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Chap.9
荒谬之旅

这位妇女向正在搜查巴士的英军少校阔步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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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搜查武器。”他答。

“你不能那样做。”她正告道。

“我不能吗?”少校反问。

这位妇女毫不退缩,要少校出示证件。

就像一个中规中矩的英国人,他从口袋里掏出证件递给她看。站在他身后的部下开始窃笑。不管她如何抗议,搜查继续进行。

最后少校说:“好,巴士可以走了。”

“等一等,”果尔达·梅厄说,“那边轿车里的女孩子是怎么回事?”果尔达·梅厄搭乘的这辆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巴士上,有一名哈加纳护车员。英国人逮捕了这辆巴士上的一名乘客,一个女孩,还缴获了一支司登冲锋枪。

果尔达·梅厄的干预并不只是一种个人抗议。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上的情况是她所关心的最大的政治问题。鉴于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及其国际地位,哈加纳的作战计划人员确信,只要英国人还在巴勒斯坦,他们就能守住其通往大海的生命线。然而,对于“一条通畅的公路”,哈加纳和英军的定义大相径庭。在英军司令戈顿·麦克米兰爵士看来,一条通畅的公路就是他的车队可以毫无麻烦地通行的路。

阿拉伯人觉察到其中的细微差别,同意英国巡逻队和车队畅通无阻地行驶,以便省下弹药攻击犹太人的交通工具。果尔达曾以犹太代办处的名义要求英国派警察护送他们的车队,她坚称英国人仍应对这些道路的安全负责。英国人最终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他们坚持有权管控运送的货物,防止哈加纳把武器和人员输入耶路撒冷,而这正是代办处的主要任务,于是他们转而在车辆里安插哈加纳护车员。相应地,英国人开始搜查车队夹带的武器,此举激怒了代办处,代办处认为英国人的精力应当用在阻止阿拉伯人的埋伏上面。

最后,果尔达·梅厄致电英国政府驻巴勒斯坦的首席秘书亨利·古尔内爵士(Sir Henry Gurney),勉强达成停止搜查的协议。现在,她发现协议没有得到执行,再一次震惊了。英军少校宣布他要把这个女犯带到一个深入阿拉伯人地区的警察署里去。果尔达浑身颤抖。

“那样的话,”她声明,“我就和你一起去。”

少校很生气,对她说:“你不可以这样,否则我就要逮捕你。”

“小伙子,那正是我想要你做的事。”果尔达声色俱厉地说,同时爬上被捕女孩边上的座位。

由于她一再坚持,这两个女子最终被带到犹太人的警察局。英国执勤记录下她们案子的细节。然后问果尔达她的名字。“哦,我的天!”听到这名字,他轻叹一声,用手拍了拍脑袋。

几分钟后,一名探长给她端来饮料,用他的装甲车把她安全送回特拉维夫。快到特拉维夫时,她要探长停车。“现在是你们有危险了。”说着,她走下汽车。在探长开始往回走时,果尔达想起那天是1947年12月31日,对她的这位英国护车员而言,新年就要开始了。她转身把手拿到嘴边卷成喇叭,冲着那位不知名的英国警察喊道:“新年好!”

然后她快步向特拉维夫走去。

* * *

展现在耶路撒冷居民面前的新年,是现代生活中最为混乱不堪的。没有一种职业,即使是其传统角色要减轻人们痛苦的职业,能够幸免这种混乱局面带来的后果。

一天中午,三个阿拉伯枪手钻进阿拉伯的拜特·萨法发医院(Beit Safafa Hospital)附近的一个灌木丛,谋杀了雨果·莱赫尔斯(Hugo Lehrs)医生。他是一位内科大夫,不管他的犹太同事怎么劝说,他也不愿意放弃他的阿拉伯病人。几分钟后,从巴勒斯坦电台听到这条消息,伯利恒的精神病大夫米哈依尔·马洛夫医生喊了起来。“安拉啊!”他向妻子悲叹道,“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中午时分,圣经上以牙还牙、以血换血的复仇法则,在阿拉伯人医疗机构也不折不扣地出现了。在探望伯利恒外一个小型精神病院病人的路上,几天前曾和妻子一起度过了忧郁的圣诞节之夜的米哈依尔·马洛夫遭到谋杀,为这个家庭平添了一份新的悲伤。

