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Chap.10
“巴伯·艾尔·瓦德峡谷,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每天睡觉都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醒来。我们不在乎子弹,而是你睡着之后的硝酸甘油炸弹。人们半夜醒来,躺在他们房屋碎片下面。你的父亲不得不在救护车里工作。每次我们听见敲门都极其害怕他们会来炸毁我们的房子。我们每天晚上6点之后就待在家里,关好所有门窗。

一位阿拉伯母亲给她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儿子写信,描绘了联合国投票分治以后两个月她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子。她的文字也许很好地概括了1948年1月这座城市中许多其他主妇同样的生存状况,不管她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写道:“耶路撒冷真的成了一座掩盖在恐惧帷幕后面的孤岛。除非有紧急情况,谁也不去耶路撒冷,或者离开他住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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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耶路撒冷,食品正在开始消失。牛奶、鸡蛋、肉和蔬菜供应短缺。大多数餐厅只在中午开门。“芬克”餐厅仍然是耶路撒冷报人和夜猫子的巢穴,但是它的菜点仅限一种面粉放得很多的汉堡包。麦克斯·黑塞(Max Hesse)打理的这家耶路撒冷最精致的餐厅之所以还能开下去,是因为他和多年来的阿拉伯原料供应商关系融洽。他们把麦克斯每天的订单送到一个中立的地方,那家烧成废墟的瑞克斯电影院,他的大厨再到那里去提货。

这是一个寒冬,大多数犹太家庭燃料极度短缺。对于城里的主妇而言,更为严重的是缺乏烹饪的煤油。她们中最优雅的主妇也开始随身提着桶或锡罐出门,以便遇到路过的拉煤油的驴车时能用上。

年初,几乎没有邮件投递;电报通信混乱不堪,国际电话要等数小时有时甚至数天;犹太律师拒绝出庭,因为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法院系统停摆;地区卫生署不再登记死亡、出生和传染病的人数。橄榄山的公墓现在犹太人去不了了。死去的人裹上被单,放在担架上,代之以运往桑赫德利亚墓地,那里曾是他们的祖先安葬一个更早的以色列士师的地方。

对于双方社团的成员而言,人身安全是每天关注的事情。然而,很少人能够像继续留在卡塔蒙的鲁斯·哈勒和查伊姆·哈勒夫妇(Ruth and Chaim Haller)那样过着毫无遮蔽的生活。他们通往房屋的唯一通道,是从花园开掘的一条通往后门的壕沟。晚上鲁斯守卫在一楼的窗口,紧紧拽着一个牛铃,一旦遇到险情,就用它唤醒楼上的哈加纳。可是,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学会了如何让他们的生活适应环境。一天晚上,正在他们准备参加一场音乐会时,哈加纳警告哈勒夫妇,他们打算在那天夜里用硝酸甘油炸药摧毁附近一家阿拉伯人的住房。这对夫妻争吵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窗户,好让爆炸不至于震碎他们的房子,就动身去听音乐会了。

然而,再也没有比一张白色的方形传单那样,更加能够表现出那年冬天耶路撒冷的压抑气氛了。就像一片凋零的树叶,这些白色的纸片开始点缀着犹太城市的城墙、电话亭和橱窗。它们是哈加纳、伊尔贡或者斯特恩帮贴在那里的。不论内容如何,上面都是用粗黑的字体写着同样的开头语:“我们一起肃立,缅怀我们的同志……”

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住在一座阿拉伯乡村包围的城市里,完全没有遭受其犹太邻居那样如同瘟疫般流行的食物和燃料短缺之苦。然而,他们人身安全的紧迫性丝毫不亚于犹太人。在他们一直跟踪分治辩论进展的堆满书籍的图书室里,安巴拉·哈利底和萨米·哈利底夫妇每晚继续读书和研究。尽管如此,安巴拉把椅子挪到窗前,以免外人看见她的丈夫。由于雨果·莱赫尔斯和马洛夫两位医生被害,对应职业的暗杀行动开始蔓延到学术圈,安巴拉担心一些犹太枪手也许会潜入花园杀死她的丈夫,替一位被谋杀的犹太教授复仇。

甚至她的孩子也受到耶路撒冷严峻形势的影响。看到她父亲已经要求警卫到他的阿拉伯学院来,长女苏拉法(Sulafa)想:“如今好日子算是过去了。”

