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Chap. 16
堪萨斯城的男士服装店老板

奥拉·赫尔佐格（Aura Herzog）对这身灰色法兰绒套装一直很满意，那是在开罗的西库莱（Sicurel）百货店买的嫁妆。今天难得有机会穿上它。她和丈夫要同一位挪威上校共进午餐，这位上校是跟联合国的帕布洛·德·阿兹卡拉特一起抵达耶路撒冷的。如果说英国人带着故意的轻蔑欢迎联合国，阿拉伯人用枪声欢迎它，那么犹太代办处则渴望得到该国际机构的支持。维维安·赫尔佐格被任命为那位挪威人的联络人。

他的妻子主动提出要提前一个小时出门，和丈夫在犹太代办处的办公室会合，她要花一个小时和代办处的法律顾问一起讨论如何为哈加纳工作。在奥拉·赫尔佐格步出卧室的一瞬间，她的目光落在了一对金耳环上。她把它们拨拉到自己的口袋里。她想，多么幸运啊，值此艰难时世，正好用它们向挪威访客展示耶路撒冷女子优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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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乌兹·艾尔·库图布全神贯注的是另一件金饰。那是一块女表，是这位阿拉伯爆破专家在战时的柏林购买的，原来是要戴在一位雅法的阿拉伯少女的手臂上。库图布发现，女孩在战争中移情别恋，手表也就偏离了原先的用途。现在库图布要把它用于和瑞士制表商不同的目的。

他打开水晶表盖，去掉时针，将一根导线接上剩下的分针，极其小心地用一根烧热的钢针在6点稍上一点的地方刺穿钟表，然后在针头上搭上第二根导线。当分针接触到针头，电流接通，就会引爆库图布最新制造的炸弹：四分之一吨装在他身旁的灰绿色福特轿车后备厢内的TNT炸药。

如同在本·耶胡达大街那次使用的炸弹一样，库图布用自己业余水准的化学知识，用汞、硝酸和乙醇混合在一起，使其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粉末，以提高炸弹的威力。他甚至还多放置了两个引爆器。一个是压力引爆器，只要有人试图提起他装有TNT的箱子就会引爆。如果司机害怕，扯掉女表上的导线，另外一个引爆器也能引爆炸药。

库图布完成工作后，转向司机达乌德（Daoud）。“好了，”他说，“上车！”

上车之前，他来到轿车右前轮挡泥板前，将一面小旗拧紧，它将确保这辆灰绿色的福特轿车迅速通过城里的任何路障，不论是阿拉伯人的、英国人的，还是犹太人的。这是一面美国国旗。

达乌德的目标是耶路撒冷戒备最森严的建筑，哈加纳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总部，和早些时奥拉·赫尔佐格去的犹太代办处在同一座石头建筑里。

对于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对于整整一代耶路撒冷阿拉伯人而言，这幢咄咄逼人地耸立在乔治五世国王大街尽头的建筑，是他们不幸的象征，也是一个要对他们的土地提出要求的异族机构的刚毅体现。在其幽暗的地窖里收藏着三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档案。从它的办公室走出来一长溜狂热的使节，他们募集基金、招募移民和支持者，最终还引起了萨克塞斯湖畔的联合国关注。正是在其阳台上，大卫·本－古里安在分治那天宣布：“终于，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了。”

10英尺高的钢栅栏环绕着它的院落。访客在获准进入之前，先要经过安检和搜身。一个排的哈加纳士兵严密地、不间断地守卫大楼。不过，现在一个从伯利恒来的怯生生的阿拉伯基督徒，在哈加纳卫兵的眼皮底下，就要将四分之一吨TNT炸药送入犹太代办处的核心建筑里面去。

正是达乌德本人向阿卜杜勒·卡德尔提出了这项计划。他是美国领事馆两位常年聘用的司机中的一个，每天都要给犹太代办处打电话，去接领馆聘用的两位犹太秘书。这幢建筑里的哈加纳卫兵和他非常熟悉，甚至建议他卖给他们武器，在阿卜杜勒·卡德尔的纵容下，达乌德开始卖给他们少量手枪和手榴弹。

然后，几天前，达乌德一直等待的机会来了。卫兵要他购买布伦式轻机枪。他同意了，只是提出一个要求，他要把车开到代办处大楼里面，这样他交货时就不会有人看见。

达乌德长驱直入，进了犹太代办处院落，直接把车停在哈加纳总部前面。他身边是一个咣啷作响的麻布包，里面装着哈加纳迄今购买到的最昂贵的布伦式轻机枪。就在卫兵走到里面去拿钱的时候，达乌德称他要去街对面的咖啡馆买一包香烟。

就在他消失不见后，有个警觉的卫兵注意到哈加纳总部外面停放的车辆。他上了车，放下手闸，将车推到庭院另一个位置，几乎直接停在维维安·赫尔佐格的办公室窗口下。

此举让那个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可能救了大卫·沙提尔和他大多数下属的生命。在犹太代办处市政大楼里，共有13人在爆炸中丧生。

