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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之世，在我国史中，为黄金时代，文治武功俱臻极盛，世代长久，共289年，仅亚于汉，国运隆盛，为前所未有。盛唐之世（公元7世纪）与西域关系尤密，凡亚洲西部，印度，波斯乃至拜占庭帝国，皆与往还。通商大道，海陆并进，学子西游，络绎不绝，中西交通，大为发达。其间或为武功之伸张，或为信使之往还，或为学子之玄愿，或为商人之谋利，其影响于中国文化者至重。即以雕塑而论，其变迁已极显著矣。然细溯其究竟，则美术之动机，仍在宗教（佛教）与丧葬（墓表）支配之下。
武后之世，在政治方面，为害之烈，人所共知。然在美术方面，则提倡不遗余力，于佛像雕刻，尤极热心。出内帑以建寺塔，且造像供养焉。就初唐遗物观之，唐代造像多在武周，其中精品甚多。龙门天龙山诸石室及长安寺院中造像，俱足证明此时期间美术之发达及其作品之善美。佛像之表现仍以雕像为主，然其造像之笔意及取材，殆不似前期之高洁。日常生活情形，殆已渐渐侵入宗教观念之中，于是美术，其先完全受宗教之驱使者，亦与俗世发生较密之接触。故道宣于其《感通录》论造像梵相，谓自唐以来佛像笔工皆端严柔弱，而宫娃乃以菩萨自夸也。
西安为唐代都城，武后时造像尤多。其最古造像之可考者为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中书舍人马周造像（图001）。佛结跏趺坐高座上，背光上刻火焰形，头光作二圆圈，圈内刻花纹及过去七佛像。衣装紧严，作极有规则曲线形。衣蔽全体，唯胸稍露。衣褶由宝座下垂，亦极规则的，使全像韵律呈一安宁懿静状，而其曲线亦足增助圆肥丰满形态之表示。此像之中，前期之椭圆形仍极显著，然已较肥硕，且全体各部不同其刀法。其装饰集中于背光及颈部，刻法精美，堪称杰作。此类遗物之在陕者颇多，刀法布局大略相同。就其衣褶及形态论，其深受印度影响殆无可疑。其衣褶与元魏云冈最初像相似，而形态则与敦煌画鹿苑法轮初转相合。然其根本观念，则仍为中国之传统佛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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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01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中书舍人马周造像
西安宝庆寺（俗称花塔寺），塔上浅刻多片，堪称初唐中国雕刻代表作品，皆本尊及二胁侍菩萨三尊像。其布局大略同，上有罗盖，佛坐菩萨立。然数石优劣不同，有粗笨，有清秀。本尊印度影响显著，如一肩袈裟、细腰等等。其头部均甚大，颈短，似内藏无限威力者。菩萨侧身立，衣纹作飘飘状，腰细而臀部偏侧，系结于脐，尤表示受印度影响，然头大面钝，仍不失中国本色。全部韵律皆在衣纹曲线中，长带披肩，绕肘下垂，其动作则庄静，不在直接之表现，乃赖玄妙之暗示也（图002、003）。
图002、003西安宝庆寺塔浮雕
菩萨而外，尚有比丘僧尼造像。其形态较为雄伟，不似菩萨端秀柔弱，其程式化之程度较少于佛像，亦不如佛像之模仿西方样本，实与实际形状较相似。其貌皆似真容，其衣褶亦甚写实。今美国各博物馆所藏比丘像或容态雍容，直立作观望状，或蹙眉作恳切状，要之皆各有个性，不徒为空泛虚渺之神像。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皆由对于平时神情精细观察造成之肖像也。不唯容貌也，即其身体之结构，衣服之披垂，莫不以实写为主，其第三量之观察至精微，故成忠实表现，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图004）。若在此时，有能对于观察自然之自觉心，印于美术家之脑海中者，中国美术之途径，殆将如欧洲之向实写方面发达，然我国学者及一般人，素重象征之义，以神异玄妙为其动机，故其去自然也日远，而成其为一种抽象的艺术也。
图004美国的博物馆所藏比丘像，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
武后之朝，京畿一带之造佛像术，似已登峰造极。中宗以后，似无大进步之可言。至于道教像，亦有多数遗物，然不过为佛教之附庸耳。
然除娴静之佛像外，尚有活动者。长安香积寺塔原有天王像最为杰构。诸像皆作猛动状，其衣纹及姿势皆能表现之，不唯如此，乃至其筋肉亦隆起，致使全像颇呈过分夸张的气味。此种做法，初始于天龙山，其姿势随年月而增猛，故晚唐以后此特征亦日加显著也（图005、006）。
图005、006香积寺塔浮雕天王像（现存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