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Chap.11
果尔达·梅厄的25个“司提反”

卡车穿过冬季漆黑的夜晚,在草地边停了下来。五个带着木板和绳圈的人跳下车,在黑夜中警觉地前进。有一个人打着手电,光柱停留在两个巨大的金属物体上面。在它们后面的门上有一块金属铭牌,透露出了这些黑暗中的人的所属机构——耶路撒冷七连灯台俱乐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太军团服役士兵的聚会场所。它们是那场战争的纪念物,30年来一直被安放在俱乐部的草地上,展示着英国战胜奥斯曼帝国的骄傲。现在,以利亚胡·肖兹维尔(Eliahu Sochaczever),哈加纳的一位波兰工程师前来认领这些纪念品,用以开展一场新的战斗。七连灯台俱乐部缴获的两门土耳其人的加农炮经过拆卸、分割,将用来制作耶路撒冷哈加纳首门大炮的炮筒。

哈加纳不得不深更半夜把它们从安放处偷过来——任何人都可以把当作“大炮”使用的器械称为“大炮”——这个事实充分表明,哈加纳极度缺乏重武器。对重武器的需求如此迫切,以至于耶路撒冷的大拉比特许肖兹维尔秘密工厂的工人可以在安息日开工,将这些土耳其人的加农炮改造成手工迫击炮。他们用其发明者、来自西伯利亚的农艺家大卫·莱波维奇(David Leibovitch)的名字将它们命名为大卫炮(Davidka),这些迫击炮成为1948年整个冬季哈加纳武器库中仅有的重武器。它们发射用水管制作的填装炸药、钉子和金属碎屑的炮弹。它们的射程和精确度,据一个哈加纳的人说,“和大卫的机弦差不多”。除了它们确实存在之外,大卫炮还有一个优势,它的声音巨大得难以置信,令人无不闻风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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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冬天,在草草改装成临时工厂的车库里、密闭的阁楼里、公寓里,其他犹太人也在不辞辛劳地制作、组装武器,保卫他们的城市。犹太社团可以号召一些世界上的顶级科学家为这项事业服务,例如约珥·拉卡赫(Joel Racah)和亚伦·卡洽斯基(Aaron Kachalski),都放弃了他们对核物理学和分子化学秘密的探索,投入更加基础性的工作。在利哈维亚的一间公寓里,这两位了解事物最复杂秘密的大师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大卫炮研发一种更具威力的弹药。在附近,两位希伯来大学的化学系和物理系学生,约拿单·阿德勒(Jonathan Adler)和阿弗纳尔·特里宁(Avner Treinin)制造手工手榴弹和诡雷装置,用于对付该城的阿拉伯区。为了给手榴弹开发一种引信,阿德勒利用另一个秘密组织爱尔兰共和军的手册作为教材。在米亚·夏林姆的正统犹太教聚居区一间有着橡胶墙板的房间里,一个名叫伊曼努尔的聋哑学生在研发一种用水银制造的致命烈性炸药,用于阿德勒的手榴弹。

哈加纳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努力是在沿海平原展开的,那里的安全更有保障。这些工作是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约瑟夫·阿维达尔(Joseph Avidar)——乌克兰的磨坊主之子,19岁移民巴勒斯坦——的监督下进行的。用哈伊姆·斯拉文尼从美国买来的机器,以及从苏纳伯恩研究所得到的技术指导,阿维达尔开了一家占地面积达1000平方英尺的兵工厂。它隐蔽在特拉维夫以北的玛甘·米歇尔(Maggan Michael)基布兹内,基布兹本身就是为掩护兵工厂而匆匆建立起来的。兵工厂的入口隐藏在洗衣房里,基布兹的成员利用洗衣房替英军洗制服贴补收入。电线接到了社区面包店的烤炉间,以此掩饰其额外的电耗。面包房的烟囱便是底下工厂的通风口。

