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狂傲

不要尝试亲手去做太多的事。让阿拉伯人自己去做,哪怕只做得马马虎虎,也比你自己去做得完美要好。这是他们的战争,你是来帮助他们的,不是来替他们打赢战争的。另外,在阿拉伯半岛非常奇怪的条件下,你的实践工作或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1917年8月,T.E.劳伦斯给荚国军官的《二十七条建议》

1917年7月10日早上,吉尔伯特·克莱顿在做一件比较沉闷的工作,即为伦敦的军事情报总管撰写阿拉伯战区的每周报告。在最近几个月里,他已经写了许多这样的报告,每次的变化非常小。像以往一样,他在备忘录前写道,“自我上次报告以来,汉志未发生重大事件”,然后快速地列举了那些尚未执行的作战计划、本可以更大的小胜利以及浪费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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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写完,被送出去交付电报室不久之后,一个身穿肮脏阿拉伯长袍的小个子走进了克莱顿的办公室。注意力被分散的将军以为此人是个前来阿谀邀宠的当地人,或是有进取心的行乞男孩,正要将他赶出去,却发现这个人脸上有着熟悉的歪嘴笑容和目光炯炯的浅蓝色眼睛。他是T.E.劳伦斯。

克莱顿让这位憔悴不堪的下属坐下,然后急切地询问,自劳伦斯两个月前进入阿拉伯内陆,从世人视线中消失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将军为自己的每周局势报告快速地添加了一句兴奋的话:“写完上文,正要付邮时,劳伦斯上尉到了。他深入敌境,经历了一场奇迹般的旅程。”随后是对攻克亚喀巴,以及劳伦斯在叙利亚各地搜集情报工作的简要概述。“我还未能与劳伦斯讨论他的旅程,因为他刚刚抵达,而且在最近30天内骑骆驼跋涉了1300英里,已经精疲力竭……但我认为,你们会对上述的概况感兴趣。这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胜利,需要极大的勇气、智谋和耐力,甚至在英雄辈出的今天,也算得上惊人的壮举。”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劳伦斯前往开罗途中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通过英军战线。他和一小队卫兵从亚喀巴仅仅花了49个小时就抵达了苏伊士运河东岸,却发现那里的英军哨所空无一人(他后来得知,这是因为当地爆发了霍乱)。他找到了一台可用的野战电话,多次打电话要求河对岸的陆军渡船办公室派遣一艘船来接他,但每一次都被挂断了电话。最后他打通了一位在沃季赫见过他的后勤军官的电话,终于等来了一艘汽艇。

此时自劳伦斯从沃季赫出发恰好是两个月。到了安全地带,他终于支撑不住,仅剩一点点力气,拖着脚步来到了西奈饭店的苏伊士港军官招待所。他写道:“饭店服务员起初对我的外表和衣服非常敌视,终于克服了这种恶感,为我准备了热水澡、冷饮(六瓶)、晚餐和我梦寐以求的床铺。”

他不得不忍受的折磨持续到了第二天。在乘火车前往开罗的途中,光着脚,还穿着破破烂烂的阿拉伯长袍的劳伦斯不断被宪兵拦下盘问。在伊斯梅利亚的火车站月台,他的运气才有所好转。一位在穿越红海的军舰上见过他的英国海军高级军官认出了他。这是一次幸运的邂逅;开罗的军队高层很快得知了亚喀巴的新进展,当天下午,第一批补给和援兵就被匆匆送往起义军控制下的港口。

在伊斯梅利亚的月台,劳伦斯还得知了自己不在期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第二次加沙战役失败之后,阿奇博尔德·默里被免去了埃及远征军总司令的职务。接替他的是一位名叫埃德蒙·艾伦比的骑兵将军,不到两周前来到开罗上任,起初,这个消息让劳伦斯非常气馁。他本人、克莱顿和阿拉伯局的其他所有人花了几个月时间,费了很大工夫才部分地将焦躁易怒的默里争取到支持阿拉伯起义的阵营来。现在他们不得不从头再来。劳伦斯设想一定还要花几个月时间来教育埃德蒙·艾伦比。

但抵达开罗之后,劳伦斯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他的英雄业绩已经在英国军方高层传播开了,令大家心潮澎湃。在加沙战败、汉志僵局和欧洲不断传来的噩耗(协约国在西线的又一次攻势惨遭失败、法国军队发生哗变、俄国政府正在垮台)之后,终于来了点真正的好消息,而且是英国人的勇敢无畏的绝佳例证。除了攻克亚喀巴的方式本身非常神奇之外,占领了这座港口就意味着阿拉伯战争的前线突然间向北方猛跳了250英里,进军叙利亚的任务也一下子简单了许多。

但奇怪的是,让英国同胞们最为振奋、为劳伦斯贏得最多赞誉的却是他的一项比较次要的功业,即在叙利亚腹地的漫长而艰辛的旅途。部分原因肯定是它给人一种非常浪漫的印象,这在英国军事传统中有很多先例:单枪匹马的冒险家(其实劳伦斯不是单身一人,而是有两名侦察兵陪伴)乔装打扮深入敌境,敌人对他悬赏缉拿;他秘密地会见潜在的密谋者,每一步行动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背叛,遭到毒刑拷打,丢掉性命。雷金纳德·温盖特建议向劳伦斯授予英国最高等的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一定主要是出于上述理由。温盖特指出,让劳伦斯的功绩“愈显英勇无畏”的是,土耳其人悬赏相当于5000英镑的金钱来缉拿他,而且他的行动是在“利欲熏心的人群”中执行的。

如前文所述,劳伦斯对这次长途跋涉的重要性大加贬抑。事实上,他对此次行动的仅有的描述就是抵达开罗之后撰写的措辞含糊的4页报告。但他始终是个策略家,因此显然认识到,官方对他的叙利亚冒险的认可和赞誉是一件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他继续推动自己的目标。在被引见给埃及远征军新任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之后,他灵巧地使用了这个工具。

1917年,英国军队中存在着复杂的礼节规范。所以,很难想象会有比7月12日在开罗司令部举行的会议更不像话的了。埃德蒙·艾伦比因脾气火爆而得到了“血腥公牛”的绰号,他身材魁梧雄壮,体格貌似拳击手,只略有衰老迹象,即便在不穿将军礼服的时候也是威风凛凛。坐在他对面的是幽灵一般的T.E.劳伦斯上尉,在健康的时候体重或许有135磅,但由于沙漠征途的艰苦,现在体重下降到了不到100磅。他身穿白色阿拉伯长袍,头戴头巾,据他自己说,当时还没有穿鞋(这不大可能是真的);劳伦斯说他的军服在远离开罗的长时期中被蛾子咬坏了,还没有时间找一套新军服来换。

劳伦斯肯定知道艾伦比的战争生涯,也知道他经历过一些盛衰沉浮。1914年8月,在蒙斯战役中,英军败退,艾伦比命令他的骑兵团坚守阵地,抵抗一支兵力远远超过己方的德军部队,以掩护遭到围困的英军主力部队有秩序地撤退。碰巧的是,就是在这场战役中,时任帝国总参谋部参谋长的阿奇博尔德·默里在一个中央指挥所督导英军的撤退,由于压力过大而昏倒。但在最近,艾伦比的将星黯淡了不少。在阿拉斯战役中,他行动迟缓,未能抓住机会利用德军战线上的缺口长驱直入,遭到了批评。在这场战役中,英军只前进了2英里,却损失15万人,因此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和默里一样,艾伦比是被贬黜到埃及来的,然而这种贬黜让默里小心谨慎到了举棋不定的程度,但劳伦斯感到,艾伦比或许会有非常不同的反应。当天下午,在将军的办公室内,他描绘了一幅雄心勃勃的美丽图景,阐述了阿拉伯起义军现在有可能取得的成就。他解释说,只要能够快速加强亚喀巴,将其作为主要集结地,阿拉伯人就能终于将战火烧到叙利亚腹地,而且还不是小打小闹。按照劳伦斯的说法,现在终于有机会在整个叙利亚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劳伦斯对自己在叙利亚刺探情报活动的报告过于简略,于是画了一张小地图,作为补充材料,向将军解释自己的计划,这份地图描绘了多达七支潜在的阿拉伯部队在叙利亚全境各地袭击土耳其人,最西一直到黎巴嫩海岸,最北到大马士革以北100英里处的霍姆斯和哈马。他在地图附文中谨慎地表示“战局完全按照计划发展的机会是非常小的”,但劳伦斯的蓝图中哪怕只有一部分成为现实,部署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土耳其军队主力也会被困住手脚,不能前进,甚至不能轻易撤退。

