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Chap.13
“我们将变得坚如磐石。”

“利布谢兹,今晚你就别去了。”

施姆肖·利布谢兹(Shimshon Lipshitz)可不是一个随意的男人,不会忽略一个对他的正统派家庭生活事无巨细、指手画脚长达18年的女人,尤其是当妻子的警告关乎自己安全时。和1948年冬天的成百上千名耶路撒冷人一样,从他家到他工作的地方,有半英里的路程,利布谢兹会把自己暴露在冷枪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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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妻子提醒他的,正是施姆肖·利布谢兹备感自豪的地方。从1932年12月1日以来,他从未耽误过一天工作。今天的工作,他也没有打算要耽误。他把厚实的手放在妻子肩膀上,宣布:“利布谢兹从未耽误过一天。我得走了。”

利布谢兹决心前去的地方,是一幢普通的三层楼高的红色石头建筑,距离锡安广场和新耶路撒冷中心的哈索莱尔(Hasollel)街只有几步之遥。那里是《巴勒斯坦邮报》、开罗以北一份重要英文报纸的总部。它强烈反对犹太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同时严厉批评委任统治的政策,《巴勒斯坦邮报》是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最能言善辩的公众喉舌。自从1932年在耶路撒冷街头创刊之日起,利布谢兹就是《邮报》的首席印刷工。

利布谢兹用他淡灰色的眼睛扫视倒置的铅字键排——就像拉比扫视他的《托拉》经文一样准确无误,用他粗大而灵巧的手组装铅字印版,它们记载着他的民族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阶段。从纳粹德国的水晶之夜到两个月前兴高采烈的分治之夜,这双手和眼睛追踪着死亡集中营可怕的悲剧和犹太人为了得救所开展的斗争。再过几个月,它们将用铅字宣告他自己的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成真,宣告一个犹太国家的诞生。

在这个1月份的夜晚,等待他双手排版的头版新闻只有一份巴勒斯坦的零星暴力的流水账。哈加纳的“预防性报复”炸掉了谢赫·贾拉的一个阿拉伯人的家园。英国占领了哈加纳在耶敏·摩西(Yemin Moshe)会堂的一个岗哨。阿拉伯人在巴伯·艾尔·瓦德设伏捣毁了一些卡车,数量不详。

正如每天晚上所做的那样,《邮报》的助理编辑特德·劳里(Ted Lurie)的目光停留在利布谢兹的键排上,校对晚间新闻的版面。劳里看了一眼头版。在该版的右栏外有一个小方框,是留给直到最后一刻的晚间突发新闻的。今晚它要开着天窗。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夜晚,劳里有充分的理由让它继续开着天窗。劳里对报纸关于巴勒斯坦的生活细节的编排感到满意,拿起外衣,出门到阿塔拉咖啡馆(Café Atara),照例喝上一杯咖啡。

两英里之外,在耶路撒冷北方山脊上阿拉伯人的硕法特(Shofat)村里,一个神情焦虑的男子在路边踱步。阿布·哈利勒·杰诺(Abu Khalil Genno)在黑暗中可以看见村妇们黑影幢幢,蹲在路边。她们盯着他看,他心情紧张,猛吸着以前从未吸过的香烟。这些香烟,还有身上穿着的英国警察制服,对于杰诺就要执行的任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要去填补1948年2月2日《巴勒斯坦邮报》头版上的天窗了。对那些摧毁塞米拉米斯旅馆,在伊尔贡轰炸大马士革门和雅法门的耶路撒冷犹太人,他将给以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式的报复。

早在1947年10月,穆夫提的手下就已经考虑采取恐怖爆炸,当时他的手下提交给阿拉伯国家联盟一张耶路撒冷地图和一份他们吹嘘准备摧毁的160个目标的清单。但是该动议无疾而终,直到犹太人成功的爆炸浪潮快要挫败阿拉伯人士气的时候,阿卜杜勒·卡德尔才命令手下“尽可能在犹太居民区组织恐怖爆炸”。在耶路撒冷,他的间谍混进城市的街道清洁工里,为他的第一次行动寻找合适目标。

