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大胆的计划

各级官兵都认为,这是一场辉煌胜利,如果当天早些时候进展正常,原本就能稳操胜券。

——1917年3月28日,查尔斯·多贝尔中将对英军在加沙战败的评价

在黎明前的黯淡光线中,劳伦斯看到了沃季赫郊外破破烂烂的房屋,于是命令他的小小的骆驼队伍停下。他自四天前离开阿卜杜拉营地以来就没有洗过澡。他希望换掉污秽、积满灰尘的长袍,休体面面地去见费萨尔。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流量大,速度快,连接稳定,多机房切换,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这一天是1917年4月14日。劳伦斯离开沃季赫只有一个多月,但他返回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35天的时间里,在全球和中东舞台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他或许一下子还很难完全理解。

3月中旬,也就是他出发前往阿卜杜拉营地的几天之后,俄罗斯延续300年的罗曼诺夫皇朝突然崩溃。工人要求结束战争,发动了令全国瘫痪的罢工,而近似哗变的军队拒绝对这些工人进行镇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取代沙皇的临时政府承诺让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但乱局越来越严重,其他欧洲国家都很怀疑,彼得格勒信守这个承诺还能有多久。事实上,尽管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俄国新政府毁灭的种子已经通过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颠覆行动之一播下了。4月1日,德国秘密警察悄无声息地集合了一群俄国左派流亡者——他们既反对沙皇,也反对温和的新政府——并安排他们回国。这些踏上归途的异见分子中有一个叫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以“列宁”的名字闻名天下。

俄国的局势虽然对英法领导层来说令人非常不安,但却在另一个方面带来了益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拒绝让美国参加协约国阵营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他对倒行逆施的沙皇政权非常憎恶。在美国总统看来,有了彼得格勒的温和派新政府之后,俄国突然间成了“荣誉的联盟的合适伙伴”。再加上德国再度在大西洋开展潜艇战,以及德国引诱墨两哥进攻美国的可耻阴谋被揭露,威尔逊有了政治上的掩护,最终在4月初对德宣战,要将美国和平时期规模极小的军队扩充成一支主要的作战力董,并将它运过大西洋,涉及极大的后勤问题,所以美国“大兵”们在西线战场发挥重大作用还需要很长时间——大多数战争筹划者们估计需要至少一年——但随着战争继续而越来越接近破产的法国和英国听到美国参战的消息都长舒了一口气。

中东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3月26日,也就是劳伦斯出发去袭击阿巴纳阿姆火车站驻军的那天,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终于向加沙的土耳其防御阵地发动了进攻。战斗持续到第二天,非常混乱,断断续续,英军有好几次已经到了决定性胜利的边缘,每一次却都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优势,最后在土耳其援军接近时不得不停止进攻。战役的结果与亚伦·亚伦森在日记中记录的“大胜”和默里的一线指挥官在最初的公报中描述的“辉煌胜利”大相径庭。英军虽然占据至少三对一的兵力优势,却伤亡超过4000人,而土耳其军队伤亡不到2000人,而且控制了战场。战役结束后,土耳其人向英军战线拋撒传单,对其大加讥讽:“在公报上,你们是胜利者;但在加沙,我们是胜利者。”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4月14日劳伦斯返回沃季赫时,默里将军在巴勒斯坦南部重整旗鼓,准备再试一次。

但在劳伦斯的叙述中,这一天对他来讲因为另外一件事情而难忘:他第一次见到了奥达·阿布·塔伊。

自第一次到汉志以来,劳伦斯已经久闻奥达·阿布·塔伊的传奇式功业。他是西北部强悍的霍威塔部落的领袖。费萨尔早就在努力把这位酋长拉拢到起义军的阵营中来,派去许多使者奉上信件、礼物和承诺,并招待了奥达的许多副手。起义军占领沃季赫之后,已经抵达霍威塔部落领地的外围,于是奥达终于亲自到海边来会见费萨尔。当天,在费萨尔和劳伦斯的重逢聚会上,奥达应邀前来。

劳伦斯往往能够在第一次见到某人时对其做出极其深刻和细致的描述,当然他的第一印象未必准确。很少有人比奥达·阿布·塔伊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他现在肯定将近50岁了(他自己只承认是40岁),”劳伦斯在一份战时快件中写道,“而且他的黑胡须已经夹有银丝,但他仍然高大强健,腰杆笔直,身材颀长,精瘦而结实,像比他年轻得多的人一样活跃。他的面庞满是皱纹,显得狂野不羁,是纯正的贝都因人的面容:宽阔而较低的前额,高高的尖利的鹰钩鼻,褐绿色的眼睛有些丹凤眼的样子,大大的嘴巴。”

奥达除了外貌引人注目之外,还极具领袖魅力,而且作为沙漠战士而威名赫赫。“他结过28次婚,负伤13次,在战斗中曾目睹自己所有的部落成员受伤,以及大多数亲属战死。他只说到了自1900年以来杀人的数量,现在的杀人总数是75名阿拉伯人,杀死的土耳其人则从不计数。在他领导下,霍威塔部落成了阿拉伯半岛西部最精锐的作战力量……在他眼中,人生是一部传奇,所有的事件都意义重大,所有的人物都是英雄。他的脑袋里装满了昔日袭击的故事和战争史诗,讲起来滔滔不绝。”

劳伦斯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对奥达·阿布·塔伊兴趣盎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劳伦斯仍然非常推崇费萨尔,因为他是阿拉伯起义的政治主导,能够争取到各个桀骜不驯的氏族和部落,将他们团结到起义大旗下,但他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埃米尔侯赛因的第三子不是个天生的战士。恰恰相反,费萨尔似乎不喜欢暴力,而且尽可能避免亲自参与暴力活动。西里尔·威尔逊曾讥讽说他是个“不能承受战斗的喧嚣”的人。

在最近加强袭击汉志铁路的行动中,费萨尔的这个弱点暴露得非常明显。为了激励阿拉伯战士们奋勇拼杀,劳伦斯和其他英国军官一道,敦促费萨尔撤离沃季赫,前往起义军在瓦迪阿伊斯的主要集结地。费萨尔回绝了这些恳求,有时说缺少骆驼,有时又说他需要待在海岸,以便亲自接见前来投靠起义军的诸多部落代表团。这种态度让一些英国军官私下里得出结论,他有些怯懦。这种评估既不公正,也不正确,因为费萨尔在杰马勒帕夏和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周旋了几个月,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但这种勇气与奥达·阿布·塔伊这样的对厮杀的渴望不是一回事。

在劳伦斯眼中,费萨尔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优柔寡断。或许作为一名调解人和耐心的聆听者,就需要这样的品质,但是这位埃米尔——费萨尔在父亲于10月份自封为国王之后就获得了埃米尔的头衔——却有些耳根子软,原本已经拿定主意,听了别人的敦促和意见之后就会改主意。劳伦斯后来评论说:“费萨尔尽管自己的判断更高明,却容易被人左右。”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2月,劳伦斯向费萨尔吐露秘密,为什么参加协约国对亚喀巴的攻势对阿拉伯人来说是个潜在的陷阱,而对他本人的风险极大。得到这一信息之后,费萨尔不准大家再谈立即进攻这座港口的事情。劳伦斯在3月初离开了沃季赫一个短暂时期,回来时却发现费萨尔又一次被部落盟友说服,打算立刻发动进攻。劳伦斯又花了不少工夫,才把费萨尔扭转回来。

