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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生平
成 长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1901年梁思成在日本东京出生，1912年梁思成随父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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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他除了学业优秀外，兴趣十分广泛，爱好体育运动，并擅长音乐及美术。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及全面发展很有好处。
梁启超十分担心孩子们在清华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丢了国学。于是他每在假期为子女讲学，先讲《国学源流》，后讲《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等。梁思成回忆说：“父亲的观点很明确，而且信心极强，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当同意他的观点。”清华8年的教育和梁启超的影响，对梁思成形成乐观开朗的性格、不断进取的精神、坚定的自信心、学术上严谨的作风、广泛的兴趣与爱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使梁思成成为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对祖国、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胜过了一切。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但是那时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也和一些美国女学生一样报的是美术系，但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她是我国第一个女建筑师。
梁启超这样教育梁思成：
“……凡学校所学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开了学校才能发现。……况且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附带学术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要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
“……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
梁思成正是这样遵循父亲的教导去做的，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准备完成《中国宫室史》的论文，但他在哈佛读遍了所有有关的资料后发现不能依靠这些资料去完成他的论文，他必须回国进行实地调查。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到欧洲各国去游历。他们尚未完成欧游计划，因梁启超病危而匆匆回国。
美国学者费正清曾这样概括梁思成与林徽因所受的教育：“在我们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梁思成在美学习时看到欧洲各国均有自己的建筑史，并逐步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有灿烂的民族文化，怎能没有建筑史，因此他决心要研究中国的建筑发展史。1928年他们回国，先到沈阳的东北大学去创办建筑系，这是当时我国最早的两个建筑系之一。但这个建筑系只办了3年就因“九一八”事变而结束了，梁思成也因此回到北平转入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1〕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第一本阐述中国古建筑做法的现代读物
学社早期的工作注重于文献方面。中国几千年文化留传下来的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仅有两部。一部是宋代的《营造法式》，它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专书，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一部不可少的参考书。另一部是清代官订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
但是这两本书的内容既专又偏，一般人看不懂。匠人们不识字，也不用书。有关的术语名词也因世代口授相传而演变，于是这两部巨著成了今日之谜。梁思成认为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更接近现代，应先从《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入手。因此他以故宫为教材，拜老木匠为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梁思成经过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及各种民间抄本的深入研究，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该书并非《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释本，而是以《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为蓝本，从那里边“提滤”出来的，旨在从建筑的角度对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和清式营造原则做一个初步的介绍。这是我国第一本以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读物。
1932年3月《清式营造则例》脱稿后，梁思成认为对清式的研究可暂告一段落。对古建筑更深入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古籍中，必须对实物进行测绘调查。
中国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
1932年春，梁思成首次赴蓟县调查独乐寺，当时上层知识分子很少下乡，他们不仅受制于交通，还有许多困难和危险。那些供旅客住宿的小客栈，通常只有火炕。蚊子、虱子、跳蚤，传染着各种疾病。饮食呢？到处布满了苍蝇，那时可怕的霍乱正在中国大地上到处蔓延。
梁思成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难忘的考察，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的旅行。那辆在美国早就当成废铁的破车，还在北平和那座小城之间无定时地行驶。我们来到箭杆河，因旱季，它的主流仅30英尺宽，但是两岸之间的细沙河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我们渡过河水后。那辆公共汽车在松软的沙土上寸步难移。乘客们得多次下车把这辆破车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就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把沙土扬上来。为了这50英里路程我们花了3个多小时，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而毫不以为怪了。”
独乐寺群组，还保存有两座古建筑：一是山门，二是观音阁。观音阁从外观上看极像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唐代建筑，在艺术风格上也保持了唐朝的那种雄厚的风格。
