向恰当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施加了恰当的压力，不管哪一方最终在战争中获胜都不要紧，标准公司都能大捞一笔。

威廉·耶鲁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旗下对巴勒斯坦最熟悉的雇员，他将是占据这片土地的先头尖兵。但当务之急是修改土耳其的采矿法律。现行的法律过于陈旧和复杂，对标准公司企图实施的大规模吞并土地行动是不小的障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的办事处开始为土耳其议会编纂一套全面的新采矿法的建议——他们已经收买了土耳其参议院的秘书。所以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容易。耶鲁也是编纂委员会的一员。于是乎，年仅27岁的耶鲁，不到18个月之前还在俄克拉荷马州油田干杂活的耶鲁，居然扮演了重写一个大帝国的商业法律的关键角色。

耶路撒冷的德国招待所是一座雄伟的建筑，由黄色石料和板岩建成，坐落在橄榄山的山脊上。今天，它周围的青松翠柏已经让它的威严线条柔和了不少，但在20世纪初它刚落成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命令建造了这座招待所，并规定了其规格），它的光秃秃的地面和山脊之上居高临下的位置让人不禁想起一座巴伐利亚城堡。

招待所是为了接待德国朝圣者和访问圣地的神职人员而建造的，它有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中世纪修道院的风尚，各层之间由粗犷的石制阶梯连接，敞开式的内部走廊俯瞰着有回廊环绕的花园。底层有一座石制大教堂，融合了彩色玻璃窗和摩尔式的拱门，令人想起科尔多瓦的大教堂。这座招待所非常恢宏庄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杰马勒帕夏在耶路撒冷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1915年月，苏伊士运河战役失败之后，他和他的德国联络官库尔特·普吕弗就返回了这里。

在耶路撒冷，总督很快就以在行政工作中暴躁易怒而闻名。1915年初，他到招待所办公的第一天，他的新任私人秘书——一个叫作法里赫·勒夫克的21岁的预备役军官——就体验到了他的火气。勒夫克被带进杰马勒的内室，看到三名军官向总督呈上高高一摞文件，总督匆匆地签字，军官们又把文件收走。自始至终，杰马勒看都没看那20多个站在房间一角战战兢兢、面色惨白的人一眼。杰马勒终于把文件都签完了，转向那群人——他们是巴勒斯坦的纳布卢斯镇的长老——问他们是否知罪。纳布卢斯的长老们显然没意识到这是个反问句，开始辩称自己是无辜的，恳求开恩。

“住嘴！”杰马勒大发雷霆，“你们知道自己该当何罪吗？死罪！死罪！”他给了对方一点时间来吸收这个信息，然后用平静一些的口吻说道：“但奥斯曼国家格外开恩，你们应当感谢真主！目前我就只把你们和家人放逐到安纳托利亚。”

那些人感恩戴德、点头哈腰一番之后被推推搡搡地带了出去，杰马勒转向勒夫克，耸耸肩说道：“我能怎么办？这儿就得这么办才成。”

这个小插曲是杰马勒帕夏管理风格的典型例证，“反复无常”这个词仿佛就是为了他而造出来的。他永远在狂怒的严酷和温和的宽宏大量之间摇摆不定（往往是在同一番谈话中），让身边的所有人都始终无法揣测他下一步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贝鲁特的叙利亚新教学院的院长霍华德·布里斯回忆说，有一次有个英国人去求杰马勒办事。总督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方的所有要求，这时碰巧一名副官递过来一个封口的信封。杰马勒读了读内容，心满意足地微笑起来。

“我现在可以答应你的全部请求了，”他宣称，“我刚收到了保加利亚国王授予的勋章，在这种时候我总是会批准第一批请求。”

他这种行事风格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事情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请愿的人们知道杰马勒的大多数严酷命令都可能会被收回成命，或者他答应的好处也有可能很快被撤销，所以都选择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去找他，或者持续不断地恳求他，以增加心愿得遂的概率。

但我们要为叙利亚总督辩护一下：让他暴躁的事情的确是太多了。到1915年3月，他遭遇了一连串危机，最乐观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感到自己饱受欺凌。他经历的第一场危机发生在3月22日，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蝗灾。

