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孤独的追寻

它或许是个骗局,或许是场闹剧,但没人能说我在其中演得不好。

——T.E.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对自己在阿拉伯起义中扮演的角色的评论

坚持不懈和对冒险的渴望让出身贵族的威廉·耶鲁走得很远。1908年,这些个性特征将他带到了巴拿马运河区喧嚣沸腾的丛林,不久之后他又来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油田和奥斯曼帝国的穷乡僻壤。1917年秋季,他又带着“美国国务院特工”的含糊头衔抵达了开罗——协约国在中东战争努力的核心所在。他的使命使他陷入了一个新的丛林、一个不同利益集团争夺未来中东权力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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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利益集团犬牙交错、错综复杂,”耶鲁写道,“造成了一个由阴谋诡计和政策组成的乱局,几乎无法厘清。在这些政策和阴谋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的那些利益相关者:资本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让这些复杂问题愈发复杂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和犹太人的意愿……努力去理解和报道这些最为复杂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引人入胜和有趣的任务。”

耶鲁是个聪明人,认识到自己对这个任务的准备极不充分——他是美国在整个地区的唯一一名一线情报人员——于是扫荡了开罗的所有英语书店,恶补中东历史。他结交了一系列埃及和外国移民社区的领导人,并常常拜访萨沃伊饭店的阿拉伯局办公室,与那里的情报军官们攀谈。遵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间谍们的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他勤奋地花了大量时间去逛外交官和高级军官们最喜爱的酒吧。在1917年的开罗,最受这些人青睐的地方是尼罗河中杰济拉岛上赛马俱乐部的那些陈设宜人的酒吧间。

耶鲁很快发现,他的任务中广交天下豪杰的那个方面其实轻松容易。这是因为开罗的政治漩涡中的几乎所有人都非常愿意向这位美国官员吐露心迹,因为美国是协约国军事同盟中最新的成员,如果伍德罗·威尔逊心愿得偿的话,还将是影响力最大的成员。但有一个显著的例外。“法国人没有来联系我,”耶鲁回忆道,“法国官员的一本正经和排外令我憎恶,而我由于一种特别的内在的腼腆,没有去主动结交他们。”

他在开罗的工作虽然需要他坚忍不拔的精神,但至少在起初却没有什么冒险可言。艾伦比将军于12月占领耶路撒冷之后,耶鲁请求英国当局批准他参观巴勒斯坦前线,当局拒绝了他,理由是,只有符合资格的军事联络官才可以前往。耶鲁最终推断,真正的原因是,英国人担心,如果允许美国人参观前线,他们将会不得不同样允许那些更加爱管闲事的盟友——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就一直在要求参观前线——而此时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光是为了跟法国人纠缠,就已经够忙活的了。

令耶鲁在该地区愈发沮丧的是,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避免冲突的做法,英国官员们在情势所需时就很容易妥协,但在不是那么紧急时就非常优雅地“无为而治”。耶路撒冷陷落不久之后,耶鲁得知英国人囚禁了该城前任奥斯曼军事总督扎基贝伊。扎基贝伊在1917年曾经帮助耶鲁逃离巴勒斯坦。耶鲁尝到了英国人做事的风格。耶鲁怒气冲冲地跑进英国相关官员的办公室,告诉他们,扎基贝伊对耶路撒冷的外国侨民社区做过多少好事。他还指出,扎基贝伊是美国前任驻巴勒斯坦领事奥蒂斯·格莱兹布鲁克的密友,而格莱兹布鲁克又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好友。“我告诉他们,如果不立即将扎基贝伊假释,我就把这事闹到华盛顿,请总统来裁决。”

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大多数国家的官员都会恭顺地妥协或者大发雷霆,但英国人做得非常巧妙。几天后,英国人将释放扎基贝伊的文件交给耶鲁,并“友好地请求”他亲自去扎基贝伊被关押的监狱呈送文件,好让两位朋友在监狱大门前感情洋溢地重逢。“当英国人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耶鲁颇有些恼火地说,“他们就会慷慨大方地去做,让人感觉真的欠了他们很大的人情。”

30岁的耶鲁滞留在埃及首都,集中精力去理解各方面争夺该地区霸主地位的斗争。其中一项矛盾的历史已经很悠久——对大叙利亚未来控制权的错综复杂的权利主张——但现在由于《贝尔福宣言》,又出现了关于巴勒斯坦的同样激烈的争吵。

让这些争斗以及耶鲁对它们的认真思考带有虚幻色彩的是,到1917年底,协约国的战争前景到了前所未有的惨淡地步。在俄国西部城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德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谈判者正在敲定俄国正式退出战争的最后细节,已经有数十万德军从东线转往西线。协约国的指挥官们紧张地注视着德军在法国的兵力集结,深知德军在筹划一次排山倒海的春季攻势,旨在抢在姗姗来迟的美军大规模参战之前,向英法的残兵败将发出致命一击。俄国的垮台甚至让土耳其人也壮起胆来。陆军部长恩维尔计划不仅要收复先前被沙皇军队占领的土耳其东北部地区,还要乘胜追击,杀进19世纪就被俄国占领的高加索突厥地区。考虑到这一切,在开罗为了将来的战利品而作的持续争吵实在显得操之过急。

但耶鲁还是恪尽职守地努力执行自己的任务。在他发给国务院的利兰·哈里森的每一份“周一报告”中,他都对中东乱局的又一个方面进行澄清,他的资料来源是前一周与他交谈的官员、宗教人物的观点,以及《阿拉伯公报》的相关背景信息。但我们可以预料得到,这些混杂着五花八门、互相矛盾观点的卷帙浩繁的报告并不能厘清事实,而是让中东局势更加难以理解——至少从利兰·哈里森那意味深长的沉默来看是这样。

这位特工孜孜不倦地探寻真相,却迟迟未能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其他人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12月末,在克莱顿将军和在开罗的一群叙利亚流亡者领袖会晤之后,耶鲁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叙利亚人越来越担忧,《贝尔福宣言》意味着将会有一个犹太国家被强加于巴勒斯坦。克莱顿斩钉截铁地坚称,并非如此,《贝尔福宣言》中关于“民族家园”的措辞只是说犹太人将被允许移民至巴勒斯坦,在那里和其他民族一道,平等地共享该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未来。在埃及的级别最高的英国官员之一的这番保证大大地安抚了叙利亚代表团。“由于克莱顿将军对他们的表示,”耶鲁向国务院报告称,“叙利亚人在考虑是否要暂时放弃对犹太人的敌对态度,甚至讨论了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的可行性。”

但在这次会议之后,耶鲁和克莱顿在阿拉伯局的主要副手谈了话,此人坦然承认,他和将军都不清楚“民族家园”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努力解开中东谜团的时候,威廉·耶鲁就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或许他对中东最准确的评估就是他的第一印象,而“知识”只会让他更加糊涂。11月,在他给哈里森的第三份周一报告中,他写道:“真相似乎是,唐宁街并没有明确的政策,也没有给它的代理人以明确的计划来操作。”于是,这些代理人就“对五花八门的利益方都表示多多少少的同情”,或者告诉所有人他们希望听到的东西。

但最后,这位努力挣扎的情报人员偶然发现了似乎能解开大部分谜团的东西。1918年2月底,在阅读《阿拉伯公报》的一份过刊时,耶鲁发现了一篇题为《叙利亚:原材料》的文章。

这篇文章仅有8页,文笔洗练,观点明确,有条不紊地描述了令该国四分五裂的无数裂缝,这些裂缝不仅包括部落间、民族间和宗教间的矛盾,甚至还包括城镇之间的竞争关系。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想当然的如意算盘(这是世界各地官僚公文作者的一个危险倾向),其作者以直率的笔调描绘了任何企图将自己意志强加于叙利亚的外来者必将面临的诸多问题。考虑到当时开罗发生的激烈争吵,耶鲁特别感兴趣的是,该文作者“以寥寥数笔指出了巴勒斯坦南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极大仇恨。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憎恶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最近的事态更是加剧了巴勒斯坦人对这些来到巴勒斯坦、企图将其占为己有的犹太人的天生仇恨”。

让这篇文章更显重要的是,它刊登在《阿拉伯公报》的1917年3月那一期,也就是《贝尔福宣言》公布的整整8个月之前,而且根据它的序言,它的实际写作时间是在那两年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吸引了威廉·耶鲁的注意力。他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在1914年1月在贝尔谢巴戏弄他的那个人,后来又在战争爆发时在开罗听取了他的报告:英军少校T.E.劳伦斯。

耶鲁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早已向国务院汇报了T.E.劳伦斯及其业绩。1917年11月,在撰写关于阿拉伯起义历史的报告时,耶鲁就大量引用了当时在开罗流传的故事:“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和贝都因人一起,组织了针对汉志铁路的袭击,努力将贝都因人争取到谢里夫和英国人这边来。”1918年2月,在偶然读到劳伦斯的旧报告之后,这位美国情报人员向雷金纳德·温盖特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请求:抄录该文章的全文,转发给美国国务院。他还决心下一次途经开罗的时候去拜会劳伦斯。

 

就在威廉·耶鲁向国务院发送劳伦斯的关于叙利亚的旧报告的同一周,劳伦斯正在努力离开叙利亚战区。原因是他犯了一个代价沉重的判断错误,责任全在他自己——或者他有一半心思是这么希望的。

错误的种子是在一个月前播下的。在攻打塔菲拉的战役前夕,劳伦斯请求吉尔伯特·克莱顿紧急提供价值3万英镑(相当于现代的约600万英镑)的黄金,供集结在摩押高原的阿拉伯部队使用,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费萨尔的弟弟扎伊德。劳伦斯警告说,如果没有这些资金,扎伊德的追随者很快就会作鸟兽散;而有了这些人马,起义军就可以北上攻打山地要塞卡拉克和米底巴,然后向南扫荡,在约旦河谷与英军前锋会师。只要发动坚决的一击,起义军就能最终与在巴勒斯坦的英国顾问和补给提供者建立直接的陆路联系,而艾伦比将军部队的东翼也能得到保护,免受土耳其军队的攻击。

由于摩押高原战役意义重大,而且劳伦斯在财务方面享有一丝不苟的美誉——他很少会夸大自己的需求,于是克莱顿匆匆在埃及凑齐了黄金,火速送往亚喀巴。在击退土耳其军队对塔菲拉的攻击之后,劳伦斯亲自南下到起义军位于谷维拉(亚喀巴东北约35英里处)的新前进基地,迎接运送黄金的队伍。他急于尽快赶回塔菲拉前线,于是和两名卫兵一道,尽可能多地运载了黄金(约价值6000英镑),骑着快速骆驼,在行进迟缓的运输队伍前头起程了。

他们迎面撞上了一场冬季暴风雪,于是塔菲拉和谷维拉之间原本只需一天半时间的轻松路程变成了耗时3天的痛苦跋涉。劳伦斯万分焦躁,走了两天之后就丟下携带全部黄金因而行动迟缓的两名卫兵,独自快速前进。这是个几乎致命的大错,他和骆驼陷入了一个齐腰深的雪堆,徒手挖了几个小时才脱身。当然了,骑乘良种骆驼的劳伦斯都遇到了这么大困难,后面的人就更艰难了,于是他和运输黄金的队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2月11日,劳伦斯终于抵达塔菲拉。他恼火地发现,在他外出期间,扎伊德没有为北上攻势做任何准备工作。劳伦斯在次日给克莱顿的信中写道,侯赛因的幼子“踌躇不前,白白丟弃了机遇……这些阿拉伯人真是不堪大用”。