对于不少耶路撒冷人而言,新年的到来意味着突如其来的流离失所。哈加纳的策略和哈吉·爱敏·侯赛尼的神枪手所寻求的城市人口大重组开始了。在别墅遍布的山坡上,从卡塔蒙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开始,形势迅速恶化。

卡塔蒙的居民主要是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和少数富裕的犹太人,因其地势较高,地理环境优越,颇具战略价值,因而横遭厄运。它将梅克尔·哈伊姆和塔尔比耶两个犹太区隔开,在哈加纳看来,卡塔蒙就是插入城南的一个阿拉伯脓包,切断了他们居住点的连续性,始终威胁着耶路撒冷犹太区的完整性。而在阿拉伯人看来正好相反,卡塔蒙是在敌占区内一座不可多得的堡垒,一个桥头堡,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借此奇兵出击,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一分为二。阿拉伯枪手经常用机枪扫射过往的犹太轿车,从屋顶向梅克尔·哈伊姆区射击。

哈加纳决心赶走那个区的阿拉伯人,在新年夜炸掉了外围八家阿拉伯人被弃的房屋。此举——再加上夜间向街道的步枪扫射——取得了效果。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一些卡塔蒙的阿拉伯资产阶级就离开该区搬到了贝鲁特、安曼和大马士革。那位曾经在分治之夜,将联合国投票视为世界阴谋的公务员贾布赖尔·卡图尔,也是其中一员。他离开之前48小时,他邻居的长子出现在他家门口。在1936年的阿拉伯起义期间,卡图尔曾经要雇来保护他家的武装警卫发誓,一并保护他的犹太邻居。

“现在,”他冲着邻居的孩子叹了一口气,“太晚啦。我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上你了,你也不能保护我们。你们在阿拉伯区有危险。你们也必须赶紧走。”

两天以后,一辆马车来到这家犹太人家门前,带走了他们的家当。同一天早上,一辆卡车开来,载上卡图尔家仔细包裹的木箱。邻居们从他们的窗口看着两家人分头登上两辆阴郁的小车,犹太人朝一个方向走了,阿拉伯人朝另一个方向也走了。

米夏尔·沙哈姆发现,他已经在一个月内有两次来到特拉维夫哈加纳地下指挥部的首长面前了。这一次,把他召唤到这里来,是因为哈加纳派往耶路撒冷的特别使节写的一份报告。其中的内容十分重要,以至于雅科夫·多里决定暂时免去沙哈姆负责运输的任务,把他派到耶路撒冷去。

该报告说,耶路撒冷的局势每天都在恶化。虽然哈加纳百般努力,犹太人离开偏僻地区和混居地区,前往人口密集地区的人数逐日增加。多里认为必须阻止这种流动。大卫·本-古里安每一片土地都必须捍卫的命令,并非一句团结受围困人民的警句。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言,没有贝鲁特,没有安曼,没有大马士革,只有大海。如果听任放弃的心理蔓延开来,那么,整个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就可能被拆散。既然耶路撒冷是第一个发生的地方,那么就必须从那里开始加以制止。多里要沙哈姆立刻到耶路撒冷去,不管采取怎样的措施,都要阻止局势恶化,可能的话还要扭转局势。

在接到命令数小时内,沙哈姆就已经出现在伊斯雷尔·阿米尔的司令部里了。阿米尔告诉沙哈姆,犹太人正在离开之前从未撤退的新区,而且雇用英国警察带上他们和他们的家当,躲避穆夫提的枪手。

阿米尔的情报员相信,要迅速有效地改变此种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内部狠狠打击一下阿拉伯人聚居的卡塔蒙。他们认为,这个行动造成的震荡,可以迫使阿拉伯人离开那个地区,改变全城的心理氛围。

“那好,”沙哈姆说,“卡塔蒙的阿拉伯指挥部在哪里?”