总之独乐寺山门及观音阁的调查，为中国建筑史及《营造法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也证明了梁思成的研究道路及研究方法的正确。《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发表，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引起较大的反响。这篇报告之所以引起震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独乐寺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的一座木构建筑；再一个原因是，这篇报告是我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
继独乐寺调查之后，从1932～1937年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大地。发现了举世无双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这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木构建筑。在1937年6月他终于在五台山找到了唐代的木构建筑佛光寺大殿。正当他沉浸在发现唐代建筑的喜悦中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北平营造学社被迫解散。抗战期间梁思成又与部分学社成员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考察。直至1941年，因营造学社的经费没有固定来源，他们不得不停止了野外调查。
从1932～1941年梁思成与学社同仁总计共调查了190个县市。1937年以前详细测绘的古建筑有206组建筑物2738座，西南地区的调查工作因学社成员分别离去，故未做统计。
我国第一本《中国建筑史》
从1942～1944年，梁思成根据多年调查古建筑的成果悉心研究建筑发展史，在实物的对照下终于读懂了宋代的《营造法式》这本“天书”。1944年他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这是我国第一本《中国建筑史》，还了他《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与此同时他还写了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这是一部以图版和照片为主，加以简要文字说明的读物，供外国读者阅读。在写作《中国建筑史》的空隙中他将《营造法式》用现代绘图法将它的每一章节绘制出来，这是他十几年研究《营造法式》的成果。梁思成虽然十几年来专注研究古建筑，但他的视野从来没有离开建筑设计，并注意到城市规划这门新学科的发展，这是他与一般古建专家所不同之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考虑到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可以暂告一段落，国家正面临战后的复兴任务，尤其缺少建设人才。因而他建议母校开设建筑系，培养建设人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建筑系主任。
荣 誉
此时美国的耶鲁大学，来函聘请他为1946～1947年的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艺术史及建筑史。美普林斯顿大学亦聘请他于1947年4月（正值该校200年大庆）参加“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两份邀请函都赞扬了他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坚持对中国古建筑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的顽强毅力。他忽然间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为他的西方同行所关注。
1947年2月梁思成又被外交部推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在耶鲁大学他系统地讲授了中国建筑发展史及雕塑史。办了一次中国古建筑图片展。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了“唐宋雕塑”与“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报告。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把四川大足的石刻艺术首次介绍给国际学术界。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研究上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的一年多，他还参观考察了近二十年的新建筑，同时访问了国际闻名的建筑大师莱特（F .L.Wright）、格罗皮乌斯（Gropius）、沙里宁（E.Saarinen）等，出席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体形环境”学术会议，接触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建筑师及有关住宅、城市规划、艺术和艺术理论、园艺学、生理学、公共卫生学等等方面的专家、权威。尽管他们各有派系、风格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规划、设计的目标，就是生活以及工作上的舒适和视觉上的美观，强调对人的关怀。
尽管梁思成一向关注城市规划及建筑理论的动向，但经过这一年多在国外的考察，更深入了解到国际学术界在建筑理论方面的发展。建筑的范畴已从过去单栋的房子扩大到人类整个的“体形环境”，范围小自杯盘碗盏，大至整个城市，以至一个区域。建筑师的任务就是为人类建立政治、文化、生活、工商业等各方面的“舞台”。
创建营建系
梁思成从美国考察回来后，他总结了在美国考察一年多的收获，博采众长，并以他自己的建筑观为核心，提出“体形环境设计”的教学体系。认为建筑教育的任务已不仅仅是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还要造就广义的体形环境的规划人才，因此他将建筑系改名营建系。
梁思成回顾我国建筑教育的状况，决心要办一个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的建筑系。
梁思成下决心对清华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做大幅度的修改，决定在营建系下设“建筑学”与“市镇规划”（这是我国高校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两个专业。他认为从长远看，应设营建学院，下设建筑系、市镇规划系、造园系和工业技术学系。
梁思成说：“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这就是我要培养的建筑师。”
他非常注意树立民主的学风。他平易近人，又很诙谐，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年轻人在他面前从不感到拘谨。他也很信任大家，不管是教师或是学生在系里都感到很自由、很舒畅。他是以他的思想和理论来领导全系的。
梁思成在教学上进行的一系列的变动，是我国建筑教育中的重大革新。其中一些课程的设置也是很有远见的，它至今对建筑教育的发展方向仍有参考价值。那个教学计划执行到1952年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时停止。
赖德霖总结梁思成的教育思想时说：“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是他建筑思想的一部分，集中体现了他对建筑学科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家对学科发展方向的敏锐把握。这是他作为教育家的成功之处，也使他的建筑思想明显超越于大多数的同辈建筑家。在相距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这些思想仍不失其活力。”“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也是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想的一部分，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家对现代主义认识的一个高度，同时也表现出早期受学院派教育的中国建筑家在接受现代主义思想时的取舍与选择，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么惊心动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一切善良的人们以为可以在一夜之间就“换了人间”。仿佛旧中国的一切污泥浊水、腐化、堕落、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专制独裁，一切一切都随着国民党一起被赶走了。