西班牙驻耶路撒冷领事，一个叫作安东尼奥·德·拉·谢尔瓦·德·巴约巴尔伯爵的帅气时髦的小伙子，这天早上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发现天空突然戏剧性地黑了起来，就好像发生了日食一样。“我从阳台上往外张望，看到巨大的乌云完全遮蔽了阳光。”乌云渐渐下降，巴约巴尔才看清，那是几百万只蝗虫。“地面、阳台、屋顶、整座城市，然后是乡村，一切都被这些可悲的小虫子遮蔽了。”

不到一个钟头，蝗群向东面的杰里科推进，但在随后几天内，整个巴勒斯坦中部地区各处都传来了蝗灾的报告。据报告称，几个小时之内，整片果园和天地化为不毛之地，农畜和短时间内无人照管的婴儿的眼睛被蝗虫盯瞎。

圣地在古时也曾有过蝗灾，但近现代不曾发生过这样严重的灾情。而且蝗灾发生的时机也特别糟糕。战争已经造成了极大压力——数万名叙利亚农民应征入伍，农畜和机械也被肆意征用——蝗灾更是雪上加霜，注定要让原本已经困难重重的播种季节更加糟糕，导致大范圈的粮食短缺和粮价飙升。巴约巴尔领事注意到，蝗群在耶路撒冷着陆的几个钟头之内，城里市场的小麦价格已经激增。

杰马勒帕夏的确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改革家，他没有按照奥斯曼国家惯常的做法，组建一个委员会或者任命某个谄媚之徒来救灾，而是立即招来了叙利亚最有名的农学家——39岁的犹太移民亚伦·亚伦森。

这两个极其倔强执拗的人在3月27日会了面，按照杰马勒的偏好，双方是用法语交流的。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利。亚伦森概括了可以抵御蝗灾的现代技术，还利用这个机会直率地批评了军队的横征暴敛——由于这种大规模征用，在蝗灾发生之前该地区就已经濒临毁灭。根据亚伦森后来的记述。总督最终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打断了亚伦森的长篇大论：“如果我现在把你绞死，怎么办？”

亚伦森的反驳非常机智，既指出自己身躯肥胖，也暗示自己在国外人脉很广：“阁下，我身体的重量会让绞刑架轰然坍塌，那巨响在美国也能听得见。”

杰马勒显然很喜欢这个回答。会议结束前，他已经任命亚伦森为一个新的抗蝗灾项目的总监，并赋予他几乎是独裁的权力来执行任务。总督传话出去，如果哪个下级官员胆敢妨碍亚伦森的工作，就必须向总督本人负责。

蝗灾的问题可以交给一位专家来处置，但杰马勒在这年3月的其他麻烦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了。

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得到情报，帝国的“阿拉伯问题”或许比君士坦丁堡的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他们在叙利亚可能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

土耳其于1914年11月参战不久之后，土耳其反谍报单位的一些军官进入了已经关闭的法国驻贝鲁特领事馆，发现了墙壁上隐藏着一个保险箱，里面藏有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法国领事长期以来一直在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反对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阿拉伯领袖眉来眼去。这些阿拉伯人不单单是反对政府，他们向法国领事提出的一些建议——叙利亚独立、法国在黎巴嫩建立保护国——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谋反。

惩罚满腹牢骚的纳布卢斯长老还是小菜一碟；对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领事馆密谋者采取行动就棘手得多了。很多密谋者在阿拉伯世界闻名遐迩，如果将他们处决或者放逐，就可能会激发土耳其希望避免的阿拉伯起义。另外，还可能会比更广大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包括被占领的埃及和法属北非——产生惊恐情绪，而君士坦丁堡此时正在努力煽动这些地区的人民加入到泛伊斯兰圣战中。因此，杰马勒别无办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他将在贝鲁特收缴来的文件藏在自己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内，努力通过佯装一切正常和使用奥斯曼帝国的惯用招数——赏赐闲职和荣誉地位——来把这些不满分子拴牢。这种策略最终也许能把密谋者拉到他这边来，或者揭示阴谋圈子的范围，但就在协约国入侵叙利亚的可能性激增的时候还让这些叛徒逍遥法外，非常让人头疼。

但在叙利亚，每个问题都会带来另一层面的新问题。贝鲁特的异见分子几乎全都是所谓的进步人士，即受到欧洲的民族主义和自决自立思想熏陶的阿拉伯城市自由主义者。而在3月底，杰马勒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阿拉伯保守派，这些人被青年土耳其党的现代化改革（在他们看来是世俗化）激怒了。这个保守派危机很快就凸显出来，一个轻言细语的31岁男子来到了总督门前。他的名字是谢赫费萨尔·伊本·侯赛因。