阿维达尔遭遇的最大难题是要为他想要制造的9毫米子弹找到弹壳。他使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计策——从英国化妆品公司进口数百万支唇膏,解决了这个难题。到1948年7月,他那小小的地下工厂已经生产了300万发子弹。

在哈德拉(Hadera)郊外,阿维达尔还领导着另一家工场,专门制造小型迫击炮弹。在一间海法橘园的柳条屋掩护下,5000颗手榴弹完成了组装。忙碌的阿维达尔指挥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装“三明治”装甲车,哈加纳就是靠它们来确保其第二故乡耶路撒冷道路的通畅。保护这些汽车的“装甲”,是在50毫米木板外包上两块4毫米厚的钢板制成的“三明治”。阿维达尔一直被一群发明家包围着,要提供给他更好的轻质塑料板。他向每一个人提出一种快速测试其发明是否有效的办法。要他们把塑料板放在胸前,他站在25码外用左轮枪朝他们射击。他从未找到比他的重型“三明治”更好的装甲板。

在特拉维夫、海法,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哈加纳还从敌人手中购买武器以充实他们的弹药库。阿拉伯人把一些步枪和弹药藏在卡车里的胡萝卜和花椰菜下面,卖给亚美尼亚中间商,最后转手到哈加纳手里。在耶路撒冷的英国人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武器来源。1月底,两名英国军士给哈加纳送去了一卡车炸药和弹药,除了一杯白兰地和一次充满感激之情的握手,其他什么也不要。另一个军士把他的装甲车卖给哈加纳,连同装在炮塔里面的炮弹、汽油和小型武器,要价1000巴勒斯坦镑。

一些针对英军军火库精心策划的攻击亦填补了这些需求。受到他们第一次购买装甲车的启发,耶路撒冷哈加纳派遣小组人员装扮成英军士兵进入贝文格莱德安全区。他们开出来一辆崭新的戴姆勒装甲车。就像“荷兰飞人”一样,这辆车神出鬼没,最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竟相信哈加纳拥有一个装甲车队。

英国人也为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提供了极好的武器来源。一个英国中士为了1000镑,在为团里的弹药库站岗时,面对阿拉伯人的行动视而不见。两个警察在上贝加的烟草行前逗留时,以同样的价格卖掉了他们的装甲车。在城外偏僻的公路上,经常安排英国卡车“遭劫”,换几镑钱。妓女有时分散弹药库看守人的注意力,而哈吉·爱敏的人就自己动手,从他眼皮底下扛走几箱弹药。那些弹药库里的阿拉伯劳工耐心地将小型武器和多余的零件偷偷带出去。

只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社团不具备和犹太社团那样为哈加纳提供无数杰出的科学家相媲美的智力资源。阿拉伯人并非没有武器专家。一份英国情报表明,1948年冬,耶路撒冷来了25个南斯拉夫穆斯林,他们是国防军的退伍老兵。该报告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城里的守卫者制造地雷和炸药。

尤其是阿拉伯人的优势是漫长的、人烟稀少的边境线,走私武器相当容易。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就曾这样运送过一批货物。当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打开这批货时,愤怒得无以言表。沙特给他送去了一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用来征服阿拉伯沙漠的老掉牙的步枪。阿卜杜勒·卡德尔用膝盖一条一条地把它们折断。

1948年初,阿拉伯人武器的本地来源主要在埃及西部沙漠战场。即使在那里,让他们无数其他努力付诸东流的内部纷争也在发生作用。埃及人、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人、贪得无厌的武器贩子,为了沙漠中的收获争吵不休,和在沙漠中寻找武器的贝都因人争相哄抬价格,互相抢掠对方购买的物品。沿着几代印度大麻走私者曾经走过的沙漠道路,经过贝都因人的骆驼车、装水果和蔬菜的卡车、轿车尾箱的转运,那里的大量武器在耶路撒冷的露天市场上公开叫卖。1948年冬,因需求量甚大,以至于武器的价格彻底和价值脱钩。到了仲冬时节,一支单发毛瑟枪要卖100镑,四倍于以户·阿弗里尔和阿卜杜勒-阿齐兹·科里纳在捷克斯洛伐克武器天堂里购得的全新毛瑟枪的价格。