犹太区的老百姓和哈加纳守卫人员的关系是天然亲近的,与犹太区不同的是,阿拉伯区的中产阶级和他们基本上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保护者之间,维持着一种不彻底的休战状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忠诚于哈吉·爱敏的军阀,但是每个区的军阀之间并不必然忠诚。他们相互争吵不休,向那些雇用他们守卫的市民敲诈保护费。除了他们的部队之外,还有来自叙利亚、外约旦和伊拉克的人马。他们表面上是来捍卫圣城的,实际上经常渴望抢掠它,就像渴望为它而战一样。在露天市场中发展出了一个销赃市场,专门处理他们在那些离家出走的阿拉伯和犹太房屋里找到的战利品。他们毫无训练、毫无纪律,对犹太人零星的狙击只知道用一阵狂乱的扫射予以回击,然后花上好几小时在露天市场搜索武器弹药,以补充前几个回合的浪费。

一位黎巴嫩外交部派驻该城的领事绝望地发现:“耶路撒冷陷于混乱无序之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之相比。各色军队在各种机构的监护下接踵而至。公共生活实际上陷于瘫痪。商店和市场一到中午就关闭。阿拉伯人各立山头,各自为政,互不相干。”

然而,城里还有一个地方远离了耶路撒冷的积怨和混乱——那是一座孤岛,一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依旧平安和谐地相处。那是政府办的精神病院。看到病人对于撕裂他们民族的斗争漠不关心的样子,杰奎琳·德·莱尼耶(Jacqueline de Reynier),一位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成员在日记里写道:“Vive les fous!(万岁,这些疯子!)”

* * *

“我们一定要让犹太人生活在地狱里。”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秘书发出的这个威胁,概括了1948年冬天城里的穆夫提游击队员的野心。虽然如此,英国在耶路撒冷仍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阿拉伯人和哈加纳实际上都做不到周密部署,占领或者守住敌人的阵地。于是双方就每晚派遣破坏小组,冲进对方地盘,努力争取他们白天在军事上无法得到的心理上的战果。

哈加纳热衷的策略,是派遣小股精干的突击队深入阿拉伯防线,从后面包抄怀疑隐藏着穆夫提枪手的村庄或者居民区。另一个小组在前方开枪,吸引阿拉伯人的注意,突击队就从后面突入。用一位年轻的哈加纳军官阿伯拉斯·塔米尔(Abbras Tamir)的话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进去,炸掉几间房子,杀掉几个人,然后就撤出。”

虽然在人员和武器方面处于劣势,但哈加纳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这些突袭更加成功,恐惧心理开始攫住城里的阿拉伯人。凡是负担得起另一个庇护所费用的上、中层阶级纷纷逃离,群龙无首造成了日后的严重后果。

在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老城北面的一个阿拉伯居住区,凯蒂·安东尼奥丝邀请所有的朋友赴宴,表示要离开。连续两次对她隔壁邻居的攻击令她感到实实在在的威胁,因为她的电话一直占线,这种威胁哈加纳无法用口头方式传递给她。而今,她家墙壁上弹痕累累,她的宾客在穿透破窗扑面而来的2月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坐在摇摇晃晃的桥牌桌旁,周围散落着打包的箱子,里面满是她多次用来举办豪华招待会的银器和水晶器皿。看着这些邻居,凯蒂在想:“这是多么悲哀啊。这间房子曾经听到过无数笑闹声,现在是它最后一场宴会,这氛围就好像滑铁卢前夜的布鲁塞尔一样。”

第二天上午她就离开了,她相信,许多其他人也相信,她的离开只是暂时的。她错了。凯蒂在一生中将只有一次,在数月以后的一次短暂停火期间再度进入这间房子。屋顶将布满弹孔,门窗荡然无存,客人们曾经跳舞的镶木地板因为烹饪而烧成木炭,布满了血污和屎尿。她将坐在柳条箱上大哭一场。她将不再回来。