费萨尔是埃米尔侯赛因的第三子。侯赛因是阿拉伯半岛西部辽阔的汉志地区的贝都因诸部落的领袖，共有四子。更重要的是，费萨尔的父亲是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穆斯林圣地的谢里夫（宗教领袖），也是自10世纪以来一直守卫伊斯兰圣地的哈希姆家族最新的一位当家人。

青年土耳其党和埃米尔侯赛因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后来也没有任何改观。侯赛因极端保守，思维方式几乎是中世纪式的，对君士坦丁堡发出的一连串自由主义的敕令越来越看不顺眼。青年土耳其党解放妇女、推进少数派权益、削弱宗教领袖的民政权力，这些举措都让侯赛因不爽。甚至青年土耳其党打击奴隶制（当时奴隶制在汉志还很常见）的努力也让侯赛因反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埃米尔侯赛因的怨恨的最显著焦点是政府将汉志铁路从麦地那延伸到麦加的计划。侯赛因并不认为铁路的扩建是进步的标志、是帮助穆斯林朝觐者更方便快捷地前往圣城的便利，而把它看作是君士坦丁堡借以强化对该地区，尤其是对他本人的控制的特洛伊木马。于是，君士坦丁堡任命的汉志民政总督和这位埃米尔及其儿子们之间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冲突。

自土耳其参战以来，双方关系持续恶化，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侯赛因是伊斯兰世界最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之一，他对政府在11月发出的圣战号召置若罔闻，所有人都很快注意到了他的冷淡态度，这也被认为是圣战不温不火的主要原因之一。团结一致、共同为战争努力的号召也没能让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和麦地那现任总督拋却宿怨、握手言和。这两人的长期仇恨有时已经接近公开的武装对抗。另外，杰马勒要求埃米尔提供志愿兵去参加苏伊士运河攻势，也没有得到有力的回应。奥斯曼政府原本以为侯赛因能派出数千名贝都因战士，但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只带了一小队人马去叙利亚参战。

虽然侯赛因父子如此放肆，但必须要格外小心地对待他们，比处置贝鲁特的不满分子要更讲策略。虽然从军事角度看，汉志没有叙利亚那样的重要性——汉志位于帝国的边陲，只有少数小城市，城市被广阔的沙漠环绕——但哈希姆家族的埃米尔能够为君士坦丁堡的事业赋予或者拒绝赋予宗教祝福，所以他具有超乎寻常的力量。于是，双方僵持了下来。显然，青年土耳其党希望要么让侯赛因乖乖听话，要么除掉他，但是以过于粗暴的方式对他动手就等于是向保守派挑衅，后果不堪设想。侯赛因也必须知道，青年土耳其党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太过分，必然会招致大兵压境。

僵局在最近被打破了，产生了危险的后果。1月，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声称发现了麦地那总督推翻侯赛因、以更俯首帖耳的宗教人物取而代之的阴谋。费萨尔前往叙利亚就是为了上门兴师问罪。埃米尔侯赛因派他走出阿拉伯沙漠，去直面君士坦丁堡政权，既是为了表达对这个阴谋的愤慨，也是为了要求将这名行省总督撤职。

但费萨尔的到来对杰马勒帕夏来说几乎可以算是个好消息，因为在惹是生非的侯赛因家族里最有可能通情达理的就是费萨尔了。和兄长一样，费萨尔也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内廷里长大和接受教育的，但这种文明的影响似乎对侯赛因的谦逊稳健的第三子影响最大。费萨尔的性格中有种谨小慎微，甚至是怯懦，或许施以好言好语和魅力，便可以对其加以利用。被拖进杰马勒办公室的倒霉的纳布卢斯长老们或许不会同意，但杰马勒的确很有说服人的魅力。总督打算在费萨尔及其随从进城时用迎接显贵的全套豪华礼节来迎接他。

耶路撒冷市中心的德国军事指挥部离德国招待所只有不到一英里远。在那里，库尔特·普吕弗也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到来颇感兴趣。但是，对于如何将侯赛因家族拉到土耳其—德国阵营来，他主张动用严厉的手段。早在1914年10月，杰马勒帕夏还没有抵达叙利亚的时候，普吕弗已经派遣了他自己的间谍去汉志摸清埃米尔侯赛因究竟效忠于哪一方。他在11月初向马克斯·冯·奥本海默发送了自己的结论：麦加的埃米尔实质上已经被英属埃及收买，因此“彻头彻尾地忠于英国人”。

