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大马士革

我们命令“不要俘虏”,士兵们服从了这道命令。

——1918年10月,T.E.劳伦斯关于塔法斯事件的正式报告。

1918年9月12日。世界大战进入了第50个月份。这一天,在审视各条战线的时候,协约国的军方和政界领袖们陷入沉思,越来越确信敌人已经濒临崩溃,但他们又回忆起,在过去他们曾多次在这个问题上判断失误。在西线,德军撤出了在春季攻势中占领的最后一片土地,在兴登堡防线后方重整旗鼓。协约国军队将于月底对这道人类历史上最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进行第一次试探性攻击,将由法国和美国军队联合在默兹河附近发动。在南线,在血战3年、损失超过150万人而徒劳无功之后,意大利将军们终于吸取了教训,开始制定小规模计划,去对抗坚守皮亚韦河远岸已经近一年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巴尔干,法国、塞尔维亚、希腊和英国联军正在准备攻击马其顿境内的一支保加利亚军队。几百万人惨死的记忆依然清晰,所以协约国将这些计划中的进攻只看作是试水之举,意图仅仅是在冬季降临之前取得些许进展,随后要等待次年春天,或许还要等更久。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最近提议,暂停所有针对德国的全面进攻计划,一直等到1920年,那时美国陆军就能全面登陆法国,协约国的兵力能够真正压倒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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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气氛下,人们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协约国方面抱有谨慎的乐观,而同盟国的人们则静悄悄地揣着一份惶恐。所有人都相信,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终于一步步走向结局了,尽管这个结局的具体细节和时间表还和以往一样遥遥无期。

9月12日这一天,亚伦·亚伦森正在一艘驶往纽约的客轮上,这艘船是5天前从南安普敦起航的。8月,他从中东返回英国,在随后几周内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来往穿梭,努力为他在巴勒斯坦买地的计划争取支持,但受到很多挫折。由于他与哈伊姆·魏茨曼和英国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贯的争吵,他的这些努力变得非常复杂。魏茨曼和马克·赛克斯找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能暂时甩掉这个讨厌的农学家,又能让他发挥热量:让他再去一次美国,拉拢美国犹太人团体。他们为亚伦森安排好了一系列的会议和演说,他的船开进纽约港之后,足够他忙上几个月的。

库尔特·普吕弗在这个夏天的经历逐渐从怪异变成了超现实。在7月底安排阿拔斯·希里米觐见德皇之后,随后几周内,他忙着陪伴这个觊觎埃及王位的人在德国乡间四处巡游,参加官方会晤和欢迎赫迪夫的宴会,还要安排他在诸侯王公和伯爵夫人们的乡间庄园逗留。8月中旬,在山区度假城镇加尔米施—帕滕基兴,两人幸会了德皇的妹妹维多利亚·冯·绍姆堡-利佩公主和她的三教九流的扈从们,于是一起度过了相当放荡堕落的10天欢乐时光,尽管前线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晦暗。

“我和公主、蒙特格拉斯伯爵夫人,还有赛琳娜·冯·施罗特海姆越来越亲近,”普吕弗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蒙特格拉斯和冯·施罗特海姆是德皇御妹随从中的两位交际花),“晚上饮酒作乐、跳舞、调情、举办狂热的室内聚会,诸如此类。”

但这并非仅仅是客厅的寻欢作乐。阿拔斯·希里米是世界上最不知疲倦的阴谋家之一,随着同盟国的前景越来越黯淡,普吕弗这个德国间谍头子却越来越焦灼而热诚地投入这个埃及人的宏伟蓝图中去。这个蓝图包括将希里米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卜杜勒·穆奈姆从瑞士引诱出来。前任赫迪夫解释说,他的儿子是个脆弱而喜怒无常的年轻人,带有虐待狂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现在正和英国人眉来眼去——但如果普吕弗能将阿卜杜勒·穆奈姆诱骗到德国,他的父亲就能安排他迎娶新任奥斯曼苏丹的女儿,这样就能巩固希里米自己对埃及统治权的主张。普吕弗感到这是个绝妙的、意义重大的想法,必须要与外交部最高层沟通。从这就可以看出,普吕弗已经多么脱离实际。

如杲说这位德国间谍头子终日生活在空中楼阁中,在虚空幻境里陪伴他的还有很多人。外交部高层官员不仅敦促普吕弗继续执行诱拐阿卜杜勒·穆奈姆的计划,还请求他在另一件事情上出手相助。德国高层得知,在6月的时候,费萨尔·侯赛因向土耳其将军穆罕默德·杰马勒写了一封寻求和解的信,于是想到了一个与阿拉伯起义军媾和的主意,以此作为解决中东难题的最后方案。这个方案也许会将他们在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的挚友包括在内,也许不会。外交部要求普吕弗寻找合适的中间人,向费萨尔传递德国自己的秘密和平建议。阿拔斯·希里米热心地提供了一些联系人的名单,普吕弗将这个名单报了上去。

 

威廉·耶鲁在这年夏末的经历没有那么丰富多彩,而是令他垂头丧气。到9月12日,他已经在英军总司令部(位于耶路撒冷城下山麓地带的比尔萨利姆)枯坐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这位国务院特工(此时他的新身份是美国驻埃及远征军的军事代表)从英军司令部那里没有打听到一星半点关于艾伦比的新攻势的消息,尽管传闻满天飞。这可不是因为耶鲁不够努力。耶鲁参加了许多情报汇报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英国官员们似乎在私下里互相竞争,看谁透露的实质性信息更少;他还忍受了一系列甚至更加干瘪无趣的高级幕僚晚餐会。他不断请求参观英军前线,但总是被各种理由挡回来。最后,负责关照外国代表的英国军官霍奇森上尉终于对此做了部分解释。“我要告诉你,耶鲁,”霍奇森透露道,“上级命令我,对你说的越少越好,因为你曾经是标准石油公司的人。”

但英国人无意中给了耶鲁一个机会。他们对外国军事代表都不甚尊重,对耶鲁尤其讨厌,因此将他和另一群令人嫌恶的随军人员——常驻军队的记者——一起隔离在比尔萨利姆的一个角落里。这些三教九流的英国和澳大利亚记者的行动自由比外国军事代表们大得多,因此耶鲁从他们那里至少能够得知英军在筹划什么东西,到9月12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大戏”很快就要开演了。他不知道新攻势的具体时间,更不知道地点,但司令部里弥漫着一种紧迫感,而记者们说在外出时看到了部队调动、物资转运,这些都无可争辩地表明,艾伦比的攻势已经箭在弦上。

除了对耶鲁的标准石油公司背景的顾虑之外,英军司令部其实有很好的理由要保守秘密,因为他们在巴勒斯坦运筹帷幄的计划包含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计谋。最近几周内,一系列英军单位被从巴勒斯坦海岸平原调往耶路撒冷周边,他们的新的帐篷营地遍布朱迪亚的山坡。由于这次重新部署,艾伦比将他的前进指挥部迁往耶路撒冷。同时,英军向安曼地区的各部落派遣了收购人员,任务是在9月底之前收购到足够一支大军的马匹和骆驼食用的大批草料。对正在观察的土耳其人看来,结论是毋庸置疑的:英军攻势即将展开,目标仍然是英军曾在那里失败两次的萨勒特—安曼地区。但事实上,那些新搭建的帐篷城市是空无一人的,艾伦比迁往耶路撒冷只是个戏法,而收购草料也是障眼法。英军的计划实际上是攻击战线的另一端,沿着巴勒斯坦海岸席卷北上,然后转入内陆,以便从三面包围土耳其军队。