* * *

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牢牢矗立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巴格达—开罗轴心上,乃是这样一个震中地区:自古以来爆发的各种动荡都会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从沙漠中拔地而起的大马士革是一个绿色的奇迹,激发起人们极大的敬畏,以至于有这样一个传说,先知穆罕默德在城门前转身离去,称“一个人不能两次进入天堂”。从倭马亚哈里发的屡次征服,到大数的扫罗在一条叫直街的路上皈依基督教,再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三千年的历史就这样书写在它的城墙上。于是在1948年冬季,大马士革自然也就成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发动援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征讨的焦点,成为由商人、雇佣兵和慷慨激昂的志愿者组成的奇特迁移队伍的集结地。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独立国家的首都,大马士革为集结、装备和训练志愿人员提供了完美无缺的庇护所,为他们潜入巴勒斯坦提供基地,为一旦英国人离开阿拉伯人就采取的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指挥部。

半明半暗、遍地迷宫的大马士革露天市场里,隐蔽着中东最繁荣的武器市场。战前的法式步枪、英式司登冲锋枪、德国国防军的毛瑟枪,甚至美式的巴祖卡火箭筒也在那里售卖。来自六支不同军队的旧制服,不加区分地堆在一卷卷该市场闻名的织锦缎边上。

尤其重要的是,大马士革乃阿拉伯世界各敌对派别争夺领导权的舞台。在市郊,距离伊斯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萨拉丁低调的陵墓不远,另一个将军在旧法国军营里设置了指挥部。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召开的12月会议上,任命了52岁的伊拉克人伊斯梅尔·萨夫瓦特·帕夏(Ismail Safwat Pasha)为最高指挥官,统率一切干涉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军队:哈吉·爱敏·侯赛尼的圣战斗士、阿拉伯国家联盟组建并武装的志愿性的解放军(Liberation Army),还有各阿拉伯国家的正规部队,如果他们最终参战的话。萨夫瓦特·帕夏很快就发现,事实上,在这个互相冲突的政治利益和雄心勃勃的男人麇集的地方,他的指挥权只对少数组成其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有效。

像许多和他同样的政治家一样,萨夫瓦特·帕夏精通虚伪夸张的言辞,拒绝面对现实,他将两者融会贯通。他向部队承诺“将胜利进军到特拉维夫”。当一群巴勒斯坦人抱怨他们缺乏武器攻击通过的犹太车队时,他咆哮道:“朝他们的装甲车扔石头,干掉它们!”他精干而年轻的作战长官,一位名叫瓦斯夫·泰尔(Wasfi Tell)的约旦人、英军退伍老兵,提醒他,他的胜利进军特拉维夫可能“因为我们部队的可悲状态”而成为一场悲剧,萨夫瓦特只采取了一项预防措施。他要泰尔不要把报告送达任何阿拉伯领导人,悄悄地向他的年轻助手说:“如果某些阿拉伯政府读到这份报告,就不会把他们的军队送去巴勒斯坦冒险了。”

成箱的报纸和文件充斥于办公室,除此以外,萨夫瓦特的指挥部一切的供应都极其短缺。椅子、桌子、电话都不够用。当时指挥部和战场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信。一群叙利亚和伊拉克军官蜂拥在大楼周围,显然熟悉政治阴谋胜过战争科学。资金、命令、职级、战区、武器和物资的分配都可以成为讨价还价的对象,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城市的露天市场。

在指挥部废话说尽后,官员们便移师到大马士革政治生活的另一极:东方皇宫酒店的沙龙。半个世纪的阴谋,都是在该酒店客厅破旧的天鹅绒安乐椅和沙发上策划出来的。在1948年的那个冬天,东方皇宫酒店仍然忠实于其阴谋狂舞的过去。一种显而易见的不祥之兆环绕着酒店,一群保镖盯着每一个进进出出的神秘人物。一群群人在角落里十分投入地窃窃私语,然后突然止住话语,看着门口出现的某个人物。穿过急忙打开又关闭的门,另一群人闪身进入紧邻沙龙的房间,房间桌子上堆满了咖啡杯和地图。坐在吧台椅子上的西方列强情报员观察着发生的这一切,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却骗不了任何人。