侯赛因除了在政治和宗教上明显与青年土耳其党存在分歧外，他的问题还涉及地理方面。汉志是奥斯曼帝国最孤立和贫困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每年的“哈只”，即穆斯林信众前往麦加朝觐。朝觐的穆斯林大部分来自印度或者埃及。干旱的汉志的粮食主要依赖进口，这些粮食大多来自红海对岸的埃及或英属苏丹，是政府补贴的宗教捐献。英国海军是红海无可争议的主宰，要切断朝觐路线和汉志的粮食供应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那样的话，汉志就会彻底灭亡。侯赛因把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的情况告知了君士坦丁堡，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奥斯曼政权提出的要求面前必须小心行事。

但在库尔特·普吕弗看来，这不过是令人愤慨的虚张声势。他认为，简单地说，英国绝对不会让伊斯兰圣地挨饿，更不会入侵圣地，因为那样必然招致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愤怒；如果那样，德国就走运了。与此同时，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者侯赛因不敢公然投靠英国人，因为那样的话，穆斯林世界的怒火就要针对他了。麦加的诡计多端的老埃米尔在玩弄双方，告诉英国人自己与君士坦丁堡不和，稳住英国人，并保住自己的粮食供应和朝觐路线；同时又告诉君士坦丁堡，受到了英国人的威胁，借此钓住君士坦丁堡。

但问题在于，土耳其人不愿意公开挑战侯赛因。普吕弗和其他德国情报人员抵达该地区后，土耳其人就明令禁止他们以任何方式干预汉志事务。杰马勒甚至打算在费萨尔来访期间尽可能阻止德国顾问们与年轻的谢赫接触。叙利亚总督无疑要用青年土耳其党在过去六年中对付侯赛因家族所用的手段——百般殷勤、阿谀谄媚，再加上笑里藏刀的威胁，尽管这些手段收效甚微。

最让普吕弗抓狂的是，侯赛因是让泛伊斯兰圣战开花结果的关键之一。没有这位哈希姆领袖的祝福，圣战的宗教命令就只是青年土耳其党政权在自说自话；有了他的祝福，烈火就可能在整个中东，乃至更远方熊熊燃起。

普吕弗在11月写给奥本海默的报告中做了结论，埃米尔侯赛因“好在全无力量，在我们掌心之内”。现在的挑战是，让其他所有人——杰马勒、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以及侯赛因自己——相信事实的确如此。

劳伦斯在开罗情报单位工作的最初几个月中，几乎没有去追踪阿拉伯半岛的局势，或者甚至根本就对此一无所知。考虑到他几乎是如痴似狂地将全部精力聚焦在叙利亚，这也可以理解。他结识英国驻埃及的东方文化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斯托尔斯蓄着铅笔一般的小胡子，喜欢穿白色亚麻布西装，在大部分英国人都穿军服的战时开罗显得风流倜傥。他是个剑桥大学毕业的审美家，对歌剧、文艺复兴艺术和古典文学有着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他年轻时就来到埃及，在英国当局中担任过多个职务，1909年被任命为东方文化秘书，当时他只有28岁。

他天生就很适合这个职位。除了在官方接待会和节庆活动（在开罗的英国人非常热衷于这些活动）中如鱼得水、玉树临风之外，斯托尔斯还是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的得力干将，在幕后监视着埃及数不胜数的政治阴谋。1911年，基钦纳勋爵就任总领事，斯托尔斯也飞黄腾达起来。基钦纳很快就将斯托尔斯视为最值得信赖的副手——这位东方文化秘书在阻止库尔特·普吕弗被任命为赫迪夫图书馆馆长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914年8月就任陆军大臣之后仍然对斯托尔斯信赖有加。基钦纳打算在战后仍然返回在埃及的岗位，因此将斯托尔斯留在开罗，充当他的耳目。

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基钦纳麾下，罗纳德·斯托尔斯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密谋的关键渠道。这个密谋只有开罗、伦敦和麦加的极少数人知道。他掌握了或许是中东最危险的秘密。斯托尔斯视T.E.劳伦斯为挚友，把这个秘密吐露给他，帮助这个年轻的情报军官踏上了那条将为他赢得名望和荣耀的道路。

