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Chap.18
一间兀立在地狱里的房子

在荒凉的山顶上,犹太定居者的集体住房俯瞰着一条几乎和人类的行走历史一样古老的道路。它们位于多弗·约瑟夫的办公室窗户以南九英里,坐落于连接大卫的城耶路撒冷和先祖的城希伯仑的公路的中段。伊西翁村(Kfar Etzion)的450名男男女女被认为构成了拱卫耶路撒冷最南端的阵地。然而他们的岗哨毫无遮掩,以至于他们在半包围状态中度过了几个月,大卫·沙提尔已向特拉维夫申请放弃这个定居点。

亚伯拉罕曾在伊西翁村的山坡上放羊。大卫踏上征服耶路撒冷的征程、统一犹大和以色列各支派时,曾带兵途经此地。约沙法的兵丁在定居点下面的小山谷里聚集,感谢上帝让他们战胜摩押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比拉迦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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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山头原为古希伯来民族领袖的孵化场,数百年来已经变成了一个情感所系、常诉诸暴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本营。在南面的希伯仑,66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是孤立无援的犹太教学者,在1929年穆夫提挑起的暴乱中丧命。幸存者零零散散地返回,但是1936年的又一次暴乱,终于将最后一批犹太人从这座为希伯来民族之父遮风挡雨的城市中统统赶走,长达千百年的犹太人知识中心的历史和传统宣告终结。

构成如今伊西翁村定居点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垦殖点,代表着一种脆弱的努力,就是要在先祖的土地上重建一块犹太人的立锥之地,同时为耶路撒冷南部提供一个战略支撑点。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对于希伯仑的阿拉伯人而言,伊西翁村就是一个异族入侵数百年以来已经完全为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垦殖点努力挣扎求生存的经历,乃是犹太复国主义为返回巴勒斯坦而独创的组织基布兹的生动写照。

1928年,耶路撒冷的正统犹太人最早从一个阿拉伯酋长那里买下了这块土地。1929年希伯仑大屠杀,令其不得不放弃在那里定居的最初努力。一位来自雷霍沃特(Rehovot)的富有的柑橘种植者把它买了下来,又从附近几个阿拉伯村民那里收购了几块地,雇了40名工人干活,由此为果园种植奠定了基础。阿拉伯人于1936年又一次爆发起义,再一次结束了犹太人定居的历史。

为了防止这块土地再次落入阿拉伯人之手,犹太民族基金从大失所望的柑橘种植者那里接管过来。该基金会于1942年运用复杂的法律手段,规避了英国政府1939年禁止犹太人购买土地的限制,获得了附近一座德国修道院的土地,当时,英国人把那里的僧侣作为交战方的外国人加以拘禁。一年后,一个4月的夜晚,3名妇女和10名男子摸黑潜入修道院,宣布了所有权,伊西翁村定居点遂正式成立。

首批定居者都是正统犹太教徒,他们参加了波兰发起的一场宗教运动,致力于将严格奉守《托拉》规定的戒律和过集体生活两者相结合。其成员用在撒马利亚平整七年土地的繁重劳动,获取伊西翁村不宜居住的山梁的地契。那天晚上,几乎像阴谋家一样前来宣布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时,他们写道:“我们在欧洲的犹太同胞正经历着可怕的命运。我们要以我们的努力,为那些幸存的人建立一个避风港。”

这个预言被证明是准确的。两年后,60名瘦弱不堪的男女来到伊西翁村,与先前的定居者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无形的精神纽带将最初的先驱联系在一起,而将新来者联系在一起的则是有形的纽带,那是集中营文在他们身体上的深蓝色编号。19岁的捷克人阿吉瓦·列维(Akiva Levi),13岁时辍学,眼望着西里西亚一间死亡营的毒气室,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一头金发、极为漂亮的西坡拉·罗森菲尔德(Zipora Rosenfeld)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内塔尼尔·斯坦伯格(Netanel Steinberg)的记忆,仍然停留在被摧毁的华沙隔都的景象里。而对伊西翁的创始人之一伊扎克·便-西拉(Yitzhak Ben-Sira)而言,这些人的到来结束了他自己那段苦涩的朝圣之旅。战争结束后,便-西拉离开巴勒斯坦,到欧洲去寻找他的家人——12个幸存的兄弟姐妹。他只找到了五个。其中四人和他一起返回,在希伯仑的山丘上重建便-西拉家族。

新来者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在冬季,刺骨的寒风狂扫伊西翁村的山坡,有时又将它们裹挟在一片阴湿之中。到了夏天,刺眼的阳光烤干了地里的水分,将定居者堵在简陋的庇护所里。没有水。两年间,基布兹的成员在冬季忍受着干渴,靠修道院蓄水池里的水,浇灌枯萎的农作物。每亩地都要靠四头骡子帮助,用双手翻整土地,用许多复杂的石块垒成梯田,防止冬雨冲走表土层。不久,他们发现只有果树和葡萄是多石的土壤里唯一能够存活的农作物。