这还只是计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将在约旦河的另一侧上演。近一段时期以来,一支由阿拉伯部族武装、阿拉伯北方军士兵、英法顾问和专门的炮兵与装甲车单位组成的数千人的混成部队一直在越过叙利亚沙漠,在阿兹拉克古要塞集结。如果土耳其人发现了这个动向——规模如此之大的部队当然不可能无限期地隐声匿迹——就会更加确信,协约国的攻势将在阿兹拉克以西仅50英里处的安曼发起。但事实上,集结在阿兹拉克的部队的真正目标是西北方70英里处的关键铁路枢纽德拉。另外,这支部队还将担当整个攻势的至关重要的排头兵,目标是在艾伦比发动总攻之前切断汉志铁路及其深入巴勒斯坦的支线,以便从背后使土耳其军队彻底瘫痪。到9月12日,这支部队的最后一些单位也抵达了阿兹拉克,在那里遇到了负责协调整个行动的两名英军中校:皮尔斯·乔伊斯和T.E.劳伦斯。

到当日为止,劳伦斯已经在阿兹拉克待了近一周,对连续抵达的各单位作了评估:来自十几个阿拉伯部落的战士、英法运输和炮兵专业人员、一队印度骑兵,甚至还有一小队廓尔喀兵(非常有名的尼泊尔士兵,以其标志性的弯刀闻名遐迩)。9月12日上午,阿拉伯起义的高级领导人抵达了阿兹拉克,其中最重要的是费萨尔·侯赛因,还有努里·沙拉昂和奥达·阿布·塔伊,以及劳伦斯在过去两年中帮助争取到阿拉伯独立事业中的其他一些部落酋长。于是部队最终集结完毕。进攻部队的前锋将于次日上午开始部署,计划是在当天下午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劳伦斯和乔伊斯将在会上详细阐述各个目标。

但恰恰是在这个关头,在劳伦斯吃尽苦头促成的战役的前夕,他却突然间陷入了令他瘫软无力的抑郁中。侯赛因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抵达不久之后,劳伦斯溜出了阿兹拉克,前往约80英里之外的一个叫作艾因阿萨德的偏僻山涧。他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我在柽柳丛里的旧巢穴中躺了一整天,风儿在挤满灰尘的翠绿枝杈上吹拂出的声音与在英国树木上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它告诉我,我对这些阿拉伯人真是烦透了。”

其实,近一段时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说明劳伦斯可能濒临这样的精神崩溃。7月中旬,在得知艾伦比攻势发起的确定时间之后,他本应欣喜若狂才对,却向密友维维安·理查兹写了一封忧郁的信。“我被如此凶暴地连根拔起,投入到一件我无力胜任的工作中,万事万物都显得虚幻,”他告诉理查兹,“我丢弃了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仅仅作为一个机遇的窃贼来生活,发现机会的时候就伸手攫取……这是一种外国舞台,我成日成夜地穿着奇装异服、说着奇怪的语言,在这里表演。代价是,如果角色演得不好,就要为失败负责。”

随后他描述了自己对阿拉伯人的仰慕,尽管他现在已经认识到,他从根本上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永远是个异乡客。他写到了自己脑海中常常萦绕的词语——和平、沉默、休息——“如同黑暗中一扇亮着的窗户”,但又质疑,一扇亮着的窗户究竟有什么用。正如劳伦斯在吐露真情实感时常常做的那样,他在信的末尾对自己写的东西大加贬抑,称这是一封“白痴的信”,其源于他自相矛盾的个性。“我仍然一直得不到满足。我讨厌前线,也讨厌后方,我不喜欢责任,也不服从命令。总的来讲现在一点用都没有。漫长的寂静,如同清洗,然后是冥思和对未来道路的抉择,那才是应当期待的东西。”

如果他给理查兹的信提及了他心力交瘁的状态,这更是由于他因为“欺骗”自己的阿拉伯战友两年之久并“从中渔利”而抱有负罪感。这种歉疚越来越重。8月初,在筹划阿兹拉克行动的时候,劳伦斯又一次见到了强大的卢阿拉部落的酋长努里·沙拉昂。他曾向这位酋长建议相信英国向阿拉伯人许下的最新一次诺言,希望能够将他争取到谢里夫的阵营。在8月的会见中,沙拉昂终于全面承诺参与起义,但此后《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皮科协定》被公之于众,沙拉昂一定知道这个拉拢他的英国人不够坦诚。从劳伦斯的回忆录和他告诉自己最早的传记作家的言论来看,欺骗沙拉昂这件事情对他的良心压力最大,尽管具体原因还不清楚阅读 ‧ 电子书库

就在动身前往阿兹拉克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劳伦斯对自己为阿拉伯人而奋斗的“圣战”的目的产生了怀疑。8月底,阿拉伯军队主力正在准备离开亚喀巴地区北上的时候,侯赛因国王与费萨尔发生了相当公开的激烈争吵,几乎是在指控儿子不忠诚。在将近一周时间内,父子两人用措辞激烈的电报互相争吵,在此期间,起义军的行动止步不前,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整个叙利亚攻势能否实施都成了疑问。劳伦斯最终促成了两人的和解——他截获了侯赛因的一封电文,将怒气冲天的后半部分删去,只将听起来抱有歉意的前半部分发给了费萨尔。但是,恰恰是他为之奋斗的那个人几乎将他的全部计划破坏掉,这让劳伦斯感到了挥之不去的痛苦。

但在艾因阿萨德的这一天,令劳伦斯痛苦万分的还有另一件事,是近期发生的对他个人的沉重打击。从各方面证据来看,在劳伦斯在阿兹拉克期间,他得知了自己在卡尔基米什时的年轻伙伴达霍姆的死讯。达霍姆显然是前一段时间肆虐叙利亚北部的斑疹伤寒大爆发的受害者。在很深的程度上——这种程度之深,劳伦斯自己或许都没有完全理解——他已经在自己脑海中将这场战争幻化为达霍姆的形象。就是为了这个叙利亚少年和他的未来,阿拉伯人才需要得到解放。现在达霍姆死了,激励劳伦斯奋斗的许多东西也就随风飘去了。尽管他从来没有揭示《智慧的七柱》献词中的神秘的“S.A.”的真实身份——达霍姆的真名是萨利姆·阿里,但该书卷首诗的最初几节强有力地佐证了劳伦斯得知达霍姆死讯的时间和此事对他的影响:

我爱你,因此我将这些如潮的人流拉进我的手中
在繁星灿烂的天空里写下我的心愿
去为你赢来自由——那有七根支柱的智慧之屋
你的眼睛会为我而闪耀
当我们来的时候
死神似乎是我征途上的仆人,直到我走近你
看见你在等待
当你微笑时,悲戚地嫉妒时,他(死神)追上了我
并把你拉走
带入他无言的寂静之中。

虽然悲痛不已,但劳伦斯已经为阿拉伯独立事业出力甚多,对阿拉们人也提出了太多要求,在漫长战役的高潮时又怎能抽身呢?他对自己在9月12日的情绪描述道:“时至今日,我对自己被安排到了错误的位置所抱有的耐心已经耗尽了。再过一周、两周或三周,我决心一定要卸任。我的神经已经崩溃,如果还能隐瞒那么久,我就太幸运了。”于是,他离开了在艾因阿萨德的“巢穴”,返回阿兹拉克。几个小时之后,集结在阿兹拉克的战士们就将对敌人发起第一轮打击。

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天,美国驻伦敦军事情报办事处收到了一份绝密报告,称英军方面的阿拉伯起义军的士气正在瓦解。9月12日的这份报告称:“情报显示,在亚喀巴地区与埃米尔费萨尔在一起的叙利亚人非常不满,争执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起义军的战斗力太差。“尽管有英军的支援,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表现出缺乏组织和实施作战的能力……阿拉伯人的整个局势非常糟糕。”

这份报告的作者是美国军事情报机关在中东的主要通信员——军事代表威廉·耶鲁。从这份报告开始,他建立了美国情报界的一个传统:对中东局势进行根本上的错误解读。在随后95年中,耶鲁在美国情报界的后继者们将恪守这一传统。

 

大家轻松愉快。在战争中,全部优势都在己方,而风险大部分都在敌方,这种现象并非罕见。9月14日上午,劳伦斯离开了阿兹拉克,随后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乘坐一辆劳斯莱斯装甲车,在德拉周边的沙漠中风驰电掣,炸毁桥梁、摧毁铁轨,躲闪敌人效力极差的空袭,偶尔与倒霉的土耳其徒步巡逻兵交锋。