劳伦斯对阿拉伯人的批评如此严厉,随后的行为却几乎是不可理解。他急于对起义军即将经过的地区实施侦察,决定亲自对北部乡间进行一次长途侦察,尽管运送黄金的队伍还在谷维拉——塔菲拉道路上艰难跋涉。另外,他还决定让在塔菲拉的另外唯一一名西方军官——一个名叫亚历克·柯克布赖德的年轻的英军中尉一同前去。临行时,他让21岁的扎伊德负责照管即将运抵的黄金,并指示他“从中支取所需数额,以支付当前的开支费用,直到我回来。”。

一连6天时间,劳伦斯和柯克布赖德在北方和西方的乡间侦察,最远抵达了杰里科以北的约旦河谷的东坡。2月18日,他们返回塔菲拉时,劳伦斯兴致很高。黄金业已送抵,扫荡摩押高原、在死海与英军会师的计划似乎轻而易举,他估计不到一个月就能完成。但当他向扎伊德概述这个想法时,却发现这个年轻人脸上有种奇怪的不安。

“但那需要很多钱。”扎伊德最后插言道。

“不会的,”劳伦斯答道,“我们手中现有的资金足够了,还花不了那么多。”

这时,侯赛因国王的幼子才窘迫地承认,自己已经把钱花完了。

劳伦斯起初以为扎伊德在开玩笑,但很快发现并非如此。在之前几天,运送黄金的队伍渐渐从谷维拉抵达塔菲拉,扎伊德的副手和部落盟友们(他们的军饷都被拖欠着)就一拥而上,将其瓜分。更糟糕的是,大多数黄金都被分配给了那些由于部落的原因不会参加北上作战的单位,而劳伦斯仰仗作为先锋的那些单位却没有分到好处。“我大为惊骇,”他记述道,“因为这意味着我的计划和希望全都泡汤了,我们对艾伦比信守诺言的努力也彻底白费了。”

而且他并不真正相信扎伊德的话。劳伦斯很快得知,运送黄金的最后一批人马在前一天刚刚抵达塔菲拉,根本没有时间去清点黄金,更不要说分发出去了。劳伦斯怒火中烧地拂袖而去,冲到自己的帐篷。“一整夜我都在思考如何是好,”他写道,“但毫无办法,于是天亮之后,我只能传话给扎伊德,如果他不把钱还回来,我就走人。”

但扎伊德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匆匆拼凑出来的黄金去向的“估计的”账目。劳伦斯说话算话,在当天下午就备好骆驼,在仅仅4名卫兵护卫下,出发前往艾伦比将军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司令部,那是在西方100英里处。他决心到了那里之后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恳求艾伦比在别处给我找一个较小的角色去扮演”。

如果他表现出这是个人荣誉问题,劳伦斯内心里显然还有另一种冲动。在扎伊德的无能(或者不诚实)上,这位年轻的英军少校突然发现了一个解放自己的机遇,去摆脱重重地压着他的领导的负担。

他也不是最近才感到这种重负的压力。5个月前,劳伦斯就向自己的好友爱德华·利兹吐露心迹,称自己的神经快要崩溃,“在这场游戏中撑不了多久了”,而这还是在他的近似自杀的雅莫科行动、在德拉的恐怖折磨以及塔菲拉的丑恶屠杀之前的感觉。在黄金丢失事件的前夕,他的越来越严重的心力交瘁甚至表现在了他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最新一封信中。“我越来越不喜欢冒险,”他在2月12日给这位上司的信中写道,“目前,在面对各位谢里夫和诸部落时,我处于一个特殊地位,迟早会支撑不住。我尽最大努力躲在背景中,但有一天所有人都会联合起来打倒我。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无限期地引导一个民族去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我的成功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了。”

他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职责的辛劳和危险。“一年半以来,我一直马不停蹄,每个月骑骆驼就要跋涉1000英里,再加上还要乘坐疯狂的飞机,神经紧绷地飞行许多钟头,或者搭乘大马力汽车越野狂奔。在我最近的五次行动中,我负过伤,我的身体非常害怕更多痛苦,因此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才能亲临火线。”

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种折磨会在近期结束;事实上恰恰相反。劳伦斯离开牛津参战时,他的弟弟阿诺尔德还只是个14岁的中学生。在最近几个月里,劳伦斯一直在为弟弟出谋划策,告诉他,如果在即将开始的服役生涯中想被分配到中东战场,需要哪些技能——熟悉阿拉伯语、驾驶多种车辆的本领。

除了这些许多军人在战时都会感受到的重负之外,还有带着谎言生活而造成的心理压力,“我脑子里不得不一直装着那令人作呕的骗局:假装领导着另一个种族的民族起义,每天穿着异国服饰去装腔作势,用外语宣讲鼓吹”,这都是为了兑现一个劳伦斯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注定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在这方面,塔菲拉的屠杀抹去了他心中异想天开的“最后光泽”。“让我良心愈发不安的是那20个阿拉伯人和700个土耳其人在海萨河谷的毫无缘由、毫无意义的死。我的意志已经溃散,我害怕孑然一身。”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2月22日,劳伦斯抵达位于拉姆拉的艾伦比司令部之后,发现他不仅不可能得到解脱,而且上级已经为他设计好了新任务。事实上,劳伦斯对这个新计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将近一周时间里,有一架飞机多次飞过塔菲拉谷地,投下命令他即刻前往司令部的传单(但后来发现,这位飞行员将传单都拋撒到了另一座谷地)。

在劳伦斯最近一次身处前线期间,世界舞台上又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大事件。协约国军方高层在西线准备抵御德军即将展开的大攻势,同时在地图上绝望地搜寻,看全球战场上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或许能够分散德军正在法国集结的庞大兵力。2月中旬,艾伦比将军得到命令,这个任务被交给他了。他的使命是尽快对叙利亚腹地发动全面攻势,最终目标是占领大马士革。阿拉伯起义军在此次攻势中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因此司令部心急如焚地要与他们驻阿拉伯起义军的首席联络官劳伦斯少校会晤。

但后来风险变得更大了。在布列斯特—立夫斯克城,德国和谈代表向俄国人提出的条件极其严酷苛刻,导致由列昂·托洛茨基率领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愤然离去。谈判的中断或许恰恰是柏林方面希望看到的,因为在2月18日,也就是劳伦斯抵达拉姆拉的4天之前,德军开始排山倒海地攻入俄国西部,所向披靡,一日千里。俄军兵败如山倒,于是在2月25日,俄国领导人迅速接受了德国人的新条件,而这新条件比一周前被俄国人拒绝的更为严苛。对在西线高度紧张地观察事态的协约国指挥官们来说,这意味着德国现在可以将甚至更多的兵员和武器运往法国,即将展开的德军攻势的最后一个小障碍也被铲除了。

劳伦斯知道,在这种局势下,上级绝对不可能为了荣誉问题就批准他离开岗位,那实在是太荒唐可笑了。于是他根本没有向艾伦比提出自己要辞职的事情。“我无路可逃,”他记述道,“我必须又一次在东方披上欺骗的外衣。我非常鄙视首鼠两端的行为,于是迅速披上这外衣,将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

在短暂逗留耶路撒冷、拜会自己的老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耶路撒冷城的新任军事总督)之后,劳伦斯继续奔赴开罗。3月8日,他在那里向家中写了一封短信。

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告诉在牛津的家人,自己打算在近期利用自1914年以来积累的假期,回家一趟。回家的希望现在比过去更遥远了。“我要返回前线,至少要到6月,”他写道,“我很期待回前线。”他继续轻描淡写地讲述了自己最近得到的提升和军事表彰,这是由于他在塔菲拉战役中的领导角色,而那场屠杀已经开始困扰他的心灵。“他们给了我一枚卓越服务勋章。这些好东西没有被送给需要它的人,多么遗憾!现在我显然是个中校了。”

在开罗短暂停留期间,劳伦斯同意会见了一位急于与他交谈的年轻的美国情报军官。

“劳伦斯少校的意见值得深思熟虑,”威廉·耶鲁在3月11日给利兰·哈里森的信中写道,“因为他对阿拉伯人非常熟悉,而且他做的工作极其重要……他能讲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贝都因人一起旅行、生活和工作,他对阿拉伯部落的情感的了解或许是任何其他西方人都无法企及的。他对当前阿拉伯人事务的真实状态的了解应当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正确。”

这是耶鲁与劳伦斯的第三次聚首。在1914年秋季,两人上一次见面时,英国的这位新任情报军官向耶鲁打听了巴勒斯坦南部土耳其军队运动和补给线的情况。现在轮到威廉·耶鲁发出连珠炮一般的一连串问题,询问叙利亚局势,而劳伦斯则是回答者。

耶鲁早已习惯了英国官员的委婉隐晦,因此劳伦斯的直言不讳让他颇为吃惊。借助劳伦斯提供的信息,这位美国特工后来向国务院报告称:“在巴勒斯坦的英军很快将发动一次期望很高的攻势。”更加非同寻常的是,劳伦斯为耶鲁几乎完全精确地描述了阿拉伯起义军在即将展开的攻势中的军事目标,甚至指出了他希望让阿拉伯人和艾伦比的部队在叙利亚内陆会师的具体地点。

谈话转向政治方面之后,劳伦斯仍然是开诚布公。耶鲁报告称:“劳伦斯指出,阿拉伯人对英法的诺言没有信心。他们相信,只有他们通过自己的武力夺得的领土才将属于他们自己。”根据劳伦斯的判断,由于《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对其西方盟友内在的不信任达到了新的深度。“他认为《贝尔福宣言》是危险的政策,并说西方政府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从事的活动是非常愚蠢和鲁莽的。”劳伦斯警告称,如果英国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很快就将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垮台,或者至少是以不利于协约国的方式结束。他凭借自己对该地区的丰富经验,驳斥了马克·赛克斯这样的人的乐观设想,以及他构建的空中楼阁,即犹太国家逐渐形成,而阿拉伯人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接受。劳伦斯极富预见性地表示:“如果的确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只能是通过武力来建立,并且要在充满敌意的人群当中通过武力维持下去。”

一名英国军官如此公开地批判自己政府的政策,这在1918年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何况还是对一名外国情报人员说出这样的话,但这反映了劳伦斯已经变得多么强大有力:他是英国与一线阿拉伯起义军之间关键的联系纽带,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而代之,因此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正如两人在贝尔谢巴的第一次会面一样,劳伦斯这次在与耶鲁谈话时同样有着隐秘的计划,而他用这种令人宽心的直率掩盖了自己的隐秘计划,他希望潜移默化地引导耶鲁,并通过他去引导美国国务院,去采纳他认可的政策。

劳伦斯现在非常敏锐地认识到,阿拉伯起义军的自由活动空间非常狭窄,他们将自己的努力与英国人的事业直接联系在一起,于是阿拉伯起义和侯赛因的哈希姆王朝的命运就完全臣服于比他们强大得多的盟友的恣意支配。在一定程度上,历来都是如此——《赛克斯—皮科协定》就清楚显示了阿拉伯人在更高层面上的弱势地位——但在1918年初发生的却是影响更为重大的事件。