在开垦第一个果园时,定居者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按照其中一名成员起草的文本,为他们,也为幼苗宣誓。他们庄严地朗读:“我们,伊西翁村的定居者,现在发誓,我们不休息,也不知道享受安宁,直到我们让这些山岭摆脱贫困的耻辱,让果实和林木覆盖山岭……”

除大自然带来的难题之外,那将定居者团结在一起的正统信仰,也给他们增添了新的、特殊的难题。必须设计出一套复杂系统,以便在安息日即使没有人类的手工劳动,奶牛也能够产奶。杏树根与苹果枝嫁接更容易在他们贫瘠的土地上扎根,但是,由于圣经规定人们不得用外来树根嫁接,定居者还需要得到拉比的特别豁免,才能使用这种嫁接术。由于《托拉》严禁在果树成活前四年收获果实,定居者被迫寻找非农业的收入来源。在春夏两季,他们搬回到帐篷居住,把石头房屋租给急于想在乡村住上一段时间的耶路撒冷人。

尽管存在这些阻碍,定居者脚踏实地,开发着他们的基布兹。随着人数的增长,他们建立了三个卫星拓殖地:马索特(Massuot,“火炬”)、艾因·楚林(Ein Tsurim,“山泉”)和拉瓦丁(Ravadim)。这四个相互依存的定居点就称为伊西翁联盟。

1947年11月29日,分治投票结束后,巴勒斯坦其他地区的犹太同胞欣喜若狂、欢呼雀跃,而伊西翁村的定居者虽然也欢迎分治,但心情却十分复杂。他们付出艰苦劳动的基布兹,将不再是新的犹太国家的一部分,而是被划给了他们的阿拉伯邻居。

分治的决定标志着严冬的开始。阿拉伯人全然意识到这样的威胁:该定居点占据了他们的交通要道,他们确信——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犹太人在伊西翁村定居,既有军事的也有农业的原因,于是就不失时机地开始攻击它。在投票后的两周,一个开往垦殖点的车队在途中于伯利恒城外遭伏击,26名乘客被打死10名,所有车辆损失殆尽。从那天起,伊西翁村就一直处在围困当中。1月份,英国人将带小孩的妇女护送到耶路撒冷。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阿拉伯人一齐向垦殖点发起了攻击。他们鏖战一天,打退了敌人,但那天晚上在奈夫·奥瓦迪亚(Neve Ovadia),一位在基布兹的犹太会堂和公社中心服务的“上帝之家的工人”,在定居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一系列奇迹拯救了我们,但我们能坚持多久呢?我们只是阿拉伯人惊涛骇浪中的一座小岛。”

四天后,在奈夫·奥瓦迪亚用作临时太平间的石板地上,躺着35名残缺不全的哈加纳士兵的尸体,他们企图从耶路撒冷冲入该垦殖点。这是哈加纳在阿拉伯人手中遭受的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冬去春来,定居者和派来的帕尔马赫放下农具,在他们贫瘠的土地上修战壕,搭建简陋的石头碉堡和铁丝网。他们还修了一条简易跑道,这个孤悬在外的定居点成为哈加纳空军的首个受益者,那古老的亚兰语祈祷语——“从天而降的拯救”,已经成为空军的代号了。

虽然如此,定居者们的斯巴达式生活也自有其回报。随着春天的到来,田野变幻成一张由鲜花铺成、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毯。每天晚上,伊扎克·便-西拉和他劫后重逢的兄弟姐妹一起,徜徉在这片田野里,背包里塞满了猩红色的海葵、淡紫色的仙客来和金色的毛茛。普珥节到了,没有孩子们来为他们表演,定居者们就自导自演普珥节戏。那天晚上演完戏,在奈夫·奥瓦迪亚,他们站在一起,喝着酒,互道“Lechayim”——为生活干杯。对于这些定居者而言,这个敬酒词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意义重大。这一年的春天,伊西翁村迎来了首个收获的季节。

同一天晚上,10英里外,耶路撒冷的哈加纳军官们正为一个决定而纠结不已,这些定居者是否还有机会收获果园里初熟的果子,就将取决于这个决定。多弗·约瑟夫关于耶路撒冷将遭到围困的预感比它实际到来至少提前了24小时。摩西·拉什科斯车队熊熊燃烧的卡车残骸,并非耶路撒冷开始被围困的真正标志。第二天,就在伊西翁村的定居者准备过普珥节的时候,哈加纳设法调动了60辆车上路,却只遭到一些冷枪,阿拉伯人还在庆祝前天取得的胜利呢。

它们的到来让城里挤满了几乎所有耶路撒冷哈加纳用来确保道路畅通的卡车、装甲车。这也让该市的哈加纳指挥员们必须做出一个重要决定。他们要不要借此良机,拿这些车辆赌一把,付出一次巨大的努力,重新为伊西翁村提供补给?