为了准备爆炸,阿卜杜勒·卡德尔求助于一个不安分的耶路撒冷人,他31岁,从某个无人记得的十字军祖先那里遗传了碧蓝眼睛和金色直发。然而,法乌兹·艾尔·库图布(Fawzi el Kutub)最显著的非阿拉伯人外貌在于他的手指。它们精瘦而强壮,没有片刻的安静,永远都在拆散某些东西,以某种非常规的形式舞动,仿佛它们紧张的运动是那个控制它们的阴郁的、沉默寡言的人唯一表达方式。青少年时代它们的主要活动就是玩炸药,库图布的一生似乎就沉浸在这种疯狂的痴迷之中:炸掉他的犹太邻居。

他15岁起就用土耳其旧炮弹制作手榴弹,攻击新老城区之间穿梭往返的巴士,由此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后来他决定享用一顿晚餐,庆祝他购买的第一颗英国米尔斯手榴弹。但是,没等第一道菜端上来,库图布就抓起手榴弹,猛地投掷到附近一个犹太咖啡馆里,然后便大快朵颐。1936年暴动期间,他夸耀自己曾亲手向犹太邻居扔了56颗手榴弹。

凭着不安分的手指和创造性的大脑,库图布成了手榴弹大师,他不断发明新的办法,使之更具杀伤力、更为有效。他用绳子和线圈发明了一种技术——从屋顶上吊下一颗手榴弹,使它在一些毫不知情的犹太人家窗口爆炸。他最喜欢的招数之一,就是把自制手榴弹塞入孩子玩的橡胶气球里。它的特制导火线会使气球先着火。火焰吸引来众人,大家纷纷跑过来看个究竟时,那颗手榴弹正好在他们的脸上炸响。

英国终于掌握了库图布的所作所为,他于是逃到大马士革,再到巴格达。后来,战争期间,应穆夫提邀请去了纳粹德国。穆夫提为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开发他的野蛮天分,让他参加在荷兰的党卫军突击队训练。经过为期一年最为精心的恐怖主义技术培训,他奉命率领一个德军四人破坏小组进入巴勒斯坦。他抗命不遵。德国人对他知恩不报的反应极其迅速。盖世太保蒙住他的眼睛,戴上手铐,送到一个在这个年轻的阿拉伯恐怖分子觉得不可想象的地方。库图布被丢进了布雷斯劳城外一个犹太集中营。

他和那些形容枯槁的人一起忍饥挨饿、受尽折磨长达三个月之久。只是在穆夫提的亲自干预下,海因里希·希姆莱才没让他和犹太人一起踏上那条通往毒气室的最后旅途。从集中营释放出来后,他去柏林替纳粹做阿拉伯语宣传工作。当俄国人包围该市的时候,库图布从一个死去的德国士兵身体上偷走制服,手臂上缠着假绷带,掉头南下。他远远地逃到了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在那里被美国人关进监狱。四个月后,他的真实身份得到证明,便被释放了。

库图布从一个港口辗转到另一个港口,寻找能把他带回巴勒斯坦的小船。他在马赛发现了一条早已挤满乘客的船。库图布毫不气馁,利用在集中营的经历,把自己装扮成毒气室的幸存者,蒙混过关。于是,与1500名犹太难民乘客一起,他最终起航前往应许之地。

自从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回来之后,库图布就一直作为阿拉伯炸药专家,和他的老友形影不离。他的反犹太情结丝毫没有因为他被关在集中营的记忆而有所减退。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半吨TNT炸药装上一辆被盗的英国警方的皮卡,阿卜杜勒·卡德尔想要靠它攻击耶路撒冷。为了把卡车开进犹太区,阿卜杜勒·卡德尔得到两个英国逃兵帮忙,一个是前警察队长埃迪·布朗(Eddie Brown),他声称弟弟被伊尔贡杀害,另一个是金发碧眼的前陆军下士彼得·麦迪逊(Peter Madison)。

由于阿卜杜勒·卡德尔不完全信任这些英国人,他挑选阿布·哈利勒·杰诺坐在第二辆汽车里尾随在卡车后面,用香烟点燃隐蔽在驾驶员车窗上的保险丝。现在,还在不自然地练习吞云吐雾的杰诺,正在等候那辆诱杀卡车到来。夜色中他听到一个村民小声说话:“他就是那个人,今晚要去耶路撒冷去办大事情。”

