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意图拥立君主的人

费萨尔脾气火爆,骄傲而缺乏耐心,有时蛮横不讲理,很容易突然间离题万里。比他的兄弟们更具有个人魅力和精力,但不如他们审慎。显然非常聪明,或许并非过分一丝不苟……如果他被教养的方式不对,或许会成为一个兵营军官。深受民众爱戴,雄心勃勃;满脑子梦想,也有实现梦想的本领。

——1916年10月30日,T.E.劳伦斯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评价

由于劳伦斯的执拗和好运,他到汉志的旅行收获颇丰。在仅仅十天之内,他见到了埃米尔侯赛因的全部四个儿子,还有协约国在吉达的主要使节。他亲眼看到了英军在拉比格为起义军建立一条补给线的努力,还成为第一个深入内陆观察战场的外国人。1916年10月26日上午,他骑着骆驼来到延布,一心想赶紧回到开罗,将自己的发现汇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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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个尘土漫天的小小的港口城镇,他的好运气突然用光了。按照计划,一艘英国战舰将在延布停靠,但在预定的日子,却没有战舰的影子。劳伦斯别无办法,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直等了五天。他在可以俯瞰窄小的码头区的一座朴素的三层楼房里(费萨尔在当地的联络官的家)住了下来,着手将此次旅程的印象付诸笔端。他身边只有一支蓝色水笔和一些废纸。在5天之内,他用自己惯常的潦草笔迹写下了大约1.7万字。

关于T.E.劳伦斯的诸多互相抵触的传奇就是在延布的这座房屋内诞生的。在他的崇拜者看来,劳伦斯不仅对阿拉伯半岛的一线局势有着极其敏锐的把握,而且能够以精彩的文笔将其表达出来;他即将成为一个叱咤风云、如鱼得水的英雄;有时候,天才要努力一辈子才能遇到让自己大放异彩的良机,劳伦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在诋毁他的人看来,随后发生的事情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出于偶然机遇,在随后三周内发生的无数对劳伦斯极其有利的小事件——奇异的巧合、信息送递的时间凑巧或者不凑巧、将军和政治家们阴险狡诈的操纵——都是不可能预知的。这些人认为,如果对所有这些因素重新洗牌,绝不会以同样的顺序再发生一次。

劳伦斯在这年10月的经历似乎能够支持后一种版本的传奇。在延布,他是个28岁的陆军上尉,不曾接受过一天的军事训练;当时,英国军方和政界的最高领导层在研讨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政策。他的确是第一个亲眼看到一线起义军的英国军官,但他只看了26个小时,而且看到的也只是战士们在一座山谷营地中懒洋洋地转来转去,这算不得权威性分析的基础。他的大部分观察结论也不算独树一帜;在他之前到达汉志的少数几个英国军官几乎全都注意到了阿拉伯“军队”的七零八碎、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纪律,以及对敌人火炮和飞机的可悲的畏惧。

但是,劳伦斯的评判当然不仅仅是基于他在费萨尔营地的短暂停留,而且还源自在卡尔基米什接受阿拉伯文化熏陶的多年。从那里,他深刻地理解了氏族和部落联盟是如何运作的,这种结构在战场上表现如何,以及能够找到一个在相当长时间内将诸多部落联合起来为远期目标而奋斗的领袖是多么不同寻常。另外,劳伦斯自少年时代就痴迷于一种非常特别的学术——中世纪军事史,后来在牛津又专门研究这个领域,而阿拉伯半岛在20世纪初的战争与14世纪欧洲的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相似之处包含方方面面,从部队如何招兵买马,到领导结构——把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乡绅和王公换成阿拉伯的谢赫和埃米尔,再到部队在战场上如何运作,不一而足。1916年的汉志和1356年的法国一样,行进中的军队完全依赖于对其最基本需求的满足——水、役畜和粮草,这些因素决定着军队要前进到何方,与何人作战,以及何时作战。在当时,劳伦斯的中世纪军事战略知识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所以他当即就发现,阿拉伯战场的很多特征他都非常熟悉。他肯定要比那些深受拿破仑战争或甚至当时的西线战略熏陶的职业军官要更懂得阿拉伯战场。

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学术基础的劳伦斯很快认识到,要想把阿拉伯起义军部队转化为常规的欧洲式军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不是这样的军队,也永远不可能是。他在延布写下的报告中指出,唯一的办法是,英国人必须接受阿拉伯人打仗的方式,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期望。

这个观点倒还算不得特别有争议或者新颖独特,因为毕竟最保守顽固的军官也懂得,必须根据自己手头现有的人员和物资来调整战略战术,但劳伦斯在汉志的短暂停留期间得出了两个更为新颖和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

阿拉伯起义在早期的胜利之后,连吃败仗,境况凄凉,因此伦敦和开罗方面越来越达成了共识,必须向汉志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英军来支持起义军。英国官员们一般认为需要一个旅的兵力,也就是约3000~4000人。10月,埃米尔侯赛因仍然对这个主意犹豫不决,因为他担心向穆斯林圣地引入这样一支“异教徒”军队,会影响他在目前与他结盟的部落中的地位。劳伦斯从自己的旅行,尤其是从自己在费萨尔营地观察到的谨小慎微中得出结论,侯赛因的担忧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写道,虽然一小群欧洲顾问和教官在海岸上活动会受到“热烈欢迎”,但是更大规模的部队很可能会受到怨恨,正中土耳其人关于基督教十字军的宣传的下怀。劳伦斯主张英军在汉志的驻军应该尽可能少,这与英国军方大部分人——包括在汉志待的时间最久的两位英国军官西里尔·威尔逊中校及其副手阿尔弗雷德·帕克——的观点相左。

劳伦斯的另外一个主张更容易引起争议:起义的真正“先知”是轻言细语、严峻朴素的费萨尔。早在战前,英国军官们就一直认为,喜好交际、活力四射的阿卜杜拉是他们在汉志的主要盟友,因为他是反复无常的侯赛因最为信任的儿子。自起义爆发以来,英国军界的看法也没有什么改变。英国军官们总是去找阿卜杜拉,希望能探听到老侯赛因的算盘,以便为作战的下一步做准备。在劳伦斯之前,只有威尔逊和帕克这两名英国军官见过费萨尔,对他也没什么印象。威尔逊在私人层面上很喜欢费萨尔,但却认为埃米尔的第三子“不能承受战斗的喧嚣”——就是说他是个懦夫。他把自己的这个判断传达给了英国领导层。在推举费萨尔为起义的真正领袖这个问题上,劳伦斯是少数派,而且这个少数派只有他一个人。

在这两点上——英国在汉志尽量少驻军、推举费萨尔为领袖,劳伦斯面临的挑战都是不可逾越的,他最终是如何胜出的呢?是由于不可否认的天才,或者纯粹是走了狗屎运?