但有个问题。劳伦斯告诉艾伦比,这场大规模的阿拉伯起义要想成功,就需要英军同时在巴勒斯坦南部取得突破。一旦英军取得突破,两支军队就可以一前一后地协力北上,阿拉伯非正规军切断汉志铁路,袭扰叙利亚东部各个驻军城镇中的土耳其部队,同时英军在内陆一侧的侧翼得到阿拉伯人的保护,可以进军西海岸。根据劳伦斯的计划,甚至速战速决地拿下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还有一个小问题。将在这支阿拉伯攻击部队中担任主力的战士是叙利亚东部的贝都因人,他们的传统是每年秋季要向更东方跋涉,为骆驼寻找更好的草料,所以就会离开战区。劳伦斯解释说,如果要利用这些关键的战士,行动不能迟于9月中旬发起,也就是说还有两个月时间。

劳伦斯对自己的这个夸张的设想究竟相信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就算他因为最近在亚喀巴的胜利而春风得意,他也始终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不会设想一直困扰着阿拉伯起义的惰怠和部落间的争吵会一下子烟消云散。他对英国军方也有足够的了解,必然知道它一向动作迟缓。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提出这个宏伟计划。是为了将英军新任总司令——他对该地区事态发展的缓慢还一无所知,而且在阿拉斯的挫折之后急于恢复自己作为军人的荣誉——拉到自己这边,去支持自己设想的阿拉伯—英国联合解放叙利亚的计划。当然,由于劳伦斯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所以艾伦比必须尽快决定,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对他。

但就算他这是在虚张声势,又有谁能抓得住他的破绽?T.E.劳伦斯现在是开罗的名人,管理阿拉伯部落的魔法师,还是唯一一位亲自与阿拉伯人在叙利亚境内的潜在第五纵队有过接触的英国军官。就算他知道这些潜在的合作者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准备好起义,但别人是不知道的。他私下里知道,英军肯定会耽搁延误,搞乱时间表,所以阿拉伯人远远没有准备好这个秘密就不会昭然天下,同时他已经缔结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和互相依赖的关系。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几乎承认了自己的把戏:“艾伦比判断不出,我有多少成分是真诚的,又有多少成分是在夸大其词。问题在于,我把他蒙在鼓里,于是我让他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劳伦斯的表演大获全胜。会议结束时,将军抬起下巴,宣布:“好,我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

艾伦比在劳伦斯面前还保持低调,但对上级——包括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将军,英国战争努力的总体协调人——就毫不掩饰自己的热情洋溢。他在7月19日向罗伯逊发电报称:“鄙人愚见,劳伦斯上尉建议的阿拉伯人的合作能够带来极大好处,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从中得益……如果执行顺利,这样一次运动,再加上我军在巴勒斯坦的攻势,或许能够导致土耳其军队在汉志和叙利亚的垮台,并造成在政治和军事上极其深远的影响。”艾伦比对这个计划极其重视,甚至转达了劳伦斯的担忧,即如果耽搁下去,东部贝都因人就会去寻找秋季牧场,因而脱离战斗。“因此,我需要做好准备,以我手中目前可动的兵力在9月中旬发起行动。”

罗伯逊是个坚定不移地主张在西线决胜的人,因此不愿意在东线大操大办,但就连他也很快被说服了。在7月,开罗和伦敦之间电文来往不断,罗伯逊最后许诺立即给艾伦比增兵5万,用于即将开始的巴勒斯坦攻势。这是阿拉伯起义的一个令人震惊的转折点。仅仅在两个月前,起义军还被阿奇博尔德·默里视为敲边鼓的讨厌鬼;现在他们却能左右英军在巴勒斯坦下一次攻势的时间表。

但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之间新近加强的联盟也意味着政治战场上发生了变化,艾伦比将军或许认识不到这个变化,或者对它不感兴趣,但T.E.劳伦斯却肯定是心知肚明、兴趣盎然。前不久,英军高层还在考虑如何将阿拉伯起义军在叙利亚的角色控制到最小,以便满足法国盟友的利益要求。现在,英国军方采纳了艾伦比的计划——实际上是劳伦斯的计划,完全无视法国人的意见,最终使得《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整个框架能否执行下去都有了疑问。

但那都是未来的事情,目前,对劳伦斯丰功伟绩的赞颂仍然从各个方向蜂拥而来。尽管他不符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要求(要求之一是,受勋者的英雄业绩必须有另外一个英国人目睹,作为证人),但他很快被晋升为少校,并被提名为巴斯三等骑士,这是下级军官有资格获得的骑士爵位中最高的一级。

这位新晋名人在8月初被要求写下自己与阿拉伯人合作的心得体会,帮助那些被派往汉志的英国军官,与他们分享在这个领域成功的秘诀,毕竟其他很多人在这个领域都遭遇了令人心碎的绝望。他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二十七条建议》。他的某些建议是常识,但有一些在他的学生们看来一定非常新奇。“在汉志长大的奴隶是最好的仆人,”他建议道,“但有法律规定英国公民不能蓄奴,所以只能去借奴隶。无论如何,在乡间活动时最好带上一两名阿格伊尔族人。他们是阿拉伯半岛最高效的信使,而且非常懂得骆驼。”

劳伦斯给他的读者们最重要的建议是:抛去自己的英国习惯,完全地沉浸到当地环境中去,要熟悉“当地的家庭、氏族和部落、朋友和敌人、水井、山丘和道路”。

在1917年狭隘保守的英国军事文化中,《二十七条建议》有着启示录一般的强大力量,甚至到今天仍然有着深远影响。2006年,美国在伊拉克开展军事行动,美军总司令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就命令他的高级军官们阅读《二十七条建议》,以学习去贏得伊拉克民心。美国军官们似乎忽略了劳伦斯的开篇告诫,即他的建议仅适用于贝都因人——占伊拉克总人口的约2%,而与阿拉伯城镇居民打交道“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

 

亚伦·亚伦森和伊恩·史密斯上尉的关系一直算不得亲密。史密斯是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与以塞得港为基地的间谍船之间的联络官。从他第一次见到亚伦森起,就毫不掩饰自己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间谍网的鄙视。从这个不吉利的开端起,史密斯——农学家说他“始终是个白痴”——想尽办法,以或大或小的手段来羞辱亚伦森及其盟友,似乎英国人给犹太间谍们帮了一个天大的忙,而不是刚好反过来。

虽然过去忍受了不少侮辱,但亚伦森还是没想到会发生7月1日的事情。亚伦森抱怨了史密斯对一名阿拉伯局军官的不公待遇,史密斯显然恼羞成怒,刻薄地告诉NILI组织的领导人,他在巴勒斯坦的间谍“一文不值。让其他人干,会好得多”。

让这个插曲特别令人愤怒的是,就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大大增加了NILI组织的工作量,而且远远不止情报搜集工作。在5月的“雅法遭洗劫”故事传播开之后,国际上有人募集捐款,以援助犹太受害者。如何将这些款项送给巴勒斯坦境内需要帮助的人呢?英国当局中有人想到了显而易见的答案:NILI组织。那么,既然NILI组织的间谍可以在巴勒斯坦各地分发救援款,为什么不能顺带传播宣传材料呢?他们在闲暇时间搞一些破坏袭击活动又如何呢?6月初,英国当局计划将炸药偷运到阿特利特,让NILI小组炸毁约旦谷地中一座关键的铁路桥。为了这个目的,亚伦森在埃及的主要副手利奥瓦·施内尔松正在开罗郊区的一个英国陆军试验场接受爆破训练。

亚伦森不情愿地答应了英国人向他的组织提出的这些新要求,认为这是得到英国人支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让伊恩·史密斯的侮辱实在无法忍受。在与史密斯争吵的第二天,他告诉自己在阿拉伯局的朋友,由于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目前在巴勒斯坦有其他更好的工作人员,“我已经没有权力让我的人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工作”。因此,他决定解散NILI组织。