在罗梅玛,一个紧挨着特拉维夫路的大型阿拉伯社区,遭到伊尔贡炸弹的反复攻击,那里的阿拉伯人在哈加纳的保护之下有组织地离开。在他们离开之前48小时,一小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站在道路两旁吵吵嚷嚷。在他们身后,拉上百叶窗的店铺里,是阿拉伯人无法随身带走的家具,他们正在结算租金,并且为店铺里的物品讨价还价。然后,有一天早上,阿拉伯人成群结队地离开了,社区新的犹太居民蜂拥而入。阿拉伯语的标志牌推倒了。新的标志牌在原地竖立起来,这一回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很快就有了一家新的犹太杂货店、一家新的犹太加油站、一家新的犹太咖啡馆。丢弃在他们咖啡馆前面的阿拉伯老人用的柳条工具去了旧家具商那里,他们的水烟筒进了古董店。不到三个星期,社区里面的几代阿拉伯居民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不见了。看上去,罗梅玛仿佛在建造之初就是犹太人的。

然而,为几幢破碎的房屋或孤悬的居民区而战,并不是1948年冬那几个星期里争夺耶路撒冷的关键。在别处,在犹底亚的山坡上,一个牧羊人赶着他的羊群,他用头巾裹着脸,一双黑色的眼睛正在向外扫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此人在山脊上游荡,思考着他面前的平地,细细研究每一片崎岖的山坡、每一丛杉树、每一座山岬。

不过,哈隆·本-贾兹(Haroun Ben-Jazzi)不是一个牧羊人。他脚边的牲畜是从一个村民那里借来掩护他的活动的。本-贾兹是赫威塔特(Howeitat)贝都因部落的谢赫,曾经与劳伦斯并肩作战的阿拉伯酋长阿布欧·塔亚(Abou Taya)的长表兄,他那被风吹伤的贝都因眼睛紧紧盯着的,是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黑色沥青公路。那才是该城生存的关键所在,为它而展开的争夺战如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当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做着手势,发誓说“我们将绞杀耶路撒冷”时,他就已经预见到了。混乱的、无组织的攻击,向犹太车辆强行征税,现在将被更为系统、计划周密的攻击所取代。阿卜杜勒·卡德尔亲自命令本-贾兹沿途考察从巴伯·艾尔·瓦德到阿拉伯村庄卡斯特尔的那段公路。本-贾兹和借来的在脚下吃草的羊群一起,从一座山峰跨过另一座山峰,默默地盯着犹太人的运输车辆蜿蜒驶上耶路撒冷,算计着沿途哪里可以凭借天然地形设伏,每个地点都是“一人顶一百人”。

阿卜杜勒·卡德尔最初计划是用一个半永久性的路障截断犹太人的交通,只要派遣相对少的圣战斗士守住路障即可。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有两个理由:第一,他认识到英国人将被迫破坏这个路障;第二,阿卜杜勒·卡德尔想要把公路沿途的村民吸引到他的战斗中来。因此他决定攻击每一辆过往的运输车,就许诺凡是帮助攻击的村民事后可以瓜分战利品。他深谙自己民族的心态,每一次成功的攻击和瓜分都会使更多数量的村庄战士参加战斗。这些人数的增加会不断增强战斗力,以应对日益增长的运输车队的规模。

利用本-贾兹提供的情报,阿卜杜勒·卡德尔打响了他的战役。他亲自领导了第一次重大的攻击。他的头巾在身后飘扬,他身先士卒地冲向路过的运输车辆,他随着阿拉伯人战斗时特有的呼喊的节奏挥动步枪。起初毫无章法地攻击,现在有了周密的计划。阿卜杜勒·卡德尔的人,一队驻扎在巴伯·艾尔·瓦德山脚下,等到运输车辆经过后快速冲出,设置路障,阻断它的退路;前面,另一队人马毫不迟疑地设置另一个障碍把它逼停。正如阿卜杜勒·卡德尔所预计的那样,俘获了一辆运输车的消息、交火枪声,吸引了数百名村民尖叫着跑到事发地点。当他的游击队员在设置路障的时候,村民们觉察到前面的战利品,朝着运输车辆蜂拥而上。

阿卜杜勒·卡德尔很快就开发出了一个相当有效的情报系统。他在伏击犹太运输车的主要集结点胡尔达(Hulda)村安装了无线设备。一个饱经风霜的牧羊人、一个脸上脏兮兮的小男孩、一个穿黑袍的妇女组成了一个轮班的警卫小组,专门观察犹太人的动向,弄清楚每个发出的车队的大小、长度和货物后,就飞奔到无线装置旁通报消息。这一信息无线传输到阿卜杜勒·卡德尔总部,再通过一台隐蔽在耶路撒冷公路上方的小型交换机——位于几十个岩洞中的其中一个里面——转发给本-贾兹。