无论是褒劳伦斯还是贬劳伦斯的人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早在延布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件虽然不引人注目但是威力强大的武器。他处于开罗军事情报机构的内层圈子,因此极其熟悉有权对阿拉伯半岛事务做出决策的英国军队和政界的统治集团。“结构”这个词实在是太美化它了。它实际上是个官僚泥沼,由叠床架屋的诸多部门、争权夺利的不同图谋和个人组成的迷宫。劳伦斯在萨沃伊饭店可以读到所有信息,哪怕是保密级别最高的文件。所以他知道这个泥沼中的所有主要角色,他们各自的主张。以及更重要的东西——他们的政敌是谁。他在延布的五天期间除了写报告之外,还找时间研究了一下摆在他面前的这个令人头晕眼花的极度复杂的政治棋局,并钻研出一个策略来利用互相争斗的各派别,让自己的主张得到采纳。

在这番努力当中,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帮了他的大忙:当时的通信手段。在某些地方,通信已经比几十年前有了质的飞跃,但在有些地方却仍然很原始。在1916年,利用油印机可以将一份重要文件复制成百上千份;已经有了6年历史的复写纸也可资利用。有了无线电报,从伦敦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一份信息只需几分钟,而在阿拉伯半岛这样的地方传递同样的信息却需要派遣一名徙步或者骑马的信使。劳伦斯非常擅长利用通信的进步和缺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违反规定,向自己的盟友快速发送信息,而在收到不合自己想法的命令时,就说“信号传输故障”(这是他最喜欢用的借口),先斩后奏。再加上一种无情的特质,T.E.劳伦斯成了特别擅长与官僚体制做斗争的典范,甚至最阴险狡诈的宫廷阴谋家或是追求终身教职的大学教授也会艳羡他的本领。

在随后的三周内,形形色色的英国官员都会利用劳伦斯作为先头尖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心腹鹰犬——去努力达成自己的意图,而压制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位28岁的上尉在这个角色上娴熟地玩弄各方势力,对法国在该地区的狼子野心施以沉重打击,严重挫伤了一位极其位高权重的英国大员的势力,并推动了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政策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在这过程中,他还将改变阿拉伯起义的进程,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但他叱咤风云的开端却不顺利。10月31日,皇家海军“苏瓦”号在一位叫作威廉·“生姜”·溥伊尔(他被称为“生姜”是因为他有一头红发)的职业海军军官指挥下停靠在延布,终于将被迫在此停留数日的劳伦斯接走。

“我听说,有位劳伦斯上尉在海岸上,”博伊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原以为他是一名被派遣到那里的军官,但登船向我走来的却是个邋里邋遢、毫无军人仪表、两手插在口袋里、没有敬军礼的矮子,我有些吃惊。”秉性严肃、不苟言笑的博伊尔注意到劳伦斯一侧的肩章上有三颗表示上尉军衔的星,另一侧却一个也没有,于是不肯搭理这位乘客,而是让自己属下的一名中尉去接待他;中尉狠狠地训斥劳伦斯不懂礼貌,这让船长颇为满意。

劳伦斯在自己的回忆中承认没有给“生姜”·博伊尔留下好的第一印象,但认为问题出在遗传上。他说:“红头发的人很少有耐心。”

 

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爱德华·布雷蒙都没有注意到10月16日参加法国领事馆宴会的那个沉默寡言的英国陆军上尉。劳伦斯的确也不引人注目。法国上校在那天晚上的主要客人是他在吉达的英国同僚西里尔·威尔逊,以及到访的埃及东方文化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后者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的人,在餐桌上也是谈笑风生、幽默风趣。而劳伦斯上尉身材矮小,又长着一张娃娃脸,穿着不合身的军服,很容易被当作扮演士兵的毛孩子。11月初,劳伦斯再次来到法国领事馆宴会厅的时候,布雷蒙就有充分的理由要对他重新评估了。在这次宴会上,三周前还丝毫不引人注目的年轻军官口若悬河,甚至完全抢占了话头,而他说的话更是让布雷蒙张口结舌。

“苏瓦”号在10月31日驶入延布海湾的时候,劳伦斯估计自己很快就要返回开罗。但是西里尔·威尔逊在汉志的副手阿尔弗雷德·帕克上校也登上了“苏瓦”号,要亲耳听听劳伦斯在费萨尔营地的所见所闻。帕克对劳伦斯的洞察力颇为赞赏,于是建议他先去喀土穆面见苏丹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后者是参与阿拉伯事务的最重要的英国官员之一。于是,“苏瓦”号带着劳伦斯调头行驶200英里,返回了吉达,那里有一艘船已经准备好,要带他渡过狭窄的红海,前往苏丹。这艘船是“欧吕阿鲁斯”号,红海舰队的旗舰,由舰队司令罗斯林·威姆斯将军亲自指挥,这足以说明英国高层对劳伦斯的使命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布雷蒙上校听到这些风声,非常想知道这位年轻的陆军上尉在费萨尔营地究竟看到了什么,或许还更想知道,他打算向雷金纳德·温盖特报告些什么。于是他邀请劳伦斯和威姆斯到吉达赴宴。在这次宴会上,布雷蒙很快发现,劳伦斯上尉的几乎所有观点都与他在阿拉伯半岛的目标相抵触。

9月初在吉达搭台唱戏以来,布雷蒙一直鼓吹让协约国在汉志大幅度增兵。他的部分理由显然植根于对侯赛因起义军战斗力的极低评价。他多次提议让他指挥下的200名法国技术顾问(目前无所事事地待在埃及)立刻前往拉比格,将阿拉伯人转变为一支像模像样的作战部队。当然,一旦土耳其军队进攻拉比格,这么小的队伍无力抵抗,所以布雷蒙还建议从埃及派遣兵力足够强大的英国部队——至少一个旅,或两个——来控制这个地区,提供保护。如果这位法国上校得逞,西方国家在汉志的军事存在就从屈指可数的少数人——他自己、威尔逊、帕克和散布在海岸线上的英国后勤军官——扩张到3000~10000人。

他没有明说的是,这个建议与法国的秘密意图——或者说至少是布雷蒙上校自己的秘密意图——多么相符。一线有了较大规模的协约国部队,就很容易对事态发展进行监视和控制,并阻止阿拉伯起义蔓延到叙利亚。更妙的是,英国要投入数千兵力,而法国只有200人,投资极少,却能在中东形成实际的军事存在,名正言顺地成为英国在该地区的平等伙伴。

英国驻开罗的埃及远征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虽然没有看透布雷蒙的隐秘动机,但对这个想法已经是冷若冰霜。他的任务是向西奈半岛对面的巴勒斯坦南部发动攻势,而他的兵员经常被寻找新炮灰的西线指挥官们抽调到法国去对付德国人,所以默里坚决反对从他麾下再调离任何部队,去参与阿拉伯半岛的“无关紧要的杂耍”。

布雷蒙在与雷金纳德·温盖特接触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对法国人来说,苏丹总督是个绝佳的代言人,他坚信阿拉伯起义非常重要,但同时也斩钉截铁地相信光靠起义军是永远不能成事的。除了布雷蒙的建议之外,温盖特派往阿拉伯半岛的两名政治官员——威尔逊和帕克也相信,如果没有外国部队尽快支援,起义军的崩溃指日可待,所以温盖特对此更是坚信不疑了。当然了,温盖特支持派兵也是空口白舌,因为他没有军队可以派遣。要派兵的话只能从埃及的默里麾下抽调。按照布雷蒙的盘算,温盖特已经是他的盟友了,现在只需要等待阿拉伯起义军的下一次挫折,就可以联手绕过默里,直接请求伦敦派兵。

布雷蒙不需要等很久。就在劳伦斯困守延布的那几天,出现了一个对布雷蒙有利的机遇。10月底,有消息传来,一大股土耳其军队正在逼近拉比格。这消息让驻扎在这座关键港口城镇以北山脚的阿拉伯部队大为恐慌,争先恐后地奔向海滩。温盖特和布雷蒙感到机会来了,于是迅速行动起来。温盖特向伦敦发了电报,敦促英法军队做好在拉比格登陆的准备。布雷蒙紧随其后,向英国外交部发送了一份声明,称自己完全准备好将闲置的士兵和火炮派往拉比格,但“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护卫,就有可能落入敌手,因此这是非常不谨慎的”。至于这位法国上校要求的“护卫”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温盖特为他的政府提供了具体数字:至少六个营,即约6000英军士兵。

面对如此紧迫的请求,若不是默里将军坚决反对的话(那6000士兵只可能从他那里调出),英国战争委员会差一点就批准了温盖特的建议。11月2日,战争委员会驳回了从埃及调兵的请求,但建议布雷蒙和温盖特在他们属下尽可能搜罗兵力,尽快送到拉比格去,这就让一心要让战事升级的两人回到了原点。

伦敦的决定让布雷蒙颇感失望,但在同一天传来的一点新消息让他振作了起来。阿尔弗雷德·帕克在拉比格报告称,并没有土耳其军队在逼近拉比格,也从来不曾有过;整个危机都是由于错误的传闻。帕克尖刻地指出,这个令人尴尬的事件“证明,一旦受到威胁,拉比格的队伍一分钟也抵挡不了……我认为最佳解决方案就是让英国政府(战争委员会)收回成命,向拉比格派遣一个旅”

这对布雷蒙来说宛如天籁,他自信满怀,认为很快就会有游说战争委员会的新机遇;毕竟,一个谣言就让起义军抱头鼠窜,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打过来该怎么办?