阿拉伯领导人对卡塔蒙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哈加纳。就在哈加纳破坏那个地区八间被弃房屋的次日,当地的抗敌委员会就开始组建家庭卫队。更为重要的是,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从希伯仑召唤来穆夫提最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一个不识字的牧羊人,名叫易卜拉欣·阿布欧·达耶赫(Ibrahim Abou Dayieh)。阿布欧·达耶赫早在1936年起义期间就脱颖而出。此后他开始负责巴勒斯坦南部,在希伯仑附近山头指挥着一小股自己的农民军。

1月3日,星期六,也就是米夏尔·沙哈姆抵达东耶路撒冷的同一天,阿布欧·达耶赫、阿卜杜勒·卡德尔和埃米尔·高里乘吉普车游荡在卡塔蒙街头,盘算如何安插阿布欧·达耶赫计划用耶路撒冷的4路巴士偷运进来的100人。到太阳落山时,三人停下手里的工作,前往令人愉悦的、叶子花覆盖的三层建筑,和卡塔蒙的领袖们一起喝茶、开会。它那低调的安静的客厅使之成为最讨人喜欢的聚会地点。在它的石门上头有一块木匾表明它的名字:塞米拉米斯旅馆。

对于米夏尔·沙哈姆的问题,在1月4日星期天上午10点召开的例行参谋会议上,伊斯雷尔·阿米尔的情报员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一名阿拉伯情报员提供了这个信息。他报告说:在卡塔蒙有两个阿拉伯指挥部。一个是小的寄宿公寓,叫克拉里奇;另一个叫塞米拉米斯旅馆。这名情报员亲眼看见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土黄色的吉普车前一天晚上在那家旅馆停留了一小时。沙哈姆在耶路撒冷地图上找到了这两幢建筑。它比较接近犹太人的道路,比较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沙哈姆从地图上抬起头,宣布他选定的目标——塞米拉米斯旅馆。

屋外,灰色的云团席卷着星期日早晨的天空,预示将要带来一场暴雨。几乎就在伊斯雷尔·阿米尔的军官坐下召开每日参谋会议的同时,聚集在塞米拉米斯旅馆的18名阿布琐安家族成员出发前往小小的邻里圣德肋撒教堂,去望10点钟的弥撒。在旅馆里,阿布琐安虔诚的母亲催促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去忏悔、领圣餐:“这些才会真正保护我们每个人免于临近危险。”

弥撒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家族成员到达旅馆:撒玛利亚总督十多岁的女儿薇妲·卡尔多斯(Wida Kardous)。午饭之前,住在旅馆里的西班牙外交官曼纽埃尔·阿兰德·萨拉扎尔来还给萨米·阿布琐安一本书,那是前些天借的。两人闲聊着,他们的处境很容易用这本书的名字来描述:《荒谬之旅》。

电闪雷鸣,暴风雨在酝酿了一整天之后终于在太阳落山时倾盆而下。锯齿状的闪电照亮了天空,洪水袭击了这座城市,迅速将卡塔蒙的街道变成一道道泥浆的激流。第一拨风雨就吹断了电线,整个地区陷入一片黑暗。阿布琐安两个年长的阿姨心中害怕,在黑暗中念起《玫瑰经》,而旅馆的住客们到处寻找蜡烛。

晚餐是令人忧郁的事情。屋外,大雨敲打着窗口,巨雷轰响,餐桌上烛火摇曳不定。突然,就在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前门有人大声砸门。两个全副武装的阿拉伯警卫,注满雨水的皮靴踩在地板上咯吱作响,搜查业主23岁的儿子赫伯特,要带他去当轮值警卫。他母亲尖叫起来,接着就哭了。

“今晚就免了吧,”她求情道,“明晚再带他走吧,要不后天晚上吧,这个星期的每天晚上都行啊,就别在今天晚上吧。”

怒气冲冲的警卫退了回去,冲进暴雨里。

不到1000码以外,在利哈维亚(Rehavia)住宅区一个犹太外科医生家的屋顶上,四人围坐在一张耶路撒冷街道地图边。米尔夏·沙哈姆用指头找出他们要攻击目标的路线。这个四人破坏小组将由一个班的哈加纳步枪手掩护。在屋外大雨滂沱的街道上,停着一辆黑色的哈姆贝尔和一辆战前的普利茅斯,将用来载他们到塞米拉米斯旅馆。沙哈姆再次说明,他们只有10分钟时间打开地下室的门,把装有175磅TNT炸药的两只手提箱放到地下室里,把它们靠在旅馆的主要支撑体上,点燃引信,然后离开。行动时间确定在1点整。