事实上,劳伦斯在瓦迪阿伊斯的时候收到的费萨尔恳求他立刻返回的信,或许就是因为费萨尔又要来个180°大转弯。3月底有传闻抵达沃季赫,称法国人即将在叙利亚海岸发动一次两栖登陆——也有人说他们已经登陆了,于是费萨尔感到,法国人可能凭借既成事实抢走叙利亚。4月1日,爱德华·布雷蒙来访,并再次敦促费萨尔让法国“联络官”常驻在沃季赫的阿拉伯部队。这让费萨尔更加担忧。费萨尔又一次拒绝了布雷蒙,但他感到有必要尽快取道亚喀巴进军叙利亚。于是,劳伦斯这一天在沃季赫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这种传言是错误的,并让费萨尔冷静下来。埃米尔的软耳根除了让人厌倦之外,还非常危险;劳伦斯现在可以重新说服他,但下一次有主张进攻亚喀巴的酋长或者阴险的布雷蒙上校到访,又该怎么办?

当然有个明显的回答:立刻执行劳伦斯在脑子里已经酝酿的大胆的内陆进攻计划,尽快前往亚喀巴,控制了这座港口就能控制更远的北方。而且,这一天聚集在沃季赫的阿拉伯酋长当中就有一位勇敢无畏、坚忍不拔的战士,或许能够完成这个计划:奥达·阿布·塔伊。

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端,而且与费萨尔的反复无常有直接关联。3月初,费萨尔又一次热衷于进攻亚喀巴的时候,一名在沃季赫的英国军官将这情况报告给了吉尔伯特·克莱顿。克莱顿的回复是一道高度机密的命令,只有劳伦斯和另外两名在阿拉伯半岛的英国军官可以阅读。劳伦斯动身前往阿卜杜拉营地的时候,这道命令还没有抵达。但他在4月14日返回时,它已经在等他了。

“费萨尔进军亚喀巴对我们目前来说不是好事。”克莱顿如此写道。他声称主要原因是担心费萨尔会分心,不能集中力量袭击汉志铁路,但在信件的末尾暗示了他如此论断的真实原因。“在当前局势下,有一支阿拉伯部队出现在亚喀巴未必是好事,因为那会让很多部落骚动起来,现在最好让这些部落保持安静,直到时机更成熟。”

劳伦斯与吉尔伯特·克莱顿这位战略大师关系甚笃,而且从开罗的情报机构也搜集到了许多信息,所以他很快就领悟了克莱顿将军的潜台词。劳伦斯在2月向费萨尔发出的警告是完全正确的——英国人想要将亚喀巴据为己有——但他们不仅是要将阿拉伯人困住,而且根本不希望阿拉伯人出现在亚喀巴(事实上,克莱顿很快就在给雷金纳德·温盖特的一封信中将这一点说得一清二楚:“一旦让阿拉伯部队占领亚喀巴,他们之后就很可能将其占为己有;在战后,亚喀巴有可能对埃及的防御计划至关重要。因此,英国必须在战后牢牢控制亚喀巴。”

在4月14日,劳伦斯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否认克莱顿在3月8日发出的指令的真实意图——过了5周,这道命令已经过时;它仅仅指出什么事情是“好事”,而并非明确的命令——但他一定非常清楚英国军方措辞特有的拐弯抹角,知道现在继续执行自己的亚喀巴计划就是公然抗命不遵。但是,劳伦斯在两个月前还向费萨尔泄露了一项绝密外交协议的细节,而只有英国政府上层的少数人才知悉此项协议。

4月14日这个重大日子的某个时刻,或许就是劳伦斯、费萨尔和奥达三人单独在费萨尔帐篷中时,劳伦斯将自己的亚喀巴计划告诉了另外两人。奥达毫不犹豫、热情洋溢地表示支持,看来劳伦斯从一开始就没有看错这位酋长。“过了片刻,我知道了,”他写道,“此人如此强悍和直率,我们一定能够达成目标。他就像一位游侠骑士一样来到我们身边,对我们在沃季赫的耽搁非常不耐烦,一心只想着在自己的土地为阿拉伯民族的自由做一份贡献。如果他的实际表现能有他的热情的一半,我们就一定能繁荣昌盛。”

 

1917年4月18日,也就是劳伦斯返回沃季赫4天之后,一艘法国驱逐舰溜出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向东南方航行,进入地中海。坐在这艘船上的就是那两位中层政府官员,他们在一年前秘密地瓜分了中东,将其划分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并在此过程中让自己的名字永载史册: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他们的目的地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他们的使命是为该地区风云变幻的军事局势带来政治秩序。

或者说,至少在几个月前他们的此次行程最早被提起的时候,局势似乎是那样的。尽管自开战以来几乎各条战线都陷入悲惨的僵局,但英法政府仍然都还习惯性地在远远没有取胜之前就开始争夺战利品。1917年初,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蓄势待发要进攻巴勒斯坦的时候,两国政府的口角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中东。

法国坚决要保护自己对叙利亚的帝国主义主张,于是发动了两面夹攻。首先是拼命搜刮在该地区的为数极少的法国部队,将其配属给默里的军队。法国人打着协约国之间团结互助的幌子提出这个要求时,英国人以作战计划已经接近完成、无法配属这些单位为由拒绝了。法国人火冒三丈,指控英国人要背叛盟友。英国一线指挥官不得不让步,但非常不高兴。“当然,我们没办法拒绝这些法国部队加入我们,”默里的副手林登·贝尔将军在3月中旬向阿拉伯局的一名成员透露道,“但你能想象得到,他们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碍手碍脚。”

在外交阵线上,巴黎坚持要求让一名法国政治官员伴随默里的部队进军巴勒斯坦,这当然也很讨厌,但伦敦同样感到难以拒绝。1月,法国宣布,这名官员将是乔治-皮科,英国突然感到自己也需要派一名自己的政治官员来陪伴乔治-皮科。最佳人选当然就是皮科的谈判老搭档马克·赛克斯。

但这项新使命让赫尔的议员颇感为难。在与皮科讨论英法在中东的势力范围的界线时,赛克斯从来没有告诉这个法国人——或任何其他法国人,这条界线可能与英国已经向侯赛因国王许下的诺言相抵触。这种抵触最严重的地方是在叙利亚。英国人把叙利亚卖了两次,在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承认它的独立,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又承认法国对其拥有主宰权。

只要皮科还在法国,侯赛因的起义军还在汉志,而且土耳其人还统治着叙利亚,就没什么直接问题,但现在阿奇博尔德·默里即将攻入巴勒斯坦,赛克斯和皮科按计划将跟随他的部队,于是这些微妙的问题就突显了出来。马克·赛克斯在即将踏上埃及之旅时,感到自己面临着许多不愉快。