第一个本该丧命的人幸免于难，实属巧合。就在卫兵开始将这辆装满炸药的轿车朝维维安·赫尔佐格的办公室窗口推去的时候，他恰好起身去了洗手间。爆炸中毫发未损的他，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救助伤者。当他走进犹太代办处的法律顾问办公室时，赫尔佐格浑身颤抖了。他认出了浑身是血地躺在地板上的那个女子穿的灰色法兰绒裙子。“我的上帝！”他低声说，双膝瘫了下去，“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的妻子一动不动，没有回答。他轻轻俯下身去，抹去一些顺着她漂亮的脸蛋流出的鲜血。尽可能温柔地把手伸到她身体下，把她抱入楼下的救护车。

两个半小时后，1点整，维维安·赫尔佐格信守诺言，致电联合国总部的罗雪尔·隆德（Roscher Lund）上校与他共进午餐。他请求原谅他受伤的妻子缺席，也为自己衣冠不整的形象致歉。然后，两人一同前去犹太代办处另一名高级官员吕便·施罗亚（Reuven Shiloah）的住处。他也为达乌德的炸弹所伤，被撕裂的头上裹满了绷带，只留下两只眼睛、鼻子和嘴巴四只小孔。三人喝了一杯雪利酒，然后坐下吃午饭：施罗亚像木乃伊似的脸上开着一个小孔，用一根吸管喝汤；赫尔佐格的衬衫还凝结着他受伤的妻子暗红的血迹。这个挪威人的神情由惊讶转为敬畏。

“我们必须说服这些人，在英国人离开以后，我们有能力管理我们的国家。”赫尔佐格心想。因此，在午餐期间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及上午差点夺取他俩生命的那一场灾难。相反，在一个半小时里，他们畅谈在未来20年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梦想。听着这两个勇敢的人忽略了残酷的现实，在谋划一个不同的未来，泪水涌上了这个好奇的挪威人的眼睛。

“我的上帝，”他低声说，“谁也阻止不了一个像你们这样的民族。”

两天后，3月13日，星期六，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华盛顿特区，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再次受挫，这一回则是外交上的。

那位2月份曾在睡梦中被午夜电话吵醒的堪萨斯城男士服装店老板，真是沮丧不已。在所有他们友好相处的日子里，埃迪·雅各布森从未像现在这样，听到哈里·S.杜鲁门的话语里如此充满愤怒和苦涩。这个曾为雅各布森贸易伙伴的男人，或许是头一回拒绝他个人提出的帮助。杜鲁门告诉雅各布森，他不想再见到查伊姆·魏兹曼或任何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袖。

但是，这样的会谈迫在眉睫。几天前，杜鲁门勉强批准了国务院放弃巴勒斯坦分治，赞成联合国托管巴勒斯坦的动议纲要。国务院已经启动了这份经批准的备忘录。 (1)

接到雅各布森2月20日的午夜电话后，总统在复电中已经暗示自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为这种情况已经头疼整整两年半了，”杜鲁门写道，“犹太人如此感情用事，阿拉伯人又很难沟通，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我希望能立刻奏效，但我差不多已经得出结论，以目前情况看，问题无法解决……”

尽管总统答复的语气令人沮丧，但雅各布森还是来到华盛顿，亲自介入这件事。杜鲁门对某些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施压的不满溢于言表，雅各布森自忖：“我这位亲爱的朋友，美国总统，此刻比任何人都更像一个十足的反犹太主义者。”正是一小撮犹太领袖对杜鲁门的“诬蔑和诽谤”行为，导致了他这样的态度，一想到这些，他就不由得悲从中来。总统的那些反应，总统以决绝、愤怒的方式拒绝雅各布森，令后者“为之心碎”。震惊之余，他面对总统办公桌，沉吟了一会儿，对他们的谈话走进死胡同感到有些绝望。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座安德鲁·杰克逊 (2) 的骑马雕像上。

“哈里，”他说，“在你一生中有一个英雄。你可能是全美国最了解安德鲁·杰克逊生平的人……当你建造堪萨斯城的新杰克逊县法院时，你把这尊雕像，”雅各布森指着总统办公桌上的雕像，“造得和真人一样大小，立在法院前草坪的右首，现在它还在那里矗立着。好吧，哈里，我也有一个英雄，这个人我从没见过，但是我认为他是迄今最伟大的犹太人——查伊姆·魏兹曼。他病入膏肓，身体一塌糊涂，但他千里跋涉，只是要来见你一面，为他的人民的事业向你陈情。现在你却因为受到我们一些美国犹太领袖的侮辱而拒绝见他，即使你知道魏兹曼与那些侮辱毫无关系，也和他们不是同党。这可不像你啊，哈里。”雅各布森伤心地说。

雅各布森说完，发现总统已经开始用指尖敲打台面了。杜鲁门坐在椅子上，转过身去，望着窗外白宫玫瑰园里枯干的花茎。“他改主意了。”雅各布森心想。

突然，杜鲁门猛地转过身来。“好吧，你这个秃头王八蛋，”他笑着说，“我去见他。告诉马特 (3) ，我从纽约回来后，尽快给我安排一次见面。”