但亚伦森在这个夏季感到自己遭到了冷遇,还有其他原因。核心问题是,他一直未能澄清,自己在开罗的地位究竟是什么,他的组织在更大的计划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4月和5月,亚伦森会见了马克·赛克斯,得知这位英国政治家正在伦敦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两位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和纳胡姆·索科洛夫紧密合作。事实上,赛克斯在开罗期间曾敦促魏茨曼到埃及来亲自领导那里的犹太复国运动,但是魏茨曼未能成行,于是任命亚伦森为魏茨曼在当地的“代表”。亚伦森并不认同魏茨曼和索科洛夫的较为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但出于对赛克斯的尊重,他接受了这个安排,然而后来一直没有听到魏茨曼或索科洛夫的消息。他的地位仍然含糊暧昧,他自己从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获取指示的努力又徒劳无功,于是在他与史密斯撕破脸皮的前一天,他请求吉尔伯特·克莱顿去找马克·赛克斯谈谈这事。但这一次仍然没有结果。

被蒙在鼓里的亚伦森并不知道,他所珍爱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其实在伦敦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展,主要是归功于哈伊姆·魏茨曼的不懈努力,尽管魏茨曼没有与亚伦森联络。

推动英国政府公开宣布支持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努力在最近经历了很大的革新。在过去,魏茨曼曾强调,这样的宣言能够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产生很大影响,让这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士敦促美国政府结束中立状态、站在协约国一边干预欧战;显然,自美国参战之后,这种论点就失去了很多效力。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的另一个论点是,这样的宣言能够促使俄国犹太人团结在主张继续参战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政府周围;但现在俄国国内局势越来越混乱,克伦斯基的问题远远超过犹太人的支持能否产生很大影响这一问题。但在6月初,魏茨曼找到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论点,这要感谢同盟国。

6月12日,魏茨曼向英国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罗伯特·塞西尔解释说,近几个月以来,他听到了一些传言说,德国政府在试图拉拢德国犹太人团体的领导人,让他们作为中间人来进行和谈。魏茨曼早就断定这只是谣言而已,但最近这些传闻有了很大说服力。他告诉塞西尔,德国犹太领导人事实上在积极地考虑去做这个工作,条件是德皇政权要满足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要求。最近,德国报纸上突然多了一大批支持犹太人家园的文章,说明德国政府显然是在斟酌这个问题。

如果这些传闻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那么局势就是很清楚的——如果英国人不尽快打起犹太人家园这张牌,德国人肯定会。罗伯特·塞西尔的反应很快。他会见魏茨曼的第二天就向上级查尔斯·哈丁勋爵发送了一份机密备忘录。“毫无疑问,德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塞西尔写道,“已经下达命令,要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中欧各帝国政策中的一个主要政治因素。”他估计,这种政策政变的目的是影响国际犹太人的意见,“利用它来帮助德国反对协约国的宣传”。

塞西尔解释说,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他最近的访客提出了一条大有助益的建议。“魏茨曼博士强烈敦促,国王陛下政府应当公开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并公开承认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权利主张的合乎公义,这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好事。”

6月。英国外交部不断听到可能出现一个德国支持下的犹太国家的警钟,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高官赞同魏茨曼的建议。

亚伦·亚伦森不知道这些情况,那些匆匆努力消除史密斯上尉在7月1日言论的恶劣影响的阿拉伯局官员们也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只是在努力挽救英国在巴勒斯坦最重要的间谍网。

为了再次向亚伦森表达敬意,英国当局很快邀请他去见埃及远征军的新任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他们的会面是在7月17日,也就是艾伦比与T.E.劳伦斯会谈的五天之后。在闲适的会谈中,亚伦森为将军介绍了关于巴勒斯坦的五花八门的话题。从农业条件到土耳其驻军的战斗力,甚至描绘了杰马勒帕夏(“擅长阴谋诡计,非常狡滑”)和德国指挥官的性格特征。“总司令兴致盎然地听着,”亚伦森记述道,“提了一些很聪明而且非常到位的问题。我对他印象极好。”

在与艾伦比会谈后喜悦的气氛中,亚伦森或许感到自己终于受到了开罗英国当局的重视。但话又说回来。在之前的7个月里,他也时常有这样的感觉。问题在于,英国人永远在保持所有选项的畅通,不愿意给任何人一个正面或负面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所以根本不存在“受重视”这样的事情。英国人避免真心实意的拥抱,而仅仅是谨慎地拍拍对方的后背表示友好。伦敦关于公开宣言支持犹太人家园的密谋,以及英国政府内部对这个宣言可能导致的结果的普遍焦虑都让亚伦森的困境愈发复杂。因此,英国人的目标是让亚伦森开心,但不给他确定的回答,既要鼓励他努力,又要对他们的最终奖赏保持谨慎,维持着这样的微妙平衡。

幸运的是,英国人有一位干这种事情的行家里手——雷金纳德·温盖特。温盖特在得知政府对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最近的尝试性提议之后,在7月23日给一位高级外交官的信中写道:“我的理解是,事情绝没有板上钉钉,你希望我让亚伦森满意,但又不能跟

他把话说死。已经办好了。

 

7月16日,英国运兵船“达弗林”号接到命令,在苏伊士港待命,以便送一位重要官员沿红海海岸南下,前往吉达。次日早上,28岁的T.E.劳伦斯悠闲地走上跳板,船员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这位贵客。就在8个月前,劳伦斯走上了延布港的另一艘海军军舰的跳板,却因为衣衫不整和态度傲慢而遭到严厉训斥。

他将在吉达执行的使命也能说明,在攻克亚喀巴之后,他的地位已经一日千里。劳伦斯在与艾伦比和克莱顿这两位将军讨论时,强调了(或许是夸大了)叙利亚人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长久以来的极大尊重阅读 ‧ 电子书库。他解释说,叙利亚人将费萨尔视为阿拉伯人的最高军事长官,因此只有在他旗帜下才会发动起义。就像这年7月劳伦斯在开罗的大多数其他言论一样,他的上级没有办法证实或者证伪他的这个论断,于是它简单地成为推测(争夺叙利亚的战役打响后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一部分。

劳伦斯看到了扩大战果、更进一步的机遇:全面协调阿拉伯—英国在叙利亚的联合攻势,而且并非巧合地,将阿拉伯人事业的命运与英国军队的命运牢牢捆在一起——何不将费萨尔和他的部队直接配属到艾伦比司令部的麾下?劳伦斯的这个主意在开罗很快得到批准,但他还必须越过一个潜在障碍:侯赛因国王。汉志国王素来以暴躁易怒闻名,而且非常小心地控制着起义运动的领导权,他很可能会当场拒绝这个建议。但他也许会听从费萨尔最信赖的英国顾问和“亚喀巴的英雄”的意见。很快,劳伦斯就登上了“达弗林”号,去会见侯赛因。

但前往吉达的使命只是这位年轻上尉对英国在该地区政策的新的极大影响力的最显而易见的标志。在幕后,劳伦斯已经打好了基础,要对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存在进行大规模重组,并且是按照他的意愿来重组。他在《智慧的七柱》里相当厚脸皮地解释说,他是这样向吉尔伯特·克莱顿论证的:“我按照自己的计划,自己行动,占领了亚喀巴。如果他感到我挣得了自行决断的权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有能力做到。”

克莱顿与劳伦斯一起在开罗的一周里,同意了这位下属的大多数建议。汉志的战争实质上已经结束,尽管土耳其人还控制着麦地那,却丧失了全部进攻能力,于是在伍拉封锁汉志铁路的漫长而无益的行动终于可以结束了。出于同样的理由,起义军在沃季赫的主要基地也可以关闭了,当地的阿拉伯部队和英国后勤军官都可以转移到亚喀巴。劳伦斯扮演起了将军的角色,对将留在汉志的阿拉伯部队的部署作了规划,还制定了一份将要保留、重新部署或者调走的英国陆军人员的名单。劳伦斯还大胆地要求将亚喀巴的总体指挥权交给他,遭到了克莱顿的拒绝,后者指出,让一名下级军官对上级指手画脚不是英国军队的做法。他们一起决定,让西里尔·威尔逊的一位副手皮尔斯·乔伊斯少校担任亚喀巴的指挥官,此人生性随和、没有野心,不大可能妨碍到劳伦斯。