然而,就在这个关头,T.E.劳伦斯再次出现在吉达。

在法国领事馆的宴会上,劳伦斯解释说,从他在拉比格与阿里的交谈以及在哈姆拉与费萨尔的会晤来看,他坚信不疑,协约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存在应该保持在最小规模;侯赛因的起义军很乐意从基督教“异教徒”顾问手中接受武器和军事训练,不管他们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但任何更进一步的行为肯定会让他们害怕欧洲人会接管阿拉伯半岛,导致起义从内部瓦解。

理智的人完全可以不同意这种分析——布雷蒙就是坚决反对——但真正让他目瞪口呆的是劳伦斯的第二个观点,即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协约国根本没有必要派遣军队。他认为,阿拉伯战士主要是一支防御性力量,他们已经掌控了麦地那与海岸之间的狭窄峡谷和隘道,阵地固若金汤,不必害怕土耳其军队的进攻。只要阿拉伯人控制着那些高地——当地的地形完全不利于土耳其人的炮兵和飞机优势的发挥,所以很难想出将阿拉伯人从那里驱逐出去的办法——拉比格就非常安全。

布雷蒙是个彬彬有扎的东道主,当然不会指出。劳伦斯对一线起义军观察了仅有一天时间,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他肯定问了,如何解释起义军前不久在拉比格以北的丟盔卸甲、鸡飞狗跳。如果阿拉伯人仅仅听到一个传闻就急于抛弃自己的阵地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并不认为自己的阵地像劳伦斯说的那样固若金汤,或许就是为了回答这样的质询,劳伦斯提出了又一个论点:在拉比格东逃西窜的是阿里的人,而不是费萨尔的部下;而费萨尔才是起义的真正领袖。

劳伦斯的这个观点最让布雷蒙目瞪口呆。上校还没有见过费萨尔,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东西能够表明侯赛因的第三子是一个天生领袖或者杀伐决断的指挥官;布雷蒙在不久之后给巴黎的报告中写道:“费萨尔说话很多,但全是废话。他行动很少,从不做实事。”

而且从法国人的角度看,推举费萨尔为领袖的想法也是令人惊恐的。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他比他的两个兄长都更不信任欧洲盟友。而且他还和叙利亚的旨在推动阿拉伯独立的密谋者过从甚密;杰马勒帕夏已经抓捕了很多这样的密谋者,但他们的网络中的有些部分肯定仍然存在。法国急于避免让阿拉伯起义扩展到叙利亚,因此费萨尔的崛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头痛的。

如果不是由于一些细节,布雷蒙或许会将劳伦斯仅仅当作一个特别令人讨厌的宴会客人而不予理踩,将他的大胆推断看作一个狂妄自大的天真汉的臆想。首先,劳伦斯的举止不同寻常。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带着坚定不移、不容置辩的自信,这种自信在军事规程方面简直到了放肆无礼的地步。不管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的资历多么老,军衔多么高,这个蓝眼睛、目光冰冷的陆军上尉都不肯让步。而且他对威姆斯将军也产生了特别的影响。不管威姆斯之前对调兵到阿拉伯半岛的观点如何,现在显然已经深受劳伦斯的影响,想法与他极其相似;事实上,威姆斯正打算陪同劳伦斯一起去喀土穆,联手向温盖特游说。爱德华·布雷蒙当然非常害怕这两个人见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他最亲密的英国盟友的温盖特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次宴会之后,布雷蒙上校以贬抑的口吻称,劳伦斯已经成了费萨尔的“封臣”。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他会对劳伦斯有更深的了解,那时就会发现自己一直都搞错了,这个毫不装腔作势的英军上尉推举费萨尔其实有个自私,甚至阴险的动机。如果英军有一个旅在阿拉伯半岛登陆,肯定会建立起一个恰当的军事指挥机构,像劳伦斯上尉这样长期坐办公室、缺乏军事经验的人就没有什么戏可以唱了。如果没有外来干预,侯赛因的儿子们就要执掌大权。像费萨尔这样温软而踌躇不定的人,劳伦斯可以让他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使自己成为阿拉伯半岛幕后拥立君主的人。

 

10月22日,也就是劳伦斯动身前往费萨尔的山间营地的那天,苏格兰北部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故事的开端是,斯堪的纳维亚—美国航线的一艘客轮“奥斯卡二世”号停靠在奥克尼群岛柯克沃尔镇的加煤站。

虽然“奥斯卡二世”号是在两个中立国之间航行——从丹麦出发前往纽约,但奥克尼群岛对英国军方来说是个极其敏感的地区,因为他们在战时的主要海军基地就在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英国警方始终在高度警惕,提防间谍或破坏分子,于是一队英国警察登上了这艘船籍为瑞典的客轮,进行例行的护照和行李检杳。这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是个身材粗壮的41岁的奥斯曼公民,前不久从德国进入了中立国丹麦。

在甲板上,警察们当着其他乘客的面将此人扣押,同时对他的舱室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后来当着张口结舌的乘客们的面告诉“奥斯卡二世”号的船长,此人的舱室“装满了德国的东西”。此人被押上一艘警用快艇,当晚被监禁在柯克沃尔一家旅馆,次日被押往苏格兰本土。他后来被解往伦敦,到10月25日已经在接受巴塞尔·汤普森的讯问。汤普森是苏格兰场刑事调查部的长官,同时负责战时在英国境内对颠覆破坏分子和间谍的追踪。

“奥斯卡二世”号抵达纽约之后,公众才知道亚伦·亚伦森被英国人逮捕了。这很快在某些圈子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以及亚伦森战前在美国长期访问时熟识他的农学家们。这两个群体的人都不肯相信,这位犹太农学家居然是同盟国的间谍,而他在柯克沃尔被捕大约就是因为这样的罪名。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在战争爆发时,很多犹太移民逃往中立国或者英国治下的埃及,而他却选择留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而且他穿越战火纷飞的中欧前往丹麦的旅程也极其可疑。很显然,如果没有土耳其和德国政府高官的批准,他是不可能做这样的旅行的。

“奥斯卡二世”号上至少有一位乘客坚信亚伦森是无辜的。这是一位名叫奥尔加·伯恩哈特的德国犹太社会名流,在从哥本哈根出发的旅途中与这位农学家结为好友。她打算抵达美国后将他的困境公之于众。但她的努力事与愿违。她向《纽约晚报》爆料后,这家报纸却刊登了文章,将亚伦森描绘为危险的土耳其间谍。于是,美国科学界或犹太人团体争取释放亚伦森的努力都泡汤了。

但亚伦森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那是因为,他在柯克沃尔的被捕是一个复杂的幌子。他的确是个间谍,或者至少他非常想成为一名间谍,不过是效忠英国的间谍。他被从“奥斯卡二世”号上押走的场景颇具戏剧性——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监禁,几乎是公开宣布在他的行李里查获了什么东西——都是为了迷惑德国和土耳其的反谍报人员,以保护他在巴勒斯坦的间谍网。如果静悄悄地将亚伦森带走,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了。他需要让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知道”,他的目的地是美国,而英国人在“奥斯卡二世”号的甲板上抓获这名“危险的土耳其间谍”完全是出于偶然。所以,《纽约晚报》为他描绘的间谍肖像反而给他加了分。当晚在柯克沃尔的旅馆房间内,亚伦森在日记中写道:“游戏开始了。”