他的攻击行动几乎没有引起英国人的关注。英军觉得,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公路和他们主要的撤军路线,北接海法、南下苏伊士运河相比无足轻重。位于耶路撒冷的一个中队的近卫骑兵旅装甲车,每天两辆一组在公路上巡逻。巡逻车被称作“天鹅”。“早上轰隆隆开下去,再轰隆隆开回去,”中队司令回忆道,“太阳落山前再干一次。”在英军司令眼里,只要这些巡逻车安全通过,就够得上一条开放公路了。阿卜杜勒·卡德尔的人小心翼翼,尽可能少地干预它们。

在犹太人看来,每一支到耶路撒冷去的车队都要经历一次考验,经历一场残酷的、绝望的斗争,才能让更多货物闯过阿卜杜勒·卡德尔越来越有效的埋伏圈。在大卫城里,十万犹太人的生存,就完全依靠哈加纳是否有能力每天让30辆卡车的车队强行通过巴伯·艾尔·瓦德峡谷,抵达耶路撒冷。可是随着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在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攻击下,平均每天通过的车辆逐渐减少。

随着可怕的冬季的数周过去,犹太人耶路撒冷的生活就交付在帕尔马赫一些男孩女孩的手上了。他们被称作“福尔曼的人”,因为所有的命令都来自一个虚构的耶路撒冷犹太代办处16号房间的福尔曼先生,他们是车队固定的护车队员。他们开着薄薄的自制装甲车上路,每一个车队配六辆这样的装甲车,他们在制服上自豪地绣上长着一对翅膀的装甲“三明治”。他们还都是些像耶胡达·拉什(Yuhuda Lash)这样的孩子。每天早上4点离开家门前母亲为他做早饭,而他则每天冒着生命危险面对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埋伏,这正是这个冬天诸多悖论中的一个。他总是记得母亲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陪他走到门口,“眼里充满焦虑”。他是护送队的指挥员,刚刚20岁出头。

返程的道路更为艰难。装满了多包面粉、糖、米、封好的弹药,负重的卡车动力不足,在公路上爬行。从巴伯·艾尔·瓦德到耶路撒冷16英里路平均要花费三个小时。哈加纳用装备推土机铲刀的卡车摧毁沿途路障。阿拉伯人在路障和路肩上埋下地雷,被围堵的卡车无法脱身。他们从高处往犹太人装甲车薄薄的、没有任何保护的车顶扔火把。

另一个年轻的帕尔马赫队员吕便·塔米尔(Reuven Tamir)曾经做过这样一次旅行,他回忆他们坐在车上时的情景:“总是唱着歌驶向巴伯·艾尔·瓦德,突然间歌声停了下来,沉默压倒了一切。那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唯一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发动机。”

塔米尔在护送车队到巴伯·艾尔·瓦德时,就曾遭遇一次埋伏。透过装甲车的缝隙,他看见阿拉伯人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向他们打着手势,用希伯来语激他们从车里出来。在他们后面,两辆车已经着火,攻击它们的阿拉伯人围着它们,在火焰旁跳着一种狂乱的、欢快的战争之舞。其中一辆车装满了鸡蛋,从车的两边流淌出蛋黄,在热火中炙烤着,噼啪作响。不到半小时,塔米尔的弹药用尽,几英尺外的阿拉伯人向他们丢手榴弹。突然间,塔米尔意识到,他“甚至连一颗自杀的子弹也没有了”。然而,那天英国人及时干预,救下了塔米尔和他护送的车队。

这种干预少而又少。几个星期过去,巴伯·艾尔·瓦德的这段公路便散布着烧毁的车辆。这些车辆被莫洛托夫的燃烧瓶烧毁,被地雷炸成几段,每一个可以拆走的零部件都被拆走,只剩下光秃秃的金属骨架,它们一再提醒哈加纳为耶路撒冷的供应所付出的代价。对于福尔曼的这些孩子而言,他们每天两次穿过这些逐渐增加的行列,每一个焦黑的残骸都是他们某个朋友的一座纪念碑,他们年轻的生命就在巴伯·艾尔·瓦德的山谷里面终结。