但劳伦斯在吉达与威尔逊上校的重逢最能彰显劳伦斯地位的变化。8个月前劳伦斯首次造访阿拉伯半岛之后,威尔逊恼火地对克莱顿说,这个傲慢的下级军官“需要教训一顿,而且是狠狠教训一顿”,并且曾试图阻止劳伦斯重返阿拉伯半岛,哪怕只是暂时的。但到了1917年7月,上校却将劳伦斯(他正在被晋升为少校的过程中)视为盟友,或许还是在汉志执行任务的最重要的英国一线军官。

就在劳伦斯抵达吉达之前,威尔逊收到了克莱顿的一份备忘录,概述了他正在考虑的对该地区人事的大规模洗牌,并且很有针对性地指出,他这些想法是“咨询了劳伦斯上尉的意见”后形成的。这个细节让这份备忘录的一个特点显得非常突出:它完全没有提到斯图尔特·纽科姆,他仍然是英国驻汉志军事代表团的正式团长。

劳伦斯在中东能得到这样的地位,最应当感谢的人就是斯图尔特·纽科姆,但在劳伦斯冷静而不带感情色彩的想法中,战争就是战争,不管他对自己的恩师多么感激,也不能影响作战。纽科姆在汉志的任职颇有争议,他始终不能适应阿拉伯人神秘的作战方式。在很多报告中痛苦地抱怨了他们的纪律涣散和不可靠。劳伦斯抵达吉达后向西里尔·威尔逊解释道,上级已经决定,将纽科姆撤出前线,送到后方工作,实际上就是被贬黜了。威尔逊虽然吃惊不小,但表示了默许阅读 ‧ 电子书库

当晚,劳伦斯和威尔逊觐见了侯赛因国王。这是劳伦斯第一次拜见国王,感到国王魅力十足、风度翩翩。或许是因为侯赛因很快同意将费萨尔及其部队交给艾伦比直接指挥,劳伦斯才对他有了这么好的印象。

第二天却发生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侯赛因传唤劳伦斯到他位于吉达的宫殿,单独会谈。国王直截了当地(这不太像他的性格)提出了一个让他非常痴迷的话题:他在5月与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的会晤。

尽管当时的会议上究竟同意了哪些东西,又没有同意哪些东西,在英国政府的某些部门仍然存在争议,但由于其他事件的快速发展和紧迫感,这次会议的意义已经大大缩水。像西里尔·威尔逊这样持有异见的目击者以礼貌的口吻、隐晦的言辞暗示说“可能存在误解”,这肯定也促使这次会议的效果消散不少。劳伦斯不会使用这种礼貌的口吻。威尔逊用很多页纸拐弯抹角地说明的问题,劳伦斯只用了不到1页纸。他在第二次面见侯赛因之后在电文中告诉克莱顿:“主要问题是,他(侯赛因)完全拒绝允许法国人吞并贝鲁特和黎巴嫩……他非常高兴能够诱骗皮科先生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将满足于享有与英国在伊拉克相同的地位……最后,谢里夫指出,与赛克斯和皮科的会谈非常简短,不正式,缺少书面文件,而且这次会议对局势造成的唯一变化就是,法国人放弃了对叙利亚任何部分吞并、永久性占领或者控制主权的想法。

不知道是由于这份报告非常简短,还是因为它的作者新近美名远播,几天之内,这份报告就被送到了英国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办公桌上。它立刻重新激起了关于英国在中东许下的互相矛盾诺言的大网以及马克·赛克斯在编织这张错综复杂大网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辩论。

但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还在吉达的时候,开罗传来消息称,据可靠情报,劳伦斯在亚喀巴战役中的主要伙伴奥达·阿布·塔伊正在秘密地与土耳其人商谈,要改换阵营。劳伦斯当场的反应是为奥达辩护,说或许这是奥达的计谋,要引诱土耳其人懈怠下来。但劳伦斯内心里显然不是那么有把握。几个小时后,他就登上了前往亚喀巴的船,去与奥达当面对质。

劳伦斯骑着一匹快捷的骆驼深入内陆,在谷维拉村外的一座帐篷内找到了霍威塔部落酋长和他的两位主要副手,情报显示,这两人也是潜在的叛徒。一连好几个小时,劳伦斯不动声色,像朋友重逢一样与他们欢聚,但后来邀请奥达和另外一名密谋者与他一起散步。他们单独在一起之后。他就拿自己听说的情况质问对方。“他们急于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他们的秘密行动的,”劳伦斯记述道,“以及我还知道多少东西。我们站在一座打滑的岩架上。”

的确,在这座岩架上,劳伦斯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但他凭借自己甚至在这种雷场般的环境下仍然能与阿拉伯人妥善交谈的卓越本领,进行了一番复杂的表演——同情、恭维和嘲讽融为一体——首先让他们放下戒心,然后将他们争取回到起义军阵营来。回到亚喀巴之后,劳伦斯向开罗发电报称,奥达的事情“纯属误会”,现在一切都“绝对令人满意”。劳伦斯后来承认,自己经常在向开罗报告关于阿拉伯起义及其领导人的情况时扭曲事实,但说这都是为了大家的好处。“英属埃及自己勤俭节约,维持我们的生命,不适合让它知道的真相就不必说出来了,我们必须让它满怀信心,让我们自己始终是个传奇。观众们需要书上的那种英雄。”

劳伦斯就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很好地迎合了观众,满足他们的需求。

 

威廉·耶鲁的威尔士祖先的问题搞清楚之后,他就开始和英国驻美国大使谈起正事。

耶鲁很可能对塞西尔·斯普林-赖斯能帮他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不抱多少希望。毕竟英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专门针对中东的庞大的情报机构。但威廉·耶鲁非常精明地知道,他有一样东西,是其他人很少能够提供的:在石油界的关系。在此前的四年中,他勘察了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寻找潜在的油田。通过公司的备忘录,他还知道他的公司在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哪些地方在寻找石油开采特许区,或者已经获得许可。在战后的世界里,占领这些地区的国家会不会承认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开采权,鬼才知道。如果占领这些地区的国家已经公开宣布未来的石油勘探和开采事关国家安全——英国就已经如此宣布——那么它完全可能对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权利主张置之不理,而安排自己的一家国有财团来开采石油。如果那样的话,假如有一位曾经看过现存地图和地质勘探报告的人,就能节省许多时间,省去诸多麻烦。

斯普林-赖斯大使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对这位年轻的访客非常感兴趣,于是要求耶鲁留下一份他写的关于叙利亚局势的报告。耶鲁第二天就送来了报告,还附加了一份两页的补充文件,记录了德国在耶路撒冷所有主要军事设施的位置,并在地图上准确标注了这些地点。

耶鲁的叙利亚报告没有引起美国官员的兴趣,但英国人的反应截然不同。大使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向外交大臣贝尔福发送了一份副本,很快就得到了伦敦方面的答复。秘密电文指示,如果威廉·耶鲁能够从美国陆军部获得免于入伍的许可,斯普林-赖斯应向这位29岁的石油商人提供英国陆军中尉的军衔,“随后安排到埃及担任情报军官。他的信息肯定非常有价值。请采取必需措施,以电文报告结果”。

现在美国和英国是战时盟友,所以从陆军部获得免于入伍的许可应当只是个手续问题。但结果却证明,在威廉·耶鲁身上,这不仅仅是个手续问题。这是因为,他的叙利亚报告在国务院搁置了超过一个月没人读之后,终于被送到了一个对其内容非常感兴趣的人桌上。这个人叫作利兰·哈里森,是国务卿特别助理。

哈里森时年34岁,有与耶鲁相似的北方富豪背景。他在伊顿公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随后加入美国外交部门,在一些最重要的美国海外使团中担任了一系列职务。1915年,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将他带到华盛顿,于是他的飞黄腾达就确定无疑了,因为他很快就贏得了兰辛最信赖的得力干将的美誉。

兰辛和哈里森都是铁杆的亲英派,因此对伍德罗·威尔逊毫不动摇地坚持美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态度颇为不满。兰辛对哈里森高度信任的另一个原因无疑是这位副手高度的谨小慎微。国务院的一位职员曾说利兰·哈里森是“我知道的最神秘莫测、口风紧实的人……他简直是个斯芬克斯,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我不得不努力支棱着耳朵去听”。