“我的上帝啊,”杰诺想,“如果连他们都知道了,在这个城市的每个人肯定也都知道了。”

他默默重新复核了一下计划。这两位英国逃兵会通过英国和哈加纳检查站进城。把卡车停在目标的前面,然后撤离,仿佛要在附近的咖啡厅喝一杯。五分钟后,杰诺就会跟上。他会把车停在距离目标100码外的地方,点燃一支香烟,装作随便逛逛的样子回去点燃导火索。

诱杀警车终于来了。两个英国人将驾驶它,满载TNT炸药前往耶路撒冷。杰诺点燃了一支沃克斯豪尔。与此同时,一群穿着黑袍的妇女哀号着从夜色中走出来。像女祭司念诵一些古老的仪式的咒语似的,她们咕哝着一段《古兰经》经文。然后,在最后的祝福中,她们往即将出发的车轮下泼了一碗羊奶。

就在特德·劳里穿过雅法路时,他发现一名英国警察的卡车摇摇晃晃进入哈琐勒(Hassolel)街,后轮擦到了混凝土的交通环岛。“那家伙,”《巴勒斯坦邮报》的助理编辑想,“准是急着要去什么地方。”

他穿过锡安广场,沿着本·耶胡达大街上行,朝阿塔拉咖啡馆走去。就在劳里推开咖啡馆门的一刹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撼了城市中心。劳里打了一个趔趄,然后,他以新闻记者的直觉,一跃而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拿起电话,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愤怒的是,《巴勒斯坦邮报》号码占线。他挂断电话,再次拨打,还是忙音。他强压心中的烦躁第三次拨打,听筒后面有个激动的声音向劳里解释了忙音的原因。“我的上帝啊,”那声音喊道,“那帮浑蛋炸了邮报社!”

劳里赶到报社时,数道烈焰已经喷出印刷车间,他受伤的朋友正蹒跚地往烟雾弥漫的楼梯上爬去。大楼周围的街道是一片碎玻璃的海洋。红色石材的外立面已经被烈火烤焦,成了土黄色;大片的黑色斑点,像墨渍一样弄脏了墙面。周围建筑物里的住户透过震碎的玻璃,盯着下面的场景,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两个美国报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菲茨休·特纳(Fitzhugn Turner)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多诺万(John Donovan),帮着把伤员从印刷车间拖出来。劳里一路尾随他们去了诊所,察看他们的治疗情况。

午夜时分,劳里的妻子扯了一下他的袖子。“特德,”她说,“你打算用什么办法出报纸呢?”

他看着她,蓝色的眼睛里满是狐疑。“你难道疯了吗?”他问。

“你的工作就是出报纸。”她冷静地答道。

劳里意识到她说得对。在附近一所公寓里,成立了临时新闻编辑部。不到一个小时,他找到了另一台印刷机。他的两名记者在满地碎片中小心翼翼地寻找写着夜间新闻的副本,而他们的女朋友则将他们抢救出来的残片重新排版。

早上6点,恪守与耶路撒冷人每日的约定,报纸出现在街上。这是一份沾满污渍的、可怜的、被缩减到只有一页的报纸,但是它还是骄傲地印有《巴勒斯坦邮报》的报头。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虽然能够渗入城市的心脏,但未能达到他的主要目标。他没能让《巴勒斯坦邮报》沉默。

在哈达萨诊所,曾经扫视过排版架上那么多铅字的灰眼睛裹着绷带。施姆肖·利布谢兹是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的炸弹受害者之一。这个妻子曾劝阻他不要去上班的男人,他的余生将在半盲中度过。然而,就像他为之工作的报纸一样,施姆肖·利布谢兹在那个夜晚的灾难中获得了胜利。他剩下的一只眼睛还能靠着放大镜工作,他还会准时回到他的排版架前,排好铅字,宣告一个犹太国家的诞生。

* * *

无论在耶路撒冷、大马士革、贝鲁特、柏林,还是像现在这样在开罗,哈吉·爱敏·侯赛尼的作息时间从不改变。日出时分,他准时从三小时的睡眠中醒来,面向东方,跪在40年前父亲送给他的已经破旧的祈祷地毯上开始他每日的祈祷。这块礼拜毯是生活简朴的哈吉·爱敏极为珍视的唯一的物质财富。在他看来,金钱和有形的商品,只是用来让别人服从他意志的工具,根本不能承载他自己的快乐。