他的行动如此轻而易举,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艾伦比司令部计谋的成功。土耳其军队重兵云集在安曼周边,准备迎战英军,阿兹拉克的突击部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自由地达成目标:切断德拉南北两个方向的汉志铁路,以及向巴勒斯坦延伸的至关重要的两向支线。最终目标当然是在艾伦比的总攻于9月19日开始前完成上述任务。

但劳伦斯追上突击队的主力时却得知,由于运气不佳,袭击德拉以南铁路线的行动失败了。现在他已经对沙漠中机械化作战的效力坚信不疑,于是决定亲自试一次。他只带了两辆装甲车和两辆“补给车”,即大型轿车。9月16日上午,他找到了自己的攻击目标,那是一座防备薄弱的桥梁,周边荒无人烟,桥梁是“一座不错的小型建筑,80英尺长,15英尺高”。让劳伦斯特别骄傲的一点是,他和战友们在安放炸药时使用的是一种新技术,能够让桥梁“结构完全损毁”但主体仍然不倒。土耳其的维修人员将不得不耗时费力地先将桥梁残骸拆除,然后才能开始重建工作。

这项任务完成后,劳伦斯重新加入阿拉伯部队主力,于次日上午一同袭击德拉以北的铁路。1000多人的部队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控制了近10英里长的铁路线,好让爆破组放置炸药。此次行动让劳伦斯摆脱了在阿兹拉克一直困扰他的忧郁情绪。司令部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将德拉隔离,“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运气居然这么好,我们向艾伦比的承诺这么简单、这么快就兑现了”。

目标只剩下了通往巴勒斯坦的铁路支线。就在9月17日这天下午,一支阿拉伯部队袭击了德拉以西几英里处的一座火车站;他们很快就洗劫了车站,将不能搬走的东全都付之一炬。但劳伦斯的计划更宏伟。他率领一小队人马西进,希望能够摧毁前一年令他遗恨的雅莫科峡谷大桥。但这一次他仍然不能成功,因为他遇上了从巴勒斯坦赶来的整整一火车的德国和土耳其军队。

但是,劳伦斯于次日返回并与起义军主力会合时,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成绩”感到心满意足:土耳其军队通往巴勒斯坦的主要电报线被切断了,全部三段铁路都被摧毁,维修需要几天至几周的时间。他还有更多的破坏工作要做——9月18日这天下午,他还炸毁了另一座桥梁,这是他的战绩中第79座桥。但阿兹拉克的前锋部队已经完成了司令部命令他们在艾伦比攻势之前执行的所有任务,而此时离攻势发动已经只有几个小时。

按照预先的安排,一架皇家飞行军团的飞机将于9月21日上午降落到阿兹拉克,带来关于巴勒斯坦攻势进展情况的报告。劳伦斯急于知道消息,在此前一天就赶回了那座沙漠要塞。他自6天前从阿兹拉克出发以来就几乎没有合过眼,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濒临崩溃,在营地的野战医院找到一张空床,倒头就睡。

 

9月18日,耶鲁走进指定的食堂用餐时,发现了第一条线索:记者们都不在了。他走到停车场时又发现了第二条线索:所有的车辆也都走了。一名英国下级军官勇敢地解释说,汽车都被派到了前线各处,为即将开始的攻势做准备。显然,耶鲁和仅剩的另外一名外国代表——一个叫德·桑布伊的意大利少校——没有任何车辆可用。

“我非常恼火和困惑,”耶鲁写道,“一名军事代表应当做什么?我应当要求为我提供上前线的车辆,还是应当接受他们的这种蹩脚的解释?桑布伊为什么不应当做些什么?他是个科班出身的军官,1915年就参战了。我对自己,还有对英国人非常恼怒,就这样上床睡觉了。”

他的这一觉被打断了。9月19日凌晨4时45分,耶鲁被“似震撼了整个世界的可怕巨响”吵醒了。在巴勒斯坦的整条前线,英军的近500门大炮同时开始轰击土耳其战线。

耶鲁起床穿好衣服的时候,已经下定了决心。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一位将军的办公室,宣布自己马上去吃早餐,如果吃完的时候还没有一辆汽车在等他的话,他就向华盛顿发电报,说英国人把他监禁了。他的意大利同行对这种蛮勇大感震惊,但不久之后两人从食堂走出来的时候,有辆福特T型汽车在等他们,驾驶员曾经是伦敦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这天上午,他们被送到一座俯瞰沙仑平原的悬崖上,据说从那里可以观察战场的一个部分。两位外国代表发现一群英国军官已经在一座十字军时代古堡遗址安顿下来,于是加入他们,用望远镜观察着北方2~3英里处的战局。这是耶鲁第一次观察战斗,没怎么引起他的兴趣。“炮弹不时从我们背后的高地射出,频率并不高,而我们前方是步枪的枪火,断断续续的机枪嗒嗒声,不时有散兵线在前进,在石灰石山岭的空寂灰白色背景下,几乎看不清士兵的身形。这远远没有我孩提时代在范科特兰公园看的战争表演那么激动人心。对我们而言,这一天既漫长又乏味。似乎没有人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肯定不知道英军还是土耳其军队占了上风。”

这位初尝战争滋味的美国代表并不知道,他正在体验的其实是传统战场的本质所在:在排山倒海的混乱中,即便是高级野战指挥官通常对战局进展也只有非常模糊的把握,而且往往只能了解自己所在位置周边的情况。但足智多谋的耶鲁想到了一个办法。当晚回到司令部之后,他利用自己的外国代表身份,获准进入主电报室。在那里他发现了来自战场各个角落的成堆的电报。将这些电文与地图联系起来,他就能对战役总体局势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原先是只有艾伦比和他最高级的参谋才享有的。次日,耶鲁来到了前线的另一个地段,向一位英军准将介绍了各处的战事进展情况。前一天了解到的知识派上了用场。

“这让我在军队里感到不是那么窘迫了,”他回忆道,“我第一次来到职业军人的队伍里感到的那种自信严重受挫的感觉也开始消失了。”

在攻势的最初两天,耶鲁享受到了从远距离舒适地观察战场的特权,在他眼里,士兵们如同一群群疾跑的蚂蚁。这种情况在9月21日宣告结束,他和伙伴们乘坐T型汽车爬上一条通往纳布卢斯镇(在撒马利亚山麓地带)的山路。前一天,一个逃跑的土耳其单位从同一条道路撤往纳布卢斯,在那里遭到大群英国飞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

“土耳其人毫无还手之力,”耶鲁记述道,“没有地方可以掩蔽,也没有办法投降。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道路上一连好几英里,两边都是浮肿的死尸,在赤日炎炎之下膨胀到了爆裂的地步。”

有一个景象让耶鲁永生难忘,那是公路的一个地点,有一座古罗马的高架渠穿过了一座山谷。在这里,曾有数十名土耳其士兵紧贴在高架渠的石墙上,以躲避扫射的英军战机,但飞机绕到他们背后,从另一个方向攻击,于是他们全都丢了性命。在整个一条高架渠沿线,死尸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路纵队,“在世人眼中,”耶鲁回忆道,“如同一排翻倒的锡兵。”

 

传来了惊人的消息。9月21日,皇家飞行军团的一架飞机在阿兹拉克降落,飞行员告诉大家,英军沿着巴勒斯坦海岸长驱直入,秋风扫落叶一般粉碎了挡路的土耳其军队的微弱抵抗。几周前,司令部的期望是进抵耶路撒冷以北40英里处的纳布卢斯城。现在,仅仅几天之内,英军前锋就已经远远超越了纳布卢斯,数千名敌军士兵缴枪投降。艾伦比将军发给在阿兹拉克的费萨尔的信中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在叙利亚的土耳其军队遭受了难以恢复的惨败,”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应当联手,将敌人彻底歼灭。”

艾伦·道内给乔伊斯中校的信讲得更详细。前一天晚上,英军骑兵已经从沿着海岸北上的行动转为向内陆推进,合围在巴勒斯坦的敌军部队指日可待。“整个土耳其军队已经落入陷阱,”道内欢呼雀跃道,“除了通过雅莫科峡谷向约旦河以东逃跑之外,所有退路都被封死。如果阿拉伯人能够切断这最后一条逃生之路,而且是及时切断,那么敌人一兵一卒、一门大炮、一辆马车都插翅难逃!多么了不起的胜利!”