大雨继续冲击城市。用一句古老的阿拉伯谚语形容:“雨从地上来,雨从天上来。”在塞米拉米斯旅馆,萨米·阿布琐安和三位表兄坐在蜡烛边,胡乱打着几手桥牌。西班牙领事早早就回来,直接上楼了。在屋子一角,两位年长的阿姨还在祈祷。11点刚过,每个人都上床睡觉了。薇妲·卡尔多斯,就是那位当天早上才到的十几岁女孩子,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她爬上楼梯时表兄在黑暗中说的一句令人宽心的悄悄话:“不要怕。”午夜时分,旅馆里的最后一根蜡烛熄灭了。

暴雨丝毫没有减弱。通常,匆匆集合起来的地方卫队的30位年轻人在卡塔蒙的10个岗哨执行守卫任务。在这样的暴雨中,他们想,犹太人不会有什么攻击的机会。大多数人被送回家睡觉去了。午夜,20岁的法律学生彼得·萨利赫(Peter Saleh)在巡逻结束后也回家睡觉了。没有人放他回去。只有八名警卫还挤在大雨和黑夜之中,在卡塔蒙的十个岗哨中的三个坚持执勤。

汉博和普利茅斯早到了15分钟。在他们经过的道路上,唯一的路障连一个执勤的阿拉伯人也没有。在旅馆对面东正教女修道院大院里,有一个守卫看见一辆轿车停在了塞米拉米斯旅馆的厨房前。他注意到有两个人提着包向那幢建筑跑去。

通向旅馆地下室的门紧锁着。在黑夜中咒骂了一声,阿弗拉姆·基尔(Avram Gil)从腰间掏出一颗手榴弹,将它挂在门上。随着一声巨响,它把门炸离了门框。基尔和其他两个突击小组人员冲进冒烟的地下室,取出了他们的TNT炸药包。

随着手榴弹爆炸,一阵坠落的玻璃雨惊醒了薇妲·卡尔多斯。她在黑暗中听见马利亚阿姨朝她喊,接着另外一个声音也在喊:“快趴下!”

坠落的玻璃同样惊醒了萨米·阿布琐安。有一阵子他还以为是外面的街上在交火,接着他听见窗口下面场院里踩在破碎的玻璃上面的脚步声,还听见希伯来语的喊叫声:“Od lo,od lo!没点着,没点着!”听到这声音,萨米跳下床。在他卧室对面的漆黑门厅里,他发现他的父母、叔叔和阿姨穿着睡袍上下跑动,惊慌而忧虑地相互说着话。他叫他们到最安全的客厅里去,然后跑到电话机旁。

萨米尽可能快地拨打999,摩托化警察部队的号码。“他们用手榴弹攻打塞米拉米斯旅馆了!”他向接电话的睡眼惺忪的英国人喊道。

在旅馆地下室,爆炸物已经仔细地放置在旅馆的支撑物上。阿弗拉姆·基尔和他的助手都点不着引信,它在倾盆大雨中被淋湿了。萨米·阿布琐安听到的正是他们的喊声,让那些开始撤退的掩护人员回来。

紧张,汗流浃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尔(Yoel),”他小声对站在门口警戒的指挥员说,“我们点不着导火线。”

指挥员“放松、镇静”地走了下来,他盘腿坐在炸药上。“这就是你们要在行动中必须做的,”他解释说,“悠着点,别紧张,然后一切都会顺利。”他用小刀耐心地削去湿掉的导火线,开始制作一根新的导火线。

楼上,薇妲·卡尔多斯的马利亚阿姨松开小女孩的手,告诉她:“我马上回来。我去穿一件睡袍。”薇妲很害怕地看着她消失在黑夜里。萨米·阿布琐安挂掉电话,向客厅走去。在他楼上地板上,他的兄弟基里尔(Cyril)牵着母亲的手,引导她走下通往客厅的楼梯。他们的父亲穿着一件长袍,跟在后面。

大概用了四分钟,新的导火索终于做好。指挥员走到入口处,捡起一块还在燃烧的木片,回到炸药前。他轻轻吹着木片,直到它发出橘黄色的火光。他对着导火线按了过去。导火线吱吱作响。他等了一会儿,然后说:“导火线点着了,快跑!”