但他突然想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办法。他可以不带乔治-皮科去见侯赛因国王,而是带他去见一群叙利亚流亡者,这些人是不知道英国人对阿拉伯人许下的诺言的。这些不明就里的叙利亚人或许会对英法愿意赏给他们的有限自治感激涕零,而这种感激态度或许也会让法国人心慈手软一些。2月22日,赛克斯写信给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请他帮忙在开罗组织一个叙利亚流亡者代表团,好让他和皮科与这些人讨论其家园的未来地位。

假如这个代表团需要有一名来自汉志的代表,赛克斯建议选择一位“德高望重、生性温和,并且不愿意骑马或者过多运动的人”。赛克斯真是精力充沛,在这封信中还附了他为起义军设计的旗帜的许多草图(有意思的是,马克·赛克斯的真正才华或许在旗帜设计上。侯赛因国王后来选择了赛克斯的一份设计,作为自己的旗帜)。

温盖特对赛克斯玩世不恭的请求大感震惊,向外交部发了一份电报指出,英国是向侯赛因国王做出的承诺,所以肯定要由侯赛因来选择哪些人去见赛克斯和皮科。赛克斯很快驳斥了这种想法,向温盖特表示,“并不需要让侯赛因国王产生这种印象,即需要从头开始讨论叙利亚的未来。”赛克斯暗示说,高级专员这是在多此一举。“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些有地位的人,能够代表阿拉伯民族党,代表叙利亚穆斯林的观点,签署宣言,并批准当地的一些安排”。

但马克·赛克斯和皮科正在准备前往埃及的时候,消息传来,默里于3月26日在加沙城下兵败。赛克斯一定是松了一口气。默里的下一次尝试一定能成功——面对英军的强大威力,土耳其荒唐的狗屎运不可能维持多久——但赛克斯就有了喘息之机来对付在开罗等待他的错综复杂的雷场。

这片雷场还不仅限于叙利亚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马克·赛克斯一直在静悄悄地制定一个新计划,如果一切顺利,就能轻松地智胜他的旅行伙伴弗朗索瓦·乔治-皮科。

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原始条款,巴勒斯坦将被从叙利亚分割出来,成为“国际共管区”,由协约国的三个主要国家——英、法、俄共同管理。但在一同推敲协定文本的几个月中,赛克斯抓住机遇,耍了个心眼。通过迎合巴勒斯坦的不同群体——尤其是对法国高度不信任,而对沙皇俄国恨之入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英国或许可以宣称三国共管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而将巴勒斯坦作为英国单独管理的保护国。在1916年春季,赛克斯第一次将这种想法上报给外交部时,遭到了严厉批评——外交大臣格雷让他将这种想法从自己脑子里“剔干净”,但是一年之后,这个想法又在赛克斯高度活跃多产的脑子里浮现出来。

一个原因是,外交大臣格雷已经是过去时,在1916年12月他和阿斯奎思政府的其他人一起下台了。阿斯奎思政权主张集中力量于西线,所以对任何有可能激怒始终非常敏感的法国人的外交策略都十分谨慎,而大卫·劳合·乔治和他的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的新政府倾向于“东线”就不那么照顾法国人的感受了。他们急于在战争中取得突破,不管是在哪里,只要能有进展就可以,所以对东线的作战非常重视,如果在那里取得成功意味着要惹恼法国人,也只算是小小的代价而已。

新政府还有一项变化对赛克斯非常有利。阿斯奎思政府受到的一个主要指责是缺少明确而恒定的战略方向。作为回应,劳合·乔治组建了所谓的战时内阁,只有五名高级政治家作为成员,拥有极大权力,可以主持英国战争努力的几乎方方面面。新政府对新颖的解决方案胃口很足,一个表现就是将马克·赛克斯提升为战时内阁的助理秘书,负责主持中东事务。

赛克斯在10月和11月与亚伦·亚伦森的谈话同样非常关键。在这些谈话之后,赛克斯受到了激励,感到利用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在巴勒斯坦的亲英工具大有可为,于是在1916年初冬静悄悄地和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作了一系列会谈。这些会谈的高潮发生在1917年2月7日,赛克斯在伦敦的一座宅邸与一批地位极高的英国“犹太绅士”们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晤。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赛克斯一开场就说,他是在外交部和战时内阁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此次会议的,所以他们的会谈必须严格保密。8位与会者中有沃尔特·罗思柴尔德勋爵、前任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以及一位即将在赛克斯的巴勒斯坦计划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人物,未来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主席哈伊姆·魏茨曼。

魏茨曼时年43岁,是来自沙皇俄国的移民,精力充沛,蓄有山羊胡子,曾经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学讲师,在之前的10年中成为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雄辩而有说服力的活动家之一。他在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是一位重要人物,并且决心要将演讲化为行动。1908年,他协助组建了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打算要将巴勒斯坦的耕地全部买下,供犹太人定居。但魏茨曼最吸引英国官员注意的地方是他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在会见赛克斯的不久之前,他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工艺,可以人工合成丙酮,而丙酮是炸药的关键成分。他将这项发明奉献给英国军火工业,贏得了英国政府的无比感激。他的贡献肯定消除了他身为明娜·魏茨曼(库尔持·普吕弗曾经的情人,于1915年因替德国人在埃及刺探情报而被捕)的兄长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尽管偶然但非常幸运的是,在曼彻斯特大学教书期间,魏茨曼还贏得了当地议员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同情。这位议员就是阿瑟·贝尔福,新任的英国外交大臣。

在2月7日的会议上,英国犹太人领袖们强调指出了马克·赛克斯非常希望听到的东西: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尤其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绝对不会接受三国共管巴勒斯坦。所有人都要求由英国单独控制该地区,或者按照其中一位与会者说的那样,建立“英国国王治下的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作为回应,赛克斯宣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要将犹太复国主义观点呈报给战时内阁。他同时建议与会的大人物们开始游说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甚至“愿意提供陆军部的电报设施,帮助他们秘密地与巴黎、彼得格勒、罗马和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取得联系”。

与此同时,来自赫尔的政治家还是不能忘却自己的无忧无虑的乐观和撒谎骗人的表达,在2月7日的会议上,赛克斯表示,他认为阿拉伯人不会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增加——这个论断很有意思,因为即便是到了这么晚的时刻,阿拉伯人仍然不知道,协约国在对巴勒斯坦垂涎三尺(当然,他并不知道,就在此刻,劳伦斯正在把《赛克斯—皮科协定》泄露给费萨尔)。赛克斯询问犹太人对三国共管意见如何时,罗思柴尔德勋爵起了疑心,于是直截了当地问,英国政府对法国人在该地区许下了什么诺言。赛克斯的回答令人震惊:“法国人在巴勒斯坦没有特殊地位,也没有权利得到任何东西。”马克·赛克斯在最近几个月里已经干了很多歪曲事实的事情,他制造的半真不假的谎言和互相矛盾的计划越来越多,他很快就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在2月7日的会议上,他又制造了上述的两个谎言,第一个或许是想当然,第二个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

同时,他非常聪明地认识到,万事万物都不是静止的,一旦发生什么新事件,或者一线的境况发生变化,一切就可能被再次打乱,他的一些难题就不攻自破了,并且还会得到新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赛克斯在4月份乘船前往埃及的时候,将与一个懂得大胆行动的人重逢:亚伦·亚伦森。