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明白无误地说:“我们的战争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当然,战局进展如此之快,原先为阿兹拉克部队设计的作战计划已经过时。当天下午,劳伦斯登上那架皇家飞行军团的飞机,返回巴勒斯坦,与艾伦比将军的幕僚紧急磋商。

劳伦斯在司令部得知,新的目标不是击败土耳其军队,而是将其全歼。艾伦比在给费萨尔的信中也提及了这一点。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在英军左翼继续北上的同时,另外三支部队将渡过约旦河东进,以便扫荡汉志铁路沿线的各个叙利亚城镇,最终逼近大马士革。关键仍然是德拉。从巴勒斯坦逃跑的所有土耳其单位以及那些仍然在它南面的单位有可能会在德拉集结,或许能够重整旗鼓,负隅顽抗。司令部敦促劳伦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阿拉伯人必须彻底切断德拉以南的铁路线,而绝不可以冲向大马士革。

艾伦·道内写给在阿兹拉克的乔伊斯的信中已经强调了这后一点。乔伊斯临时外出,劳伦斯拆读了这封信。“你和劳伦斯应当动用全部约束力,”道内向乔伊斯下令,“防止费萨尔在北方做出任何鲁莽行动……局势完全在我们手中,任我们控制,所以费萨尔只要信任我们并耐心等待,就不必担心对他不利的事情。让他千万不要在未与艾伦比将军协商的情况下北上。那将是致命错误。”

英国人的这番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近两年来,劳伦斯一直向费萨尔进言,阿拉伯人要对大马士革发出主张的唯一稳妥办法是抢先抵达那里;前不久马克·赛克斯向“叙利亚七人”回复的公开信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因此,对费萨尔来说,放弃德拉行动而进军大马士革是个不可抵挡的诱惑。劳伦斯在司令部短暂停留期间,艾伦比的高级参谋们一再向他强调,阿拉伯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保持忠诚的话,将得到很好的报偿,甚至暗示,将会允许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建立一个政府。

得到这些保证并拿到给阿拉伯人的新命令之后,劳伦斯于次日飞回了阿兹拉克。随后两天内,大群阿拉伯战士以及英军的装甲车单位袭击了德拉以南的汉志铁路,将其严重损毁,在可预见的短期内无法修复。但撤退中的土耳其军队可能重整旗鼓在德拉顽抗的担忧现在看来是多余的;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他们的士兵被战局发展的神速惊得呆若木鸡,脑子里只有逃命一件事情。土耳其军队瓦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到9月25日,劳伦斯就得以向司令部报告称,德拉以南的所有内陆城镇中或许已经只有4000名土耳其士兵,其余大部分人已经通过德拉,继续逃往大马士革。

但考虑到战役目标已经扩大为全歼土耳其军队,劳伦斯看到了一个机遇;如果德拉不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的集结地,那么可以将它化为杀戮场。在9月25日的报告中,他在描述敌人部队企图逃往大马士革的时候,简练地评论道:“我要阻止他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26日派遣一群阿拉伯战士前往德拉西北方12英里处的一个叫作谢赫萨阿德的小山村。在那里,起义军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德拉和通往大马士革道路上的情况,还能观察从巴勒斯坦通过雅莫科峡谷撤退的土耳其部队的动向。

劳伦斯很快就有理由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感到庆幸。当天下午,侦察兵发现一小群德国和土耳其士兵从雅莫科道路走来,“绝望但逍遥,轻松自在地行军,认为自己离战场还有50英里远”。阿拉伯人匆匆布下了一个陷阱,将这群掉以轻心的敌人迅速消灭。劳伦斯写道:“谢赫萨阿德很快就报答了我们,报答得很好。”

这还只是小试牛刀。次日上午,英军从雅莫科北上,德拉及其周边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准备放弃这里的阵地。劳伦斯得到情报:约 4000名敌军将从德拉出发,在通往大马士革的主路上撤退,而另外2000人将从附近的一个城镇撤退。这支2000人的队伍选择了陆路的一条捷径,将通过谢赫萨阿德以南6英里处的塔法斯村。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冷冷地写道:“2000人更像是我们能吃得下的。”

 

9月23日下午,一支印度骑兵部队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地中海城市海法。威廉·耶鲁于当晚抵达海法,在当地一户人家住下,然后决定在城市空荡荡的老城区散散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几乎所有参战国军队中都有配备长枪的骑兵。到1918年,在机枪和作战飞机的时代,几乎所有这样的骑兵都拋弃了长枪这种过时武器,但印度军队还没有。当天下午,印度枪骑兵在海法老城区的狭窄街道上大显神通,追杀胆战心惊、抱头鼠窜的土耳其士兵,将其一一刺死。耶鲁不管走到哪里,看到地上都是死尸。

“在死寂的冷清的街道上,”他回忆道,“在明亮的月光下,土耳其士兵的尸体非常奇怪地显得极不协调,因为东方月夜的安宁祥和笼罩着城市的这个部分。”

但是,普通人很快就会对战争的恐怖无动于衷,威廉·耶鲁也不例外。次日是他来到战场的仅仅第6天,他和德·桑布伊少校开车在巴勒斯坦海岸公路上奔驰,经过了一队队被押往战俘营的土耳其战俘。在队伍的末尾是几十名精疲力竭或者病重而无力行进的俘虏。这些人就被丢弃在后面,在炙热阳光下等死,他们的战友、俘虏他们的印度兵,以及耶鲁和他的伙伴,都熟视无睹。“这不是我们能管的事情,我们还有一天的路要走,”他写道,“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我们太没心没肺、冷酷无情。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停下来,带上一两个人。”

 

在塔法斯外围不远处的高高草丛中,他们遇见了第一批幸存者。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村民们喃喃低语地告诉他们,土耳其士兵在一个小时前进入塔法斯之后就开始疯狂肆虐。劳伦斯和阿拉伯部队的前锋继续前进,很快发现了敌人暴行的证据。草地上四处散布着尸体,“用死尸的那种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大地”。

突然间,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跳进他们的视野,她的脖子上有道深深的伤口,鲜血浸透了她的罩衫。“那孩子走了几步,”劳伦斯回忆道,“然后停住脚步,以令人震惊的力量向我们高声哭喊起来:‘老爷,别打我!’除了这哭声,周遭一片沉寂。”片刻之后,女孩跌倒在地,很可能是死了。

但与塔法斯街头的惨状相比,这还不算什么。到处是死尸,很多尸体残缺不全,姑娘和妇女们显然是惨遭先奸后杀。比劳伦斯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裸身的孕妇俯卧在一堵矮墙上,身体被锯齿刺刀刺穿,非常恐怖。她周围有约二十具尸体,“死法不同,但都是非常猥亵”。

非常巧合的是,在前两周陪同劳伦斯,并且现在与他一同骑行的人当中就有塔法斯的头人塔拉勒·哈雷丁。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记述道,塔拉勒看到自己村庄遭到蹂躏的惨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喊,用头巾围住自己的头,用马刺狠狠地催动坐骑,在马鞍上摇晃着,全速冲进正在撤退中的土耳其队伍。他和他的母马都被机枪打死,倒在敌人的枪尖下”。

与奥达·阿布·塔伊(他在这天上午也来到了塔法斯)协商之后,劳伦斯向他的副手们下令,不接受任何俘虏,或者按照他在《智慧的七柱》中的更雄辩的说法:“你们当中谁能带来最多的土耳其死尸,就是最优秀的。”