在美国参战之前,兰辛是威尔逊政府内部一个影子政府的领导人,这是个秘密集团,在悄无声息地努力让美国参加到协约国那边,干预欧战。在这个密谋中,哈里森的谨慎发挥了很大作用。兰辛在1916年组建了一个叫作秘密情报局的组织,这也表明了他的集団的秘密程度。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希望能够找到德国背信弃义的证据,那样就能使干预欧战的理由不可阻挡,于是他们对居住在美国境内、来自同盟国的外交官和商人进行监视。这种活动显然违反了威尔逊的公开誓言(即要严守中立),如果东窗事发。必然还会激怒政府的其他一些部门。但其他部门对此一无所知。兰辛组建秘密情报局的资金来自国务院可自行支配的款项,所以能让它运作下去,而国会,甚至威尔逊内阁的大多数其他成员都未对其予以批准,甚至根本不知情。兰辛将利兰·哈里森从国务院的拉丁美洲部门调来,让这位年轻的弟子主管这个“法律界限之外”的新机构,负责主持“秘密信息的收集和检查”。

虽然在美国参战之后,国务院内部的这种密谋没有必要了,但它为哈里森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先例。他读到威廉·耶鲁的叙利亚报告之后,感到美国需要在中东有一个自己的情报机构。但问题在于,这种事情超越了现存的国内情报局的职权范围,而且美国与土耳其并非处于交战状态,所以也不是军队情报部门能管的事情。解决方案就是把耶鲁拉进秘密情报局;于是,8月初的一天,耶鲁被传唤到了国务院。

在这次会谈中,哈里森提出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提议:耶鲁将重返中东,担任国务院的“特工”。他的年薪是2000美金,外加报销开支,任务是观察和汇报美国政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利兰·哈里森)可能感兴趣的一切信息。耶鲁将以开罗为基地,每周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外交邮袋向华盛顿发送报告,这些报告随后被送到哈里森那里。耶鲁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8月14日,由国务卿兰辛签字批准后,他被任命为国务院驻中东特工。

前往奥尔德溪与家人短暂团聚后,耶鲁于8月29日在纽约港登上“纽约”号,开始了又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途。在前往开罗途中,他将在伦敦和巴黎逗留,探探直接参与中东事务的那些英法官员的口风。哈里森发给美国驻伦敦大使的电文称:“耶鲁将向我们汇报近东局势,若有必要,还可以去进行实地调查。英国当局知道他,而且对他印象不错,还曾向他提供军职。请尽你所能,帮助他与相关机构取得联系。”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已经很难完全理解美国于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多么乡土气和褊狹的国家。它的常备军是德国军队的1/20,甚至还不如欧洲的一些小国,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葡萄牙。1917年,国务院在华盛顿的整个总部只占据了一栋六层楼房(在白宫隔壁)的一翼,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指挥机构也在这栋楼里办公。

除了这些例子之外,以下这一点或许更值得注意:在战争的余下岁月里,美国在中东的全部情报工作——包括分析军事战略和地区性政治策略、会见未来的国家元首、搜集不利于敌国和友邦政府的秘密——将由一个年仅29岁的青年完成,而且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外交或情报工作的训练。威廉·耶鲁自己还能想出自己的其他一些缺陷:“我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我不懂历史哲学,不会阐释解读,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根本性特征和功能了解甚少。”

但这一切都并没有让他感到过分的焦虑不安。这是敢干肯干的美国精神的例证,威廉·耶鲁具有在他的同胞当中很普遍的信念,即无知和缺乏经验或许其实是个长处,因为它们可能会激发出“原创性和大无畏”。如果的确如此,他很可能会成为中东的一支重要力量。

 

亚伦·亚伦森和T.E.劳伦斯第一次见面是在1917年2月1日这次会面给双方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有亚伦森在日记中一笔带过地说,他发现劳伦斯上尉知识丰富但非常狂妄自大。他们的第二次会面是在这一年的8月12日,两人都将长久不忘。在此期间,两人都成了开罗的重要人物,劳伦斯因他在阿拉伯半岛的功业而闻名,亚伦森则通过他的NILI间谍网为英国的战争努力做了很大贡献。当然,两人都因为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中东未来的观点而闻名。他们在阿拉伯局的谈话很快就演变成互相的敌视。

亚伦森在几周前写了一份颇具宣传鼓动性的文件,劳伦斯或许从中预知了谈话将会以何种基调进行。到1917年8月,英国官方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已经一步步快要变成现实,即便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较为激进的领导人也开始使用宽慰人心的和解的言辞:他们强调,无论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框架如何,犹太人将与阿拉伯和基督徒邻居和平共处,因为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土耳其人的压迫。

但亚伦·亚伦森却不肯说这样的安抚人心的话。在他的立场宣言中(这份文件后来被《阿拉伯公报》节选刊载),农学家大声怒斥“肮脏、迷信和无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公开承认犹太定居者有时用武力将阿拉伯农民赶走,并声称如果按照他的意思办,将来还要这么干。有人指控说,犹太人不与阿拉伯邻居交往,亚伦森回答道:“的确如此……我们为此很高兴。从民族、文化、教育、技术和仅仅是卫生的角度看,我们必须严格坚持与阿拉伯人隔绝的政策;否则整个犹太人复兴运动就会失败。”作为警钟长鸣的例子,他指出,罗什皮纳犹太居民点主张融入当地社会,所以教育上有很多缺陷,这都是由于“和未受教育的阿拉伯农民持续接触而对犹太青年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蚀后果”。

最让主流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他们的英国支持者尴尬的是他对阿拉伯起义的评论。为了争取英国官方对犹太人家园的支持,以及预估到阿拉伯人对这个计划肯定会反对,从马克·赛克斯往下的英国官员都在努力诱导犹太复国主义者,让他们表示支持阿拉伯事业。哈伊姆·魏茨曼在伦敦领导了这轮大合唱,但在开罗,亚伦森却不肯参加进来。

“巴勒斯坦犹太人对阿拉伯起义没有兴趣,更没有信心,”他写道,“犹太人还无法揭竿而起、武装反抗土耳其人,而且就算有能力,也不愿意加入阿拉伯人。据我们所知,阿拉伯人利欲熏心,他们当中能够抵御贿赂诱惑的人还没有出生……为了帮助打败土耳其人,犹太人非常愿意加入英国军队,但能否信任阿拉伯人,还有很大疑问。”

自命为阿拉伯起义的西方捍卫者的T.E.劳伦斯听了这些话当然不会开心,但在两人的会谈中,亚伦森却几乎是刻意地继续向他挑衅。他解释说,巴勒斯坦的最终未来并非一个英国保护国——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在保护国内得到保护——而是一个事实上的犹太国家。实施的手段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会买下加沙和海法之间的所有土地,将阿拉伯农民赶走。劳伦斯的回应同样直截了当。他告诉农学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两个选择:要么与多数派阿拉伯人共存,要么等着被割喉咙。

“这次会谈没有任何友好的气氛,”亚伦森在日记中非常轻描淡写地记述道,“劳伦斯年纪轻轻就取得了太大的成功,这对他没有好处。他自视过高。他对我高谈阔论,向我教导我们定居点的情况,以及人民的精神、阿拉伯人的感情,还有我们融入他们是件多么好的事情,诸如此类。听他讲话的时候,我简直可以想象自己在听一个普鲁士科学派反犹主义者的讲座,不过是用英语讲的……他公开反对我们。他肯定有传教士的血统。”

但这么想的不仅仅是劳伦斯。当时还有很多人让亚伦·亚伦森感到恼火。虽然有许多英国军官的调解斡旋,他和亚历山大港反复国主义犹太人委员会的激烈争吵还是持续了三个月,并且继续暴风骤雨般地持续下去;而且在伦敦的哈伊姆·魏茨曼领导下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仍然对他置之不理。亚伦森对伦敦方面对自己的不够尊重怒火中烧,在与劳伦斯会谈的几天之后给魏茨曼写了两封长信,抱怨自己受到的冷遇,并再一次威胁要解散NILI组织。他向雷金纳德·温盖特重复这个威胁时,后者向外交部发送了又一份忧心忡忡的电文。