祷告完毕,哈吉·爱敏做一段柔软体操,这项活动再加上饮食有度,让55岁的他和在土耳其军队当一名替补军官时一样精瘦修长。然后,他兴致勃勃地去做一件事情,对于一个杀死一批人只消点一下头的人而言,这件事实在令人觉得有些诡异。他走到所有住处都会修建的一间鸡舍,愉快地把一些粮食撒给他最喜欢的动物吃。

喂完鸡,哈吉·爱敏离开鸡舍,走入私人客厅,他在那里花上三小时阅读和撰写报告。然后,在10点钟之前,他迈步走向总部的核心区,那是一间巨大无比的客厅,靠墙摆放着几十把细长的木椅子。在香烟和浓烈的阿拉伯咖啡气味以及交头接耳、轻声低语的氛围里,穆夫提的支持者早已恭候在那里,从一把椅子换到另一把椅子,好像在做神秘的音乐椅的游戏,而游戏规则似乎只有他们自己明白,用快速地点一下头、毕恭毕敬地把手覆在心上或极度谦逊的阿拉伯语问候来示意。在这个冬天里为哈吉·爱敏效命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的埃及陆军上尉。“耐心一点,”穆夫提劝告这位热血青年上尉,“你的时机快到了。”他说对了。上尉的名字叫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这天早上,沙龙里洋溢着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阿卜杜勒·卡德尔快到了。他已经回到开罗,向穆夫提首次报告巴勒斯坦战役的进展。敦实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他被兴奋的崇拜者弄得有点飘飘然,于是带着这份至高的荣耀穿过沙龙,直奔他的亲戚哈吉·爱敏的办公室。

他将要递交的报告,必定让这个送他到巴勒斯坦去“把犹太人统统赶进大海”的人高兴不已。他封锁通往耶路撒冷公路的努力逐渐获得成功。在《巴勒斯坦邮报》大楼被炸后,他已经证明他有能力渗透到犹太地区的中心地带。在这一成功的鼓舞下,他宣布,他准备在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心脏再发动一次新的打击,这次打击将极具毁灭性,以至于他希望这一次能迫使城里的犹太人哀求休战,把耶路撒冷拱手交给阿拉伯人。

穆夫提心花怒放。给了他的亲戚一个长辈般的祝福,命令他花几天时间在开罗核查武器供应、看望住在附近别墅里的家人。

在开罗的美国大学取得本科学历,并没有使阿卜杜勒·卡德尔摆脱他民族的社会传统。结婚那天上午在她父亲的房子里,他怯生生地揭开盖在15岁的她脸上的面纱,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妻子。打那儿以后,她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她严守妇道,除非在他和他的朋友面前,否则从不揭开她的面纱,但她是他最狂热的支持者。洗衣房、放亚麻织品的壁橱、碗橱,放满了步枪、雷管、手枪和炸药,都是她丈夫的朋友委托她保管的。

她花了五天时间,善解人意地和他一起为他的同僚收罗一些额外的步枪和机枪。在他出发的那天早晨,她往他手里塞了一本小字号《古兰经》。不论到哪里去,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本她给的《古兰经》。第一本在他1936年负重伤后弄丢了,第二本在他返回开罗前忘带了。她恳求他把这本新买的《古兰经》放在衬衫口袋里,他的心口上,在以后的日子里定能确保他的安全。

她从房子的阳台上目送他离去,她的四个孩子在她身边一字排开。看到他穿着他们在和平的日子里到开罗瑟得诺伊(Sednaoui)百货店一起购买的灰色西装,她突然觉得,它可能预示着好时光就要到来了。

阿卜杜勒·卡德尔挥了挥手。然后,带着最后的微笑钻进了轿车,奔赴耶路撒冷,去实施他曾答应穆夫提的打击行动,他希望这次打击将迫使耶路撒冷犹太人举手投降。

* * *

大约在同一时间,距开罗东北部360英里处,2月的黎明,景色宜人,另有一名男子也在和他的妻子互相道别。他们并肩站立在特拉维夫中央公交车站,他们的手几乎没有接触,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似乎是两人世界里因担忧而导致的沉默。男子穿一件卡其布衬衫和短裤。中等身材,戴牛角框眼镜,长着一个突出的鼻子。装甲公交车的引擎刚一出声,他就弯下腰,吻了吻他的妻子。“再见(Shalom)!”说完就上了车。