至少在最初，两人的友谊建立在非常普通的事情之上：他们都酷爱古典文学。颇有些迂腐的斯托尔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到劳伦斯时说：“我们在文学上仅有的分歧是，他在荷马和但丁中更喜欢前者，而对我偏好忒奥克里托斯而非阿里斯托芬不能苟同。”

在1915年冬天的某个时候，他们的讨论转向了当前局势，具体说来，就是斯托尔斯正在为基钦纳勋爵执行的秘密任务。

故事是在一年前的1914年2月发端的。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的次子——32岁的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来到了开罗。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埃米尔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幻想破灭了，但阿卜杜拉把事情推到了一个新境界；他得到一个机会短暂地拜会了基钦纳，试图摸一摸底细，如果汉志爆发阿拉伯起义的话，英国将会作何反应。

基钦纳费了不少周折来回避这个问题。毕竟当时英国和土耳其还没有开战，英国是万万不可鼓励后者的臣民造反的。两个月后，阿卜杜拉再次到访开罗，希望再见一次基钦纳，基钦纳就让他的东方文化秘书来接待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在与基钦纳谈话时还努力说得迂回一些，在会见斯托尔斯时就直截了当了。“他直言不讳地问我，英国是否愿意赠送大谢里夫（侯赛因）12挺，或者是6挺机枪，”斯托尔斯回忆道，“我问他，要这些机枪做什么用，他（就像所有重整军备的人一样）回答，自卫用。我又追问他，他才补充说，自卫指的是抵御土耳其人的攻击。我不需要上级的特别指示也能够告诉他，我们绝不会向友邦的敌人提供武器。”

但与阿卜杜拉的第二次会议是在1914年4月，到9月时，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已经是陆军大臣的基钦纳静观土耳其的动向，于是想起了先前与侯赛因之子的谈话，感到阿拉伯半岛或许有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等待他。他没有通过英国军方高官或埃及的民政当局行事，而是向自己在开罗的老办公室发去了一份加密电报：“让斯托尔斯精心挑选一名可靠的秘密信使，去询问谢里夫阿卜杜拉，假如德国迫使土耳其参战反对英国，他和他的父亲以及汉志的阿拉伯民众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

就在土耳其宣战的时候，侯赛因的答复来了，诱惑力极大。侯赛因表明，他会努力保持中立，但同时又暗示，如果英国提供足够的外部支援，并且保证不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他也许会率领他的“追随者们”发动起义。

这个前景让基钦纳大为振奋，于是很快发出了第二条信息，大幅度地追加了赌注。基钦纳写道，如果阿拉伯人加入到英国的阵营，而不是仅仅保持中立的话，“英国会保障谢里夫政权的独立和各项权益与特权不受任何外国侵略，尤其是不受奥斯曼人侵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捍卫以土耳其人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并与之友善相处；从今往后，我们将与高贵的阿拉伯人为友”。

但侯赛因似乎有些含糊其辞。这位埃米尔在12月写给斯托尔斯的下一封信中重申自己计划“避免任何对英国不利的行为”，但表示，与土耳其的公开决裂必须等到未来的某个不确定的时机。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了。在侯赛因发出这条信息之后的几个月内，麦加方面毫无音讯。

对劳伦斯来说，与侯赛因的秘密通信的细节有如神的启示。自到开罗以来，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去研究在叙利亚发动阿拉伯起义的可能性，这样的起义几乎肯定要依赖所谓的进步人士：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腐败不满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渴望得到平等权利的少数派、对军方的土耳其沙文主义满腹怨言的阿拉伯官兵。他对阿拉伯保守派几乎一无所知。

但从政治的角度，劳伦斯很快就理解了汉志的巨大潜力。英国与侯赛因结盟，就不会有人说英国煽动起义是为了吞并中东；埃米尔侯赛因是圣城的守护者，绝大多数穆斯林都不会认为他会与侵吞土地的异教徒联手。恰恰相反，从汉志发起、由侯赛因领导的起义将会得到宗教界的认可，轻松地破解土耳其人和马克斯·冯·奥本海默鼓吹的“伊斯兰对抗十字军”的宣传。

但是侯赛因已经很久没有任何音讯了，要判断局势究竟如何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他似乎的确兑现了恪守中立的诺言，因为他没有响应奥斯曼政府的圣战号召。但另一方面，他最近派了他的第三子费萨尔去叙利亚面见杰马勒帕夏，然后还要去君士坦丁堡会见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费萨尔被普遍认为是侯赛因的儿子们当中最温和与理智的一个，因此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侯赛因正在努力与君士坦丁堡修好，汉志爆发阿拉伯起义的美好前景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从英国人的手心溜走了。