1949年梁思成被聘为全国政协的特邀代表。全国政协向全国及海外侨胞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及国歌词谱，他被聘为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在他领导下，成立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国徽设计小组。在讨论国徽设计方案时他发表了如下意见：
（1）国徽不是一张图画，更不能像风景画。长城也好，天安门也好，中国人能画，外国人也能画。国徽主要是表示民族的传统精神，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国旗为主体，国旗下方有天安门，但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若如此则失去了国徽的意义。用天安门图案必须把它程式化，而绝不是风景画。
（2）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与国旗不同，国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挂的，但国徽主要是驻国外的大使馆悬挂，绝不能让它成为商标，有轻率之感。
（3）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但国徽必须是庄严的，最好避免用飘带，颜色也不宜太热闹庸俗，否则没有庄严感。
（4）要考虑到制作，太复杂的图案在雕塑上不容易处理，过多的颜色大量制作时技术上也存在困难，十几种乃至几十种颜色无法保证它制作时每次都绝对的相同。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放弃用多种色彩绘制图案，转而采用我国人民千百年来传统喜爱的金红两色。这是我国自古以来象征吉祥喜庆的颜色，用于国徽，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丽，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全国政协通过了梁思成等人设计的国徽方案。
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协一致通过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碑文，对于纪念碑的设计梁思成同样强调要有民族特色。在1951年他写给彭真市长的信中，就以他对建筑工程和美学的认识作了详尽的阐述。这是一篇极精湛的设计理论短文〔2〕。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彭真任主任，梁思成、郑振铎为副主任，梁思成兼建筑组组长。现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依据梁思成的方案建造的。
不被认可的梁陈方案
20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尚在欧美学习游历时就注意到欧美各大城市由于资本主义的盲目发展，造成城市惊人的拥挤、环境污染、城市区域紊乱、交通阻塞、贫民窟滋生种种弊病。他认为当前正是我们国家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化之时。他提醒大家，“今日欧美无数市镇因在工业化过程中任其自由发展，所形成的紊乱与丑恶的形体，正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认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应当是全国的神经中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的位置，作为现代的政府机构已不是封建帝王的三省六部时代。现代的政府是一个组织繁复，各种工作有分合联系的现代机构。这些机构总起来约需要六至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这样庞大的机构没有中心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而市内已没有足够的空地。北京的居民所应有的园林绿化游憩面积已经太少。如果再将中央政府的机构分散错杂在全城，将不合时代要求。
北京是一个极年老的旧城，却又是一个极年轻的新城。北京曾经是显示封建帝王威严的所在，又曾经没落到只能引起无限“思古幽情”的城苑，而现在它正生气勃勃地迎接社会主义曙光。我们怎样保护北京固有的风貌才不致使它受到不可补偿的损失，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它的新中国首都的使命？这是梁思成在1949～1953年为之奔走的课题。
梁思成认为在规划改建旧城的时候，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是决定城市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从平面上说是街道和广场网，从立体上说就是城市里对于城市面貌起决定性作用的旧有建筑——即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应尽量保存下来，把它们有机地组织到城市规划里去。这样既丰富了城市的生活，也保存了古城的风貌。
他强调北京的历史价值说，北京城的“历史文物建筑”无疑比中国乃至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多。它的整体城市格式和散布在全城大量的文物建筑群就是北京的历史艺术价值的体现。它们是构成北京城市格式整体的一部分，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完整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大陈列馆。他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对北京的建设要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
他对北京的规划思想，是对北京整体环境的保护。可以说他是最早用整体的眼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感情价值的特点的学者。
他与陈占祥共同拟了一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个建议反映了梁思成对北京总体规划的设想）。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
但是这个方案没有被最高领导赏识，也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
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与北京市领导人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北京市的古建筑，尤其是对北京城墙城楼废存问题的争论。并且不断地向北京市的有关领导人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由市委领导同志直接主持工作，地点设在动物园畅观楼。1955年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原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撤销。梁思成虽然一直在都市规划委员会挂个名，实际上他不再具体过问北京市总体规划的工作。