来自阿特利特的农学家与静悄悄地在伦敦和赛克斯密谋的那些人是完全两个类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些人头脑清醒而审慎,手段也很绅士,而亚伦森急躁鲁莽,缺乏耐心,而且因为真正在巴勒斯坦实践过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而坚强冷酷。与伦敦的同行相比,他对巴勒斯坦的未来也有着更为广阔的设想:不仅是英国保护下的扩张了的犹太居民点,而且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国家,从地中海海岸延伸到约旦河以东,直至大马士革城下。亚伦·亚伦森是个激进分子,但马克·赛克斯深知,往往是激进分子才能推动变革。

在4月中旬,一位敌人给他和亚伦森奉上了一份厚礼。那就是杰马勒帕夏。

 

让史上所有致力于防守的军事指挥官们恼火的是,平民似乎有个习惯,就是待在家里不动,一直待到入侵的敌军兵临城下。然而一旦箭矢或者子弹或者导弹开始乱飞的时候,平民却开始拖家带口、携带着锅碗瓢盆,慌不择路地逃难。毫不奇怪,这种匆匆忙忙的大逃亡最常见的结果是,通往战场的所有道路发生严重的交通堵塞,往往造成道路彻底瘫痪,守军很难将援军调上前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军队往往会预先将平民赶出可能成为战区的地方,如果有必要,就用刺刀将平民驱逐出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年半中,在西线战场,由于战线僵持不动,极少发生强制疏散平民的事情。但在东方,尤其是奥斯曼战线,这种事情却是司空见惯。

奥斯曼人很容易就运用起了这种政策,而且也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便利。几个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的历代苏丹都深知自己在军事上的相对劣势和帝国的多民族特性,因此多次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实施焦土政策,将某地区的居民全部连根拔起、彻底疏散,以防止他们私下里或者公开地与入侵者合作。如果时间允许,还要将入侵者必经之路上的牲畜、农业设备和存粮,以及所有可能为敌人所用的物资全部运走,运不走的东西就烧毁、砸毁或者下毒。

青年土耳其党在其他领域都是改革派,他们在1908年上台后没有理由去采纳这种旧传统;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事态发展太快,他们来不及这么做。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几乎所有参战的军队都将整群的平民强制驱逐,主要原因不是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是为了执行一个世纪后被称为种族清洗的政策。这场大规模的悲剧——数十万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被永久性地逐出祖先的家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却为1915年春季的一场更为残暴和致命的惨剧,即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被驱逐,立下了一个先例。虽然有着这场前不久发生的可怕亊件,而且杰马勒帕夏本人还努力去缓和亚美尼亚人的处境,但在1917年初,他自己的叙利亚领地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驱逐政策。

起初还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地方。2月底,英国侵略军重兵云集在加沙城下,显然蓄势待发,于是他命令将该城的约8000名平民疏散。叙利亚总督有理由为了自己的选择祝贺自己;3月底,英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加沙以北和以东的道路畅通无阻,土耳其人得以迅速派来援军,取得胜利。

这场战役之后,杰马勒和他的德国指挥官们研究了更大范围的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地图;英军肯定会再试一次,而且肯定不会从同一地域再度进攻。在推测敌人下一次进攻可能在何处的时候,杰马勒的注意力集中在加沙以北约40英里处的海岸城镇雅法。

整个3月,杰马勒的司令部听到了许多传闻,称英军或许会绕过加沙的土耳其防线,而在它北面实施两栖登陆。雅法的海滩很平坦,风浪也小,是个几近完美的登陆场,而且这个城镇的人口成分很复杂,4万居民中约有8000名犹太人和4000名基督徒,这些人在奥斯曼统治下越来越心怀不满。英军于3月26日对加沙的正面进攻失败,让杰马勒松了一口气,但他的担忧很快又回来了,于是在3月28日,他命令疏散雅法的平民。起初他只给了该城居民不到一周的时间准备疏散,但在犹太人领袖的抗议下——因为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之一逾越节快要到了——他大发慈悲,将期限放宽了8天。

尽管奥斯曼政府在这种时候惯于报喜不报忧——他们喋喋不休地宣传,正在安排额外的火车将难民送往安全地带,正在准备舒适宜人的临时住宿地以保障难民的福祉——这种疏散总是非常混乱和凄惨的。歹毒之人有了机会去洗劫已经撤离的邻居的房屋,或者在沿途伏击精疲力竭、拖家带口的旅行者。再加上奥斯曼各级政府猖獗的腐败,这种疏散也是有选择性的;那些有关系或者有钱去贿赂官员的人就可以留下,或者只搬到城镇郊区,而其他人则被像牲口一样驱赶到几天甚至几周路程之外。在雅法这样“人口混杂”的城镇,各种坏事最有可能发生,始终潜伏在奥斯曼社会表面之下的种族和宗教敌意有机会像火山一样爆发。

但在最初,没有什么迹象能够表明雅法的疏散会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或许它会像战争的许多被人遗忘的小注脚一样,不过是早已习惯了吃苦受罪的老百姓被迫承受的新一轮苦难而已。但杰马勒帕夏在发布敕令的时候,无意间却启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最重大的假情报散播行动之一。这一系列事件的第一个环节发生在4月17日夜间,一个27岁的女子在他人帮助下登上了徘徊在巴勒斯坦海岸的一艘英国间谍船。

 

这是一场动人的重逢。亚伦·亚伦森已经有将近一年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妹妹萨拉了,她搭乘“马纳杰姆”号从阿特利特来到了塞得港,脸色苍白而憔悴,但是并无大碍,亚伦森匆匆将她带到了自己在开罗市中心大陆酒店的房间,招来了一名医生。医生对她的诊断结果是贫血,开了补铁的药片。虽然妹妹非常疲惫,亚伦森还是忙不迭地向她询问巴勒斯坦的消息。

萨拉·亚伦森是个个性独立、泼辣果敢的女人。她在济赫龙雅各布长大,少女时代就坚持要骑马,还要和男人们一起在周边山脚地带打猎,这让村里较为保守的村民们大为震惊。和她的兄弟们一样,萨拉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旅行过很多地方——她曾漫游中欧各地——有着一种精明世故,很难让人想象她居然是在巴勒斯坦穷苦的犹太人定居点长大的。在她的妹妹莉芙卡与押沙龙·法因贝格订婚之后,萨拉不得不屈服于传统,很快结了婚,因为如果姐姐在妹妹后面结婚,被认为是不成体统的。但她仍然非常摩登,头也不回地逃离了在君士坦丁堡的不幸婚姻。