这是一场马拉松一般漫长的游戏。亚伦森拿着杰马勒帕夏发放的旅行许可离开巴勒斯坦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了。首先,为了打通关节获得前往维也纳的证件,他在君士坦丁堡耽搁了一个月时间。从奥地利首都到柏林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要想办法进入中立国丹麦又花了一个月时间。9月中旬,农学家终于越境来到丹麦,不料又有更多障碍:首先要与英国反谍报人员取得联系,然后还要让他们相信,自己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是真的。

在丹麦的英国特工人员或许并不完全相信亚伦森的话,但在犹豫一番后决定,就让苏格兰场来判断真伪好了。10月中旬,他们安排亚伦森登上了“奥斯卡二世”号,于19日从哥本哈根港起程,同时又安排三天后在柯克沃尔将他逮捕。于是,花了一年多时间拼命要和英国人接头的志愿间谍终于称心如愿。

在等待“奥斯卡二世”号起航的时候,亚伦森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踏上的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无论下面发生什么,之前作为巴勒斯坦普通科学家的生活都一去不复返了。在哥本哈根,他用暗语写了好几封信,希望能通过中间人将这些信送给在阿特利特的同志们。在信中,为了蒙蔽德国和土耳其反谍报人员,他用欢乐的笔触写到即将前往纽约的喜悦心情,同时用一些特别的措辞和短语暗示自己的真正目的地是英国。

他还给朱利安·麦克法官(资助阿特利特研究站的美国恩主之一)写了一封长信,吐露了自己踏上这条危险路途的原因。这封信一半是忏悔——后来亚伦森就是这样描述这封信的——一半是宣言,他痛心疾首地叙述了这两年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又是如何不可避免地促使他背弃了曾经接纳他的国家。“如果我离开奥斯曼帝国,公开为英国效劳,”他写道,“就已经够糟糕的了。我的品行、我的地位会受到损害。但我做得更糟糕。我站在原先的地方,我组织整个运动,我与情报局(不敢直呼其名的人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发生了联系。我不喜欢矫揉造作的言辞。说得清楚些,我成了间谍。”

亚伦森希望这封信能被拿给赞助研究站的其他美国犹太人恩主看,其中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定会被信的内容震惊。这或许能够解释,科学家在解释自己和同志们的奋斗目标时为什么摆出了一副演讲的腔调,甚至有些戏剧化:“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肮脏的金钱……我们也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复仇;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为犹太人的事业尽绵薄之力……我们认为,各尽其力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还很愚蠢,仍然相信公理、正义以及我们为之效力的事业。”

这固然很好,但高尚的言辞无法让巴塞尔·汤普森完全满意。作为苏格兰场刑事调杳部的长官,汤普森到1916年底的时候已经讯问了数百名志愿当间谍的人,还审讯了更多后来被证明是德国卧底的人。在10月25日被送进他办公室的这个人的履历和近期旅行经历都很难让人信服。

但亚伦·亚伦森说得越多,汤普森就越相信他是真心要为英国效力——尽管是出于他自己的动机——并且的确有刺探情报的技能和聪明敏锐。亚伦森不仅对土耳其战争机器的细节观察得极其细致入微——这些信息现在可能有些过时了,但亚伦森说他有一个间谍网能够持续地更新情报——而且对该地区的方方面面有着百科全书般广博的知识。对汤普森警探来说,决定性的时刻是他们说到英军目前缓慢穿越西奈半岛为进攻巴勒斯坦做准备的时候。

英军在这片干旱的荒原前进得慢如龟爬,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必须从遥远的埃及运输淡水。这意味着必须铺设水管,而铺设水管就需要建造一条铁路。但根据亚伦森的说法,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沙漠里就有水,”他说,“你们只需要钻井就是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汤普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当时的提问。

亚伦森耸耸肩:“石头就是证据。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1世纪的犹太—罗马历史学家)也说了。他写道,他从恺撒利亚阅读 ‧ 电子书库出发南下走了一整天,沿途到处是翠绿的花园……既然有花园,肯定就有水。现在水在哪里呢?”

“你能做些什么?”汤普森问道。

“如果我现在和英军在一起,就可以告诉工兵们在哪里钻井。我可以保证,他们不需要从开罗运送一滴水,就能为全军提供足够的水。”

汤普森对亚伦森有了很好的印象,于是决定送他去英国军队的中枢首脑,即白厅街上的帝国总参谋部。在那里,一名叫作沃尔特·格里本的年轻少校受命对农学家继续询问,这是决定如何处置他的第一步。10月28日,也就是抵达伦敦后的第三天,亚伦森给在纽约的弟弟亚历山大和妹妹莉芙卡写了封信。除了对终于抵达英国表示宽慰——“这几天夜里,我睡得非常安宁,没有受到噩梦搅扰”——之外,他还承认自己心中有一丝遗憾:

在这里,我很幸运,人们急切地听我说话,他们的头脑也很开明。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的英国朋友早一些得知情况,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我早一点抵达,或许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让我们的国家少受一些苦难,为我们的朋友们也能多尽一分力。

亚伦森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对局势一无所知。前一天,在沃尔特·格里本又一次来讯问他的时候,一个和蔼可亲、微胖的三十五六岁的男子走进了办公室,短暂地旁听了一会儿。在格里本讯问的间歇,这个人询问亚伦森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以及在为数众多的犹太政治思潮中他究竟支持哪一种。这个人听得非常仔细,临走前给了亚伦森一张名片,请他在三天后的上午9点30分到名片上的地址去。亚伦森满口答应。名片上的地址是百老汇门30号,也就是赫尔中央区议员马克·赛克斯爵士在伦敦的宅邸。

 

1916年11月15日,吉尔伯特·克莱顿准将面临着一个和上下级关系一样历史悠久的难题:如何破坏上级的计划,而不至于暴露自己?在这一天,让克莱顿的难题愈发困难的是,为了设计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他必须尽快与自己的一名下属——T.E.劳伦斯上尉谈谈。但不幸的是,他联系不上劳伦斯,因为他正在喀土穆与开罗之间上千英里的沙漠和尼罗河沿岸城镇中的某个地点。

他的问题是,雷金纳德·温盖特又一次鼓吹在阿拉伯半岛实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这一次还说劳伦斯和谢赫费萨尔都支持这么做。在劳伦斯露面之前,克莱顿没有办法知道劳伦斯向温盖特说了什么,因此也没有办法轻松地挫败温盖特的计划。

但不管吉尔伯特·克莱顿选择如何行事,他都有个显著的内在优势。这是因为,在战时的埃及,英国人建立了各部门和机构职责互相重叠的官僚迷宫,所以没人说得清克莱顿的职责范围具体有多大。这种不确定性在过去的许多危机中帮了这个蓄着铅笔般小胡子、毫不招摇的特工头子大忙,这一次又将助他一臂之力。

在战争之初,克莱顿是英国驻开罗的情报主官,因此是劳伦斯和其他于1914年底在萨沃伊饭店设立办公室的“唐突鬼”的总上司。而克莱顿的直接上司是英国在埃及的主要民政长官——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简单地说,这些人的最终上级是伦敦的外交部。

但埃及成为英国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由陆军部领导)的主要集结地之后,这个一目了然的指挥链条就变得稀里糊涂、充满争议。在常驻埃及的行政当局和外来的埃及远征军的将领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那些听命于陆军部的军事情报单位——开罗一下子挤满了这种单位——没有理由容忍与他们竞争的、听命于外交部的情报机构。1916年初,克莱顿的“唐突鬼”得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职权范围,并得到体制化,组建了阿拉伯局,这时双方的摩擦更加严重了。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埃及远征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一直在努力从麦克马洪手中争夺克莱顿的阿拉伯局的控制权,但徒劳无功,最后只得满足于一个类似监管的职能。