沙提尔和他的作战计划长官捷克人以利亚胡·阿尔贝都反对这个想法。若给那个垦殖点运送需要维持三个月的物资,它们将重达200余吨,需动用65辆卡车、25辆装甲车。“车队还要算上30%—50%的损耗。”沙提尔预计。正如之前提议的那样,他敦促垦殖点在英国人保护下撤退,将其兵力集中到耶路撒冷。

然而,特拉维夫负责哈加纳作战行动的年轻考古学家驳回了沙提尔意见。伊果尔·雅丁认为,伊西翁村“是一座堡垒,可使耶路撒冷免遭来自南部的攻击”。他亲自下令沙提尔派车队去,他要这位司令官将物资装满整个车队,不留一点空余。他把那位摧毁塞米拉米斯旅馆的米夏尔·沙哈姆,派遣到耶路撒冷直接指挥这支车队。

成功将首先取决于一件事,那就是速度。“行动计划必须像瑞士手表一样精准,”阿尔贝警告,“如果不能踩准节点,阿拉伯人又会把路给封死。”起初,沙哈姆提出在垦殖点内待一个小时。沙提尔的情报官伊扎克·列维扎·列维(Yitzhak “Levitza” Levi),一个身强力壮、热情奔放的小伙子推翻了这个想法。他警告说,若是给阿拉伯人一个小时,他们就会动员几百人将石块倾泻到路面上。他不依不饶、毫不退让,硬是从沙哈姆那里把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给要了回来,最后大家同意,车队只在定居点停留15分钟。每五人一组,定居者沿着伊西翁村的道路排队等候,卡车司机停稳车辆之前就把物资从车上扔下去。在车队卸货的时候,四辆护送的装甲车在垦殖点后面的道路上巡逻,阻击阿拉伯人。

拿鸿·斯塔维两星期前“买下来的”施奈勒学校被改造成了车队的集结点。成吨的食品、药品、弹药、水泥,铁栅栏、铁丝网、燃料桶,匆匆堆放在学校操场上。帕尔马赫第六旅的100余名成员奉命保护车队。为使他们的火力胜过哈加纳以往用于保护公路的火力,沙提尔下令把最精良的武器调拨给他们:18挺机枪、两门迫击炮、77条现代步枪、45支冲锋枪、一辆街垒克星、一台起重机、四辆装甲巴士、40辆卡车和19辆装甲车——几乎所有耶路撒冷指挥官可以调动的车辆,将200吨的物资和136人的救援队伍火速送往伊西翁村。四个无线电通信设备分散在车队里面。车队指挥官米夏尔·沙哈姆还得到了一架哈加纳最珍贵的奥斯特单引擎飞机,这样他就可以从空中指挥车队了。

出发时间定在3月27日,周六,复活节上午6点,希望在安息日的罕见行动让阿拉伯人措手不及。整整一个晚上近似疯狂的行动,让施奈勒校园人声鼎沸。然而,对于耶路撒冷的哈加纳而言,组织一个远比以前更加重要的车队上路,这项任务也许太过繁重。6点钟了,还有十几辆卡车仍然等着装货。直到还有几分钟到8点,车队方才准备完毕出发。

看着那列长长的卡车,其引擎的噪声吵醒了半个耶路撒冷,阿尔贝觉得他们的赌注下得有点大了。他一把抓起地图,找到护送车队的指挥官,再次向他一一指出沿途最危险的地点,要他在卸货时务必特别小心巡逻警戒。他的手指滑向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在所罗门池对面,那里道路变窄,有一个弯道,两旁高墙林立。“就在这儿,”他说,“阿拉伯人会截住你。”

告别了热烈的掌声和焦急的人群,庞大的车队出了耶路撒冷城,驶向寂寞无声的群山。车队经过玛尔·伊利亚斯的希腊修道院、拉结墓,来到伯利恒,几个阿拉伯守卫看到车队,显然被它的气势吓坏了,纷纷逃离他们的路障。每驶过一英里,护卫舰的无线电装置就向耶路撒冷的哈加纳司令报告进展。所罗门池通过了,阿尔贝警告的危险弯道通过了。最后,在90分钟内,领头的卡车驶上伊西翁村的泥路,他们没有遭到一枪一弹射击。

看到这一景象,定居者们爆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正如他们所计划的那样,卡车司机在车辆尚未停稳时,就开始向地面丢下第一只包裹。在耶路撒冷,哈加纳的指挥官们兴高采烈。他们就要赌赢了。

车队出动未遭拦截,不等于未被发觉。从玛尔·伊利亚斯修道院的一个窗口,42岁的前警督卡末尔·伊雷卡特满意地看着卡车缓缓驶过。这位阿卜杜勒·卡德尔派驻耶路撒冷南部的中尉早就在等候这支车队了。他在沿途直到希伯仑都布置了人手,埋放了和他身后修道院里的地雷一样的爆炸物,正在恭候它的到来。伊雷卡特不想阻止车队进入伊西翁村。他想等它返回的时候实施攻击,那时它远离耶路撒冷,孤立无援。第一辆卡车还没有抵达伊西翁村的大门,伊雷卡特的信使就已经跑出了数英里外,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命令村民拿起武器。伊雷卡特自己则跳上摩托车,前往他选定的伏击点。他在路上看了看手表。9点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一个阿拉伯领袖的估计比沙提尔的情报员还要保守。在颠簸中驶向伊西翁村的伊雷卡特猜想,他需要花两个小时才能把他的伏击点变成一个致命的陷阱。