在20世纪初,或许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萨拉·亚伦森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高智商和天生的领导才华。这些品质比有些人颇为怨恨,但却让其他人醉心不已。多年来,美丽的亚伦森妹妹吸引了一大群热火朝天的追求者,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毫不羞怯地利用男人们对她的爱慕,去为了更崇高的事业奋斗。押沙龙·法因贝格于1917年1月在西奈沙漠遇害后,萨拉成了巴勒斯坦的NILI间谍网的领导人。在她努力下,间谍网扩大到了二十几人,其中有好几个人都是她的爱慕者。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萨拉·亚伦森似乎对自己被迫扮演的危险角色非常称职合适,从成绩来看,做得比NILI组织的两名创始人——她的情绪容易激动的哥哥和轻率鲁莽的法因贝格——都要好。奥斯曼官员虽然对巴勒斯坦的西化的犹太人抱有戒心,但基本上不会怀疑女人。她就利用这一点,在乡间作了多次长距离的侦察。如果被拦住,她就可以借口说这是清白无辜的“女士的郊游”。与英国人建立联系之后,她就把阿特利特变成了自己的指挥部,对来自巴勒斯坦各地的情报进行分拣整理,确保在间谍船下一次靠岸之前能够准备完毕。她的坚忍不拔的一个明证就是,她向NILI组织的其他人隐瞒了押沙龙·法因贝格的死亡。她和法因贝格曾有过一段纯真的爱情。为了维持组织的士气,她严守着哥哥在开罗制造的假故事,即法因贝格去了欧洲,去接受协约国飞行员的训练。

1917年4月中旬,萨拉·亚伦森来到埃及,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她告诉兄长,杰马勒帕夏在3周前下令疏散雅法的平民这道命令对雅法的所有居民都适用,但丝毫不奇怪的是,犹太人的负担最沉重;交通工具奇缺,于是他们不得不将大部分财产留下,同时还要忍受一直满腹怨恨的穆斯林邻居的欺凌和抢劫。据萨拉说,至少有两个犹太人在雅法郊外遭到私刑毒打。

这消息让亚伦·亚伦森非常担忧。他知道亚美尼亚人遭遇的悲惨命运。雅法的疏散似乎表明,犹太人会遭到类似的命运。他立刻去找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熟人,向他们发出警告,巴勒斯坦南部可能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但这个时机对他来讲糟糕透顷。就在萨拉·亚伦森抵达开罗的这一天,阿奇博尔德·默里指挥他的部队又一次攻打加沙的土耳其阵地。让杰马勒帕夏大跌眼镜的是,默里选择了与上一次一模一样的进攻路线,只是这一次的策略是更加蠢笨的人海战术。与第一次加沙战役相比,英军唯一的进步就是动用了坦克和毒气,但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改变战局。英军虽然占据兵力的绝对优势,仍然吃了败仗,伤亡6000人,明眼人都看得出英军的一败涂地。

亚伦·亚伦森不禁目瞪口呆。3月12日,在默里的第一次攻势之前,英军高层听取了亚伦森根据自己对巴勒斯坦南部地形的知识提出的建议。英军原计划的主攻方向是通过加沙以南的一个叫作瓦迪加扎勒的地区,那是一片平坦地域,有若干蜿蜒曲折的溪流穿过,然后地势增高,是一大片仙人掌栅栏围成的畜栏,几乎无法通行。农学家对这个计划颇感惊恐。“我说,这种地形对我方非常不利,”亚伦森在当时写道,“会给土耳其狙击手很多机会。那里的干谷很多,难以通行。”尽管亚伦森如此告诫,英军在两次进攻中仍然像飞蛾扑火一般直奔瓦迪加扎勒的溪流和仙人掌栅栏而去。

对亚伦森来说更直接的问题是,目前英属开罗当局都沉浸在最近加沙兵败的郁闷气氛中,他很难找到任何人去注意雅法犹太人的命运。在随后一周内,科学家绝望地去找了他能想得到的所有英国官员,但徒劳无功。但他的运气突然间好转了。4月27日,他终于获准面见马克·赛克斯。

赛克斯和皮科在五天前抵达开罗,随后一直在忙着会见赛克斯事先挑选好的代表该地区阿拉伯人利益的所谓叙利亚流亡者“代表团”。由于加沙传来的噩耗,这些会谈的紧迫性消解了不少,但在几天的谈判之后,赛克斯自信已经弥合了法国对叙利亚的企图和英国对叙利亚独立的承诺之间的巨大鸿沟。对他帮助极大的是,三名叙利亚代表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鸿沟的存在。

“主要的困难是,”赛克斯在给伦敦的军事情报机构主管的电报中写道,“如何在不给代表任何地图看,也不让他们知道其实已经有了地理上的详细协定的情况下,对其循循善诱,引导他们索要我们愿意给他们的东西。”

“叙利亚问题”至少是暂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于是赛克斯有时间处理其他事情了。他的一项优先事务就是会见亚伦·亚伦森,后者几天来一直在恳求赛克斯的随从,要与他见面。赛克斯和亚伦森的重逢发生在4月27日,地点是萨沃伊饭店的一个会议室。

“终于见到了!”亚伦森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立刻开始谈敏感的话题。他告诉我,因为我是个犹太爱国者,他可以向我透露一些高度机密的事情,其中有些连外交部都不知道。”

赛克斯将自己于2月7日在伦敦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会晤的情况告诉了他,并阐述了他最近构想的关于中东和平的一个新计划,这个计划将会把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幸存的亚美尼亚人联合起来。赛克斯自信满怀地解释说,有了这样的联盟,就能让阿拉伯人服服帖帖,让他们知道,没有犹太人和英国人的支持,他们谋求独立的努力必然失败;同时还能获得足够的影响力,与法国人分庭抗礼。与此同时,这种协约还能将贪婪的意大利人完全排挤出去,将俄国人边缘化,建立一个保护埃及和印度的亲英的缓冲国,同时还能假模假样地敷衍英国最新的盟友美国的反殖民主义要求。这个在方格纸上炮制出来的计划非常复杂,极为荒诞。仇恨阿拉伯人的亚伦森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最可能的情况是,他只是尊重地默默聆听着;毕竟他自己也有急事要和马克·赛克斯商谈。

其他英国官员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加沙的败局,无心关注雅法犹太人的困境,战时内阁的新任助理秘书却不是这样。赛克斯当即认识到了亚伦森的消息带来的潜在的宣传价值,可以促使那些依然置身事外的国际犹太人加入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的阵营来。他立刻派遣亚伦森撰写一份关于雅法局势的备忘录,第二天早上再来找他。阅读 ‧ 电子书库

5个月前在记录亚美尼亚人的困境时,亚伦森虽然满心不情愿,但还是向杰马勒帕夏表达了敬意,指出这位叙利亚总督虽然有着人格缺陷,执政也乏力,但坚决果断地努力阻止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并减轻幸存者蒙受的苦难。农学家还多次利用了杰马勒反复无常和怪异的殷勤性格,在押沙龙·法因贝格因间谍罪被捕后,他亲自去向杰马勒求情,救出了法因贝格;并且他还通过杰马勒缓和了一系列对犹太定居者有危害的法令。但在4月27日下午,亚伦森坐下来为马克·赛克斯撰写备忘录时,认识到这是推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一个黄金机遇。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机遇,他必须做点不太实事求是的事情。亚伦森造谣抹黑的主要受害者就是杰马勒帕夏。