但在开罗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其实有三个玩家,好不热闹!另外一方就是1000英里之外的喀土穆。苏丹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同时还是埃及军的总司令,埃及军和默里的埃及远征军是两码事。我们可以猜到,这三个人——麦克马洪、默里和温盖特互相都看不顺眼,而让他们的阴谋诡计更加错综复杂的是伦敦和英属印度的各种机构的明争暗斗,他们各自在埃及首府有着自己的利益、盟友和敌手。另外还有由当地人组成的正式的埃及政府,虽然它没有任何实权,但许多英国官员还是时常感到有必要假装征询它的意见,以维持“埃及居民的意愿很重要”的假象。

在这乱七八糟的糊涂账里,有一个名字却令人惊异地不断浮现:吉尔伯特·克莱顿。在1916年秋季,这位特工头子同时还担任阿拉伯局的局长(听命于麦克马洪)、“埃及军总司令驻开罗代表”(听命于温盖特)和埃及远征军(默里)与英属埃及的民政当局(麦克马洪)之间的主要联络官。在闲暇时光,他还领导着一个境内的间谍网,对当地异己分子领导人和土著埃及政府代表进行监视,这两群监视对象往往是同一群人,所以任务简化了不少。劳伦斯后来描述道:“要看清他的真正影响力并不容易。他就像是水,或者弥漫的油,悄无声息、坚持不懈地渗透一切。没办法说清楚克莱顿在哪里,或者不在哪里,以及究竟多少东西属于他。”

虽然在这年11月,吉尔伯特·克莱顿在考虑破坏温盖特的计划,但在私人层面上,他和温盖特最亲密,这也是个悖论。温盖特时年五十五六岁,整洁矫健,蓄着修饰优雅的白胡须。他在东非是个传奇,曾经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马赫迪战争中与基钦纳并肩作战,在随后的17年中则统治着英属苏丹。在其中的五年里,克莱顿在喀土穆担任温盖特的私人秘书,对他政治上的精明敏锐印象极深。在1916年夏季,温盖特是该地区最早理解阿拉伯起义重要性的英国领导人之一,并不知疲倦地在伦敦推动这项事业。

但反复出现的症结所在是,温盖特关于阿拉伯半岛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他派往那里的两个苏丹通——西里尔·威尔逊和阿尔弗雷德·帕克,以及爱德华·布雷蒙上校这三人喋喋不休地向温盖特灌输起义军的无能,滔滔不绝地鼓吹大规模出兵的必要性。阿拉伯局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这种做法,克莱顿在10月安排T.E.劳伦斯去汉志实地考察,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获取一个新视角。正如克莱顿预料的,劳伦斯在考察之后更加坚信增兵只能坏事,所以克莱顿批准劳伦斯绕道去喀土穆,直接向温盖特汇报。

起初,这种策略似乎奏效了。劳伦斯于11月7日抵达喀土穆,也就是温盖特首次要求军事干预的请求被战争委员会否决的几天之后,劳伦斯向温盖特说的话似乎让这位总司令宽慰了不少。劳伦斯对阿拉伯半岛的了如指掌以及对费萨尔部队防御能力的叙述显然给温盖特留下了很深印象,于是他在当天发电报给克莱顿,概括提出了一个规模大大缩减的计划:敦促布雷蒙将他的技术顾问尽快派往汉志(但不派遣数千名英军作为护卫),并给费萨尔的人“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飞机、火炮、机枪),帮助他们继续在山区进行防御作战”。

克莱顿以为事情就这样定了,不料又出了新娄子。次日,即11月8日,法国政府敦促英国战争委员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并强调,虽然布雷蒙急于将顾问派到拉比格,“他们无法提供英国步兵能够形成的那种野战力量,让这些法国单位自行前往拉比格意味着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让他们冒牺牲的风险,将原定送给谢里夫的机枪大炮拱手交给土耳其人”。

不久之后,温盖特发来了电报,表示又一次支持布雷蒙/法国政府的观点,尽管他受到了劳伦斯的影响。劳伦斯坚持认为,费萨尔或许有能力独立阻挡住土耳其军队向拉比格的进攻,所以温盖特建议让英军的一个旅随时待命,但只在“最后关头”才登陆。他还表示,唯一一位曾经亲临前线的英国军官——劳伦斯上尉也支持这个决定。

在开罗读到这份电报的克莱顿感到不可思议。劳伦斯从军的时间已经够长,肯定知道随时待命的部队肯定会部署出去,这将会让他曾经警告的情况——阿拉伯起义从内部分崩离析——成为现实。劳伦斯怎么会同意这么做呢?这个问题一时间还得不到回答。劳伦斯于11月11日离开喀土穆,在抵达开罗之前与他无法取得联系。与此同时,战争委员会在法国人的强大压力之下,已经在考虑下一步棋。

11月16日,劳伦斯终于在阿拉伯局的办公室坐下的时候,克莱顿对他究竟说了什么,没有任何记录留存至今,两人在各自后来的著作中也不曾详细提及这次会议。根据坊间轶闻,劳伦斯要么坚持说温盖特误解了他的意思,要么承认自己确实同意温盖特的计划,但以为是在回应一种完全是假设的情况。

如果劳伦斯的确对他与温盖特的会面语焉不详,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在11月6日,即他抵达喀土穆的前一天,传来消息称,亨利·麦克马洪将被解除埃及高级专员的职务,由雷金纳德·温盖特接替。这个消息让身处喀土穆的劳伦斯陷入难堪的窘境。与他会谈的人不仅是英国统治集团中地位最高的支持增兵者,而且他还即将成为自己的总上司。所以,劳伦斯很可能是在喀土穆当着温盖特的面同意他的计划,而希望自己回到环境更为友好的开罗之后能够出力破坏这个计划。

他现在就在大力破坏温盖特的计划。11月16日,劳伦斯与克莱顿会谈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写了一份新的关于汉志局势的备忘录,措辞非常直率,毫不迂回曲折,绝对不可能被误解。他于次日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吉尔伯特·克莱顿。它虽然只有短短4页,但史上恐怕没有一份对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战争努力影响更为深远的文件。

在这份备忘录中,劳伦斯列举了能够支持往阿拉伯半岛大量增兵的几乎所有论据,然后一一予以驳斥。而且是以子之矛击子之盾。他指出,假如土耳其人突破了费萨尔在山区的防线,阿拉伯人的确守不住拉比格,但温盖特建议的在某处随时待命的协约国部队同样办不到。这是因为,土耳其人杀出山区之后,到拉比格就只有四天路程。在短短四天之内,哪怕是在埃及已经整装侍发的部队也不可能及时赶到,并部署完毕。

那么问题就是,是否可以在费萨尔的部队仍然坚守山区的时候就立刻派兵,但关键在于阿拉伯人内心深处对西方的不信任。“如果我们尊重他们的独立,他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劳伦斯写道,“他们对我们提供的帮助感激涕零,但是担心我们在事后会向他们提出要求。我们已经将太多的伊斯兰国家占为己有,他们并不相信我们干预阿拉伯事务是出于无私的目的,而且他们非常害怕英国会占领汉志。不管有没有谢里夫的许可,只要有一支足够强大、可以在拉比格建立阵地的英国军队在那里登陆,我坚信,他们一定会说‘英国人背叛了我们!’然后作鸟兽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

当然,其他反对增兵的人一直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劳伦斯对该地区有着第一手的观察,所以能够给这种论据赋予全新的力量。他在前往费萨尔营地的跋涉途中发现,在拉比格以北的山中还有其他此前不为人知的水源。如果协约国大幅增兵,山区的阿拉伯人的抵抗必然土崩瓦解,一旦他们瓦解,土耳其人就可以利用这些水源,完全绕过拉比格,直取麦加,丝毫不受阻拦。在那种情况下,这座港口城镇就彻底丧失了关键的战略地位,变得无关紧要。

