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涵盖面极广,需要我在三大洲的约20家政府档案馆或私人收藏馆做研究。许多非常精明强干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在我的研究的许多方面给了我极大帮助,没有他们,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是Tara Fitzgerald、Claire Flack、Lars Luedidce、Frederic Maxwell、Andrea Minarcek、Kevin Morrow、Eamonn O’Neill 和 Anna Van Lenten。其中我要特别感谢Kevin Morrow,他不仅代我去加利福尼亚和以色列做研究,还监管了法国和德国档案材料的收集、组织和翻译。我确信不疑,若是没有他的帮助,我一定不知所措。

我还要感谢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向其寻求帮助的各家档案馆或私人收藏馆的馆长和管理者,他们全都不知疲倦地帮助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慷慨地向我提出建议。下面的名单只是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中的一小部分。我要特别感谢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的Debbie Usher,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记录管理局的Liz Gray、David Pfeiffer和Eric Van Slander,济赫龙雅各布的NILI博物馆的Marion Freudenthal 和Ilonit Levy,波士顿大学的Alex Rankin,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Carol Leadenham,以及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的Lynsey Robertson。我还要特别感谢Howard Diamond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署气象数据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我确定1914年1月初沙尘暴袭击贝尔谢巴的可能时间。

虽然在本书中我尽可能地参考第一手资料,但有两位作者值得我特别感激。如果没有克莱门森大学的Donald McKale教授的开拓性工作,以及他的两本开创性著作《库尔特·普吕弗》(Curt Prüfer)和《以革命为战争手段》(War by Revolution),我对库尔特·普吕弗的研究一定会耗费更长时间,并且做不到完整和详尽。我还要感谢McKale教授百忙之中拨冗审读了本书的一个早期版本,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其次,任何以T.E.劳伦斯为主要人物的书籍的作者都必须感谢Jeremy Wilson的开创性成就,即他得到劳伦斯本人授权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虽然我就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的行动的若干方面不能苟同Jeremy Wilson 先生的意见,但我非常感激他在劳伦斯研究领域做的海量工作,这对所有追随他足迹的后辈都帮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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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群审读者对我也有很大帮助,其中有些人是为了核实历史真实性,有些人是为了改善本书的文风。在第一类审读者中,除了Donald McKale之外,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北伊利诺伊大学的Roberto Mazza和蒙大拿州立大学的ThomaS Goltz,他们慷慨地抽出许多时间,提出了很多极富洞察力的建议。在第二类审读者中,我要感谢我的朋友Michael Fields、Wilson Van Law 和Seth McDowell,他们勇敢地坚持阅读了本书的一个问题多多的早期草稿;还要待别感谢Frances Shavv,她毫无怨言地忍受了更多。在第二类审读者中,我必须感谢我的了不起的代理人和挚友——国际创意管理公司(ICM)的Sloan Harris,他总是懂得如何微妙地同时鼓励和鞭策我。

最后,我不知道我在写作其他书时会不会也是这样,但我还记得本书源起的确切时刻:2008年冬天,和我的挚友和编辑Bill Thomas 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想,我们俩当时都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需要写的一本书——事实上,在我的整个记者生涯中,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管后来在写作和研究遇到困难时我偶尔会咒骂Bill,但我永远感激他在这些年中帮助我实现这个设想时表现出的热情、耐心和勤奋。我还要感谢Donbleday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本书的资料查证和稿件修改的几个月间,我几乎天天都待在出版社,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容忍,尤其是Melissa Danaczko和Coralie Hunter毫无保留地帮助我,对付我在研究上的怪癖,以及我对电脑的无知。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在过去5年中,他们容忍了我那些取消的会面、未回复的电话和长期出差在外。现在本书已经付梓,我希望将来能做一个更好的朋友和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