大卫·沙提尔(David Shaltiel)回过头,最后瞥了一眼他的妻子,但是他没有笑。他不笑是有充分理由的。24小时前,大卫·本-古里安将全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指挥权交付给他。他挑选他,接替伊斯雷尔·阿米尔的耶路撒冷哈加纳总司令的职位。

犹太领袖亲自向沙提尔交代任务,重申他的命令,绝不可放弃犹太人一寸土地,他下令沙提尔要一间房一间房、一条街一条街地保卫城里的犹太人的地盘。必须迫使人们留在原地。即使一些家庭不得不撤离,也必须让其他家庭填上。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要把犹太人安置到阿拉伯人放弃的房屋里去,以宣示对这些阿拉伯人遗弃的地区拥有所有权。

在军事上,他要占领那些穿插在犹太区之间的阿拉伯居民点,竭尽全力把犹太定居点连成一片。如果能够不和英国人发生冲突,就要接管谢赫·贾拉,确保与斯科普斯山的希伯来大学的犹太机构和哈达萨医院的交通。尤其是要保持老城里的犹太区、斯科普斯山、死海钾肥工厂和城市周围的卫星定居点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接着本-古里安提醒他,犹太代办处接受该城国际化。万一联合国委员会到达耶路撒冷,他要接受其管辖,与之合作。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艰巨任务,再也没有谁,比这个在1948年2月6日忧心忡忡地爬上前往耶路撒冷巴士的人更加心知肚明了。大卫·沙提尔的一生充满矛盾,但其中最大的矛盾也许就是居然挑中他,去捍卫这座在无数犹太复国主义者眼里至关重要的城市。在这场运动中,没有人像他这样更加不具有代表性的了。他不仅是哈加纳的秘密成员,而且也身为法国外籍军团士兵,在世界上最艰苦的试验场接受过军事训练。他当时亲历的战争的残酷环境,和他现在要去的犹底亚丘陵极其相似。那是里夫山脉(Rif Mountains),他的敌人和现在一样也是阿拉伯人,阿布代尔·克里姆(Abdel Krim) (1) 凶猛的战士。

沙提尔出生在德国汉堡一个古老的塞法迪家庭。父亲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皮革厂。他们严格遵守正统信条,在安息日禁止一切工作。年轻的沙提尔甚至不能在他的口袋里随身携带一块手帕;他的母亲把手帕缝在外套的袖子上,使之成为衣服的一部分,从而减少使用机会。他很早就起来反抗虔敬派的家教。在15岁那年的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教历视为最神圣的一天,他故意第一次吃了非犹太教食品,他为自己的反抗行为挑选了最不洁净的菜——一片猪肉——然后坐在椅子上看上帝是否会惩罚他。上帝没有这样做,这令沙提尔一辈子都蔑视体制化的宗教。

他的反叛很快又波及父母的资产阶级生活,他移居到了巴勒斯坦。有一段时间,他在烟草地里工作,把租来的小屋分出一半,转租给白天睡觉的工人,让工人支付一半的租金。他后来又成为一个酒店侍应生,还在特拉维夫当过一段时间的一流管家。由于没有任何根深蒂固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支持,他很快就厌倦了这种斯巴达式淳朴的巴勒斯坦生活。他为“啥事都做过了”而感到厌烦,于是随意漂流到了米兰,在一家纺织公司干了一年活儿。然而,工业和巴勒斯坦的烟草地同样提不起他的兴趣,于是趁着第一个休假,沙提尔决心在蒙特卡洛的赌桌上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最终发现那是一条致贫的捷径。绝望之中,他准备做一次新的冒险,报名参加了外籍军团,以庆祝他23岁的生日。

五年后,他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当上了军士长,胸口还别着一枚功勋章。作为军团老兵,他有权在巴黎定居,他在那里做了一名壳牌石油公司的业务员。在巴黎,他对一切法国事物,尤其是对法国厨房和葡萄园,有了深刻而持久的欣赏。