位对劳伦斯来说，很快就有比揣测汉志政治更紧迫的事情了。到1915年4月初，英属埃及的全部注意力都转向了即将展开的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陆攻势。

在4月的最初几周，一支庞大的舰队集结在埃及北部海岸沿线，而在海滨的帐篷城市里，数万名士兵正忙着拖运补给物资和训练作战技能。他们是新近组建的地中海远征军的成员，很快就要启程，直捣土耳其敌人的要害。虽然等待的时光百无聊赖，但官兵摩拳擦掌、斗志昂扬。

T.E.劳伦斯却有一种不祥预感。自达达尼尔海峡行动开始以来，他就感到惴惴不安，现在他和开罗情报单位的其他成员被派到部队集结地向指挥官们报告对岸的情况时，就更加心惊肉跳。劳伦斯在4月20日给戴维·霍格思的信中写道：“地中海远征军的准备极不充分，既不知道目的地何在，也不知道可能遇到什么情况，更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最让劳伦斯瞠目结舌的是，地中海远征军司令部来到埃及时，手中居然只有两份陈旧过时的1/4英寸：1英里的达达尼尔海峡地图。

但英国战争筹划者们的愚蠢行为才刚刚开始。他们决定，地中海远征军的主要登陆场将是加里波利半岛，即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山岭崎岖的狭窄地带。加里波利半岛的宽度很少超过六七英里，向北延伸大约50英里才最终变宽，与欧洲大陆相连。在选择具体登陆地点时，加里波利半岛全线有多个地点可供选择，地面部队在登上山脊之后就可以下坡到达半岛的东海岸，这个距离在有些地方不到3英里，这样就能将奥斯曼军队一分为二，将山脚下的敌人困住。当然，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完全避开半岛，在半岛北端的萨罗斯湾登陆。在这个开阔的海湾登陆之后，不仅能够让所有驻扎在加里波利的土耳其军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还可以一马平川地直捣仅仅100英里之外的君士坦丁堡。最近被土耳其政府任命为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司令官的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最大的担忧也就在此。为了防止英军在萨罗斯湾登陆，他把自己的司令部和全军的三分之一都部署在那里。

桑德斯完全没有想到，英军会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最南端登陆，因为这违背了军事逻辑的最基本原则，甚至有悖常识。在那里登陆的部队不仅暴露在居高临下的守军火力之下，而且还会遭到附近堡垒中剩余的土耳其远程火炮的狂轰滥炸。即便英军能够爬上高峰、占领堡垒，土耳其守军还可以缓慢地向北且战且退，不断挖掘新的战壕，照搬在西线战场让各国军队瘫痪的静止堑壕战。在奥斯曼帝国3000英里的地中海海岸线上，实在很难找到一个更糟糕的登陆地点。但地中海远征军选择的偏偏就是这里。

除了傲慢轻敌之外（这对军队来说永远是一个危险的条条框框），造成这个荒谬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官僚的顽固不化。因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最初被设计为一场海战，在任务扩大之后，军方仍然以原先目标——扫清海峡——的狭隘视角来审视它的成功与否。筹划者们非常盲目，无视其他可能最终达成同样目标的方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加里波利战役的英军战略家们倒不是说拒绝了其他的登陆场，而是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选择。

4月底，地中海远征军的士兵们在埃及海岸开始登上运兵船，跨越地中海东部，开赴加里波利。劳伦斯回顾了自己前几个月的徒劳努力，不仅是亚历山大勒塔计划，还有他和开罗情报单位设计的其他计划全都被搁置，不禁在给霍格思的信中发泄出了怒火：

“阿拉伯的事情已经彻底完蛋。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可鄙的乱局。我们在那里原本有个绝佳机会。这让人气得发狂。”信的结尾颇有些凄凉：“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请继续推动亚历山大勒塔计划；在我看来，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劳伦斯写信的这一天，即4月26日，他还不知道乱局将会一败涂地。就在前一天，地中海远征军在加里波利登陆了。