五天后，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查伊姆·魏兹曼穿过白宫东大门，面见哈里·杜鲁门。两人聊了45分钟。在他们第一次交谈时洋溢着的异乎寻常的互相尊重和同情的暖流，再次在他们谈话时涌动。

大部分时间是魏兹曼在侃侃而谈。他向杜鲁门提出三项要求：解除武器禁运、支持分治计划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总统告诉魏兹曼，国务院正在考虑第一点。至于移民，他表示赞同的立场是一贯清楚的。然而，第二点正是本次会见的成果。这个代表他的人民、半盲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这个生命和活力已近尾声的人所做出的令人动容的恳请，在哈里·杜鲁门心里所占的分量，比他国务院的顾问提出的经过缜密思考的备忘录要重得多。杜鲁门再一次改变了主意，回到他原来的信念。对这位长者，还有他数以千计仍然困在欧洲难民营的铁丝网里的同胞，杜鲁门要一诺千金。他答应魏兹曼，美国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分治。

3月19日，星期五，下午，在魏兹曼离开白宫后不到24小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Warren Austin）步入安理会的座席，向全体与会者发言。他即将发表的演讲，由国务院托管计划的执笔人罗伊·亨德森起草。3月16日，星期二，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把讲稿交给奥斯汀，指示他“尽快”发表这一演讲。其实质内容和总统在会见魏兹曼之前不久批阅并同意的备忘录大同小异。和国务院的其他人一样，奥斯汀对于那次会面浑然不知。

现在，他一句一句，正式宣布美国打算无限期中止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整个安理会因震惊和困惑而陷入沉默。在旁听席上，许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快要哭了。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一开始还没有回过神来，但很快就变得眉飞色舞了。

奥斯汀说，美国政府正式要求安理会中止所有分治行动，呼吁召开一次联大特别会议，考虑在5月15日英国委任统治结束时，将巴勒斯坦置于联合国托管（trusteeship）之下。奥斯汀声明，显而易见，“只要现有的阿拉伯人坚持抵制”，就无望完全和平推动分治。他警告说，除非采取紧急行动，否则暴力和流血将要降临圣地，这种暴力可能波及整个中东甚至威胁世界和平。

在愤怒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美国此举简直就是一种背叛，是向反对分治的阿拉伯国家的“屈膝投降”。翌日，星期六，全国各地犹太会堂纷纷举行哀悼仪式。对欣喜若狂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团而言，分治“已死”，他们胜利了。

在耶路撒冷，欣喜若狂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士兵向天空扫射出一连串胜利的子弹。哈吉·爱敏·侯赛尼在贝鲁特宣布，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美国迟早将重返道德和正义的正道”。愤怒的大卫·本－古里安把这次演说称为“投降”，并答应他的人说，不管有没有美国支持，时间一到，他们都将宣布成立一个犹太国家。

然而，对于奥斯汀的演讲，任何地方的反应都不及白宫来得更加强烈或气恼。杜鲁门大为震怒。在批准国务院关于托管计划的备忘录时，总统认为他有权决定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公开备忘录。因此，他觉得没有必要急着将他在与魏兹曼交谈之后形成的关于托管的新想法和国务院沟通，而且他确信，美国必须坚守对分治的承诺。他相信，那个演讲是国务院反分治派有意为之，要把他公开置于一个既成事实面前，迫使他就范。

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他也确实无可奈何。显然，他不能否认奥斯汀的演讲。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彻底逆转，已经动摇了对他政府领导力的信心。要是再来一个大逆转，就会彻底摧毁它。他不得不作势认可了这个托管计划。

然而，杜鲁门决心私下里把他的意见传递出来，好让大家感受到他的愤怒。奥斯汀讲话后的第二天上午11点，他下令塞缪尔·罗森曼（Samuel Rosenman），他的座上客，要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查伊姆·魏兹曼，告诉他，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作数，我向他承诺，我们将继续坚持分治，我是当真的”。

白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奉命调查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做这样一场演讲。就连马歇尔和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都感受到了总统愤怒的锋芒。但是，沃伦·奥斯汀的演讲为其作者提供了一次丰富多彩的国外旅行的机会。不久，罗伊·亨德森以总统特别任命方式，获得了一个新的职位——美国驻加德满都大使。

(1) 　国务院的活动还不限于委托管理。就在杜鲁门与雅各布森会面的前一天，三名国务院官员还与黎巴嫩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卡米尔·夏蒙（Camille Chamoun）在纽约某宾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据夏蒙发给他在贝鲁特上司的电报说，他们的会议目的是“开始秘密探讨与分治有所不同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其他解决方案”。夏蒙说，这三名美国人暗示，如果他能让阿拉伯国家接受由一个单一的犹太州和阿拉伯州组成的联邦国家，美国将支持这一计划。——原注

(2)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美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3) 　马特·康奈利（Matt Connelly），总统任命的秘书。杜鲁门计划3月17日去纽约，要在阿斯特饭店的一场圣帕特里克节晚餐致辞。——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