但劳伦斯还没说完。他看透了增兵计划的幕后推动者是布雷蒙上校和他的法国上级——不管英国战争委员会在最新一轮争吵中作出何种决定,他们都很可能会继续推动这个计划——于是着手驳斥他们的借口,即需要英军保护他们在拉比格的技术单位。他指出,即便土耳其人真的突破了山区防线,进逼拉比格,协约国还有四天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皇家海军还有足够的时间撤走200名法国军事顾问,但或许没有时间疏散数千名英军及其珍贵的战争物资。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借口的如此之大的漏洞此前竟然没有人发现。

劳伦斯指出,法国人的计划从来就不打算保卫拉比格,而是通过从内部消解阿拉伯起义,来保护他们自己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图谋:“他们说:‘最重要的是,决不能让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如果有协约国军队在拉比格登陆,就能保证这一点。部落武装会四散回家,我们就成了谢里夫在麦加的唯一倚靠。战争结束后我们把麦地那给他,作为酬劳。’这当然是一条确定的政策,有利于他们的更大计划。”但劳伦斯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英法军队成为拉比格尘土漫天的海滩上无法慰藉的纪念碑”。

这是对英国最亲密盟友的严重指控,令人震惊,尤其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布雷蒙上校在吉达告诉劳伦斯的话的推断,而且是高度曲解之上的。但于对法国盟友越来越怨恨和疑忌的英国军方领导层而言,这或许并不令人吃惊。在西线,遭受重创、精疲力竭的法军正在努力重组力量,所以主要战斗是由英军承担的,英军的损失也更大。在过去的5个月中,为了给遭受沉重打击的法国凡尔登驻军减轻压力,英国的道格拉斯·黑格将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挥他的军队猛攻索姆河沿岸的德军阵地,却徒劳无益;索姆河战役中,英军伤亡40万人,恰好是法军的两倍。在中东战场,法国人多次阻挠亚历山大勒塔计划,而且对英军即将展开的巴勒斯坦攻势一直摇摆不定——这是因为他们害怕英军得胜后会冲进法国人打算在战后占为己有的地区。知晓这些内情的英国指挥官们都愿意接受任何指控法国人背信弃义的说法。当然,劳伦斯的指控也肯定会受到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部分的欢迎,因为他们也急于将法国势力完全赶出中东。

劳伦斯的备忘录的效果是把向阿拉伯半岛派兵的问题从军事背景下抽出,放到了政治背景下。也就是说,英国统治集团中支持增兵的人可能是无意间中了法国人的巧妙圈套,这个圈套旨在破坏阿拉伯起义,同时通过把英军分散至阿拉伯半岛,搞垮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攻势。到1916年秋季,最能损害一位英国军官名誉的指控就是愚蠢地被法国人玩弄和利用,劳伦斯对雷金纳德·温盖特的指控不管如何拐弯抹角,实质就是这样的。

但如何处置这样一份爆炸性的文件?这就是吉尔伯特·克莱顿在11月17日面对的新难题。劳伦斯是阿拉伯局的工作人员,克莱顿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将文件发送给阿拉伯局的上级亨利·麦克马洪。但这是多此一举,因为麦克马洪即将卸去高级专员的职务,他拿到文件后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克莱顿的另外一个选择是将文件送给雷金纳德·温盖特,希望总司令能最终认识到自己增兵计划的谬误,改变主意。但是劳伦斯对温盖特让部队随时待命的计划冷嘲热讽,肯定会让温盖特火冒三丈。

但在政治斗争中,有时死敌能够被转变为暂时的盟友。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自抵达开罗以来,一直尽其所能地控制吉尔伯特·克莱顿和他的阿拉伯局,或者阉割其权力。默里曾想把阿拉伯局纳入自己麾下,失败之后火冒三丈,甚至命令自己的情报单位不与克莱顿的单位合作。但在11月17日,克莱顿最感兴趣的是,默里坚定不移地反对向阿拉伯半岛派兵。9月份,在一次跨部门的会议上,默里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你说,你只是想要这个或者那个,是没有用的。”他向温盖特的副手西里尔·威尔逊咆哮道,“从战争的经验,以及最近几场战役的经验来看,事情一旦开始,一定会发展扩大。你开始只要一个旅,然后这个旅又需要火炮,然后又要飞机和骆驼。然后又说部队必须转移到10英里之外的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必须守住。于是战役就越搞越大。”

克莱顿想到了这事,突然感到,阿奇博尔德·默里或许知道如何处理劳伦斯的备忘录。

对埃及远征军总司令来说,这四页备忘录一定是有如神赐。它不仅简明扼要地驳斥了军事干预派的所有论点,而且还阴险地暗示,这一切都是法国人的阴谋。他命令立即把备忘录的作者带来见他。

众所周知,阿奇博尔德·默里是个容易紧张的人。在战争初期的一个关键时刻,他由于压力过大而晕倒,这件事情在英军高层引发了惊愕的窃窃私语,或许还导致他于1915年被从陆军总参谋长——英国军事等级结构中的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上贬黜下来。他被调到埃及后,紧张的毛病似乎并无好转。劳伦斯应默里的传唤前去他的司令部时,被默里的副手林登·贝尔将军拦住了。劳伦斯记述道:“我走进去的时候,贝尔跳了起来,向前一纵身,抓住我的肩膀,小声说:‘你不要吓到他,别忘了我说的话!’这让我大吃一惊。”贝尔指示说,劳伦斯的任务是给默里“吃一颗定心丸,但不能让他过于乐观,因为往哪个方向偏差太多都不好”。

劳伦斯最终在默里面前坐下时,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个微妙的把握。虽然传闻说默里非常神经质,但很显然,在官僚斗争上,他非常稳健老辣。劳伦斯离开他的办公室不久,他就给温盖特发了一份电报:“我刚见了劳伦斯,他是拜访费萨尔之后回来的。他强烈反对向阿拉伯半岛派遣白人军队。据我所知,你和费萨尔都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冒昧地提个建议,供你斟酌:立即知会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

这种请求温盖特“斟酌”的说法或许只是修辞上的礼貌,因为默里在15分钟前就把劳伦斯的备忘录发给了罗伯逊。至于温盖特同意劳伦斯观点的说法,温盖特是无法评判的,因为默里根本就没有把备忘录副本发给他。

在伦敦,劳伦斯的报告产生了极大影响,很快就在外交部和陆军部的高层传播开来。正如此类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同意这份报告的人对其作者的身份做了一番夸饰美化,以提高他的观点的权威性。11月19日,本来就不同意出兵干预阿拉伯半岛的罗伯逊将军将这份备忘录发给内阁,并称其作者“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知识极其渊博”。

对不熟悉阿拉伯政策的复杂和微妙之处的内阁成员来说,这份备忘录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就是它的反法态度。有趣的是,马克·赛克斯极力抵制这种效果。他向外交部抱怨道:“劳伦斯上尉关于法国人对阿拉伯人态度的声明,以及他对法国更大政策计划的说法,一定是由于劳伦斯上尉对法国人的误解,或者法国军官对其政府意图的误解,因为它与巴黎方面的所思所言南辕北辙。”

但他的声音非常孤独,完全抵挡不住反对增兵、敌视法国的那一派,后者现在把劳伦斯当作自己的一线专家,大加夸耀。亨利·麦克马洪也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向外交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发了一份电报。麦克马洪指出,他一直担心协约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干预会影响阿拉伯人的士气,而劳伦斯,“我知道他是个目光如炬的观察者,也证实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还告诉我——你无疑已经从总司令(温盖特)那里知道了,法国人也持同样观点,正因为此,他们才极力夸大目前局势的危险性,并鼓吹在拉比格采取行动。布雷蒙上校甚至向劳伦斯吐露心迹,称法国人的目标是借此破坏阿拉伯人的努力……在我们对谢里夫提供援助的问题上,如果法国人现在或者将来提出什么建议,我们一定要记住布雷蒙的话”。

在风起云涌之中,甚至开罗的那些素来瞧不起劳伦斯和阿拉伯人的常规参谋军官们也对他肃然起敬。“他们开始对我彬彬有礼,”他写道,“说我富有洞察力,文风辛辣有力,个性鲜明。”