在耶路撒冷,沙提尔、阿尔贝和情报官列维扎,通过连接伊西翁村的无线电装置跟踪卸货行动的每一个步骤。15分钟到了,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车队准备离开。“米夏尔,米夏尔,”列维扎对着麦克风一个劲儿地催促,“求你了,快点!”

在伊西翁村,卸货完全按照计划进行。然而,有两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延误了车队离开。首先,沙哈姆的奥斯特单引擎飞机刚刚降落在伊西翁村,就收到来自特拉维夫的一道命令。哈加纳的一架飞机数天前在同一条跑道上坠毁。沙哈姆被告知,把它装上一辆卡车,带回耶路撒冷。

第二个难题是:唯一获准和车队一起离开定居点的基布兹成员,突然倔强地拒绝登上等候的卡车。六七个定居者想尽一切办法要让伊西翁村的这头叫“心利”(Zimri)的种公牛上车,把它转移到沙仑平原没有冷枪射击的牧场,但它就是不干。

就在60辆卡车和200人等着一头不情愿的公牛和一架破飞机的时候,伊雷卡特拿起武器的号召,以狂热的兴奋感传遍了希伯仑群山的每一个角落。穆安津登上一座又一座清真寺的宣礼塔,村庄的屋顶上方回荡着他们的召唤。在马背上、在吱吱作响的破车和崭新的美国车里,骑驴、步行,那赫林(Nahlin)、拜特·法嘉尔(Beit Fajar)、哈鲁尔(Hallul)、阿尔塔斯(Artas)、拜特·萨胡尔(Beit Sahur)和拜特·贾拉(Beit Jalla)的村民们蜂拥到公路上。为了拿到家里的步枪参加战斗、获取荣誉,父子之间还相互争夺。男人们带着火器,抓一把子弹装进裤子,就从石屋里冲了出来。根本不考虑食物、水或急救设施。没有人告诉他们去哪里,怎么去,去干什么。命令先是传到了年岁最大的人那里,或者跑得最快的人和嗓门最大的人那里。然后,他们来了,起先十几个,然后几十个、几百个,最后是几千个。在伯利恒和希伯仑,卡车鸣响喇叭,召唤着商店、咖啡馆和露天市场的男人们。他们愤怒地向天空开枪,飞奔到了公路上。

正是伊雷卡特部队的自由散漫,令他的周密计划大打折扣。当他赶到伏击点,发现已有几百人从半英里外将鹅卵石传递到公路上。他耸一耸肩,命令他的手下拿起地雷加入人群。如同癌细胞在大自然为它选择的地方生长一样,他将埋伏点设在他的乡村武士被本能吸引去的一条弯道上。

丹尼尔·贝克施泰因(Daniel Beckstein)在哈加纳的一架小型侦察机里俯瞰着这一地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见人们在山间排成数英里的队伍,拥向公路。他发疯似的警告耶路撒冷让车队赶快动起来,否则一切就太晚了。

大家怀着一种几乎无法抑制的紧张气氛围拢到沙提尔总部的无线电发报机旁。“我们全都要气炸了。”阿尔贝心想。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对着麦克风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你们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

伊西翁村的定居者还在和公牛心利以及哈加纳的飞机做斗争。英国人现在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行动迅速的阿拉伯人正设法上路拦截车队返回。在英国人毫不知情、未获许可的情况下哈加纳就派车队出城,令地区高级专员办公室愤怒不已,派了一名警察到犹太代办处严厉警告,让车队待在垦殖点,否则就后果自负。沙提尔迟疑了一下,决定继续行动。他不能考虑让这些他指挥作战需要的车队留在孤悬在外的伊西翁村。

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随着分分秒秒的流逝,围拢在沙提尔无线电发报机周围一言不发的人们愈发悲观起来。站在耶路撒冷司令旁边的阿尔贝认为“最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在道路上巡逻的四辆殿后的装甲车报告,现在阿拉伯人太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将他们赶回去了。

终于,伊西翁村通知车队准备好出发了。打头阵的是一辆侦察车,紧随其后的是街垒克星和一台起重机。距离100码之外的是第一组空载卡车,接着是四辆坐满帕尔马赫士兵的装甲巴士,再接下去是剩下的卡车。装甲车就像牧羊犬一样,在车队间穿梭往返,执行保护任务。其中一辆紧跟在装有伊西翁村种公牛的卡车后面。11点半了。车队在伊西翁村滞留了不是15分钟,而是两个小时,正好是伊雷卡特估计切断它返回耶路撒冷所需要的时间。