劳伦斯在与耶鲁会谈的几天之前去了一趟亚喀巴,在那里看到的景象就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局势的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个一度昏昏欲睡的港口小村旧貌换新颜,几乎让人认不出来,港口挤满船只,狭窄的海滩上崛起了一座巨大的帐篷城市,到处是堆积如山的补给和作战物资。英军此前在此只有少数军官,现在则有数百名英国军人在此管理后勤、训练起义军新兵、照管在此扎营的数千名战士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亚喀巴现在甚至有常驻于此的空军部队,那是皇家飞行军团的一队飞机,定期起飞去轰炸汉志铁路和土耳其军队在内陆的军事设施。

他到访亚喀巴的方式也说明了局势的变化。劳伦斯受命将艾伦比的即将展开的叙利亚攻势计划通知费萨尔,他前往亚喀巴没有乘坐红海上的行动迟缓的运输船,而是搭乘司令部专门为此征用的一架皇家飞行军团的双翼机。在与费萨尔谈话的时候,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王子的帐篷里慢悠悠、懒洋洋地一边喝茶一边讨论战术或政治;事实上,他们这次的会见不是商讨起义军在即将发动的攻势中能做些什么,而是劳伦斯颁布指示,告诉他们将要做些什么。在亚喀巴待了24小时多一点之后,劳伦斯重新登上征用来的那架飞机,飞回了开罗。

这体现了权力的一个矛盾之处,即阿拉伯起义在其英国监管者眼中的重要性增强之后,阿拉伯人的自主权反而减少了。在劳伦斯看来,终极的危险在于,英国人正在牵着阿拉伯盟友的鼻子,走上一条很可能会让阿拉伯人毁灭的道路。

从一开始,侯赛因的设想——一个在英国支持下的泛阿拉伯起义,由他本人担任领袖——的基础就很不稳固,受到阿拉伯保守派和进步人士的双重质疑。在侯赛因在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竞争对手和宗教极端主义瓦哈比运动领导人伊本·沙特看来,侯赛因国王与英国人的联盟使他成为基督教西方的傀儡(当然,沙特自己也从英国人那里拿钱)。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更为国际化的阿拉伯人感到自己与从汉志杀出的“原始”的贝都因人没有什么共同点。这些都是未来在战后要解决的问题,但随着《贝尔福宣言》的公布,这个未来一下子降临到了侯赛因面前。

阿拉伯群众对《贝尔福宣言》的反应非常激烈和愤怒,这让英国人大为震惊,于是向他们的主要阿拉伯盟友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他支持该宣言。侯赛因不冷不热地服从了,但这并没有让阿拉伯人平静下来,而是增强了阿拉伯群众对侯赛因的敌对。1月初,劳伦斯的老导师戴维·霍格思(担任阿拉伯局的“代理局长”,尽管这个头衔只是荣誉性质,真正的权力在他人手中)拜访了侯赛因,希望能够最终澄清战后阿拉伯国家的边界。但是国王只想和他谈谈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派对自己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同时,埃及和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采纳了伊本·沙特的说法,讥讽侯赛因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妥协是向西方溜须拍马。侯赛因在2月初写给雷金纳德·温盖特的一封令人警醒的信体现了英国计划造成的严重后果。据温盖特说:“侯赛因提到,如果政治上破产,紧急情况下就要自杀……措辞很含糊,但麦加的谢里夫似乎因为协约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而感到担忧。”

就在这个关头,劳伦斯落入了一个圈套。在1月底,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阿拉伯公报》的一个限制级别更高的版本上(只有极少数官员能够读到),在其中吹嘘费萨尔在叙利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说在叙利亚敌对费萨尔的人是受了法国或德国宣传蒙蔽的傻瓜。这篇文章很显然是致力于增强费萨尔在叙利亚的权利主张,但也让那些努力解决《贝尔福宣言》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问题的英国官员感到,或许他们应当去找费萨尔而不是侯赛因寻求帮助。当然了,讨好费萨尔必须要通过劳伦斯。2月初,劳伦斯的文章刊出几天之后,吉尔伯特·克莱顿告诉马克·赛克斯:“我已经敦促劳伦斯向费萨尔解释与犹太人达成谅解的必要性。”

劳伦斯坚决反对与犹太人妥协,而恰恰是他被英国当局派去向费萨尔兜售这项政策,他本人也看到了世事的讽刺意味,所以他只是半心半意地答应这么做。“至于犹太人,”他从塔菲拉给克莱顿回信道,“我下一次见到费萨尔的时候会和他谈,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应当是同情的,至少在战争期间是这样。”但劳伦斯能达成怎样的效果,也是有局限的;正如他向克莱顿说的那样,如果英国当局希望费萨尔公开发表宣言表示支持《贝尔福宣言》,“那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不管劳伦斯多么反对这项政策,他毕竟是个秉信“现实政治”的务实者,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贝尔福宣言》已经是既成事实,阿拉伯起义军不可能因为它而与英国决裂,因此现在的主要目标应当是限制它造成的损害,或者在别处利用它得利。这个“别处”的一个绝佳选择显然就是大叙利亚。劳伦斯设想,如果阿拉伯起义军向《贝尔福宣言》妥协,英国或许会感激涕零,转而帮助起义军与法国对抗,支持起义军对叙利亚其他地区的权利主张。但问题是,劳伦斯对自己的政府已经信心全无,知道自己的设想实在是风险极大的赌博。

那么还有什么牌可以打?最极端,也是最危险的当然是和土耳其人谈判。2月初,费萨尔又收到了土耳其第4集团军新任总司令穆罕默德·杰马勒将军秘密发出的和谈试探信。这封信比之前杰马勒帕夏的信要具体得多,条件也更为有利,于是费萨尔做了同样具体但颇为谨慎的回复。他公开拒绝了土耳其人的提议,但是没有把和谈大门关死,而是留下了一条缝:如果土耳其人从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南部撤军,双方或许还有的谈。这听起来是个决定能否谈得拢的最后通牒,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到1918年2月,青年土耳其党已经在集中军事力量去收复那些被战败的俄国人放弃的突厥地区,或许很乐意放弃贫困而棘手的阿拉伯地区。

但在做出和土耳其人交易这样的极端举动之前,还有一支潜在的力量或许能支援阿拉伯事业——美国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劳伦斯拨冗在开罗与威廉·耶鲁会谈的原因。

自1917年4月领导美国参战以来,威尔逊总统一再强调,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为了民主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的圣战还意味着,被压迫的各民族和世界各地的“小民族”都将得到民族自决权和独立。欧洲协约国花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美国总统不是说说而已,的确是真诚地信守这个古怪的想法。1918年1月,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宣言发表后,欧洲列强的疑虑全都烟消云散。

在整个20世纪的所有文件中,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或许最能吸引全球瞩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无休无止的杀戮破坏当中,美国总统概述了一个半是乌托邦的设想。他设想了世界在未来的运作方式:主宰世界数千年的帝国主义架构将被一扫而净,所有民族都将享有民族自决;在这个世界里,争端将在“国际联盟”通过耐心的协商解决,或许能将战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份文件的影响如此深远,如此具有革命性,它的冲击波传遍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柏林和维也纳的饱受战争摧残的公民们和他们在伦敦、巴黎和罗马的兄弟一样,认为这或许能够救他们于水火。令它更富有吸引力的是,威尔逊以简单和毫不含糊的语言设定了实现这个过程的路线图,即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

这份宣言的第十二点涉及对奥斯曼帝国的处置。美国总统宣称,这个帝国的土耳其部分将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目前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其他民族应当享有毋庸置疑的生存的安全,以及绝对的、不受骚扰的自治发展”。对劳伦斯和其他大多数公正客观的读者而言,这与《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被强加于中东的《贝尔福宣言》有着本质不同。

在与威廉·耶鲁谈话时,劳伦斯强调了所有阿拉伯人,不管其背景和身份,对美国的极大敬仰。事实上,劳伦斯极大地突出强调了这一点,耶鲁在给利兰·哈里森的报告中对这次谈话要点的概括是:“所有证据都表明,阿拉伯人对英法的信誉非常不信任;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人对美国的完全信任。”

无聊的阿谀奉承从来都不是劳伦斯的长处,他向美国特工发出这样的信息显然不是为了讨好美国人,正如耶鲁写道:“他宣称,在将来,假如事情不像预期的那样好,假如阿拉伯人遭到英国背弃的危险迫在眉睫,那么如果美国能发表一份关于阿拉伯人及其国家的未来的宣言,就将是一张对抗土耳其—德国宣传的‘王牌’,他感到这样的宣言对阿拉伯人将产生极大影响。”

耶鲁或许是被劳伦斯在其他问题上的开诚布公迷惑了,似乎是相信了劳伦斯这席话的表面意思,或者至少没有去深究其中奥妙。如果他仔细考虑一下,就会认识到,美国如果发出这样的宣言,对“土耳其—德国宣传”是没有多少效力的——毕竟美国只是对德宣战,所以它的动机自然会受到怀疑,而主要是针对美国的盟友——英法对中东的贪欲。实质上,劳伦斯是在试图利用一个外国政府来反对自己政府的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不像与土耳其谈判那样是叛国行为。

这样看来,劳伦斯在开罗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威廉·耶鲁会谈,是非常值得的。在随后几个月内,耶鲁会越来越强烈地敦促美国政府在中东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反对那些企图奴役阿拉伯人的人。

 

在耶鲁和劳伦斯会谈的同一周,在3月14日晚上,“堪培拉”号停泊在意大利港口城市塔兰托的码头,十几个人聚集在这艘船的会客室内。其中9人是一个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组织的成员,而另外两人是英国政府的联络员,或者“看护者”,任务是协助这群人的工作,并对其加以监视。这次会议是战前的战略动员会,因为在次日早上,“堪培拉”号(一艘改装过的澳大利亚轮船)将驶往埃及,那里是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中东的历史性使命的起点。

在他们面前解释任务的是英国保守党议员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他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支持者,现在和马克·赛克斯一起在英国战时内阁的近东委员会任职。在《贝尔福宣言》公布之后的四个月里,阿拉伯人对它的反对越来越强烈。奥姆斯比-戈尔解释道,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首要目标是向阿拉伯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社区领袖保证,他们不必害怕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家园”。

随后,前往埃及的代表团的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直言不讳地阐述了他为该任务设定的“一个首要原则”,即“在战争结束前,阿拉伯人在军事上是英国政府的一项资产。但在战后,他们却可能是包袱”。换句话说,要与敌对者正面对抗,现在还不是时候。目标应当是安抚对手,保持冷静,韬光养晦,等待未来的时机。

毋庸赘言,亚伦·亚伦森对他们的任务的设想可不是这样的,但他不是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在伦敦的时候,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坚决反对让他参加委员会,所以他现在的正式身份仅仅是委员会附属的“农业专家”,而且是在路易斯·布兰代斯等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坚持之下才被允许待在委员会。

他的NILI间谍网的情况公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和国际犹太人当中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指控这位间谍领导人的行为威胁到了巴勒斯坦定居点的生存。更让人担忧的是,“堪培拉”号的乘客们的外交使命极其微妙,需要小心谨慎,而这位科学家却以喜好争吵闻名。

在努力安抚阿拉伯人(他们害怕犹太人会接管他们的土地)的同时,委员会的另一项任务是将巴勒斯坦山头林立的犹太人团体联合到犹太复国主义大旗下。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或许是唯一的办法是说服他们,《贝尔福宣言》之后巴勒斯坦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他们要告诉阿拉伯人的话的反面。除此之外,还有在该地区的英国军官和政治官员要对付。即便那些对《贝尔福宣言》表示支持的英国官员也倾向于将它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意外情况,是英国的一个新承诺,要与已经对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做出的承诺竞争一番。