“道路的两旁,我们死去的人层层叠叠。”一个福尔曼的诗人写道。

钢铁的骷髅如我友安息。
巴伯·艾尔·瓦德峡谷啊!
请永远记住我们的名字。
巴伯·艾尔·瓦德峡谷,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 * *

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的目标唾手可得。耶路撒冷正在被慢慢绞杀。对于城里的犹太人而言,不得不忍受围城的前景,正在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年,这座被认为是人类和平象征的城市,转而要面对食品短缺、定量供应和灯火管制这些在欧洲已经被遗忘的、令市民备受煎熬的事情。为了要让耶路撒冷及其市民摆脱这些痛苦,犹太代办处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法律顾问、一位沉默寡言的律师,他的名字叫多弗·约瑟夫(Dov Joseph)。

这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在蒙特利尔的童年时期,约瑟夫就决心为耶路撒冷献身。在加拿大漫长的冬日里,当邻居家的小孩都在玩耍的时候,他每天下午花四小时,上希伯来学校,他幼小的眼睛始终盯着教室的中心点,一幅犹太王国时期的所罗门圣殿图。他在1919年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时,还戴着犹太军团中士的太阳帽,穿着衬衫式的夹克。在他少年时代那个阴沉的冬天,第一次看见眼前那幢建筑遗存的石头,约瑟夫就感觉到一种“压倒一切的情感”,浑身开始颤抖。两年以后,他和第一个从北美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女子一起,永远回到了耶路撒冷,两人结婚了。他性格急躁,目标坚定。他不是一个纵容自己缺点的人,在未来的痛苦日子里,他也毫不纵容他的犹太同胞的缺点。

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清点城里所有仓库里的食物储备情况。然后,所有用卡车运进耶路撒冷的食品,都在他的监管下,储藏在他能找到的最为安全的仓库里。

约瑟夫和两位营养专家一起,计算出耶路撒冷一天、一周和一个月所需食物的最小量。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完成一项最残忍的任务,秘密印刷卡片,好让在紧急状态下该城市的居民能够得到由他们分配的最小量的食品。

然而,甚至还有比被围困的耶路撒冷遭遇饥荒更加危险的,那就是致命的干渴。该城90%的水来自西面60英里的拉斯·艾尔·艾因(Ras el Ain)。在阿拉伯区和巴伯·艾尔·瓦德两岸的山坡上,那些18英寸的输水管和4个泵站,是把水提升到3000英尺高的耶路撒冷必不可少的设施。甚至从最古老的所罗门王池流入该城的另一个补充性水源,也位于阿拉伯控制的地盘。一旦英国人离开,阿拉伯人不费一枪一弹,只要剥夺其最重要的资源——水,就可使犹太人的耶路撒冷瘫痪,迫其投降,而这只要一捆炸药棒就可以做到。

对于约瑟夫而言,幸运的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最早制定法规,在城里每一个新建居民区都要建造一座蓄水池。他在12月已经秘密考察过这些蓄水池。现在约瑟夫把它们全部征用过来。他命令兹维·莱博维茨(Zvi Leibowitz),一个德国出生的水务专家,悄悄将流入的自来水截流进其中一部分蓄水池,注满之后就封闭、加锁。约瑟夫确信,一旦阿拉伯人切断水源,这些蓄水池是维系这个城市命脉的唯一希望。

唯一的电厂对于耶路撒冷犹太人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消耗了这里输出的90%的电能。电厂位于该城南部的一个无人区,每天需要30吨燃料确保柴油发电机运转。在哈加纳寻找机会夺取电厂的同时,约瑟夫命令电厂经理亚历山大·辛格(Alexander Singer)着手建造一个应急燃料补给仓库。

最后,由于阿拉伯人可能将该城位于斯科普斯山上的重要医疗设施,与耶路撒冷其余部分切割开来,约瑟夫在城里的犹太人居住区准备了一系列急救手术室和诊所,甚至还开了一家血库供血。