2月初,一个有着特殊标记的顾客到来,标志着大马士革和东方宫殿酒店在巴勒斯坦事务中的重要性。哈吉·爱敏·侯赛尼与他的高级助手包下了酒店的一整层楼面。在一派在他看来再自然不过的阴谋气氛里,哈吉·爱敏开始沿着走廊潜行,他的行动总有六七个贴身保镖掩护。他的大袍一阵不易察觉的摆动,暴露出他里面还穿着另一件衣服——那是一件防弹背心,是不久前成为他保护人的阿道夫·希特勒送给他的私人礼物。

哈吉·爱敏穿上防弹背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大马士革有许多对他恨之入骨的敌人。他毫不掩饰要把巴勒斯坦变成其个人封地的野心,他为了攫取权力推动的暗杀浪潮,他的毫不妥协、对敌人的残酷无情,使他在阿拉伯兄弟中没有几个真正朋友。英国在安曼知识渊博的特派代表阿列克·科克布瑞德爵士这样评论说:“他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红桃王后。他极大地激发起了巴勒斯坦极端主义的情绪,以至于他不得不加快它的运行速度,使之变得越来越极端,好叫自己停留在原地。”

自12月在开罗召开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以来,哈吉·爱敏就坚持认为,联盟募集的武器和金钱应由他的组织来支配。他到大马士革要做两件事:第一,他想将他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变成巴勒斯坦临时政府,与犹太代办处分庭抗礼;第二,他想阻挠在开罗制订的计划,即组建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解放军。这项计划拟在叙利亚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招募兵员,组成军队,在英国退出巴勒斯坦之前展开游击战争。如果不能阻止它的诞生,哈吉·爱敏至少希望它的指挥官由他的忠实军官之一担任。

他几乎无功而返。萨夫瓦特·帕夏指控他挪用资金、窃取武器、乱搞裙带关系,在任命军官时以政治忠诚代替军事技能。他在一次会议上怒吼着指出:穆夫提的组织正在吞噬武器和金钱去支持海法的2000人,而城里的战斗人员还不到200人。

他的阿拉伯同胞的政治领袖意识到,由于纳粹大屠杀的缘故,世界舆论压倒性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只要巴勒斯坦人接受希特勒的合作者领导,他们的事业就得不到任何同情。英国人和哈吉·爱敏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中的政敌,都不想让不值得信任的哈吉·爱敏实力大增。此外,英国希望将巴勒斯坦问题从哈吉·爱敏毫不妥协的手中转移到更加负责任的阿拉伯政府的诸大臣手中,可能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找到一些办法。英国人让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秘书长阿扎姆·帕夏和叙利亚的总理贾米尔·马尔丹姆逐渐明白,如果解放军受到穆夫提控制,他们就会起来反对它,否则,对于它的行动将准备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

面对一大批反对者,哈吉·爱敏的计划遇到了麻烦。阿卜杜拉国王坚持认为,他不想在巴勒斯坦出现一个由穆夫提主导的政府,更进一步打破了穆夫提的如意算盘。解放军大局已定,势不可当。因其重要性增强,解放军首先需要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资金和武器支援。在叙利亚总统舒克里·阿尔-库阿特利(Shukri al Kuwatli)的主持下,经过一番怒气冲冲的争论,这支军队负责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全部行动。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控制耶路撒冷地区,另一位忠实的穆夫提则负责治理雅法附近的乡村。但是,哈吉·爱敏的阿拉伯同胞对解放军指挥官的选择,令住在大马士革的他大失所望。