4月25日早上约6时15分，“克莱德河”号（一艘来自利物浦的改装过的运煤船）在加里波利半岛南端赫勒斯角的一处略有弧度的小海滩（代号为五号海滩）靠岸。甲板下的船舱里挤着约2000名英国士兵。在平静海面上与“克莱德河”号一起靠岸的还有五六艘小艇，每艘都拖曳着好几艘敞开式独桅帆船，满载士兵，一直挤到船舷上缘。离海岸约100码时，帆船的船长们切断拖曳缆绳，向船员们分发船桨，让他们划船上陆。海岸上万籁俱寂：，正如英军希望的那样，在赫勒斯角的登陆让土耳其人措手不及。

好在土耳其人没有预料到英军会在这个地点登陆，因为在五号海滩登陆的英军部队的准备工作极为草率——让士兵乘坐无武装、无动力的木船登上敌人的海滩还不算最糟糕的主意——如果遇到抵抗，麻烦就会很大。在亚历山大港的船坞，工人们为“克莱德河”号涂装了迷彩，但是时间不够；所以，那天早上这艘运煤船接近五号海滩的时候，船身上柔和的战列舰灰色被大块的黄褐色底漆衬托出来，如果处在光照之下会非常显眼。而且还有一个小问题，“克莱德河”号根本无法接近海滩。英军的计划是让它在近海搁浅，然后调用几艘渔船到这个缺口，连接起来，作为从“克莱德河”号到岸边的临时浮桥。登陆士兵需要从“克莱德河”号船首切割出的四个小门走出，通过两块跳板，登上渔船，走过渔船，然后才能最终抵达海滩。很难想象，英军在攻打石器时代太平洋岛屿的登陆行动中会如此草率，更不用说对手是一支现代化军队了，但英国军方高层对土耳其人就是如此轻蔑。

帆船接近海滩时，平静的海湾上唯一能听得见的声音是船只引擎的噪声和划桨声，还有士兵们的谈话和笑声，他们因为登陆很顺利而舒了一口气，说话声或许太大了一点。前锋船只离海岸只有几码的时候，隐藏在海岸沿线战略性制高点的土耳其机枪突然开火。

敞开式独桅帆船里的人们没有任何逃生机会。这些船只接二连三地被打成碎片，或者倾覆，身上背满沉重装备的士兵们在激浪中溺亡，或者被缠在水面之下的带刺铁丝网上，被子弹击毙。极少数活着登上海滩的人也大多很快被机枪的扫射打倒在地。

从“克莱德河”号出来的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从有防护的钢制船体中走出，尝试将临时浮桥连接起来，但几乎当即就被机枪打倒，或者淹死在浪涛中。浮桥最终还是勉强搭好了，但走上跳板的士兵成了机枪的绝佳靶子；从船里走出的第一个连队的200人中只有11人抵达海滩。跳板上的最早一批死者其实是窒息而死，被他们身后越来越多的死伤者压在底下，悲惨地丧命。成功上陆的人也只能躲在一座六英尺高的沙石陡坡朝向陆地的一角，这还不足以防御机枪子弹。到下午晚些时候，水里已经死尸枕藉，现场的一位英国船长描述说：“岸边的海水已经成了血红色，几百码外都能看得见。”

到战役第一天夜幕降临时，加里波利的先头登陆部队已经死伤近4000人，比劳伦斯估算的用来控制亚历山大勒塔的总兵力还多得多。冯·桑德斯将军对敌人的愚蠢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在第二天仍然坚信半岛南端的登陆只是个幌子，真正的主力部队将从其他地方登陆。当地的一名奥斯曼师长——穆斯塔法·凯末尔中校自行决定不断派兵去攻击蜷缩在小小滩头阵地的敌人，希望将敌人赶下海去。

英军在赫勒斯角登陆的第一日的目标是占领内陆四英里处的一座小村庄，然后进攻它北面不远处的土耳其堡垒。在随后的7个月中，英军始终未能抵达那个村庄，但仍然不断尝试，付出了伤亡近25万人的惨重代价。至于那位奥斯曼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很快将名扬全世界。1922年，他拯救了重建的土耳其共和国，贏得了那个更为此人熟知的美名——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加里波利战役中，双方死伤总数达到约50万人，但这场战役的牺牲品还不止这些死在战壕两侧的军人。英军登陆的那天，也就是4月25日，君士坦丁堡政权命令逮捕了约200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指控他们是潜在的叛变通敌分子。一场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少数派的血雨腥风的“大清洗”就此拉开序幕，最终导致100万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在随后的三年中死亡，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种族灭绝。