在“堪培拉”号的会客室内,魏茨曼大手一挥,泛泛地讲了如何执行这个复杂的计划。显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给英国官员制造麻烦,就会丧失他们的支持,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安抚阿拉伯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哈伊姆·魏茨曼在这个语境下说的“委员会”指的是他自己——将公开而持续地发表宣言,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意于战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也不打算将巴勒斯坦的土地全部收购。恰恰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当局最近发布的暂缓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只是在寻求机会帮助那些希望重返祖先家园的犹太人完成心愿,与该地区的其他宗教团体或民族携手参加政治和经济发展。

至少公开的信息是这洋。魏茨曼继续解释道,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需要积极地鼓励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储备资金,一旦暂缓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被解除,就立刻开始买地。他们绝不会放弃最终的目标——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现在就大张旗鼓地公开宣扬是没有好处的。

至少在起初,这场极其复杂的把戏收到了极佳的效果。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亚历山大港受到了当地犹太人社区的欣喜若狂的欢迎——数百名犹太儿童站在码头沿线,歌唱希伯来歌曲《希望》——随后在开罗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魏茨曼向英国官员和在埃及的叙利亚流亡者社区再三强调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善良意图。吉尔伯特·克莱顿在阿拉伯局的副手金凯德·康沃利斯在4月20日报告称,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告诉一个被称为叙利亚委员会的阿拉伯人代表团,“他希望看到巴勒斯坦被一个像英国一样的稳定的政府治理,犹太政府将对他的计划造成致命打击,他的意愿就是为犹太人在圣地提供一个家园,让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生活在一起,与其他居民享有平等权利。”另外,魏茨曼还向他的阿拉伯听众保证,穆斯林圣地的地位绝不会受到侵犯;他带着极大的同情谈到了阿拉伯人针对土耳其人的起义,甚至还暗示说,是他劝说英国人发布暂缓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的。“有些人还是疑忌重重,”康沃利斯在报告结尾写道,“但由于上述的情况,得到了缓和。如果委员会继续保持这种同阿拉伯人和解的态度,对方的疑心无疑会逐渐消失。”

熟知犹太人这场魅力攻势的内情的人当中包括美国国务院特工威廉·耶鲁。魏茨曼在开罗多次会见的一位叙利亚委员会领导人就是耶鲁的老熟人苏莱曼·贝伊·纳西夫,他就是1914年向标准石油公司出售石油开采特许权的三位耶路撒冷商人之一。耶鲁抵达开罗之后与纳西夫保持了紧密联系,从这位流亡商人那里得到了他与魏茨曼会谈的详细信息。“总的来讲,”耶鲁向国务院报告称,“这些会议很成功。叙利亚领导者们得到的印象是,犹太复国主义不打算将一个犹太政府强加于巴勒斯坦,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的条件是阿拉伯人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叙利亚人相信了,耶鲁却很怀疑。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很快就能前往巴勒斯坦,旅途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而纳西夫和他在叙利亚委员会的同僚们却不被允许去巴勒斯坦,这很奇怪。耶鲁与该委员会的唯一一位美国代表路易斯·迈尔谈了之后,就更感到蹊跷了。

迈尔或许并不完全理解国务院特工的具体职责,或许他就是因为能和一位美国同胞聊天而兴奋,他在和威廉·耶鲁谈话的时候非常推心置腹。耶鲁回忆道:“迈尔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魏茨曼目前否认任何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否认在将来会对他有任何约束力。事实上,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在英国或美国保护下的犹太国家。”

耶鲁继续刨根问底,发现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已经非常成熟了。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内部已经在为建国之后如何处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而展开了辩论,一方认为“廉价的阿拉伯劳动力”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成长和成功”至关重要,另一方预见到,将来必须将非犹太人驱逐出境。迈尔认为,最终局势将会取决于人口,“就像美国南方的白人绝不会屈服于黑人的统治一样,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少数派也绝不会听任多数派阿拉伯人的主宰”。

在这位美国特工看来,该委员会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个政治上的波将金村。委员会向外界展示的人畜无害的假面具第一次出现小裂缝时,耶鲁颇有些幸灾乐祸。我们可以猜到,这个小裂缝是亚伦·亚伦森一手造成的。

在开罗,亚伦森日复一日地三缄其口,忍耐着委员会的无休无止的会议和演讲。讲起话来啰唆冗长、泼辣好斗的犹太代表和阿拉伯代表一样让他深感挫折。与犹太宗教界名人的一次漫长会议中,魏茨曼被迫耐心地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反对宗教,这差点让亚伦森按捺不住。亚伦森在日记中怒骂道:“这又是一次对牛弹琴。”

不幸的是,农学家恰恰在最糟糕的时机——与苏莱曼·纳西夫的叙利亚委员会会谈的时候大发雷霆。其中一名阿拉伯人指出,犹太定居者喜欢抱团,只跟自己人做生意,因此给阿拉伯人造成了损失。亚伦森怒火中烧,站起来指控说这是弥天大谎。魏茨曼迅速来安抚局面。说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在过去可能发生过,但正在采取措施,确保将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亚伦森的公开发作给会议投下了一道阴影。耶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挖苦道:“但愿委员会在将来与阿拉伯人打的所有交道中,魏茨曼博士都能把亚伦森先生控制在幕后。”

魏茨曼显然也是这么想的。几天后与叙利亚委员会的又一次会议中,亚伦森未能出席。

 

4月2日早上,劳伦斯和一小群卫兵从谷维拉出发,奔赴叙利亚内陆。这是一个多月来劳伦斯第一次骑骆驼,这次旅行很快让他兴致高昂起来。“沙漠景色的抽象净化了我,”他写道,“以它充溢的伟大涤荡了我的心灵。它的伟大不是来源于向它的空旷增添思想,而是来自思想的空无。地球生命的脆弱反映了天空的力量,如此巨大,如此美丽,如此强大有力。”

抛却乡间的美景不谈,这次长途跋涉的缘由是,叙利亚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特点,这让艾伦比将军进军大马士革的计划出了问题。英军在巴勒斯坦中部全线维持着一条强大而井井有条的战线,从雅法以北的地中海海岸一直延伸到约旦河,长约30英里,但约旦河以东的全部地域仍在土耳其军队手中。这意味着,英军向北进攻大马士革时前进得越远,他们的东翼就会越拉越长,也就越来越容易遭到土耳其人的反击。如果占领了摩押高原,这个危险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但由于扎伊德破坏了攻占摩押高原的努力,英军高层设计出了一个新计划,为朝向大马士革的主攻扫清障碍。

在2月底的司令部会议中(劳伦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英军高层决定,驻扎在亚喀巴的3000人的阿拉伯部队将进攻至关重要的铁路枢纽马安(位于阿拉伯人在谷维拉的前进基地东北30英里处)。为了掩饰这次进攻并阻止土耳其军队向马安增兵,英军一支骑兵部队将同时冲过马安以北约120英里处的死海北端,摧毁安曼附近汉志铁路的若干关键路段。一日。阿拉伯人占领马安,它南面的所有土耳其军队,包括仍然据守麦地那的部队,将被彻底切断。阿拉伯军队和英国辅助部队随后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北方,迅速扫清安曼以南铁路沿线的所有小型土耳其据点。如果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英军及其阿拉伯盟军将建立一条东西走向、横亘几乎整个大叙利亚的连续战线,这样就可以开始向大马士革推进。

劳伦斯在这场席卷敌境的作战中的角色很有限,但也只有他能够胜任。在其他英国顾问监管主要的战斗——袭击马安的同时,他将率领一小队起义军北上100英里,到达一座被称为阿塔提尔的山谷。在那里,他将与其他部落武装会合,对安曼周边的土耳其军队实施“骚扰”,配合英军骑兵部队从西面发动的进攻。他的任务初定于4月初开始,于是他提前几天从谷维拉出发,以便尽早准备。

4月6日,他的队伍抵达了阿塔提尔谷。在劳伦斯笔下,这座谷地在初春的旖旎中宛如伊甸园,山峦和溪岸长满了茂密的克拉莎草和野花。“万物都在生长,”他写道,“这景象一天天更饱满和明媚,直到沙漠变得仿佛繁茂的水草地。嬉戏的风儿交叉着,跌跌撞撞地飞来,它们的宽广、短暂的劲风从草丛中汹涌而出,在一瞬间将草丛化作明暗不一的锦缎,如同被滚压过的新庄稼。”

劳伦斯的高昂兴致和对身边美景的关注似乎不像是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人的举动,另一个细节就更不协调了。在动身前往阿塔提尔之前,他得知,他留在阿兹拉克要塞的两名战士在寒冬中被冻死了。其中一人是达乌德,就是6个月前劳伦斯选来做他私人仆役的两个营地顽童之一。送来这噩耗的就是过去与达乌德形影不离的伙伴法拉杰。

“他们自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永远欢天喜地,一起工作,一起睡眠,以完美挚爱的坦诚和诚实分享每一星星点点的利益。法拉杰前来报告他的伙伴已死时,我看到他面色黧黑、面容僵硬、眼色铅灰,衰老了许多。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从那天起到他的服务结束,他再也没有给过我们一个笑容……其他人向他奉献自己,以此慰藉他,但他却焦躁不安地游荡,面色灰暗,一言不发,非常孤寂。”尽管悲痛欲绝,或者正是因为伤心难过,法拉杰加入了劳伦斯北上的旅途。

在阿塔提尔,劳伦斯得到了英军的消息,但这不是他所期望的好消息。根据司令部制定的计划,这支约1.2万人的骑步兵混成部队将从约旦河谷北上,占领安曼以西约10英里处的萨勒特镇。一支袭击队伍将从那里出发,摧毁安曼城外汉志铁路上最关键的地点——两座高架桥和一条隧道。但显然走漏了风声,英军进攻部队在萨勒特遇到了掘壕据守的德军和土耳其部队。原本设想的轻松远足变成了长达两天的血腥战斗。英军终于占领了萨勒特,袭击部队前往安曼附近的铁路,但敌人也已经在那里严阵以待,迫使英军撤退,没有达成任何主要目标。噩耗纷至沓来:英军损失了近2000人之后,被逐出了萨勒特,正在土耳其人的紧追不舍下败退,撤过了约旦河。

“当时认为,土耳其人有可能会夺回耶路撒冷,”劳伦斯如此描述在阿塔提尔收到的越来越凶险的报告,“我熟知同胞们的英勇,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局势显然非常糟糕。”但比军事失败更严重的是,它可能会对阿拉伯人造成心理上的影响。“艾伦比的计划看上去还算谦逊适度,我们(英军)在阿拉伯人面前如此溃败,真是可悲可叹。他们从来不相信我们真的能够成就我曾预言的那些伟业。”萨勒特的大败之后,阿拉伯人的这些疑虑一定又加深了。

在安曼周边无事可做了,于是劳伦斯带领15名卫兵南下,加入正在进行中的袭击马安的战斗,但此次战役命途多舛,厄运还没有结束。次日,在法莱弗拉村外的沙漠中,他们看到一支由8人组成的土耳其步兵巡逻队在倒霉地沿着铁路线行进。在北方的行动徒劳无功之后,劳伦斯的部下恳求他批准去攻击这群兵力占弱势而且位置暴露的敌人。“我感觉这太无关紧要了,”他回忆道,“但他们气恼起来,我就同意了。”