“如果亚伦森先生马上得到他要求的支持,或许有助事态发展,”温盖特在8月20日给外交大臣贝尔福的信中写道,“军事当局非常重视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组织,这是另一个不能疏离他的理由,你或许会看重这个理由。他有能力毁掉这个组织,而且在当前的情绪下,很有可能真的会这么做,除非我们向他的观点做一些妥协。他与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分歧究竟是由于原则的问题,还是由于感情受到伤害,我无法判断。”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亚伦森在开罗街头骑自行车的时候想到了一个新主意:如果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肯向他澄清问题,他就自己去英国,迫使他们摊牌。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英国联络人时,他们都马上表示赞同,无疑是很高兴让NILI组织离很可能会摧毁它的这位创始人远一点。9月13日,亚伦森离开埃及,前往马赛。

科学家执迷于四面树敌的争吵,并且醉心于得到承认,却似乎很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秘密间谍网的领导人,如此张扬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他似乎也忘记了那个旨在保护他在巴勒斯坦的家人和同志们的幌子:奥斯曼当局仍然以为,他是在前往美国途中被英国人逮捕的,现在应当在英国俘虏营里坐穿牢底。而现在开罗、伦敦和巴黎间传播的大量官方报告中却出现了他的名字。更糟糕的是,由于他和开罗的英国官员们的交往,以及他与亚历山大港犹太人委员会的持续口角,埃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NILI组织的存在。就算这些人都不会故意去伤害间谍网,但走漏风声到柏林或者君士坦丁堡也只是时间问题。

亚伦·亚伦森的家人也在保密工作上帮了倒忙。他的弟弟亚历克斯在纽约流亡期间曾为《大西洋月刊》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讲到自己逃离土耳其的经历;到1917年8月,这篇文章已经被扩充为一本书《与土耳其人在巴勒斯坦》,现在开罗的书店都能买得到。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阿特利特在搞某种情报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萨拉·亚伦森非常招人耳目的旅行也能让人猜到,参与其中的是谁。7月,巴勒斯坦犹太人领导人的一个代表团拜访了萨拉,要求她立刻停止她的“活动”。这项最后通牒遭到了她的愤怒拒绝。

但责任最大的应当是负责管理间谍网的那些英国官员,他们是职业情报人员,本应做得更好才对。他们的漫不经心简直到了犯罪的地步阅读 ‧ 电子书库。正是他们想出了利用NILI组织来传播英国宣传材料、分发救援款的主意。亚伦森最终否决了传播宣传材料的建议,但同意了第二项要求。于是,7月中旬,第一批救援款以沙弗林金币的形式被送到阿特利特,NILI组织不再仅仅是输出情报,还输入违禁的黄金,因此被破获的风险加倍了。最让人惊异的是,英国人多次违反了管理间谍网的最基本准则,即一个单元不能与另一个有接触。以塞得港为基地的间谍船曾经有许多艘,但数量不断缩减,到1917年8月就只剩一艘“马纳杰姆”号来承担所有任务。这意味着,“马纳杰姆”号在一次旅程中可能搭载着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多个不同情报网的人员,因此一旦有一名间谍被捕或者叛变,就有可能把其他所有人都暴露出来。

说到底,这一切都是由于英国人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一直困扰他们的那种人格缺陷,亚伦森家族也有这个缺陷:狂傲、轻敌。正如1914年以来不断发生的那样,他们很快就有理由后悔了。9月13日,也就是亚伦森起航前往欧洲的当天,巴勒斯坦的土耳其当局捕获了第一名NILI间谍。

 

这是劳伦斯最讨厌的那种商店职员一般的沉闷工作。到8月底,将亚喀巴从一个昏昏欲睡的渔港转变为阿拉伯起义前进基地的工作进展良好,每天都有一连串英国船只卸下成山的补给物资。这些船只还送来了成千上万的战士——来自埃及的穆斯林新兵、从费萨尔在沃季赫的老基地来的阿拉伯战士——另外周边山区还有新的部落战士潮水般涌来。劳伦斯在8月17日从开罗返回沃季赫之后,就一直在忙于处理后勤工作上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混乱局面,并努力在这地方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来。但这些琐事或许能够帮助他暂时忘记当前更重大的问题,因为6周前攻克亚喀巴带来的胜利冲昏头脑和大大加快的计划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足为奇,艾伦比将军在9月中旬发动巴勒斯坦攻势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于部队重整装备的一系列耽搁而不得不推迟。开罗的军方高层现在的说法是,进攻日期不迟于10月底。从劳伦斯的角度看,这样也好,因为阿拉伯人的准备工作也非常糟糕。

与此同时,亚喀巴的胜利吸引了一大群邀功请赏的人,个个都认为自己应当分一杯羹。亚喀巴离开罗很近,于是一大批令人厌恶的顾问纷至沓来,人人都提出一系列可疑的建议,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8月底,一位新到的情报军官对阿拉伯部队的不专业大感震惊,敦促开罗立即派遣帝国骆驼骑兵部队(一支精锐的英国骑兵部队)到前线。劳伦斯不得不抽出时间来破坏这个计划。“如果一名帝国骆驼骑兵与一个阿拉伯人发生口角,”他在8月27日给克莱顿的信中写道,“或者与贝都因女人发生什么纠葛,就会造成普遍的敌意。”他非常有策略地对这名情报军官的其他建议表示认同,最后以轻蔑口吻写道:“我认为,任何关于阿拉伯局势的报告都不值得您一看,除非报告的作者自己去观察民族起义和军事行动之间的区别。”

巧合的是,克莱顿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在考虑自己去做一个小小的实地考察。9月1日,他离开开罗,抵达了亚喀巴。这是他第一次亲临这条耗费了他一年多心血的前线。

与往常一样,将军的到访似乎还有秘密的计划。一个多月前,他从伦敦的马克·赛克斯那里收到了一封信。在劳伦斯前不久在开罗期间——在8月的第二周,两人每天都在阿拉伯局打交道,但克莱顿感到没有必要将这封信与下属分享。但出于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这次他把信带到了亚喀巴。

这年夏天,赛克斯结束在中东的停留,返回伦敦时,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协约国领导人震惊和沮丧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说法“民主需要一个安全的世界”并非仅仅是伪善的言辞;美国干预欧战的条件是,被压迫的民族应当有民族自决的权力,政府间错综复杂的秘密协定也要被废除——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开始落幕。英法两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两国在三年的战争中已经损失约500万人,甚至在两国首都的先前贪得无厌的政客们也开始努力学习“非吞并”和“自治”这些陌生词语。

在转这个180°大弯时,很少有人比马克·赛克斯更灵巧熟练。在令人咂舌的极短时间内,这位政客已经把自己重新打造成开明豁达的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家、民族自决的捍卫者。赛克斯现在的观点是,英法在中东的最佳选择是彻底摈弃所有的帝国主义权利主张,因为,正如他在7月22日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信中说的那样,“殖民主义是疯狂之事”。在他的设想里,取代殖民主义的将是一种政治上的社交礼仪精修学校,由西方列强管理;中东的无知蒙昧民族可以在这里学习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然后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些话居然出自现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协议的始作俑者之一,很多人或许会感到不和谐,但赛克斯有个好用的解决办法。他在7月中旬建议战时内阁今后不再使用“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说法,而改用“英国—法国—阿拉伯协定”。

赛克斯就这么摇身一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外交部领导层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英国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吃了亏,于是缺乏监管、自行其是地炮制此项协定的赛克斯自然受到了责怪。战时内阁成员乔治·寇松评论道:“赛克斯似乎是这样想的,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怀疑的办法就是认可对方说的话,被问起的时候就放弃我们自己的主张。”赛克斯和皮科在5月与侯赛因国王缔结的所谓协议一直都有争议,再加上他是雅法遭洗劫故事传播的主要推动者,而很多人现在认为这个故事是个幕后阴谋,目的就是推动政府完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阵营。这一切都让赛克斯受到的信任大大缩水。7月初,外交部政务次官阿瑟·尼克尔森决定为战时内阁查明,政府在过去两年里在中东究竟做出了多少承诺,这些承诺与对侯赛因国王许下的诺言又是否会互相矛盾。于是一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尼克尔森就差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赛克斯是个骗人精了:“较难确定外交部的文件是否代表真正发生的全部事实。”尼克尔森敦促“继续调查此事之前,应请马克·赛克斯爵士发表意见,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权威地判断,对我们对侯赛因的承诺的逃避或者修改会在多大程度上遭到阿拉伯人的怨恨”。