车队无线电报务员每分钟都和沙提尔的指挥部保持联系,通报进展。街垒克星穿过了阿拉伯人的第一个路障,开出一条通道,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路障。车队的紧张情绪稍有缓解。又有三个路障成功地被推到一边。前面第七个,也是车队遇到的最大一个路障。街垒克星不顾阿拉伯人不紧不慢的射击,上前推倒卵石路障。突然,一块岩石毫无预兆地滑落下来,砸向街垒克星。重型车辆颤抖一下,侧翻到路边沟里。受伤的乘员在驾驶室后部的缝隙里,看到整个车队,就像一条垂死的蛇被砍掉了脑袋,扭动着在200码后面停了下来。阿拉伯人一阵激烈的射击倾泻到停下的车辆,机枪的怒吼和轮胎爆炸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埋伏圈猛地合上了。

“你们在哪里?”耶路撒冷用无线电问车队。

“纳比·但以理(Nebi Daniel)。”答复说。听到这些,以利亚胡·阿尔贝一脸愁容,跌落到椅子里。纳比·但以理是一间阿拉伯老房子的名字。位于所罗门池对面的山坡旁边,正是四小时前阿尔贝在车队指挥官地图上标明的那个地方。

又有一阵齐射的枪声响了起来,那是在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耶路撒冷以南另一处丘陵,距离伊西翁村车队遭到埋伏的地方只有几英里。然而,这阵齐射是欢乐心情的爆发,欢迎800位邻近社区的居民到艾尔·马里哈(Al Maliha)这座小小的阿拉伯村庄来做客。身着凯斯(Keis)部落传统的红色天鹅绒长袍,艾尔·马里哈族长15岁的女儿艾丽娅·达尔维什(Alia Darwish)听到这枪声不由得兴奋起来。这标志着她的童年就要结束。这些邻居都是为了她而来的。他们排着嘈杂的、快乐的队伍,将她带回到他们的村庄,那里有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一个英俊的、黑眼睛的名叫穆罕默德·穆萨·萨哈兰(Mohammed Moussa Zaharan)的石匠在等待着她。这个3月份的星期六是艾丽娅·达尔维什结婚大喜的日子。

艾丽娅·达尔维什跨坐在一匹用黄金装饰鞍辔的马背上。她的父亲把一柄长剑交到她的双手上,隔着遮住脸庞的白色面纱,她用剑刃触摸一下嘴唇和额头。她不可掀开脸上的面纱,那是要在婚礼上由她的丈夫用这把剑划开的,象征性地表示对她的拥有。

刺耳的无调性的笛子和充满活力的卡卡贝(kakabeh),一种吉他,为传统的婚礼颂歌伴奏,迎亲队伍蜿蜒走出艾尔·马里哈村,新娘走在头里。新娘后面是村里的妇女,穿着刺绣的天鹅绒和绸缎长袍,头饰上的硬币叮当作响,跳着一种叫扎费赫(zafeh)的婚礼舞蹈。

这一小群人带着艾丽娅·达尔维什紧挨着岩壁向艾尔·马里哈村对面的深谷走去。杏树覆盖的山坡上,布满张开大嘴似的白色洞穴,这些几十年的采石场,构成了村里财富和名声的主要来源。一代又一代村民像艾丽娅的未婚夫那样在这些采石场里工作,这些石匠的娴熟的双手在整个中东都是一个传奇。从耶路撒冷到巴格达,没有哪一座城市不会炫耀,至少有一间房子精细的、轮廓分明的白色石头就是来自那里的采石场的。

多年来,这座村庄的村民们和他们的犹太邻居吉瓦特·扫罗(Givat Shaul)、末萨(Motza)和蒙特费奥里关系融洽。他们相互参加对方的节日,一起跳舞、唱歌,喝上几杯咖啡和阿拉克(arak)酒。即使在1948年这个陷入困境的春天,现在成了艾丽娅·达尔维什新家的这座位于耶路撒冷城门附近的村庄,也仍然是一片奇特的平静绿洲。她的新邻居以沉默坚毅的决心,一直不让穆夫提入驻他们和平的村庄,这座村庄以其建立者、一个望族代尔·亚辛(Deir Yassin)命名。

为伊西翁村定居点运送补给的车队要冲破返回耶路撒冷道路上面的路障,看来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阿拉伯人冲到了距离被困车辆不足300码处,车厢驾驶室里的司机都听得见他们相互之间打招呼。

为避免造成全军覆没的灾难,车队指挥官下令每辆可以开动的车立即返回定居点。对于部分车辆而言已经太晚了。只有载着35人的五辆装甲车、五辆卡车突出了重围。其中一辆就是载着心利,那头因倔强而延误出发时间的种公牛的卡车。

对于落在伊雷卡特埋伏圈里的180个男男女女,唯一自救的希望就是以其名字命名的伏击点、那间被遗弃的阿拉伯房子的厚墙。还能够开动的卡车向纳比·但以理靠拢,将其深深围在两圈车队里面,就像运货马车列队抵御印第安人的袭击一样。