薇妲·卡尔多斯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在下半生所能记得的,将会是张开眼睛之后看到的景象,在她头顶“只剩下天空”。

“屋顶在哪里?大家在哪里?”她嘟囔着。

萨米·阿布琐安被一阵强烈的蓝光刺瞎了眼睛,蓝光闪过之后,是巨大的冲击和刺耳的啸声。他还记得墙壁“以极快的速度”向他砸了下来。他被气浪掀起,又重重摔在地上,最后躺在一堆灰泥中,看着闪电划过天空。他抬起头朝着门厅看了一会儿,他的父母本来应该从那边进入客厅的。映入眼帘的是一段残垣断壁,一条楼梯的台阶悬在断掉的屋梁上。一时间,面前遭到破坏的场景“陷入了一片可怕的寂静”。然后,从某个废墟的角落里,他听到了兄弟痛苦的呼救声。

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卡塔蒙大部地区。从他附近卧室的窗口看出去,刚刚上床的法律学生彼得·萨利赫看见旅馆应声抬起,又落回原位。一阵烟尘从废墟上腾空而起,冲击波在犹底亚的山头来回震荡。烟尘散去,萨利赫又听到雨水持续打在废墟上面的声音,而几乎就在他窗口下的瓦砾中,传出了第一声呻吟。

被第一颗手榴弹爆炸惊醒的凯伊·阿尔宾那(Kay Albina),就是那个在一个月之前用胶卷拍下自己的电影院被摧毁的男人的妻子。她从卧室窗口看到了全部场面。她听到哈加纳的轿车逃跑的声音,惊讶地目睹了旅馆屋顶似乎缓慢地被可怕的爆炸掀到天空,然后又落回地面的过程。凯伊·阿尔宾那是急救学生,迅速带上红十字装备,抓了几张被单,穿过大雨滂沱的街道去救助伤员。

然而,没有一本急救手册教她如何应对旅馆看到的景象。一个看似妇女的人,歇斯底里跌跌撞撞地穿过废墟,手臂环抱着她那还是婴儿的女儿被切断的脑袋。

26人死于塞米拉米斯旅馆大爆炸。萨米·阿布琐安和薇妲·卡尔多斯活了下来,但是阿布琐安家族实际上已经灭门了。萨米的父母、两个阿姨,还有三个叔叔都死了。赫伯特·洛伦佐(Hubert Lorenzo),旅馆主人23岁的儿子和他不愿意让他出去轮值守夜的父母死在了一起。

大爆炸后三天,有一条狗一直没有离开,在废墟上疯狂刨挖,它将挖掘队员带到仍然埋在废墟下面的最后一位无辜受害者的尸体那里。掩埋在一堆石块和折断的房梁下面的,是它的主人,年轻的西班牙外交官,他曾在圣诞夜笑着把自己比作临死的斗牛士。成了不属于他的重大事件的牺牲品,曼纽埃尔·阿兰德·萨拉扎尔走完了他自己荒谬之旅的最后一程。

另一条旅途在1月份的头几天也终结了。2路车再也不能将人员和必需品从新城运到老城犹太区了。元旦那天,阿拉伯人把一块巨大路障搬到雅法门,切断了这条巴士线路,区里的居民开始以一种现代方式,承受这座他们所珍爱的古代城市最古老的传统:围城。

在阿拉伯人的路障后面,即便是一盎司的食物、燃料和弹药,都无法运抵该区。在设置路障的一周时间里,未能入葬的尸体就停放在哈加纳指挥部里。该区居民用来烹饪的煤油也几乎用尽,喂孩子的牛奶也所剩无几。

惊慌失措的犹太代办处天天向英国人抗议。对英国人而言,迫使阿拉伯人撤走路障是举手之劳。英国人的答复是:哈加纳应暂时从该区撤出。代办处拒绝了。英国人于是提出妥协方案。他们每周可以护送补给车队由锡安门进入该区,条件是他们要上车搜索武器弹药。他们可以护送任何想要离开该区的人,但是谁也不得进入。