9月27日这个漫长日子余下的时间里发生的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单方面屠杀。进攻的阿拉伯人很快将逃跑中的土耳其队伍切割成三个孤立部分,然后开始逐个击破。任何负伤倒下或者企图投降的土耳其或德国士兵都被迅速砍死。很快,沿途村民也加入了追击,他们急于报复4年来压迫他们的土耳其人,或许同样热切地希望抢劫死人身上的财物。甚至从屠杀的标准来看,这也显得格外凶残。“我们陷入了一种疯狂,”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这疯狂来源于塔法斯遭遇的恐怖蹂躏,或者关于它的故事,于是我们杀了又杀,甚至猛击死人和牲口的头部,似乎他们的死亡和汹涌鲜血能够缓解我们脑子里的痛苦。”

屠杀越来越残忍。阿拉伯部队的一个预备队伍由于偶然,没有接到“不留俘虏”的命令,日落之前,劳伦斯折回来的时候,这个单位已经活捉了约250名土耳其和德国士兵。根据他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记述,劳伦斯“并非不愿意”放这群俘虏一条生路,但他被带到一名垂死的阿拉伯战士面前,此人被德国刺刀残忍地钉在地上,“就像收藏的昆虫标本”。劳伦斯在此事过后不久写下的正式报告中称,“然后我们将哈奇开斯机枪对准俘虏群,把他们全解决掉了,他们什么也没说”。

屠杀持续了一整夜,又延续到次日。惊恐万状、精疲力竭的土耳其人被分割成越来越小的群,最后完全无力抵抗,少数幸运的人被俘虏,更多人被草率地当场杀死。两天后,最后一批掉队士兵抵达大马士革郊外,此时于9月27日从德拉地区出发的约6000名土耳其和德国士兵已经只剩下不到2000人。

劳伦斯没有参加进一步的屠杀。当夜,他返回了设在谢赫萨阿德的指挥部,在次日黎明前往他的伤心之地:德拉。根据他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记述,这次他在德拉的见闻非常平淡,尤其与塔法斯的恐怖事件相比就更不值一提。一支阿拉伯部队于前一天下午冲进了德拉,搜捕了留在那里的少数几名土耳其士兵之后,就开始大肆劫掠。劳伦斯迅速阻止了混乱局面,在遭到破坏的火车站及其工棚处安排了武装警卫,并帮助任命市长和指定警察。事实上,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当天在德拉遇到的最大挑战是阻挠乔治·巴罗将军(他刚率军从雅莫科峡谷抵达)好斗的野心。

在《智慧的七柱》中,巴罗被描摹为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丑。劳伦斯从德拉出来到西面的道路上迎接他时,巴罗就开始受到各种打击。巴罗将军打算在城内外四处安置警戒,以平定这个城镇的秩序,劳伦斯“温和地解释说”,秩序已经恢复了,因为指定了一位阿拉伯市长。巴罗随后坚持要让他的人马占领德拉火车站,劳伦斯同意了,但是非常傲慢地要求英军不得干预火车站的运作,因为阿拉伯人已经清理了铁路线,正在为一列火车的出发做准备。劳伦斯写道:“巴罗来的时候把阿拉伯人看作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我冷静地向他暗示,他是我的客人。他虽然对此颇为震惊,但别无选择,只有乖乖地听我的话。”劳伦斯记述道,如此这般把巴罗将军驯服之后,“很快我们就相处融洽了”。

但乔治·巴罗对这一天德拉形势的回忆不是这样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整个地方脏得不可名状,零乱地散布着还在冒烟的灰烬和抢劫后丢弃的腌臜东西。土耳其人的死者或垂死之人躺在火车站周围,或者倚着墙坐着。还活着的人盯着我们,哀求我们开恩,因为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不可能得到任何怜悯。”

但这与巴罗的士兵进入一列被困在德拉车站的土耳其医护列车之后看到的景象相比,就不值一提了。他相当夸张地将这景象描述为“其野蛮残忍,远远超过过去120年里各国冲突中的任何已知暴行”。据巴罗说,“阿拉伯士兵走进了列车,剥掉呻吟的土耳其伤病员的衣服,也不管他们的血淋淋伤口和断裂肢体,并割断受害者的喉咙……任何一个普通的文明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惨景。”巴罗说,他愤怒地命令劳伦斯将这些阿拉伯人从列车上带走,劳伦斯却拒绝了他,并解释说,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战争观念”。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观念,”巴罗反驳道,“如果你不把他们弄走,我来。”据说劳伦斯在这关头抽身离去,告诉将军,他不会对即将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责。巴罗召集了他的士兵,将救护火车上的阿拉伯人都赶了出去,阻止了他们的屠杀。

将塔法斯和德拉的事件结合起来考量,我们发现很难了解到“劳伦斯神话”的全部真相,甚至无法确定这个神话的哪些方面最为可信。对于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对塔法斯事件的描述,不轻信的读者或许会感到,有些场景实在太戏剧化了,难以令人信服,比如塔拉勒冲锋时被敌人击毙前发出的惊人的惨叫、被刺刀钉在地上的阿拉伯战士临死前向折磨他的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发去的控诉的目光等,尤其是这些场景都没有出现在劳伦斯的正式报告中。另外,令人不安的是,劳伦斯大量描述恐怖细节,其笔触带有性的意味,接近战争色情作品,令人想起他描述一年前在德拉遭受折磨的情节。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在战后,曾与劳伦斯一同参加1918年9月攻势的多名英国军人坚持,劳伦斯从未发布过“不留俘虏”的命令,更不要说命令处决战俘了,尽管劳伦斯在回忆录和正式报告中都这么说得一清二楚阅读 ‧ 电子书库

德拉医护列车的故事从相反的角度突出了我们了解真相的困难。劳伦斯开诚布公地将自己在塔法斯的行动描绘得跃然纸上、震撼人心,但在《智慧的七柱》和正式报告中都丝毫不曾提及救护列车的事件。我们很难想象,乔治·巴罗这样一位“正派”的职业军官会捏造这样一个故事。如果这个事件真的发生过,而劳伦斯避而不谈,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不愿意破坏阿拉伯起义军的光辉形象,但《智慧的七柱》的很多段落,以及他的战时报告,都毫不隐讳地描述了阿拉伯起义军不光彩的一面。如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劳伦斯的确是刻意要隐瞒这个事件,那么为什么要在《智慧的七柱》中大力贬低最有能力宣传此事的巴罗?难道不应当保持低调、避免激怒巴罗吗?当然了,对于这一切,还有一个更简单但更令人不安的解释:在9月最后几天的恣意杀戮中,劳伦斯感到救护火车的事情实在不值一提。

劳伦斯留在德拉,以便与费萨尔会面。费萨尔在第二天从阿兹拉克赶到了德拉。到此时,由于土耳其军队的全线崩溃,艾伦比不准阿拉伯人进军大马士革的禁令已经被解除。事实上,他还命令埃及远征军的所有单位不得擅自进入叙利亚首府,以便将首先攻入该城的荣誉留给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劳伦斯和费萨尔讨论了在大马士革组建临时政府的计划。9月30日清晨,劳伦斯和最近有时担任他司机的沃尔特·斯特林少校乘坐那辆被他们命名为“蓝雾”的劳斯莱斯轿车,起程北上。途中,放眼望去,到处是人畜的尸体,其中有些是在土耳其军队仓皇逃窜过程中死亡的。当晚,他们已经抵达一座俯瞰大马士革城的山脊,那里挤满了阿拉伯军队和埃及远征军的单位,都在等待天亮之后进城。

在这个等待的夜晚,斯特林注意到,劳伦斯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在这位下级军官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已经处在攻入大马士革的前夜,”斯特林写道,“将为劳伦斯的全部努力贏得成功的最后一步已经近在眼前。”最后他问自己的同伴,为什么如此沮丧。“自从我们占领德拉以来,”劳伦斯答道,“结局就已无法逃避。现在,热情和兴趣都没了。”

 