面对如此凶残的攻击,战争委员会悄无声息地再次将增兵拉比格的计划束之高阁,但在此之前还发生了一件相当搞笑的事情。直到11月21日,也就是劳伦斯的备忘录抵达伦敦4天之后,雷金纳德·温盖特才终于看到大家都说他完全同意的这份分析材料。他发出一份怒火冲天的电报,质问为什么把他蒙在鼓里,战争委员会温和地批评了一下默里没有首先征询温盖特的意见,并说“此事显然协凋沟通不力”。

默里不肯低头。“我向来特别注意将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汇报给总司令(温盖特),”他向伦敦回复道,“据我所知,我和他在工作时联系特别紧密。这个问题上诸位可以信赖我。至于劳伦斯的报告。劳伦斯是在总司令那里待了几天之后才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我自然认为,总司令已经完全知晓劳伦斯带来的消息。劳伦斯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亚伦·亚伦森有个癖好:不断记录自己在一天内的运动量——骑自行车多长时间,步行多少英里——并在日记中付诸笔端。这或许是源自他那虽然漫长但只是间歇取得一些成功的减肥努力,但他在伦敦期间漫长的步行却有另外一个目的:转移注意力,暂时忘却英国政府那令人抓狂的惰性。1916年11月11日,他步行了大约12英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持续地考虑局势,真会发疯。决策是多么迟缓!我离开柏林很快就要满两个月了,还没有做出任何重要举措,去寻找阿特利特的人们。”

这位科学家已经尽其所能。在伦敦居留的近3周内,他已经为东道主撰写了两份长篇报告,一份记述叙利亚境内亚美尼亚人的惨状,另一份讲的是巴勒斯坦境内局势。第二份报告长达46页,或许是自开战以来英国对奥斯曼帝国任一角落的最全面了解。除了概述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亚伦森还详细介绍了它面临的卫生和医疗危机、公路和铁路的条件,并细致入微地列举了防守叙利亚海岸的每一支土耳其驻军的位置和规模。他甚至还写到了目前在贝鲁特有多少宪兵执行警戒,以及他们携带何种武器。

但亚伦森仍然被从一个办公室送到另一个,从一个衙门推到另一个,不断地被要求将自己的故事从头开始,再讲一遍。但是没有任何方面在努力送他回战区,更不必说努力与他在巴勒斯坦的间谍网取得联系了。

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固然是官僚机构的愚笨无能,但另一方面,英国官员们都不相信天上居然会掉这么大的馅饼。那时和当今一样,情报人员惯于从五花八门的各种来源那里获取许多信息碎片,然后努力将这些碎片拼凑成完整的图景;一下子就拿到全部信息是非常不寻常,甚至可疑的。另外,当时的英国政府和欧洲的大多数政府一样,反犹主义倾向非常强烈,认为在一个犹太人证明自己有价值之前,他是不值得信任的。这种思维在情报工作中制造了一个很难逃脱的悖论。战争贸易情报部门的一名情报军官对亚伦森关于巴勒斯坦的报告写了一份11页的分析,承认在所有可以查证的地方,亚伦森提供的信息都“非常正确”,但同时又指出,提供情报的人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罗马尼亚犹太人”。这种描述显然支持了这位特工的结论:“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来我国目的何在,但他在英国或许像在土耳其一样注意观察,回到土耳其之后会向他们提供关于英国的情报。”

当然,亚伦森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随着在伦敦的耽搁一天天延续下去,这位科学家越来越感到不安:问题或许出在他于10月30日在百老汇门30号的谈话上。

亚伦森应马克·赛克斯之邀,于这天上午9点半准时来到他在伦敦城的宅邸。两人来到装潢雅致的书房,很快又来了第三个人。他是杰拉尔德·费茨莫里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前任译员,现在是赛克斯在英国统治集团中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三人谈了90分钟,亚伦森对这次会议记述得非常粗略——“我们谈到了犹太复国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但他起初以为这次谈得很好。几周后,他在伦敦的居留已经将近一个月大关,于是他又猜测起来。“我对他们或许太推心置腹了,”他在11月24日写道,“他们认为我是在下圈套。或者他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开了,或者充耳不闻。或者,他们认为我太幼稚了。”

事实上,亚伦森的担忧与事实相差甚远。马克·赛克斯尽管言行谨慎,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他是一批人数虽少但影响力很大的已经开始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飞地的英国政治家之一。他还相信,亚伦·亚伦森或许能够在实现这个理念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赛克斯的部分动机是宗教。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徙,他相信帮助古老的以色列民族重返圣地是弥补近两千年来他们所受的冤屈的一种方式。亚美尼亚人遭屠杀后,他的这种观点更加坚定和强烈。在赛克斯看来,持续不断的暴行已经证明,绝不能信任奥斯曼帝国会保护其宗教少数派。他主张在战后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巴勒斯坦圣地,弥补十字军东征的失败。

但也不仅仅是宗教的问题。赛克斯在这个问题上还看到了潜在的巨大政治利益。犹太人在整个西方世界是一支虽然影响力强大但是派系众多的力量,目前为止大部分人要么保持中立,要么支持同盟国。主要原因是,协约国包含了臭名昭著的反犹势力——沙皇俄国;甚至很多英国犹太人也不愿意支持包括令人鄙视的彼得格勒政权在内的协约国。赛克斯相信,如果协约国大力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就可以把国际犹太人拉到它的阵营里来。进而,如果得到了虽然人数少但势力极其强大的美国犹太人的支持,或许能最终把美国拉入战争。

早已有一位比马克·赛克斯位高权重得多的英国政治家在推动这种想法。1915年3月,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向内阁建议,在战后将巴勒斯坦变为英国的保护国,并积极鼓励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最终建立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飞地。内阁迅速而静悄悄地驳回了这个建议,因为这种行动影响过于深远,潜在的后果难以预料,但这种想法仍然维持了下来。马克·赛克斯受命与乔治-皮科敲定战后中东格局的框架时,又把这个想法提上了日程。

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潜在障碍。亨利·麦克马洪在和埃米尔侯赛因通信的时候特别地列举了所有不会纳入阿拉伯主权范围或者留待以后再议的地区,其中没有提及巴勒斯坦,更不要说对其提出权利主张了。因此,如果对这些通信作严格解读,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巴勒斯坦将是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这对马克·赛克斯来说并不是个大问题,因为他和乔治-皮科在瓜分中东的时候,早已无视了向侯赛因许下的大部分其他诺言。再加上巴勒斯坦又有什么要紧?《赛克斯—皮科协定》草案规定,巴勒斯坦将是英法俄共管的“国际行政区”。

但即便是这种安排,也不可能创建出赛克斯设想的英国保护下的犹太国家,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和谐的局面。1916年3月,他在给英国驻俄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的电报中说:“阿拉伯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为了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取得主导权,一定会联手血战到底。”同时,犹太人强烈反对在巴勒斯坦实施国际共管,而法国和俄国一定不会同意让英国独吞巴勒斯坦。赛克斯告诉布坎南,为了打破这个僵局,他和乔治-皮科交换了一个新主意。

赛克斯的“解决方案”的一个特点是,他有种伪科学的观念,认为极其复杂的事物或许能导向极其简单的事物,似乎世界是一台机器,只要各个组成部件都调试妥当,就能稳稳当当地永远运转下去。他对巴勒斯坦的新主意也是这样的。援引赫伯特·塞缪尔一年前向内阁提出的建议案,他提议让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治理下的保护国;让埃米尔侯赛因指定他的一个儿子担任独立的巴勒斯坦的苏丹;英法两国联合担任这个苏丹国的担保人;同时建立一个“享有特权的特许公司”买下巴勒斯坦的土地,以安置犹太移民。“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法,这让我深感遗憾,”赛克斯向布坎南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按照我的设想,法国人能够在巴勒斯坦拥有一个地位,俄国的意愿得到了满足,阿拉伯人有了一位君主,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了宪法地位和英国的保护,据我所知,他们要的就是这些。”