要过一段时间之后，劳伦斯和中东战场的其他英国军官才认识到，加里波利战役还有另一个牺牲品：一场星火燎原的大规模阿拉伯起义，原本可以从汉志一直席卷到叙利亚北部、传播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起义的机会断送了。直到一年多之后，劳伦斯面对面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轻言细语的第三子费萨尔交谈，得知费萨尔在1915年春季北上之旅还有一个秘密使命的时候，他才了解到这个付诸东流的机遇的具体细节。

1915年1月，几乎在得知麦地那总督企图推翻他的阴谋的同时，埃米尔侯赛因在麦加接待了一个名叫法齐·贝克尔的叙利亚人。贝克尔是埃米尔的一个效劳时间很久、深受信赖的随从，他此次拜访时告诉侯赛因，自己同时还是青年阿拉伯党的高级成员。青年阿拉伯党是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秘密社团，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大马士革，在整个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有组织。青年阿拉伯党的领导层得知侯赛因在秘密地与英国人通信，于是派遣贝克尔到麦加，向他提出一个建议：青年阿拉伯党在叙利亚、埃米尔的部队在汉志联合发动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起义，由英国提供支持，侯赛因担任精神领袖。

谨小慎微的侯赛因没有给出确定的答复，而是派遣费萨尔北上，执行双重任务：摸清侯赛因家族在君士坦丁堡当前的地位如何，同时也判断一下与青年阿拉伯党结盟的真正前景如何。

费萨尔于3月底来到大马士革，礼貌地谢绝了杰马勒帕夏让他住在总督府的邀请，解释说自己已经接受了一个大马士革望族——贝克尔家族的邀请。他在贝克尔家的高墙之内与青年阿拉伯党密谋者们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他原本只打算在大马士革短暂停留，就是因为这些微妙的会谈，才待了三周之久。

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年轻的谢赫游刃有余地与另一个阵营过招。在与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的另外两人——恩维尔和塔拉特，以及刚刚抵达的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会谈时，费萨尔再三表示，他的家族对奥斯曼事业忠贞不贰，甚至与恩维尔签订了一份似乎终于解决了君士坦丁堡与他父亲之间很多问题的协议。5月中旬，感恩戴德的奥斯曼政府为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送别仪式，他在海德尔帕夏车站登上了返回叙利亚的火车。

但他驶入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加里波利登陆几周之后，已经有数万名亚美尼亚人被逐出家园，流放远方。费萨尔透过火车车窗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饥肠辘辘的妇女儿童——非常可疑的是，很少看到男人——在刺刀的威逼下，蹒跚地走向老天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在提议的阿拉伯起义的问题上，更严峻的消息在大马士革等待着他。费萨尔从他的青年阿拉伯党盟友那里得知，该地区的很多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部队——密谋者打算在起义中依靠这些部队——已经被调往加里波利的屠场，换成了忠于政府的土耳其部队。

尽管局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或者说恰恰是由于这种变化，青年阿拉伯党密谋者们给了费萨尔一份文件，敦促他将文件带给他的父亲，然后再送到埃及的英国人手中。这份文件就是后来所谓的《大马士革草约》，包括了一系列条件，如果能得到满足，并且得到英国人支持的话，青年阿拉伯党或许仍然能够发动起义。费萨尔启程返回麦加的时候，《草约》的唯一一份文本就藏在他最信赖的保镖的靴子内。

3月份，在准备迎接费萨尔访问叙利亚的时候，杰马勒帕夏认为，要想驾驭桀骜不驯的侯赛因，埃米尔的第三子就是最后的希望。事实上，叙利亚总督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判断的出发点是错误的。6月，侯赛因家族在他们的夏宫召开了秘密会议，阿卜杜拉和阿里劝说父亲立即发动针对君士坦丁堡的起义，而最近目睹了加里波利战役恶果——亚美尼亚人成群地倒毙在安纳托利亚的公路边、叙利亚北部的阿拉伯部队被分散——的费萨尔主张谨慎行事。

T.E.劳伦斯要到将来才会知晓这一切。在加里波利登陆之后的日子里，他在开罗的萨沃伊饭店读着前线发来的一连串噩耗的战报。这时他还对《大马士革草约》和英国在叙利亚和汉志的潜在盟友一无所知，不过这倒也不是坏事。青年阿拉伯党密谋者和侯赛因告诉开罗方面，让他们起义的必需前提条件是，英军必须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一切都取决于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