梁思成常常对学生们说：“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但是怎样来保护它们，就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撞到谁，就把谁推倒，这是绝对不行的。古建筑是这样，对城市也是一样，对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这样来用它是不行的，将来会有问题的。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梁思成之所以能这样坚持古建保护的意见，并非像某些人所认为的“怀古”和“复古”。而是因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在他的第一篇古建调查报告中就提出了古建保护法的几点重要意见：
第一，他认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古建筑保护要靠人民的认识。
第二，他认为，“古建保护法，尤须从速制定、颁布、施行……古建保护要立法，政府应当切实负起保护古建筑的责任来。”
第三，主持古建修葺及保护的，“尤须有专门知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方可胜任”，即古建保护工作要有训练有素的专家参与或主持。
梁思成说的这三条：宣传、立法、专家负责，在世界各国都是作为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工作来做的。他的这些观点是1964年通过的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权威性规范《威尼斯宪章》的基本思想，现在已被国际文物保护界广泛接受。
梁思成之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是因为他眼界开阔，很熟悉当时世界的学术潮流。在1930年关于蓟县独乐寺的文章里，他提到了意大利教育部关于“复原”问题的争论，知道日本的有关理论和政府的工作情况。在1948年的文章里，他提到了意大利、英、美、法、苏、德、比、瑞典、丹麦、挪威等许多国家。人如果眼界宽，知识就丰富，思想就活跃。没有国际交流，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不可能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梁思成正是用世界的先进思想武装了自己，成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先驱。
梁思成在古建保护方面不仅是理论上的贡献，他还先后两次编定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建筑目录》及《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目录中详细列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在1945年的目录中列出了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
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在国家文物局及建设部联合举办的会议上提出了保护近现代优秀建筑的决定。而梁思成早于20世纪40年代就将徐家汇天主教堂列入了保护名单。他是我国第一个重视保护近现代建筑的学者。
批 判
梁思成始终坚定地认为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他认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怎样创造中国的“民族形式”的新建筑。1951～1954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宣传苏联的经验——“民族形式”的理论。
但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多数大学的建筑教育基本放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教学，几乎完全模仿欧美的建筑体系。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民生凋敝，根本没有盖过多少房子，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机会在现代建筑中去探索民族风格，从中取得成功的经验。因而20世纪50年代初，当建筑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大量出现，经过正规训练的建筑师严重不足，设计任务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在学习苏联“民族形式”、“先进经验”的号召下，建筑师们一时纷纷模仿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来设计新的建筑，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尽管梁思成曾强调“要尽量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基础”，不要“抄袭”和“模仿”，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正面的成功模式可供大家借鉴，建筑师们包括梁思成自己都还处在一种探索的起始阶段，从而导致仿古建筑，即所谓的“大屋顶”风行一时，遍布全国。
梁思成对这许许多多的仿古作品并不满意，但他认为“我们的新建筑还在创造和摸索的过程中……所以要马上就理解得很好，做出高水平的作品是很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只要设计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他的努力或愿望……”“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因此他还是肯定了这种探索精神，他深信，“几年之后”，“我的真理将要胜利”。
梁思成为什么会这么执著地坚持建筑的民族风格？这是与我国近百年的历史分不开的。20世纪30年代初，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传入中国之时，也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之时，“统一”与“救亡”成为这时期思想领域的两大倾向。这种倾向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在建筑中强调中国固有的民族风格，“以西洋物质文明发扬我国固有文艺之真精神”，“融合东西建筑之特长，以发扬吾国建筑物之固有色彩”，也成为此时建筑界人士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这也是梁思成追求的目标。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各报陆续揭发了近几年来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和设计中导致浪费严重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偏向。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还在颐和园畅观堂成立了一个批判梁思成的写作班子。批判组共写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连清样都打好了。北京市委开了好多次讨论会，周扬同志也参加了。周扬同志有很深的美学造诣，他说：“马列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美学部分，中国对马列主义美学的研究更少，你们写了这些文章连我这个外行都说不服，怎么能说服这样一个老专家呢？关于民族形式，原来有的东西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原来没有的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建筑在我们国家发展了几千年，当然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建筑肯定是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批判的文章，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发表。我们只能批判浪费。”梁思成在运动之初不同意这些批判，但在他学习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的文件之后，他承认建筑界的“唯美主义”、“复古主义”的设计偏向，他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保留自己的学术观点。