次日早上9点15分,亚伦森再次拜见马克·赛克斯,向他递交了关于雅法的备忘录。赛克斯很快向外交部发了一份绝密电报,让他们找到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哈伊姆·魏茨曼,向他转达下面的消息:“亚伦·亚伦森让我通知你,特拉维夫(雅法城内的犹太人区)遭到洗劫。1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整个居民点面临毁灭威胁。杰马勒(帕夏)公开宣称将用对付亚美尼亚人的手段对付犹太人。请在知会犹太人中心时不要提及亚伦·亚伦森的名字或者信息来源。”

最先注意到这个消息的是英国最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报纸《犹太记事报》。5月4日,该报以“噩耗传来——恐怖暴行——大屠杀的威胁”的标题发表了这样的文章:“本报从绝对可靠的信息来源得知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悲惨境遇的噩耗,深感悲伤和严重关注……雅法美丽的花园郊区特拉维夫惨遭洗劫,沦为废墟,而巴勒斯坦的其他犹太人居民点很可能也遭到了同样恣意破坏的噩运。” 《犹太记事报》提及了亚伦森捏造的叙利亚总督公开声明,继续写道,“但更严重的威胁仍然存在。因为土耳其总督杰马勒帕夏已经宣布了当局的意图,将要残酷无情地将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一扫而净,他公开宣称将用对付亚美尼亚人的手段来对付犹太人。如果这个残暴而卑劣的威胁被付诸实施,不仅意味着成千上万犹太人……将被冷酷地屠戮,而且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整个事业就彻底失败了。”

随后几天内,来自巴勒斯坦的噩耗回荡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的犹太人社区,他们万分痛苦地呼吁各自的政府采取措施。但在英国外交部看来,究竟能采取什么措施,一点都不明确。在《犹太记事报》的文章刊登的当天,一位高级外交官评论说:“我感到很遗憾,我们要采取任何措施邰是行不通的。”

但至少有一位英国官员在雅法的故事上看到了一个将亊态引导到截然不同的新层次的机遇,不仅仅是要主导国际犹太人的意见,而且要向自己的政府施压。这个人就是保守党议员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他在开罗的阿拉伯局任职期间曾对亚伦·亚伦森有过很深的印象。1917年5月的时候,奥姆斯比-戈尔已经回到了伦敦,和马克·赛克斯一起负责战时内阁的中东事务。赛克斯在4月30日离开开罗,到阿拉伯半岛出了一趟短差,其间不方便接受信息。5月9日,他返回埃及后,发现有一封奥姆斯比-戈尔的电报在等待他。

“我认为,我们应当利用巴勒斯坦的虐犹事件,大作宣传,”奥姆斯比-戈尔写道,“我们这里的人会热情洋溢地欢迎任何关于暴行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亚伦·亚伦森可以给犹太报纸发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

亚伦森没有反对意见。他和赛克斯在5月11日又长谈了一次。据科学家的说法,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讨论了美国犹太人的问题,以及我们可以在那里做的宣传,以便为巴勒斯坦前线招兵买马。马克爵士表示,我可以向他发送电报或者信件,由他来转发。”

赛克斯或许知道自己喜欢夸大其词已经名声在外,所以很有远见地请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在亚伦森新的扩充版信件上签字,然后才对外公布。“在逾越节期间,”温盖特发往伦敦的电报写道,“雅法的全部犹太人被逐往北方。在土耳其当局的纵容和默许下,暴徒对犹太人的住宅和财产大肆洗劫,并抢劫逃难的犹太人。反抗的犹太人遭到洗劫,被绞死。成千上万人在道路上无助地游荡,饿殍遍野。”现在故事有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新发展,被驱逐的对象扩大到了人口多得多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大群年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被向北方驱逐,目的地不明。耶路撒冷犹太居民区随时可能被强制疏散。”

这份电报有温盖特的签名,流通对象并未局限于外交部领导层,还送到了国王、首相和整个战时内阁的办公桌上。同时,亚伦森给了赛克斯一份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名单(约50人),要立刻通知这些人。雅法的故事如同病毒一般迅速传播。“被遣散的雅法犹太人遭受暴行!杰马勒帕夏因此受责难!”《纽约时报》刊出了这样的大标题,而前不久才加入战争的美国政府也加入了谴责君士坦丁堡政权最新一轮暴行的国际大合唱。这轮合唱最响亮的地方是英国。

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盟友对这一轮凶残的谴责的反应较为迟缓,也是可以原谅的;毕竟,雅法是在4月初疏散的,而此时已经是5月中旬了。杰马勒帕夏起初根本不屑对这些指控予以回应,最后断然否认了这些控告,指出,雅法的所有居民都被疏散了,不只是犹太人,而疏散过程对受到影响的人来说自然是不愉快的,但完成得井井有条、平静安定阅读 ‧ 电子书库。事实上,在疏散过程中,总督甚至特别对雅法犹太人予以其他人没有的特别照顾。至于耶路撒冷犹太人遭到“遣散”的说法,叙利亚总督反驳道,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疏散行动。君士坦丁堡和柏林政权都对他的声明表示支持,甚至巴勒斯坦的一些犹太领导人,包括耶路撒冷的主要拉比也表示支持。

但他们的努力太少,来得也太晚了。在国际公众的脑子里,雅法的“虐犹”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是同盟国继“比利时大屠杀”和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之后犯下的又一起暴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在英国政府的盟友也认识到,自己得到了一个绝佳的工具。在深受犹太人仇恨的沙皇倒台以及美国参战不久之后就来了雅法的故事,它促进了国际犹太人舆论的一个结构性变化,使得他们越来越坚信,他们的未来在协约国那边。

这个事件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它迎合了犹太复国主义激进派的观点,即现在已经不可能与土耳其达成谅解或者妥协了。6月初,在雅法的故事仍然在激荡的时候,亚伦·亚伦森给美国犹太人团体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发了电报。这些人对全心全意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仍然保持谨慎,有些人仍然认为土耳其的统治最有利于未来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地位。这封电报的收信人包括现任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及后来成为大法官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为了让亚伦森的信息更有权威性,马克·赛克斯安排让这封电报由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转发。费城的迈尔·苏兹贝格法官收到的电文很有代表性:

“根据可靠情报,土耳其当局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亚伦森写道,“现在我们迫切需要摈弃先前对土耳其人的宽容态度……土耳其人已经犯下了那些罪行,犹太人的态度和美国的公众舆论必须要有彻底变化。快速地将犹太人从土耳其魔爪下解救出来的唯一高效方法是在战场上以及所有地方对其大力攻击……我们必须构建一条统一战线,集中犹太人的影响力,将巴勒斯坦从土耳其手中夺走。”

还是在6月,雅法的故事出现了一个大不相同的版本。作为对协约国呼吁的回应,西班牙、瑞典和梵蒂冈(在这场战争中都是中立国)派遣特使去实地考察。西班牙和梵蒂冈特使都迅速得出结论,关于犹太人遭到屠杀和迫害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而瑞典特使则更进一步。他写道:“雅法的犹太人社区的命运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当地的穆斯林更好,肯定不会比他们糟糕。”不久之后,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也报告称,关于雅法犹太人遭遇暴行的说法“是大大夸张的”。就连亚伦·亚伦森最终也被迫承认,在雅法城遭到所谓“私刑”的两个犹太人实际上是因为抢劫而被逮捕的,而且并没有被绞死。