法乌兹·艾尔·考克基(Fawzi el Kaukji)脸上伤痕累累、脖子粗壮,随意修剪的红色头发更像一个普鲁士中士而不是阿拉伯酋长。他口风甚紧、沉默寡言。在众多令其制服光彩熠熠的饰品中,他最推崇的是一只黑色的金属十字架——在他看来,那是一名真正战士的唯一标志。30年前,在另一场巴勒斯坦战役中,他作为陆军中尉在奥斯曼军队中和普鲁士将军奥托·冯·克莱斯(Otto von Kreiss)并肩作战,打击英国人,荣获二级铁十字勋章。从那时起,他成了一切德国货的铁杆粉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娶了一个在柏林相遇的德国女孩后,他这种情感就更加坚定了。

考克基曾在伊拉克负伤,在德国首都疗养期间,他成为战时帝国夜总会的常客。有一天晚上,在卡巴莱舞会上,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年轻的艳惊四座的金发女孩身上。为了赢得她的注意,这个优雅的东方人为她的餐桌要了两份在纳粹首都也极其稀罕的物品:一瓶凯歌香槟和一包骆驼牌香烟。从那天晚上起,这位漂亮的德国女孩和比她大30岁的55岁阿拉伯冒险家成了一对不离不弃的夫妇。

考克基出生在黎巴嫩北部,曾在土耳其军队中当一名小兵。奥斯曼帝国开始分崩离析,他就替英国人刺探土耳其人的情报。然后,他为英国人刺探法国人的情报,为法国人刺探英国人的情报,为德国人刺探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情报,屡试不爽。在1936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反英起义期间,他的军旅生涯达到高峰。他经常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赢得了阿拉伯人的崇敬和哈吉·爱敏·侯赛尼的赞扬。然而,他的广受欢迎并不完全符合穆夫提的胃口,于是奉调带着武器和金钱去伊拉克发动起义。穆夫提的助手后来声称,他没有发动起义,而是“独吞了武器、金钱,还有起义”。

穆夫提认为助手的奴性和忠诚胜于一切,在这两种期待上,考克基都没有能够满足他。因此,当这两个人在战时柏林再次相遇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冷淡的,并且很快就恶化为深深的互相厌恶。在失败的混乱中,考克基设法潜入法国,逃到埃及。在那里,他宣布他“愿意听从阿拉伯人民的摆布,如果他们号召我再次拿起武器的话”。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以其军事领袖的能力,以其能与他的敌人哈吉·爱敏·侯赛尼相抗衡的价值,任命他为解放军司令。别忘了,即使他的生涯激发起传说,他也没能在他的阿拉伯同胞的领导人中激发出过多的信任。从对他的任命的附加条款中,他们对他的信任程度可见一斑。叙利亚政府要求,考克基不得在叙利亚境内而只能在巴勒斯坦指挥他的部队。叙利亚政府担心,某些敌对的政治派别会在最后一刻买通考克基,说服他来一个惊天大逆转,挥师进军大马士革的政府机构而不是巴勒斯坦的基布兹。

电台广播、连篇累牍的报纸广告、在清真寺和咖啡馆里的愤怒演说,都在号召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志愿参加考克基的部队,保卫艾尔-库兹(El Kuds),即圣城耶路撒冷,它的尖顶编织进了地毯,很多人就伏在上面念乃麻孜。这些号召承诺付给志愿者每月60叙利亚镑当列兵,和叙利亚军队薪级士官和军官相当,这个数目不可小视。从开罗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阿勒颇曲里拐弯的露天市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红海和波斯湾两岸,志愿者们纷纷响应,踏上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去参加冒险和掳掠。

从南面沿着麦加朝圣者走的路线,从摩苏尔和巴格达向西穿越伊拉克沙漠的旷野,从东边翻过白雪覆盖的黑门山脊,嘈杂的迁移队伍纷纷会集到大马士革。他们坐着敞篷的卡车和残破的旧巴士,覆盖着国旗、鲜花和涂满爱国标语的旧床单画。他们驶过城市,人声鼎沸、有节奏地呼喊口号、唱歌,尤其是用手中武器向天空开火,形成一支欢腾的车队。其中有奈伦公司(Narin Company)巨大的银色巴士,在它们穿越沙漠从大马士革到巴格达的时候,它们的两边被沙尘暴所毁。还有来自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出租车,一些甚至严重超载,好像排气管都似乎刮擦到了沥青地面。有摩托车和自行车、骆驼、马,甚至偶然还有骡子。通常有一面醒目的旗帜挂在卡车或客车两边,由此断定它的乘客为“阿勒颇狮子”或“巴士拉猎鹰”。