土耳其人快速逃往一个铁路涵洞寻求掩蔽,劳伦斯将部下派往敌人两冀,形成包抄之势。他突然发现年轻的营地仆役法拉杰独自一人骑着骆驼径直向敌人冲去,但已经太晚了。劳伦斯看到,法拉杰在铁路涵洞旁猛然勒住骆驼;一声枪响,法拉杰倒了下去。“他的骆驼独自站在桥边,安然无恙,”劳伦斯写道,“我不敢相信,他竟然故意在开阔地里骑到他们旁边,然后又停在那里不动。但看上去的确是这样。”

劳伦斯和其他人赶到涵洞处时,发现一名土耳其士兵死亡,法拉杰身体侧面中弹,伤势极其严重。法拉杰的伙伴们努力帮他止血,但是无济于事,于是想把他抬到骆驼背上,尽管这个年轻人自己恳求大家将他留下,让他一个人死去。但这时传来警报,一支约50人的土耳其巡逻队正沿着铁路赶来,于是事情不决定也得决定了。

劳伦斯和他的卫兵们知道土耳其人会对俘虏做出多么残忍暴虐的事情来,因此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会杀死伤势太重、无法行动的战友。仁慈地结束法拉杰生命的任务落在了劳伦斯肩上。“我在他身旁蹲下,将我的手枪放在他脑袋旁的地面上,好让他看不到我的动作,但他一定是猜到了,因为他睁开眼睛,用粗糙、皮肤剥落的手紧紧攥住我,这是那些内志少年的小小的手。我等了片刻,他说道:‘达乌德会生你的气的。’往昔的笑容怪异地回到这灰白的萎缩的面孔上。我答道:‘代我向他问好。’他以正式的礼节答道:‘真主会给你安宁。’最后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劳伦斯开枪打死法拉杰之后,重新爬上骆驼,带领部下逃走了,这时土耳其人的第一梭子弹开始向他们射来。

这一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足以证明这场战争的残酷无情和劳伦斯越来越深的冷漠。当夜,一行人在离法莱弗拉几英里的地方宿营的时候,人们为了争夺法拉杰的优秀骆驼吵了起来。劳伦斯拔出手枪,一枪打在这匹骆驼头上,结束了这场争吵。当夜的晚餐上,他们吃的是米饭和这匹骆驼的肉。“吃完之后,我们就睡了。”劳伦斯写道。

 

到1918年4月中旬,杰马勒帕夏或许对未来非常乐观。尽管几个月前就有传闻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告终,但他在处于幕后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层中仍然举足轻重,和以往一样受人尊重和畏惧,战场上也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喜讯。3月21日,德军在法国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迅速突破了协约国军队,进展迅速,这是西线所有军队自开战以来攻城略地进展最大的一次。德军攻势的第一波——代号“米夏埃尔行动”,仅仅因为进攻中的德军部队超越了己方的补给线范围,才不得不停住脚步。到4月13日,第二次攻势“乔治特行动”已经逼近了法国海岸和那里的重要港口。突然间,德军抢在正在奔赴前线的美军救援之前将英法打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当前,德国在西线战争春风得意,土耳其在东线的表现也不错。土耳其军队先是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东北省份,然后在2月初利用俄国战败在高加索造成的权力真空,杀进了亚美尼亚。到4月中旬,这些部队已经在准备行动的下一阶段,即进军里海之滨,以及巴库的神话般富饶的油田。就像杰马勒帕夏一样,奥斯曼帝国也变成了一个怪异的、不断异变的有机体,在一个地方丧失了影响力和权威,却在另一个地方得到补偿。

另外,有人认为,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结下梁子,对土耳其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贝尔福宣言》将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到了英国那边,却激怒了阿拉伯世界。于是杰马勒和土耳其的其他领导人得以向叙利亚的一些幻想破灭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领导人,甚至头号叛贼——汉志的侯赛因国王,发出招安的呼吁。到4月中旬,有迹象表明,这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和平建议开始收到成效。杰马勒从他在叙利亚的中间人那里得知,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最近开始回应土耳其的橄榄枝,提出了他自己的条件。双方的鸿沟还很深,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游戏的一个教训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恒定不变的,昨天丢失的东西明天也许就能收回。最重要的是,谁最后得胜。而到1918年4月,同盟国无疑稳操胜券。

这年春天也在君士坦丁堡的库尔特·普吕弗无疑也是这么想的。奇怪的是,德国形势的好转使得他得以重返自己参与的第一桩大密谋,那件事情原本早就胎死腹中,现在却骤然焕发了生机。

在过去的6个月中,埃及被废黜的赫迪夫阿拔斯·希里米二世在君士坦丁堡的佩拉皇宫酒店高楼层的一个套房里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与一个特殊阶层的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都能找到这种贵族,这些小王子、侯爵和印度土邦主们被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们暂时搁置,留待未来某个有用的时机。在这期间,招待这位前任赫迪夫、让他感到自己重要的任务主要由库尔特·普吕弗承担。与他作为德国情报局主管的冷静职责相比,与希里米及其三教九流的扈从们打交道往往像是在照顾婴儿。据普吕弗的传记作家唐纳德·麦克凯尔称:“阿拔斯·希里米的顾问们争吵不休,互相指控是‘英国间谍’。普吕弗对这些顾问进行监视,并帮助前任赫迪夫处理好他与儿子、三位前妻和一位法国情妇之间的关系。

显然,这位德国情报头子将阿拔斯·希里米看作试探民意的有用工具。希里米认为,与费萨尔·侯赛因的秘密谈判是毫无意义的;君士坦丁堡统治集团绝不会满足费萨尔提出的要求,而费萨尔肯定对此心知肚明。前任赫迪夫主张,更好的办法是让他成为埃及统治者,然后与侯赛因和费萨尔达成友好关系。希里米无疑还匆匆补充说,同时还会与土耳其和德国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

在1917年秋季,这还只是一堆空话,但到了1918年初,曾经显得荒诞可笑,甚至是空中楼阁的想法却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到这时,关于埃及发生骚乱的第一批可靠报告已经传到了外界:一向安宁驯顺的埃及民众被英国人极其严酷的军法统治以及《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皮科协定》大大激怒。然后当然还有俄国的最终垮台、德国和土耳其在战场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以及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的阿拉伯起义军有可能正在寻求脱离与虚伪的英国人的联盟的越来越多的迹象。由于上述的这些考虑,在这年4月,阿拔斯·希里米二世或许能通过某种方式登上埃及王位的想法并不显得荒诞离奇——如果那真的发生了,库尔特·普吕弗在佩拉皇宫酒店的耐心工作或许能为德国挣得一份绝妙的红利。

希里米显然也感到自己的价值正在提升,于是在4月他重新提出了一个让他觊觎已久的目标。当初他向马克斯·冯·奥本海默提过此事,但一直被拒绝。希里米告诉库尔特·普吕弗,在决定任何事情之前,他需要面见德皇。普吕弗颇有些不知所措,表示会试试看。

 

5月15日下午,劳伦斯与艾伦比将军一起喝茶的时候,两人的情绪都很低落。

在前往阿塔提尔的跋涉被证明是徒劳无益之后,劳伦斯匆匆南下,参加阿拉伯人对铁路枢纽城镇马安的进攻。4月13日,他抵达那里时,行动已经开始。

作战计划是,进攻部队将首先袭击马安外围的哨所,希望能将土耳其驻军主力从火车站周围的巩固阵地中诱骗出来。行动起初很顺利,土耳其军队的外围哨所一个个落入起义军手中。但在4月17日,阿拉伯部队的伊拉克指挥官厌倦了漫长的等待,推翻了他的英国顾问们的建议,命令向火车站发动正面进攻。马安的这次进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千场其他战役一样徒劳。劳伦斯写道:“除了眼睁睁看着我们的人被从火车站驱赶出来,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地上到处躺着身穿卡其军服的死尸。”

劳伦斯在马安地区还待了几天,协助其他英国军官破坏马安以南的铁路,但那次正面进攻的失败已经决定了战役的命运。英国军方公报大肆吹嘘了对马安以南汉志铁路的破坏——约60英里长的铁轨被摧毁,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现在彻底被切断了——但与行动的目标相比,这个成就不值一提。

但在5月2日,劳伦斯抵达位于拉姆拉的艾伦比司令部时,等待他的是更加令人沮丧的消息。在过去的6周中,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只是非常勉强地抵挡住了德军的两次大规模攻势。为了迎战德军的第三次攻势,艾伦比得到命令,转入防御,并将他麾下数万名精锐的一线士兵调往法国。这意味着,英军不再会向大马士革进攻,前一个月的所有损失——英军骑兵部队向萨勒特进攻的失败、马安的灾难性的正面进攻、法拉杰在沙漠中惨死——全都付之东流了。更糟糕的是,就在劳伦斯抵达拉姆拉之前,前不久被逐出萨勒特的那位英军骑兵指挥官决定再试一次;又损失了1500人之后,到5月2日,英军的这一次新败局的最后一批残兵败将才从前线上撤下。

因此,到劳伦斯于5月15日第二次来到司令部并与艾伦比将军一起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人都不得不承认,突破叙利亚前线的希望非常渺茫,事实上比先前愈发渺茫,因为在劳伦斯上一次到司令部之后,艾伦比的部队又有不少兵力被调往西线。总的来讲,埃及远征军将有约6万人被调往法国参战,这相当于它全部一线兵力的一半。伦敦方面许诺要从伊拉克和印度调兵补充埃及远征军,但这意味着在未来许多个月之内,叙利亚前线都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但在这次喝茶的时候,艾伦比在描述他的部队正经历的大规模重组时,偶然提到了帝国骆驼骑兵部队。这是一支精锐部队,在西奈半岛安坐无事已经有6个月之久。艾伦比现在打算摈弃它的骆驼,将其改编为传统的骑马的骑兵部队。

从叙利亚战役的一开始,困扰阿拉伯起义军的最大的后勤问题就是缺少运输和骑乘用的骆驼。随着行动规模的扩大,这个问题愈发恶化。由于骆驼的匮乏,补给线总是被拉长到濒临崩溃,常常因为没有坐骑而将计划的行动缩小,或者干脆取消。另外,劳伦斯和英国军宮常常外出收购骆驼,已经将该地区的资源几乎耗尽,所剩不多的优质骆驼的价格也高到了敲诈勒索的程度。现在,帝国骆驼骑兵部队被解散之后,整个中东地区的大约2000头最优秀的骑乘骆驼突然间空闲了出来

艾伦比解散帝国骆驼骑兵部队的打算让劳伦斯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的骆驼?”