当夜,在大马士革城外的同一座山脊上,威廉·耶鲁和意大利军事代表也在那里宿营。他们躺在自己的T型汽车旁,裹着毯子,努力休息几个钟头。午夜过后不久,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将他们惊醒。在北方,巨大的烟雾和火焰从大马士革上方升起,周边几英里的乡村都被这强光照得亮如白昼。“全能的上帝啊,”耶鲁说道,“土耳其人把大马士革炸掉了。”当夜,在这第一次大爆炸后还发生了许多较小的爆炸,火焰和爆炸的炮弹如同间歇泉一般从夜空中划过。

黎明时分,耶鲁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大马士革依然屹立。土耳其和德国军队在前一夜只是在撤离城市之前摧毁了自己的弹药和燃料库。

非常凑巧的是,耶鲁和德·桑布伊这一夜扎营的地方就在那群在攻势前离开司令部、将他们抛在脑后的那群记者旁边。这天上午,重新团聚的朋友们讨论了一番,现在进入大马士革是不是太危险。耶鲁在讨论中途离开去找水泡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记者们又一次拋弃了他们。“记者能去的地方,”他告诉德·桑布伊,“军事代表自然也能去。”他们跳上T型汽车,向市区开去。

他们进入的是一场喧闹的欢庆活动。在街道上,大马士革市民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阿拉伯战士们骑着战马或骆驼,向天鸣枪,妇女们从阳台上向他们抛撒玫瑰花瓣。两位军事代表越接近市中心,场面就越狂热。“简直是群魔乱舞,”耶鲁回忆道,“我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将近3年时间,终日惴惴不安,对土耳其人非常害怕,所以我能感受到阿拉伯人的那种狂喜,另外,更让我心醉神迷的是,我是解放大军的一员……人们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为我端来葡萄酒和甜食。这是疯狂热烈的一天,这样的日子,一个人哪怕一生中只会遇到一次也算是非常幸运了。”

这一天,劳伦斯也体验到了大马士革的疯狂,只是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和斯特林开着“蓝雾”,在记者和外国军事代表们出发很久以前就动身前往大马士革,但被一名印度陆军警卫扣押了好几个小时。这名警卫对他们的阿拉伯头巾产生了狐疑。这个耽搁险些导致灾难性后果,因为劳伦斯最终抵达大马士革市政厅(阿拉伯起义领导人的集结点)的时候,他发现一场政变正在进行中。

这天上午,费萨尔的副手们在市政厅着手组建临时政府,却来了两个人,声称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组建了政府。另外,这两个不速之客还坚持,自己是侯赛因国王在大马士革的合法代表。劳伦斯对这两人很熟悉,他们分别是曾经在雅莫科差点把他害死的阿尔及利亚叛徒阿布德·卡德尔和他的兄弟穆罕默德·萨义德。几分钟后,这兄弟俩及其追随者离开了市政厅,但他们如果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希望自己没有离开。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劳伦斯当即撤销了他们的权力主张,任命了另一个人——舒克里·帕夏·阿尤比为大马士革的临时军事总督。

劳伦斯这么做的时机堪称绝妙,因为就在几分钟之后,埃及远征军沙漠骑兵军的澳大利亚司令官亨利·肖韦尔将军就来到了市政厅。作为第一位进入大马士革的埃及远征军高级指挥官,他从艾伦比那里接到的指示是,寻找土耳其人任命的总督,请他暂时继续管理城市。在市政厅,肖韦尔遇到了劳伦斯。劳伦斯迅速带他去见舒克里帕夏。“我以为这就是土耳其人任命的总督,”肖韦尔后来向艾伦比报告称,“于是我通过劳伦斯中校向他发布指示,让他继续市政管理工作,并告诉他,他需要多少警卫和警察,我都可以为他提供。”肖韦尔还请求劳伦斯“协助这些工作,因为我目前没有政治军官可供调用”,于是劳伦斯的计谋圆满成功。

这意味着,通过如此聪明的一步棋,劳伦斯在埃及远征军军事当局眼中确立了自己选择的阿拉伯“政府”的合法性。另外,在至关重要的随后几天之内,他就是大马士革实际上的统治者,可以随意抽调埃及远征军部队,还能通过军事总督的“职位”领导阿拉伯人。

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消除阿布德·卡德尔和穆罕默德·萨义德构成的持续威胁。他将两兄弟传唤到市政厅,告诉他们,他们的政府已经被废除,并任命了一些忠于费萨尔的人到实权岗位上。劳伦斯与两兄弟之间的对抗非常紧张,差点动了刀子。劳伦斯叙述道:“随后,穆罕默德·萨义德和阿布德·卡德尔拂袖而去,发誓要对我这个基督徒报仇雪恨。”不久之后,劳伦斯派遣了埃及远征军的部队去平息市区几个地方出现的抢劫骚动。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市内秩序恢复了一些,忠于费萨尔的分子控制了局面,劳伦斯这才赶到肖韦尔的办公室,承认两人先前会面时可能发生了误会,舒克里帕夏其实不是土耳其人任命的大马士革总督,而是劳伦斯本人不久之前任命的。劳伦斯表面上这是在澄清事实,其实也是在向肖韦尔发出挑战。大马士革的局面还很紧张,将军要么接受当前的安排,要么自己想个主意,但那样就要冒风险。亨利·肖韦尔已经很不喜欢劳伦斯,但显然更不喜欢城市暴动的情景。当晚,劳伦斯得以向艾伦比司令部发了自己的电报,宣布“肖韦尔同意让我继续执行市政管理,等待进一步指示”。

随后两天,他就统治着这座城市,有时宽宏大量,有时严厉苛刻。尽管市区某些地方还有抢劫现象,他还是派遣市政工作人员去修复城市的电力和供水系统。将垃圾清扫干净,组建了一个消防队,向穷人发放口粮,同时对市中心的一些新的骚乱——可能是阿布德·卡德尔和他的兄弟争夺权力的又一次努力的结果——进行了严厉镇压。“我们派出了阿拉伯部队,”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冷静地写道,“在中央广场安置了哈奇开斯机枪,花了3个小时,打死打伤约20人,恢复了秩序。”

T.E.劳伦斯和威廉·耶鲁两人的角色非常不同,所以他们在大马士革的这些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只邂逅了一次。劳伦斯公务繁重,所以对这次会面没有任何印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耶鲁去找他,投诉一些美国公民开的商店遭到抢劫的事情。但他们在大马士革都经历的同一件事情,将他们联系了起来。那是一个恐怖得不可言喻的地方,将给两人带来长期的心理伤痛。那个地方叫作“土耳其医院”。

 

10月2日,威廉·耶鲁在大马士革一家酒店的大堂内,这时一名澳大利亚军官走上前来,问他有没有看过“土耳其医院”。他对这个地方不熟悉,问了路之后才知道这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于是他和德·桑布伊少校很快动身了。

这实际上是土耳其军队的一座兵营,正面有一个很大的操练场。耶鲁回忆道,走过大门口的两名澳大利亚哨兵之后,“我们穿过了空无一人的操练场,爬上台阶,进入了一座停尸房”。

土耳其人将这座兵营改建成了临时的军医院,但在9月29日的大撤退中将它拋弃,留下了约800名伤病员。在随后3天内,阿拉伯人洗劫了医院,对这些伤病员大肆攻击,将医院的食品和药品洗劫一空,在搜寻隐匿的财物时甚至将很多病人推到地板上。驻扎在附近的澳大利亚部队除了在医院大门设置岗哨之外,对绝望和垂死的伤病员们无动于衷,甚至没有给他们送水喝。

“满地都是屎尿,泥泞不堪,”耶鲁记述道,“到处是小小的肮脏的医院病床,躺着几百人。死人、伤员和病人紧挨着躺着自己的污秽之中,地上也有死人,还有从床上翻落到地上的人,在痛苦地挣扎着……大多数人沉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有些人在呻吟,其他人可怜兮兮地向我们哭喊,他们悲戚戚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在我们走过的时候紧随着我们。”