纳粹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兴起使他回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帮助建立营地,为年轻人移居巴勒斯坦做准备。在这些营地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归属感第一次真正形成,并最终促使他回到巴勒斯坦。他找了一份活儿,看管希伯来大学实验室里等待活体解剖的猫和兔子。然而,这名参加过里夫战争的老兵并不是这些动物的称职看守。他被这些动物的困境所打动,有一天,他打开笼子,把它们全放跑了。

他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一天,他正在排队找一份新工作,一位朋友认出了他,把他送往哈加纳。不久,他又回到欧洲采购武器。1936年11月,在亚琛的火车上,他因企图从德国走私10万马克而被盖世太保逮捕。

连续几个星期,他从一所监狱转到另一所监狱,在24个不同的盖世太保总部遭受折磨。他靠着一本藏在草垫里的小语法书学习希伯来语才保持神志清醒。然而,在达豪集中营,大卫·沙提尔显示出他性格中最善良的一面。这个热爱快乐生活的人在考验中找到了他觉得向来不具备的精神资源。他成了监狱的领袖,给他的囚室的犯人带来了希望和有福同享的、集体主义的生存感。囚室的生存状况一度达到令人恐怖的程度:最好的工作就是掩埋死人,因为掘墓者可以自己瓜分死者的衣物。沙提尔重新加以整顿,让最适合的人挖坟墓,最需要的人得到衣物。

最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被释,返回巴勒斯坦。他在哈加纳的队伍中很快被提拔,组建反间谍机构,成了伊尔贡的头号敌人。1942年,当隆美尔的军队威胁开罗时,他被任命为海法港的哈加纳司令。

虽然经历了所有这些冒险,沙提尔仍然是一个讲究生活、举止优雅的男子,对生活中的各种享受颇有眼光。他是一个在视鱼丸和干豆为美食的土地上的坚定的享乐主义者,一个在奉工会秘书和农场主为偶像的社会里的有远大抱负的贵族人士。他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曾经评论道:他的床头放着两本圣经,一本是真正的圣经,一本是《米其林餐饮指南》。

他在哈加纳虽有一官半职,但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经过撒哈拉烈日下的长途行军,还有斯西迪-贝尔-阿贝斯 (2) 斯巴达式的军营锤炼,沙提尔在军事上成为一个严守正统的使徒。像他那样的军官都是军团中从圣西尔军校走出来的年轻毕业生,他们穿着锃亮的靴子和刚熨好的制服去攻打里夫,不像那些帕尔马赫中的本地犹太人,对执行的命令随时准备坐地还价。

他在军人生活方面的理念,他作为一个反间谍人员在伊尔贡结下的对头,他与老一辈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关系的欠缺——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大卫·沙提尔在耶路撒冷开展工作。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像这样一个明显的缺陷拖他的后腿,而这个缺陷,在大卫·本-古里安挑选沙提尔坐镇耶路撒冷时被忽略了。那就是,在他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大卫·沙提尔从来没有在任何战场上直接指挥过超过一个排的兵力。

大卫·沙提尔在耶路撒冷打的第一仗,不是与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游击队,而是与犹太代办处的官僚。他的前任在代办处的两间地下室里履行职权,把他的指挥部弄得像一个庞大的不拘礼节的部落。沙提尔至少五次提出想要得到它。

代办处的一位官员给他写了一封信,称:“在目前这种困难时期,不可能取缔我们的机构……如果没有合适的委员会议决,任何关于代办处房间的事都行不通。”沙提尔走进他想要的房间,直接“征用”了他想要的房间。

他成立了一个正式的指挥联络系统。每人各司其职,各有特定的名称和功能。他颁布指令,任何命令都要书面写下来。他给指挥部选定了制服,上面清楚标明了职衔,并坚持要求做一种手势——举手敬礼,这对散漫惯了的哈加纳士兵而言简直是一个紧箍咒。

上任不到一个星期,沙提尔就遇到了他的第一次危机。高地轻步兵的军士长逮捕了四名在哨所上和阿拉伯人频繁交火的哈加纳士兵。一个小时后,四人被移交给一群阿拉伯暴徒。其中一个人算是走运的:暴徒一枪结果了他。他的三个同伴被剥皮、阉割,然后砍杀。