当然,这都没关系。在战争中,真相是人们被引导着去相信的东西,而杰马勒帕夏向他的敌人们拱手奉上了一个将会改变中东历史的“真相”。关于1917年雅法事件的谎言——后来研究这段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是真的,不断予以重复——将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在穆斯林统治下永无安全可言,要生存下去必须有自己的国家”这种观点最原初的神话。

 

4月21日,英国海军的一艘巡逻艇停靠在沃季赫港,带来了一批令T.E.劳伦斯大感兴趣的货物:11名土耳其战俘。在前一天早上之前,这些人还属于亚喀巴的土耳其守军。

英军得到消息称,德军正在亚喀巴附近布雷,于是派遣了三艘巡逻艇在4月20日黎明前逼近这个港口。一小队士兵登上海滩,将驻防的小群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在随后发生的短暂交火中,2名土耳其士兵死亡,11人被俘,其他人——大约五六十人则逃入山中。其中6名战俘是被强征入伍的叙利亚人,表示希望加入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起义军,于是一艘英军巡逻艇将他们送到了沃季赫,供讯问之用。

当天,劳伦斯逐个审讯了这几个叙利亚人。他得知,亚喀巴守军的人数有波动,但很少超过100人。考虑到他正在酝酿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情报是,在亚喀巴和马安之间长达60英里的瓦迪伊特姆路径沿途多个碉堡内驻扎的土耳其士兵总数只有200人。这意味着,劳伦斯的计划成功概率很大。如果他能够在这条路径的东端集结一支阿拉伯部队,并闪电般翻山越岭,就能迅速扫荡自己面前的土耳其驻军,几乎不受阻挡地直逼亚喀巴。

但劳伦斯看到了这个机遇,并不意味着英国军方的其他人也这么看。吉尔伯特·克莱顿在3月8日发出的不允许阿拉伯人进攻亚喀巴的指令仍然有效。他命令集中注意力袭击汉志铁路,以阻断土耳其驻军撤离麦地那的道路(过了几周之后,英国人才意识到,土耳其人并没有离开麦地那的打算),因此不允许从事其他冒险。

当然,防止自己的主意被否决的最佳办法就是不要明确地将其表达出来。劳伦斯没有带着自己的建议直接去找克莱顿,而是与当时驻扎在沃季赫的另外两名英国军官攀谈起来,泛泛地讲到了自己在瓦迪阿伊斯养病期间产生的对游击战的洞见。他后来说,自己特别阐述了企图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麦地那的愚蠢,以及将阿拉伯人组织成一支汉志铁路上的阻滞部队的不可行。他建议尽可能地扩张战线,分散土耳其人的兵力。这意味着应当向北方派遣“一支机动性强、装备精良的小分队,成功地打击土耳其战线上若干分散的据点”。

劳伦斯在沃季赫的两位听众都是职业军人,他们或许感到兴趣盎然,但这只不过是从当前的任务分散精力而已。但劳伦斯要的就是这样的反应。“大家都忙忙碌碌,没有给我具体的权力去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记述道,“我得到的只是他们的聆听,以及承认我的反击计划或许是有用的牵制。”

我们很难想象劳伦斯的同袍会给他“具体的权力”去实施他的计划,因为从他们的前线报告来看,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牵制攻击的目标是亚喀巴。劳伦斯在与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会商时甚至更加隐晦和狡黠。4月26日,劳伦斯通知威尔逊,奥达·阿布·塔伊很快将率领一支袭扰小分队前往马安,他(劳伦斯)在考虑随同奥达前往,以保证他们的行动与英国当前的军事目标(袭扰铁路)相一致。威尔逊表示同意,并在5月1日报告克莱顿称,“奥达将北上,可能由劳伦斯陪同,首要目标是扰乱马安附近的铁路。”他没有说他们的次要目标可能是什么。

在满是自我辩护的《智慧的七柱》一书中,劳伦斯对自己的自行其是给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解释:“从袭击铁路的计划中分散出来的力量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在当时的情况下,少我一个人也无关紧要,况且我非常反对这个计划,就算我在那里,也只会三心二意。于是我决定不管有无命令,都去走自己的路。”

换句话说,他认为尝试摧毁铁路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对所有人都更好的办法是绕过它去找点别的事情做。难怪他的很多上级非常讨厌这个牛津学者。

但在这表象之下,劳伦斯在对自己筹划的行动进行甚至更为堂而皇之的心理上的合理化。他认为,信守对阿拉伯人的诺言将会有利于英国的长期利益,这不仅是个荣誉问题,还能将欧洲其他强国——今天或许是盟友,但明天肯定就变成竞争对手了——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压缩到最小。这场斗争的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允许阿拉伯人将他们的革命扩展到叙利亚,将这片土地从法国觊觎下夺走。在劳伦斯看来,核心的问题是英国还没有理解究竟怎样最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解释。

 

在动身前往亚喀巴之前,劳伦斯将在沃季赫迎来又一次命运攸关的会议。5月7日,一艘英国驱逐舰在港口短暂停留。马克·赛克斯就在这艘军舰上。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15年,当时赛克斯到埃及搞实地考察。尽管两人性格迥异——赛克斯喜好交际、风度翩翩,而劳伦斯沉默寡言、极其羞怯,但据说他们相处甚欢。但这友谊没有维持多久,1916年春季,开罗军事情报机关的人们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细节之后,劳伦斯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对这位外交官迅速产生了恶感。而且,在随后几年内,赛克斯仍然热衷于发出连珠炮一般的愚蠢的备忘录,提出该地区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这些建议往往与他自己在几周前甚至几天前的主张截然相反——这更是无助于改善他在劳伦斯眼中的形象。在劳伦斯看来,赛克斯是爱德华七世时代一个讨厌特色的典型代表,即牛虻一样令人厌恶的贵族老爷,仅仅凭借自己的高贵出身和洋洋自得的踌躇满志,不管发出多么荒唐的意见,都能赢得听众。

但在5月7日的会议上,劳伦斯发现了马克·赛克斯的另一个特点。因为找不到更礼貌的词,只能直截了当地说,马克·赛克斯还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

事实上,两人之所以要在这一天在沃季赫会面,就是因为赛克斯在最近一轮的招摇撞骗中露出了马脚。这位外交官刚刚觐见侯赛因国王问来,他本希望避免与国王会面,但在吉达的常驻代表西里尔·威尔逊上校强迫他一定要去。

威尔逊虽然性格倔强执拗,而且一本正经,自以为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地挥舞着手杖,但他逐渐成了英国中东政策的良心。1916年底,在关于是否派遣一个旅英军前往汉志的漫长辩论中,威尔逊起初是增兵派的一员猛将,还被自己的上级雷金纳德·温盖特派去迫使侯赛因国王接受增兵。但与侯赛因多次会晤之后,这位常驻代表渐渐认识到,麦加的这位老人或许比最近才抵达一线的协约国顾问们更了解自己的臣民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政治。最后,温盖特又一次命令他的部下去说服侯赛因,此前一直被认为对温盖特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威尔逊却断然拒绝,并且努力促使增兵的计划被搁置。