艾伦比笑道:“问问军需总长。”

军需总长已经答应将这批骆驼交给即将开抵前线的一个印度师,作为运输工具。军需总长不肯答应劳伦斯的呼吁,但艾伦比被劳伦斯的观点说服了:让这些优势骆驼仅作运输之用,实在是暴殄天物。当天晚餐时,总司令问劳伦斯打算如何使用这些骆驼。

劳伦斯当然已经预料到了这个问题。另外,他还看到,英军骑兵向萨勒特第二次进攻的失败其实是塞翁失马。由于英军的这次败仗,土耳其人一定确信不疑,英军在将来的进攻一定还是针对这同一个地点——毕竟,连续多次猛攻敌人最巩固的地点已经成了英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项传统——于是相应地部署自己的部队。土耳其人的兵力集中在萨勒特—安曼地区,劳伦斯就可以利用新获得的骆驼,从阿兹拉克的沙漠藏身之地出发,从敌人背后向分布广泛的一大批目标发动攻击。其中包括整个下叙利亚最关键的目标:铁路终端城镇德拉,即在巴勒斯坦对抗英军的土耳其军队的主要生命线。在司令部的餐桌上,劳伦斯给艾伦比的回答是:“我要用这些骆驼把1000人送进德拉,日子随您挑。”

劳伦斯解释说,1000兵力虽然不足以长期防守德拉,但有足够的时间摧毁雅莫科的至关重要的铁路桥,将巴勒斯坦境内的土耳其军队彻底切断,断绝其补给和援兵。听到这话,艾伦比转向军需总长,假装悲伤地说:“军需总长,你输了。”

艾伦比许诺将帝国骆驼骑兵部队的骆驼交给劳伦斯,于是他火速赶回了费萨尔的指挥部。这消息令聚集在那里的部族武装酋长们欣喜若狂,因为2000头纯血统骆驼的“礼物”意味着,阿拉伯人终于可以大规模地将起义扩展到北方。局限于狙击、打了就跑的突袭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有了足够多的骑兵,他们可以进攻并守住人口密集的城镇了。

这还意味着,阿拉伯人或许能借此摆脱英国人的束缚,这是劳伦斯的想法的一个关键方面。帝国骆驼骑兵部队的骆驼交付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随后还要让这些骆驼适应叙利亚的较粗劣的草料,但在两三个月内,阿拉伯起义军就不需要依赖英军(目前在巴勒斯坦陷入僵局)的行动了。起义军可以独自进军叙利亚腹地,有了这种独立性,就有机会将叙利亚占为己有。劳伦斯写道:“这是帝王的馈赠,赠予我们不受限制的机动性。阿拉伯人现在可以自行选择时间地点,去打赢这场战争了。”

 

自抵达开罗以来,亚伦·亚伦森便陷入了忧伤抑郁的情绪。部分原因是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内部遭到边缘化,其他人以非常不客气的方式将他排挤到核心之外;但时隔7个月之后重返中东,也让他对自己的NILI组织遭遇的悲剧更加感同身受。在开罗,他与两个弟弟亚历克斯和萨姆团聚,并从他们那里得知了妹妹的悲惨结局的更多细节。最让农学家火冒三丈的是,萨拉和NILI组织的其他成员实际上是被犹太同胞们出卖的,济赫龙雅各布委员会甚至悬赏缉拿NILI组织的在逃成员约瑟夫·利申斯基。1918年春季,济赫龙还处于土耳其的大后方,但亚伦森已经在考虑重返故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要向所有懦夫和恶棍复仇,那么就只有六七个人配得上我和他握手。”

但比愤怒更严重的是,对萨拉及牺牲的挚友押沙龙·法因贝格的回忆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不时侵入他的思绪。例如,有一次,他看到威廉·奥姆斯比-戈尔打电话到耶路撒冷,不禁大吃一惊。“从开罗打电话到耶路撒冷!”他在日记中惊呼,“如果萨拉和阿布萨活到现在看到这个,就好了!”

4月初,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离开埃及,前往巴勒斯坦,亚伦森受到的折磨就更厉害了。他们搭乘的夜间火车经过加沙时,亚伦森独自一人站在车窗旁,凝视着飞驰而过的乡间夜景。他始终是个农学家,记录了农田的糟糕状况:“冬季谷物很少,质量也很差”。同时又说,在他离开巴勒斯坦的两年中,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他写道,“我们是乘火车旅行,而且是和英国人在一起!阿布萨,阿布萨,你在哪里呀?萨拉,你又在哪里?”

但亚伦森在巴勒斯坦愈发遭到排挤和冷遇。在欢迎到访的委员会的宴会上,一群当地的犹太长老拒绝和他坐在一起,因为他的间谍活动“将犹太定居点置于危险境地”。在与犹太代表团的其他会议中,有人严厉指责亚伦森在战争初期发放国际救援款时的高压手段。在雅法的特拉维夫犹太人飞地(在杰马勒帕夏的疏散命令之后,亚伦森宣传了这个社区陷入的困境)的欢迎仪式上,才终于有人向他表示感谢。当马加比协会(犹太人的一个民间组织)的几百名青少年成员以歌声欢迎到访的委员会成员时,哈伊姆·魏茨曼向亚伦森探过身去。“嗯,亚伦,”魏茨曼说道,“这一切,都有你的极大贡献,而且你付出了很大代价。”

但这个时刻是个异常现象。因为魏茨曼在巴勒斯坦的使命非常敏感,不容许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而亚伦森绝不是个驯顺怯懦的人。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将亚伦森拉到一边,敦促他与一个定居点代表团握手言和,这位科学家傲慢地说:“和他们握手意味着和我憎恶鄙视的人建立关系。如果我的态度不够谨慎,那也罢。”

亚伦森甚至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争吵不休,于是魏茨曼渐渐地将农学家愈发向边缘排挤,有的时候,就连大家站的位置都能体现这一点。在委员会在巴勒斯坦期间的合影中,亚伦森通常站在一侧,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出现在合影中。到4月底,他已经与委员会分道扬镳,自己去做自己的一项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委员会的巴勒斯坦之旅的最触手可及的成果就是亚伦森的贡献,因为到5月底,亚伦森已经完成了巴勒斯坦南部农业发展的一份重要蓝图。在他转交给阿拉伯局的温德姆·迪兹的文件和地图中,包含了一份建议书,建议尽快对大约25万英亩的荒地和“皇室土地”(被土耳其政府控制)进行耕种,以缓解持续不减的战时粮食短缺问题。根据亚伦森的计划,这项工程将由英国军方控制,由犹太定居者提供劳动力,由犹太复国主义银行提供资金。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承诺提供至少50万英镑。计划实施之后,粮食将被提供给贫困人口,阿拉伯人也能从巴勒斯坦增长的犹太人口中得益,而良好生活的前景也会吸引更多犹太人到巴勒斯坦。

当然,军管结束之后(或许需要四五年时间),这25万英亩的土地所有权将被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吉尔伯特·克莱顿向外交部表达了对亚伦森计划的支持,并指出:“对一个群体的小小善意,很容易借助给其他群体的类似特权来平衡,因此在正常的管理过程中,可以取得循序渐进的进展,而不至于造成摩擦和不满。”

尽管亚伦森的土地开发计划贡献颇大,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仍然是被排挤的对象,而委员会的英国赞助人自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5月底,艾伦比将军在耶路撒冷举办盛宴,为即将离开的委员会饯行,唯一没有受到邀请的委员会成员就是亚伦·亚伦森。

 

为了绕开自己不认可的命令,劳伦斯常常动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的一个老把戏:消息在传递过程中丢失,或者没有及时送抵。然而,英国当局努力迫使阿拉伯起义领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解的时候,劳伦斯没法使用这个计谋;在这个领域,劳伦斯只能在边缘上搞一些迟滞或阻碍动作。1918年2月,吉尔伯特·克莱顿命令劳伦斯敦促费萨尔与犹太人和解,劳伦斯的回答是,他希望在近期安排费萨尔访问耶路撒冷,“那里的所有犹太人都会待之以礼。这或许就能达到你的所有目的,而不需要做出公开承诺,因为那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一个小小的陆军少校居然放肆地告诉一位准将,后者的目的是什么,而他在帮助上级达成目的时有哪些局限,这在1918年和在今天一样不可接受,但克莱顿显然是平静地接受了劳伦斯的答复;他肯定是认为,劳伦斯对他的命令固然只是部分服从,也比完全置之不理要好,因为英国军方找不到第二个人拥有劳伦斯对费萨尔的那种影响力。

5月,克莱顿又提起此事时,劳伦斯改换了策略。有鉴于哈伊姆·魏茨曼及其委员会一直受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抵触和反对,魏茨曼建议让他与费萨尔会晤。在巴勒斯坦的英国领导层满心欢喜地支持这个想法,于是克莱顿在5月22日向身在亚喀巴的劳伦斯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你建议如何安排?”将军问道,“我认为开会时你应当在场……请尽快告知你对上述各点的意见。”

劳伦斯肯定收到了这份电报,因为他在第二天还在亚喀巴。但没有他回复的记录。5月24日,魏茨曼建议的旅行时间表业已确定——他将在5天后乘船前往亚喀巴,于是克莱顿又发了一份秘密电报,这一次是从艾伦比的指挥部发给亚喀巴基地总指挥的。“会议将在阿拉伯人的指挥部进行,他们将乘车前往那里。若方便,请将此电文转发谢里夫费萨尔和劳伦斯。劳伦斯应出席会议。请速速回复。”

劳伦斯这一次肯定是得到了通知,但他仍然装聋作哑。5月27日,魏茨曼即将抵达亚喀巴的时候,他又一次动身北上实施侦察,在魏茨曼抵达并离去之前与基地非常“方便”地断了联系。

在他外出期间,费萨尔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会议于6月4日下午召开了。这是一次气氛融洽友好的会晤,魏茨曼夸张地戴上了阿拉伯头巾以示好。费萨尔避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表示最终的权威属于他的父亲(目前在麦加),而且叙利亚大局未定,现在就谈这么具体的问题为时过早。但魏茨曼对这次会议仍然非常满意,英国官员们也是如此。克莱顿收到关于此次会议的详细报告之后向外交部汇报称:“我认为,此次会议极大地促进了魏茨曼与费萨尔两人之间的互相同情和理解。双方都开诚布公,这样的直接会晤一定会带来良好后果。”

劳伦斯不大可能同意这种判断。他在6月8日,也就是费萨尔—魏茨曼会议的4天之后结束了侦察行动,返回亚喀巴。在他看来,英国人强加的和谐只能助长费萨尔以及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的对手的声势。

但他没有什么办法。英国人不会从《贝尔福宣言》退缩。美国人执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或许能对英国施加压力,但那要等到和平会议时,美国目前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等于零。至于阿拉伯人独立作战的计划,帝国骆驼骑兵部队的坐骑还没有送抵,就算是交付了,还需要时间——劳伦斯估计需要至少两个月,这些骆驼才能充分适应叙利亚的环境,有能力参加大规模行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与土耳其人修好。巧合的是,就在魏茨曼在亚喀巴亮相的两天之前,费萨尔收到了穆罕默德·杰马勒将军的又一封密信。

事实上,费萨尔与土耳其将领的秘密通信并没有瞒得过英国高官。早在3月底,一名间谍就向雷金纳德·温盖特呈交了费萨尔给穆罕默德·杰马勒的一封信(其中概述了他的谈判条件)的副本。“很难说对这番通信应该重视到什么程度,”温盖特向外交部报告称,“直接向埃米尔费萨尔询问他的动机是不妥的……但这证实了我的疑虑,即谢里夫领袖们由于总体的军事形势,以及对协约国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策的怀疑,开始试探土耳其官员关于阿拉伯国家未来地位的意见。”

得知这个消息的外交部官员们并没有表现出虚伪的假道学,的确是很了不起。他们指出,毕竟英国正在通过非官方渠道在瑞士与六七名土耳其使节谈判,所以如果要指责别人通敌,不太妥当。在马克·赛克斯的最初建议下,他们着手以君子的方式解除这些威胁:向费萨尔授予一枚勋章。在随后几个月内,一群英国高官就在琢磨,什么样的表彰足够让阿拉伯起义领袖肃然起敬,充分地保障他的忠诚。