更令人心惊胆寒的是,在主楼层上方的一个小凹室内,耶鲁和德·桑布伊发现3名护士、勤杂工正坐在桌前,一言不发地喝咖啡。“我的印象是,他们被吓破了胆,满心都是绝望,面对这恐怖而难以置信的局面,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他们坐在地狱里喝咖啡,这超出了人的想象力。”两位军事代表看够了,于是逃离了兵营楼房,去寻找能管事的人,尽管在这一天,究竟谁掌握着大马士革的权力还很难说。

当天下午,T.E.劳伦斯也得知了土耳其医院的事情,也去了那里。他看到的景象和耶鲁差不多,但在他更为才华横溢的笔下,阴森恐怖的细节被描绘得更鲜明形象:老鼠在死尸上咬出了一条“湿漉漉的红色走廊”,许多死尸“已经肿胀到了生前尺寸的两倍或三倍,肥胖的脑袋张着黑漆漆的嘴巴,无声地笑着……有些死尸上,较柔软的部分已经坍塌。有几具尸体爆裂了,已经腐烂成液体”。

劳伦斯走进房间更深处,在死尸和垂死者之间择路前行,“拉起我的白色衬衣,免得我的光脚踩在一摊摊的秽物上,突然间我听见一声叹息”。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还活着的人在盯着他,喃喃低语:“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很快,其他人也这么哀鸣起来,然后有些人举起手来哀求他,如同一道“褐色的波浪”,“轻微的颤动,如同枯萎的落叶,”随后手又垂了下去。“他们没有一个人有力气说话,”劳伦斯回忆道,“但他们全体都喃喃低语起来,好像是接到了命令,让我感到好笑。”

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当即行动起来,处理这个可怕局面。他在楼上一个房间内发现了一群土耳其医生无所事事地坐着,于是命令他们去病房。附近的澳大利亚部队拒绝帮助他,于是他命令阿拉伯部队送来食物和水,然后强迫一群土耳其战俘挖了一个集体墓,以便安葬死者。但甚至是在这里,劳伦斯也抵制不住诱惑,一定要描写恐怖的细节。“壕沟对他们来讲太小了,”他对埋葬死者的情景描述道,“但死尸已经严重腐烂,半是液体,所以每一具尸体被拋下去的时候,就像果冻一样,在自己重量的作用下,从尸堆滑了下去”。

为了解决土耳其医院的悲剧性问题,耶鲁最终找到了新近抵达的吉尔伯特·克莱顿。耶鲁在开罗就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准将非常憎恶,认为他冷酷无情。10月2日夜间与克莱顿的会面仍然没有改变耶鲁的这种看法。耶鲁感情洋溢地恳求处理此事,克莱顿听完之后冷静地说:“耶鲁,你不是个军人。”看到耶鲁眼睛里聚集的怒火,他随后补充道:“你不必生气;我也不是军人。”

土耳其医院的事件对劳伦斯和耶鲁的影响都非常大,在战后两人的一次对话中(1929年的通信),他们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个。耶鲁起初的信已经遗失了,但他肯定是向劳伦斯询问了此事的更多细节,因为劳伦斯的手写的回信的三分之一篇幅(约400字)都在解释自己在医院的行动。这个插曲在两人的回忆录中都占据了显著位置,从中可以瞥见他们迥然不同的个性。

对威廉·耶鲁而言,或许就是出于对土耳其医院事件的愧疚,他写下了自己手稿中最为真挚和悲痛的段落。“在整个战争时期,我最深切悔恨和羞愧难当的事情就是,我没有睿智而冷静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去缓解那800人的极大痛苦。愿他们的诅咒降到我头上。”但自责向来不是耶鲁的长处。两个句子之后,他就开始将罪责归于另一方。“这件恐怖暴行的罪魁祸首是欧洲帝国主义,这是它罪恶滔天中的又一劣迹。”

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的描述比耶鲁的叙述更情真意切,也更能揭示作者的内心。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在次日返回医院,发现那里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但遇到了一个暴跳如雷的澳大利亚少校。劳伦斯还穿着阿拉伯长袍,懒得说明自己其实是个中校,甚至在这个军衔较低的军官询问谁负责这个仍然相当恐怖的地方的时候,也没有揭示自己的身份。劳伦斯说是自己负责这里,澳大利亚少校吐了口唾沫,骂道:“操蛋的畜生!”扇了劳伦斯一个耳光,然后怒气冲冲地冲了出去。

这个段落居然出现在全书660页的《智慧的七柱》的倒数第2页——而且这本书的副标题还叫作“一场胜利”,着实奇怪,但这个场景的有些地方听起来不够真实。和塔法斯事件的一些细节一样,这个情节也未免有些太干脆利落、太像舞台剧了。但不管这个情节是真实还是虚构的,这个少校的耳光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它让劳伦斯“羞耻之心更甚于愤怒,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他是正确的;任何推动弱者发动起义、战胜自己主子的人,事后在价值观上必已受到严重污染,而觉得周遭没有什么是洁净的”。

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始终感到被自己在战时的所见和所为污染了,在他努力“感到洁净”的斗争中,常常自我克制和对自己实行暴力——这种暴力比那个少校的耳光严重得多——来补偿自己的罪孽。

 

会议于10月3日下午在大马士革最高档的维多利亚饭店二楼的会客室内举行。与会者只有8人:英国方面是艾伦比将军和肖韦尔将军及他们的两位参谋长;阿拉伯方面是费萨尔·伊本·侯赛因、他的幕僚长努里·萨义德和麦地那的谢里夫纳西尔;T.E.劳伦斯是中间人和翻译。尽管这次会议意义极其深远——中东的未来历史和悲剧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启动的——但没有留下官方的记录。

艾伦比将军在几个小时以前才抵达叙利亚首府。他素来都不是个耐心的人,这一天的情绪特别恶劣。他的攻势还在进行中——他的前锋部队正在无情地追击向北逃窜的土耳其军队,却不得不从军务中拨冗处理大马士革的越来越棘手的政治问题。费萨尔从德拉乘坐3点钟的火车到大马士革,但由于安排了骑马入城式,所以到维多利亚饭店会晚一些。艾伦比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他妈的入城式!”并命人立刻将费萨尔带到饭店。

将军或许没有完全知晓,或者军务繁忙而没有去搭理这件事情,但他的巴勒斯坦攻势最初令人惊喜万分的成功促使法国政府疯狂地又一次提出了《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的对叙利亚的权利主张。9月23日,英国政府大体上向他们的要求妥协了。结果就是,两天后,艾伦比从外交部收到了一系列愚蠢到几乎毫无道理地步的指示。9月25日的指示先是声明“在叙利亚问题上,英国政府坚守自己业已宣示的政策,即若它进入任何欧洲国家的利益范围,该国应当是法国”,然后提醒艾伦比,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你会注意到,英法两国联合支持在A地区建立的任何阿拉伯国家的主权独立”(A地区指的是叙利亚)。基于这两个貌似互相矛盾的方面,外交部向艾伦比提出的建议自然也是稀里糊涂的,“如果艾伦比将军进入大马士革,最好的办法是,尊重1916年的英法协定,借助一名法国联络官的渠道,通过一个阿拉伯政府来工作”。

伦敦方面显然是认为这些指示还不够稀里糊涂,在10月1日又发来了更加莫名其妙的命令。艾伦比得知,由于“(为将自己的土地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斗的)阿拉伯人的参战国地位”已经得到协约国的承认,“阿拉伯人解放的地区应当被视为盟国领土,享有友好阿拉伯人的独立国家(或邦联)的地位”。这突然间清楚明晰起来,但是随后又有一条奇怪的附加条件,“如果在叙利亚的阿拉伯当局要求得到欧洲官员的协助或建议,根据英法协定,应当派遣法国官员”。实质上,英国政府这是要援引《赛克斯—皮科协定》,同时废除和支持与阿拉伯人的条约,意图举棋不定,每句话都不同。

在维多利亚饭店第一次听到这番胡言乱语的时候,劳伦斯无疑感到非常警惕。他一直以为,《赛克斯—皮科协定》已经是一纸空文,很长时间以前就被废除了;现在突然又提起它,着实是不祥之兆。但在积极的方面,艾伦比得到的指示清楚无误地认可了阿拉伯人对叙利亚独立的主张,而费萨尔毫无寻求欧洲人协助或建议的打算——正因为此,他才要组建临时政府,这肯定意味着,关于法国联络官的条件并无实际意义。