对于“大屋顶”的批判，至今学术界仍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沉重又复杂的话题，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也许现在做出结论还为时过早。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各种新技术很快就会传遍全球，建筑的民族形式是否也会随着建筑的新材料新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消失呢？但是另一方面看看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和法国人设计的半个球扣着的大剧院，人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我想历史会做出回答。
拼命向前
梁思成虽然受到批判，但他并不气馁。经过1955～1959年的实践，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我们民族的精神这一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在建筑创作上出现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1959年3月建筑学会决定把总结各地重点工作经验（即十年大庆的重点工程）作为主要的内容，讨论在建筑创作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于当年6月在上海召开“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由于1955年对梁思成的批判，所以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进，还是敷衍潦草不说真话？这些他都办不到。他阐明了对传统与革新的看法，提出“新而中”的创作论点。1961年又在这一基础上写了《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除了谈到建筑的艺术特性、传统与革新等问题外，还把继承遗产概括为“认识——分析——批判——继承——革新”这样一个过程）。他说：“如果一定要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我的建筑观，那么仍旧是我在《拙匠随笔》中说的，即建筑学是包含了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及美学的、一门多种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学科。”
1961年在梁思成登桂林叠彩山时作的游戏诗，充分表达了他这时期的心情：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1961年他决定将自己几十年研究《营造法式》的成果整理发表（包括注释及图解）。他开始了《营造法式注释》的写作，为了更多地将这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他还吸收了三个年轻教师组成了研究小组。该书在1966年基本完稿。因“文革”而延误出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发表了上集，到2001年才在《梁思成全集》中发表了全文。
在整理《营造法式注释》的工作时他已开始准备下一步的计划：一、重写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二、写一本《中国雕塑史》。他于1930年曾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这门课，但那时他还没有去过龙门、云冈等处。到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他调查了大半个中国，研究了无数的雕像，去了龙门、云冈等地及四川大量的摩崖石刻，对中国的雕塑艺术作了系统的研究。并有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在美国的讲座会那么成功。因此他在1947年回国时就曾对他的挚友陈植说准备写一本《中国雕塑史》。可惜，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三、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写一本有关建筑理论方面的书。他说大文章一时写不出来，也不知从何下手，准备从一个一个小问题来写，最后串成全书。《拙匠随笔》就是这个计划的产物。1961年已经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了5篇，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周恩来总理也曾对他说：听说你最近写了几篇好文章。除已发表的外，他还准备写以下的内容：
怎样研究建筑史
欲神似必先形似——欲革新必先学习
考古学与建筑史的关系
形式与内容
营造法式与工程做法
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
标准构件与装配式建筑
小处着手
建筑中的真与假
建筑中的“省”
虚假装饰建筑的阶级性
锦上添花与画蛇添足
西而古与中而新
1962年发表了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于是《人民日报》也就不再刊载《拙匠随笔》。
1946～1947年梁思成正值45岁的壮年时期，但是他的学术水平已达到了国际领先的地位，按说他应当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对宋《营造法式》及中国雕塑史的研究已经成熟，本应及早将它们整理成文，可悲的是1949年以后尽管给了他一大堆很高的头衔，但是过多的送往迎来，过多的社会活动，过多的思想改造运动，迫使他停滞不前。等到他觉悟过来，想拼命向前之时又逢“文化大革命”，他带走了他的智慧及未完成的学术成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要从梁思成本身来找原因的话，正如他在1968年说的新中国成立后自己的虚荣心发展了。如果问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不是那些污辱、鞭打与谩骂，而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完全按照自己毕生的做人原则说出真话。
纵观梁思成的一生，他为祖国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智慧和才华。虽然他没有扛起枪干革命、去杀敌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高尚的人、无私的人。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异，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如果说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我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他的价值。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并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我在那惊慌恐怖的日子里，感受到幸福与骄傲、安慰与宁静。
林 洙
注 释
〔1〕有关中国营造学社请参阅《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林洙著2007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
〔2〕梁思成1951年致彭真信请参阅《梁思成全集》第五卷或《梁思成、林徽因与我》P195，林洙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