出离愤怒的沙提尔宣布:“这四个犹太人是被英国人残忍杀害的。”他下令:“从现在起,每一个耶路撒冷的哈加纳队员,都必须拿起武器反对英军任何逮捕或搜查的企图。”

第二天,他召集军官正式召开指战员会议,并提醒他们,耶路撒冷是建立在坚硬的磐石上面的,阿拉伯人把这块磐石称为mizzi Yehudi,意思是犹太人的人头。他发誓:“我们将变得坚如磐石。”

沙提尔的最初改革,他的刚烈性格,赋予了他的部下一种崭新的目标意识。有位年轻军官想:“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指挥官,他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尽管从表面上看,沙提尔胆大有为,但对自己面临的形势,他的内心充满忧虑。他的忧虑程度,从这个新上任的耶路撒冷司令员向特拉维夫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中可见一斑:3000件毛衣。他们的装备极为差劲,以致一些在耶路撒冷严寒的冬夜站岗的人得了肺炎。一切似乎都供应不足:武器、弹药、人手、食品——一切的一切,沙提尔开玩笑说,只有周围敌人的队伍在不断壮大。

“耶路撒冷,”他不无讽刺地向朋友吐露,“正在成为我们该死的小斯大林格勒。”

* * *

至少耶路撒冷的一角正在受到极其严峻的考验,实际上将作为小斯大林格勒而成为城市的传奇。由于阿拉伯人切断了2路公交线,亦即他们与城市其他地区的唯一通道,老城的犹太区居民似乎早晚注定要在他们被围困的隔都的废墟中倒下。

为了激励当地居民,哈加纳向那里派遣了一名新的指挥官,33岁的俄罗斯军官。任命亚伯拉罕·霍尔佩林(Avraham Halperin)是一个特别幸运的选择。他是一个虔诚的年轻人,是俄罗斯拉比家族的后代。他在受贿的英国士兵的帮助下进入老城,看到他负责指挥的地方,霍尔佩林大为震惊。他的一队新战士手拉手组成人墙,正在威胁将一批任性的市民驱赶回居住区。

由于阿拉伯人封锁了该地区,2200名居民中的500人利用英国提供的一个单向的安全通道离开了老城。霍尔佩林想,如果人口继续流失,可能这个居民区里唯一留给哈加纳保卫的,就只剩下犹太会堂的石头了。

霍尔佩林下定决心避免用武力强迫受惊的市民留在本区。无论老少,他们多为不同派别的正统犹太教社区成员。他推断,只要让他们尽可能过上正常生活,他们就不会想要逃离了。他召见阿什肯纳齐的大拉比,为他提供哈加纳的资金,付给他的追随者,让他们在一所犹太学校生活和学习,组成一个宗教研究小组。塞法迪社区的大拉比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要求霍尔佩林也给予他同等待遇。然后第三位拉比也来见他,并且说,他的社团成员年事已高,无法开展研究。哈加纳的司令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霍尔佩林想了一下。对拉比说,吩咐他们诵读诗篇,他每天给他们一个先令。

年龄大一些的儿童,组织起来加强本区的防御。他们站在屋顶上观看哈加纳训练。这些屋顶是他们的天然游乐场,英国人宵禁时,只有孩子们能够避开它,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传递消息。他们学会了柔道、攀缘墙壁,从这家跳到另一家。更重要的是,他们被派到英国人那边去购买和窃取子弹,充实哈加纳的弹药储备。

每天早上,一群孩子就会聚集在哈加纳总部,要几个先令,然后快步走到英国人的据点。“他们回来,”一个哈加纳女兵还记得,“大咧咧地露出笑容,喊道:‘我买了子弹,我买了子弹,多给我点钱!’”她又补充道:“我们就指望着那些子弹了。”

霍尔佩林让剩下的人去构筑堡垒,在居民区的房屋之间墙壁上敲洞,把它们紧紧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考古学家,他以古代文献为线索,找到一些地下通道,使他的部下得以通过安全和秘密的方式,从一个据点转移到另一个据点。他派了数十人把它们掩蔽起来,建立了一张极其宝贵的秘密通道网。其中一条最佳的通道穿过一间女人的密克维(mikveh)——女人举行浸身仪式的地方。想到霍尔佩林的人竟然要在妇女浸身时突击穿过这条通道,这个区的拉比们简直吓坏了。为了安抚他们,霍尔佩林就在过道里安上隔板,亲自保管钥匙。他承诺,不到生死关头,绝不打开隔板。