门被炸开。人们冲进去堵住窗户,在屋顶上架上四挺机枪。还能挪窝的装甲车在沿线遭到打击的卡车间一英寸一英寸移动,搭救车内人员,将他们带进那幢被围困的建筑里面。

谁也够不着被困在街垒克星里面的那些人。整个下午车内人员打退了稳扎稳打的阿拉伯人,有些还挂了花。六个小时后,他们的弹药耗尽了,精疲力竭,躺在地板上。太阳落山时,一对莫洛托夫燃烧弹扔向车厢。指挥官祖鲁巴维尔·霍洛维茨(Zerubavel Horowitz)告诉他的手下,他们可以用任何办法突围到安全地带。他将和伤员待在一起。其他人一个接一个跳了出来。最后一个离开的雅科夫·艾(Yaacov Ai)在穿过车门的时候,他最后看见霍洛维茨站在伤员中间,就像“一名沉船的船长拒绝抛弃他无奈的乘客”。几秒钟后,燃烧的车辆爆炸了。

熬过了下午,被困在纳比·但以理房子里的男男女女传出来的消息越来越绝望。沙提尔请求特拉维夫出动哈加纳空军“轰炸”阿拉伯人的驻地。哈加纳尽其所能提供最好的飞机:一架奥斯特单引擎飞机和一架虎蛾教练机,伍兹·纳尔西斯(Uzi Narciss)和阿摩司·科列夫(Amos Chorev)从飞机舷窗往下扔塞满炸药的、一头安装有螺旋桨的长铁管,希望在撞击地面时会爆炸。

有关这场灾难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耶路撒冷犹太人,给整个社区蒙上了一层阴影。定居点的成员几乎都有朋友或亲戚住在这座遭围困的城市里。在伯哈基琳(Beth Hakerem),一个在俄罗斯出生的石匠便雅悯·戈兰尼(Benjamin Golani),转动无线电报话机的转盘,拦截他在老城被围困的哈加纳无线电操作员的儿子的声音。他发现,那天下午的声音不是他儿子的,但几乎一样熟悉。那是女婿摩西的声音,前一天晚上,戈兰尼把他的一把左轮手枪托付给他,那是一把漂亮的帕拉布鲁姆(Parabellum)手枪。从摩西在一辆陷入重围的装甲车里讲的话,戈兰尼了解到他中了阿拉伯人的埋伏,地方距离他的起居室不到10英里。

耶路撒冷哈加纳实际上已经把几乎所有机动部队投入了遭围困的车队。城里已经没有预备队能够解救遭到围困的男男女女了。要救出陷入纳比·但以理的180人和价值连城的车辆,只有一种办法。沙提尔不得不求助于英国人。

对他的第一次请求,他们的反应并不热烈。因为地区高级专员詹姆斯·波洛克(James Pollock)发现,巴勒斯坦警方“并不乐于施以援手”。当波洛克下令,要他们出去了解情况时,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抗命不遵了。他们回答说,哈加纳违反英国人的命令调动车队,又不听英国人劝告离开伊西翁村。现在,他们只是在为他们“刚愎自用”的后果付出代价而已。

巴勒斯坦大拉比、都柏林出生的以撒·赫尔佐格(Isaac Herzog)不顾神圣的安息日的规定,拿起电话亲自向高级专员阿兰·康宁汉爵士过问此事。他的儿子维维安,皇家卫队前军官,从一间办公室跑到另一间,恳求英国士兵把他的同胞从大屠杀中拯救出来,他说他们的制服他也曾经穿过。

英军司令戈登·麦克米兰爵士,以及他的耶路撒冷副官英国陆军准将C.P.琼斯,那个周末在雅典参加一个地区性会议。留下来负责工作的官员是萨福克军团中校乔治·W.哈珀(George W. Harper),他曾多次对哈加纳伸出援手。但是今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他因解救违反规定的车队而让英国士兵丧命,麦克米兰回来后,他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另一方面,如果在纳比·但以理的男男女女被斩尽杀绝,而英国人却不施以援手,那么他付出的代价也将是沉重的。

哈珀派出一个小队前往希伯仑,碰上了阿拉伯人的地雷。随着夜幕降临,他觉得不能再继续冒险,下令小队撤回。被围的犹太人必须像白天一样对付这个夜晚。

纳比·但以理建筑群的情况急剧恶化。伤员乱躺在地板上。从卡车上抢下来的真正的唯一的医疗用品吗啡几乎耗尽。耶胡达·拉什(Yehuda Lash)看着一个垂死的人紧贴着一个女孩,抱着她的身体,“试图抓住她的体温,仿佛那就是生命本身似的”。他死了之后,拉什听到那个女孩低声说:“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所有事情了。”