面对这样的批评,赛克斯暴躁地为自己辩护。奇怪的是,他把自己的麻烦全都归咎于一位英国下级军官:T.E.劳伦斯上尉。在7月20日写给外交大臣贝尔福的秘书的信中,赛克斯顾影自怜地将自己在中东事务中的两年辛勤劳作描绘为得不到感激的自我牺牲。“目前为止,工作还是相当成功的,但您知道,我必须要与许多困难做斗争:英法两国过去的偏见、因循守旧头脑的互相怀疑和感情脆弱、布雷蒙的反英政策,以及劳伦斯的反法态度。”

但赛克斯对劳伦斯的集中攻击或许也不是那么奇怪。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赛克斯在中东编织的互相矛盾、半真半假的谎言,但其中大多数人——像吉尔伯特·克莱顿和雷金纳德·温盖特那样的人,都是体制的忠仆,不会与赛克斯彻底撕破脸皮。如果事态爆发,他们不会向别人吐露自己的抱怨,而是寻找办法来渡过难关。而劳伦斯不是那样忠于体制的人,他如果有机会,会毫不犹豫地羞辱赛克斯,而在他在亚喀巴的胜利之后,他这样做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而且,劳伦斯现在有能力对赛克斯花了两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外交框架造成严重破坏。赛克斯的外交框架固然不完美,但能够保护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而让各方都不至于空手而归。现在,劳伦斯与艾伦比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而且他一直决心要将叙利亚从法国手中夺走,于是这个小小的上尉突然间从麻烦角色变成了严重的威胁。赛克斯在7月22日给克莱顿的信显然就是为了用阿谀奉承和稍微掩饰的屈尊俯就来消除这个威胁。克莱顿把这封信带到了亚喀巴,拿给劳伦斯看。

“劳伦斯的行动居功至伟,我希望他能获得骑士爵位,”赛克斯是在说攻克亚喀巴的事情,“告诉他,现在他已经是个伟人了,必须得有伟人的样子,眼界要开阔。阿拉伯人再接受协约国十年的教导,就能成为一个国家。如果现在就给他们独立。意味着他们会被波斯人控制、蒙受贫困和混乱。让他考虑考虑这一点,想一想他为之奋斗的人民。”

劳伦斯知道赛克斯过去的阴谋诡计,再加上前不久还在开罗与亚伦森大吵了一番,所以他实在无法忍受这封信居高临下的口吻。或许这还触及了他的自尊心;劳伦斯就算还不是“伟人”,也肯定是个独立自主的人,绝不愿意被马克·赛克斯颐指气使。他给赛克斯写了一封长达7页纸的信,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假装是诚恳地请求赛克斯赐教,其实是有条不紊地对他的每一个计划做了审视,揭穿了它们的严重缺陷:“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许了什么愿?他们的计划又是什么?我在开罗见到了亚伦森,他当即说,犹太人希望获得从加沙到海法的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然后在里面搞自治。他们是要以公道的价格买下这些土地,还是要低价强买,将当地人驱逐出境?……犹太人打算把阿拉伯农民全部赶走,还是将他们转变为按天付酬的劳工阶层?”

然后他转向了法国人“援助”阿拉伯人开发叙利亚的事情,赛克斯在吉达曾尝试向侯赛因兜售这个谎言。”阿拉伯人有能力在没有法国人援助的情况下将起义扩展至叙利亚全境,因此不愿意付出了代价却只是为了将来被居高临下地通知情况……假以时日,加上我们的持续帮助,谢里夫一定会成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不要过分夸大我们向他提供的骡子和弹药的价值;运筹帷幄和实际行动都是靠他自己)占据我们分配给由外国人担任顾问的“独立叙利亚”的土地,也能够守住这个成果,而不需要外国人强加的顾问。他不仅会占据这些土地,还会占据那些《赛克斯—皮科协定》没有分配给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他对这些土地的权利主张是非常强有力的,因为他可以领导当地人来征服它们,英法两大强国能怎么办?”

在信的末尾,劳伦斯改用了比较缓和的口吻,承认“我们或许不得不出卖小伙伴,来报答大朋友”的政治现实,但指出,与赛克斯永远的喜讯相反,“我们现在处境艰难。请告沂我,依照您的高见,我们如何找到出路?”

这封信或许是对赛克斯在中东活动的最严厉抨击,但这位政客永远不会读到它。9月7日,克莱顿已经结束在亚喀巴的访问并返回开罗,劳伦斯将这封信发给克莱顿的办公室,请他继续转发至伦敦。但克莱顿读了信之后,决定扣押不发。他在一封短信中向劳伦斯记述道,他不希望给赛克斯任何“或许能够刺激他活动起来”的东西,尤其是越来越受到批评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渐渐被人遗忘了。“它事实上已经死了,”克莱顿写道,“如果我们安静地等待,它很快就会彻底被遗忘。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可行的计划,现在几乎已经是没有生命的纪念碑。”

吉尔伯特·克莱顿的这个判断大错特错,但劳伦斯没有办法和他争执。克莱顿的信发出的时候,劳伦斯已经起程前往内陆,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新一轮攻势。他常常不能及时收到克莱顿的信已经是家常便饭。

 

9月7日,威廉·耶鲁住进了伦敦的萨沃伊饭店,发现前厅里满是“浓妆艳抹的女士”走来走去,感到有些不对劲。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哀伤地写道,这家曾经历史悠久的一度非常高档的饭店如今“完全成了幽会的场所”。

但新教徒一般拘谨的耶鲁没有多少时间来考虑周边环境的下流,因为他在伦敦会非常忙碌。利兰·哈里森给美国大使的电报非常有用,新任特工很快和参与中东事务的许多英国高官取得了联系。在这些会见中,耶鲁受宠若惊地发现,自己的叙利亚报告被赞誉为源自敌境这个关键角落的最入木三分的文件,在英国政界和军界最高领导层传播,并且得到研读。许多情报单位都派人来听取他的报告,他很高兴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细节。

但很快,耶鲁就不再努力去了解中东局势的更多情况——根据他的经验,他知道在开罗才最有可能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中东局势的一个特殊方面:英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眉来眼去。

英国报纸上流传着一个特别的故事,说有一位不知姓名的犹太化学家向政府提供了关于生产炸药的“某些秘密”这让耶鲁非常感兴趣。耶鲁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据说,有人问这位犹太化学家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报偿时,他说他自己没有什么意愿,但作为一个犹太人,希望协约国在和平会议上能够特别考虑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问题。”报纸上说,英国政府已经秘密地答应了科学家的这个请求。

耶鲁虽然还不知道这位化学家的名字——当然就是哈伊姆·魏茨曼,但让他感到有趣的是,英国政府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公开否认或者压制这种传闻,这说明它很有可能是真的。在伦敦的随后一周内,新任美国特工向许多官员打探消息,询问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策,得到的回答却互相矛盾。

耶鲁的结论是,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英国犹太人对希望得到怎样的安排并没有一致意见。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中有些人主张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有些人仅仅要求增加移民能够得到保障;而一些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领导人则强烈谴责复国主义运动,认为它是将犹太人边缘化的一个危险的新工具,反犹主义者会利用它来质疑犹太人对其出生国的忠诚。耶鲁努力理清这个争端,在他看来,英国政府显然在考虑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有关的某种建议,但具体是什么建议,尚不明确。

两周之后,耶鲁感到自己在伦敦的情报搜集工作已经完成,急于前往开罗。但他首先要去巴黎,因为他很想与一位最近非常有名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交谈,此人前不久才从开罗来到法国。他就是亚伦·亚伦森。

这是关于阿拉伯半岛之战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这是一场“干净的”战争,阿拉伯战士们在忍受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终于揭竿而起,为自由而战;这些战士勇敢地从沙丘上冲杀而下,袭击倒霉的残酷压迫者。

与攻击T.E.劳伦斯的那些人的指控相反,他在这个神话的制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其实非常小。它其实主要源于战后颓唐心碎的公众的一种需求:在如此丑恶的战争中,寻找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光辉伟大。西线没有多少材料可资利用,那里有成千上万人灰飞烟灭、被炮火炸成齑粉,或者被永远埋葬在烂泥下。作为对比,阿拉伯半岛却到处是身披长袍的武士、冲锋的骆驼、招展的旌旗,在不光彩的残杀中却是一场华丽的中世纪盛典。在另一场甚至更加恐怖的世界大战中,这种浪漫形象和人们对它的需求都减弱了,但1962年大卫·利恩的电影为新一代人复苏了这种浪漫情怀。