霍尔佩林的通信设施极其原始。区里的两部电话都被英国人窃听。在耶路撒冷任何人只要知道确切的波长,就可以窃听他唯一的电报发射机。有一阵子,霍尔佩林将秘密消息送出城外的唯一手段,是将它们塞进一条愿意往新城去的狗的耳朵里面。这个办法行之有效,直到有一天满心狐疑的阿拉伯人捕杀了这条狗。

霍尔佩林指挥权的存在,毕竟要依靠每周两次在英国人护送下经过阿拉伯人的路障进入被围地区的运输车队。哈加纳使尽招数,瞒过英国检查员窥探的眼睛,偷偷将那些武器和弹药装上这些运输车队。甚至有些人员也藏在卡车一个假底里面偷运到居民区里,直到他们的藏身之处被发现为止。肥皂块里塞满硝酸甘油炸弹。一天,哈加纳的食堂收到几麻袋看上去有点像米粒似的奇怪谷子。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名厨师往热煎锅上撒了几粒谷子,它们竟然爆炸了。“到那时才知道那玩意儿可不是用来煲汤的。”他后来回忆说。

水是匮乏的。在举行宗教仪式的密克维里,每个男人每星期分到一桶热水。此外,每天早上,他不得不凑合着往脸和胡须上洒上几滴水。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也有让人值得回忆的片段。其中之一便是发生在普珥节之前的一件事。犹太区人口陡增,因为一个理发师和一个妓女出人意料地来到犹太区。“啊,还有这等好事!”一个哈加纳少年还记得这事,“我们都排队等着刮胡子、理发。然后,我们再为了她排起另一条长队,轮番上阵。”

霍尔佩林要将当地犹太人置于自己掌控之下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与自从1935年起就住在该区的老拉比末底改·维恩嘉顿发生了冲突。维恩嘉顿身材矮小、结实,长着大胡子、戴普通的边框眼镜,说话办事慢条斯理。他的家族住在老城区已有两百余年,维恩嘉顿家的女子,整整五代人都是在这幢位于犹太区边缘、四下延伸,如今归他所有的房屋里出嫁的。自从当选该区犹太理事会主席以来,他就像一个族长一样掌管着这里,他为人处世的风格,更接近阿拉伯的谢赫,而不是老城外面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代办处每月有5000英镑的慈善援助经过他的手发放给该区。他用这笔钱经营着他的学校、一所医院和一间招待本区穷愁潦倒者的厨房,他用坚定的、家长式的手照顾着犹太区里的每一个人,他能记得区里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

维恩嘉顿的角色导致了他与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有着密切的、惺惺相惜的关系,自从分治以来,随着环境的变化,他和哈加纳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有一天,就在霍尔佩林到来后不久,维恩嘉顿的5000英镑未能拿到手。困惑而又气恼的他打电话质问霍尔佩林这是为什么。霍尔佩林通知这位高龄的拉比,他,霍尔佩林今后将管理这些资金。维恩嘉顿大吃一惊。他知道,有人故意切断了他的权威的来源。

过了一段时间,霍尔佩林又来拜访维恩嘉顿。就在两人喝着咖啡闲聊时,有人敲门。维恩嘉顿起来应门。霍尔佩林瞥了一眼窗外,看到一名英国军官。

几分钟后,霍尔佩林穿过拉比的庭院来到街上,被一群英国士兵包围。刚才那个敲维恩嘉顿家门的军官走上前来。

“你被捕了。”他说。


(1)  阿布代尔·克里姆(1883—1963),摩洛哥伊斯兰教法学家、政治改革家。1921年联合当地柏柏尔族部落举行里夫起义,建立政权,1926年,与西班牙、法国军队联军激战,被迫向法军投降。——原注

(2)  斯西迪-贝尔-阿贝斯(Sidi-bel-Abbès),阿尔及利亚的一座城市,1962年以前为法国外籍兵团总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