汇入大马士革街头走街串巷游行的车流的,还有一大批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群:有来自贝鲁特、开罗和巴格达的青春燃烧、激情四射的青年学生;有理想主义者和爱国志士,身穿西装、马裤或灯笼裤,戴着头巾,以抗议他们认为对其民族不公正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年轻的叙利亚政治家,例如阿拉伯复兴党的创始人阿克拉姆·胡拉尼(Akram Hourani)和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k),他们相信巴勒斯坦就是他们思想的熔炉,他们的观念可以在那里得到陶冶;有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他们急于推翻自己国家的统治者,也急于进军特拉维夫;有伊拉克人,他们在努里·艾斯-赛义德(Nuri es-Said)粉碎了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起义之后,也派遣军队赶过来;有曾为各种法国和维希秘密机构服务的臭名昭著的叙利亚亲法分子;有穆夫提1936年起义的退伍军人;有彻尔克斯人、库尔德人、德鲁兹人、阿拉维人,他们被激发起来的对战利品的贪欲超过了对欧麦尔清真寺的激情;有共产党人,他们也渗透到了初出茅庐的军队里面;有盗贼、冒险家、强盗、同性恋者、怪人,阿拉伯世界的各类江湖骗子,他们对英国人、法国人、地方政府官员甚至犹太人,内心都充满仇恨;有阿拉伯世界的弃儿,对他们来说,圣战的号召就是掠夺,而不是战斗。

他们的目的地是一片红砂岩山丘和风成表土所构成的荒凉的、起伏的高原,位于大马士革西南30英里处。在一片荒凉的景色里,在一个村庄的平顶泥屋后面,是一些法国占领时期的叙利亚的遗存,沉寂已久的卡塔纳(Katana)军营。不久,大约6000名志愿者已在其原始的石头建筑里面集合。要加入他们行列的,还有小股英国逃兵、逃亡的德军战俘、因参加德国国防军而被铁托判处死刑的南斯拉夫穆斯林,这支十字军毕竟为这些警察部队所搜捕的各色人等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既没有任何一个核心的权威机构管辖该营地,也没有对不同来源的新兵进行统一的训练。训练有素的军官异常紧缺。上级的命令对于那些自带一帮人前来入伙的自封领导人毫无约束力。新兵军服酷似叙利亚军队的仓储尾货和露天市场捞来的美国、英国和法国服装。武器和弹药奇缺,而现有的往往无法使用。新兵训练课不做其他事,只是用他们就要去征服的巴勒斯坦出产的柠檬清洗生锈的步枪。训练毫无章法。弹药短缺限制了步枪教学。新兵能够朝靶子开上几枪,丢上一颗手榴弹,就被视为训练有素了。

然而在卡塔纳最短缺的是急剧增长的开支。12月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曾决定募集100万英镑(后来又增补了100万英镑),而实际支付的仅及承诺的十分之一多一点。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有时觉得他的日子被一分为二:写承兑票据维持卡塔纳的运转,写信敦促阿拉伯各国政府兑现承诺。

在1948年的那个冬天,叙利亚的喧嚣和混乱场面激发的反应各有千秋,但是一个小个子英国人的反应最为直截了当,他站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首都的山顶,指挥着中东地区最职业化的军队。在阿拉伯军团司令约翰·巴戈特·格拉布(John Bagot Glubb),亦即格拉布·帕夏看来,那个冬天的大马士革已成为“一座疯人院”。