但局势发生了恶化,或者说,发生了一系列恶化。据肖韦尔将军记述,艾伦比宣称,费萨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法国将成为保护叙利亚的“宗主国”。另外,尽管费萨尔作为他父亲的代表“将拥有叙利亚的管辖权”——不过是“在法国的指导和财政支持下”,但他的管辖权不包括巴勒斯坦或黎巴嫩,“仅限于叙利亚内地”。“内地”是关键字眼,因为费萨尔还得知,黎巴嫩的边界已经被定为从巴勒斯坦到亚历山大勒塔湾的整个地中海海岸,于是叙利亚变成了一个内陆国。艾伦比告诉费萨尔,最终的结果就是,将立刻派遣一名法国联络官给费萨尔,“这名联络官目前将与劳伦斯一同工作,劳伦斯应对其尽力协助”。

费萨尔和劳伦斯都呆若木鸡。肖韦尔记述称,费萨尔言辞激烈地声称,“从艾伦比派给他的顾问”(即劳伦斯)那里,他得知,作为割让巴勒斯坦的条件,“阿拉伯人将拥有整个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在内”。另外,他断然拒绝接受法国联络官,“或以任何方式接受法国的指导”。

面对这个紧张的僵局,艾伦比转向劳伦斯:“但是,你难道没有告诉他,法国将拥有叙利亚的保护权?”据肖韦尔说,劳伦斯的回答是:“没有,长官。我对此一无所知。”

“但你肯定知道,费萨尔不会得到黎巴嫩?”艾伦比坚称。

“不,长官,”劳伦斯答道,“我不知道。”

艾伦比希望解除当前的危机,于是说这都这是临时措施,一切都会在筹划中的战后大型和会上得到解决,但费萨尔不肯接受。他深知,这种局面下的临时措施往往会变成永久性措施。于是英国总司令只有用自己的军衔来压制对方了。艾伦比提醒费萨尔,从技术角度,他和他的阿拉伯北方军都是他的属下;因此,起义军领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

过了大约一个钟头,颓唐沮丧的费萨尔·侯赛因离开了维多利亚饭店,却受到了一大群支持者的欢迎,这着实有些讽刺。劳伦斯没有和他一起出来,而是留在饭店会客室,向艾伦比将军提出了一个请求。

 

大坝崩塌,洪水汹涌。在10月剩下的日子里,埃及远征军和他们的阿拉伯盟军继续北上,追击土耳其军队残部,迅速粉碎敌人的所有后卫阻滞行动。直到10月底,土耳其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即未来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才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腹地边缘建立起一道新防线。但到那时,整个叙利亚都已失陷,君士坦丁堡政权正在求和。10月31日,穆兹罗斯停火协定生效。大约在同时,失势的三巨头——杰马勒、恩维尔和塔拉特悄悄登上一艘德国鱼雷艇,渡过黑海,逃之夭夭。

但崩坍的不仅仅是土耳其的大坝。同盟国各自的军事行动大体上是独立的,却在同一时间土崩瓦解,这着实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连锁反应。保加利亚在9月底举手投降,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在仅仅6天之内相继垮台。德国撑的时间最长,但也只比盟友们多撑了一周。他们大肆夸耀的兴登堡防线有六七处被突破,德军士兵大规模投降。11月11日清晨,德国谈判代表在法国一处森林的火车车厢内与协约国代表签订了停火协议,协议将于当天上午11时生效。这场最无意义的战争的结局也非常丑恶。西线德军的一些单位继续战斗,一直打到上午11点。于是,在战争的最后一个上午,有约4000名士兵阵亡。

库尔特·普吕弗在9月底到了瑞士,从那里静观了这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尽管大厦将倾、大局崩坏,这个德国特务头子还是继续执行诱骗阿拔斯·希里米的任性儿子回到同盟国怀抱的计划。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仍然认为,这是建立德国—土耳其—埃及联盟的关键所在,而这个联盟或许还能在中东称王称霸。阿卜杜勒·穆奈姆或许真的是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虐待狂,但他还是有足够的智商,在1918年10月,认清这个德国人的计划荒唐可笑。10月末,两手空空的普吕弗返回德国,正好目睹了他挚爱的祖国的最后崩溃。

一段时期以来,亚伦·亚伦森也在千里之外——遥远的美国——观察着这个多事之秋的局势。但在10月中旬,同盟国垮台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他在纽约匆匆登上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亚伦森知道,一旦土耳其和德国投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会转向正在巴黎筹备的国际和平会议。他决心在会议上出头露面,敦促西方兑现在《贝尔福宣言》中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出的承诺。

与普吕弗和亚伦森相比,威廉·耶鲁是战争高潮的直接的目击证人。10月间,他跟随乘胜追击的英军北上。德国停火的消息传来时,他已经身处阿勒颇。随后,他返回了开罗,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捤。他不愿意回家,但在埃及又无事可做,于是努力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为自己谋个差事。“我狂热地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他记述道,“希望能说服某人,把我派去巴黎。我的报告越来越糟糕。”

报告质量的下降显然起了作用,因为在12月末,耶鲁收到了一份电报,命令他前往法国首都。他到了那里之后要向美国和谈委员会报到,担任他们的“阿拉伯事务专家”。耶鲁写道:“这个头衔令我受宠若惊。”这是他比较少见的谦虚的时刻。

在过去几年里在中东交锋的所有间谍和情报人员中,在战争结束时离一线最遥远的竟然是T.E.劳伦斯。10月3日下午,在大马士革维多利亚饭店二楼的会客室,他确保了这一点。

费萨尔与艾伦比开完会离开房间之后,劳伦斯就转向将军,向他告假。艾伦比起初显然以为这只是请几天假而已——这很容易安排,也是劳伦斯应得的——但劳伦斯解释道,他想离开战区,返回英国。艾伦比开始时断然拒绝了;叙利亚战事正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阿拉伯人信赖的英国军官,而他们最信赖的莫过于劳伦斯中校。

据亨利·肖韦尔的记述,劳伦斯这时告诉艾伦比“他不愿意和一名法国联络官一起工作,而且他早就该休假了,最好现在就走,回英国去”。不知是出于对劳伦斯抗命不遵的恼火,还是出于尊重他的荣誉感——肖韦尔和劳伦斯对此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艾伦比最终心软了。他对劳伦斯说:“好吧,我想你最好回国。”

从1916年末开始,劳伦斯就在打一场反对自己政府的秘密战争,现在他输了。但很快就一目了然的是,他打算在战场之外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在和平时期巴黎的会议厅继续斗争。他离开大马士革的理由是自己过于疲惫,但也是为了准备进行阿拉伯独立斗争的下一回合。

次日下午,劳伦斯被送出了大马士革。两年前,他将夺取这座城市作为战斗口号来激励阿拉伯战士,现在他离开了这座城市。大马士革东北方150英里处就是杰拉布卢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劳伦斯再也不会涉足大马士革或杰拉布卢斯。


 
  1. 和在《智慧的七柱》中一样,劳伦斯在和罗伯特·格雷夫斯与巴塞尔·利德尔·哈特谈到自己1918年8月与努里·沙拉昂的会议时,特别小心谨慎,格雷夫斯催问他的时候,劳伦斯答道:“我在当时的痛苦,有一个特别的、非常可怕的原因(不曾公之于众)。”(Graves and Liddell Hart,T.E.Lawrence:Letters to His Biographers,pt.1,p.103)类似地,利德尔·哈特问他,他向沙拉昂许下的诺言究竟是什么,劳伦斯答道:“我不想说出来。”(UT Folder 1,File 1)
  2. Mack的A Prince of Our Disorder,pp.234-40对塔法斯事件作了有趣的探讨,劳伦斯的一些战友试图捍卫他的名誉,尽管他自己竭力自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