劳伦斯对战争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尽管他公开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但对真相的忠实迫使他努力去记录事实。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明确指出,很多阿拉伯人参加战斗固然是出于摆脱土耳其人的真诚愿望,但英国黄金和丰富战利品的诱惑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种愿望。在战场上,起义军的敌人不仅有土耳其人,还有其他阿拉伯人:没有分享到英国黄金的部落战士,或者那些被土耳其人收买的人;与起义军的部落有宿怨血仇的氏族;或者独立寻找战利品的雇佣兵。

而且这个战场与公众的想象也相差甚远。在人们的想象中,阿拉伯和叙利亚沙漠就是如诗如画的绵延沙丘,但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沙漠都是荒凉悲凄的碎石戈壁和光秃秃的石头山,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美国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一些不是那么美丽的角落。在穿越这些地区时,劳伦斯和他的阿拉伯盟友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是羊肉、骆驼肉,运气好的话有面包吃,运气不好就只能吃生面粉。他们喝的水来自含盐的泉水,或者长满水藻的池塘,或者被土耳其人用腐烂的动物死尸污染的水井。要避开正午炽热的阳光,躲到阴凉处就不得不面对全世界沙漠都有的那种奇怪而残酷的现象:大群狠狠叮人的黑苍蝇。

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双方的重伤员都往往会被丢下等死,幸运的人会被一枪击毙,以避免痛苦。如果胜利者愿意将俘虏带走的话,胜利者吃完之后,俘虏才能去吃残羹剩饭,因此往往大批地饥渴而死。而且与西线的界限分明的死亡地带相反,阿拉伯战场中的战斗人员和平民互相混杂,无辜的人往往会突然陷入子弹和刀刃的血雨腥风。

9月19日下午早些时候,十节车皮的列车从南面绕过了路弯。劳伦斯等待列车的第二节机车开上短桥,然后引爆了50磅的葛里炸药。黑烟当即腾空而起,蹿到100英尺高,然后向两边扩散,至少也有100英尺远。爆炸声和金属断裂的噼啪声平息之后是一个短暂的诡异的平静瞬间。然后残杀开始了。

除了他打算沿途招募的阿拉伯战士之外,劳伦斯还从亚喀巴带来了两名西方军官——一个是英国人,绰号是“斯托克斯”,因为他携带着一门斯托克斯迫击炮;另外一个人是澳大利亚人,绰号是“刘易斯”,因为他负责两挺刘易斯机枪。他们在战斗打响前将武器安置在离桥梁仅300码的一处崎岖的岩架上,准备就绪。黑烟散去之后,起义军发现,只有火车头和最前面一节车厢从坍塌的桥上坠入涵洞,剩下的七节车厢都一动不动地停在铁轨上。成排的土耳其士兵坐在这些车厢顶上,他们被刘易斯机枪扫倒在地,“像成捆的棉花一样被扫倒”。

一些土耳其人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跑向桥下涵洞的相对安全处。斯托克斯向他们发射的第一发迫击炮弹偏离目标较远。他调整了迫击炮的升降螺杆,第二发炮弹恰好落在了敌人当中。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写道,突然爆发的残杀令幸存者方寸大乱,“恐慌地奔向铁路线东北方200码处的崎岖地带。在他们逃跑过程中,刘易斯机枪打死了很多人,只剩下大约20人”。

土耳其人的抵抗迅速瓦解,阿拉伯战士们——只有100多人——猛冲上去开始抢夺战利品。劳伦斯急于查看火车头受到的破坏程度,从他的掩蔽处跑下来,加入人群。

跑到火车前,他发现车上除了运载士兵,有几节车厢搭乘的是平民。其中有些人是返回大马士革的土耳其军官家属,但其他人就是普通的难民。“一边站着30或40个歇斯底里的妇女,”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解开头巾、撕扯自己的衣服和头发,神志不清地哭喊着。阿拉伯人对她们置之不理,继续捣毁她们的家居物品,抢了个盆满钵满。”这些女人看到劳伦斯,恳求他开恩。她们的丈夫们也上来求情,“紧紧抱住我的脚,因为害怕当场死亡而痛苦万分。土耳其人如此颓唐凄惨,真是丑恶的景象。我用光脚尽可能踢开他们,终于摆脱了。”

在前去查看火车头的路上,劳伦斯还检查了翻入山沟的那节车厢。他发现这是一节医疗车厢,伤病员原先都躺在担架上,但现在车厢翻了个底朝天,所有人堆在一起,血肉模糊。“其中还活着的一个人精神错乱地喊着‘斑疹伤寒!’。于是我用楔子把门卡死,把他们留在了那里。”

车上还有一群奥地利军事顾问,他们“平静地用土耳其语向我投降”。劳伦斯对他们的帮助只是稍微多一点。劳伦斯打算完成爆破工作,于是让几名阿拉伯战士看押他们。片刻之后,由于某种争吵,奥地利人大多被打死,“只剩下两三人”。

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估计,在穆多瓦拉以南的这次战斗中,有约70个土耳其人死亡,代价是一名阿拉伯战士。他哀叹说,在一片混乱中,他匆匆去破坏第一节火车头,但是担心它或许还能修复。“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彻底爆破。”他在报告中没有提及有平民死亡,但在战斗最初的几分钟内,弹雨射进了没有装甲的列车,平民死亡数字一定相当高。另外,有90名土耳其士兵被俘,但最终被押解到亚喀巴的只有68人,他也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对大多数经历战斗的人来说,它都会引发互相矛盾的感情的斗争:对战斗的残酷感到恐惧,但又感到极大的刺激。由于军队中的吹牛皮和比拼勇气,军人或许比平民更难调和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军人也更有可能向平民坦白直率地表达自己的复杂感情——如果坦白直率还有可能的话。

劳伦斯从穆多瓦拉返回亚喀巴之后,给一位军中同袍沃尔特·斯特林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兴致勃勃地详细描述了这次袭击火车的战斗,提及了斯托克斯迫击炮一下子打死12个土耳其人的“美妙的射击”,以及他分得的战利品是“一张特别美丽的红色俾路支祈祷跪毯”。他继续写道:“但愿我已经把其中乐趣都描绘出来了。唯一的遗憾是,鼓舞阿拉伯人要花很大力气,以及战斗期间不得不疯狂奔跑。这是最外行的、水牛比尔阅读 ‧ 电子书库式的袭击,只有贝都因人能把这种事干好。”

前一天,也就是9月24日,劳伦斯写信给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老友爱德华·利兹,口吻却迥然不同:“我希望噩梦结束之后,我能够醒来,重新活过来。杀人,杀土耳其人,真是太可怕了。我最后冲进去,看到他们全都血肉横飞地躺在地上,很多人还活着,我知道自己已经干过这种事情几百次,如果可以的话,还要再干几百次。”

劳伦斯现在已经开始感到难以对付精神上的创伤,以后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1. 克莱顿在开罗与劳伦斯会谈之后给赛克斯写信称:“费萨尔的名字似乎有魔力……劳伦斯经过的叙利亚各地区几乎全都接受他。”Clayton,July 22,1917;PRO-FO 882/16,f.145.
  2. 纽科姆很快厌倦了后方工作,被调回开罗。在1917年11月初埃及远征军的攻势中,他在巴勒斯坦南部被土耳其军队俘虏。
  3. 间谍船“马纳杰姆”号的船长Lewen Weldon的回忆录Hard Lying充分见证了英国政府对其情报人员漫不经心的态度。Weldon在第195页写道:“我们的‘特工’的事情总的来讲是运气好得惊人。我记得被捕的人数不到7个。其中6人被绞死,1人被斩首。”
  4. 水牛比尔,即威廉·弗雷德里克·“水牛比尔”·科迪(1846—1917),美国军人、野牛猎人、边疆拓荒者和马戏表演者。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有“白人西部经验的万花筒”之称。他组织的牛仔主题的表演也非常有名。据说他曾在18个月内猎杀4280头野牛(民间称为水牛),因此得到“水牛比尔”的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