* * *

让大马士革的阿盟秘书长烦恼的难题,同样也令那年冬天在特拉维夫的犹太代办处的领导人头疼不已。1月的一个晚上,他们被召集起来,听他们的司库以利亚谢·卡普兰(Eliezer Kaplan)的一个报告。卡普兰刚刚完成了一次美国筹款之旅,几乎空手而归。他报告说,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金融堡垒的美国犹太社区,对于援助巴勒斯坦兄弟的不断呼吁越来越感觉到厌倦。卡普兰说,现在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的时刻来到了。可以断定,在未来关键的几个月内,来自美国的援助绝对不会超过500万美元。

对于聚集在卡普兰周围的人而言,这个数字不啻为晴天霹雳。他们一个个将目光转向那个听着卡普拉的报告、毫不掩饰其不耐烦的人。大卫·本-古里安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卡普兰刚才说的话有多么严重。他派以户·阿弗里尔到布拉格带回来的机枪和步枪可以击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是,他确信总有一天,本地犹太人要面对阿拉伯正规军的坦克、大炮和飞机,不管他们的士兵多么勇敢,这些武器都将毫无用处。本-古里安已经制定了一项装备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需要的款项至少比卡普兰提到的多上五六倍。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冲他身边的人咆哮道:“卡普兰和我必须立刻到美国去,让美国人明白形势有多严峻。”

这时,一个安静的女性的声音打断了他。它属于那个从曾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募捐中确立了犹太复国主义信仰的女人。

“你在这里做的事,我做不到,”梅厄对本-古里安说,“不过,你打算在美国做的事,我可以去做。你留在这儿,我去美国筹款。”

本-古里安的脸唰地红了。他极不喜欢被人打断话头,也不喜欢闹矛盾。他坚持说,兹事体大,该由他和卡普兰去办。然而,其他代办处的执行委员支持果尔达。两天后,不带其他行李,只有一套穿在身上的单薄的春装和手里提着的一只手袋,她在一个寒冬的晚上抵达了纽约。她行色匆匆,甚至没有时间乘车到耶路撒冷拿换洗的衣服。那天晚上,这个来纽约寻求数百万美元援助的女子,钱包里只剩10美元。当疑惑的海关人员问她在美国如何养活自己时,她简单地回答:“在这里有我的家人。”

两天后,在芝加哥的一个领奖台上,浑身颤抖的梅厄发现自己所面对的,竟是那个家庭最杰出成员的大聚会。他们是来自全美48个州的犹太人联合理事会的领导人。他们召开会议和她抵达美国,这两件事情纯属巧合。在这间芝加哥酒店的会议室里,她面前的大多数是美国犹太社区的金融领袖,她被派遣到美国来,正是为了寻求他们的援助。

对于这位乌克兰木匠的女儿而言,眼前的任务是一项令人生畏的挑战。自1938年以来,她从未回过美国。在早年的旅途中,与她同行的都是和她一样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现在,她要面对各式各样的犹太思想,大多数人对她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无动于衷,甚至抱有敌视态度。

她的纽约朋友曾敦促她不要和他们接触。该理事会的领导人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其成员为了他们自己的美国机构、医院、犹太会堂、文化中心的资金已备感压力。正如卡普兰所发现的那样,对于国外伸手要钱的呼吁,他们已经深感厌倦。

然而,果尔达·梅厄坚持不懈。她致电亨利·蒙托尔(Henry Montor),芝加哥美国联合犹太慈善会(United Jewish Appeal)会长,告诉他,虽然发言人的议程事先早已敲定,但是她已经上路了。然后,她稍事停留,买了一件外套,以抵御美国冬季的严寒,就往芝加哥去了。