在得知赛克斯的花招——避免觐见侯赛因,而是在开罗与所谓的叙利亚人代表团装模作样地谈判——之后,威尔逊义愤填膺。3月底,威尔逊向克莱顿发送了一份语调沉痛的长篇电文,列举了如此欺骗行为必然带来的问题,以及对侯赛因诚实守信的好处。“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去赢得大英帝国境内数百万穆斯林的感激,这样的机会或许永远不会再有了。”他写道,“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对那个老人诚实一些吧。我坚信,这样最终对我们会有好处。”

这次呼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吉达的这位善良的上校看来很有本事,自己也懂得幕后的操纵。他下一次觐见侯赛因的时候,敦促国王正式要求与马克·赛克斯会面。威尔逊将侯赛因的要求转发给雷金纳德·温盖特——他虽然主张向阿拉伯半岛增兵,但却是个信守英国公平守信传统的绅士——于是赛克斯就没有办法拒绝国王的邀请了。4月30日,赛克斯和皮科与叙利亚人“代表団”在开罗的会议结束后,赛克斯在苏伊士港登上了一艘英国驱逐舰,前往吉达。

尽管赛克斯绝对自信,但这次旅行一定也是压力很大。在开罗花言巧语地迷惑一群事先选好的、对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一无所知的官员是一回事;要欺骗通信的其中一方,就完全是另外一事了。但在当时,赛克斯还有别的牌可以打。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控制信息的流动。他在开罗的时候就安排在皮科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叙利亚人第一次会面,于是他现在要求与侯赛因单独见面。于是,假如将来就此次会谈的内容发生了争端,在极受尊重的英国特使和久以健忘和心血来潮的错误理解闻名的反复无常的沙漠酋长之间,人们会相信谁?

如果马克·赛克斯没有决定在途中在沃季赫停留、与费萨尔会谈的话,他的计划或许会奏效,至少是在短期内奏效,不过他也只能管得了短期了。5月2日,赛克斯到访的时候,劳伦斯正巧在执行一次短途的侦察任务,但两天后他返回沃季赫后便从费萨尔那里得知了全部情况。这时赛克斯已经在前往吉达觐见侯赛因国王的途中。

从赛克斯5月5日晚发给雷金纳德·温盖特的报告看,赛克斯的这次穿梭外交非常顺利:“5月2日,我在沃季赫会见了谢里夫费萨尔,向他解释了关于阿拉伯联盟的英法协定的原则;争论一番之后,他接受了这些原则,看上去很满意。”这次成功预示着一场更了不起的胜利,因为在当晚,赛克斯拜见了侯赛因国王。“根据我得到的指示,我解释了关于阿拉伯联盟或国家的(英法)协定……我向国王强调了法国—阿拉伯友谊的重要性,至少让他承认,这对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发展很关键,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他。”

如果我们细读赛克斯5月5日的报告,就会感到不安,因为两次会谈有着奇怪的相似——赛克斯直言不讳地概述了英法对该地区的意图,然后是阿拉伯人的争论,然后是阿拉伯人最终接受。真正玩世不恭的人或许会得出结论,赛克斯重点强调其间双方的争吵,其实已经在准备为自己辩护,防止将来与费萨尔和侯赛因就当时究竟谈到了哪些事情又同意了哪些事情出现争端。但目前来看,这次行程是外交上的大胜利,是解决英法与其阿拉伯盟友之间棘手难题的关键的第一步。

“请通知皮科先生,”赛克斯在5月5日给温盖特电报末尾写道,“与费萨尔和国王的会谈令我非常满意,因为他们现在的立场与我们最近一次与三名叙利亚代表在开罗达成的共识完全一致。”

但马克·赛克斯蒙在鼓里的是,他与费萨尔·伊本·侯赛因会谈的时候,后者由于T.E.劳伦斯的泄密,已经知道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赛克斯在5月2日非常含糊和泛泛地讨论了这份协定,却不知道对方已经对协定大体掌握。但是,不论是由于固守阿拉伯人的谈判传统——除非绝对必须,绝不亮出自己的牌——还是为了保护劳伦斯,免得他泄密的事情被英国人发现,费萨尔在当时深藏不露,没有与英国外交官正面对抗。

赛克斯在5月7日再次来访的时候,费萨尔也仍然不能与他公开对抗。赛克斯告诉费萨尔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是缩水版,而费萨尔对协定的真实框架非常了解,这是他和劳伦斯两人之间的一个危险的重大秘密。如果吐露出来,只会招来灾难:费萨尔会受到英国恩主的疏远,甚至拋弃;劳伦斯会被立刻调走,或许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但另一方面,劳伦斯是通过合法途径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内容的,这意味着,他可以自行直面赛克斯,揭露他向费萨尔撒的谎(或许赛克斯向侯赛因也撒了谎)。一切迹象表明,劳伦斯挑起了与赛克斯的对抗。两人后来都没有记述在沃季赫的会见,但似乎是大吵了一番。从那天起,劳伦斯对赛克斯充满了敌意。而赛克斯则抓住一切机会,尽其所能地对劳伦斯大加诋毁和排挤。

在更为私人的层面上,在沃季赫与赛克斯的会谈似乎既让劳伦斯十分困扰,又让他松了一口气。他不信任自己国家的荣誉感;他的做法——向费萨尔泄露英国人背叛阿拉伯事业的秘密计划——被证明是合理的。他过去或许还因为自己泄密而感到良心不安,现在看到马克·赛克斯的阴险计划,心里就彻底坦荡荡了。

同时,他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同胞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相比而言,爱德华·布雷蒙还是好对付的,因为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追求法国的霸权,所以他的各种计划都是可以预测的。而马克-赛克斯是个经常心血来潮的人,满嘴跑火车地随意发誓许诺,并不感到自己有责任信守诺言,有时甚至根本记不住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他凭借欺骗的天赋能够掌控局面,而且他身居高位,能够操控从吉达到伦敦的所有权力杠杆,所以到最后恐怕英国的荣誉和正义理想也无济于事,一切都会为了方便而被牺牲掉。那么阿拉伯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去改变一线的局面,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将阴谋者的计划打乱。

两天后,劳伦斯带着这些想法,踏上了进军亚喀巴的漫长而险象环生的道路。伴随他的“军队”只有不到45名阿拉伯战士,却要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胆也最著名的军事功业之一。


 
  1. 亚伦森在1917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去见温德姆·迪兹,告诉他,马克(·赛克斯)爵士想让我通过迪兹,把宣布雅法犹太人遭驱逐消息的电报发出去。”
  2. 关于雅法驱逐事件,一份非常有趣的文件是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海因里希·布罗德于1917年4月5日写给新任德国大使Richard von Kuhlmann的报告。布罗德担心土耳其政府的行动会疏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于是向杰马勒帕夏告知了他的担忧。在他们的会议上,杰马勒澄清说,雅法犹太人中的农业人口可以留下,而被疏散的那些人如果愿意,可以去耶路撒冷,而被疏散的“奥斯曼人”不准去耶路撒冷。Brode to Kuhlma,April 5,1917;NARA T120,Roll 4333,Türkei 195,Band 12,Frames K1785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