这个提议和犹太代办处试图维系和英国人交往的所有原则相抵触。然而该区形势令人绝望,居民开始谴责哈加纳造成他们的困难,吵嚷着:不管有没有英国人护送,他们都要离开。犹太代办处不情愿地接受了英国的建议。

对于那些负责守卫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拥有的最神圣区域的哈加纳官员而言,这些天让他们迅速回到了现实。他们困在巴勒斯坦一个毫无遮掩的军营里,身边只有150名哈加纳成员、50个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成员,以及一支60名哈加纳女兵组成的武装力量。在未来的数月里,他们将对这支武装力量感激不尽。

这些冬夜给该区的伊尔贡指挥员以赛尔·纳坦森(Isser Natanson)许多时间,他可以去思考与命令他进入该区的人所做的最后一次交流。

“我们去那里干什么?”他问。

他的上级露出不耐烦的笑容,答道:“你就是一个牺牲品。去那边还需要其他理由吗?”

* * *

在哈梅赫·玛贾吉的生命里,1月7日总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是他的结婚纪念日,往常他和妻子总是在他叔叔家吃饭庆祝。然而,节日宴席在麻烦不断的1948年1月看来不合时宜。他们决定就在自家餐厅里悄没声地吃顿饭庆祝一下。吃完饭,他们将开始每晚的功课——描绘他们新居的蓝图,一年以后他们就要在自己的家里面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了。

尽管如此,哈梅赫·玛贾吉还是有一个惊喜带给妻子。那是他在露天市场买来的一个三圈围镶的金戒指。以他微薄的薪水,它的价格可是代表着一笔极大的奉献,也代表着对她的一片爱心。他原想在晚饭时给她,但是,看到她在早餐桌边的微笑,他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跳起来,奔到卧室,拿出戒指。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它戴在一脸惊讶的妻子的手指上,然后,他骄傲而且幸福地望着她拿起戒指,就着清晨的阳光欣赏。

在乌里·柯文的生命里,1948年1月7日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他一再坚持采取行动的要求,终于被他伊尔贡的上级接受。在他面前,在耶路撒冷也门人搬运工住的一间一室户简易房里,床上摊着三件偷来的英国警察制服。它们将为柯文和他的同伴在执行分配的任务时提供伪装。

指挥这项行动的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只比柯文大几岁。乌里知道,他“以前也做过好几次了”。看到自己穿制服、打领带的样子,这位年轻的生物学学生突然觉得他“就像一个准备去上班的商人”。

指挥员把他们带到隔壁一家修车行的后门。那里的地板上摆放着乌里一直坚决要求采取行动的用具:25加仑的油桶,填满了旧钉子、报废的铁块、铰链、生锈的金属屑,中间是一块TNT炸药,其爆炸威力能够将这只圆桶变成一件可怕的武器,高速喷出的生锈的铁屑足以将任何不幸的路人撕成碎片。点火装置是一根普通棉花引信卷入数十根木杆火柴做成的。点着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引信。

指挥员镇静地向每一个人分配任务。当乌里·柯文接到自己的任务时,他的胃开始发痛。他要去点燃炸药。到达指定地点后,他的职责就是用火柴点燃引信,并把油桶推向目标。

4点整,柯文穿着制服,到了里哈维亚的高中门口,带他们执行任务的警车正在等候。车是从一家福特车行偷来的,正在修理。柯文钻进警车。指挥员坐在前排司机边上。柯文两边还有两人,他们会用机枪透过缝隙向两边扫射。

他们的路线计划周密,通过一个阿拉伯军团的检查站进入阿拉伯区。柯文透过行驶的车辆间的缝隙望出去,阿拉伯军团的士兵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以为他们就是英国人。转眼他们就已经在阿拉伯区内了,他们沿着锡安山坡下的伯利恒公路朝老城城墙驶去。

当他们驶上山头时,乌里开始发抖。“我在这里干什么?”他问自己。突然间整个局面似乎变得疯狂、不着边际。“我就是我,一个学生物的学生;我研究生命,而再过几分钟我就要去杀人。”他想。他感到车轮越转越快,他的前额渗出一片汗。“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他一遍又一遍问自己。