然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没有能够像2月初约瑟夫独自做出的一个决定那样,让这位顽强不屈的加拿大律师感到更加苦恼的了。随着阿拉伯攻击公路的频率一天高过一天,约瑟夫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是否要将耶路撒冷的妇女儿童在他们还能逃离的时候撤往沿滨海地区?这样做是有足够理由的,妇女儿童的撤退可以极大缓解用水和食物的紧张。不让他们离开的决定,是约瑟夫自己做出来的。他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他有理由认为,如果耶路撒冷的男人知道他们的家和家人就在他们身后,孤立无援,那么他们的斗志就会大为提升。这些男人不会对万一城市失守后他们家人的命运抱有任何幻想。他深知一旦耶路撒冷失陷他将要承担的道德压力,在未来的数月里,这个决定带来的痛苦折磨将一直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但是,正如数年以后他回想起这个决定的时候所言:“我们不喜欢一帆风顺。”

远在6000英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有一群人也在为耶路撒冷的问题斗争。他们在联合国委员会办公室标准的沉闷氛围里工作着,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就像挂历那样平庸无奇。就在多弗·约瑟夫思考是否要撤走妇女和儿童之际,联合国的耶路撒冷工作委员会却在为这样一个事实苦恼,如果耶路撒冷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国家机构的正式节日都要予以尊重的话,那么,他们规划中的这个小小的国际城市的节日将超出挂历上的天数。

他们全神贯注的工作表明,联合国为一个国际化的耶路撒冷的规划已经进入到细节阶段。六个星期以来,就在该市状况每天都在恶化之际,联合国耶路撒冷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却在逐段逐段争论着法律章程,他们要靠它下令世界上首个国际城市的降生。他们扩大了它的范围,把伯利恒和三个阿拉伯社区也包括进来,好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持平。它将分为三个自治市镇,一个阿拉伯人的,一个犹太人的,还有一个,即整个耶路撒冷中心古老城墙范围内的区域,则是全世界的。它将是非军事化的,由一名联合国任命的行政长官在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的帮助下运行。有一个法院机构履行司法程序,其复杂性足以让耶路撒冷最精于抽象思维的神学家为之目眩。委员会甚至还深思熟虑地为它提供了一面国旗,联合国旗加上耶路撒冷的封印,以及一个用于规定其属于全世界这一法律地位的拉丁术语——corpus separatum(单独实体)。

阿拉伯人仍然坚决反对该城国际化,就像他们拒绝分治计划的宣言一样,将其称为非法。“耶路撒冷的人民不是神圣的人民,不能因为该城的神圣而遭受惩罚。”他们的领导人对联合国如是说。

然而,犹太人的立场转变了。起初反对国际化的犹太代办处,现在积极为实现国际化而战。随着阿拉伯人对该城的围困日益加剧,国际化似乎是确保城里犹太人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的唯一途径。犹太代办处现在寻求那些强烈要求其国际化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将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后果付诸实施。如果基督教的西方想要耶路撒冷,就必须为之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他们要派人维持其和平,尤其是要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

代办处的代表们在一个又一个领事馆跑动,请求派人组建这支警察部队。他们一无所获。最后,在美国领事馆的一个秘密会议中,绝望中的代办处领导人要求迅速派遣一支5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组建警察部队的最佳途径。他们的建议只会在华盛顿引起恐慌。就算杜鲁门政府再同情犹太人的事业,也不想在选举年把美国军队派往国外。

不过,犹太领导人最感焦虑的,仍然是实际占领着这片土地的列强所采取的巴勒斯坦政策。英国警察在商业中心被焚期间的偏袒行为,被证明并非暂时现象。相反,在愤怒的犹太人民看来,英国当局个人层面的反犹和政策层面的亲阿现象似乎有增无减。 (1)

犹太人的猜疑不无理由。在分治以后的两个月里,50名哈加纳男女仅因携带武器而在耶路撒冷被捕入狱。与此同时,正如黎巴嫩领事所注意到的,阿拉伯武装人员在全城到处游荡,英国当局却袖手旁观。刑事调查处的理查德·卡特林(Richard Catling)以亲身经历对英国人的政策做了这样的概括:“我们才不在乎阿拉伯人胸前别着手榴弹,肩上挂着子弹,到处行走,只要他们不烦我们就行。”