奇怪的是,费萨尔最忠实的辩护者之一竟然是吉尔伯特·克莱顿。他匆匆告诉外交部,针对费萨尔的背叛指控完全是出于误会,费萨尔向穆罕默德·杰马勒提出的建议事实上是旨在实现战后阿拉伯和土耳其民族间的和解。尽管如此,克莱顿建议道,伦敦方面应当抓住这个机会,“竭尽全力巩固阿拉伯人与英国的联盟”。“竭尽全力”包括承认费萨尔在约旦河以东所有地区的权威,并迫使法国人“发布正式的声明”,宣布放弃对大叙利亚的权利主张。如果我们知道克莱顿对费萨尔的慷慨大度评价的来源,或许他的言论就不显得奇怪了。克莱顿在给外交部的信中称,这种解释——或许还有那一系列建议——是由T.E.劳伦斯少校提供的。

在费萨尔与土耳其将领之间的秘密谈判中,劳伦斯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史学界始终没有搞清楚;就像他向费萨尔泄露《赛克斯—皮科协定》内容的时间一样,劳伦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深知自己面临着非常微妙的法律问题,所以向他早期的传记作者们提供了非常含糊和自相矛盾的解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这些谈判中看到了针对英国政府的一件潜在的强大武器,它提醒了英国人,假如他们背弃阿拉伯人,阿拉们人还有别的路可走。“目前,”穆罕默德·杰马勒在6月2日的信是这样开始的,“奥斯曼政府,伊斯兰的最强大的代表,已经战胜了穆罕默德宗教的头号敌人。我深信不疑,我邀请先知的最优秀和高尚的后裔(费萨尔)参与到保卫伊斯兰的事业中,是对先知的尊崇,因为只有保障土耳其军队的胜利,所有真正的信士才能过上安全和幸福的生活。”将军在信的末尾提议在4天之后与费萨尔会面,“我相信在此次会议中,我们一定能够满足所有阿拉伯人的心愿”。

费萨尔没有接受面谈的建议,但是回了信。在这封没有署名的信中,他再一次提出了让安曼以南所有土耳其军队撤走的条件,并建议,未来叙利亚与土耳其的关系可以参照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的那种松散的邦联制。这还有些含糊,但费萨尔的其他条件就是斩钉4截铁了:土耳其军队中所有阿拉伯士兵将脱离出来,加入阿拉伯军队,并且“如果阿拉伯和土耳其军队并肩作战,反对共同敌人,阿拉伯军队将由自己的司令官指挥”。这已经不是在谈和解了,肯定也不是在谈战后的情况,而是在说阿拉伯与土耳其结成军事同盟,反对协约国。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费萨尔从亚喀巴向穆罕默德·杰马勒发出这个提议的时间至迟是6月10日。在此前的两天内,T.E.劳伦斯来到亚喀巴,与他聚首。直到6月10日,劳伦斯才在亚喀巴港登上“阿瑞图萨”号,前往开罗与英国军方高层作进一步协商。

战略大师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环境,毫不感情用事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不管劳伦斯有没有帮助费萨尔写给穆罕默德·杰马勒的那封信,几天之后,他就去会见了他在亚喀巴回避的那个人:哈伊姆·魏茨曼。

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这次会谈非常友好融洽。魏茨曼当然已经知道,他与阿拉伯起义领导人达成谅解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英国中层军官。所谓英雄之间惺惺相惜,劳伦斯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本领也非常钦佩:他敏捷地安然通过巴勒斯坦的政治雷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方面相当成功地安抚了阿拉伯人的担忧,同时又以另一套说辞激起了犹太人的斗志。这两位战略大师很快就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丝毫不奇怪。

这种共识植根于互相的依赖。要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犹太人显然需要英国打贏战争,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支持阿拉伯起义。在和费萨尔会谈的时候,魏茨曼就提出动员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支持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在拉姆拉与劳伦斯磋商的时候,魏茨曼说的更具体:这种支持可以包括向阿拉伯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以反抗土耳其人。劳伦斯则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战后的叙利亚或许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在6月16日撰写的关于同魏茨曼会谈的秘密报告中写道:“费萨尔占领大叙利亚之后,地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基督徒和外国势力就会转而敌对他……如果,在巴勒斯坦身处英国控制之下而地位稳固的英美犹太人选择在这个时机向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伸出援手……谢里夫费萨尔将不得不接受这种支援。”有了犹太人的帮助,费萨尔就可以“处理掉”国内的反对势力。更妙的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法国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费萨尔在对付法国人时将拥有一个天然盟军。

但那都是未来的事情。在当下,劳伦斯给外交部的建议是,阿拉伯人不应当寻求,更不能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援助;也不能给魏茨曼机会去达成他心急火燎的心愿:觐见侯赛因国王。

劳伦斯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态度的转变让他的上级非常高兴,尽管这种转变的程度有限。不知是出于天真还是深思熟虑的想当然,在该地区过去3个月中与哈伊姆·魏茨曼打过交道的大多数英国官员都买了他的账,相信了他那令人宽慰的设想:犹太社区在巴勒斯坦与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共同生活,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和谐之中。但劳伦斯和魏茨曼一样都是老谋深算的人,几乎当场即看破了后者的诡计。他在6月16日的报告中写道:“魏茨曼博士希望,50年之后犹太人将完全控制巴勒斯坦,而当前的目标则是犹太人在英国幌子之下控制巴勒斯坦。”

劳伦斯唯一的错误在于犹太人的时间表。仅仅30年之后,英国的幌子就被拆除,以色列国正式建立,哈伊姆·魏茨曼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

 

威廉·耶鲁在开罗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为了两件事情感到挫败和恼火。首先,他的政府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中东的事态。从1917年10月底开始,每个星期一他都要向国务院的利兰·哈里森发送长篇报告,除了少数简短电文之外,他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甚至他在请求指导时——他的报告是不是让读者觉得无聊?国务卿是否希望他调查另一个方面?——对方也是沉默不语。

耶鲁的第二个挫折是在更个人的层面上,他无法得到英国当局的批准去参观前线。3月初,T.E.劳伦斯与他会面时邀请他去拜访亚喀巴的阿拉伯起义军基地,但耶鲁的申请在英国官僚机器中有如石沉大海。犹太复国委员会准备首次前往巴勒斯坦作实地考察时,耶鲁请求一同前往,却被吉尔伯特·克莱顿告知,这个计划“可能有困难”。耶鲁甚至提出,自己能够以美国红十字会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但遗憾的是,这个非政府组织不愿意为一名美国特工打掩护。雷金纳德·温盖特耐心地向美国大使馆解释,耶鲁要去巴勒斯坦,唯一的办法是将他划归为军事联络官,并在艾伦比将军的司令部获取相应的资格。但耶鲁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服过兵役,所以温盖特这么说其实是以非常有策略的方式将他留在开罗。

于是,耶鲁将精力集中在或许是他面前更重要的任务上:让威尔逊政府认识到,中东地区是多么意义重大。说得轻巧,做起来难,因为尽管威尔逊发布了基调高昂的十四点宣言,耶鲁却发现:“我国政府并没有一项政策。它表面上是在为虚无缥渺的理想而战,却不曾意识到,历史不是在和谈桌上决定的,而是由议和过程之前的交战期间的行动所决定……在国际事务中,‘解围天神’不是等待戏剧性危机时刻才出手的人,而是始终采取决定事态发展的行动的人。威尔逊总统和他的谋士们似乎从未理解这个简单的真理。”

这个局面中的辛辣讽刺,同时也是耶鲁挫折感的来源:到了1918年春。中东事务的各方都在大声呼吁,要求美国人参与其中、决定事态发展。早在1917年10月,雷金纳德·温盖特就向一位美国外交官提议,在战后由美国接管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这种想法在英国外交部的呼声越来越高。劳伦斯在与耶鲁会谈时再三强调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万般景仰,显然私下里是希望推动美国参与中东事务,只是劳伦斯的目的与温盖特大不相同。哈伊姆·魏茨曼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毫不隐晦,如果没有英国的委任统治,美国来统治的话他们也会开心。甚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更有帝国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们也越来越希望美国全面参与该地区事务,因为如果他们得不到新的土地,最好的结局自然是让他们的欧洲“朋友们”也得不到。

但在耶鲁看来,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阿拉伯人激昂的亲美情绪。这种态度无疑是被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中的承诺点燃的,但也是深思熟虑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毕竟各种权利主张都在等待在战后席卷中东。耶鲁的老朋友苏莱曼·贝伊·纳西夫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纳西夫是个温和的阿拉伯基督徒,他虽然向叙利亚膨胀的犹太人口表示妥协,但仍然高度怀疑英国人的图谋,对侯赛因国王的泛阿拉伯国家保持警惕,同时坚决反对法国人的野心。纳西夫向耶鲁解释说,最好的办法,或许也是摆脱这一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美国人——他们没有帝国主义野心、满怀理性主义,同时又离中东非常遥远,不会让人讨厌——参与中东事务。

耶鲁举双手赞成这种想法,但却很难在威尔逊政府内找到合适的渠道来推动它的实现。有一次,他甚至试图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来诱导政府,向哈里森指出:“众所周知,美国的某些石油利益集团最近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购买了巴勒斯坦的大量地产。”这是一位特工将自己之前活动公之于众的一个罕见例子。

在向国务院吹嘘美国在该地区享有的极高地位几个月之后,在4月底,耶鲁终于决定采取行动。那是在他见到一个叫作法里斯·尼米尔的人之后。尼米尔是在开罗的叙利亚流亡者社区的一位领导人,也是影响力极大的埃及报纸《穆克特姆报》的总编。耶鲁向利兰·哈里森解释道,自美国参战以来,尼米尔和一小群志同道合的叙利亚流亡者就将美国视为他们家园的潜在救星。“这些人开始在埃及的叙利亚人当中静悄悄地传播由美国在叙利亚建立保护国的想法,并努力尽可能地保守秘密,不让英国人或法国人得到风声。这个主意对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吸引力……美国的这些热情支持者声称,叙利亚人的所有派系和集团在接受美国援助的问题上不仅会团结一致,如果能办成的话,还会欣喜若狂。”

在等待哈里森对这封信回复的时候,耶鲁从华盛顿收到了在另一个问题上让他高兴的好消息。上级已经决定派遣第二名特工前往中东,此人抵达埃及后,耶鲁将被派往巴勒斯坦。即将在开罗接替他的人叫作威廉·布鲁斯特,耶鲁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在耶鲁担任标准石油公司驻耶路撒冷代表的时候,布鲁斯特是该公司在阿勒颇的代表。于是,美国政府在将自己在中东的情报网规模翻倍的时候,确保其人员仍然来自标准石油公司。

布鲁斯特在途中的时候,上级匆忙将耶鲁任命为所谓“国民军”的上尉。英国当局或许不想在几个月的阻挠之后显得无礼,于是没有去探寻这个奇怪的“国民军”究竟是什么东西——前往欧洲的美国军队的正式名称是美国远征军——而是向这位美国特工获得军职表示了祝贺。

“开罗的裁缝刚开始为我做军服,”耶鲁记述道,“我就开始做当军人的准备。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很少(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对军事问题和礼节也一无所知。一连好多天,我穿着自己的新军服在开罗的小巷走来走去,练习向经过的英国兵敬礼。他们开始向我回礼,而脸上没有傻笑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上路子了。”

这位新任上尉的准备工作都是为了迎接他其实相当害怕的一件事情:正式拜见艾伦比将军。7月中旬,耶鲁和美国驻埃及新任领事汉普逊·加里抓住了艾伦比短暂回国之前的机会,来到他位于亚历山大港的办公室。“我们走进艾伦比的书房时,”耶鲁回忆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向将军敬礼。我也不知道是应当立正,还是坐下。我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艾伦比将军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就好像我根本不在那里似的。”

高潮时刻到了,艾伦比突然转向耶鲁,用他那训练出来的洪亮嗓音说道:“哦,耶鲁上尉,你在我的司令部有何贵干?”