外面,阿拉伯人的队伍有增无减。在黑暗的掩护下,他们蹑手蹑脚地、坚定不移地接近围成一圈保护房子的卡车。伊雷卡特看见一名从伯利恒来的男子纵身跳上一辆装甲车,将一颗莫洛托夫燃烧弹投了进去。他被自己的炸弹炸到,跌落到沟里,死了。午夜刚过,伊雷卡特的人在希伯仑的谢赫·哈穆德(Sheikh Hamoud)带领下,企图携带一颗巨型的地雷冲进房子。在他们距离成功不到70码的地方,犹太人发现了他们,用手榴弹将其赶走。阿拉伯人停止了袭击。然而,整个晚上,被困在房子里的人可以听见他们在那圈装甲车外面说话,等待黎明到来一举吞没纳比·但以理。

如同春天的阳光一样明媚而清新,欢乐的声浪卷过耶路撒冷的屋顶,瞬间掩去了犹底亚丘陵回荡的枪声。和几个世纪以来一样,耶路撒冷教堂的钟声再一次宣告,耶稣基督从亚利马太的约瑟墓复活的奇迹。

基督献祭的象征性应许,和那天早上耶路撒冷残酷的人类现实之间的天壤之别,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天的庄严仪式。在一只巨大的银色十字架引导下,拉丁礼宗主教率领着由执事和名流组成的传统的游行队伍,穿过圣墓大堂阴暗的走廊,行进到基督之墓大理石覆盖的石室。身材高大、形象尊贵的地区高级专员詹姆斯·波洛克走在外交使团的前面,心里明白,这是英国人最后一次举行这个仪式了。在这位地区高级专员的口袋里揣着一份电报,它再一次呼吁联合国向该市派遣国际警察部队。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社区,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首领们,共同将这份电报呈交波洛克。他不无讽刺地想到,这些令人敬畏的领袖达成一致意见,这可是历史上头一回。

游行队伍停在坟墓面前。宗主教深鞠一躬,然后郑重地宣布:“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他身后的一队人群应道,“哈利路亚,愿和平赐予全人类。”又一个复活节的星期天上午来到了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的大门口,毫无和平可言。此刻,从纳比·但以理的房子传到城里的消息使气氛紧张,令人压抑,被围困人们耗尽的无线电电池似乎成了他们境遇的晴雨表。因饥饿而精疲力竭、头昏眼花,饱受热浪和烟雾的折磨,守卫者从一个枪眼跑到另一个枪眼,不时被躺在地板上的死者和垂死的人绊倒。

外面阿拉伯人的攻击愈发激烈。他们也已经24小时没有进食了。战斗打响后,有些人就没有喝上水,就用帽子浸在干涸的井里,让它们受潮,然后吮吸里面的水分,以缓解他们的干渴。但是,他们对胜利的期许成了他们的动力。快到10点钟时,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数百人开始向这间房子推进。与此同时,守卫者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英国第二批救援队伍还没有到达现场就中途停了下来。

哈珀上校当时停下来是和阿拉伯人谈判犹太人投降的事宜。阿拉伯人要价甚高。与在开罗的穆夫提通过无线电交谈以后,伊雷卡特要求这幢建筑里的每一个人都作为战俘移交给他们。英国人拒绝了。最后伊雷卡特和英国人达成了一些犹太代办处可能被迫接受的条款。沙提尔低估了派车队出城到伊西翁村去的风险。为了拯救被困在纳比·但以理的男男女女,这位耶路撒冷的指挥官不得不放弃他所指挥的价值连城的车辆和所有他从仓库里精挑细选的武器。

哈珀上校再次下令队伍前进,14辆半履带车和五辆卡车,在一辆装甲车引导下前进。在它的背后,是一排运送死者和伤者的红十字会救护车。

在纳比·但以理,交火仍在继续。随着队伍驶过一条弯道,红十字会的雅克·德·莱尼耶(Jacquel de Reynier)突然看见了“一间兀立在地狱里的小房子”。在向它驶去的路上,他注意到“一辆散架的、熏黑的车辆和几具烧焦的尸体,他们的头颅和性具被故意切割下来”。

很快就到了终点。哈珀上校说明了投降条件,给哈加纳的指挥员三分钟集合他的人。阿拉伯人冲下山坡,欣赏这番美景。在屋子里,有人拿斧子砸毁无线电,将机枪枪栓丢入井里。然后,在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油污满面、烟熏火燎,第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出了门。

其余的人很快鱼贯而出,把武器扔在哈珀脚下,堆成了一堆。阿拉伯人在山坡上,看着越堆越高的武器发出一片不耐烦的吵闹声。当最后的13位死者、40位伤员被抬出屋子后,哈珀转向伊雷卡特。

“全都交给你了。”他说。

不到一个小时,幸存者的车队到达耶路撒冷。看到大家从人行道上惊讶地盯着他们的脸,第一辆卡车上的人唱起歌来。在他们身后的其他人也加入合唱,歌声回荡在街道。他们回来了,从哈加纳在阿拉伯人手中遭受了最惨痛的失败中回来了,但是面对忧心忡忡的耶路撒冷公民,他们决定唱《希望》。