当巴勒斯坦政府中央安全委员会向耶路撒冷的地区高级专员抱怨“耶路撒冷公共区域武装的叙利亚人和其他国家人员的聚集正变得越来越自由”时,地区高级专员被告知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警告阿拉伯人的领袖“要他们的武装人员尽可能不要封堵道路”。

英国严格禁止武器输入巴勒斯坦,理由是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负有同样的责任。可是,在1月9日,英国和伊拉克签订了一份大额武器协议,此买卖还伴随有一个秘密附件,授权其使用这些武器,“以便执行伊拉克对阿拉伯国家联盟所应承担的责任”。谁也不怀疑这些责任就是承担对巴勒斯坦的责任。

就在英国皇家海军在巴勒斯坦海域一丝不苟地执行巡逻,阻止非法移民船只可能携带战争年代的补给输入国内供应哈加纳时,英国陆军却对成百上千的阿拉伯游击队渗入该国视而不见。英国在联合国和巴勒斯坦的发言人坚决否认知道任何这类渗透。犹太代办处心知肚明,英国人这是在扯谎。哈加纳偷出来的英国每周军情要报显示,英国人不仅知道这种渗透正在发生,而且他们还知道日期、时间和地点,以及每一次渗透的大致规模。

在这种立场背后有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外交部、恩斯特·贝文及其阿拉伯专家的小集团,并没有放弃分治并非不可避免的想法。如果分治证明是不可行的,那么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又回到了贝文更加喜欢的跑道上来了。再也没有什么比阿拉伯人严重的军事对抗可以确证分治之根本不可行。源源不断流入外交部的报告恰恰预示着这一最终结果。

这些报告许多都出自英国中东资深情报官员C.K.克莱顿(C. K. Clayton)准将之手。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论,作为一名劳伦斯时代保守、傲慢的遗老,克莱顿总是“心不在焉,以至于上班都可能忘记穿裤子”,这种精神状态并不完全适宜于做情报员。虽然如此,克莱顿当道多年,在诸多急件下方有他的签名,无异于套上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光环。毕竟,每一次在阿拉伯世界召开的重要会议,他肥胖的身形都会隐姓埋名地游荡在会场周围。从他在这些会议上收集来的点滴材料形成他发回急件的素材,在1948年冬,它们告诉贝文及其随从想要听到的东西:阿拉伯人正在走向和犹太人的战争,而且他们将赢得这场战争。 (2)

随着这种景象在中东时隐时现,外交部就更加下定决心不去推动分治了。此外,对于阿拉伯人制订的军事规划,外交部认为并不会损害英国未来的阿拉伯政策以及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友谊。

然而,对于遭受挫折的犹太人而言,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真正意图,是要把一个预言付诸实施。一个冬天的早上,英国政府驻巴勒斯坦的首席秘书亨利·古尔内爵士在美国总领事馆说出了这个预言。古尔内平静地望着他的美国主人宣称,讨论联合国在巴勒斯坦的作用无疑是在浪费时间。

“等到联合国到那儿的时候,”古尔内预言,“巴勒斯坦早就化作一缕轻烟了。”


(1)  当然也有例外。犹太代办处为组建耶路撒冷警察部队而游说时,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盟友:英国高级专员阿兰·康宁汉爵士。康宁汉虽然对维持巴勒斯坦其他地方的和平已经不抱希望,但他希望至少能够拯救耶路撒冷。那年冬天,他写信给所有他还记得起来的大主教,敦促他们施加压力,以组建一支3000人的警察部队。他的游说也和犹太代办处一样未获成功。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回应是给《泰晤士报》写了封信,这位高级专员恼怒地发现,这封信“完全王顾左右而言他”。纽约枢机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Cardinal Spellman)甚至连信都没回。然而,康宁汉对耶路撒冷的依恋,导致他做出一个证明对该城犹太人的希望至关重要的决定。到1月底,他感受到来自军方的巨大压力,要求将城里的全部军队撤退至海法港,继续行使委任统治直至该统治终结。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威胁如果伦敦逼迫他这样做,他就辞职。鉴于犹太人当时的准备状况,他若接受军方提议,或许会导致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原注

(2)  和许多在中东的英国军事人员一样,克莱顿倾向于过高评价阿拉伯人而贬低犹太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错误。毕竟英国训练了主要的阿拉伯军队,怎能指望作为教官的他们自我贬低他们的教育成果呢。——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