“我将继续开展我的政治工作,艾伦比将军。”他答道。

答错了。“耶鲁上尉,”将军大吼道,“如果美国政府希望向我的司令部派遣一名屠夫,那是他们的权力,但你要自己住,你在我的属下,就是一名军人!”美国客人遭到这番训斥,很快打了退堂鼓,耶鲁确信“艾伦比已经将我,标准石油的前员工,分类为那种从事贸易的低等生物”。

次日,耶鲁登上一列开往巴勒斯坦的运兵火车,奔赴他的新驻地:比尔萨利姆(雅法以东约10英里处)的英军司令部。他在那里发现,军队已经为他预留了一顶小帐篷、一张写字桌、一个帆布脸盆和洗澡水。等待他的还有1918年欧洲军官阶层的独有特征:勤务兵,或者说是私人男仆。英国军官们最喜欢的勤务兵是专门受训从事这种工作的印度士兵,但或许是为了报复耶鲁对艾伦比的放肆回答,分配给他的勤务兵是个头发灰白的苏格兰老头。

虽然新环境非常有乡土气息,但耶鲁肯定很乐意离开开罗和那个越来越显得徒劳的岗位。在动身奔赴前线前不久,他终于收到了国务院对他在整整两个月前发送的关于法里斯·尼米尔及其亲美派叙利亚密谋小组的信息的回复。他的这份报告虽然没有资格得到即刻回复,但显然被认为足够重要,被送上了国务卿本人的办公桌。兰辛在7月9日的电报中写道:“关于你的28号报告,继续保持美国对叙利亚的不做任何承诺的态度。”

 

这消息令劳伦斯大吃一惊,但也欣喜若狂。6月18日,他和艾伦·道内中校(阿拉伯半岛北部行动的新任总体协调人)前往司令部,去概述阿拉伯人独立进军叙利亚的计划。他们在那里见到了艾伦比的主要副手之一威廉·巴托罗缪将军。巴托罗缪听了他们的报告几分钟,然后微笑着摇了摇头;他告诉两位客人,他们到拉姆拉晚了三天。

道内和劳伦斯很快得知,在此前的一个月内,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一支军队比计划提前完成了作战准备。在最近几周内,英国和印度大量部队从伊拉克和南亚次大陆持续抵达中东,取代了那些艾伦比被迫割爱、调往欧洲的部队的位置。英军做了极大努力,将新抵达的部队送入前线,并迅速将其与埃及远征军的其他部分整合起来。这些工作非常成功,在6月15日的司令部高级会议上,结论是,部队在9月就“有能力”向叙利亚腹地发动“全面的持续进攻”。

对劳伦斯而言,这意味着,阿拉伯人不必冒险孤军奋战、向叙利亚发动进攻了。艾伦比的时间表与劳伦斯和道内为阿拉伯人设计的时间表相同,于是起义军只需要紧密配合埃及远征军的行动即可。当然了,在中东,时间表往往会被推翻,因此劳伦斯在7月11日再次造访司令部时得知,埃及远征军的攻势日期已经确定为9月19日,不禁大为宽慰。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得让阿拉伯人配合英军行动的前景愈发显得有吸引力。5月初,7名叙利亚流亡者领导人(他们自称代表了叙利亚社会大众)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英法以明确而毫不含糊的言辞告诉他们,英法对他们国家的未来究竟是如何设想的。伦敦和巴黎方面努力尽可能长久地对这所谓的“叙利亚七人公开信”置之不理,但这一次国际关注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了。回答这个问题的责任最终被交给了最应当对这个长期争议负责的两个人: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在吞吞吐吐许久之后,赛克斯和皮科终于在6月中旬答复了7名叙利亚人:在“阿拉伯人在当前战争中通过独立行动从土耳其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地区,”英法将“承认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的完整主权独立,并支持他们为自由所做的斗争”阅读 ‧ 电子书库

对劳伦斯来说,他和阿拉伯起义军很久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求的东西——英国对阿拉伯人独立诺言的再次确认——终于到来了。但这些措辞再一次证实了劳伦斯一直怀疑的、潜伏在表面之下的附加条件:只有在阿拉伯人自己解放的地区,他们的独立才会得到保证。有鉴于此,起义军有必要加入即将展开的英军攻势。在7月11日在司令部的会议之后,劳伦斯火速返回开罗,然后前往亚喀巴,开始筹划阿拉伯人耽搁许久的北上作战。

他面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最终切断费萨尔与土耳其将军穆罕默德·杰马勒之间长期的危险通信。7月底,劳伦斯将费萨尔于6月10日发给杰马勒的和谈建议的一个副本交给了戴维·霍格思。劳伦斯对自己如何得到这样一份爆炸性文件的解释是,他是从费萨尔的书记员那里偷来的。这个故事非常荒唐,但显然有着足够的《天方夜谭》式的风味,在他的上级那里还说得过去阅读 ‧ 电子书库

奇怪的是,在伦敦,关于费萨尔通敌行为的最新揭露的最直接效果竟然是,它重新启动了几个月前就开始但被暂时搁置的辩论,即对费萨尔应当授予什么样的高级荣誉。这个插曲揭示了20世纪初英国的一个真正诡异的地方:在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中,就在大英帝国风雨飘摇、命悬一线的黑暗时刻,帝国的十几名最位高权重的官员居然百忙之中多次拨冗,探讨应当向一位33岁的沙漠王子授予什么勋章。他们全都忽略了最了解这位王子的英国人T.E.劳伦斯的意见:费萨尔对勋章不怎么感兴趣。

1918年8月7日早上,劳伦斯和他的60名卫兵聚集在亚喀巴海岸上。在之前的几周内,他马不停蹄地忙于战备工作。但在阿拉伯人做好准备在9月向叙利亚腹地发起进攻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对劳伦斯来说,后方基地的烦琐工作——组织补给运输队、在地图上安排人员和武器的运输——已经结束了。这一天,他和他的人马将出发进入内陆,要到大战役打响并尘埃落定之后才会回来。

对劳伦斯而言,这趟旅途在他个人的较深层面也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将开始掩埋困扰了他近一年的一件憾事。1917年10月,艾伦比将军的部队首次攻入巴勒斯坦的前夜,将军曾问劳伦斯,阿拉伯起义军对战役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当时劳伦斯担心起义军惨遭屠戮,于是让阿拉伯人尽可能少地参与其中,而是提议了命途多舛的雅莫科大桥行动。如果当时他没有犹豫不决——他自己无情地将其描绘为“勇气匮乏”——局势或许会有很大不同。如果当初阿拉伯人就大举出动,过去一年的令人垂头丧气的僵局或许就能避免,战争或许已经结束;当然,德拉的苦痛、塔菲拉的悲剧以及达乌德和法拉杰的死或许也能够避免。

现在,救赎这一切的时刻到了。这天早上在亚喀巴,他告诉他的那些衣着鲜亮的卫兵们,要准备好去贏得胜利,并向其中的叙利亚人许诺,他们很快就能回家了。“于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海风飕飕的海滩上集合,阳光播洒在波浪上,闪闪发光,与我的那些衣衫光彩夺目的部下交相辉映。”

 

西线德军总司令部位于比利时度假小镇斯帕,是一个由美丽宜人的城堡和庄严豪华的宾馆组成的网络。1918年7月31日上午,就在这里,库尔特·普吕弗和阿拔斯·希里米二世被领进一间会议室,去拜见德皇威廉二世。普吕弗在日记中写道,威廉二世对埃及被废黜的赫迪夫“印象极佳”,对他从英国人手中重新征服自己家园的宏伟蓝图也大加赞赏。觐见结束时,德皇转向普吕弗,说道:“我要求你,下一次要在自由的埃及觐见我。”

如果德皇的情绪因这次会晤而颇为高昂,他的两位客人的反应则更加默然。德皇在战争期间衰老了许多,现在看上去心力交瘁,头脑甚至有些轻微的糊涂。在熟悉军事生活的堂皇外表和繁文缛节的普吕弗看来,德皇显然已经没有能力掌控多少东西,尽管他佩戴着富丽堂皇的勋章,仪态依然威风凛凜,但其实他现在几乎和阿拔斯·希里米一样,是个傀儡。

这是两人在7月23日从君士坦丁堡起程时都没有料到的。土耳其政府派出了一个包括内政部长塔拉特在内的代表团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这证明了土耳其政府对他们此行的极高期望。但随后是横亘同盟国腹地的漫长而缓慢的旅途,一路上映人眼帘的尽是破败和衰落的景象。对两人来说,这个国家及其民众已经彻底精疲力竭,局势比几个月前糟糕许多,这与德国总司令部不断发出的乐观宣言和接近最终胜利的言论非常不符。

如果之前还没有的话,他们抵达斯帕的时候肯定已经了解到这些宣言的虚假。7月17日,德军自3月以来在西线实施的五次攻势(统称为“皇帝战役”)的最后一次被叫停。德军损失超过70万人,其残部开始撤往兴登堡防线。这是贯穿法国北部全境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防御工事,德军早在1917年就开始修建这些工事。德国不仅无法贏得“最终胜利”,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无法结束战争;在兴登堡防线之后,德国或许可以长期坚守,让这场战争不分胜负地拖下去。

在战线的另一侧,将帅和战争筹划者们对战局的评估无疑就是这样的。尽管美军终于开始如潮水般抵达法国,最乐观的协约国战略家还是估计,要到1919年才能取得突破,而最保守的军事家则预测,战争还会拖很久;有些人甚至分析认为,战争会打到20年代中期。

但正如协约国的智者们提出的其他每一项评估一样,这些估计也被证明是大错特错。在全球死亡约1600万人之后,大幕快要落下了,其速度之快,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大崩溃将从全球战争最偏僻、似乎最不重要的角落发端:叙利亚。


 
  1. Foreign Office to Wingate,June 11,1918;PRO-FO 371/3381,f.35-36。事实上,这是劳伦斯愤世嫉俗的看法出错的极少例子之一。后来的巴黎和会揭露出,马克·赛克斯对“叙利亚七人”公开信的回复措辞非常巧妙,承诺“阿拉伯人在当前战争中通过独立行动从土耳其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将得到独立的诺言的意思是,只有他在写时被解放的土地才算数。通过这个变戏法般的诡计,大叙利亚的大部分都被排除在外了。
  2. Hogarth,memorandum attached to “The Arab Question,” August 9,1918;PRO-FO 371/3381,f.113。要么费萨尔向奧斯曼政府的建议并未就此结束,要么德国人没有得知费萨尔与奥斯曼政府已经停止谈判。直到1918年9月初,德国高级外交官和军官仍然谈及与费萨尔讲和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