但赛克斯不能高兴太早,因为他的简明清爽的方案忽略了一些尴尬的现实。首先,塞缪尔在前一年的建议当即就被内阁驳回了。其次,赛克斯没有向任何一位上级征询意见,就把这个计划宣示出来,而且是讲给了决定中东未来版图的法国主要谈判人。赛克斯的电报被送到布坎南桌上的第二天,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就得知了此事,写了一份极其严厉的驳斥文件,命令赛克斯“忘记塞缪尔的内阁备忘录曾经提及英国保护国的事情……我当时就告诉塞缪尔先生,建立英国保护国是绝对不可能的,M.赛克斯爵士在没搞清楚这一点之前绝不应当提到这个话题”。

这盆冷水或许让赛克斯谨言慎行了不少,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仍然热情高涨,新颖想法层出不穷。在1916年春夏,他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摩西·加斯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让这个话题始终保持活跃。但遇到亚伦·亚伦森之后,他的激情才再次完全振奋起来。赛克斯的传记作者罗杰·阿德尔森说:“如果说加斯特拉比在几个月前为赛克斯提供了欧洲犹太复国主义的装饰音,那么亚伦森就是真正在巴勒斯坦吹奏小号。赛克斯很喜欢这声音。”

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以赛亚·弗里德曼说得更具体:“从马克·赛克斯爵士与亚伦森后来的高度互信的亲密关系来看,赛克斯对亚伦森的印象极深。”弗里德曼引用了其他后来深受亚伦森观点影响的英国战时官员的言论,称“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亚伦森对赛克斯信仰犹太复国主义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在伦敦停留时间越来越久,亚伦森虽然产生了一些疑虑,但他的日记中写到在百老汇门的会晤的部分还是暗示,两人的联盟已经开始成形“费茨莫里斯主张保持巴勒斯坦的‘既成事实’,”他这样写道,指的是犹太人家园,“但协约国还没有达成共识……赛克斯希望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英国的观点,‘但仍需努力’。”

亚伦森要在开罗为这项努力做贡献。11月24日,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担心自己给赛克斯留下了坏印象的那一天,他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乘船返回埃及。在那里,他将和英国军事情报部门联手,努力让沉睡已久的间谍网重新活跃起来。亚伦森还将在埃及与马克·赛克斯再度相逢。他们将携手设计出一个计划,让英国政府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保护下的犹太人家园的政策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劳伦斯在11月17日的备忘录虽然引发了一场风暴,但他在汉志的短暂停留结束后,军方还没有派他回去的计划。恰恰相反,吉尔伯特·克莱顿打算利用他的优秀文笔和娴熟的阿拉伯语,让他在开罗从事一个新的办公室工作——领导阿拉伯局羽翼初生的宣传部。劳伦斯得以逃脱这平庸无聊的命运,是由于他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位恩公的帮助:雷金纳德·温盖特。

温盖特得知自己将接替麦克马洪在开罗的工作(也就是直接负责汉志的行动)不久之后,就请求扩充在阿拉伯半岛服务的顾问和情报军官;最要紧的是派遣一位联络军官到拉比格以北山区与费萨尔保持联系。大家都同意,领导这个英国军事代表团的首要人选就是劳伦斯在阿拉伯局名义上的上级斯图尔特·纽科姆。但纽科姆目前在欧洲执行任务,要到12月才能回来,于是温盖特要求另择人选,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刚刚在喀土穆拜访他的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上尉。11月12日,劳伦斯离开苏丹首都的第二天,温盖特就给在开罗的克莱顿发电报,建议劳伦斯返回延布,在纽科姆回来之前代他主持工作。克莱顿已经打算让劳伦斯领导宣传部,极力反对,但是温盖特主意已定。

“在纽科姆返回之前,”他在11月14日重申,“我希望劳伦斯尽早前往延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绝对需要像他这样对阿拉伯人了如指掌的军官在费萨尔身边。”然后他向克莱顿保证,这只是临时措施,等纽科姆回来之后,就让劳伦斯返回开罗。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克莱顿只得让步。

当然,这都是劳伦斯写下那份煽动性备忘录、直接攻击温盖特对阿拉伯半岛的计划之前的事情。温盖特读到那份备忘录的时候,他对劳伦斯的慷慨赞誉,以及他坚持要让劳伦斯返回延布的说法,已经成了被记录在案的事实。即便温盖特想惩罚这个年轻上尉的鲁莽,现在也没有体面的手段了。

但在官僚内斗中取胜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压倒别人。真正的本事是能够遮掩自己的行迹,装出一副清白无辜、人畜无害的模样。克莱顿和劳伦斯在这方面本领高强。11月还没结束,布雷蒙上校就将收到法国陆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元帅的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霞飞转弯抹角地提到了法英两国的某个“协议”——《赛克斯—皮科协定》——然后训斥布雷蒙胆敢说法国希望阻止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英国人和谢里夫已知的心态可能导致他们相信我们要背信食言,这对我们在黎凡特计划的发展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你要克制好自己的态度,不要让他们有这样的理解。”

但克莱顿给雷金纳德·温盖特下的圈套更是厉害。11月23日,劳伦斯备忘录引发的风暴还在肆虐,克莱顿向喀土穆的温盖特发了一份“私人”电报,建议把这个争议的责任全都推到默里身上。克莱顿或许是作了一番算计,认为总司令和埃及远征军指挥官之间的仇隙意味着具体细节永远不会被搞清楚,于是走的更远,甚至暗示是默里强迫劳伦斯写下了那份冒犯温盖特的报告。

温盖特显然是有些天真。“我毫不怀疑,劳伦斯做了这一切,完全是出于诚恳的善意,”他在收到克莱顿电报的当天在给西里尔·威尔逊的信中写道,“但在我看来,他是个幻想家和门外汉的军人,却自视过高,对纯粹的军事问题把握不准,还自以为很精当。”他下面的话明显是暗指默里:“在整个事情当中,我最烦恼的倒不是某些人缺乏坦诚直率的精神——这些人应当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才对,而是在我承受巨大压力工作时,此事浪费了我不少宝贵时间。”

要么是温盖特始终没发觉,自己被克莱顿和劳伦斯耍了,要么他是个极其宽宏大量的人。八个月之后,他极力主张授予劳伦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等级的军事勋章,以嘉奖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

对这位后来居上的陆军上尉,并非所有人都像温盖特那样宽宏大量。西里尔·威尔逊就对他有着很深的敌意。在劳伦斯停留阿拉伯半岛期间,威尔逊对他观察最密切;在劳伦斯返回阿拉伯半岛后,威尔逊又担任他的直接上司。威尔逊极力反对让劳伦斯返回阿拉伯半岛,哪怕只是临时性的。在这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之后,威尔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吉尔伯特·克莱顿。“劳伦斯需要教训一顿,”他对阿拉伯局的主管说道,“而且是狠狠教训一顿。那样他才能进步。目前,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狂妄自大、乳臭未干的兔崽子,虽然对叙利亚阿拉伯地区的知识确实丰富,但却把自己打扮成一切问题上的唯一权威,就好像在工程、驾驶国王陛下的舰船和其他方面他全都是专家。他把我遇见的所有人,从海军将领到红海上级别最低的军人,全都惹毛了。”

关于这年11月事件所有被付诸笔端的谎言中,最厚颜无耻的要算劳伦斯对自己的描述了。那是在11月底的一天,他被传唤到克莱顿的办公室,得知自己被派回阿拉伯半岛,到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身边担任临时联络官。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我极力推辞,说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位。”


 
  1. 地中海东岸的古城,现属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犹太国的大希律王在位期间,大力建设此城,并改其名为恺撒利亚,意为“罗马皇帝之城”,以向罗马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