其他人的歌声在伊西翁村荒凉的山丘里面回荡。定居者们站在岩石山梁上,默默地看着经过眼前的景象。卡末尔·伊雷卡特的武士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兴高采烈地坐上这浩浩荡荡余下的车辆到希伯仑去,挥舞着缴获的武器,他们将很快用这些武器来击破垦殖点。

那天深夜,一个浑身颤抖着的年轻人来到便雅悯·戈兰尼的家里。他就是戈兰尼的女婿摩西,36小时前,戈兰尼曾经把珍贵的帕拉布鲁姆手枪托付给他。摩西悲愤地说,枪弄丢了,但阿拉伯人不能用它对付伊西翁村的定居者。他庄重地把手伸进口袋,递给他的岳父一块金属。那是他的帕拉布鲁姆手枪的撞针。

* * *

两个巴勒斯坦最郁闷的年轻人惆怅地坐在大卫·本-古里安面前。伊果尔·雅丁,是他命令耶路撒冷指挥官把一切的物资装车驶往纳比·但以理,还有米夏尔·沙哈姆,是他直接指挥车队,他们前来和这位犹太领袖一起评估此次灾难的后果。对于雅丁而言,车队的损失将永远是“我们斗争的最黑暗时刻”。

只要他们看一看1948年3月的最后几天,这个尚未诞生的犹太国家的领导人们确实有理由感到绝望。阿拉伯人赢得了公路上的战斗。与巴勒斯坦犹太人孤悬在外的定居点的交通,不是被切断,就是需要付出巨大牺牲方能勉强维持。整个巴勒斯坦北部面临法乌兹·艾尔·考克基解放军难以测度的威胁。在国际上,由于阿拉伯人的抵抗,已经没有可能和平实现分治计划,11月有利于推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公共舆论大潮消退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外交盟友美国,对他们实行有害无益的武器禁运,还提出了托管建议。

当然,在画面中也有一些亮点。犹太人拥有的土地一点也没有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三年前,本-古里安和哈伊姆·斯拉文尼就预见需要开办的本地军火工厂,已经陆续投产。在欧洲,以户·阿弗里尔和他的同事购买武器的活动大获成功。然而,迄今尚无一批武器运抵巴勒斯坦。

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哈加纳几乎还在每一个地方严防死守,使他们遭受打击的,不是本-古里安最害怕的敌人——阿拉伯人的正规军队,而是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的游击队。这个阿拉伯酋长差不多就要实现其绞杀耶路撒冷的誓言了。自从在纳比·但以理丢失殆尽的车队悄悄开进耶路撒冷之外,再没有一辆犹太人的交通工具能够通过巴伯·艾尔·瓦德。一支小车队全军覆没。另外两支更大一些的车队被阿拉伯人打了回去。由于道路上层层设卡,占巴勒斯坦全境六分之一犹太人口的定居点如今成了孤岛,遭受着饥饿的威胁。显然,当前的局面对于犹太人极为不利,如不加以扭转,巴勒斯坦犹太人将要面临一场灾难。

在大卫·本-古里安看来,耶路撒冷是其他一切成败的基础。车队在纳比·但以理的失败、阿卜杜勒·卡德尔在巴伯·艾尔·瓦德成功封锁公路,给该城造成的困境是不能忽视的。“高级专员,”本-古里安告诉他的来客,“给过我们庄严承诺,要保持道路畅通,但他没有恪守诺言。现在轮到我们来打通它了。”

雅丁向本-古里安提出了一套方案,即使以哈加纳所习惯的标准而言,也是大胆而充满想象力的。它号召动用400人,数量远远超过哈加纳在任何一次行动中所雇用的人。

本-古里安发怒了。“你是什么意思,才400人吗?”他冲着雅丁吼叫着,“那就什么也打通不了。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他告诉这位年轻的作战计划长官,“就算你不懂,阿拉伯人也懂。他们懂得,如果他们能占领耶路撒冷,将十万犹太人置于他们的魔掌之下,我们就全完了,这个国家甚至还没有诞生就已经灭亡了。靠400人的小动作我们是不能拯救耶路撒冷的。”

他命令雅丁:立刻把哈加纳所有地区指挥官全部集中到特拉维夫来。他们将在一起制订一套恰当的拯救耶路撒冷的计划。

雅丁和沙哈姆离开后,本-古里安走到他的办公桌旁,起草了一封短信给那位忠诚的维也纳人,四个月前他下令要他去欧洲购买军火。如果什么时候巴勒斯坦犹太人需要武器,那么就是现在,他对以户·阿弗里尔言辞激烈,毫不留情的话很快就通过发报机“苏撒拿”(Shoshanna)传到欧洲。

“你把武器撂在布拉格,拯救不了耶路撒冷,”本-古里安说,“不管用什么办法,要把它们弄到巴勒斯坦来。”