现在,果尔达·梅厄听到了宴会主持人宣布她的名字。看到她简朴的、严峻的形象向扬声器走去,人群中有人喃喃自语:“她看起来像圣经里的女人。”然后,不带任何文稿,从耶路撒冷来的信使开始说话。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她说,“我告诉你们,我之前没有来美国,只是为了防止70万犹太人从地球表面上被抹去。在过去几年里犹太民族已经失去了600万同胞,我们却提醒世界上的犹太人,还有70万犹太人处在危险之中,这未免有些放肆了。这的确算不上什么大问题。然而,如果这70万犹太人能够活下来,那么世界上的犹太人也将与他们一起活下来,他们的自由才能够得到永远的保障。”但是,她说,如果他们没能活下来,那么“毫无疑问,今后几个世纪,将不再会有犹太民族,不再会有犹太国家,我们一切的希望必将化作齑粉”。

她对听众说,在几个月内:“一个犹太国家将在巴勒斯坦诞生。我们将为她的存亡而战斗。这是自然的。我们将为她付出我们血的代价。这是正常的。我们中间的最优秀分子将倒下,这是肯定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我们的侵略者再多,我们的士气也绝不动摇。”

然而,她警告说,那些侵略者将装备大炮和装甲车。对于那些武器,“我们的勇气迟早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已不复存在了”,她说。

她宣布,她来就是为了请求美国犹太人拿出2500万至3000万美元购买重型武器,用来对付侵略者的大炮。“我的朋友们,”她恳求说,“我们的生命何其短暂。我告诉你们,我们立刻需要这笔钱,不是下个月或两个月内,而是现在……”

她总结说:“不是要你们来决定我们是否将继续抗争。我们将继续战斗。犹太社团绝不会向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举白旗投降……但你们可以决定一件事情——胜利属于我们还是穆夫提。”

听众席里一片沉寂,一时间,果尔达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接着,整个会场的男男女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就在掌声还在会议厅回荡的时候,第一批志愿者带着他们的善款争先恐后拥上讲台。在咖啡端上来之前,果尔达就已收到超过100万美元的善款。它们都是立即可用的现金,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先例。有人开始打电话给他们的银行,了解他们名下还有多少个人贷款以后可以用来捐赠给他们的社团。到那个不可思议的下午结束时,果尔达用他们选定的代码(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司提反·怀斯拉比的名字)发电报给本-古里安,确信他们已经筹到了25个“司提反”——2500万美元。

对于她在芝加哥的成功,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大感震惊,敦促她进行全国巡回演说。在小富兰克林· D.罗斯福的前任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陪同下,她踏上了一条艰苦的旅程,有时一天做三四次演讲。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巡回,在每一拨听众面前更新她戏剧性的呼吁,每一次演讲都引发了像芝加哥一样自发的、极其慷慨的反应。每到一站,她都会发电报给特拉维夫,清点白天筹集到的“司提反”。她还要不时从她酒店客房出去拍发其他电报。他们给布拉格的以户·阿弗里尔、安特卫普的谢尔·费德尔曼,以及其他凡是在为一个犹太军队购买武器装备的人带来了可能希望得到的最令人宽慰的消息——他们可以继续采购的银行转账的细目。

只有一次,她对这非凡游历稍感踌躇。那是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看着她面前优雅进餐的人群,他们的珠宝、皮草,宴会大厅的窗外月光荡漾在海面上,她突然想到,她的哈加纳士兵还在犹底亚丘陵寒冷的夜晚中瑟瑟发抖。啜着台面上的清咖,想到那番景象和她面前所看到的竟然如此悬殊,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她觉得“这些人并不希望听她讲有关在巴勒斯坦的战争和死亡的事”。但是,他们没有无动于衷,而是感动不已,以至于到傍晚时分,这些聚集在棕榈滩的人为她筹集到了150万美元,足够为每一位哈加纳士兵买上一件寒衣。

这个口袋里只带10美元,在寒冷的1月份抵达美国的女子,离开时带走了5000万美元,十倍于以利亚谢·卡普兰提到的数字,两倍于大卫·本-古里安期望的数字,三倍于1947年整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收入。在吕大机场接机的是原想代替她去的大卫·本-古里安本人。再也没有谁比他更赞赏她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了。

“人们在撰写今天的历史时将会记载,”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她,“多亏了一名犹太女子,犹太国家才能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