现在问这些问题已经为时过晚。在偷来的警车里没人说话。前方,透过挡风玻璃,乌里看见一个阿拉伯人设置的路障,100码外,就是他身边两颗炸弹的目标。他看见一个阿拉伯人举起手中的旗子示意停车。指挥员镇静地转向司机。“直接开过去。”他说。

哈梅赫·玛贾吉看了一眼他的手表。每年结婚纪念日,他和妻子都会去老城,礼节性地拜访住在那里的妻子年迈的阿姨,这一天他们缩短了拜访时间。在现在的形势下,还要自己准备晚饭,哈梅赫的妻子急着赶回家。他知道,三分钟内3路车就要停在雅法门。如果抓紧时间,他们正好赶得上这班车。他抓住妻子的手,牵着她快步穿行在狭窄的胡同里。他们几乎半跑着出了老城,奔向雅法门站的候车人群。

指挥员要司机停车,然后转身回头看着柯文。“点炸弹。”他说。

柯文伸进口袋,蒙了。他平时不吸烟,因为激动他忘记带点炸弹的火柴了。指挥员酷酷地站起来,走到车尾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包火柴递给柯文。柯文擦亮火柴,点燃导火索。然后打开警车后门,第一次看到他的目标。

一大片惊异的脸盯着他看。他脚下的导火索吱吱作响。柯文用了一秒钟时间向外看着这些人群,有“百十号人,一大群人,全都惊恐万状”,他们是一群赶夜班车的阿拉伯乘客,在雅法门站等候3路车。

“他们准是看见魔鬼了,”柯文想,“他们看见炸弹就在眼前,导火索燃烧着。”他弯下腰,用他当运动员的胳膊慢慢将炸弹滚到人行道上。炸弹撞击地面,导火索火星四溅。人群似乎因恐怖而麻痹了,先看看炸弹,又看看柯文,仿佛他是“噩梦中人”,柯文想,他们仿佛都“像电影里的人那样定格了”。

他伸出手去够车门,他和这群受惊的、即将被炸死的阿拉伯乘客之间,也不过是一伸手的距离。门关上了,就在他砰地关门时,柯文还能够看见他们迷惑不解的脸。

爆炸就在哈梅赫·玛贾吉和妻子赶上3路车的一瞬间发生了。冲击波把手拉手的他们猛地向后推去。玛贾吉挣扎着坐起来,几乎被周围的景象窒息了。偌大的广场上散布着尸体,尸体的碎片散落在人行道上,好像肉块一般。炸弹爆炸时,巴士边上的一家商店的老板正在关闭金属百叶窗。爆炸把他的身体活生生地顶到百叶窗的金属边缘上,样子就像奇形怪状的十字架。他转脸看到身边人行道上的妻子。她浑身是血,眼睛半张着。

“有东西砸到我了。”她嘟囔着,然后闭上了眼睛。

哈梅赫和她说着话,但是没有回答。他跪在她身边,抓住她无力的手,求她回答。毫无反应,甚至痉挛性的颤抖也停止了。哈梅赫·玛贾吉号叫着,跳起来求助,求救护车送她到医院去。

三小时以后,一位值班外科医生走出玛贾吉妻子推进去的手术室。“他看着我,”玛贾吉事后回忆,“我说不出话来,但是我知道他的眼睛要告诉我什么。”

哈梅赫·玛贾吉走进急症室,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妻子。他泪眼婆娑地看着这个曾带给他无数快乐的女人。他啜泣着,双手颤抖,弯下腰,从她手指上褪下那枚三圈围镶的金戒指。那天早上,他如此自豪地把这枚戒指作为结婚纪念礼物送给了妻子。他的后半辈子只能通过这枚戒指来怀念妻子了。 (1)


(1)  就在雅法门爆炸之后不久,在准备爆炸第二颗炸弹时,乌里·柯文偷来的装甲警车堵在了一个交通环岛上。柯文和他的同伙弃车,冒着英国人的火力,试图穿越马米拉赫公墓(Mamillah Cemetery),逃进周边一个犹太人居住区。三人被打死。一人逃走,死于数月后伊尔贡的另一次行动。乌里·柯文负了伤,被送进医院,伊尔贡把他从医院里救了出来。那次负伤让他从1948年1月7日夺走17条人命的悲剧性爆炸中留下了纪念——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两英寸。——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